梁振英本說穩中求變。但第一份施政報告卻只見不到甚麼變得痕跡，幾乎是曾規梁隨。作為一個認受性不足的弱勢政府，它不敢向既得利益者開刀。面對基層的訴求如全民退休保障、低收入補貼和標準工時，梁振英沒有接納，但也不敢明言不搞，將責任全推到委員會身上。以上幾項訴求都是重要變革，始終要尋求資本家支持的梁振英又怎會輕易推動。
PW與再培訓局
民間眾多的訴求中，有一個訴求其實是相對易滿足的，但施政報告仍是採拖字訣。這個訴求是社會福利活動工作員（PW）常規化。PW本有三千人，是數年前政府為青年提供的臨時職位。這些職位本在2011年就結束。但在社福界工友極力爭取下，曾蔭權政府兩度將這些職位延長一年。到現時還有約二千六百名PW在職。梁振英又像曾蔭權一樣，在施政報告中承諾將這些職位延長十二個月，這項承諾將令政府多用二億七千萬元。二億七千萬，對政府來說是一筆很小的數目。當然，如果將這些職位全都轉成常規職位，每年的開支將不只此數。但就算當開支是來年的兩倍，其實也絕對是政府的負擔範圍內。
施政報告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外傭徵費。這筆費在曾蔭權時代已豁免收取多年。因此弱勢政府順勢將其取消是大家早已預料得到。要留意的是外傭徵費是用作再培訓局的開支。取消了這筆費用即是再培訓局每年少了十五億的收入。梁振英於是責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再培訓局的長期財務安排，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建議。和PW一樣，區區十多億政府絕對付得起，為何不直接注資或行常撥款予再培訓局，要勞煩張建宗想一個新的安排出來呢。
理財保守釀困局
PW未能常規化，再培訓局未來的開支不以稅收支持，這兩個例子其實都說明了政府財政政策有多保守。誠如葉健民教授早前所言，多年來的官僚系統已有自己的做事方法，並不會因為換了特首就那麼容易有所改變。之前資深政策研究員方約恒先生出席左翼21的「稅制正義，關你乜事？社會再分配與社會保障」討論會時指出，政府的官僚體系有一條金科玉律，就是經常性開支的增長不能夠超過香港經濟的趨勢增長。因此，即使政府連年有龐大盈餘，它也只選擇做一次性的派糖措施，而不會增加經常性開支。長者生活津貼那額外62億經常性開支，大概已是當下財稅制度的局限。難以爭取太多民心的PW常規化、以稅收支持再培訓局等政策，則不在被考慮之列。
這或許也解釋為何梁振英會說「要解決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問題，必須有持續的經濟增長」。因為在所謂「審慎」理財的原則下，要增加經常性開支去解決/舒緩民生問題的前提是要有足夠的經濟增長。當然，站在基層的角度看，這種財政制度是本末倒置的。因為政府的財政制度根本不是以滿足民生需要為大前提。當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重申《基本法》第107和第108條的「量入為出」和「低稅制」的原則以利營商時，我們就知道政府的財政制度根本是為大商家服務。
當下稅制嚴重不公
在極右的香港，主張完善福利制度者常被指責若福利制度真的搞得好，香港就會像希臘那樣破產。我想沒有任何站在政經光譜左邊的人會樂於見到政府負債纍纍，最後被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劫持。無可否認的是，以現時的稅制，政府的收入必然甚受外圍波動影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討論政府支出之餘也不得不討論錢從何來的問題。
除了要滿足民生需要外，財稅制度亦應體現公義。但現在香港的制度卻完全做不到。16.5%的利得稅是避稅天堂以外世界最低之一，而且沒有累進成份。收入以億計的打工皇帝跟一位當樓奴的專業人士一樣交15%的標準稅率。富豪的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股息、股票與房地產市場的資產增值又不用繳稅。當然，還有那些最後必然轉嫁到樓價、租金以至是平日消費的賣地收入。賣地收入更只是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之用，不會靠政府的財富再分配而回到普羅大眾手中，稅制不公顯而易見。
累進利得稅、大額股息稅、遺產稅、打工皇帝稅、資本增值稅、衍生工具印花稅等全都是政府開源和體現財稅正義的退方。但梁振英既已重申簡單稅低和低稅制原則，改革自然無從談起。諷刺的是，梁振英說政府要適度有為，但不改革財稅制度，它就少了一項極有效的工具，有為政府又從何談起？
安居樂業安老全是奢望
香港的不義財稅制度由來已久，要改革它當然不是易事。唐英年任財政司司長時曾展開過稅制改革諮詢，但因為他的算盤是要搞累退性質的銷售稅，令到整個討論都搞錯方向。在全球強權大印銀紙之際，或許短期內政府仍然不用面對財赤。但正如上文所說，我們的財稅制度必定要照顧基本的民生需要。社聯剛告訴我們香港有三分一長者是貧困長者。我們的安老支援嚴重不足，等候入住院舍的時間已增至三年，連相對簡單的送飯服務也要輪候大半年。我們的政府對得起這些創造香港財富的上一代嗎？彈性勞動愈來愈流行，打工仔女失業的機會比昔日高。但香港又沒有失業援助，只在積蓄差不多花光時才有審查制度極嚴苛的綜援作最後的安全網。再加上長久以來的地產霸權，在香港要安居樂業安老根本是少數人的專利。
醫療安老續「卸膊」
現在梁振英不但沒有打算認真舒緩以上問題，他甚至準備在醫療和安老政策中跟隨曾蔭權的路線使計將大家推向市場。醫療是搞自願醫保；安老政策就是推出服務券。推我們向市場的原因很清楚。因為人口老化而財稅制度不變，如不盡快將市民推向市場，到時政府承受不了愈來愈多的需要，必定出事。但當政府逃避責任同時將我們推向利潤至上，不以民生需要為主導的市場時，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到時我們花龐大的積蓄去光顧私人診所/私家醫院，但得到的可能是將貨就價的服務。而私人安老服務可能出現的問題，在主流媒體已時有所聞。到時市場佔醫療和安老的比例愈來愈高，出嚴重問題時要誰去負責？
改革財稅制度不但是挑戰統治階級自詡為香港所謂「成功」之道的金科玉律，更會動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梁振英不會有心去處理這個問題。就算它有心，弱勢政府也推動不了這方面的改革。如果民間不嘗試去做，那若干年後，即使我們保衛得住公民自由，經濟不平等只會進一步擴大，而且我們的生活質素將會比現在更不堪。
作者是左翼21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