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聯頻道】基層多變組合櫃 + 櫈@ 眾設社區：青年設計師基層社區協作計劃 (4/4)

社聯獲花旗集團基金（Citi Foundation）贊助於2018年進行「眾設社區：青年設計師基層社區協作計劃」（計劃），為超過120位大專學生進行社區設計培訓。其中40位參與同學於2018年6月至10月擔任青年設計師，在設計導師及社福機構帶領下與基層家庭協作，最終為32個來自葵青、深水埗、屯門及灣仔居於劏房及寮屋的基層家庭共同設計與製作傢具，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另外，他們與深水埗及土瓜灣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設計及製作了兩輛流動服務車，未來可於社區中不同地點特別為長者及婦女提供服務。

社聯於2018年12月假觀塘海濱花園舉行「理·地·想 - 基層生活空間協作展」活動，聯同社福機構、青年及專業設計師，與近百位基層街坊歡渡聖誕。其中一個展出的傢具是基層多變組合櫃及櫈，它由5個大小差不多組件組成，包括：雜物櫃、衣櫃、鞋櫃及掛衫衣架，容易安裝拆卸，方便經常需要搬屋的劏房街坊。

青年設計師陳淑婷表示：「在我們家訪的時候，了解到他們只想要一些簡單的傢具，例如：只需要一個衣櫃或雜物櫃，我們真的想像不到基層街坊原來連一些基本傢具都沒有。」與家庭商討後，設計師決定善用空置走廊的空間，製造組合櫃給他們使用。基層街坊十分喜歡這組非常實用的傢具，並表示終於有件傢具可以掛起衣服及放鞋了。陳淑婷又指，這個組合櫃有不同的組裝方式，符合不同劏房環境的實際需要。

（獨媒特約報導）粵港澳三地政府今早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宣講會在南區海洋公園萬豪酒店舉行，社民連到場抗議。港鐵主席馬時亨乘坐港鐵到達海洋公園站，狹路相逢遇上社民連成員，港鐵職員隨即分隔他們，機動部隊更從酒店跑到現場增援，阻撓社民連狙擊馬時亨。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批評，馬時亨已表明不用保護，但警察卻像知客般獻媚，「你係香港人俾錢請嫁，你私人保安公司呀依加？」長毛更即場點數，斥竟有近50名警員在場包圍手無寸鐵的示威人士。

警方之後再加多一層鐵馬，阻隔社民連成員

梁國雄斥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賣港求榮，今日的海洋公園已淪為大灣區，「依加提前實行大灣區，《有線新聞》不用中國組啦。」長毛重申，大灣區是官商勾結和勞民傷財，「香港人慘被規劃」。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炮轟林鄭月娥是妹仔，只為逢迎中共高層，「高官賣港，港人賣單」。他指香港是司法早已遭到人大控制，如多次釋法及DQ議員等；大灣區更早已是分拆上市，如興建高鐵和蓮塘口岸，及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皆為出賣港人利益，向權貴靠攏。

梁國雄最後強調，大灣區是把廣州及深圳跟香港平起平坐，「林鄭月娥對全香港人講大話」。長毛舉例說，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便是為內地服務，喚林鄭月娥不要再拿香港人的錢做宦官的賄賂。「根本香港公屋及醫院不足的問題，其實都可以解決。」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梁天琦今日供稱，當時在警方防線前只想留在原地，反省後認為衝上前是魯莽；被問及既然認為是「送死」，為何仍要衝上前，梁則表示：「我自己都唔知道。」但梁指當時亦沒有想過叫群眾離開現場。梁認同他的處境就如《飛砂風中轉》歌詞「人在風暴中／無奈的打轉／如像風砂／倦也須兜轉」所說般無奈。

反省後認為衝前是魯莽 不知為何自己「送死」

首被告梁天琦今接受盤問。代表第二被告的大律師姚本成向梁展示本土民主前線於2016年2月8日發佈的Facebook帖子，寫有「本土特色」、「勇武悍衛」。梁稱，於2月8日晚上7時睡醒後才看到此帖。梁又表示，「本土特色」是指農曆年間小販可擺賣此不成文、香港獨有的文化，「勇武悍衛」則代表「勇敢」和「威武不屈服於不公義的事」。梁強調，「勇武」是當時本民前及其他組織常用的字，但是絕對不等如「暴力」。

梁供稱，當晚到達旺角砵蘭街時便看到的士被圍困，同時見到食環署職員正離開。的士離開後，梁目睹很多小販擺賣，大量市民亦排隊買小食，感到小販被容許擺賣。

警方於11時47分搬出白色高台時，梁聽到警方喝叫市民離開，但是並沒有解釋用意。梁稱，此前沒有任何警察接觸過他或其他本民前成員，向他們表示要實施人流管制或要處理小販。

至2月9日凌晨1時17分，公眾聯絡警長鍾文翰曾跟本民前另一成員黃台仰談判。梁稱，鍾沒有接觸過他，黃亦沒有將談判內容告知他。

梁又稱，沒有打算衝向警方防線，因目睹對方配備增加，看到旁邊的人手持自製膠盾牌也只是螳臂擋車。

他表示，當時打算等待警方向示威者一方推進，如果堅持不到站在原地便會走。姚問梁，黃提議「數三聲，衝」，從來沒有得到在場者的同意，問梁既然認為衝上前是「送死」，為何仍要做這些事。梁則表示：「我自己都唔知道。」但他強調沒有蓄意使用武力，也沒有意圖破壞社會安寧。他表示，如今反省，認為「三、二、一、去」後便衝前是魯莽，使用武力亦是不對。被姚問及有否想過叫群眾離開現場，梁表示，當晚沒有想過。

梁指，本民前沒有成員名冊，義工數目亦很浮動。他稱案發前並不認識李諾文，當晚亦沒有留意過李的行為。

梁天琦認同如風暴中的風砂般無奈

代表第三被告林傲軒的大律師王國豪問梁，在案發前是否認識林。梁表示沒有，並確認林不是本民前成員或義工。

王問梁，為何要在手無寸鐵下犧牲自己的血肉之軀。梁表示，事情從選舉遊行演變成「三、二、一、去」，是在沒有怎樣思考過之下發生，當時沒有其他選擇。

代表第四被告容偉業的大律師郭憬憲問梁，是否可以林振強所寫的《飛砂風中轉》歌詞「人在風暴中／無奈的打轉／如像風砂／倦也須兜轉」來形容他的處境。梁認同，並指這詞句表達了無奈的意思。

控方代表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問梁，知否上述詞句的出處。梁表示不知道。郭指，這是出自電影《我在黑社會的日子》。

記者：黎彩燕

（獨媒特約報導）保安局擬修訂《逃犯條例》，容許將逃犯引渡至內地、台灣等地受審。台灣政黨時代力量今日召開記者會，憂慮修例威脅在港台人的人身安全，並反對港府借修例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份。

是次修例起因是港人陳同佳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潘曉穎，事後逃回香港，但因兩地沒有引渡協議，未能送陳回台受審。由於謀殺事件於台灣發生，香港警方無法控以謀殺罪，只能控告陳洗黑錢罪和盜竊罪。

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徐永明指，修例令每年200多萬到香港旅遊、經商、求學的台灣民眾或變成「李明哲第二」，日後將會因為在台灣發表的言論，在身處香港時被引渡到中國受審。徐永明憂慮此舉造成寒蟬效應，不只影響香港的民主，也影響台灣的民主。

保安局稱引渡不適用於政治案件，但時代力量陳惠敏指，艾未未於2010年因涉嫌逃稅被關押、桂民海因交通事故被捕、以及林榮基因違法售賣書籍被捕，反映中國政府可以隨便羅織與政治無關的罪名。她指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就能輕易將犯人送到中國處理。

陳惠敏指，在李明哲事件發生後，時代力量曾問陸委會在中國被囚的台灣人情況，但陸委會稱只知道人數，不知道他們被關在何處、有何待遇，「這樣司法高度不透明的國家，我們竟然假裝跟他以法論法，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促台灣政府、政黨表態

此外，保安局提出的修例文件中，指台灣屬「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徐永明指修例的前提是「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時代力量的立場是不接受，要求台灣政府及政黨積極表態反對。徐永明促依照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建議，只處理與台灣的引渡安排，而非與中國一併處理。

徐又指，擔心潘曉穎案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屬被利用達到政治目的，要求港府不要讓政治干擾案件。

法務部：平等為原則 陸委會：絕不接受損主權

台灣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檢察官劉怡君指，香港與台灣向來在對等、尊重、互惠原則下處理司法互助事務，法務部不會接受不對等的請求，會以退回處理。徐永明追問法務部是否接受損害台灣主權的修例，劉怡君指修例尚在建議階段，未有明朗草案，現時沒法作具體回應。

陸委會專委黃廷輝則表明，絕對不會接受以傷害中華民國主權為目的的作為，亦不接受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的引渡安排，希望港府妥善處理。

對於是否會撤回引渡要求，劉怡君指無所謂撤回或不撤回，他們要求的是在對等的原則下協商。

獨媒記者是現場僅有的三名香港記者，另兩名來自《無綫電視》及《線報》。記者進出台灣立法院的採訪安排十分便捷，進入立法院只需向警衛出示記者證便獲放行，登上樓梯一層便是記者室。無需查身份證、掛訪客牌，亦不需要待職員開門，不用走迂迴曲折的路便到達。

記者：彭婉兒

（獨媒特約報導）粵港澳三地政府早上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除了社民連到達會場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抗議，有投資大灣區物業遭受損失的苦主亦在會場外抗議，要求香港政府介入，及呼籲港人，「在內地買樓時，要小心，好小心，非常小心。」

近三十人到場抗議，他們帶上太陽眼鏡及口罩，看似神秘，但原來他們投資位於廣東省江門市的光博匯，因為物業爛尾未能收樓及不獲簽發內地房產證。他們聲稱共損失高達過億元，每人則損失近50萬元。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大灣區由兩個特別行政區即香港和澳門，及九個內地城市即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和肇慶組成，一眾苦主的爛尾樓正是位於大灣區的江門巿。

他們對獨媒透露，在獲悉三地政府在今早舉行宣講會後，便計劃前來抗議，但即遭到內地公安跟蹤及喚他們「不要壞了大事」，日前更有公安多次致電他們，「再搞就知道厲害」。他們質疑，發展商把賣家的個人資料交給內地多個部門，慨嘆官商勾結，「真的不要在大陸買樓，俾人呃哂啲錢，死咗都無人知。」

翻查資料，位於江門市的光博匯，屬於綜合式物業項目，不但有店舖和住宅，更建有會展中心、購物娛樂商場、寫字樓和酒店公寓等，發展商稱要打造成「全球最大綠色燈飾交易展覽中心」。光博匯更是「國家、省、巿三級政府重點扶持」，總投資額高達40億元。項目由由江門泰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投資開發，屬於澳門資本，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曾親身到光博匯視察。所以一眾在場的苦主，都手持崔世安的照片抗議。

苦主把矛頭直指負責代理的珠海巿中熙房地產有限公司，斥對方在2015及2016年時來港舉辦展銷會，「講到幾咁美好，實際就係個爛橙」。光博匯在2012年動工，但一直未能交樓，受影響的苦主涉及粵港澳三地的市民。

不願出鏡的陳小姐表示，在2017年年底購入單位，但一直遭到代理商拖延，「覺得自己真係好傻」。她希望香港政府介入及調查，為一眾苦主討回公道，又透露他們曾去信三地不同部門，包括中聯辦、江門市政府和澳門消委會等，但均石沉大海，「寫俾崔世安，佢秘書話收到了，咁就完。」

一眾苦主最後表示，今次冒了很大風險前來抗議，希望中央及江門市政府關注事件。他們更呼籲，港人在內地買樓時必須謹慎，「大陸好黑暗，希望唔好再有下一個苦主。」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獨媒特約報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今早在南區的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演講廳舉行，參與採訪這項「盛事」的媒體眾多，現場登記時共分為三類，包括電視台、粵澳傳媒及其他，但香港及外國媒體卻只撥入「其他」的分類。

現場由香港政府新聞處負責登記，獨媒記者在換領記者證時，排在前方的「騰訊」記者欲進場但被拒絕，職員表示，因為「騰訊」沒有在政府新聞處註冊及登記。

記者向政府新聞處職員查詢時，職員回覆稱，香港政府新聞處只負責在現場登記，並非擔任統籌三地記者的角色，「香港記者係其他，安排上係咁」，而其他兩地記者則要向澳門新聞局及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作登記，「不存在甚麼名單」。

「騰訊」的記者未能進入會議廳，只能在門外徘徊

獨媒向「騰訊」的記者查詢時，他們確認並沒有登記香港政府新聞處註冊，稱因為「香港較多新聞較多政治，比較敏感，無謂登記了」。他們最後和其他內地媒體交換微信帳號，互通會場內的消息，「睇埋其他媒體的直播，到時炒返出嚟」。

而在宣講會會場內，記者的採訪區設置在宴會最後方，與講台距離近100米，不便記者攝影及拍攝。在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言其間，不少記者紛紛「衝關」走到講台兩邊拍攝，但未幾已遭場地工作人員發現，並勸喻返回場地後方的記者區。

林鄭月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林念修、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郭蘭峰輪流在宣講會上發言。至崔世安以廣東話發言時，不少與會者不禁竊笑，對未能見識崔世安的普通話感到失望。

此外，酒店正門只有兩個出入口，多名保安及便衣警察在場把守，酒店住客出入亦要接受提問。記者只能在其中一個門口守候，等待一眾政要到達時扑咪；而在場守候的只有香港媒體。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梁天琦接受控方盤問時表示，案發當晚原本沒有打算發言和穿上本土民主前線的外套。控方質疑，梁已利用當晚的機會去宣傳自己激進的政治理念。

有感無法說服黃台仰留在原地 

首被告梁天琦續接受控方盤問。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引用另一本民前成員黃台仰的廣播發言「咁多位示威者，你哋嘅身份證同電話準備好未㗎？」，指出參與選舉遊行的人不只是身穿藍色外套的人。郭又質疑，黃多次表示將有可能衝向警方防線，至黃大叫「準備！」，期間梁有很多時間可以離開隊伍，並叫其他示威者不要衝。梁回答，的確有意識到群眾有可能衝前，但是黃曾向他說：「你唔衝過去，啲差佬都會衝埋嚟㗎啦！」他聽罷想不到如何反駁黃。

郭質疑，這代表梁是找不到更好辦法，而不是早前所說是因為無奈。梁回答，當時腦裡有更好的辦法，就是留在原地，但是黃台仰手持大聲公，不斷表示會前進，他感到自己無法說服黃接納他的意見。

控方質疑梁天琦借激進手法助選

梁早前作供提及，初時因為認同社民連的理念，所以開始參與社運；其後經歷反高鐵以及雨傘運動的失敗，開始思考如何做才能爭取社會變好。郭問梁，加入本民前是否因為認同要用武力爭取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梁回答，自己加入時並不是完全認同本民前的示威方式；經過與黃台仰和李東昇溝通後，了解到他們對現狀的不滿，開始考慮成為一個社運組織者，令本民前改善及令香港變得更好。

郭指，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是本民前第一個參與的選舉，梁亦提及過參選目的是量化自己理念的支持度。郭問梁，參選期間理應謹慎行事，爭取更多機會令市民知道自己的理念和手法。梁認同，但強調雖認同案發當日支持小販是機會，但本不想利用此機會，因此起初才會猶豫應否到旺角；即使到旺角後，也沒有打算發言、穿上本民前藍色外套和喊支持小販的口號。郭質疑，當時已經有身穿本民前外套的人到達旺角，至梁宣佈選舉遊行，確實是利用了此機會。梁回答，當時沒有想得那麽清楚，廣播發言亦是「臨時臨急」下才說，因此沒有想過發言內容是否跟自己理念相符。

郭續質疑，舉辦選舉遊行何以不是宣傳理念。梁表示，選舉遊行是「means」，目的是保護市民，當時認為置身於市民和警察之間，能夠使警方行動時有所顧忌。郭質疑，香港所有市民都要守法，候選人的身份也不例外。梁回答，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關注度，而且當時親眼目睹警方在十多分鐘內增加了配備和警力，感到情況危急。

郭問梁，參選是否為了量化自己所屬組織的支持度。梁否認。他補充，準確的說法是想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既非泛民，既非建制」的政治理念。郭追問，這是否代表要測試「相對泛民沒那麽溫和」的抗爭手法的支持度。梁指這是其中一個。他承認本民前的抗爭手法比較激進，但是有一些助選的組織專注地區工作，參選是想知道一系列組織，包括本民前和這些地區組織的支持度。他續表示，相信在選舉中標榜「激進」並不能幫助到選情，因為普羅大眾不喜歡這些標籤，他最關注的是市民能否理解抗爭手法背後的訴求，以及他們想香港成為怎樣的地方。

審訊下午續。

記者：黎彩燕

（獨媒特約報導）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聯同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香港眾志常委鄭家朗於今日（2月21日）發佈《香港中學生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整體評價》調查結果，受訪者對香港整體教育制度評分為2分（滿分為5分），更有高達97%學生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教育制度。組織建議政府定期檢討課程，推動多元教育與出路。

調查於去年11月至今年2月期間以問卷形式進行，訪問了461名中學生或中學畢業三年內的學生。受訪者認為現時最嚴重的教育問題包括過份側重學術及學業成績（76.8%）、填鴨式教育（64.9%）、競爭風氣嚴重（57.3%），97%學生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教育制度。調查亦顯示，近半成（49%）學生認為學習壓力與學童自殺有直接關係，當中造成學習壓力的三大因素分別為「過份側重學術及學業成績」（81.8%）、「競爭風氣嚴重」（68.3%）、「功課量太多」（60.5%）。

葉建源形容數據「有血有淚」，他批評現今教育模式以學術為主，學生考試壓力嚴重，「成長過程冇一刻呼吸新鮮空氣」。他認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並非必要，即使是中學文憑考試（DSE）亦非不能不改革，建議政府可就學生的強項和特點，重新檢討職業教育，以達「多元學生、多元出路、多元社會」的遠境。

鄭家朗認為現時的教育制度「落唔到地」，檢討架構欠缺學生、前線老師的代表，批評政府不願面對學生壓力根源，亦不全面檢討四科核心科目。他指，政府宣傳的「生涯規劃」實際上是「學生生涯被規劃」，建議政府提供多元就業出路予學生。

梁小姐

學生：休息空間只有轉堂幾分鐘

學生梁小姐表示，學生為應付文憑試需「不斷操paper」，「休息的空間只有轉堂、轉課室的幾分鐘」，補習社鼓吹競爭風氣，令學生承受更多壓力。她指，學生並不是社會的小眾，政府不能容納年輕人的意見，亦反映出社會對多元教育的忽視。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青年組織幹事何詩慧建議，政府應全面檢討教育制度，包括推動多元教育及多元出路，加強發展職業教育和改革應用學習課程、檢討學生資助制度，如降低申領學生資助門檻至家庭入息中位數六成，以及加強課程檢討。她補充，教育局亦應就教育制度定期諮詢學生意見，將學生的聲音帶入教育制度的改革中。

邵家臻指，政府擬於新份財政預算案增撥資源，推行中學「一校兩社工」政策，他於下月7日將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醫療、教育、社福等議題會面。

記者：陳紫晴

圖片來源：民主黨南區區議員柴文瀚專頁

今年南區巴士路線計劃的最大看點，不在官方文件中，而是新巴及城巴終於落實讓南區薄扶林道及香港仔隧道路線，互補差價轉乘。

這個措施其實早於港鐵南港島綫通車前已應落實——不少南區居民均需要轉乘，不過巴士公司想多賺數元，自然不會接納。

到了今日港鐵已通車、巴士乘客量不斷下降時才推出，為的是挽回乘客嗎？形勢看來似乎不是這樣，而是為本年度及下一年度區議會換屆後，提出更多削減巴士路線及班次鋪路。

本年度計劃中建議削減服務時間的新巴590（海怡半島至中環）便是一例，補償方案只是城巴90（鴨利洲邨至中環）或城巴592（海怡半島至銅鑼灣）轉乘城巴70（華貴至中環），並未接納民間關注團體要求，將90往中環方向先繞經海怡半島，相信原因為巴士公司不願意增加資源（一部巴士）行走90。

如果此次590巴士公司「無痛削線」成功，下一年度相信會「食住上」提出更多削減服務的建議，高危路線名單可參考2016年，運輸署就港鐵南港島綫通車後削減巴士服務的計劃。

黃竹坑及深灣：當年的建議是取消城巴71（黃竹坑至中環）及75（深灣至中環）縮減為繁忙時間服務，目前兩線均見30分鐘一班。不過今年71建議取消循環線安排，重新於中環設立總站。料巴士公司將提出取消75或縮減為上午繁忙時間單向服務，將71由黃竹坑延長至深灣「補償」。

鴨脷洲途經香港仔隧道：城巴90及97（利東至中環）兩線，當年運輸署建議合併兩線並縮短至金鐘。由於今年590已縮減服務，90或會暫獲放行，97料將被縮短，金鐘可能已經十分理想，甚或是重提2014年方案的灣仔循環線。

另一組有機會被重組的路線，則為城巴77（田灣至筲箕灣）及99（海怡半島至筲箕灣），2015年運輸署曾提出重組方案，77不經銅鑼灣及99早上繁忙時間暫停服務，設城巴99P不經炮台山及北角往筲箕灣。四年後的今日，相信方案亦不會原裝重提，原因為田灣往來銅鑼灣有確實需求，城巴77亦是新巴2A（灣仔北至耀東邨）東行的重要補充。不過港鐵通車後客量下跌不少的99，應有一定機會被轉型，採用當年99P建議的鰂魚涌或北角落橋，嘗試透過快速往來港島東一帶新興商廈救線。天后及炮台山客，則「善用」免費轉乘優惠（新巴38、42及77，仲有經99相同路線的671西行）。

薄扶林道路線方面則較為複雜，過去數年來巴士公司均十分熱切要削減服務，幾乎所有路線均曾「被建議」，例如91（鴨利洲邨至中環）縮短至上環，不經中環及上環文娛中心一帶。

今年巴士路線計劃提出的71重設總站及4X西行改為途經四號幹線、堅尼地城及置富花園，前者目前駛經的永和街嚴重擠塞、車程過長，重設總站均有一定合理性，順便為日後取消75準備。那麼後者呢？

對乘客而言，新巴4（華富至中環）及4X西行最大的問題，是經常前後腳到站，原因為在華富遲開10分鐘的4X，行經山道天橋及海旁一帶，能追回約10分鐘時間。於是皇后大道中及西乘客「走車」後，往往要候上20至25分鐘。不少乘客如本人寧願多付車資，往薄扶林村轉乘其他往華富的路線。

最簡單的做法，是4X如新巴722（耀東至中環碼頭），於中環交易廣場稍停，與4維持合理的班次距離。

新巴將4X完全抽離皇后大道中，確是難令地區人士接受，沿途一帶的乘客日後只剩20分鐘一班的4直達華富。4X加經堅尼地城及置富花園，往華富的乘客車程未必會縮短，只是對巴士公司有利：以相同的資源開拓新客源，服務置富花園的城巴37A及37B如客量下跌則可以縮減班次。

當然，這個方案確有一定籌碼。不談置富花園的短暫得益，薄扶林道路線全面補差價轉乘後，巴士公司可聲稱新巴30X（數碼港至中環）及4X為整個南區，提供中環較便捷及堅尼地城南行、不需繞經域多利道的服務，堅尼地城亦有南行前往瑪麗醫院的巴士服務。

筆者的大膽建議是，倒不如將中環「提速」及堅尼地城兩項訴求分拆。目前南行繁忙時間較多人登車的車站，分別是中環中心及上環文娛中心，4X不如在交易廣場設立稍停點，依原線在上環文娛中心後，採用30X只停大站行車的方法，不停皇后大道西及薄扶林道大部份巴士站，縮減車程。

堅尼地城方面，則將71改經士美菲路及堅尼地城循環線，為堅尼地城及南區居民提供全日及雙向往來瑪麗醫院的巴士服務。

南區其實尚有不少巴士議題，只是巴士路線計劃未有觸及，例如42東行使用黃竹坑道天橋，以41A增設華富至黃竹坑雙向分段優惠取代；73往赤柱經黃竹坑站，補充早上接駁線服務不足問題；南區聯營過海路線（107、170、171及671）免費轉乘；往九龍東的服務（如107增設經東九龍走廊及啟德隧道的早上班次）等。

最後一點，港島北一年到晚有各式各樣的「公眾活動」，運輸署及巴士公司應該將巴士路線改道的走線，長期、正式列於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一如目前的跑馬日改道安排，予乘客知悉並不時諮詢及檢討。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首被告梁天琦被拍得案發當晚用擴音器發言，提及楊岳橋、社民連、人民力量及工黨等，梁當時說「快啲叫佢哋call返30條友出嚟保護市民啦！」梁供稱，如果考慮現場形勢，以及他與楊岳橋和泛民的關係，便不會覺得他是呼籲他們前來旺角。

該段說話意思並非呼籲這些政黨前來旺角。

梁天琦：當時理解非疏通馬路「咁簡單」

在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的盤問下，梁天琦承認他的目的是不讓警方驅散不願離開的市民。控方引用梁的廣播發言「如果唔願意屈服喺公安同城管下嘅，就留喺度，我哋本土民主前線會一直留喺度」，質疑梁鼓勵人留下來對抗「城管」及「公安」。梁否認呼籲市民「留低」，亦否認是「對抗」，「我希望佢哋留低做佢哋本身做嘅事。」

控方質疑，警方在的士被圍困事件期間已多次呼籲馬路上的市民返回行人路，但是梁不遵從。梁表示，當時沒有留意警方的廣播，及後警方搬出白色高台，發生了一連串事件，包括跌倒、被噴胡椒噴霧、選舉助理何蔓兒和黃台仰提議他舉辦選舉遊行，可謂兵荒馬亂，「叫人上返行人路、要疏通馬路，呢個呼籲我當時係理解唔到。」梁又說「我理解唔到警方只係想開通條馬路咁簡單」，指當時警方增強了裝備，包括頭盔、長盾、警棍等，他理解警方想驅散所有市民。他又表示，如果當時有警員單獨跟示威者溝通接觸，在場者反應不會那麽大。

叫楊岳橋搞選舉遊行 梁：不是呼籲

郭指，梁曾用擴音器發言，提及楊岳橋、社民連、人民力量及工黨等，梁稱「快啲叫佢哋call返30條友出嚟保護市民啦！」梁供稱，該段說話意思並不是真的呼籲這些政黨前來旺角，「楊岳橋其實係我心入面指緊嘅人」。他解釋，當時跟楊岳橋是競爭對手，不是協作關係，楊岳橋亦沒有可能聽到這番說話後來旺角舉辦選舉遊行。控方問梁，跟社民連的關係又如何。梁笑指，社民連亦屬於泛民，其後補充指，視乎怎樣理解，有的人將社民連歸類為激進泛民。

梁稱，當時見到警方持長盾到達，「我嗰一刻係詫異嘅」，如果考慮現場形勢、他與楊岳橋及泛民的關係，便不會覺得他是呼籲泛民前來旺角。他稱，當時情緒是氣憤，亦不否認是「發晦氣」。

楊岳橋和梁國雄在公眾席旁聽，此段對話期間不少旁聽者笑著望向兩人。散庭時，有人向楊岳橋打趣道，會否考慮出庭作供證實不會搭的士出來旺角。

控方質疑梁綑綁本民前及在場者

影片拍得梁在對峙期間呼籲在場市民「捉實前面的人」、「每一個都要救每一個」。梁表示，當時警方狀似準備推進，希望市民能帶走被警棍擊中、被噴胡椒噴霧的人，「有迫切性的底下，我講多咗呢啲說話，但我意識到係唔應該的。」梁又承認，不應該干預市民去幫助抵擋警察的人。

郭指，梁是呼籲在場市民留下。梁回答：「客觀地將黃台仰和我的說話擺埋一齊嚟睇，係。」郭引用黃台仰當晚在對峙期間向警方所說「如果你要玩嘅話，香港人同本土民主前線一定會同你玩大佢！」，質疑梁把在場市民和本民前成員綑綁在一起。梁回答，黃的說話會令人這樣理解，但是「我一直都唔係咁樣諗。」

陳淑莊、羅冠聰、邵家臻、許智峯、吳靄儀和范國威亦有到場旁聽。

記者：黎彩燕

越是對社會有心，越是發現現今有太多東西已不能用《四書五經》去解釋。不懂愛人的父母，如果堅持生育，禍延下一代的結局雖未必至於殺死子女，冷漠如傳染病，慢慢散播到不同各落。生而不養，是有權利無責任的果實。《星仔打官司》這齣戲，宜觀看的不一定是父母，想做個人，都應該一看。

《Capharnaum》（或Capernaum）（香港中文譯名：《星仔打官司》）講述12歲的Zain（星仔）活在黎巴嫰的貧民窟，父母生而不養，一屋細佬，竟由星仔與妹妹賺錢養家。父親在哪兒？醉仰梳化，行屍走肉。

他們的父母甘心賣11歲的女兒給士多老闆做妻子，迫使子女偷運禁藥去換取生活。星仔忍無可忍離家出走，遇上收留他的非法移民黑人婦人Railh，星仔寄居Railh的鐵皮屋，不離不棄照顧她的嬰兒Yonas。星仔一天回到自己家中，收到妹妹的噩耗，手執短刃為妹尋仇，最後傷人入獄。在獄中他做出了重要的決定 — 打上電台控訴父母，在法庭告父母生而不養，渴望父母得到的刑罰是終生不育。

西方海報好有苦兒的感覺。

電影看透世界的絕，觀眾看罷，無不在戲院門外嘆息：「好沉重」。這齣《星仔打官司》作為2019年的苦兒類電影的代表，它為苦兒們出了一口氣，是近年此類電影的一大變奏。戲中挑戰了很多傳統的禁忌：誰來審判只有生育之恩的父母？窮的原罪是否剝削了生育權？

透視三個照顧者

電影中有成年人明顯生而不養，有人生而無力養，而流浪童星仔年紀小小卻負上養育的重任，多多少少是今日窮窟難民的縮影。電影星仔的父母、非法移民黑人單親婦Rahil與星仔順序交代他們照顧的份兒。星仔細小的身軀抱起嬰兒到處尋找維生的可能，在放棄與否的分岔口，餓透的身軀令星仔再堅強不了下去。

Rahil是一個不願離開兒子的簡單母親。

社會害得天天紅了眼的星仔，每天在街邊販賣生果養育弟妹，往後又「苦養」沒有血緣關係的黑人嬰兒Yonas。三個照顧者的對比，星仔的故事告訴所有成年人，人有選擇生育的權利，但沒有放棄照顧的責任。

現實或許比電影更殘酷，香港虐兒的新聞不斷，日本每年錄得52宗虐兒死亡的案件，當中32名小童涉及遭父母「被自殺」。今日的父母不但生而不養，更將子女私有化，成為自己的物件。多宗慘案已早早顛覆了「父毒不吃兒」的思想，但進入「清官難審家庭事」的氛圍，實教人將髒話乾吞回口裡，在華人社會星仔這場審判仍然是一場避而不談的公審。

窮不是原罪

星仔的父親在庭上的自辯發人深省，他壓根兒手握不放生育權，但他與妻子竟將生而不養合理化，更將兒女物化。夫婦二人晚上做愛發出的呻吟聲，只會令兒女更憂心將來的糊口。天賜的性慾歡愉，在早熟的星仔和妹妹的眼中，只是無恥的進行式。

「我以前都活在這樣（貧困）的環境，有什麼問題？我有什麼選擇？你知不知我有多痛苦？自從結緍那天開始，我的人生已完結了！」星仔父親在庭上仍然理直氣壯。

星仔的父親在法庭的自辯，編劇們選擇了似曾相識的對白「我們以前都是_____走過來的」作為父親的自辯主軸，父母不按時序的辯詞穿插在星仔的故事，凸顯星仔的人性，令自稱「無得揀」的父母更難堪。導演 Nadine Labaki 漸漸引出另一命題：罪在貧窮？還是罪在自我？

香港人經常用四百萬去衡量一個小朋友的「養育」成本。百物騰貴，年輕的草根父母今日要寄人離下，當窮人說到生育的選擇，夫婦總在窘境猶疑不決。生，又怕被說成無力養育；不生，又似是向命運低頭。

我們談生育，在網上的言論可見，不免有些香港人站在高位（或中位）、以資源的多寡去審判「誰有生育權」，有時一句「無錢買避孕套？」去諷刺窮父母，確是傷人。窮的原罪剝奪了人的生育權嗎？像星仔這樣的父親，活在過去，當下只有自己。眼中沒有未來的成人，看來不能讓子女在人世上擁有一絲的「希望」。「窮有窮養」若然在現世是「不能避免」，導演想傳達的訊息或許是：父母至少要子女活在愛的世界。

釋懷的結局

走出戲院，腦海閃出新年的一個掠影，久久不散。穿梭商場，四處佈置喜洋洋，父母都愛在商場與小孩來張全家福。「阿囡，你以前唔係咁笑。唔得，你唔可以咁笑，要咁笑。笑！」我乍看一位嚴父要求女兒要「這樣的微笑」；再看下去，那位父親已低頭沉醉手機屏幕的光芒。

別人的家事，「外人」最好不要指三道四。誰有權批判？我想，至少子女是有權批判，因為他們自出娘胎，便從心感受父母直接的愛。

據外電，星仔真人已移民挪威，成了挪威人。

電影中這個被父母看成「充英雄」的男主角星仔由敘利亞真難民Zain Al Rafeea演出。因為戰亂，星仔8歲那年舉家由敍利亞逃至黎巴嫩。戲中星仔用回Zain真名，他最後等到自己的身份，不用跟臭國家和衰父綑在一起，一展笑顏，笑容好真實。一個屬於自己身份的快慰，希望觀眾感受到。

《星仔打官司》是一齣令小孩釋懷的電影，窮孩子不像是枝裕和的《誰も知らない》的結局，被遺棄的小孩以死作結，這才是導演與星仔在屋頂上看到的一點光，不是嗎？

小孩們，有權主宰自己命運。告父母，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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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次是修改香港法例是特區事務。就修例而言，特區政府無需要與『特區以外的任何人』諮詢。」

台灣陸委會港澳蒙藏處專委黃廷輝：「不接受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的引渡安排，希望港府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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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在台灣涉殺女友，卻因兩地沒有簽訂引渡協議，而未能移交犯人到台灣受審。港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容讓香港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移交犯人，讓人憂慮在港異見人士將被中共要求移送到大陸法院受審。

坦白說，移交在港兇殺案疑犯到台受審，不見得有絲毫爭議可言，香港民主派也希望把中港法制爭議擱在一旁，故此在上週五已於立法會動議修例只適用於台灣和香港移交犯人，結果卻遭到保安局反對和親北京議員否決。

引渡涉殺女友的港男到台灣受審，仍是受害人家屬期望已久的事情，但港府卻是在安排引渡犯人時挑起主權爭議，於法例修訂裡表明「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只是節外生枝耽誤引渡程序。

當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上週港府公佈法例修訂建議時提到「港府無需與『特區以外的任何人』諮詢」，台灣陸委員官員便在今天時代力量的記者會表態「不接受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的引渡安排」，反映港台兩府根本未有共識可言。

客觀現況是，台灣政府不論由誰執政，也沒可能突然接受「一中框架」，甚至是「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論述。換言之，就算香港立法會通過現行版本的修訂法例，也無助於解決引渡涉殺女友港人到台受審。

與其妄顧當今台港關系的政治現實，強行借著立法會粗暴通過現行威脅在港人士人身安全的法例修訂，我倒促請香港政府 #撤回中國引渡條文，並就著台港兩地引渡辦法展開對等協商。

2018年，疑有香港女子在台灣遭香港男友謀殺，該男子後來逃回香港。香港和台灣沒有引渡條款，香港當局也只能有限的控告他洗錢及不當騙取他人財產得罪，利用法律漏洞。不需為謀殺受審。

而在整整一年沒有任何處理及回應家屬的要求後，香港保安局希望今次以特事特辨的方式，引入所謂「一次性」引渡安排，經香港法院和香港特首作審批後，將被控人引渡至台灣受審。而同時突然提出修訂現時的《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把引渡機制台灣、澳門以及中國大陸 ，並不予足夠的咨詢時間，問題是在之後，香港與其他未有相互引渡機制的地區或是國家。可以被香港執法機關於法律程序後送回那些國家受刑，並且在修訂中，這些一次性的引涵安排再不是行政，立法及司法扎關，在修例中，會繞過立法會的把關角色，沒有任何把關機制，在修例後法庭只會考慮其他地區提供的證供，也不會考慮採納證供過程及來源是否中立，合乎程序及合法，乃至如果採證不合法的嚴重後果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更不考慮別的地區是否會依程序公義及司法獨立的原則審訊，香港法治的主權及公正有所減損。

中國未能證明可以履行國際公約中，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低限度保障

上述條例的原意，為容許香港政府與法治程度獲得認可的國家，作出互相引渡涉嫌人士的協定。港作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之締約方，並在現行條例之執行情況下，香港當局會要求引渡方不能處以酷刑、重刑或死刑。

由於現時中國並未批准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 ，中國未能證明可以履行公約中，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低限度保障，包括條約內的 :
1)詳細告知被控人罪名案由，
2)如給予充分時間及便利予被控人準備答辯及與律師聯絡，
3)不得無故稽延受審，
4)保障到庭受審時，被控人會有被告知有親先答辯或選任辦護人答辯的權利，法庭認為必要時，指派公設律師及視情況免付公設律師的費用。
5) 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
6)如不通曉法規受審語言，指派翻譯協助，及
7)不得強迫被告自供及認罪。

為普通法地區開啟了壞先例

香港保安局有意在在這特殊處境下，於司法制度開啟先例，而不考慮中國乃至未締結《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對囚犯的人權狀況。此例一開，難以確保制度可以司法一致，及符合公義。

中國政府可以以刑事起訴之名要求引渡政治異見者

任何專制政權可以以刑事罪名為由，透過香港法庭「合法引渡」在港的政治異見人士，過往多年，中國政府過往曾以其它名義罪行作為檢控理由、實質是作出政治檢控諸如對異見者，控以非法經營罪、交通事故、走私罪、逃稅罪等，作為檢控政治異議人士理由。中國在開審時安排公派律師不能免於政治干涉，被控人與律師聯絡被中國執法部門阻礙。如王全璋一樣，先被長期囚困，再被拖延受審，而律師無法聯絡的案件比比皆是。被告因為高壓及酷刑，而被迫自供及認罪更是常態。如何修例，儼然是把香港的法制主權剝奪。被中方或任何一個極權國家所掌控。

若未能確保中國或他國，是否擁有相似的，對囚犯的人權保障，司法獨立，程序公義，以及對等的量刑標準 ，(例如香港沒有死刑，台灣及中國卻是有的)，並保障香港法治與公義和保障人權與自由，政府絕不應倉促修訂，而不給予長期的公眾討論。任何對法律程序的修訂，都必須保障香港的法治和公義，以確保香港法治不被貶損。

無論是主流媒體或者非主流的網上討論，這幾日都在討論大灣區的問題。在很多討論和分析都非常之仔細，因為所謂發展綱要是透明的，因此，在牌面上完全覺得是很好和正面的進行。但當大家發出問題的時候，似乎是得不到應有的答案，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定一個無約束力，但又有習近平的影子的綱要呢？為什麼是這個時候，正在中美貿易問題還未見曙光來搞呢？又為什麼根本現時無論是大陸的城市和港澳都是做緊綱要所講的內容，在全無新意之下進行呢？

以上只是其中三條我個人覺得是較為核心性的問題，因為大灣區的進行，已經是舊年或者是前兩年的事，也進行了許多便民的程序，例如邀請香港人取大陸的居民證，而香港人用港人身份開銀行戶口都依然沒有真正的改變，就家人和朋友都在過年前後開設大陸銀行戶口，而我也在這段時間買高鐵車票，並沒有什麼的不方便。因此，個人就覺得，並不會因為綱要而有任何特別的改變。

當然，我們這些低層次的市民，未必真正知道這個國策，但又走到我第三條問題，沒有多大的根本改變，為何要推出綱要，而更對應第一條問題，這些綱要都沒有約束力，意思就是不是新的大灣區法律或者規條，為什麼推行呢？因為，港澳和其他的廣東省城市是不一樣的城市，因為三個地區的法律，社會制度，護照，鈔票等都不一樣，就算你打開個關口，都仍然是不一樣，因為綱要不是法律，沒有法律上的規範，在沒有改變的原則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推行，確實令人不解。

若果認識大陸親友或者香港的「廠佬」都知道，去年開始，就算無中美貿易戰，市況和訂單都少了，很多外資，包括台商和港商都紛紛找另外較為適宜搞廠的地方，再到中美貿易戰爆發，在借傷成毒的情況下，要撤離的廠和公司就更多，最少我認識的都不是搬就畢結業退休。因此，在這樣氣氛下，雖然不是我們一般普羅市民的問題，但也很明顯，珠江三角洲是出現了因中美貿易戰的淡風。

從綱要去分析，大部份都是集中在香港和澳門，而香港就較為突出的重要，這個其實是現況。在沒有綱要情況下都一樣，因為香港的地位是較為特殊，而從數字去看，進入大陸的外資資金有九成是經香港進入，而出口的很多還是經香港到世界各地，主要就是香港有獨特的法制和國際認可的經商環境，這個包括自由和廉潔，所謂國家都改不了這個制度，若果硬要以香港和廣州深圳連在一起，所謂搞一條走廊，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看在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心目中不是那回事。

再講到民生方面，一直以來，大陸都有人來香港醫病，不過就只能當是外人，這個是法律的問題，不是林鄭笑著講的問題，我全不擔心什麼大陸人會來看病，因為大陸本身的醫療保險制度比香港搞得好，就算談到醫術，大家都知道，所謂名醫和名刀都在養和，因此，我覺得不擔心，因為香港等一個專科新症都兩年左右，這樣怎樣看待這些來賓呢？這個又是這次綱要出現的一個完全不會有變的問題。

至於講到會身份互換，直接的就是香港和大陸人可以無證來來往往，到目前我看不到能夠實行，大家不要忘記，香港還有基本法，這個是中英聯合聲明下的香港小憲法，不是大陸佬所講，大陸憲法適用於香港這樣簡單。當然溫水煮蛙式的改變，在不涉外情況下，改變是必然。但真正翻天覆地的改變，相信作為有腦的中共中央都不會一下子就推翻。這個我覺得還有一段過程。

我從來很少預言這些東西，今次我破例的預測，這次所謂大灣區的經濟策略，好大機會和之前什麼的九加二，大西北發展和各市的自貿區一樣的「吹水」，因為經濟，民生和法律是現實的，不是叫口號就會改變，例如香港市民不是全豬，商人的錢是真金白銀，外國人不在香港投資，還有星加坡或者其他城市，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好快就會如老懵懂所講一樣，無講就當無左。

當我看到很多人覺得，這次是讓香港人可以用400平方呎的價錢去大灣區買一千平方呎，若果覺得這是大灣區的政策改變，我覺得這些人真的要驗下個腦，或者真的跑下所謂大灣區城市，記住，買樓不只是住，還有很多法律上的問題，若果講平樓，日本，美國，泰國等都好多平到你笑的樓等住你去買，不要這樣簡單去想。至於講到大陸人溝淡或者取代香港人，現在不是進行中嗎？關什麼大灣區事呢？

最後，我只是感覺到大灣區綱要就如一些明星推薦你買樓，推薦你北上發展一樣，有點像補藥黨，大家細心看看那些出來推的人，看看他們的背景你就知道。什麼蘇州過後無艇搭，這些不是補藥黨常用的詞句嗎？這個以前特首曾生想窮都難差不多。

攝：Alex Leung

閱及貴網在2月21日刊登由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撰寫的《運動呼出的二氧化碳不令地球暖化 — 專欄作家要學點科學》，是回應本人在2月12日於《AM730》刊登的《全球暖化和教林超英如何環保》和2月14日在《橙新聞》刊登的《為什麼去郊野公園才是最不環保的行為？》，現在本文則要回應林文，因此是回應的回應。

「反觀去郊野公園行山，不燒媒，不燒天然氣，沒有排放額外二氧化碳，何來負面衝擊？

「『行郊野公園的運動量比較大，也會有不少的碳排放』這句話一度令我搔破頭皮，究竟作家意何所指？後來看到他說：『躺在家裏甚麼都不做，完全沒有活動，碳排放越低，越是環保』，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講的碳排放，指人類呼吸時呼出來的二氧化碳，哎呀，他犯了不懂科學的基本錯誤！」

林文指出了「人類呼出的二氧化碳不會令地球大氣層多了二氧化碳，所以不是「額外的」，因此不會令地球暖化。」皆因﹕「我們吸入氧氣，經過肺部進入血液，在血液裏把養份氧化，釋出能量和二氧化碳，而養份來自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後者則來自植物的光合作用，由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和植物體內的水結合而成，即是說：運動時呼出的二氧化碳本來訧在天上，是循環的一部份，因此呼吸沒有額外為地球增加二氧化碳，也不會額外令地球增溫。」

對於此文，我的回應是﹕我在整篇文章中，從來沒提過「呼吸」這個動詞和「二氧化碳」這個名詞，也沒有講過人類呼吸的二氧化碳不會令地球大氣層多了二氧化碳，當然更加沒有講過人類呼吸會影響碳排放。

我在文中講的是吃肉、吃素，運動量、不活動，因為活動量和能量消耗是成正比的，這很明顯，講的是能量消耗，只要看前文後理，都可看出脈絡。如果是講呼吸，吃肉和吃素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量並沒有分別，但是講能量消耗，不同的「燃料來源」，就有很大的分別了，因為製造肉類所消耗的資源，比素食多出幾十倍，視乎那種肉和那種素而定，牛肉比雞肉更消耗資源，但每種肉都比素更耗資源。因此，吃素比較環保，是共識了，當然，肉類的熱量比素食更多，這又是另一個課題了。

我當然歡迎任何人批評以上論點，畢竟，我的論點會錯，讀者也有自由意見。不過，把他人沒說過的論點，硬塞進他的口裏，然後作出批評，這種行徑，並不君子。

作者認為，文化二字以「文化及創意產業」之名寫入《施政報告》的語言，但更需要的是明確造就一個Made by Hong Kong、Made for Hong Kong的環境。圖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

香港武術電影臥虎藏龍，中外皆知。最近來自澳洲的越南裔女性武打演員Maria Tran正在拍攝一部有關亞洲女性特技人和武術演員的紀錄片，她拿着一個長沙灣的地址，盛意拳拳，說要尋訪一位女中豪傑，問我是否可以擔任溝通橋樑。

我接過一看，原來她要訪問的人是「盼盼姐」楊盼盼！我跟她說：去找她你找對人了！

我雖然不是傳譯專業，對武術更是一竅不通，但自小在公仔箱看盼盼姐長大，也曾留澳在UTS大學做過半年訪問學人，對Maria身處的環境脈絡又有所了解，希望也能略盡綿力。於是我帶同一位對電影和武術有濃厚興趣的學生，約訪盼盼姐，連同Maria那組年輕專業的3人攝製小組前往她的電影公司和大本營「Hit Hut」。

有情有義有感恩

相比於電視熒幕上的盼盼姐，面前的她待人接物風格更令我似曾相識。

採訪當日，紀錄片導演需要她擺什麼甫士她也耐心配合，唯一要求是要把她影得「夠專業」。

提到在電影行業的機會，她如數家珍，琅琅上口，是一章香港文化工業史。

她自小對做演員最有興趣，媽媽讓她學習京劇，基礎扎實，走幾步已甚有台型。楊盼盼9歲，已在電影《快劍》演出。後來跟隨媽媽工作進入國泰片場，11歲趕及尾班車上了國泰訓練班最後一期。

後來國泰結業，她再到邵氏跟程剛導演（程小東父親）、再跟隨梁少松（梁小龍叔）學習做武替，為功夫打下扎實基礎。後來參與《十四女英豪》成為特約演員，參與李翰祥的經典《瀛台泣血》，之後在到新浪潮的桂治洪等。

從前的電影圈子，就是一個帶一個，邊做邊學，給人印象不錯的，電影就一套接一套，「電影的感覺」是這樣靠長時間浸淫出來的！她後來再入電視台、佳視、TVB……到了三四十歲轉做幕後、監製等。

電影業的故事通常聚焦在明星、導演等，但近年來我們愈來愈發現更多默默耕耘的所謂「supporting personnel」，他們其實也是這個工業當中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香港文化工業這個海納百川的故事，有很多人都參與過。

制度缺席 技藝靠人傳承

Hit Hut是盼盼姐2008年自資開設的特技學校，有技術有場地，軟件硬件，為香港下一代武術演員提供訓練及實習機會，更着重要培訓「明白動作的幕後」。盼盼姐選擇全數自資，覺得比向政府申請資助更可實現她的方法。

Hit Hut打開門做生意，盼盼姐希望更多年輕人有機會接觸電影電視武術和特技，試試是否適合自己。例如何佩珉（Mandy）是先有功夫底子，再參加TVB武術選秀節目，經介紹加入Hit Hut跟隨盼盼姐學習電影武術動作，把所學武術轉化為電影動作。

電影上的武打，除了掌握時間及與對手的默契外，更要留意表情變化，與武術動作有時完全是兩回事，沒有行內人教授會比較無從入手。

面對外資的來去如風，本地不斷轉變的商業環境，過去政府不去了解研究，也不作為，讓香港的文化工業一直在潮流漲退下自生自滅——放諸世界比較，其實頗為「蔚為奇觀」。到了今天，這種「消極自由」的神話已經覆滅。香港長期政策缺席，但其他地方有。於是面對有嚴厲內容審查的巨大市場，我們發現要削足就履；面對他國高度計算策略化結構化的「Cultural Technology」，我們負隅頑抗。

如果我們又要本土又要好的話，就要重新發掘並加以利用我們長處，複製成功經驗；也要建立觀眾和工業之間溝通的共同語言、有互相提挈的誘因、積極建立評論和美學。讓香港流行文化在靠醒、靠cult、靠話題的包裝外，重新充實人文和普世的內涵。

有錢還要有認識

澳洲的Maria是越南難民的後代，父母逃離越南前經歷多次監禁，然後上船幾經波折抵達澳洲後，胼手胝足謀生，但生活未如人意，父親後來更酗酒。香港武打電影於是成為她成長的精神支柱，然後她開始習武，在道場忘我，學會面對恐懼和衝突。香港文化無間斷地默默啟發了許多人，從未曾停止過。環顧亞洲，現今電影人仍以香港為師者眾。

面對世界經濟的轉變，文化二字透過「文化及創意產業」進入香港政府《施政報告》的語言。但其實除了投放了金錢，更需要的是明確造就一個Made by Hong Kong、Made for Hong Kong的環境。近年來，電影金像獎獲提名的多部電影更是貨真價實的Made in Hong Kong，我們的政府在文化自信方面相比南韓和台灣，實在太過虛與委蛇了。

金錢可以令人迷失、數字可以令一個國家迷失。相比於二次大戰後已經把文化作為政策範疇的歐洲國家，香港文化相關政策的論述底蘊比較薄弱。為官從政者應該更認真細讀香港文化工業的故事，就算下次抽水過往的輝煌以宣揚香港歸屬感的時候，也不至流於過分空洞。

一個政策也不能只叫人懷緬昔日的光輝，還要令人見到為何最好的尚未來臨，才能把人留住。

歐陽檉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鍾溥敏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MCCC碩士課程之應屆畢業生

文章刊於2019年2月20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翻開1997年的魚塘研究報告，發現曾經有人將米埔自然護理區和三個魚塘區（包括馬草壟、練板村及甩洲／南生圍）所錄得的雀鳥物種作比較。前者每年錄得223種雀鳥而後者則錄得168種。米埔自然護理區明顯有較多涉禽、海鷗和燕鷗的紀錄，也許因為它較接近泥灘，並有合適的棲息生境。話雖如此，兩個地方在其他鳥種的紀錄上其實相差無幾。而且，大部份在后海灣錄到的瀕危雀鳥如黑臉琵鷺，在魚塘區也有紀錄。再比較后海灣、米埔自然護理區和魚塘區的水鳥數量，不難發現三個地方不同水鳥種類的最高數目都錄得類近的趨勢。由此可見，米埔自然護理區和魚塘區無論在雀鳥種類或水鳥數量的趨勢都十分相似，所以我們應將米埔自然護理區和后海灣一帶的魚塘視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我們在2018年為幾種水鳥開展了衛星追蹤研究。研究發現其中一隻小白鷺一年間的活動範圍足足覆蓋了整個內后海灣，包括泥灘、米埔自然護理區和魚塘區。牠甚至在夏天留在后海灣其中一個鷺鳥林繁殖。這次發現恰恰確定了雀鳥不會看到我們為米埔自然護理區劃上的界線；反而牠們只懂得在后海灣一帶尋找最合適的生境。

米埔自然護理區和后海灣魚塘大不同？非也。它們更應被看待為同一個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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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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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犧牲「濕地緩衝區」以換取后海灣濕地保育】

（獨媒特約報導）城市大學教職員協會在星期二即元宵節，在校內民主牆貼上燈謎大字報，以城大最高薪酬的人，即校長郭位的月薪為631,000元，和最低薪的清潔工月薪11,200元為題，希望城大員工及學生競猜一種生肖。校方及後以校長薪酬是私隱為由，移除有關大字報。城大教職員工會主席謝永齡斥校方侵犯言論自由，重申校長薪酬不是秘密，因為城大年報中已清楚列明。謝永齡強調公眾有知情權，「林鄭月薪都係31萬，校長卻63萬，校方係侵犯表達和人權自由，好羞家。」

在星期二晚上，工會再將謎題再張貼到民主牆，但城大今次對學生會施壓但不果，在昨晚更派人撕爛工會張貼的內容。謝永齡炮轟校方做法不當，「年報有印幾錢月薪，是事實，是公開數字，要告就告印年報的人囉。」他重申，城大校長的薪酬不是秘密，斥校方的理由無理，強調必須捍衛民主牆、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左為李卓人，右為謝永齡

城大教職員協會在下午發起守護民主牆行動，在記者面前重新貼上有關燈謎，謝永齡更即席公佈謎底為「肥上瘦下」，即是雞。職工盟到場聲援，秘書長李卓人表示，香港各間大專院校的飄流教師問題嚴重，斥城大肥上瘦下，校長豬籠入水，但卻不理會教師的死㓉；基層員工缺乏保障，無法依靠教書的入息養家。他慨嘆香港的新一代沒有出路，只能當廉價低薪的飄流教師。

清潔服務業工會幹事王傑業斥，大專院校的高層人工年年加，基層員工的工資卻只能在最低工資的水平遊走。他稱清潔工盡心盡力服務，但成果卻只由高層享有，重申城大是由納稅人的公帑所「供養」，而不是高層的遊樂場。

工學同行成員、理大學生李嘉穎則提到，理大去年同樣出現民主牆遭校方打壓的情況，斥大專院校的威權管治越見嚴重，相信類似的行為陸續有來，譴責城大干預學生自治的行為。

城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陳明睿

城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陳明睿對記者解釋稱，校方在星期二表示，謝永齡張貼的內容是侵犯私隱和沒有日期，在昨日早上又稱字數超過25字的限制字數，在昨晚八點半更改口稱謝的內容涉及誹謗成份。他斥城大在過去曾多次干預民主牆，重申學生會對民主牆有絕對管理權。

城大公關在記者會開始前，對記者表示校方有回應，在記者會後隨即向記者派發回應，稱城大一向支持及維護言論自由，稱內容嚴重失實及誤導，違反校規及使用規則。聲明中又表示，校方與學生會多次溝通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最後決定移除。

記者：麥馬高

《香港01》今天（2月22日）公布遣散逾70名員工，佔整體員工比例百分之九，香港記者協會極度關注。

據知此次遣散員工來自多個部門，包括採主級人員、攝影組、影片製作組及内容部組等。《香港01》向全體員工發出公告提及，裁員是因應製作模式轉型、整合後勤部門及內容頻道等，同時表示未來會繼續招聘和培訓員工。

記協理解香港媒體經營環境困難，網上媒體更需要不斷尋找有效經營模式以適應社會步伐。然而，員工的投入度和歸屬感也同樣重要，裁員行動勢將打擊員工士氣。本會呼籲，傳媒經營者在機構轉型同時考慮其他積極應對措施，例如編配僱員到合適崗位或提供在職培訓，盡可能避免裁員。

受影響新聞從業員如遇勞資問題，可向記協尋求協助。如本會會員因失業面對經濟困難，可向本會申請援助，詳情請與記協職員聯絡。

香港記者協會

日前澳洲國家黨一名叫Barry O'Sullivan的國會會議中以「Chinamen」來形容華人，引起爭議。由於「Chinaman」一字向來被認為帶有貶意，Barry O'Sullivan不但引來澳洲的中國大使館不滿，連澳洲朝野也批評他。而在澳洲當地極為流行的板球（cricket）運動中，至今「Chinaman」此字仍是一個術語。

板球投球方法大致分為速球和旋轉球兩種。旋轉球之中又可以分成兩種投法：finger spin和wrist spin。按字面解釋，finger spin的旋轉源於手指的力量；wrist spin的旋轉源於腕力。但其實wrist spin球路與腕力沒有太大關係。

如果用左手投球又以wrist spin的技巧投出，這種技術就叫「Chinaman」。為甚麼會有這種叫法呢？傳說中這與1933年的一場賽事有關。當年西印度群島在Old Trafford（即曼聯主場旁的板球場）交手。英格蘭擊球手Walter Robins未能應付西印度群島一名左投以wrist spin技術的投球而出局。而該名投手是正有華人血統的Ellis Achong（圖中人物）。Walter Robins在出局後離開球場時說了一句：「Fancy getting out to a bloody Chinaman」（大概可翻譯成「喜歡被一位該死的中國佬趕出局」。本身致力反種族歧視的西印度球員Learie Constantine聽到這句說話後，即以「You mean the bowler or the ball?」（你指投手還是球？）回應。於是以左手投出wrist spin球的技巧就叫做「Chinaman」。

不過，Ellis Achong不但不是該投球技巧的發明者，而且早在上述提及的那場比賽前，在英格蘭已有人用「Chinaman」一字來形容以左手投出帶有wrist spin的球。兩年前體育記者Andy Bull在《衛報》網站的一篇文章就指，最晚在1926年，己有英格蘭報章在談論板球時用上這個字。而這個字可能是在約克郡球手Roy Kilner投出該種球路後出現。而Roy Kilner在1928年已離世。

當然，就算這個字眼與Ellis Achong的華人血統無關，也不代表它是恰當的。近年有不同國家的板球記者／評論員提出過要停用「Chinaman」這個字眼。

回說Ellis Achong（1904至1986）本人。他除了是西印度群島板球隊成員外，也是千里達和多巴哥的足球國腳。早在十九世紀初，就已有華工移民千里達和多巴哥的。Ellis Achong可能是一位名字叫「阿聰」的廣東移民後裔。他一生共為西印度群島出戰六場一級國際賽，也是史上第一位參加一級國際板球賽的華裔球員。

參考：

Andy Bull文章
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