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神聖」是100年前五四運動時期的時髦口號。1918年11月16日由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天安門外專門為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取得勝利而搭建的演講場地上，喊出的口號。

經過100年的演變，我們從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看到現在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的「錢董並包」，再看現在台灣的勞工運動，只能嗟嘆「人心不古」嗎？

這次華航機師工會的罷工，真是對中華文化圈裡勞工運動的檢閱，實在很難得出「神聖」的結論。

一戰勝利會談到勞工，是因為中國當時被列入戰勝國之一，中國並沒有出過一兵一卒，而是在法國有15萬名從事與戰爭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華工出賣勞力而贏得「戰勝國」的桂冠。但是蔡元培在演講中對「勞工」的含義加以擴大性的界定：「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智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教員、著作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這也是中國在辛亥革命結束皇權專制體制，各種進步思潮蜂擁而來的必然呈現。

代表財團利益的國民黨無法接受「勞工神聖」這個口號，結果被中共接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勞工觀作為動員農工革命的手段。在共產黨奪得政權成為「新階級」而壟斷一切特權的時候，還不要臉的自稱代表工農利益，其實是全國人民成為它的奴工。全球的左膠有一些也居然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形成價值觀上的混亂，包括台灣的一些勞工團體。

國民黨統治台灣後，並沒有改變他們的階級屬性，又因為自居「自由世界」一員而不能沒有勞工運動，結果產生組織勞工運動的畸形工會。真正需要工會幫助的勞工缺乏工會的協助，薪資福利最好的國營事業的工會，卻是最有力量，與身為政府的資方形成曖昧關係，結果形成勞工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台灣雖然已經轉型民主國家，但是改革的曙光還沒有照到這個角落。結果是國民黨執政時，工會領導的勞工運動風平浪靜，散亂的抗爭由民進黨執政後來善後。可是代表勞工利益的民進黨執政後，這些工會活躍起來，給政府屢出難題，包括綁架旅客要資方與政府讓步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國政治理應兼顧左右平衡

華航機師工會7天的罷工落幕後，有媒體的報導用「最高薪罷工告段落」的標題的確發人深省。這些月薪35萬，薪資假期優於資方的高管與協調紛爭的部長們，要全社會提供他們更好的福利待遇，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因此不但社會普遍反感，有良心的機師也沒有參與罷工，或者參與一半就自動歸隊，迫使居心叵測的工會最後不得不也做出讓步，撤回他們的無理要求。

這場罷工雖然大部分民眾能夠辨明是非，然而也有一些同行與學者卻是不分是非，只要是勞工運動，不論其要求是否合理，都要支持。這種只看形式，不看內容的，也包括某些政治人物。這種「淺見」，也是台灣社會在各個方面常常陷於混亂與是非不明的原因之一。顯然，這是教育出現的問題，沒有教人獨立思考與觀察探討事務本質的訓練。這也是各式騙子得以在台灣大行其道的原因，因為台灣提供了這種土壤。而這，相信就是多世代殖民者所需要的順民。因此由殖民者的爺們來管治大學，台灣還會繼續是騙子們的溫床。

民進黨出身基層，偏重勞工沒有錯，但是既然領導一個國家而不是領導勞工運動，就不能單純左傾，而是要左右平衡。不能只注重道德高地而忽視現實的需要。選民給予民進黨公權力，是要求民進黨能夠運用公權力來保護絕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如果只是保護高薪階層的利益，選民自然會把權力託付給別人。因此未來如何立法防止這種現象再度發生，是執政黨的責任。如果台灣勞工運動最輝煌多是最高薪者所發動，在世界勞工運動史上應該也創造奇蹟了。

與資方勾結的工會，被稱為「黃色工會」，欺軟怕硬、綁架民眾作為人質的工會該是什麼名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一些台灣政治人物充滿痞子性格，希望工會不要淪落到這種地步。台灣民主的深化，應該包括勞工真正的神聖。

原文刊在民報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為本刊走到出版50期的里程碑感到驕傲

《社會主義者》雜誌編輯部

本刊近年每年出版6期，至今能夠出版50期，對於我們這個尚算年輕的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成就。特別是我們的讀者大多在嚴厲報禁的中國。

《社會主義者》雜誌自2009年1月面世，明年將踏入第10個年頭！本刊最初只有簡體版，僅在中國大陸地下出版。2010年，我們開始在香港得到更多支持者，因此能出版繁體版。兩年後，我們的出版擴展至台灣。

到了今天，我們每期出版四個版本（中國、香港、台灣、英文版）。我們通過這份雜誌組織和宣傳群眾鬥爭，包括工人、難民、女性和性小眾等等。我們為支援過大大小小的鬥爭，幫助他們發聲而感到自豪，包括今年中國歷史性的佳士工人鬥爭、2013年香港碼頭罷工、2015年台灣南山人壽工會抗爭。《社會主義者》雜誌致力報導最重要的群眾運動，揭示工人和年輕人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為反資、反專制的鬥爭提供分析與綱領。

本文匯集我們過去發表過的一些重要觀點。《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在跟進中港台政治事件，解釋這些事件的特徵和發展方向，並指出需要做什麼，由此發展階級鬥爭的願景。引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我們預見了局勢的進展，所以當一個事件發生時我們不會感到吃驚。

工人鬥爭

2010年，廣東的日資汽車廠爆發大型罷工，工人要求加薪30-40%，並要求組建獨立工人。政府向資方施壓，要求它做出重大讓步。同時政府也表示會對官方工會做出有限的「改革」，允許進行象徵性的選舉，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官方工會的本質。

《社會主義者》第7期，2010年9月：工人應該爭取「依法」選舉自己的代表的權利，並努力通過這一進程提出其他的訴求。不過，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要有非正式的、獨立於政府的組織。盡管官方工會正在試圖改頭換面，但它仍然是一個敵視工人的不民主組織，其任務是破壞階級鬥爭、將工人的視野限制單個工作場所裡，從而使之無法在工廠之間和城市之間建立聯系。

中國勞工論壇，2013年5月7日：2013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40天，得到了公眾的巨大支持。但是罷工的結果令許多工人感到失望，三分之一的罷工者失去了工作。

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麼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

在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重新掀起中國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在佳士鬥爭爆發之前，我們的雜誌已就獨立工會的問題與毛派紅色中國網進行了一場辯論。

《社會主義者》第48期，2018年7月：獨立工會的口號不是托派和馬克思主義者發明的，而是工人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提出的。許許多多工人都看到，官方工會是阻礙他們抗爭的另一道障礙。這些所謂的工會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和政府的「第二支警察隊伍」。

反對民族主義和戰爭

2012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導致中日在東海進入軍事緊張局勢。中國各地數爆發了數萬人的反日遊行。這些遊行受到中共的默許和操控，因為中共希望借助釣魚島爭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堅定反對任何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宣傳，捍衛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立場。

《社會主義者》第18期，2012年10月：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并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

經濟：危機的警號

過往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蹟」已經消失，經濟增長已經嚴重放緩，金融風險正在上升。為防經濟陷入衰退，獨裁政府積累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2015年股災正是嚴重危機正在來臨的警號。

《社會主義者》第21期， 2013年5月：2011年投資佔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的」。

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麼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制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復復。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社會主義者》第33期，2015年7月：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制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

習近平上台

2013年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上台不久，他就開始採取更加嚴酷的威權統治。我們當時向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解釋了未來會發生什麼。

《社會主義者》第24期，2013年12月：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衝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

中共專制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徵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衝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台灣太陽花運動

2014年是歷史性的一年。在中國的「周邊地區」，台灣和香港先後爆發數十萬人的反政府抗議。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者》雜誌在台北售出1442份，創下最高紀錄。

《社會主義者》第26期，2014年5月：佔領是全世界常見的抗爭手段，是一場抗爭必須的，它可以成為群眾運動的召集點，就如今次台灣的運動。但只靠佔領的話，是永遠不夠的。它必須作為下一個階段的踏腳石，例如將行動升級至罷工罷課。

這證實了我們一直所說的，學生可以在發動抗爭中扮演很好的角色，但他們永遠不能完成抗爭，尤其是當抗爭只停留在學運的層面，而這卻是佔領學生領袖所希望的。這令社會主義者更容易地解釋，工人階級是抗爭中最重要的力量，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工人政黨……

在2014年的今天，民進黨的經濟政策比以往執政的時候更右傾。在許多問題上，黨的立場是幾乎和國民黨相同的，而且往往他們在立法院的反對姿態僅僅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問題。

台灣的政局被躲在台灣民族主義或親中的民族主義後面爭權逐利的資產階級政黨所壟斷，但都共同支持著實際上反工人的政策。

雨傘革命

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是香港民主鬥爭的重要轉折點。運動被迫在沒有成果的情況下撤退，我們必須總結出關鍵的教訓。《社會主義者》雜誌從鬥爭的第一線得出的結
論，直到今天依然非常重要。

《社會主義者》第29期，2014年10月：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佔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佔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解決出路在每個佔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牆」，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在捍衛女性權力，密切關注中國和全世界的新興基層女權運動。

《社會主義者》第2期，2009年4月：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侵襲、以及國際範圍內工人運動的衰退；環顧四周，就如被海水逐漸侵蝕的冰山一樣；所有工人爭取得來和曾經擁有過的社會保障和政治權利正在日益喪失一樣，女
性解放運動所爭取的女性點滴權利與平等也正被瓦解與消弱。

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下，女性被奴役、從屬化和商品化的現像在中國大地上卷土重來。

《社會主義者》第36期，2016年2月：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

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

《社會主義者》第5期，2010年3月：社會主義者希望能重建”三八婦女節”，使之成為國際範圍內為爭取婦女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這不應該成為由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主導的進行陳詞濫調的宣傳日。而應該成為促進、組織和加強婦女解放與鬥爭的日子，同時也可以通過這一節日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在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的基礎上的醜惡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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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匯集我們過去發表過的一些重要觀點。《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在跟進中港台政治事件，解釋這些事件的特徵和發展方向，並指出需要做什麼，由此發展階級鬥爭的願景。引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我們預見了局勢的進展，所以當一個事件發生時我們不會感到吃驚。

工人鬥爭

2010年，廣東的日資汽車廠爆發大型罷工，工人要求加薪30-40%，並要求組建獨立工人。政府向資方施壓，要求它做出重大讓步。同時政府也表示會對官方工會做出有限的「改革」，允許進行象徵性的選舉，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官方工會的本質。

《社會主義者》第7期，2010年9月：工人應該爭取「依法」選舉自己的代表的權利，並努力通過這一進程提出其他的訴求。不過，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要有非正式的、獨立於政府的組織。盡管官方工會正在試圖改頭換面，但它仍然是一個敵視工人的不民主組織，其任務是破壞階級鬥爭、將工人的視野限制單個工作場所裡，從而使之無法在工廠之間和城市之間建立聯系。

中國勞工論壇，2013年5月7日：2013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40天，得到了公眾的巨大支持。但是罷工的結果令許多工人感到失望，三分之一的罷工者失去了工作。

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麼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

在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重新掀起中國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在佳士鬥爭爆發之前，我們的雜誌已就獨立工會的問題與毛派紅色中國網進行了一場辯論。

《社會主義者》第48期，2018年7月：獨立工會的口號不是托派和馬克思主義者發明的，而是工人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提出的。許許多多工人都看到，官方工會是阻礙他們抗爭的另一道障礙。這些所謂的工會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和政府的「第二支警察隊伍」。

反對民族主義和戰爭

2012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導致中日在東海進入軍事緊張局勢。中國各地數爆發了數萬人的反日遊行。這些遊行受到中共的默許和操控，因為中共希望借助釣魚島爭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堅定反對任何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宣傳，捍衛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立場。

《社會主義者》第18期，2012年10月：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并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

經濟：危機的警號

過往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蹟」已經消失，經濟增長已經嚴重放緩，金融風險正在上升。為防經濟陷入衰退，獨裁政府積累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2015年股災正是嚴重危機正在來臨的警號。

《社會主義者》第21期， 2013年5月：2011年投資佔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的」。

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麼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制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復復。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社會主義者》第33期，2015年7月：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制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

習近平上台

2013年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上台不久，他就開始採取更加嚴酷的威權統治。我們當時向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解釋了未來會發生什麼。

《社會主義者》第24期，2013年12月：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衝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

中共專制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徵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衝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台灣太陽花運動

2014年是歷史性的一年。在中國的「周邊地區」，台灣和香港先後爆發數十萬人的反政府抗議。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者》雜誌在台北售出1442份，創下最高紀錄。

《社會主義者》第26期，2014年5月：佔領是全世界常見的抗爭手段，是一場抗爭必須的，它可以成為群眾運動的召集點，就如今次台灣的運動。但只靠佔領的話，是永遠不夠的。它必須作為下一個階段的踏腳石，例如將行動升級至罷工罷課。

這證實了我們一直所說的，學生可以在發動抗爭中扮演很好的角色，但他們永遠不能完成抗爭，尤其是當抗爭只停留在學運的層面，而這卻是佔領學生領袖所希望的。這令社會主義者更容易地解釋，工人階級是抗爭中最重要的力量，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工人政黨……

在2014年的今天，民進黨的經濟政策比以往執政的時候更右傾。在許多問題上，黨的立場是幾乎和國民黨相同的，而且往往他們在立法院的反對姿態僅僅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問題。

台灣的政局被躲在台灣民族主義或親中的民族主義後面爭權逐利的資產階級政黨所壟斷，但都共同支持著實際上反工人的政策。

雨傘革命

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是香港民主鬥爭的重要轉折點。運動被迫在沒有成果的情況下撤退，我們必須總結出關鍵的教訓。《社會主義者》雜誌從鬥爭的第一線得出的結
論，直到今天依然非常重要。

《社會主義者》第29期，2014年10月：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佔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佔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解決出路在每個佔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牆」，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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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者》第2期，2009年4月：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侵襲、以及國際範圍內工人運動的衰退；環顧四周，就如被海水逐漸侵蝕的冰山一樣；所有工人爭取得來和曾經擁有過的社會保障和政治權利正在日益喪失一樣，女
性解放運動所爭取的女性點滴權利與平等也正被瓦解與消弱。

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下，女性被奴役、從屬化和商品化的現像在中國大地上卷土重來。

《社會主義者》第36期，2016年2月：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

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

《社會主義者》第5期，2010年3月：社會主義者希望能重建”三八婦女節”，使之成為國際範圍內為爭取婦女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這不應該成為由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主導的進行陳詞濫調的宣傳日。而應該成為促進、組織和加強婦女解放與鬥爭的日子，同時也可以通過這一節日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在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的基礎上的醜惡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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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灣新區一眾新樓已經落成及即將落成，包括海盈邨、凱樂苑、海達邨及麗翠苑，尚未計及舊區重建的蘇屋邨。不過巴士公司似乎無乜興趣服務這數萬人口，去年及今年的巴士路線計劃的相關措施寥寥可數。

蘇屋邨及麗翠苑都無乜好講，本身青山道及長沙灣道有大量公共交通服務，亦鄰近長沙灣港鐵站。至於海旁的海盈邨、凱樂苑及興建中的海達邨，則緊貼港鐵南昌站，對巴士公司而言投資價值確實唔高。

不過今年度深水埗巴士路線計劃中，卻有兩項計劃聲稱是因應新區人口而作出調整，分別是將2（蘇屋至尖沙咀）改經東京街，不經黃金商場一帶的欽州街，並增加一部巴士分拆出20至30分鐘一班的202（蘇屋至旺角）循環線。以及將37（葵盛至奧運站），由途經長沙灣道南移至荔枝角道。

這兩個計劃貌似是為麗翠苑服務，不過麗翠苑在極短的步行距離內，已經是有數十條巴士服務的長沙灣道及港鐵長沙灣站，2、202及37的計劃，並非純為麗翠苑考慮。

建議的202只單向駛經西九龍走廊，又需途經繁忙的旺角道及亞皆老街

鋪路取消6F

若將新建議的2及202，連同6F（麗閣至九龍城碼頭）一併審視，巴士公司的計劃或許較為清楚。改線後的2與6F在深水埗至油麻地一段重疊，日後港鐵沙中綫通車或局部通車後，巴士公司或會提出取消6F，由2及202完全取代，達到節省車輛的目的。

不少網友已經指出，由蘇屋邨往旺角，到青山道乘車時間不長，回程時更可以在彌敦道等候多條班次頻密的隧道巴士線（112、970及970X），不會有太多乘客選擇班次為20至30分鐘一班的202。

至於另一條改動較大的37，官方理由有二，首先是長沙灣道擠塞，不過主因其實是文件列出的第二項理由，即「為荔枝角一帶的居民提供往來葵涌的巴士服務。」目前深水埗南及長沙灣南一帶居民往葵芳，一是往荔枝角站等荃灣綫車站轉乘，或是由南昌站經美孚站轉車，不算便捷。巴士公司「算死草」下，寧願犧牲葵盛及葵芳一帶往來長沙灣道的乘客。

頹線復活服務葵芳

與其製造地區矛盾，運輸署及巴士公司不如重新做好兩條往來荃灣至長沙灣的兩條「頹線」，其中38A（海濱花園至美孚）駛經葵芳、葵興及大窩口，應予延長至海盈邨，令長沙灣四小龍及日後落成的海達邨，無需經港鐵轉線或轉小巴往荔枝角站便可往來。30（荃威花園至長沙灣）也可略為延長至深旺道，令海旁有巴士服務往荔景山及瑪嘉烈醫院。

當然，最大阻力這兩條路線屬「頹線」，班次疏落至30分鐘一班，一般被視為無心經營。如果巴士公司能大發慈悲，各加一部巴士資源，已能取代37改經的目標。

37改道建議

這兩線延長後，也可略為解決海麗邨及海盈邨就往來長沙灣的小巴服務的地區矛盾，部份轉港鐵客或會直接使用30及38A。更進一步的，亦可以將另一條「頹線」2B（竹園至長沙灣）延至長沙灣海旁，那樣海旁一帶便有巴士服務往來長沙灣青山道一帶，補足小巴在繁忙時間載客量的不足。（當然，又要巴士公司大發慈悲增加資源）

為沙中綫重組做準備

沙中綫工程雖然甩甩漏漏，但今年內局部通車（如由大圍站延至鑽石山站或啟德站）仍是有可能，屆時運輸署及巴士公司便會提出路線重組計劃。部份區內路線或會被波及，例如上文提及的6F，或是12A（長沙灣至黃埔花園）及18（長沙灣至愛民）。地區人士應及早預想，看如何為這些路線增加客源，以便日後保留，或是爭取沙中綫通車「跌出」的巴士資源，增辦新路線，例如南昌站經青沙公路往來大圍站的巴士服務。

（獨媒特約報導）長沙灣新公屋海盈邨去年年底開始陸續入伙，但區內的交通配套不足，海盈邨目前有僅有一條巴士路線，即新巴經營的701A往來海盈邨至旺角。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鄒穎恒認為701A班次疏落，「30分鐘一班有點離譜」，已向新巴和運輸署要求加密班次。

海盈邨共有兩座大廈，提供1,319個單位，區內人流開始增加。701A在上星期通車，鄒穎恒曾作實測，指15分鐘可到達旺角弼街。鄒穎恒要求運輸署完善海盈邨的交通規劃，她指出，有街坊希望在麗盈街加設一個分站，「成日睇住架車走咗」，她表示會向運輸署爭取。

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鄒穎恒

除了701A，新巴702B和九巴296C同樣以海盈邨為總站，但均未有實際通車時間。鄒穎恒表示，有不少街坊由九龍東遷入海盈邨，現時仍有小朋友在該區上學，所以對296C有一定需求。她透露，運輸署早前已加闊迴旋處，讓九巴的巴士較容易駛入。

此外，專綫小巴44M往來昂船洲至長沙灣長順街，平均15分鐘一班，海盈邨居民可以在長順街D2 place下車前往港鐵荔枝角站。鄒穎恒表示，早前與另外兩名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及楊彧，和小巴公司東主衛錦才見面，要求對方加開往來海盈邨及長沙灣的路線。

鄒穎恒曾建議，現時往來海麗邨及長沙灣青山道的循環線專線小巴44S，在總站海麗邨前新增海盈邨，但遭到海麗邨的居民強烈反對。海麗邨居民憂慮班次不足和「等耐咗」，暫時只能維持原有路線。鄒穎恒強調，居民需要對前往長沙灣買餸和到明愛醫院求診，「新舊線都要，現階段全力爭取更多車人海盈」。

和海盈邨一街之隔的居屋凱樂苑將在年中落成和入伙，鄒穎恒希望運輸署能盡早改善現有問題，令凱樂苑的街坊都能受惠。

鄒穎恒要求增加道路標誌的六個位置

此次，有不少的士、私家車及應召貨車司機不懂「海盈邨」的路線，鄒穎恒稱收到居民反映，不少駕駛人士不知道「海盈邨」的位置在昂船洲。她批評路面指示不足，要求在興華街西及深旺道交界等六個位置，新增「海盈邨」及「凱樂苑」道路標誌。運輸署回覆稱，因為不足指定的行車距離，所以只能考慮增加臨時路牌，正和其他部門商討可行性。

記者：麥馬高

攝：Alex Leung

原刊於此

道明來意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很多人喜歡的文章，叫《其實大家誤會了「愛情」》。當時的寫作策略，是想比較不開宗明義地、以比較日常的語言，去討論一些敏感的話題，是希望，大家談情說愛，別忘了這類依戀關係的重要性，其實也是一種社會建構。既然是社會恆常持續的建構，那麼社會的現狀就必然與這種個人關係有千絲萬縷互相依存的關係。假如我們認為我們社會的現狀是不平等、不公義的話，那麼，我們便需要認真反省自己這種對「浪漫愛情」（註1）作為「想像幸福的唯一指標」的文化霸權的依重和想像，以及這種「浪漫愛情作為幸福生活唯一指標」的唯一性拆除以後，我們可以想像什麼樣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也可以說，那篇文章的對話對象，是已經或開始認為現存的社會結構是不平等、不公義的朋友，邀請大家去思考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之各種可能性。

雖然多人喜歡，但我卻是對之有擔憂的。為什麼呢？由於不開宗明義（也可以說是我懶），大家當然就自由閱讀了。不過近年我發現，好像有些連文中有明顯寫過出來的事，大家還是照自己喜歡順心的讀漏了或是讀多了什麼。

我一再反省：果然，只談自由，不談平等和關愛，那是會出事的。

修行自渡

各人自己修下的業，當由各人負責。我也不認為我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無意說是因為我，所以大家做了或沒有做什麼。不過，我自己造下的業，當由我自己來嘗試承擔。

各當如其所是。

自己要清楚解釋自己的書寫，本是讓人非常憂鬱的事，簡直是承認溝通之恆常失敗，或者承認自己書寫白痴。不過，既有牽連到他人，只好負個責任了（不過，誰知道呢？可能越負越糟也說不定？）再者，樂觀點看，每個溝通的失敗，都可能係終於各自明白多一點點（不過，這些一點點可能被人家連錯線後，會令溝通更失敗也說不定。）

雖然我對人類的溝通效能不算是樂天者，但除此以外還可以怎樣呢？

在此，我並非想提出答案，而是想講清楚我到底想談什麼問題，或找出更多問題。

好吧，那就讓我不要臉一次

如果說，那篇文章，有什麼重點的話，那就是，「愛情」不是也不應該是最重要：

1）處理什麼關係都好，首先搞清楚：「現代資本主義父權文化中的我」是一個什麼概念？「獨自」和「獨立」有何分別？「共同體」有可能嗎？

2）既然現代「浪漫愛情」是社會建構，那它就與不公義的社會現狀有千絲萬縷的互相依存的關係，那麼，我們就可以問：我們可以按照每個個體的特質，去與人相知相交，透過非工具理性的溝通，達致共同認真經營的關係嗎？

3）「愛情」不是也不應是最重要：既然現代資本社會的結構無解，兩個被訓練成匱乏感極強的孤立個體走在一起，又怎能解開那個冷酷異境的封印呢？如按照那文章的推論，過度依重戀愛關係，很可能正是建立這個冷酷異境的其中一道強力的符咒。因此我在文末尾說：「一、兩個獨立自由人也不可能解開那個超大封印，要處理這個看似「愛情」的需要，只有由眾多獨立自由人，經由真正溝通而連結成的共同體，才有可能吧…我們必須認真考慮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將對無條件的付出和分享的期望，都只放在一個人身上，並只懂套用市面上的「愛情」烏托邦模式，那麼，這種「愛情」是否只是窒礙了人與人之間，各種各樣細緻和深厚情誼的可能？這種「愛情」又是否只是，令到人們失去對「愛人」以外的人付出的衝動，因而令到我們無力解開冷酷異境的封印？

或許，當我們不再信仰「愛情」，才有可能真正如實、如是地面對生活。

或許，我們可因而窺見，人類最純粹的感情生活，以及可以包容這種生活的社會的模様。」

那篇文章相關又未直接談及的問題

的確有許多，當時那是約稿，字數所限，無法把問題一一談開來，否則會變一本書的厚度也說不定。也有些事情，本來我以為是常識，但既然我誤會了「常識」，那麼也就一併攤開吧……

上面的第1點，要處理「我」／「我們」／「社會」這個概念，實在太複雜，人家整本整本的哲學史、精神分析史、社會學、人類學等等，都在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我怎敢亂講啊？

然後，「溝通」？當溝通有誤區時，到底是「別人不了解自己」？還是「別人不了解自己想別人見到那個自己」？還是，在以上兩者之間的混雜狀況？而「不夠了解自己」，又其實不是稀奇的事吧？那麼，當無一個人完全了解別人，又無一個人能完全見清自己的情況下，如何「溝通」？如何「達致共識」？無人知怎樣才是溝通，但要溝通得較好較坦白，需要一些條件，比如信任，比如勇氣，比如信心，比如溝通各方人員都能比較理解不同層面的「自己」並願意坦誠……

然後，愛情若不最重要，什麼重要？怎樣「一起生活」？什麼幅度的相處為之「一起生活」？如果不服主流認定的唯一幸福指標，那就開放了好多可能性，只是，這裡會有一大堆社會主流不認同的或認為「不道德／不應該」的事情，包括同志、獨身主義、同居不結婚、不婚產子／女、多元關係、開放關係、結婚男仔唔買樓、兩公婆協定女主外男主內、情侶永遠不買花和朱古力去慶祝情人節…….數之不清、「不合格」行為。那麼，大家準備面對社會，還是不面對？如果私了，無人知道，那祝你好運，不會有一天被人捉出來鞭打。如果面對，就即是「公了」，那就如同街坊反拆遷／打工仔反資本剝削／弱勢性別者反對任何形式的性暴力一樣，要想好論述和實踐的關係，並須實驗許多事，並須仔細紀錄下來。這又要怎辦好？

然後，性別／階級／族群平等的問題在任何人際關係中，都難以避免，就如之前的文章提及，戀愛與慾念中，往往都不能排除社會已賦予的身份，以及被以這種身份養育長大的人的性情。那麼，大家除了貪愛之外，準備好要面對這些私人關係中的社會關係了嗎？

然後，詞語本身無本質的意義，但容我以下先將三種概念透過三個詞語去指涉：「愛」是一種不以自己利益作最大考量的美好感覺；「慾望」是個體因過往經歷而產生的強烈匱乏感及其可被滿足的方式（而個體未必清晰明白）；「關係」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一堆協作和安排。故，愛和慾望本身是沒有對錯的，只是感覺和因果而已；但關係／生活，就會產生好多人與人之間相處、互相影響的倫理問題。

然後，如果主流認可的「浪漫愛情」是有問題的，那麼，非主流的行為／關係／身份是否可直接等同於「擁有前衛的道德高地」，所以各式人等為「社會進步」，就必須被強迫接受？當然不是吧？那麼如何辨識？如何自處？如果協商？「主流／邊緣」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不變的關係？還是隨著脈絡而改變？

然後，開放關係／多元關係是否即是濫交？換妻？小三？皇帝那種三宮六苑？觀音收兵？不講任何人與人間的倫理？當然不是，會有人這樣問只是因為大家慣了守規矩，沒有世俗慣常準則，不代表可以喪心病狂、任意妄為，而只是需要，在涉事者之間，定下屬於他們之間的倫理共識和生活方式。因此我關心的問題，不是可不可以做什麼，而是，這些共識或生活方式所代表著的權力關係。換言之，那個關係的倫理共識，是否在一個平等的狀況下開誠佈公地共識出來？

這裡想特別談一談「平等協商」的意思。我在這裡只是指大家是否已掌握相同資訊？是否在社會結構賦予的不平等身份下，已經做了補救措施？是否存在情感勒索（明明知對方一定原諒自己便任意胡來）？因此，我所談的平等的意思，不是指誰愛誰多一點或少一點。一來關係不同有點難比較；二來，事實上，某甲在自己人生需要某些東西時，對有相關特質的人會比較依戀，對另外一些人比較無感，這種感覺的事情，本就如潮水來來去去，是沒有人可以預料和控制得到的。正因為人人都是獨特的，因此感覺轉變也很難同步，故，戀人之間，感到有所流逝而傷心總是難免的。然而，像之前所講，愛和慾望沒有對錯，但生活和關係就是倫理問題：感覺變了，如何處理關係才是問題。

提出開放／多元關係的人，本來只是想順應人的感覺，不想去壓抑，以及打開人與人間不同的協商的可能。只是，一談協商，就要關顧別人的感受，那麼就不可能不對自己的慾望有所調整。那麼，調整是否等於壓抑？壓抑又是否意味著延遲一個更大的爆發？於是，又回到一個問題：愛情最重要？其他社群關係都重要？為了自己的愛情可以傷害其他人到什麼程度？如果必須傷害，那麼合理性在哪裡？……

然後……還有講不清的一大堆吧……唯有以後，有空就逐一點寫，分期付款，還我對世界的債。

說在前頭：以我的無知和無能

最近看了陳丹青講《局部》，很喜愛他戴頭盔的一句話：「以我的無知……」人家都喜歡講自己有什麼知什麼，他卻要突顯「以我的無知……」。有趣的人。好啦，我也學一學，不過，我要加料，我的版本是「以我的無知和無能……」

我不是個學者，書雖有讀過那麼半桶，但我總是忘了那些話從那兒來，故，引經據典，屢有忘記。因此，雖然寫性工作者的題材騙了個碩士學位，最後還是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而且，我有點受不了這樣條分縷晰、資料分明的硬書寫。雖然這類文章，按需供給，我人生中寫過不少：論文啦、聲明啦、新聞稿啦，但這裡我不會採用這種方式，而會憑著我對世界認真的觀察和體驗，採取與朋友聊天般的方式，東拉西扯，慢慢延展各種主題，望大家見諒。

最後，可能有人會問：你說這些事，你自己辦得到嗎？

這就是「以我的無能……」

大部份人談到原則和理想時，都不是談「已做到與否……」？而是談「是否願意朝這方向走……」。而我一直談的，就是「是否願意朝這方向走……」，以及透過文字梳理對這類問題的思考，而我從未聲稱「我已100%實踐得到……」。如果，暫時不能做得到的事就不准講的話，這世上不會有飛機、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女人不會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甚至現在異性戀單配偶式的自由戀愛也是「大逆不道」……

註
1 幼讀壇經受教，故我雖喜歡寫字，卻相信語言文字真的沒有本質，只有上文下理，也無法百分百確切指涉其內容。文字語言，不過是方便法門。不過行文中，有些重要詞語的指涉範疇稍為勾勒幾條虛線，會讓大家容易理解：
這裡的「浪漫愛情」，是指流行文化中最為推崇，彷彿人生出來天經地義就最渴望得到的人際關係。分開幾個維度講：

a)（彷彿）個人生活維度：這種渴望在性別上只能有一種對象，就是異性；數量上只可以一對一；感覺形式上就是要經常渴望在一起，互相都覺得對方最重要，是靈魂的另一半，是極度互相依賴的對象，是應該要不計自己利益為對方好的，且是性行為的唯一合理條件。在生活安排上，要以結婚生育，組織核心家庭為人生目標和幸福指標。這還不算，這家庭中還有一套性別定形標準包含在內，例如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應該要是一家之主；女人有什麼本事最好藏起來；家裡出事第一個「自然」被問責的會是女人；養不起頭家失敗感最重的是男人…….等等數也數不數不清的性別潛規則。違反這些標準和規則，就會不同程度地遭到由嘲笑至譴責的社會生活壓力，簡單而言，就是受社會懲罰。

b)社會政策維度：透過這種浪漫愛情所組織的家庭，是社會唯一認可的核心家庭，社會政策和相關法律會以此為架構的基礎，例如稅制、福利（包括房屋、教育、醫療、社會援助等）。

c) 歷史和跨族群文化維度：這種對浪漫愛情的渴求及社會標準的建立，並不是人類天生的。歷史上這種對親密關係的想像可以獲得文化主導權（並不是說以前的人沒有這種慾望，只是說這種慾望獲得了社會唯一認可的合理性），也真的和資本主義興起有關。以夫妻共同生活作為幸福指標，也不是跨文化地成立（例如人類學研究一些族群都發現有女性婚後從母居的文化，這只是文化差異，並非別人「不正常」）。關於歷史維度，可以推薦大家看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親密關係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紀登斯的其他主張或理論有點不敢恭維，但這本小書算是簡單易明的了。關於跨文化的維度，許多人類學的研究都有，大家上網查一下就可以找得到。

（資料圖片︰Alex Leung）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各被控一項暴動罪名。「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公眾活動聯絡科警長黃豪供稱，參與公眾活動的人士一般不會在活動舉行期間主動向他打招呼，估計他們不喜歡接觸警方。第四被告容偉業的代表大律師郭憬憲質疑，黃認錯一名戴口罩男子為容；而黃的工作是要滲透社運，為不同社運人士開檔案，從而蒐集證據。黃否認。

辯方質疑警長滲透社運以開檔案蒐集證據

公眾活動聯絡科警長黃豪早前呈堂的一段影片中，拍得被指稱為容偉業的戴口罩男子，揮動雙手並大叫：「喂，幫手呀！」代表容的大律師郭憬憲指，黃早前供稱容偉業曾向他講及失戀等私密話題，當晚見面時理應會向黃打招呼；但是影片中該男子並沒有向黃打招呼，質疑黃認錯該男子為容偉業。黃回應指，通常在公眾活動舉行期間，是不會有參與者主動跟自己打招呼，估計是因為他們不喜歡跟警務人員接觸。

郭問黃，會否擔心公眾活動的參與者會認為警務人員是「鬼」（內鬼），引致被質疑及指罵。黃表示，在普通的公眾活動裡不會有此擔心；但是若果身處如當晚那般情緒高漲的場合，便會有擔心。黃又表示，警員在亞皆老街開槍後，便有感覺警方的安全會受威脅。

郭指出，黃的工作是要滲透社運，並針對各個社運人士開檔案，蒐集證據後，在適當時候作出指證。黃否認，並表示有留意一些團體的facebook，但是沒有為社運人士開檔案。黃又強調，沒有刻意追蹤某些公眾活動人士，當中有不少人士之所以認得，是因為時常出席此類場合，不過只知道他們的綽號。

郭質疑，黃透過網上「起底」，去捏造對話和故事；又質疑他早前供稱與容偉業之間有關真普選和失戀的對話都是捏造。黃一概否認。

首次錄口供無提及目睹容偉業召援 警長：回憶得不夠仔細

郭指，黃於案發後第一次錄取的口供中，並沒有提及容偉業大叫：「喂，幫手呀！」至第二次錄取的口供裡才提及。郭質疑黃是看過影片後，才提及這項證供，而影片中大叫「喂，幫手呀！」的男子並非容偉業。黃回應表示，第一次就當晚事件錄口供時，是回憶得不夠仔細，但是堅稱在現場時已經留意到容的行為。

郭又指，口供裡沒有提及有否現場人士響應容的號召，因為黃沒有被問及這方面。郭續指，即使今天黃被問及此問題，也無法確切回答到，因為黃當時目光只專注在拍攝中的手機屏幕，以及他辨認人的能力很差。黃認為自己認人能力正常，但是當時沒有留意有否個別人士響應號召。

辯方播警方揮棍毆打途人片段 警長稱現場無目擊過

郭播放警方錄影片段，顯示凌晨3時41分旺角地鐵站E出口外的奶路臣街，多名市民跟警方對峙；其中一名警員大叫：「打！」後，十多名警員便上前揮警棍毆打市民，期間有市民大叫：「想打死人咩！」郭問黃，有否見到一名光頭的男子被打至頭破血流。黃初時表示看不到，但是再度看影片後，才表示在該光頭男子頭上看到有紅色。

黃表示，當晚沒有在現場看到類似的一幕，因為他到處觀察，並站在軍裝警員後面躲避磚頭，有時扶腳軟的途人及協助受襲的便衣警察。

郭問黃，在警隊訓練中，有否觸及揮警棍後要如何重建警民關係、當見到同事向市民使用武力時要如何處理、應否袖手旁觀等課題。黃表示沒有。

容偉業曾代表香港出戰殘奧游泳比賽 綽號「隊長」

郭播放Youtube影片《人生在綫》，該集訪問對象為容偉業，講述他代表香港參與殘疾人士奧運會游泳比賽。黃表示，在案發前已經從傳媒報道得知容為自閉症人士，徵狀是不擅與人溝通。郭補充，在回歸前後，容均有代表香港參與殘奧比賽，在某段時期裡，容在游泳隊中的綽號為「隊長」；在回歸前，容曾在公開場合展示過代表香港區的港英旗。黃表示不知道。

郭問，在落口供期間，有否同輩壓力，要認出某些人，才能繼續調查下去以至成案。黃否認。

審訊明續。

2018年5月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加上梁承認的一項襲警罪，共被判監6年。此外，梁天琦、林傲軒及李諾文各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未有達成有效裁決，律政司其後申請重審，並將案件合併與另外兩名被告袁智駒及外號「美國隊長」的容偉業之案件一同審理。

被告袁智駒11月開審後承認兩項暴動罪，及一項縱火罪，現還柙候判。

記者：黎彩燕

日前，立法會主席賀一誠的一句「積極審慎考慮」，似乎拉開了「小圈子」選舉的帷幕，同被視為熱門的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昨日（14日）也以「聆聽社會意見綜合考慮」回應記者同一提問。

背熟港澳辦前年提特首四大條件

與賀一誠同場出席中華總商會春茗晚宴的梁維特再被記者提問參選意願，梁指自己已在不同場合回應有關問題，自己立場一直不變，「只要有任何工作崗位與我的條件相配合，只要能夠為國家、為澳門作出頁獻，我都願意承擔。」而當記者追問是否符合條件擔任特首崗位時，梁維特馬上搬出港澳辦前年就香港特首選舉提出的四大條件，即愛國愛澳、中央信任、具管治能力、澳門人擁護。

他續稱，在國家發展的新時代和「一國兩制」下，特首人選應思考澳門如何能有新擔當和新角色，認為新特首人選應能夠引領公務員隊伍，協同社會各界做好此事。

疑暗示賀一誠缺公共行政實戰經驗

同時，梁維特在回應提問時，列出他心中認為特首人選應具備條件，如公共行政實戰經驗和能力、社會網絡和互信等，方可發揮澳門的優勢基礎，當中提及的「公共行政實戰經驗」，隨即引來揣測是暗示一直從商和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賀一誠。

記者再次追問覺得自己是否合符條件，梁則指選特首不是個人選擇，當中包含了「國家交予的任務以及澳門未來的福

野豬為患，仍然熱話不絕。

有議員在立法會憶述與野豬相遇的驚險經歷。某星期日下午議員半山駕車，肥野豬衝出馬路，緊急煞車，可幸未釀成交通意外：「好危險㗎！啲野豬又唔守交通規則嘅（旁邊傳出一陣笑聲），佢好大隻，分分鐘我架車都畀佢撞親個喎！」議員表情肉緊，猶有餘悸。

怪只怪野豬媽媽沒家教，自幼沒同小野豬玩「一二三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的遊戲，沒循循善誘小野豬認識馬路很危險，教識牠交通規則，睇清楚冇車先可以過馬路，冒犯了尊貴議員，險些撞毁了名貴房車。該殺！

議員見多識廣，什麼地方都去過，應該見過外國公路旁不時都有「慢駛，動物出沒！」的指示牌，上面有不同動物的圖案，警惕駕駛者打醒十二分精神。

議員的言論，引來網上瘋傳，嘲笑之聲不絕。但我認為一點也不好笑，尊貴議員、政府高官，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無知到如斯程度，令人驚訝，令人憂慮。

這和香港最基礎的自然教育有關。有一回坐新界東鐵，有飛蛾闖入，橫越車廂飛行。不少乘客像大禍臨頭似的，爭相走避，發出尖叫。有個「勇敢」大叔捲起手中報紙，手起紙落，擊斃飛蛾，車廂才回復平靜。

高官常掛在口邊：你哋為海洋發聲，為海豚發聲，點解唔為住喺香港嘅小朋友發聲。公屋政策失誤歸咎保育的伎倆固然可恥，有海豚冇公屋的歪理邏輯，頭腦簡單的市民又會照單全收，就令人更擔心。

我並非動物權益的教條主義者，保護動物其實只是為了人類的私心。不同品種的生物繼續存在，表示各種環境因素良好，更適合人類居住，其實就係咁簡單！

將野豬、海豚跟人類對立起來，非但無知短視，更會害人害己。

原文刊在明報

Cinefan懷念黃愛玲系列當中，有一部斯里蘭卡電影，自己之前從未看過甚或聽過任何斯里蘭卡的電影或電影人，有幸看到這部七二年的《走寶記》(The Treasure)實在難得；今天在互聯網尋找導演Lester James Peries的亦不見得很多資料，反而讀到一些斯里蘭卡的報紙嘆息國家沒有給予尊重和榮譽予這位斯里蘭卡電影之父；反而黃愛玲在第十九屆香港電影節便辦了Peries夫婦的回顧展，不得不佩服當時黃愛玲和香港電影節的視野。

《走寶記》的故事很簡單，有點像齋舖門外派發的《百喻經》寓言故事，再滲多一點殖民時代的貴族味道。故事以一位富家子得知一傳說中寶藏的埋藏地點，而解封寶藏入口的方法，就是要由一位臉到頸上有四粒胎記的處女來血祭。

《走寶記》最大的特式是對男主角富家子的心理描寫，他好像是一個不懂得有個人慾望的人，他的慾望都源自其社會地位、家庭背景或者命運安排。他渴望得到傳說中的寶藏，但並非單純因貪念而起，反而更像因他成功找到寶藏的入口而驅使；就正如沒有這個寶藏的驅使，獨居的他便不會主動對異性有興趣，縱然他自覺到自己對女性的吸引力。

而帶著祭殺的心來搜獵乎合面相的女性時，男女主角之間河邊相遇的一刻卻猶如一對良緣的相遇，殺人的心後來慢慢催化成愛情；但男主角因草率的投資而帶來經濟困境時，祖屋絕不可以賣，他寧願犧牲妻子來獲得傳說中的寶藏，可算是最不理智的投資選擇，但同時又是極富現代味道的殺妻故事，當中偌大孤獨的祖屋，正正就是男主角怎樣也不會感到滿足的心靈，直至不可饒恕的罪行終於發生；反之被犧牲的女主角，她突然嫁進了豪門，卻還一直嘗試尋找真正愛情應有的幸福，而男主角雖少貪念，卻徹底迷失於財富和傳統間的世俗。

華航機師罷工逼使管理層談判有關「疲勞航班」同台灣本土機師職訓等同航空安全關係密切嘅議題之外，工會要求今次談判協議當中有關機師權益嘅項目，只可以由會員專享。嗱﹗嗱﹗嗱﹗有啲人又想起鋼喇﹗

「點解唔加入工會，就無得享有這些福利呀？」（高音八度）
「你哋係唔係工會霸權呀？」（手指指）

查實有實力嘅工會，自然爭取到咁嘅條款，咁嘅制度唔係霸權乜乜乜，反而係更加可以鞏固工會爭取嘅成果，保障所有員工。試諗下，如果部分員工唔參加工會，只係一心諗工會幫佢哋爭取，咁既然唔參加罷工，都可以得到罷工爭取到嘅成果，對於罷工嘅會員又公平咩？老闆就更加可以用唔同嘅手段分化員工，從而唔同工會談判。

喺台灣，禁搭便車條款本身都有法律依據（你睇人哋幾完善﹗﹗﹗），按其《團體協約法》（即集體談判法），訂明協議內容如無「正當理由」，僱主唔應該將協議內容適用於非工會會員嘅員工。當然，呢個應該只涉及權益項目，職訓、改善疲勞班表等議題，仍然應該係員工整體適用。

世上無免費午餐，自己嘅權益要自己去爭取。「會員專享」嘅條款，喺外國好多工會嚟講，已經係慣例。香港嘅工會權利仍然不成熟，仲需要我們一步步去努力。

保安局近日就《逃犯條例》的建議修訂，明顯地是以去年初在台灣涉嫌謀殺的事件作借口，借題發揮，方便內地日後可以指令港府將居住或路經香港的人移交內地受審，貫徹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的思維，但卻令香港失去在一國兩制中的特殊地位，委實令人痛心。

要知道問題所在，首先要明白，根據現行《逃犯條例》，港府已經可以應中國以外任何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的要求，作出一次性的個案移交安排，條件是要經過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重把關，但現時提出的修訂，是要完全剔除立法會的把關角色，並將單次移交的程序，擴展至中國任何的地方。
若果港府是真心回應死者家屬的訴求，便不會在案件發生後整整一年沒有行動，而必然會採用先易後難的做法，繼續沿用現有的機制，把修訂只適用於台灣，甚至加入日落條款。如果怕消息外洩，疑犯在立法會審議期間潛逃，可以修例賦予執法部門在特首提出移交議案後有臨時拘留權，而無需刪除立法會審議這一關。

我們必須要明白，修例後法庭把關的角色是非常有限，基本上是局限於審視控方單方面提出的證據，只要能夠構成有表面證據，法院便要批准申請。法庭基本上是沒有權質疑對方的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雖然政治或宗教罪行不被納入移交範圍，但只需要包裝成法例所涵蓋的46項罪行之一，包括欺詐、偽造物件、逃稅、賄賂、走私、非法墮胎、賣淫等罪行，便可以要求移交。

試想想，修例後若中央政府或內地官員要求特首簽發證明書啟動移交程序，特首是否可以說不？若中央官員或國務院聲稱事件不是基於政治或宗教原因，香港法庭又怎麼可以作出不同的裁斷？即使作出移交後發覺疑犯未能得到公平審訊，港府除了不斷說服我們要尊重內地的法律外，又可以作什麼呢？即使根據機制，港府獲得中央政府不會對疑犯執行死刑的保證，但若果疑犯在內地監獄畏罪自殺,港府除了對疑犯家人說一聲節哀順變外,又可以作什麼呢？

修例亦會嚴重影響港商及外資對香港的信心。試想想，那些與內地有經濟糾紛的人，日後能否再安心在港居留，不怕會被內地地方政府以觸犯詐騙或逃稅罪名申請移交內地受審？若日後發生類似華為孟晚舟事件，中國要求香港扣押路經香港的美加商人或學者，指控他們在內地觸犯詐騙或逃稅等罪行，特首又是否可以拒絕呢？日後他們是否還能夠安心居住或路經香港呢？

原文為港台節目左右紅藍綠內容

2000年，保安局曾表示會就與中國大陸訂立的移交犯人 安排，徵詢公眾意見。事隔廿年，保安局重提法例修訂，卻只將十頁文件上傳至網站，李家超局長更明言拒絕公眾諮詢。

瀏覽保安局網站，按進「香港與其他地方在刑事事宜相互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的網頁，只得一句「公眾可提出意見」，少有地沒有加上任何諮詢公眾的字眼。

對比其他同樣列於網站的專題項目，如在「提升舊式工業大廈消防安全立法建議」的頁面裡，卻是清楚列明「政府正就立法建議的細節，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誠邀公眾就有關建議發表意見」。

要知道，《逃犯條例》一經修訂，身處香港的任何國藉人士將可被引渡至中國大陸接受審訊，此事對全球在香港過境、逗留、旅遊或居住的人士構成人身威脅，實在相當嚴重。

明顯地，政府打算以「一次性個案」作公關暗包裝渡陳倉，為求避過公眾視線鬼祟修例，在此呼籲各位關注此項 #移送在港人士到中國法院受審 的修訂。

香港眾志也會準備各項工作，希望集結民間力量表達反對聲音，嚴正要求港府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耀安邨耀平樓地下單位前身為幼稚園，空置多年，今年終於有新發展——神託會將在此處開設名為「創薈坊」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預計於2019年4月投入服務。

社會對精神病的負面印象，令 ICCMW 在社區找尋落腳點時面對很大困難。然而，有別於另一 ICCMW 擬遷入大圍美林邨時遇到激烈反對，創薈坊的落戶計劃原來早於2012年獲耀安邨業主立案法團通過，亦獲區議員支持。雖然本報訪問的街坊大部份表示未聽聞計劃，但大多都表示不抗拒。究竟甚麼是 ICCMW？落戶耀安邨經過了甚麼程序？街坊、區議員又點睇？

【耀安邨設精神健康中心時序】
2010年：神託會於沙角邨營辦 ICCMW 創薈坊。
2012年初：社會福利署決定於耀安邨耀平樓地下單位，開設創薈坊分址。
2012年4月：耀安邨業主立案法團通過讓 ICCMW 落戶耀平樓。
2017年1月：房屋署向神託會批出租約。
2019年4月：耀安邨創薈坊預計將投入服務。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房屋署）

創薈坊於2012年已獲通過落戶耀安邨，惟預計要於今年4月方可啟用，單位現正在裝修。

2012年敲定選址 料今年4月啟用

神託會創薈坊（馬鞍山）高級服務主任吳孟傑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耀安 ICCMW 主要為15歲以上有精神或情緒困擾者，提供預防性及危機介入服務，包括個案跟進和治療支援小組。

關於落實選址的過程，社會福利署向本報指，創薈坊現時位於沙田沙角邨，由神託會於2010年起營辦，但面積有限，亦不方便住在馬鞍山的服務使用者，因此須在馬鞍山物色地方，為創薈坊設立分址。社署指，選址會考慮位置、面積、附近環境、服務需求等因素，亦較適宜設於社區內、公共交通方便的地方，及就近其他社會福利設施，而耀安邨耀平樓地下的單位，均符合上述考慮，所以於2012年初決定落戶。

社署指隨後與創薈坊同工接觸耀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及當區區議員，並出席法團會議，介紹有關服務，法團於2012年4月的會議上通過在耀安邨設立 ICCMW。神託會於2017年1月獲房屋署批出租約，惟房署向本報指，裝修工程涉及消防系統及和公共設施，須獲相關部門批核及法團同意方可進行，因此須時較長。工程現預計於2019年第一季完成，2019年4月投入服務。

耀平樓居民林小姐

街坊不知情 但不反對

由決定選址到正式開張，歷時達7年。但本報記者訪問的街坊中，除了一名曾於神託會擔任義工的街坊表示知道計劃，其他人都稱不知情，縱然大部份人均表示不反對。

林小姐住在耀平樓，小時候就讀此幼稚園。她指完全沒收到設立 ICCMW 的通知，大廈告示板從未見相關資訊。她指如區內有需求，支持開設中心，不過認為單位很大，建議分拆為小單位，同時讓教會、幼稚園使用，或提供託兒服務。

耀遜樓居民姚先生亦指「冇乜嘢」，不抗拒設立中心。住在耀平樓30年的陳太亦表示「冇咩所謂」，改為社福設施比丟空單位好。陳太指可能有街坊憂慮精神病患者有暴力傾向，但她認為使用者「有藥食」、「唔係亂咁打人」。

耀安邨居民瓊姐

於神託會做義工的瓊姐指，知道將會開設 ICCMW，不擔心會對居民構成困擾或威脅。她憶述曾協助帶領服務使用者去旅行，他們都很自律，例如有排隊乘車。

鄧先生則表明反對，擔心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不穩定，會傷害別人。他雖然明白人人都有機會受情緒困擾，但認為中心應遠離民居，不應設於屋邨。

耀安區議員民建聯李世榮

區議員支持：對社區有益 勿以有色眼鏡看待

耀平樓地下單位屬政府擁有，開設 ICCMW 一事，不需要經過區議會決策。但區議員作為民意代表，其立場為何？區議員又有否諮詢居民意見，然後向當局反映？

社署回覆本報指，在2012年已諮詢過當區區議員。但耀安區議員民建聯李世榮向本報稱，僅在兩、三年在一個區議會場合遇到社署官員，才獲告知計劃，「政府有佢嘅行政主導，禮貌上先問吓我哋意見」，而他雖是法團顧問，但沒有投票權，在決策過程中沒有角色。

不過，李世榮表明支持設立 ICCMW，認為不應該以「有色眼鏡」看待此事。他指，香港社會壓力大、生活緊張，每個人都面對不同程度的情緒或精神問題，社區需要相關服務，「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呢間中心係啲乜嘢，我可以講，香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入去接受服務」，「我都有壓力，有時都會忟憎、情緒波動，都要入去同社工傾一傾，用專業方法紓導我的心情。」他指人們面對精神問題通常「收收埋埋」，其實應該正面處理，尋求社工協助，方能及早預防不愉快事情發生，例如「老婆比先生打」、「仔殺老豆」、「塞人鎖匙洞」。他表示作為區議員，經常收到此類個案，因此認為開設中心對社區有益處，「社區融和，每人都要走出半步。」

早前有 ICCMW 擬落戶大圍美林邨，引起居民反對，當區區議員、民建聯董健莉亦反對。被問到為何與黨友立場不同，李世榮稱「未有考究」，但認為可能與區內人口結構有關，耀安邨居民「較年輕，易理解啲」。

李世榮坦言開設 ICCMW 一定有爭議，「分分鐘反對多過贊成」，但認為反對的人或是一知半解，不明白中心對社區、甚至對自己有幫助。他認為宣傳及教育的責任在於政府，讓大眾更了解精神病患者，有助 ICCMW 落戶，「應該教育市民，點解社會需要呢啲？點解呢啲 NGO 要喺社區？呢啲係由特區政府帶頭做。」

平機會研究：諮詢應增透明度 減居民疑慮

平機會於2016年發表《香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其他社福設施選址所遇困難的研究》報告，探討 ICCMW 尋找落戶地點的困難，當中提及，由於公眾對精神病存有負面標籤，ICCMW 屬不受歡迎設施，經常面對阻力。耀安邨的個案中，幸得區議員及法團支持，ICCMW 能順利入邨，但過程中經過甚麼諮詢？

社署表示，在2012年法團通過落戶計劃後，安排了法團委員參觀天水圍的 ICCMW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增加對服務的了解，又於耀安邨舉辦大型活動，向居民介紹擬於邨內開設的 ICCMW。社署指亦有向沙田地區管理委員會滙報計劃。

房屋署則僅指，於2012年透過法團諮詢了居民意見，當時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

神託會創薈坊（馬鞍山）高級服務主任吳孟傑未有回應有否過諮詢居民意見，只強調已做過不少地區工作，包括街頭展覽及活動，包括訪問當日舉行的「鄰里‧撐您」嘉年華，亦是與居民建立關係的其中一個階段，形容進展「有成績」。不過，該活動為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基金資助，主要以長幼跨代共融為主題，並未有提及 ICCMW 將落戶耀安的消息。

本報亦有邀請法團接受訪問，講述決策及諮詢過程，惟至截稿前未獲回應。

以上的諮詢，對於推動社區共融是否足夠？平機會研究指出，資訊不足是導致居民擔心的主因。可是，各區就 ICCMW 會址進行的公眾諮詢並無規範，處理手法、資訊透明度和諮詢時間等方面都有差異，而社署及神託會提及的街頭展覽、嘉年華會以及參觀天水圍安泰軒等，是「公眾教育」多於「公眾諮詢」。

研究又指，區議員、法團等社區領袖，在諮詢過程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是主要的諮詢對象，對選址操「生殺大權」，更是社署與居民的溝通橋樑，居民掌握多少資料，就視乎區議員等與居民的溝通情況。

因此，研究建議區議員協助中心融入社區，引領公眾認識其服務性質和重要性，而社署亦應擴闊諮詢對象，並規範化諮詢過程，增加透明度。

記者：吳欣澤、吳鈞然、麥曼筠、梁敏德

（獨媒特約報導）國務院昨日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主持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主動提到，強調綱要中指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依照《基本法》的方針，發揮特區的獨特優勢。她表示不同意坊間「香港被規劃」的說法，表示香港政府積極、主動及全面參與規劃綱要的草擬。她重申，綱要絕對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吸納了不同的各界意見，「被規劃係我叫咗你咁樣做，就要咁樣做。」

在昨日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文件中，稱要求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並要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林鄭月娥表示，綱要在昨日公佈後，看到各界的反應熱烈，國家發展部改革委員會及三地政府將會在星期四將會舉行宣講會。她形容綱要是層次很高，內容廣泛及豐富的規劃性文件。她重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為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推動，「我感到很興奮，依加有很大的機遇。」

綱要共有11章，包括規劃背景、總體要求、空間佈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林鄭月娥表示，港人需要自強及把握機遇，不然便如習近平在2017年所說的「蘇州過後無艇搭」。

記者問到綱要中指，將放寬內地人能夠來港工作，香港會否被迫爆。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只稱不需要過份演繹內地人來港工作會迫爆香港，而應以「雙向去睇」，「港人都可以返內地工作。」

單程證令香港醫療系統爆煲？林鄭：排斥性及負面

對於每日150個單程證人士來港，令香港醫療系統爆煲，林鄭月娥則重申，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認為「單程證人士令香港醫療系統爆煲」是很少部分人的想法，更形容是具排斥性及負面。「單程證制度係用作家庭團聚，並由內地政府審批，佢哋係港人配偶及父母。」

林鄭月娥又認為，現實並非該批人士所說，使用醫療系統較多的是年長人士，「單程證就係年輕人士多」，呼籲要以包容態度看待家庭團聚。

針對《逃犯條例》修訂，林鄭月娥則稱，修訂是倒塞現所條例的漏洞，表示因為眼前有一宗不忍心不理會的案例，「我有很深的感受，受害者父母寫給本人的，便有5封信，睇完就會覺得一定要幫。」

記者：麥馬高

早前見社區組織協會回覆[1]我們的上篇[2]，現在我們嘗試用較宏觀角度去檢視單程證的制度問題，繼續與貴會交流。

單程證與醫療

關於醫生人手問題，貴會提及「本會一直倡議引入的海外醫生應符合本地醫學水平，如有更多具質素的醫生來港，絕對可以紓緩人手問題」，這個可以說大家都有相當共識，可以一同推動重認皇家醫學院資格[3]，亦可擴展至個別英聯邦國家[4]，無論在前線醫療或民間應該無爭議，唯一有爭議的可能就是港府內部，望貴會一同努力。

至於新移民是否逼爆醫院一點，坊間討論的確有點失焦。從人口政策角度觀之，應該說港府連貴會提及的「每年平均只有0.6%」的人口增長也應付不來，不獨醫療，公共設施、交通、住屋通通不合格，甚至連骨灰位都不能放過[10]，現時燃眉之急就是要煞停增長，直至港府有實質改善方再考慮。貴會提及的擴大醫療容量當然要著手進行，但那是長線目標，遠水不能救近火，總不能看著醫療系統已經進入崩潰狀態，大家還風花雪月漫談長線目標吧。況且，醫管局一團糟，措施多年未見有成效之餘，先見令人嘩然的外判利益分配[5]，叫人如何再等長線？

香港人口增長最大來源就是單程證[6]，要煞停增長，先由單程證入手自然不過。當然，大家亦可以考慮先煞停非中国籍移民，或是專才／外勞輸入，或是不鼓勵本地生育，甚至最極端可以採納老人安樂死建議[7]，不過貴會真的覺得有討論需要？

另外，我們並不同意貴會標榜新移民對醫療需求較低的假設，公共政策規劃應該一視同仁，亦要有長線眼光，不能說今天不需要，就忽略未來。

廉價勞工、Corporate Welfare

至於新移民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這點無可置疑，就算坊間偶有發現濫用福利制度案例，亦不能否定大家每天光顧的商鋪，就是見證很多新移民的勞力貢獻。不過，誰是最大贏家？

香港在關於贏家的學術討論不多，筆者借用美國 2016 年的討論作參考[8]，當時有一份 509 頁的報告詳細分析移民利弊。報告是同一份，但各取所需，支持者就標榜移民對經濟貢獻巨大的部份作辯詞，反對者就標榜移民第一代社會成本大於貢獻的部份作辯詞（第二代方開始有淨貢獻），不過，南轅北轍之餘，雙方都同意一點：移民有壓低非技術勞工工資作用。美國移民審批之嚴世界數一數二，本應無此問題，不過美國的非法移民亦不少，這部份無法審批的情況，就如香港的單程證，所以有參考價值。

至於香港情況，貴會文章的確清晰指出問題核心：『新移民中從事「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非技術工人」等基層工作的比例，均較全港人口的相關比例高出一倍（分別為36.2%及18.8%； 30.0%及13.5%）』。

對整體社會來說，新移民基層輸入偏高，令基層工資久久不起，勉強靠最低工資設立下限，入不敷支就靠公共福利支撐，基層整體是輸家。得以享受廉價服務，技術勞工算是贏家，但納稅支撐福利系統，而有所依賴的公共設施又遭分薄，贏極有限。最大贏家是商界，廉價勞工由社會福利津貼，政府又多稅務優惠，完全是 Corporate Welfare 的體現，特別是高層人士，根本無需依賴公共設施，避稅方法亦多，越富越贏。以扶貧為宗旨的貴會，為何會維護這種加劇香港貧富懸殊的移民政策？

長線政策

煞停單程證只是短期措施，長線來說，香港人口老化是大問題，用移民政策舒緩可以是方法之一，但另一方向亦可利用勞工短缺壓力，逼使企業推動自動化。

暫且不岔開話題談自動化，聚焦移民政策，現時主力靠單程證本身亦出現老化的輸入，如何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危機？單程證的 30+ 歲中位數（首次抵港時收集的統計）就是解決方案？

放眼國際，年青國家多的是，為何要向本身亦陷入老化危機的中国人口苛索，而不是以建立國際城市眼光，將配額分散至其他地區？當然，詳細討論可能單靠你我亦不足，但起碼，單程證維持 150 現狀，絕對不是理想方案。

再退一步，就算只談單程證，現時非中国籍家庭團聚有經濟能力門欖，單程證無門欖，明顯成為一種特權，這又稱得上是哪門子的公平？

將全盤考慮暫時放下，中期起碼要先解決單程證的特權問題。現時單程證規則已經不合時宜，以往各界可能有「拯救」內地同胞的理念，覺得要盡量幫忙，但時至今日，香港 GDP 只得中国的 2% 多一點，與當日的 20% 不可同日而語，而現時香港甚至自顧不暇，理念哪可一成不變？

討論單程證規則修改，早前梁啟智有文章詳述[9]，可以參考，大致就是與非中国籍家庭團聚一視同仁，有「能夠把受養人在港的生活條件維持在基本水平以上，並為對方提供適當居所」的門欖。美國自己受非法移民困擾，但合法移民的家庭團聚資格要求則有高度參考價值。梁啟智文章亦有比較美國制度，對於申請者必須保証毋須福利援助，日後離婚與否都要承擔財務責任，可以參詳。另外就是醫療要求，最後就是配額。這些在討論單程證、時有被形容為禁忌的規則，其實無可無不可。

稍為補充梁啟智文章關於「提供適當居所」一點，梁啟智覺得居所要求對減低單程證人數無甚作用，但參考民政事務署的調查，單程證新移民對公屋需求一直高企。額外公屋要求其實等同福利援助，如果是門欖之一，可能會削減約莫一半人數。調查數據並無明言公屋要求者一定居住環境不達標，但覺得公屋是升級而作出申請要求，應該反映來港的居住安排並不理想。是否足足一半不及門欖大家可以各自估算，但「提供適當居所」應該有明顯減低輸入人數作用。另一方面，現時單程證問題未必關乎數量，而是毫無門欖的輸入加劇貧富懸殊，令社會撕裂，所以就算對數量毫無影響，門欖仍然有意義。

參考：

[1] 新移民不只是數字 — 回應新移民造成公營醫療系統「爆煲」之說兼回覆前線科技人員
[2] 與社區組織協會商榷
[3] 黃任匡：論公院爆滿的應急之策
[4] 林正財撐放寬海外醫生　倡設免試名單　先認可英澳愛爾蘭醫學院
[5] 醫管局$2億聘「炒散」護士　高永文任董事公司中標$1億
[6] 香港人口的「十年」 香港變了樣？
[7] 【耀東邨倫常案】殺妻老翁胞弟嘆：香港冇安樂死
[8] What Does Immigration Actually Cost Us?
[9] 我的削減單程證建議
[10] 政府墳場龕位改設 20 年期　再 10 年一續　如無續期骨灰撒大海或紀念花園

（獨媒特約報導）新民主同盟今早舉行新春團拜，新民主同盟輪任召集人任啟邦透露，新同盟預計有20人出戰年底區議會選舉。新民主同盟秘書長胡耀昌積極考慮出戰大埔「新富」，他表示，在2015年補選時，郭永健同樣是工黨秘書長，自己將會是連續第二個民主派秘書長在「新富」進行地區工作。他指出，大埔民主派目前有「大埔民主聯盟」一起進行地區工作，「加埋自己，市區的13個位已填滿。」

左起：胡耀昌、馮君安

在2015年7月的新富補選，原區議員羅舜泉判刑被褫奪議席，其兒子羅曉楓「子承父業」參選，和郭永健及何萬傑三人混戰，郭永健漁人得利當選。羅曉楓在年底換屆選舉捲土重來，以2,447票擊敗郭永健的2,064票。胡耀昌目前已辭任立法會議員助理，全面落區。他表示會花更多時間，向街坊深入解釋規劃及地區議題。

胡耀昌質疑羅曉楓做法取巧，指他在2015年換屆選舉時，以獨立身份參選，當選後卻加入經民聯，但有不少街坊仍以為他是獨立。「老豆羅舜泉又係前民主黨成員，所以我必須靠地區工作去爭取街坊支持。」

大埔區議員任啟邦

任啟邦：全民皆兵攻大埔

大埔區議員任啟邦表示，民主派今年面對的挑戰較過往大，建制派運用素人模式，用獨立身分參選，營造「陳凱欣翻版」，「只講民生不講政治」。針對大埔已全民皆兵，任啟邦補充稱，「大埔將有機會每個位都有非建制派，19個位有17人參選」，形容是史無前例。

去屆區議會選舉，新民主同盟派出16人參選，只有參選荃灣「綠楊」的王靜芝落敗，但勝出率高達九成。三名沙田區議員丘文俊、陳兆陽及趙柱幫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倒戈支持鄭家富，兼退出新民主同盟；另一名沙田區議員許鋭宇其後亦退黨。西貢區議員林少忠後來重返新同盟，新同盟現時共有12名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再戰超區？范國威：先做好區選

任啟邦坦言，上次高達九成的勝出率有好彩的成份，2015年時的氛圍是雨傘運動後，目前難以評估形勢，會以上屆的出勝率為目標，「但唔容易。」被問到會否再戰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范國威表示先專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區選做得好先有望擴張，唔係就諗唔到咁遠。」

除了胡耀昌，另一名新社區主任是「寶琳」的馮君安，他希望能透過紮實的地區工作打動街坊。他表示民主派立法會選舉時，在寶琳常常大勝，但區議會選舉卻強差人意，「可能因為服務的人都是跳落去，感受不到你個心而唔出嚟投票。」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被指同樣有意落戶寶琳，馮君安表示，曾嘗試聯絡對方，但一直未能成功，稱鄭錦滿目前已沒有再在該區進行地區工作。

新同盟目前有四十多名會員，任啟邦表示沒有特別宣傳，會員主要是職員及認同其工作的社區人士。范國威則提到，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當選的成員已有一半不是前民主黨成員。

中聯辦同日早上十一點半與立法會議員茶敍及午宴，范國威表明不會出席。他透露，原定計劃在星期四舉行團拜，但認為今日元宵佳節更適合，參與新民主同盟團拜的記者人數較少。新民主同盟新任召集人周炫瑋今日生日，他表示生日願望是期望新同盟在今年區選大獲全勝，並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及配額。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獨媒特約報導）身兼立法會議員及深水埗區議員、民建聯的鄭泳舜，將逢星期四舉行的深水埗區議會交通委員會會議，改為逢星期二舉行，遭質疑無法同時兼顧立法會及區議會工作，引起民主派議員不滿。鄭泳舜今早開會時道歉，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認為，鄭泳舜的做法「有少少霸道」，事前應該逐一與議員溝通，而不是「出張紙就算」，「如果你時間配合唔到，咁咪搵個時間配合到嘅第個黨友做囉。」

在去年春月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中，鄭泳舜擊敗姚松炎當選，成為雙料議員。立法會大會星期三早上開會，未完成會議的話則會在星期四早上繼續。鄭泳舜同時身兼深水埗區議會交通事務委員主席，如果維持在星期四早上舉行及主持會議，他將無法出席立法會會議。

鄭泳舜：不會辭任主席，希望同事體諒

交通事務委員今早舉行2019年第一次會議。鄭泳舜接受獨媒查詢時表示，因為區議會會期經常與立法會日程重疊，所以才提出調動會議時間，希望其他同事體諒。鄭泳舜強調，交通事務委員會十分重要，不會因為工作日程而辭任主席一職，「有好多議題跟緊，好似巴士路線重組、行人天橋工程，都想跟埋先。」

會議在早上九點半開始，鄭泳舜在會議前再次表示「唔好意思」，稱今日因為有其他公務而需要提早離開。對於調動會議日期引起其他區議員不滿，鄭泳舜則表示，希望同事可以體諒，不覺得其他派別議員抹黑，稱日後會加強溝通，「開會始終需要大家配合夾時間」。

翻查2018年12月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錄音，鄭泳舜曾在會議尾聲時，宣佈下次會議日期時稱：「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因為想調一調個時間，禮拜二就一就。如果大家冇意見，會議到此結束。」

民協何啟明對獨媒稱，新一年的會議日程通常會在年終經區議會秘書處公佈，秘書處亦會再三提醒議員變動會議時間。他質疑秘書處在今次事件上未有通知變更，在會議文件公佈後才知悉事件，在不為意的情況下錯過提出反對的機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自今屆會期起，一直在星期二早上開會，獨媒記者早上九點到達會議室，民協的衛煥南及楊彧均在會議開始後約十分鐘才到達，民協江貴生更在十點時才進入會議室；鄭泳舜則在十點五十六分離開會議室。

記者：周頌謙

三台競爭令港劇變神話

1982 年麗的電視易名亞視，海滴回憶當年電視台覺醒要有創作部門，她自然變成職員，由於做了多年編劇，也自然成為編審。猶記得戰國時代的佳視出現後，各間電視台在搶編劇，因為無線人工好所以加入，她大約做了4、5年，曾經參與長劇《天虹》、《網中人》等，然後才返回麗的，當時麗的脫離英國集團，老闆改為澳洲財團，大家稱之為「澳洲幫」，她晉身為創作部門主管，其後經歷邱德根收購，亞洲電視因此誕生。

由麗的變為亞視，正値改朝換代，創作部門經歷一些轉變。海滴入麗的工作時，「澳洲幫」差不多離去，她沒有看到什麼改革，因為很快便邱德根入主。印象中邱先生佷懂得計算，沒有需要的便不要，可以慳的地方要。不過，她在邱先生入主前，已經把所有編劇加人工。此外，當時麗的比較保守，完全沒有「故事人」的職位，她認為這個很重要，長劇需要有故事人，百集內每十集有什麼情節、每星期有什麼高潮，尤其播出頭幾個月很重要，她建議故事人的人工亦要高，邱生說花很多錢，不過說得過去，因為其他地方沒怎樣超支。

編劇一向天馬行空，與當時老闆邱德根的節檢政策難免有衝突，但海滴卻認為沒有，因為創作部門挺節省，她所參與的劇集，不用特別花很多錢，電視劇不用很多成本，也可以很好看，只要情節、人物寫得好。當時邱先生特別鍾意《浮生六記》、《芸娘》這類劇集，記得《芸娘》更是公開搵主角做宣傳，她與監製曾經到星加坡面試，印象深刻。

不少人認為70年代香港有三間電視台，互搶收視結果炮製了很多經典劇。海滴亦認同競爭很重要，你看現在不用競爭，作品較遜色，一開電視你便要看我，競爭會令他們搞盡腦汁創作，如果當年沒有競爭，便沒有追族這個劇。當年把馮寶寶從外地找回來，令套劇有新鮮感，不是因為競爭，便不會這樣做，氣氛很不同。

至於當年三台如何統計收視，海滴表示是在電視安裝了統計，開電視看多久便計算，《網中人》可能是當年最高收視的劇集，當年一套長劇可以追幾個月，那個年代的生活習慣和現在不同，連録映機都沒有，必須回家按時收睇。不過，近日《延禧攻略》好睇，她有朋友提早結束飯局，回家收看此劇，這是特別的現象。其實好質數的劇，便會有人追看。

海滴憶述，《網中人》有一件事是創作人才知道，當時收視非常好，結果要輪流請食飯，大家都很開心。尤記得《網中人》女主角繆騫人在開拍初期，突然要跟林秀峰結婚，並表示退出此劇，不會補任何鏡頭。海滴原本在休假，突然收到電話回去開會改劇本。編劇們絞盡腦汁，最後決定安排繆騫人在交通意外消失，改由歐陽佩珊補上。不過，這套劇少了繆騫人，反而令鄭裕玲走紅。當年她對繆鶱人的各種傳聞沒印象，只記得要救火，大家以不改動劇本太多為原則，並急速分工寫劇本。幸好邊拍邊寫反而有得補救，結果收視愈來愈高，令編劇們特別開心。

喜歡看港劇的人，都會察覺一個現象，7、80年代比較多著名編劇。海滴認為當年編劇容易成名，可能因為愈少人管、愈自由、愈少限制，作品便會愈精彩。另外，還有時代不同，當年香港社會窮困，他們看著由窮困慢慢冒升，目睹中間有挫折、有起伏，很多經歷耳濡目染，寫出來很多感受，但現在社會制度較完美完善，父母對下一代的裁培呵護備至，生命接近完美無暇，他們還有什麼挫折、有什麼甜酸苦辣可以寫出來。新一代確是有點困難，時代不同，又少兄弟姐妹，也不流行大家庭，少了倫理關係，太完美便不夠空間走動，太美麗、太完整，創作便會有所局限。

簡介：海滴曾參與《追族》、《鱷魚涙》、《天虹》、《網中人》等電視劇的編劇、編審及亞視創作部門主管，其後參與多部電影及舞台劇編劇。

特首林鄭月娥近期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說「有部份市民不能完全理解香港的憲政新秩序」。之前她也不止一次講過「香港仍然有一些人拒絕接受一國兩制下的憲政新秩序」。

得到特首公開擦鞋表示仰慕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去年在一個演說中所作的「指示」說，「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林鄭月娥仍然繼續講憲政秩序，是不是有點落後於形勢了。

不過，既然代表我們港人的特首一再提出，反映她打從心底裏明白，或許也知道根本否認不了，一國兩制確實是具有某種意義的憲政基礎。要搞清楚她這些說法的意義，首先便要澄清什麼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憲政新秩序」。為什麼越說就越像是要指出只有他們這些獲得北京欽點的特區政治新貴才能理解其「新」？其他大部份人，特別是跟她有不同意見的，反對政府某些做法的，就是不理解？

有很多香港人仍然記得「一國兩制下的憲政秩序」是什麼東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憲政秩序，從來都沒有「新」或「舊」之分，特首自己一再強調「新」這個字，其實正是反映她說溜了嘴，證明有人刻意要破壞一國兩制的憲政秩序這個懷疑，不是無中生有。破壞香港憲政秩序的，從來都是另有其人。誰人才有能力去破壞香港的憲政秩序，操持權柄的京官及特首，沒有可能不知道吧！

所謂憲政秩序，從來都不是任由當權者隨意詮釋的，而是建基於具憲政基礎及有法律普遍性的社會契約。一國兩制的憲政秩序是在中英兩國就香港九七前途問題提出討論，以至達成協議，發表中英聯合聲明時已經定下了基礎的。而且根據那一份協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安排會在1997年7月1日起主權移交後50年之內得到保證，這才是今天香港談一國兩制的一個最重要「憲政基礎」。

今天我們見到的，是動不動就說甚麼「先有一國，才有兩制」這裏鬼話，意圖以一國之大、一國之眾來否定兩制，要以所謂擁有主權的一國來壓抑主權之下，但卻也是經由基本法確立了的、在本國憲法及法律框架上已經有其憲政地位及獨特身份的「兩制」。

但實際上，一國兩制就要是在「一國這個常態」中談「兩制這個特殊安排」，就是要強調「兩制」。「一國」有什麼稀奇？有那個主權國家不是一個國家？「一國兩制」就是要突出「特殊」的這個「兩制」。

國家與地方確實可能有上下級之分，但在憲政安排上，「兩制」就是要在國家那個大制以外，以不同的方式來操作，而國家那一制是承諾了「不會」、也受法律規限了「不可以」僊越法律的界線來干預地方那個「兩制」。

說國家擁有全面的法律管治權，這是一個政治概念。但在具體操作上，卻必須受法律條文約束。這一個在香港主權回歸安排過程中的確認了的契約，就是要肯定不能一國之名來否定香港社會以另一種制度形式繼續我們的社會運作。

如果動不動就以民族大義來要求法官，要法官先愛國，實際上是先愛黨，要先受黨的指揮，然後才講法律，那司法獨立便不會再存在。一國兩制就不再是原來憲政秩序中所講的一國兩制。又如果動不動就抬出一大埋政治上的所謂「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要求把兩制原本的框架放鬆，以配合長官意志，一國兩制也只會變成空話。

今天香港人也已經看穿這個特區政府有這樣的一個政治任務，要重塑這一種理解。要扭曲原來的理解及原意，來遷就今天北京的政治需要及意向。如果不是因為誤解或不明白，這些行為便是刻意扭曲及破壞一國兩制的憲政基礎了。

高鐵香港段開通也好、港珠澳大橋通車也好、剛公布的大灣區規劃大綱也好，其實只要有決心，都應該可以找到一些政策及行政選項，足以保障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憲政秩序。但北京及特區政府卻往往不理會香港社會的關注，或者根本是刻意，要以對一國兩制憲政秩序破壞力最強的，也是最野蠻的方式來處理。現在卻反過來賊喊捉賊，特區政府又豈能取信於民！

如果政府真的在意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憲政秩序，政府最主要的責任就是要不忘初心，要保證基本法所列出的條文得到嚴格遵守，而且是要根據香港一向以來那一種普通法的精神來操作，這一點正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核心理念。就算六四事件之後，江澤民都識得說：「河水不犯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