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攝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 金鐘立法會，民眾在佔領區設立圖書館，學生正在收拾書本。
1.
看了《傘上：遍地開花》兩次，五年來的感觸傾瀉而下，或有冒瀆，乞望饒恕。
2.
傘運之初，舉手和唱歌依然蔚為風尚，輿論未以為怪。當年筆者全部做過，慶幸尚無紀錄片拍下自己「罪狀」。
詎料竟在片中見到 Sam 哥（陳和祥）。927 夜晚，他身在前線，偕眾響應呼籲，向警察鼓掌，以示雙方並非敵人。
那就是「暴動犯」的前身，14 年的 Sam 哥。乃後傘運多舛而大道多歧，他的政見有變，但在下對他尊敬不變。在探監室的玻璃幕後，他盛讚陳浩天、陳家駒、鍾翰林做得很好，呼籲大家繼續關心願意抗爭的年輕人。
3.
14 年 11 月 30 夜晚，行動升級，包圍政總。一群人用垃圾車裝滿了磚，準備運上前線。鍾耀華和數名學聯成員竭力擋住。筆者一聲不出，只是影相拍片。
直到搬磚者呼籲手足阻止 Now 電視台拍攝，筆者才稍稍搖頭，說了幾句「唔可以咁做」。
回望當年上載影片，自己懷抱「私心」，沒點明所有學聯成員名字，但隨後的巨浪沒有因而稍止。
4.
15 年退聯潮，其中一場論壇設在民主女神像下。完結後十多人圍著岑敖暉不讓他走，爭論如何抗爭。
岑反對 11 月 18 夜晚衝擊立法會，有人用假的理由（網絡 23 條）號召。包圍者不同意，認為革命可出於策略，用不實的藉口動員。
5.
過去筆者一直不知袁嘉蔚的全名。其實早於反東北規劃，在下偶爾幫忙，已經不時見到她。但出於「搞社運假公濟私識靚女天打雷劈罪無可恕」的革命原則，在下從未問過她的名字，只知她叫 Tiffany。
直至退聯潮燒到城大，袁反對退聯，網上有人罵她「屌你老母袁嘉蔚臭 X」，筆者才知道她的名字，更想不到會這樣知曉。
6.
港大退聯公投，夤夜點票到凌晨，結果大定。筆者趕不上尾班車，原擬在旺角轉乘紅 Van。但自己卻在旺角漫無目的地游盪，去到彌敦道的麥當勞（旺角村民都知是哪間麥當勞），陪麥難民坐到天光，思索究竟為什麼。那一夜便是拙文的的出發點。
7.
若果傘運末段已扔磚，不知歷史會怎樣改變。也許香港早變天；也許自己仍須往返不同監獄，探望雙學所有要員。
筆者只知在浪潮中有點隨波逐流，更多的是明哲保身。心底一清二楚，良心有過愧疚。五年後驀然回首，除了幡然有恨，更敬重淡泊明志的人，不呃 like 不取寵的不動心。
8.
受傷的人還有很多，只是他們不抖露傷口。
9.
《傘上》裡有些人物，或被標籤為左、或被標籤為右；或已淡出學運，或遭負皮纏身。私下聽過很多說法，但筆者依然想為他們說幾句話，請勿見怪。
捫心自問，自己雖未曾淪落到淚灑雪廠街，但始終柒過，柒過裸照上高登。全靠好多人寬宏大量，才活到今時今日。若果自己廿零歲受鎂光燈洗禮，一定會沖昏頭腦，語無倫次，出醜連連。慶幸上天寬厚，沒讓筆者成為突出的人。
10.
謹希望大家考慮幾點：
一、對方犯錯年齡；二、對方是否貳過；三、對方有否改過。
若果一的答案是還後生；二的答案是沒重犯；三的答案是已改過，不妨考慮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們沒有公權力，只是上天錯派角色，超越他們所能勝任。
為人同樣惠己。讓別人有機會重生，自己失足時會比較好過。
11.
網絡有利動員，促進平等；但亦跟紅頂白，刻薄寡恩。若你聽到網上有人散播一套說法，請先信一半，不宜盡信 － 包括筆者。
朋友曾勸筆者警惕某人，起初置為是非，乃後交往愈深，方知所言屬實 － 反過來的都有。
但凡人受傷挾怨，都會向外散播一套指控 － 合理化自己的報復。可能是真的，但請先信一半。
唯有親身認識一個人，才知對方是否可信。
12.
《星期日明報》曾刊登一篇《傘上》影評，作者是梁澄堯先生。他寫道：
「到今天我仍是猜不透。。。是有計劃抑或是率性的行動，因為當時在台上的黃之鋒，好像是見到有人衝，才宣布衝入大家稱為公民廣場的東翼前地。」
其實「雙學三子」（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受審時，已在庭上披露「重奪公廣」經雙學表決。儘管有人認為傘運沒有大會，但罷課既由雙學發起，起碼其時仍是公認的領導。這點關乎事實，必須澄清。
13.
然而在下也同意，梁澄堯先生隱約點出傘運的困局，迨今仍未克復：雙學嫌佔中太溫和；本土派嫌雙學太溫和。不同派系都指責對方騎劫運動。
同樣的事在法國大革命如出一轍發生過：吉倫特派嫌君主立憲派太溫和；山岳派嫌吉倫特派太溫和。
歷史概莫能外，當革命浪潮不斷升級，必然招致保守派反撲。
14.
重提傘運的搬磚衝突，決非「挖墳」或秋後算帳。這場爭執在香港民運史意義重大。
當對峙陷於膠著，搬磚者一度提議表決：「屌大家講民主囉，而家邊個話搬出去舉手囉。」（3:45）
撇開提議者可能有複雜動機（搬磚者比學聯成員多），提倡民主的多數決，始終是一個正當論証。
然而反對者立即駁斥：「依度你只有少數人既意見，係咪十個男人話強姦一個女人就叫民主？」
這場衝突恍似預言，預示傘後的紛爭，至今懸而未決：
一、當抗爭牽涉不同派系，政見南轅北轍，應不應有「大會／大台」領導？抑或容讓各派自行其是？
（究竟何謂自由？）
二、民主和民族幾乎有完全相同的正當性起源。但到關鍵時候，裂縫便會顯現。民族以「我群」劃界，只有共同體內的人有權利投票，與民主的適用範圍不再重疊。
（究竟何謂民族和民主？）
三、香港的民主運動應否延續「民主回歸」的舊路？抑或轉型為民族反殖運動？還有沒有其他出路？
傘後各派都篤信其叙事，鴻溝難以跨越。溝通需要起碼的承認，否則難以聆聽。中道不易拿捏，所謂兼容並蓄，稍有差池即兩不討好。
（究竟民主運動何去何從？）
15.
筆者初識施密特，全因蕭高彥先生的《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當時驚為天人，如今書皮已經翻爛。施密特的學說完全解釋到「傘運」到「傘革」的轉折，如卯榫般合若符節。
因筆者毫無學問根柢，閱讀取徑大異常人，先讀施密特，為了讀通施密特，再讀盧梭。更佩服盧梭天才橫逸。
施密特幾乎繼受盧梭所有精粹，看似古怪卻屬實 － 盧梭才是民族主義之父。
16.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篤信人民有統一意志，消極呈現為國家；積極呈現為主權，即著名的公意。他明言反對分權，批評為「肢解共同體」。
人民主權不但不可分割，而且不受法律規範，因為「人民」就是一切法律的源頭。「法律只是公意的宣言」、「沒有任何根本法不能被廢止」。
若人民的決定有錯，錯不在公意，而是人民遭派系的私利所蒙蔽。因此人民不可被代表；也不應有黨派存在。必須通過定期的群眾集會，讓人民直接為自己發聲，方可保障人民主權至高無上。
17.
傘運中段，雙學和佔中原擬公投決定行止。不滿者在各佔領區貼滿海報，狠批雙學和佔中「不代表我」，提問未經他們授權。公投臨時取消，從此「大會」的權威一落千丈。
反對者的論據理所當然，就是「一切權力來自人民」的人民主權。
然而大家不妨細思：未有民主機制前，何來一個得到授權的民主機制，去成立一個民主機制？
如想建立民主機制，必須有人組織和行動。但只要不斷上溯，奠基的第一步始終無法徹底服眾。
其實這是憲法學上「無窮後退」的經典問題。正當的法律，理應來自民主的議會；議會的立法權，理應來自民主的憲法。可是憲法成立前，有何更高的規範，指導憲法怎樣成立？
18.
卡爾．施密特自信能解決惡性循環。
施密特認為民主即「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統治者與受治者無分彼此達至同一。民主必須奠基於民族的同質，共享統一的意志，也就是著名的「敵友決斷」：
「只要人民生存在政治的領域之內，他們就必須決定如何區分敵友。。。如果人民不再作出這種區分的能力或者意志，他們便停止了其政治上的生存。」－〈政治的概念〉
他譏刺當年英美，根本不讓殖民地、少數族群共享民主，「如有必要就剔除或者消滅異質」。
「平等作為民主制的本質屬性，其對象範圍僅限於內部，而與外部了無關涉。」實質的平等只能夠是民族內部的平等 － 因為他們共享同質的意志（敵友決斷）。
「國家的基礎並非契約，而是人民的同質性，是人民與其自身的同一。這是對民主思想的最有力、最融貫的表達。」民族的同質是實行民主的先決條件。
至於立足於普遍人性的人類平等，他批評為「自由主義」的虛構：「地球上絕對沒有這種普遍的人類民主。」
19.
施密特更創新地區分「憲法」和「憲律」。一般人咸認的成文憲法，比如香港基本法、美國憲法，在他看來通通僅屬次等的「憲律」。
「民族是制憲權主體。民族和人民經常被當作同義的概念來對待，不過，民族一詞更為精確，更不容易引起誤解，因為這個詞將人民描述成擁有政治行動能力的統一體，它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存在，具有政治存在的意志。」－《憲法學說》
施密特認為先有政治統一體（民族），乃後才有「憲法」。「政治統一體的首要任務就是致力於維護自己的存在」，民族為了自保和生存，「能夠對自身存在的類型和形式作具體的總決斷」。
政治統一體「自己為自己制定了這部憲法」，施密特藉此解決「無窮後退」的問題，也就是「民族制憲權」。
真正的「憲法」乃民族的決斷，先於任何規範出現。民族「既是最高的立法者，也是最高法官」。
是故「憲法」毋須預設任何程序，也不受任何規範約束。因為民族求存的意志就是「憲法」的一切來源。「它不需要借助於倫理規範或法律規範來證明自身的正當性，而是從政治存在中獲得其意義。」
「正如每個活著的人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為自己的存在提供規範證據一樣。」
20.
不同派系對傘運有不同詮釋。筆者斗膽用施密特學說，解釋民族主義下的「雨傘革命」，原因有二（20 - 21 段）。
在佔領區街頭，筆者不下一次聽到群眾說「非常時期，非常手段」。恰巧施密特也有肖似的名言：「誰決定例外狀態，誰就是主權者。」
傘運前的抗爭大多服膺公民抗命，接受法律制裁。但政府施放 87 顆催淚彈後，不少群眾的舉動顯然逸出公民抗命，不再承認法律。
「雨傘革命」在施密特的視野下恰如其分。面對鎮壓的生死存亡，香港人以統一的身份認同作出敵友決斷，便成民族。擁有主權的民族，有資格宣布例外狀態，行使不受規範的民族制憲權。從此香港民族自行立憲，革古開新，建立屬於香港民族的秩序，以維護自己存在。
「只要組成政治統一體的民族準備為其生存和獨立而戰鬥，而且他們根據自己的決斷確定他們的獨立和自由之所在，那麼以什麼手段進行戰鬥，存在哪一種軍隊組織，取得戰爭勝利的前景如何，在這裡就是無關緊要了。」－〈政治的概念〉
香港與中國擁有不同意志，卻遭中國同化和殖民。若干本土派不齒左膠「對準政權」、濫施包容、無分你我，昧於敵友決斷。香港民族主義者欲為同胞爭取民主，但僅限於作為「政治統一體」的香港人。不效忠香港價值的大陸人，不配成為香港民族一份子。面對中國壓迫，更應視中國人為敵，與敵人戰鬥。
21.
無獨有偶，施密特批判議會民主和秘密投票，也與「拆大台」幾無二致。
儘管施密特承認，民族建立政體後，難免要投票選出代表，但施密特顯然視之為次等的民主，甚至是「有違民主制的錯誤」。
他認為選舉的秘密投票，會助長人民挾帶私人利益；議會的代表制度，則助長黨派挾帶特殊利益。由是產生的民意，只是私意的總和（眾意），而非公意。政治淪落為私人的牟利、黨派的爭權。
施密特批評代議制只是妥協的產物，而非真正的民主。哪怕搞直接民主，「人民甚至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只能回答所提出的問題」、「提問的方式控制著作出實質決斷的條件」、「實質決斷經常已包含在提問之中」。
而且施密特始終篤信，單獨的秘密投票，把公共的人民降格為孤立的私人，投票結果每每是「反動的」，「不能產出真正的政治決斷」。
上述批判放在香港，即是「提防左膠」、「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所謂「公投」不過是「大台」、「雙學」、「佔中」、「左膠」壟斷話語權的把戲。由其主導的民主，不過為其立場開路。
施密特闡發盧梭的理論，強調人民主權不能分割，不可轉讓，唯有「在場的」、「實實在在聚集起來的人民」，才算是「真正的人民」。
他高舉不受限制的人民意志，廣場式的群眾民主。人民應該公開現身，效法古雅典的公民大會、古羅馬的「歡呼／喝采」（拉丁文 acclamatio；德文 akklamation）來表達意見，才能彰顯民主的決斷。而且他尤崇「喝采」，在《憲法學說》足足提到 6 次。
（註：筆者不懂拉丁文和德文，本來不必交代字根。全因「喝采」乃拙文重要論証，讀者耐心看下去便明白原因。）
22.
我們先看「公意」在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再回頭檢視施密特的學說。
盧梭是 18 世紀世界最暢銷的作家，他在《社約論》正是用「純潔」來形容人民。革命時代的群眾備受感染，奉為圭臬，結果出現一些戲劇場面：
一、1789 年，婦女牽頭率眾包圍凡爾賽宮，路易十六接見其中六人。其中一名女工 Pierrette Chabry 只有 17 歲，她親眼見到皇帝，當場暈倒。
二、大革命期間，群眾已多次攻陷皇宮、攻入國民議會「迫宮」（包括上述婦女遊行）。對於不同派系可謂夢寐以求 － 大可奪權甚至建國。但群眾往往莫衷一是，無法決策後續行動。
23.
法國大革命之初，三級會議的貴族、教士、平民代表一度達成共識。儘管各方動機都複雜，但議會和群眾總算連成一氣，反對君權。
但隨後革命不斷升級，騎虎難下。群眾既要求處死國王；又務求剷除教會；更與山岳派合作驅逐吉倫特派出議會。三面開戰的結果，便是既得罪保守的人民；又撇下昔日的教會盟友；更疏遠溫和的士紳階級。
過去法國史家對革命群眾充斥負面標籤：收錢、罪犯、流氓、暴民、社會渣滓。套用香港的說法即是「鬼」。
喬治．魯德（George Rudé）對此甚為不滿，斥為偏見。他爬疏原始史料，從無證據顯示群眾被收買，反之群眾會即場處死趁火打劫的害群之馬，只搶軍火而對錢視而不顧。
其實革命群眾多屬「無套褲漢」（主要是受薪階級。套褲即古代名畫中，貴族和精英常穿的緊身褲）。為了投身革命，他們要花頗多收入才能交足會費進入俱樂部。
群眾都嚮往純潔和真誠，正如羅伯斯比爾身無長物，素有「清廉者」的美名。然而問題正正是群眾的熱情。反覆「迫宮」箝制國民議會的群眾，主要集中在巴黎，由巴黎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推動。
處死國王是革命的轉捩點。法國各地民眾其實不想處死國王，但屬議會多數的吉倫特派遭巴黎群眾裹挾，被山岳派牽著鼻子走，直到他們被肅清。
24.
山岳派得勢後過橋抽板，實行恐怖統治，最終也在群眾的背棄下覆滅。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Saint - Just）先後踏上斷頭台。
聖茹斯特在敗亡前寫道：「法制是公共自由的保證。。。奠定正義的統治。」
「沒有法制的情況下，共和國的力量或依托於凡人脆弱的美德，或不可靠的手段。。。不幸地出生在沒有法制的國家，徒勞地以英雄主義的力量自持，眾黨派過眼雲煙的勝利已將他們拋入永恆的長夜，即使他們身處榮耀的歲月。」
上述「法制」顯然不是指制憲權不受約束，革命早已經成就；上述「自由」顯然不是指人的自由不受干預，群眾早已經得到。
他想要的「法制」和「自由」，其實是人間的「公道」。
25.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釋，法國大革命的變化，與英美革命截然不同，一大原因是權威的真空。
在光榮革命乃至美國革命，大部份英國人美國人都承認既存的體制（國會／大陸會議），他們針對的只是頂頭君主。只要既有體制取而代之，大部分國民都心滿意足。
然而當年法國就似現在香港，沒有體制為人民所尊重。民主支持者既反對君權（中共），也不滿三級會議（立法會），人民必須自行立法，從頭開始（國民議會／大會）。
可是眾意難調，不服者眾，群眾不斷衝擊新體制（拆大台），要求他們服從「人民的意志」。但誠如前述，「群眾」未必真的代表「群眾」（goo.gl/Q7e7nH）。沒有服眾的機制，不斷革命（升級）就是相同的結局。
26.
檢視過法國大革命，讓我們回望施密特的理論。
台灣中研院的蕭高彥先生，早己捅過施密特的罩門。在《憲法學說》第八章〈制憲權〉，施密特在註釋提到羅馬共和的「道統」和「政統」：
「元老院擁有權威；權力則來自人民。」
施密特說「沒有必要」區分兩者。但盧梭在《社約論》嚴肅地提醒：
「在羅馬最輝煌的時期，就可以看出暴政的種種罪惡已經在它的內部復活，也可以看出它已經快要滅亡，因為立法權威與主權權力都已經結合在同樣的人手上。」
更有趣的例子是「歡呼／喝采」，盧梭在《社約論》亦有提到：
「當循環去到另一極端，公民陷於奴役，不再有自由和意志， 也會出現全體一致。恐懼和奉承令投票變成喝采（法文和英文都是 acclamation），不再有討論，只有（公開）崇拜和（私下）詛咒。」
僅論《憲法學說》，施密特便援引盧梭 14 次！另一邊廂則提倡「喝采」達 6 次。其他著作更不知凡幾。施密特幾奉盧梭為教父，不可能看漏盧梭的見解與自己大為牴觸。
更別說盧梭在《社約論》特闢一章，詳述古羅馬公民大會的運作。誠然，古雅典公民大會採用舉手決；古羅馬公民大會早期亦行唱票。然而盧梭認同其後改為秘密投票。
盧梭同意當羅馬民風仍舊純樸，公開唱票是好事；但羅馬民風墜落後，秘密投票是「適合的」，可以防止舞弊。
儘管援引不等於盡信，卻不見施密特有何正視和回應。
據此三點，筆者大膽地作出「決斷」：施密特只是援引他想要的盧梭。至於不合心意的盧梭，他就故意棄而不論。
27.
林毓生先生解釋權威（authority）源自拉丁文 auctor，意即作者或始創者。乃後引申為「能夠使別人心悅誠服，使別人心甘情願地接受他的看法與意見而受其領導。。。別人對其產生信心，遂起而服膺。」
身為啟蒙哲士，盧梭熟稔古典，當然也在《社約論》詳明權威的定義：「立法者既不能使用強力，也不能使用說理；他必須訴諸另一種不以強迫而能引導人、不以論証而能說服人的權威。」
回望古雅典和古羅馬，兩國之所以由僭政而得民主；由王政而享共和，都有賴前人奠立機制。
在古羅馬，共和端賴兩次抗命。公元前 494 年，平民首次抗命，率眾離開羅馬，元老院接受訴求，創立保民官。公元前 450 年，「十人團」竊據權柄，拒不下野。平民效法先輩，再次離開羅馬，元老院罷黜「十人團」，恢復共和制。
權威是連續的觀念，訴諸傳統、知識、聲望和情操。無論雅典和羅馬，即使在抗爭時期，「權威」依然發揮效力，俾讓人民有「法」可依，提供參考和準繩。
28.
施密特嘗言其學說是「政治神學」。在古代世界，「沒有權柄不出於上帝」，唯有神才擁有終極制憲權。
他一心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上帝已死、除魔袪魅、諸神並起的多元世界，君權神授的國家不復存在。原屬君主的主權怎樣遞移至人民；國家的力量又不致分崩而保統一。
盧梭將希望訴諸普遍人性；施密特則把希望訴諸集體民族。
盧梭顯然對人性美善過於樂觀。但他勝在有先知的視野，同時強調權威、立法者、公民宗教，制衡單一的權力來源。
施密特的過失更加嚴重。他不僅以人取代上帝，更只承認一半的盧梭，拆除盧梭設下的種種防範。
法國面對君主的復辟；德國遭受更深的苦難。除了盧梭和施密特，有沒有其他選擇？
29.
當英國步入啟蒙年代，邊沁曾嫌普通法雜亂無章，不夠「理性」。他懷抱啟蒙哲士的常見心態，倡議用「萬全法」糾正普通法，希望循哲學的理性，由上而下建立普遍法則，應用於一切法律。
然而英國的法官巍然不動。他們寧願編匯更鉅細無遺的法律年鑑，整理更多案例供後人學習。
科克法官（Sir Edward Coke）區分了兩種理性，先天理性和後天理性，普通法屬後者：「不是人人天賦理性，必須長期學習、觀察和體驗，經過後天琢磨理性方臻完美。」
海爾法官（Sir Matthew Hale）的解釋更經典：「普通法就是英國的自然法。」
柏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正出自上述傳統。「共同體的科學」是一門「試驗的科學」，非先天可以獲致。智慧來自「歷史和實踐」；經驗得自「漫長的世代延續」；理性乃由「歲月所累積起來」。
普通法為現代自然法找到出路，毋須訴諸上帝，毋須訴諸人性，毋須訴諸民族，而是訴諸人類在歷史的實踐。
普通法視人為「負責任的行動者」。一方面它尊重先例，恪守成憲，歸納出一貫原則；另一方面它又不斷面對新案件，化作新典範，迎接開放的未來。
英國看似沒有「成文」惠法，但其實就是卷帙浩繁的案例和判辭。憲法的「無窮後退」通過「權威」而克復。
正義一定有爭議，沒有爭議的正義不再叫正義，叫霸權。然而人在「自由」之名下，往往失去定錨，要麼無所適從；要麼無法無天。
普通法眼下的人類就似河流，前人的實踐為後人垂範。流向雖由前人確立，但我們同為水點，
依然未見終點，如何行進仍由我們自主。在此傳統下，人間仍保客觀的正義；後人仍保多元的選擇。
30.
1792 年 9 月 20 日 ，反法同盟攻至瓦爾密（Valmy）。法國臨時徵兵，抵擋當時世界最強的普魯士軍隊，而且雙方軍力是一比三。
但民兵在戰場的不僅沒有潰散，將領呼籲伏低躲避炮火，他們拒絕命令，堅持站立。
在法國大革命，公民宗教（民族主義）和人道宗教（普世正義）比翼連枝。他們熱愛民族，相信它帶來正義，兩者結合的力量沛然莫之能禦。
歌德在普魯士軍中見證著這天，料到世界從此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卻沒料到激昂過後是漫長的滔滔逆潮。
31.
革命後法國曾向各國照會：
「人的意志反過來主宰土地，王朝的地理國家也就被民族國家所取代。」
阿克頓勳爵提醒，儘管民族和民主在大革命合而為一，但困局依然未解。民主既渴望至高無上的人民意志；民族又渴望政府與其邊界一致。如是不外乎三個結局：
一、「有多少共同體便有多少共和國」
二、「把形形式式的住民利益全都納入一個虛幻的統一體」
三、「將處於國界之內的其他所有民族置於臣服的境地。。。這些弱勢民族或是被滅絕，或是遭奴役，或是被驅逐。。。一切取決於那個總攬權利的優勢民族的人道和文明程度」
他解釋民族不易走出悖論。理論上當民族和民主完美契合，結論應該是一。但法國也做不到這麼偉大，面對旺代（Vendée）等地的「反革命」，法國沒有容讓各地自主，而是選擇了二，厲行同化和鎮壓。
等而下之的中國則並行二和三，香港正遭受雙重的迫害。結果「民族權利的最大敵人，是近代民族主義理論。。。它對民意的表達施加限制，並用一個更高的原則取而代之。」
阿克頓勳爵解釋，觀念往往是原因而非結果。因為觀念形塑人的視野，從而影響行動。
民族主義創造了一個新觀念，置於傳統的國家之上。由民族主宰國家的訴求，凌駕了傳統國家的職能。傳統國家是由地理和歷史形塑，而不是由意志形塑。它一直背負傳統的義務，就是協調治下各族利益，比如羅馬帝國。
民族間的衝突永遠難以消弭。阿克頓勳爵重申自由之所以重要，「因為自由是唯一有利於所有人的目標，唯一不會招致真心反抗的的目標。」
當我們認清觀念的流變，便能連接歷史的長河，獲得經驗和反思。
32.
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是劍橋大學思想史教授，後來更榮任阿克頓勳爵擔任過的教席 － 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他最著名的學術成就，就是考察在「主義」出現前，古代人怎樣理解自由。
首先古代人的理解，必定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們還未會搞康德和黑格爾那些「道德自由」。
在古希臘時代，雅典人形容「自由」為 eleutheria。有趣的是此詞與「民主」同義，意指「由完全權利平等的人民來統治」。
雅典人認為自由和平等，在民主中互為表裡，三位一體。古羅馬沒有完全承繼，因為他們接受人民內部分等（貴族與平民）的共和制。但在人民與奴隸之間，依然承襲古典的「自由」觀。
在羅馬法的經典《學說匯纂》，人的基本分類就是自由人與奴隸，自由與奴役彼此為參照系。當一個人受主人支配，就是一個奴隸，反之則獲自由。
留意即使幸運的奴隸遇上好的主人，不強迫奴隸做什麼事，奴隸的本質未變，因為他依然仰賴主人的意志 － 主人有好壞之分，但奴隸始終喪失自由。
在英國內戰（1642 年）爆發前，科克法官和同代學者，便喜援引相關的普通法為民權聲義。後來此風愈演愈烈，成為共和派反對君權的論証。
33.
史金納等思想史家強調，要釐清觀念怎樣轉變，必須設身處地回到過去，甚至要研究其（潛在）對手，才可明白上文下理。
霍布斯寫《利維坦》的一大原因，便是痛斥共和派犯上作亂，無父無君。
他提出另一種「自由」觀：即使我們害怕法律制裁而不敢行動，我們依然是自由的 － 沒有人真的來干涉我們。唯有實質可見的妨礙才令人失去自由。
霍布斯其實想為君主制辯護：法律由國王制定，不等於人民喪失自由。只要國王沒頒布相關法律，自由仍然得保。霍布斯的定義正正是「消極自由」的開端。
共和派對此嗤之以鼻。他們稟持古典的理念，當國王支配著公共領域，享有隨心所欲，任意而為的自由，人民的自由必遭剝削。因為人民始終在國王的支配下，被迫依從國王的意志。無論國王是好是壞，他們依然受其擺布。
34.
所以共和派的自由觀強調：「除非每個人都同樣自由，否則就不存在自由。」自由必定包含平等的地位。
當公共的空間和行動由若干人支配，其他人即失去自由選擇：要麼離開現場，要麼被迫受其意志擺布。即使沒有實質的干涉，自由和平等同時告終。
彌爾在《論自由》也承此遺緒，提醒前述國王也可以是「人民」：
「The will of the people, moreover, practically means the will of the most numerous or the most active part of the people; the majority, or those who succeed in making themselves accepted as the majority; the people, consequently may desire to oppress a part of their number; and precautions are as much needed against this as against any other abuse of power.」
（筆者不覺有中譯傳神，更不敢勉強獻醜，遂引原文。）
也許柏林的話更言簡意賅：「狼的自由意味羊的末日。」
35.
迄至美國革命，若干共和派叛國到底，用同樣論証為美國請命。共和派的自由觀既啟廸英國，也傳至美國。在民主的系譜中，英美都繼承較多的共和傳統。
英美對「自由」的理解顯然影響了兩國革命。其實在法國大革命尾聲，國民公會亦嘗試改組，劃分元老院和眾議院。但新政依賴軍隊鎮壓群眾，其中一名指揮官叫拿破崙。
也許筆者看來很保守，但筆者的保守出自深憂，擔心保守派復辟，竊去傘運果實。他們已在各處冒起，只不過他們有拿破崙的野心，卻沒有拿破崙的才能。
36.
拙文彙整自 14 年以降，點點滴滴寫下的讀書筆記。
筆者不是讀書人，若非傘運的衝擊，筆者應該還在看小說看漫畫打機。但傘運改變了自己一生，也改寫了無數人命運。從此筆者專攻政治著作。
筆者明白半途出家，折節轉向，根本得不到什麼，頂多只有螢火之光。但自己很敬重余英時等先輩的真才實學，也很同意思想史的取向，觀念會影響行動。既然現狀難以改變，讀書也許有用。
時值五年，看罷《傘上：遍地開花》，覺得是時候寫出來。
37.
探監的時候，Sam 哥突然說想看吳叡人先生著作。他記不住兩本書的名字，但清楚兩本書是吳先生最重要的作品，一本是譯作，一本是論文集。
霎時間筆者非常惶恐 － 吳先生的論文，自己也是挑章來讀。隨即想起在監獄讀 PhD 的老梗，但 Sam 哥是認真的。自己也不敢怠慢，靦顏拜託朋友，求兩本書經吳先生摩娑。
回望第 14 段的提綱，拙文僅勉力回答第一條問題。其餘兩條問題，不過稍稍旁及，其實尚無答案。
因為筆者讀書太少，學問遠遠未夠。也許要再讀五至十年，才有能耐回應。希望 Sam 哥 PhD 畢業後，自己有本事和他切磋。
38.
拙文已下「敵友決斷」，視施密特為論敵，但必須承認筆者深佩施密特的才識。他用創新學說批判法實証主義；用民族主義來界定民主。前者令人折服；後者無力頡頏，在下仍須努力。
然而禍福相依，施密特也是為對手而下筆，弔詭地提示筆者看什麼書，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和施密特同代，但守節盡義的德國學者。
全因施密特，筆者才狠下決心認真讀盧梭。之後還有很多座高山（屌韋伯啲書好撚厚。。。），沒有他就沒有這些緣份，還是要向他致謝。
39.
傘後離亂的一大磨難，就是往哪邊站。
史金納提出「第三種自由」，劍鋒所指便是柏林。然而他和筆者一樣，對柏林依舊無比尊重。看過葉禮庭的《柏林傳》，更加感同身受，明白他為何一生都在左右間掙扎。因為愈在乎理想，便愈承認現實。
請留意承認不是接受，而是承認現實只會有很小改變，理想不可能達致，但您的理想不變。
臻此心境的人或會被批評「言行不一」、「精神分裂」。但他們寧願調節，也要保住良心。他們寧願犧牲自己，卻不願別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灰泥。
40.
筆者很尊敬一位學者，從來不用 facebook。詢問原委，他的答案直接了當：「網絡令人自我膨脹。」
自己在不同圈子都見證過相同遺憾。他們或屬左翼，或屬本土，甚至是陸生，都曾積極參與傘運。但他們難忍派系的互相中傷，網絡的冷嘲熱諷，從此淡出，甚至鄙夷過往痴心錯付。
一些人已被「整死」而消失；還有一些人未被「整死」但已滿身傷痕。
反求諸己，其實初涉網絡，自己也曾是加害者，後來知錯才漸漸收斂改過。在下對一些受害者仍然有虧欠，謹此向您們道歉，希望能得到寬恕。
41.
網上多的是表態，卻少見能服人。服人只有兩條路，一靠學問，二靠德行。若果兩樣都沒有，也可以保持沉默。對不清楚的事不必強作解人。
自己在民主運動中只學到一件事，就是自知之明比一切重要。百年之後，沒人會在意您參加過什麼罵戰，涉足過什麼恩怨，後人只會記得您有何傳世的貢獻。勿因小節而失大義。
42.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映照台灣的肅殺年代。女主角告訴男主角什麼是現實：「這個世界是不會為你而改變的。」
傘運落幕之初，筆者滿腔熱情地讀書，滿心以為不過數年，新的運動再起，大家很快便會再見，必須盡快解決協調眾意的問題。
年輕時我們都相信會見到新世界，結果發現時代選中了自己 － 做炮灰。原來自己也要有心理準備，未必活得到變天。
時值五年，不少團體找在下提供傘運照片。重溫時好慶幸自己乜都亂影；也好後悔當時太輕視藝術。所有標語海報藝術品都好重要，沒有共同記憶，就沒有集體認同。
當年有兩位學生，盡力在放學後到金鐘佔領區打掃。清場前最後一晚，兩人相擁而哭。
筆者一直在腦海虛構著電影場面，想像兩人現在去了哪兒，思忖她倆的人生都因傘運而變，像《情書》的畫面，在一所圖書館靜靜看書。縱然相隔兩地，依然兩相懸念，等待再見。
43.
夏綠蒂（Charlotte Corday）刺殺馬拉後，押送犯人到斷頭台的士卒，安慰她說路很長，但她堅硬如石，也溫潤如玉：「我不擔心遲到。」
我們是炮灰但終化作泥土，即使我們活不到變天，也會為您們銜環結草。請汲取我們的失敗，您們一定做得更好。
來日您們定可立身行道，建立到各方信任的權威；也有學問調解眾口交攻，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筆者很早已放下「正義必勝」的信仰，喺現實贏嘅都係仆街。真正的信念應該是《20 世紀少年》，「正義是永遠不會死的。」
夏綠蒂早知結局，但依然從容，因為她和歌德一樣見證過人類的榮光。筆者的信心也是一樣，也許我們一生都不會再見，但我們一起見過 2014 年的太陽。
44.
筆者明白說探望過誰，或會惹來「呃光環」之嫌。撰寫拙文為時數星期，一直猶豫應否提起。最終按捺不住下筆，懇請原諒。謹將拙文獻給 Sam 哥，希望他不介意在下叨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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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彌爾《論自由》
盧梭《社會契約論》
（↑ 筆者不諳法文，本無資格改動何兆武先生的譯文。然而在何先生的譯本，難以察覺「喝采」 一詞，因為何先生將 acclamation 譯作「喧囂」。故拙文兼引何兆武先生、張友誼先生等譯本，尚希見諒。
筆者純因機緣巧合，手上有本中英雙語的企鵝版參考，再找法文原文，才確認盧梭是說 acclamation。施密特在書中常常「曬命」地直接引古希臘文拉丁文法文，所以他一定知道。）
施密特《憲法學說》
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施密特〈議會主義與現代大眾民主的對立〉
吳庚《政法理論與法學方法》
林毓生〈再論自由與權威的關係〉
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
（↑ 一些施密特的書和論文，只能在大會堂五樓基本法圖書找到。）
昆丁．史金納〈國家與公民的自由〉
昆丁．史金納《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
邢義田譯〈古羅馬政治概念中的自由〉
普特〈共和主義自由觀對自由主義自由觀〉
（↑《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來自史金納接任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的就職演說，書很薄亦不深，但正正與柏林著名的就職演說〈自由的兩種概念〉一前一後，一牛一劍，互相暉映。史金納在演說末段也提到柏林。
全港公共圖書館只有一本中譯本，不得外借。但讀者可以找到更精簡的版本。史金納曾訪台演講，由蕭高彥先生翻譯輯錄為《政治價值的系譜》，一般圖書館都可借到。）
阿克頓〈民族主義〉
阿克頓《法國大革命講稿》
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
孫若怡〈群眾現象及其文化意涵〉
喬治．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查爾斯．泰勒《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
（↑ 阿克頓勳爵在 1862 年寫下〈民族主義〉，而且是 28 歲！此文仍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偉大文獻，至今毫不褪色。舊人的學術文章很有趣，他們「文史哲不分」，不循現在論文的格式，反覆重讀會發掘很多寶藏。
筆者正是在生活書社有幸買到其文集，請大家多多幫襯好書店，少去連鎖店。）
浦澤直樹《20 世紀少年》
阿甘本等《好民主，壞民主》
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
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 3 愷撒與基督》
李猛〈除魔的世界與禁慾者的守護神：韋伯社會理論中的英國法問題〉
（↑ 李猛先生的論文好深好深，但亦好勁好勁。只要捱過開頭最難的地方，繼續看下去便豁然開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