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次派四千蚊的行情發展，我有理由相信，因應財政預算有大大的盈餘，陳茂波想得到些民望，所以就同建制派商量派錢，大家記唔記得，最早放聲氣派錢係工聯會，之後，陳茂波就真係接到個波，跟住就想學鬍鬚曾的派法，快靚正。

點知，同林鄭商量時，林鄭就成個彈起，基於憲制責任，林鄭無權干預財政司的做法，但自己又在特首選舉時批評過鬍鬚曾當年派錢是不智。這樣又怎可能再跟，因此，就想和陳茂波商量了什麼智慧形理財，「理財新哲學」。

甩轆情況一次又一次的出現，當我看到這樣派錢法，我真係無話可說，你可以用陰謀去想，這個我覺得誇大左佢地的智慧，看過整個程序，我只能用白痴來形容，由於今天的庸官用「I always agree my Boss 」的想法，一定要頂住個雞頭，但我又預測到，一定係衰收尾。

首先最白痴就係住址證明，看到這一點，就證明香港好多做官的真係離曬地，剛好認識一些主婦就為了住址證明頭都抓爛，最好笑就係聯名都唔得，老實講，香港大部份的家庭都會以男人做所謂主人，就算我兒和女兒最初開電話都係用我個名，這個情況香港是極之普遍，延伸到今天，也和我差不多。後來，很多婦女就到過幾間銀行問過，而家開本紅簿仔是非常之困難，這些師奶叫佢比年費勢係假，終於都搵到銀行開戶口就來第一張住址證明，到今天又話不需要。

第二就係叫人填好表郵寄，這個做法又係不吃人間煙火，更有違「關愛」這兩個字，因為，正正常常當然無問題，但那些老人家，又或者不想用郵票，那怎樣辦呢？我覺得，今天改為用收集箱都不是正確，但無奈總好過叫人郵寄，訊息的關係，還見到有些長者還是排隊買郵票寄表格。

不過，話分轉頭，可能林鄭真係擔心香港無論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政黨得閒得濟，就比機會他們做下野，事實上，在我住的屋邨附近的政黨辦事處，差不多全部都係做緊呢件事。

林鄭呢條婆娘，真係同我當年一些舊同學一樣，目中無人，以為讀兩個錢書，今天成為習家班，目中無人，難聽的就是話之你死，佢有佢返屋企，香港人有呢個婆娘做特首，真係港人之福

自法改會發表〈公開資料諮詢文件〉(下簡稱〈諮詢文件〉)，批評討論多集中在兩方面：(一)豁免的多寡嚴鬆；(二)是否應設立新機構處理涉及資訊自由的事宜(如用不用成立新的審裁處？)小組在撰寫〈諮詢文件〉時，一直參考其它普通法地區的現行法律機制及香港實際環境。當然在鼓勵公開數據(Open Data)的氛圍下，法改會公開資料小組明白大眾有不同考慮及觀點，當然應該洗耳恭聽細心分析。

以上是法律技術的討論，我想在這文分享的是新法目標及眾生期許。很多學者在推動資訊自由法時，都以為立法後，公共行政逐漸變透明，人民掌握資訊增多，可更有效作出決定，更有效影響政策製造，最後達至高水平的人人自主。但是，越來越多的海外研究顯示，立法並不能達至以上目的。(如: Hazell, Robert; Worthy, Ben & Glover, Mark (2010))她／他們相信這是由於政客官員不合作，導致資源不足培訓不夠。但，是否所有人誠心支持資訊(包括資料及數據)公開原則，又有充足訓練，再放寬豁免，甚至加快處理時間，以上夢寐以求的目標便可達到？答案十分可能是「不」，因為：由資本主義創造的資訊機器已超速運作，眾生生命數碼化已不可逆轉。

大家都該有以下經驗：因為將旅行，在網路搜尋器輸入目的地名稱，看看那邊近期天氣；結果之後數月，關於該城市的景點酒店資料便會無間斷出現你的電腦及手機上。在網絡化世代，我們自以為選擇越來越多，事實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令資訊資金資產運行更暢順，透過光速發展科技，「替」我們篩選了選擇，控制了我們的視野以至人生。我們以為生活資訊捶手可得，其實就是以自主換取了方便。如德勒玆(Deleuze)所述，這種科技經濟運行模式，「密碼化」(Codified)了人類，令人類與資訊生產機器關聯「轄域化」(Territorialized)。(德勒茲學派認為「慾望和社會力量（包括法律、法庭、立法會、非政府組織、醫院和媒體）兩條力量線連貫穿主體機器」，而「社會力量總是渴望捕捉控制慾望，並通過重複制訂律法（企圖）鎖定凝固主體。這個過程稱為『轄域化』」。(趙文宗2015: 162, 163))在此論述中，人類不僅越來越難以清楚自己需要甚麼資訊，更枉論爭取自主加強主體性。純粹立法修法根本不可改變此脈絡趨勢。

不要以為如果簡單按〈諮詢文件〉立了新法，情況會改變。事實應剛好相反。試想像：每人按不同目的要求同一份資料，結局是公營機構政府部門因為不同情況運用不同豁免，製作不同版本的資料，加上每份資料均要存檔。如果公開資料政策全面落實執行的話，資訊數量必定爆炸性膨脹，眾生之後便更難準確知道自己所需所尋的資訊是甚麼。

更甚的是：網絡世界令拉康(Lacan)的三界 – 想像、符號和真實 -- 界線及權力變得模糊。網上虛擬世界各人可有超過一個虛擬身份(各人都在各種遊戲、社交媒體有超過一個身份吧)；亦由於身份多重加上虛擬又是匿名，各人言論甚至行為即便出錯，法律道德變得難以規管管理（有多少人因在留言區留下不負責言論而道歉或遭起訴？）。因為網上身份現是組構主體的主要成份；而按尼采(Nietzsche)觀點，行動又是確認建造主體的必須辦法；人類必須(借不同虛擬身份)在網絡世界貼文po相回應留言。後果是：屬真實界的虛擬身份（如水果 ID）比在常理世界的人類身份(想像界)更實在貼身 -- 所以才有人因網上(不知名)留言欺凌自殺。眾生可能對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網上活動覺得厭倦覺得疲累，但仍是被指令樂在其中。這種「暗爽」(Jouissance)是強而有力「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產品(如男人一定要Man；唯有實時回應貼文才是緊跟時事潮流)；當人類由暗爽得知主宰能指能力的極限(男人每分每秒充大男人真不可能，無時無刻睇實手機實在太累)，便以「行動」(Act)顛覆挑戰主宰能指(如女性主義vs. 男性沙文；放棄被密碼化(即Deinformatization) vs. 不斷掌握多最新資訊)。可是，若當下網絡世界的主宰能指就是資本主義創建的話，我們又可以以何種行動起義呢？尤其是當大部分人此時此刻仍享受虛擬世界不輕易受法規控制帶來的興奮及過癮，行動革命的時機似乎未到臨。

直言之，通過新法，應只會令香港市民資訊生產機器更轄域化，更易遭數碼化，成為資本主義一部份。當然，個人自主及主體性(不自覺)削弱虛擬化，換來的可以是生活簡捷便利；這完全是眾生選擇。(以自主主體換生活方便並不錯 -- 當一位內地農民花半日在銀行排隊等待，到銀行關門時仍有五十人排在前面，明天唯有再來排隊時，大家便知手機Apps帶來的捷便確實更重要。)面對這種永遠輪迴的荒謬悲劇，我們唯有學習酒神的醉狂，一面享受當下快樂方便，一面迫視當前困局，順勢而行等待時機思索解決辦法(Warren 1991: 191-194) – 縱使困難不斷出現，解決辦法又只會暫時，但我們仍要笑看風雲變，保持樂觀，視人生為實驗藝術（周國平2018） —— 要反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控制，創造「逃逸路線」(Line of Flight) 或行動策略，協助人類與資訊創造機器「非轄域化」(Deterritorialized) 時機來臨之前，當下更重要的是先掌握準確(運用新法)尋詢資訊的技術，並瞭解當中代價(可能生產更多數據，令人類進一步數碼化、金錢及時間)。但這並非立法便可做到的事。(德勒茲學派堅信多元多重的慾望會可以制定建造(新的)主體機器組合，挑戰「轄域化」，是為「非轄域化」。當中涉及的現象及策略就是「逃逸路線」。)

必須匆匆宣示：我全力支持諮詢文件中所有建議。我也確信人民知情權是必須的，亦須法律保障。然而，以為通過新條例就自動可令公共行政更透明更負責，人民會更多參與政策制定，從而加強個人自主及主體性，可能有點椽木求魚不切實際。

延伸閱讀：

周國平尼采與形而上學 (北京：三聯書店, 2017)。

周國平 尼采: 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台北：商周出版, 2018)。

趙文宗 慾望公義 (香港: 圓桌文化, 2015)。

Hazell, Robert, Worthy, Ben & Glover, Mark Does FOI Work? The Impact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on British Central Govern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Deleuze, Gilles & Hardt, Michael (undated) “Postscripts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Available (16 April 2018 last accessed).

Warren, Mark Nietzsche and Political Thought. (Hong Kong; MIT Press, 1991).

Žižek, Slavoj Incontinence of the Void. (Cambridge, USA: MIT Press, 2014).

近年獨居長者人數持續增加，長者孤獨情緒備受關注。東華三院一項調查發現，獨居或無兒孫在港居住的受訪長者，孤獨感較嚴重；受訪者最希望後輩可在生日、過節及住院等重要時刻陪伴在則，人到心在。調查指出，受訪長者希望後輩陪伴進行的首5項事情，包括與他們過生日、過節、掃墓／祭祖、住院和做手術，讓他們感到備受重視。

長者認為有後輩陪伴備受重視的10件事

1）過生日
2）過節
3）住院
4）掃墓／祭祖
5）做手術
6）覆診
7）一日遊
8）看電影
9）找尋社區資源
10）看大戲

現年72歲的施先生18年前患上膀胱癌，先後進行約20次化療及接受5次手術。他憶述，患病期間情緒低落，幸獲子女們多番鼓勵，令他感到安慰，「做手術期間，她們會日日往醫院探望我，二女有時候更會留在醫院陪伴過夜。」

負責調查的港大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群提醒，長者過份孤獨，會增加患抑鬱、焦慮、認知障礙正等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亦有機會引致「三高」，繼而增加患上心臟病、高血壓、中風等，形容「孤獨的禍害就像每日吸食15支煙。」她說，要有效地陪伴和關心身邊長者，親人及後輩應耐心聆聽及直接溝通，多鼓勵對方表達自己，並了解對方立場和感受，更重要的是尊重對方。

資料來源：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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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在人與人的對話過程中，60%是透過非語言(即身體語言及聲線等)來傳達內容。大家都應該有試過，說話時對方嘆氣﹑皺眉會立即影響我們的感受，無論對方說什麼，我們都會先入為主認為內容是負面 ! 由於長者自身身體機能有不同程度的障礙，所以我們與長者的「非語言」溝通要額外注意，才能把內容好好傳遞給長者。以下幾點大家可以留意 !

長者身體機能有障礙 影響吸收外來資訊

長者的聽覺﹑視力和嗅覺都有不同程度的耗損:-

1. 聽覺 : 長者很可能有聽力受損，很多時候需要配合觀察講者的口型及動作來掌握內容。這是為什麼常建議對長者說話時清晰簡短，避免一次過提供過多資訊或太多人同時間說話。
2. 視力 : 長者視力一般有不同程度的障礙，如果提供長者文字﹑圖片等，要留言提供充足光線的環境，字體或圖片需要夠大。適當的身體接觸如握手﹑拍肩，會讓長者更易感受到講者的方向，方便他從環境噪音中分辨出聆聽焦點。
3. 嗅覺 : 長者嗅覺比年青時遜色，因此可能難以辨別變壞的食物﹑有異味的物品等。

我們的說話技巧

1. 眼 要望長者，留意長者表情及手勢，能有助他們感受你的善意，你亦更能了解他們的情緒
2. 耳 要耐心聆聽，適當時可重覆長者的重點，讓他們感受到彼此的互動
3. 口 要聲音平穩﹑不要粗聲粗氣，不要爭辯，避免使用英文或潮語
4. 手勢 要配合內容，適當的身體接觸如握手﹑拍肩，會讓長者更易感受到講者的方向

資料來源：流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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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話去年有45名警務人員涉違規被捕，較前年29人大升55%。

警隊高層往往以「少數」或「害群之馬」來形容犯法的警員，嘗試淡化破壞性，此乃於事無補，反而會產生埋首沙堆的效果，多少令問題不被正視。不錯，45的確係「少數」，之不過警隊不是一個「犯罪集團」，犯法就變成不應該，相反，警隊責任上是「維護法紀」，才有所謂「警察犯法一個也嫌多」的講法，45個就變成一個天文數字，難怪盧偉聰感嘆「我哋係警察，點會做做下做咗賊」，警察犯法是一個180度的對立，保護人變成害人，是絕對荒謬。

45名警員犯法，對警隊形象之破壞稱得上是無日無之，原因很簡單，警察犯法是必然的新聞內容，一名警員犯法，會有多次的見報機會：被捕、落案控告、出庭答辯、判刑，一共起碼四次，而警員犯罪受審，由於定罪後果嚴重，可説是一律都不會認罪，案件勝訴機會低也博一博，而開庭審訊往往是起碼數天，粗略以一年有200個工作天計，即是每日都有警員犯法的新聞，甚至每星期也有與警員犯法的法庭新聞，以過去一星期作例子，便有起碼兩宗警察犯法的報道。

去年警員犯罪新聞，數量之多和頻率之高，令留意這類報道的人在印象上産生混亂，不清楚邊單打邊單，甚至出現類似案情，頗為經典，以「不恰當性慾望」一類較為明顯。以此推算，未來一兩年，警員犯罪新聞，必定仍然不絕於耳，警隊在大衆心目中形象，不會轉好，衹會繼續轉差，這當然是警隊自己做成，與人無尤。

上星期《國歌條例草案》在立法會首讀及開始二讀當天，民間人權陣線等團體到立法會集會示威，反對國歌法立法。集會結束後，香港眾志轉往公民廣場抗議，在旗杆下掛上「不歌頌的自由」的橫額。政府其後強烈譴責香港眾志，指須「保障政府總部的有效、安全、順利運作。一直以來... 旗桿平台並不屬於開放予公眾進行集會／遊行的範圍。」

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社會民主連線行政委員陳皓桓最近於Facebook 貼出行政處發給民陣的《使用[公民廣場]舉行公眾集會/遊行須遵守的條件》，其中可見以下條件：

「在活動進行期間，參加者不得站立或擺放任何物件於[公民廣場]內的旗桿平台上。」

翻查行政署網頁，《條件》屬於《申請准許使用[公民廣場]舉行公眾集會/遊行》（《申請表》）的附件，而《申請表》則屬政府相關《指引》所指「申請程序」的一部分。然而問題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張德榮訴行政署署長》[1]一案中，已經宣布《指引》侵犯憲法保障的言論及集會自由，原則上剝奪了《指引》的法律效力。《條件》以違憲的《指引》為基礎，是否仍具有任何法律約束力，首先已非常值得懷疑。

無論如何，終審法院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方國珊》案[2]中，確認了表達自由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正是由示威者選擇在何地點、以什麼方式表達意見。如果政府拒絕市民在某地點示威，等同限制表達自由此基本憲法權利。除非有關限制符合正當性、合理性及相稱性的要求，否則即屬違憲。有份決定《方國珊案》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勳爵，在2012年仍然是英格蘭的主事官（Master of the Rolls）時曾指出[3]，限制表達自由能否滿足這些要求，視乎有關確實地點對示威者的重要性、示威長度、佔領範圍及對其他人權利的實際影響等因素。

所以不得站立在旗桿平台上的規定，背後有何正當、合法的目的呢？

即使是有侵犯表達自由之嫌的《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條，其實亦只禁止「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和《國旗條例草案》的建議不同，不是「任何方式」）。單單站立在旗桿平台上示威，明顯不屬上述行為。

而旗桿範圍位於公民廣場的中心，和政府總部（現時似乎相對比較少用的）入口距離亦甚遠，當日附近除了示威者和執意阻撓的保安外，根本近乎沒有任何其他人。讓示威者在該處抗議，如何妨礙「政府總部的有效、安全、順利運作」，遑論影響其他人的權利呢？

事實上，公民廣場旗桿在過去7、8年間見證過多場大型示威，政治上具有不小象徵意義。正如陳皓桓在其Facebook貼文指出，「行政[署]明顯是為了[政府的]尊嚴而封閉旗桿平台，也因為尊嚴而放滿花糟，從而讓普通市民或請願人士不能使用該位置」。在這樣的地點裝置阻礙，在沒有確實保安需要的情況下，其真正目的及實際效果只可能是「用以維護政府免受尷尬」[4]。此舉在國際人權原則下，極可能已構成違反示威自由。[5]

同樣地，法庭案例清晰表明[6]，政府對公民廣場的管理事宜屬於公權力的範疇，有異於一般私人法律糾紛，所以並無絕對權力控制進入政府產業者的行為，其酌情權必須受行政法（或司法覆核）的原則規限。在這方面，行政法和人權法原則相似，要求任何公權力的運用，都不可受政府或政府高官可能面對的政治尷尬左右，否則即屬非法行為。[7]

政府在譴責眾志的聲明中，言之鑿鑿地聲稱「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實際上卻不停非法侵犯示威自由。到底高官心裏，其實國家較大還是人民較大、政權重要還是人權重要，可想而知。

參考：

[1][2018] HKCFI 2557。
[2](2017) 20 HKCFAR 425第44段。
[3]Mayor of London v Samede [2012] EWCA Civ 160, [2012] 2 All ER 10第39段。
[4]參見《約翰奈斯堡原則》原則2(b)。此原則似乎沒有理由不適用於政府以國家安全以外的原因（例如「公眾治安」或「保護其他人/政府的產業權利」等等的理由）限制言論自由的情況。
[5]如參見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委員會2017年通過的Guidelines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Assembly in Africa第90(c)段。
[6]參見《張德榮》案第78-85段。
[7]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1968] AC 997 at 1032D-E per Lord Reid; 1061E-F per Lord Upjohn。

（獨媒特約報導）中大學生會、港大學生會、香港民族陣線和學生動源今宣布，將於2月8日（年初四）舉辦「還原真相 毋忘義士」旺角衝突三周年集會，強調民間自發還原歴史真相，並提醒港人不要忘記正為事件受牢獄之苦的示威者。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倬僖強調，集會主題跟香港主權問題無關，參與者不限於本土派支持者。香港民族陣線召集人梁頌恆表示歡迎希望還原真相的市民前來集會。

本土運動重要事件 盼重新審視歴史

集會由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及理大學生會合辦，香港民族陣綫、學生動源及獨立人士鄭俠協辦，將於2月8日晚上8時假港大學生會大樓1樓辦事處外空地。

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

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指，旺角初一事件是香港本土運動及近年提升市民社會意識的重要事件，有討論價值。他希望舉辦集會能提供空間去正視歴史，並重新審視初一事件。

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倬僖表示，希望藉集會提醒香港人，事件中有一群關心公義自由的人現正面對牢獄之苦。區稱他們是民主及本土運動中很重要的力量，但是現時社會對抗爭者的支援、關心和資源都比較少。因此集會除了提醒「毋忘義士」外，也希望藉此凝聚抗爭力量。

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倬僖

集會場地為港大學生會所管轄 黃程鋒：大學有自由討論空間

黃程鋒指，他們沒有確切預期集會人數，希望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出席。被問到於大學校園舉辦此集會，會否擔心校方阻撓時，黃指集會場地是為學生會管轄的地方，沒有向校方申請。若有參與者喊叫「香港獨立」口號，黃表示不會忌諱，強調大學是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空間。屆時亦會有學生義工在場維持秩序。

香港民族陣線發言人梁頌恆

集會將設影片播放環節和論壇。香港民族陣線發言人梁頌恆表示，嘉賓名單尚待確認。梁續指，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事後迅速地將事件定性為暴動，並說成是一群人故意挑起事端，可見政權在扭曲歴史。梁謂當晚示威者見義勇為，「做了很勇敢的事」，呼籲希望還原真相的人來參與集會。

棄稱呼「魚蛋革命」 盼吸引光譜更闊的參與者

被問到會否要求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初一事件，區倬僖表示，不相信政府有中立、還原真相的角色，反而強調民間自發還原歴史真相。

區又表示，香港的主權問題並不是集會的目標內容；另外，宣傳海報將事件稱為「旺角衝突」而不是「魚蛋革命」，目的是吸引光譜更闊的參與者，不希望純粹吸納本土派支持者。

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表示，事件因為保護小販而起，但遠遠稱不上是革命；不希望「革命」一詞被濫用。

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

記者︰黎彩燕

一個月內，林鄭政府接二連三出現施政失誤，被迫轉軚跪低。

三隧分流未上馬先陣亡，建制泛民齊聲杯葛，政府宣布收回議案。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派四千元方案，手續繁複，擾民反智，結果改完再改，以回應公眾輿論的猛烈批評。

最不忍卒睹的是收緊長者綜援門檻，先來是林鄭在立法會挑釁議員，議員不分黨派群起而攻，再來是高Q低能的羅局長用他的象牙塔邏輯強辯，結果焦頭爛額。好不容易對「未夠秤」的長者補足差額，以為可以暫時收科，怎料又搞出個什麼扣減二百元的荒謬政策，波瀾又起，最後被迫朝令夕改。

上述三項都是民生政策，並非北京阿爺監住要做，百分百是林鄭政府的自治範圍，施政連番失誤，完全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林鄭罕有認低威，頻說反省反思，要謙卑戒精英，這都是應對洶湧政治壓力的權宜之計，官僚性格和架構不改，遲早再犯。

以往推出任何政策，政務官（AO）先詳細審視法律上是否過關，會不會受到挑戰，繼而對執行細節驗屍咁驗，發現漏洞，馬上堵塞。今天是政務官水平愈走愈低，還是問責官員自以為是的精英心態，令政務官已無從着力，功能盡失？

港英時代的行政局議員，粒粒皆星，個個眉精眼企。新政策擺上議程，成員會不留情面「踢橋」，問到主責官員標冷汗、口啞啞，改完再改，精益求精，才敢呈交。今天的行會是酬庸性質，庸才佔了大多數，發揮不了政策把關的作用。

特首是剛愎自用的酷吏，政務司長是唯唯諾諾的庸官，局長是活在雲端的堅離地學者，如此組合，政策災難必然發生。

林鄭說接受批評，如果批評接受，態度照舊，最後只會變本加厲。

原文刊在明報

據說《傘上︰遍地開花》這部紀錄片被用作法庭上的呈堂片段，可算是一段歷史上、法律上、科學上關於一連串事情的證據。但這些片段對於電影觀眾來說，又證明了什麼呢? 戲中有一幕是我入場前已從其他渠道得悉的，就是黃浩銘在金鐘發言時，有同伴在旁告知剛剛有警察開了槍，他的反應是︰「我唔會講，未經證實的我唔會講。」

《傘上︰遍地開花》紀錄了當刻黃浩銘臉上的表情。有人曾經在「警告! 否則開槍!」警方那塊banner面前沒有離開；有更多更多的人曾經在「大台」勸喻離埸時選擇了留低。整部電影出現了一次，一個當時尚未流行的詞語，「自決」，是當晚有一個從不流行的人在金鐘講的，「大台嗌走，警察失控，但可能無第二次機會，大家都係成年人」，然後叫大家走唔走「自決」的人，竟然會是張超雄。那一晚，絕對沒有任何人任何利益慫恿你，留低、離開還是睇電視的，都係你自己的決定；但當你覺得需要做有所決定時，那一刻就證明大家都是在同一個共同體入面，即大家都係香港人。

在這一個共同體入面，戲中有一位由此至終都不知道名字的小夥子，他問︰我們有這麼多人在這裡，但什麼都不去做，在唱歌，有什麼用呢? 小夥子其實問對了問題，但到今天依然沒有人知道那答案，如何「升級」正正是928後的樽頸；「佔中」二字只關乎如何聚集足夠的支持者，「雨傘」二字源於現埸不服從的意識，但沒有了陣地之後該當如何呢? 電影的結局是928後的一個早上，眾人歡笑的臉，分類好的垃圾，還有迥旋處上以鐵馬和雨傘砌成的藝術裝置，天真的歡欣今天回看固然是殘酷的對比，而跟當時的前一晚對比，今天回看，催淚彈雨之後，曾經遍地開花又如何?

《傘上︰遍地開花》主要跟隨的是陳健民和黎汶洛兩位，電影中可以清楚看到他們對組織團隊的能力和對運動的熱心，但明顯不是能在困局中作出決策的人，只是比其他人更願意走出來而已；導演當時沒有對學聯作很多跟進，但戴耀庭宣布啟動「佔中」一刻，在台上一旁的梁麗幗和鍾耀華肢體語言亦清楚表達出他們並非是互信的團隊，而這份不信任不斷擴大到運動的不同層面；在開槍威脅面前能保持冷靜的人，卻未必是在意見爭論下能保持同樣的冷靜。戲中拍攝了928前的一晚，有一小眾不滿戴耀庭的人，被路過的群眾稱為「鬼」，當中認得一位被稱作「鬼」的，他的名字是盧建民。今天我們知道他不是「鬼」，當日他也是你和我的一份子。

卡塔爾真係堅，全勝捧亞洲盃，七場入19球，唯一美中不足係決賽破身失1球。贏南韓大炒東道主阿聯酋贏日本，全屆賽事冇一分鐘落後過。食半打蛋拎去勞改嘅北韓佬可以眼閉了。

但卡塔爾唔止戰果勁，仲係克服好多先天不利因素。換個講法：睇牌面根本唔應該咁勁。

每次講「喂點解中國亞洲盃八強就垃圾 英格蘭歐國盃八強就打飛機」甚至更傷心嘅「勁揪香港入四強未？」，總有人講「應該」乜乜乜，哦，中國應該乜乜乜。所以又貼返呢個圖。真實賽果同埋（根據一籃子因素估嘅）「合理戰力」。從來冇人話人多會勁（印度印尼？），要睇有幾多人踢波，經濟實力之類。

詳情睇返舊文，費事解多次（咩國家先會踢波叻？其實中國已經比預期好）。

先自抽，德國咁多年，雖然係歐洲捧盃最多嘅國家（係呀可？），但其實表現係不如預期（又唔係差好遠，略為不及預期啦），留意呢個圖仲未計入2018年世界盃德國嘅恥辱出局。正如Simon Kuper話 拜仁慕尼黑underperform一樣。五屆歐聯冠軍都underperform？係喎，因為同佢「牌面」相比。德國作為歐洲最多人口，亦其中一個最富有，仲最多人睇波踢波嘅國家，有咁嘅成績其實都仲爭少少先勉強收貨，理應捧得更多盃。同樣地，Simon Kuper話頭，拜仁慕尼黑作為歐洲最強國嘅唯一班霸，理應捧得更多盃（所以你估到了，利物浦其實好撚堅抽，in this aspect）。

好啦，重覆一次講，德國以外，其實多數列強都係outperform嘅 （好合理，有人不如預期就當然有人勝預期）。巴西阿根廷最誇張，西班牙葡萄牙克羅地亞都堅（再講一次，未計2018添），英格蘭其實亦都交足貨，冇欠球迷任何嘢。正如 Simon Kuper本書嘅吸睛副題: Why England Lose　—　因為英國（或英格蘭）根本先天就不足，有咁嘅成績係合理嘅。經濟學人亦寫過無數文講，你睇返英格蘭嘅排名之類，八強貨仔偶然四強就係合理預期。

比較得意嘅係啲underpeformer，匈牙利啦（近年好似有啲起色？），東南亞越南同緬甸啦（而越南近來好似又係突飛猛進，我FB成日見啲越南妹貼），小國盧森堡啦（盧森堡個畸屎有得拗，人均GDP係高，但主要因為幾間大公司啫，係咪好富有都有得拗）。同埋最特別嘅，美國加拿大。事實美國真係唔爭氣（加拿大都係，但除咗孟晚舟外WFC？又，拜仁都簽咗個加拿大仔）。美國人口多，富裕，踢足球睇波嘅人亦多（「美國人唔睇波」係一個都市傳說，你不妨睇下MLS入座率，或者直播世界盃嘅收視），但偏偏未如預期。如果我冇記錯Simon Kuper 係鬧MLS個大聯盟系統嘅，認為唔應該行NBA NHL 嗰套。

然後又講另一堆outperformer．唔知係好消息定壞消息，但中國國足一樣交足貨，真係冇撚欠你半個人情。一來中國窮（人均GDP排幾多？），二來少人踢波（不過多人睇），你睇中國真係comfortably outperform 的。可惜搵唔到香港在邊，你可以去問作者，或者得閒我研究下點reverse engineer 啲data 出嚟 – 但to be honest，我整都整台灣先啦，你估我好鍾意香港？日本韓國亦唔知去咗邊。

仲有，中東孖寶，沙地阿拉伯同卡塔爾，其實都係outperform。沙地阿拉伯固然好多時係笑話，係歐洲隊大炒嘅對象，但畢竟都成日打入決賽周。

卡塔爾先真係勁到離晒罩，重要嘅講三次，呢個表仲要係2018世界盃前，即係未計今屆卡塔爾嘅表現。卡塔爾冇錯係有錢（人均GDP 真係前列），但除咗錢真係冇乜嘢，人口極少，踢波少睇波亦唔多，兩百幾萬人，仲要九成（你冇睇錯）唔係卡塔爾人，痴膠線的。

所以，係真係值得研究的。就唔係一句「搞青訓」講完，鳩唔撚知咩。

當然啦，你可以質疑呢套方法評估「牌面」客唔客觀。同樣地，只睇咁多賽事「得失球」亦可以抽秤—畢竟有啲隊（例如意大利）太公波懶懶閒但打淘汰賽越戰越勇的。

《非分熟女》很值得看。阿Sa 做得很好，完全做到港女的「侷」和壓抑，最可惜是電影中所有性愛場面都拍得有點令人失望。所有做愛的場面就像是由男人拍的一樣，性愛的目的就只是侵入，是男人把陰莖插入女性陰道。也像是一個從來沒有真正享受過性愛的女人拍的，在她能想像的性愛中，一個到法國留過學的台灣仔吳慷仁，只要在她最需要安慰的時候，給她兩分鐘前戲，然後很快就要把她送上豬肉枱，隨便親吻幾下，再加 30 秒口交，便到了插入的時間。幸好這算是一個稍有尊重的分階段插入，而不是純粹的暴力。他的節奏算是慢了一點，比一般的麻甩佬／老公勝了一籌，彷彿這已經能消除百病，阿 Sa也不會計較什麼身心靈滿足、要什麼高潮。哎，幾經艱辛，總算是「破了處」，已經笑逐顏開。

這個與吳慷仁的第一次之後，大家也沒有認認真真地探索甚麼，問題在一夜之間已經解決了，從此生活就能夠展開新的一頁。後來怎様？原來又變成了某一種市面上的愛情，那種只有用妒忌來定義的所謂愛情。港女又再回到性壓抑的生存模式。

如果我不指出這些問題，真的對不起所有港女和師奶，因為男觀眾會真的以為女人做不到愛是因為怕痛，只要稍為慢一點就可以了。對於女觀眾，我們沒有啟發她們，讓大家可以怎樣探索和體現自己的慾望，當她們對愛情失望之後，她的出路最後都只是經濟獨立，找一門手藝，做個小生意再加跳鋼管舞就可以了。

這套戲令我回想自己在情慾方面的跌跌碰碰，曾經經歷過半生漫長的道路，所以不得不馬上寫個短訊，高度表揚自己條仔對我的百般愛護。小三的性生活有很多限制，卻因而有另一種風光。因為他可以陪伴我的時間不多，所以他常常說：「當我和你一起的時候，你想做什麼都可以，I am your slave! 」勞役一個男人，當然沒有太大難度，我們港女總不會太過失禮。最可憐卻是，即使一條仔願意做你的 sexual slave，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得到的是什麼、要他做甚麼。結果，你都是只想自己成為他心目中的一條「索女」。淫？真的很難。

而我和 Louis 的起點，就是我什麼都不用做，只是享受一個高潮。真的是什麼都不用做，不用馬上作出回報，只是袋袋平安。這一個我和他的first sex 經驗才是我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真正的第一課。就是有一個人專心地取悅我，完全沒有要求回報，還說自己很開心。太好了，不需要平等，不需要照顧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在一條女一生人的性關係之中，幾時有咁着數過，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

因為這一些新的經歷，我才漸漸相信自己值得被愛，值得被這樣殷切的愛護和照顧，甚至無需面對被插入的暴力和恐懼，無需假裝被插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What a relief! 因為這不是性行為中必要的部份。講完。

插入對阿 Sa 是一件什麼事，為什麼要搞了四年？女性對這一個插入的感受，男性固然一直都沒有面對，女人也只是將將就就的就過去了。因為在大家的概念中，性行為就是男上女下和插入，無論是口交或是其他各種各樣的性交往，都只是作為預備插入的前奏，因為重心始終是性交。這是女性多年來沒有辦法改變的論述，所有的色情影片、性教育都沒有挑戰這個主流的論述，所以即使是女性導演，她們拍出來的電影也是一樣。於是我發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因為我條仔稍為好一點。

其實他當然都不夠好，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我所希望有的複合高潮（multiple orgasm）也不是常常能夠得到啊！要我清楚地提醒他，指明他不要直接用任何方式插入，包括手指和陽具；他要用最輕微的力量，不是陽力而是陰力去撫摸我，直到我非常強烈的希望得到插入。If it takes forever，他都要等；即使我已經快要瘋了，他也不能很方便很就手就「搞掂我」。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把自己的不能滿足，轉換成更大的慾望，最後才會一發不可收拾！

最重要的不是任何插入的動作，卻是撫摸和在「掂到與掂唔到之間」的糾纏，兩個人甚至不需要脫清光。這不是關於男人可以得到他的高潮，也不是關於他有多厲害可以賜予女性高潮，這是關於一條女懂不懂得自己的快樂，讓自己的快樂不儲在方便的插入中被遺忘。

因為我這幾日都見到張建宗出來回應問題，可能是他的官職問題，事實上，一個政務司司長是有一個極大的權力，因為他是在行動上是執行特首的指令，所以，他算是每一個範疇都要踫到，更要回應。從他回應沙中事件，我覺得香港實在是變了很多，因為，張建宗原則上是代表政府的行政，而他是不贊成立法會對事件進行特權法調查。立法會是獨立運作。

本來以中共的管治，三權合作下是無問題，但香港一直都是三權獨立，那就是政府干預立法會運作，因為是否用特權法來調查，權責是在於立法會，並非政府，可能今天一切事情都不是在特區政府可掌控，難道真的是西環治港，似乎這樣是將地下事情搬上檯面，又或者對立法會下指導棋，這個相信是近幾年所出現的問題。

張司長從1972年入政府，做左35年在2007年3月，到達至退休年齡，時任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勞工）是和之前的勞工處長同一職系，當時，工會中人希望他留任，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更在答問大會上質詢時任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希望留任張建宗，惟不得要領。這個也是打開了他日後在局長的生涯，也證實了，他是得到建制派的支持下繼續做官到今天。

從我做公務員的經驗，張建宗是一個公務員的「典範」，我形容他是老江湖，好多人不認同，他的表現正正就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說話永遠是講左等於無講，可能比講左還有問題。這個是我這幾天翻查他所講的事情找出答案。你可以說他經典，但一點也不算是，只是走精面說話。

最近，我就覺得他除了不贊成立法會的用特權法查沙中事件，另外就是不要讓市民有錯覺是政府施政失誤，當你細心一聽就明白到，原來，他一直都是做這樣的角色，識閃識避也識找藉口，我真的想問，施政失誤是可會錯誤感覺的嗎？難道今次派錢看不到施政失誤嗎？因為一改再改也就證明了是政府沒有真正面對政府，另外，就是長者綜緩金一樣，這些還不算是失誤？

我又不會怪這位老油條，因為從他的經歷，在我們紀律部隊形容是「油位」，是有足夠時間去炒樓炒股的位置，一個做政府公務員手頭有接近二十個物業，還未計算那些浮來浮去的物業，這些事情要花幾多時間去處理，難道真的上班時間完全不談。所以，當我聽到他發表關於住屋或者勞工問題，我是非常之納悶。不過，這個也是香港的現象。也是公務員一般的態度，不要說什麼為民。

你有沒有聽過安陽師範學院？就算你本來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觀察大陸的網絡輿論，最近大概也知道這間學校的威風了，因為有人說它原來比哈佛大學還要厲害。

在〈論安陽師範學院強於哈佛大學〉這篇在知識圈裏傳得很廣的文章當中，作者分別從學校的歷史之悠遠，占地規模之廣大，學生人數以及研究科所之單位眾多等好幾個方面提出論證，說明安陽師範學院為什麼比哈佛大學還要好。除此之外，作者還提出了兩個非常特別的觀點。第一，是「安陽師範學院是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公立大學，哈佛大學是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立大學，兩種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安陽師範學院地位必然高於哈佛大學，這是誰也無法抹殺的」。第二，「兩個學校不同的校訓預示了兩個學校未來的命運。安陽師範學院的校訓是『勤奮創新，為人師表』，讀起來朗朗上口，一種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優越感。而哈佛大學的校訓是『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哈哈，聽起來是不是有一種暮氣沉沉的感覺」。

無論怎麼看，都像是在搞笑的這篇文章，據說是「安陽師範學院思想政治理論學專業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答辯現場所有審核老師都起立鼓掌，並且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但是安陽師範學院很快就發表澄清聲明，譴責這是一條完全虛構的消息，並將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學校名譽的權利。那麼這篇東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誰呢？有人查證，發現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網絡論壇上流傳的一段帖子。那陣子，其實還有不少人仿照這篇文章的風格，寫出了〈論江西財經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理由〉、〈浙江工業大學遠遠強於哈佛大學〉等大量胡鬧的東西。而這些文章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傳來傳去，又火了一把。為什麼十幾年前一批諷刺當時大陸高等教育界的網絡帖子能夠輪迴翻生？除了是它們所諷刺的現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覺得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

且看在這批文章當中不斷被抄來抄去的這段話：「我們承認哈佛大學在世界上名氣大於安陽師範學院，但這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媒體掌握着話語權，有意壓制安陽師範學院的結果，我們相信通過全體校友在網絡上的宣傳，我們一定可以讓世界人民認識並喜歡安陽師範學院」。這段話你聽了是不是覺得十分熟悉？因為它的邏輯是我們今天無論在任何一個領域都能遇到的。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問題嗎？它真的比不上西方發達國家嗎？如果你真的這麼認為，那是因為你已經被西方人的價值觀和媒體宣傳洗了腦，失去了對我們國家獨特經濟道路的自信。

接下來，我們該做的不是在學理和實際效果上檢證哪一種經濟模式更加優秀，而是加強我們的「話語權」，一方面對內向國民反洗腦，一方面加大資源對外宣傳。如此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模式之優秀，自然會成為舉世人民的共識。所以大家對我們的經濟道路要有自信。不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們也都該依照同樣的推理模式，培育出類似的自信心。難怪有在大學教書的朋友，看了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後，笑稱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種自信」。

上面這種邏輯的關鍵詞當然是「話語權」，現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話，我才赫然發現，原來「話語權」這個名詞在中國已經流行了十幾年。但到底什麼叫做「話語權」？它明顯不是傳統中文，但也無法簡單對應任何一個西方學術名詞。按照這三個字背後的思考理路，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它應該源自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當中的「話語轉向」，有點類似英文當中的"discursive power"。果然，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的官方網頁上，都能找到它的定義：「話語權本身是個外來詞，翻譯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語詞"pouvoir du discours"。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就職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時的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話語權』一詞，這裏的『權』即權力（pouvoir），與他『知識就是權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話語權』一詞的本質。

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即通過話語來獲得權力，它與軍事、經濟等物質性權力一樣，本質上都是一種『權力』」。我曾有好幾年耽讀福柯論著，沒想到竟然在中國最權威的官方網站上面都能夠看他的思想介紹，真是又驚又喜。但為什麼國新辦的官網上會這麼詭異地登出一篇介紹福柯觀點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裏面的這幾段話：「要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基本格局，需要有戰略性籌劃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論上對國際話語權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則是推進國際話語權建設的基本前提」。「當前中國與西方的國際話語權競爭最為尖銳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領域。

因此，政治話語權應該是當前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核心，其中學術話語權更是基礎。新近的『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亞洲再平衡』等，都是與西方學界相關聯，對來自西方的話語攻擊和西方學界命題的挑戰，中國也要注重從學術上予以回應，才更有說服力，才能更好贏得話語權。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權的基礎性意義不容忽視」。

同樣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對現代中國的認識和疆土界定產生了一些衝擊，所以連《人民日報》這樣的報刊都忽然關注起非常硬核的學術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於是連包含學術研究在內的所有爭論，就全都和話語權的把握跟建構拉上關係。

好幾年前，我還稍微認真地寫過一些小東西，討論「話語權」這個學術概念被移植到中國之後所產生的誤用和濫用。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再那麽認真地去看待這些東西了，對於越演越烈的話語權潮流的最佳回應，可能就是那批論證XX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文章。「話語權」這個本來有點深澀的西方學術概念，能在中國這麼大行其道，大概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很「後現代」的頭腦沃土。例如每個大陸學生都學過一點的「辯證法」，就被簡化推廣成一種凡事都要一分為二的觀看角度。你不能夠總是說文革不好，因為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在關注文革的負面效應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積極面。推而廣之，就連納粹德國，我們也都該看到它好的那一面。

就像我們香港人很愛講的一句廢話。什麼事情都只是「觀點與角度」罷了。於是對於一件事物的判斷（不管那個判斷是真理的，道德的，還是審美的），就都不會有任何標準可言，純粹依賴於你所處的位置和角度。在這種粗俗版本的辯證法基礎上，加上實力的向度，自然就會得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話語權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為你有說話的權力，而且音量夠大；真理只是實力的結果。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也許你會問，為什麼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去祖父母家拜年？為什麼每年的一月六號要跟情人慶祝紀念日？為什麼看了幾十次《逃學威龍》電視播的時候還是會再看？《日日是好日》這部電影或許解答到你。

由樹木希林飾演的資深茶道老師武田先生非常謙遜，總是覺得自己有不足要人多多包涵。她說當老師其實是一直學習，而她在老年才悟到一個道理：「能夠這樣跟同一班人做同樣的事，是一種真正的幸福。」

電影中有個畫了小狗圖案的器皿，是狗年才會拿出來用一次，十二年過去，能再用它實在心存感恩，人生中還可以用它多少次？我們跟家人齊齊整整互相交換一堆沒有特別想吃的藍罐曲奇之類的新年禮物，還可以有多少次？這部電影沒有特別營造催淚位，但就是那種淡然讓觀眾默默地流下眼淚。

武田先生的家放著一幅寫著「日日是好日」的書法，這句畫源自佛經《碧岩錄》，是提醒我們遇上生命逆流，也要以平常心相待，我想到影響存在主義的一個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講的一句話：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兩次（One can’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其實意思是一樣。

茶道讓人在過程中悟出道理，「茶道要從形式學起，先把形式做到位，慢慢就能心領神會」老師如是說。當然，不可以說這等同治療，但不容置疑的是茶道和其他藝術透過五感讓你即管去做，不要太過理性，你的手，你的心，自然會引領著你。電影中，武田先生家牆上會不時更換不同的書法，中文字的書法本來就是圖像，讓人看了不僅有聯想的畫面，甚至有聲音、動作、對白。茶道，讓電影中學茶道的女主角釋懷了兒時的壓抑情感、渡過了感情關係的低谷、處理了對父親離世的哀傷，頓悟都是從茶藝當中得來的。此外，茶道配合季節、節氣，這將人置於大自然循環中，頓悟更配合存在主義的概念，可參考書本《Nature-based Expressive Arts Therapy》和《Nature and Therapy: Understanding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in Outdoor Spaces》。

最後想說謝謝樹林希林，她以這部電影作為遺作實在很有意思。從2007年《東京鐵塔：我的母親父親》愛上了她，記得當年去電影院看了這部電影三次。2016年的《比海還深》，2018年的《小偷家族》，她演活了每一個不同母親的角色。戲外她說「活是日常，死也是日常。」她只想活得有趣。還沒看《日日是好日》的，推薦你去看。（我也是被兩個看完覺得超讚的朋友成功引誘了我。）

最近醫療系統因流感爆發已經崩潰，再有聲音指出取消150人單程證配額。其實，以維基百科數據顯示，單程證制度由2002年起，每天150人來港（註1）；粗略估算至2019年，單程證人士已近87萬，足足為香港700萬人的7至8分1，「換血」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而，不單是單程證，來港旅遊的內地人也令香港各地淪陷，淪陷主要地包括北區，以至旺角、尖沙咀等，要是你假日前往，還真的已分不了自己身在何方：到處都是內地人、普通話，滿佈嘈吵的談話聲與沒完沒了的大媽。連大學也崩潰，內地鴨仔團蜂擁而至，嚴重影響學生日常生活（註2）（題外話是，內地同胞總有一種「影響到人有乜所謂，因為我大哂」的基因，以至不僅香港，乃至全球現時都在受害）。更有小學一律要求學生講普通話，若上堂講廣東話要被罰抄「我以後不說廣東話」（註3）—我想大家明白一點，香港的赤化淪陷是「已經」發生，是Present Perfect Tense的「Already」，而非Future Tense，即「將來」發生的事。杏林覺醒黃醫生提出，150人單證證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邏輯問題」；我可不同意了，其實這從頭到尾根本就不是「邏輯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一切一切，都因港府甘願賣港，以及港人對政治的漠視與冷感而致的直接結果。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香港人。大家討厭內地人是不爭事實，他們爭奪資源，由學位床位到滿街嘈吵買東西到工作機會炒高樓價甚至爭骨灰龕位‎，大家都討厭—但，一去到要「解決問題」，遊行示威又好、光復行動也好，一一變縮頭烏龜，甚至聯個署發個聲也不做，繼續「你有你攻陷」、「我有我搵食」，然後日常生活中，又說自己「很討厭內地人」—我想問，大家如斯討厭的話，又不見得遊行示威光復行動能萬眾一心？

我明白，可能有很多人認為「都唔影響我」、或是「做左咁又點、政府會聽咩」，但我認為這一切一切，都不構成我們不發聲的理由。至少聯署是比較輕易做到，抗爭成本又算低的方法。但，以香港人這種「講已經唔係天下無敵、做少少更是有心無力」的態度，這個視民意如糞土的政府，焉會理會一下我們這些蟻民？要罷工罷課上街抗爭到底，香港人根本做不到—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香港角落中，渾然不知香港的赤化淪陷其實一 ‧ 早 ‧ 就 ‧ 發 ‧ 生。待我們願意抬起頭，面對現實時，卻已成不可逆轉的命運。

德國著名神學家馬丁 ‧ 尼莫拉有一首著名一首詩（懺悔文）《起初他們》（註3），描述忽視與自己無關的團體所造成的結果。

納粹抓了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關了猶太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沒有抗議；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沉默了；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後當他們奔向我而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今天，我想將它改成這樣子：

內地人來攻陷上水粉嶺北區時，
我沉默了；
因為我不是住北區。

內地人來搶床位生孩子、政府要學生上堂講普通話時，
我沉默了；
因為我不是大肚婆，又沒有下一代。

內地人來搶學位、工作機會時，
我沒有抗議；
因為我仍然讀到書，找到工作。

內地人來炒樓時，
我沉默了；
因為我仍有住的地方。

最後我打了很多乞嚏、患上流感，因為人太多、我在急症室等了24小時都無人理我，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參考：

註1：維基百科—單程證制度
註2：東方日報—內地鴨仔團攻陷中大港大
註3：新聞刺針—普通話成為小學生的日常用語？
註4：維基百科—起初他們

日前獲邀出席觀賞電影《潛行浩劫96小時》的傳媒優先場，該電影改編自「著名獨立新聞記者羅拔摩亞（Robert Morre）的紀實小說《A Time to Di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Kursk Tragedy》」（註一），把約20年前震撼全球的「庫爾斯克號災難」（The Kursk Tragedy）搬上大銀幕。

說起這件國際歷史大事，相信能夠鉅細無遺憶述相關事發經過的港人只是鳳毛麟角。筆者當時只是個小學生，對那件事件的印象可謂相當模糊。即使閱讀過電影發行商提供的宣傳資料，腦海浮現起的第一印象，只是依稀記得當時每天放學後都希望盡快趕回家中收看NBA賽果的新聞報道，但曾經有一段日子，無綫六點半新聞每天也會在報道體育新聞前更新相關事態的發展。至於具體內容是甚麼，則已忘記得一乾二淨。反之，與筆者同行觀賞電影的某位前輩級時評節目監製則對這件災難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筆者前往觀賞這齣電影前自然做了少許功課惡補這一段歷史。不過，閱讀有關「庫爾斯克號災難」的學術論文與觀賞相關的電影作品始終有一些重大的分別，原因是前者的記述和分析理應是去情感化的，好處是有助讀者摒棄先入為主的偏頗觀感，但其局限是一般讀者難以透過宏大的敍事框架和理性分析的文字而對當局者的掙扎、無奈和傷感有深刻的體會。《潛行浩劫96小時》恰好能夠透過視像畫面把箇中潛在的情感起伏放大呈現在觀眾的眼簾，為他們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了解事件的切入點。即使事前對「庫爾斯克號災難」有一定理解的觀眾，也可借助這齣電影去豐富自身對事件的想像。

稍為翻查資料便可知道，「庫爾斯克號災難」中沒有任何生還者，所以基本上每個對這件災難事件稍有認知的觀眾也不會抱着期盼大團圓結局的心態去觀賞這齣電影，但與此同時，正如導演湯瑪士溫德堡所指，沒有人具體知道「庫爾斯克號」爆炸沉沒後，尚有生命氣息的海軍船員是如何度過生命中的最後倒數階段（註二）。歷史留白之處，大概就是編劇和導演可以發揮創意和注入個人風格的部分，這亦是《潛行浩劫96小時》電影作品的成敗關鍵部分：就劇情而言，電影作品如何刻劃各持分者的心路歷程變化，是最有可能為觀眾帶來驚喜的部分。如果這齣電影在這部分令觀眾感到失望，那麼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會剩下重覆陳述「庫爾斯克號災難」沒有任何生還者的已知事實。

《潛行浩劫96小時》如何忠於紀實小說的原著精神

任何談及「庫爾斯克號災難」的作品，也難以迴避觸及箇中的政治話題，《潛行浩劫96小時》亦不例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發展萎靡不振，原因眾說紛紜，但俄羅斯海軍屢遭削減經費，導致軍備日久失修，卻是不爭的事實（註三）。2000年，新上任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有意重振國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俄羅斯北方艦隊將領決定於同年夏天實行自蘇聯解體後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註四）。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潛行浩劫96小時》的故事主線，是描述一群「已有十年沒有執行任務」的海軍同袍如何興奮雀躍地再次坐上庫爾斯克號潛艇接受挑戰（註五）。這個「10 Year Challenge」固然不是俊男美女生活於和平盛世的打卡活動，但他們大抵也沒想到，原令他們引以為傲的奧斯卡級潛艇，最後竟也成為了他們的葬身棺材。

根據俄羅斯的調查報告，「庫爾斯克號災難」的肇事原因源於潛艇內早已有損壞痕跡的65-76A型魚雷在上彈移動期間泄漏過氧化氫燃料導致爆炸所致（註六）。不過，接連兩次爆炸，並沒有立即炸死潛艇內所有的海軍成員；潛艇內的艙壁發揮了阻隔爆炸蔓延的作用，使身在船尾艙的23名海軍成員暫且存活下來，當庫爾斯克號潛艇沉於北冰洋巴倫支海海底，他們集合在潛艇的9號艙，由隊長中尉Dmitri Kolesnikov記錄他們的名字和軍階，以及擬定絕境求生的選項（註七）。在理論上，他們可以從棄船離去，急速升上水面，期盼巴倫支海水面上有人接應他們，但由於當時潛艇沉於350英尺的海底，潛艇內沒有任何抗壓設備，所以此舉差不多等同於白白送死（註八）。因此，他們放棄了豪賭一鋪，選擇留在潛艇內等待救援（註九）。問題是，船艙內的氧氣隨時有耗盡的危機；儘管他們定期燃點開啟空氣再生裝置把船艙內二氧化碳吸收，繼而把氧氣注入，但這種操作方式亦構成一定的火災危機（註十）。此外，潛艇的核反應堆已停止運作，電力中斷，船艙內的溫度急速下降，情況愈趨惡劣（註十一）。

其實，爆炸事故後存活下來的23名俄羅斯海軍原本還有一線生機的：英國、挪威和美國的救援隊伍已準備就緒，只是俄方年長一輩的將領擔心俄國的最高軍事機密會因此被泄漏出去，所以他們寧願犧牲前線的性命，也不惜數度拒絕外國的援助（註十二）。期間，俄國軍方內部曾就是否接受英國和挪威的救援協助一事進行激辯，有俄軍將領曾違抗軍令把庫爾斯克號船艙的圖則和運作說明交到英國海軍將領的手中，俄國政府亦一度接受英國的救援方案，但到了實際執行方案時，英國海軍卻在俄國與挪威邊境交界被拒進一步前進（註十三）。與此同時，俄羅斯曾數度嘗試派出救援潛水艇展開營救工作，但由於救援設備落伍（例如潛水艇的電池只能提供短暫的供電，以及需要長時間充電方可恢復運作），那些救援工作均以徒勞無功收場（註十四）。最佳的救人時機，就此一點一滴被殆盡。以上這些細節，《潛行浩劫96小時》的劇情或多或少也有觸及到。

《潛行浩劫96小時》的獨特性

不過，對於要拍攝一件改編自充滿政治性的國際歷史大事來說，《潛行浩劫96小時》的製作已盡量在政治話題上點到即止。例如這齣電影既沒提及到英美長期在鄰近巴倫支海的科拉半島進行間諜活動如何影響俄國與它們之間的互信（註十五），亦沒有把美國請纓參與救援的情節（以及被拒後的反應）包括在內。熟悉國際政治和歷史的觀眾，固然可以借助本身的認知自行代入劇情的時代背景，但即使觀眾對俄國與北約多年來的恩怨情仇只是略有所聞，他們大概亦不難明白到保護軍事機密和優先拯救人命之間的張力。

《潛行浩劫96小時》的編劇和導演濃縮地交代「庫爾斯克號災難」的政治背景，目的是騰出更多空間去塑造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角色。說白一點，編劇和導演希望凸顯出他們也不過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對死亡，本應驍勇善戰的海軍同樣會感到恐懼。縱然無人能夠避免死亡，但令人痛心的是，留待船艙內的海軍們在過程中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虛假生還希望，以及最終沒法跟親人正式道別，便要與他們陰陽相隔的遺憾。此外，面對官僚的敷衍塞責，受害者的家屬同樣會感到憤怒和無助；面對喪失至親，他們同樣會傷心欲絕。在敵我分明的冷戰思維，以及國家尊嚴大於一切的宏觀敍事框架下，這些人性的共通點不時遭到別有用心的漠視。《潛行浩劫96小時》正好把那些弱勢群體的聲音重新呈現出來，當中有些情節經過藝術化的處理（註十六），但也有些具備一定的事實基礎支撐。編劇和導演希望透過這齣電影帶出的訊息，很多時也是從他們的言行舉止中流露出來的。這齣電影製作得高明之處，在於編劇和導演在一眾前線海軍愈趨接近死亡的主線中，加插了一些他們仍能維持情同手足的溫馨情節，這才足以讓觀眾對他們的離世扼腕嘆息吧！

註釋：

註一、二、五、十六：電影發行商提供的宣傳資料
註三、四： Anette Mikes & Amram Migdal, “Learning from the Kursk Submarine Rescue Failure: the Case for Pluralistic Risk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9 July 2014, p. 4.
註六：Kyle Mizokami, “Freak Accident of Chemistry Sunk Russia’s Aircraft-Killer Submar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24 June 2018.
註七：Anette Mikes & Amram Migdal, “Learning from the Kursk Submarine Rescue Failure: the Case for Pluralistic Risk Management,” pp. 4-5.
註八、九、十、十一：Ibid., p. 5.
註十二、十三、十四：Ibid., pp. 6-8.
註十五：Ibid., p. 6.

好意頭的說話未必靈，但過年時大家照講。不一定是迷信，不一定信有神靈。

做人那麼難，當是集氣，發揮不到自證預言的精神力量，起碼苦中作樂。新正頭，大家見面，互道「身壯力健」、「財源廣進」、「萬事勝意」或祝對方早日上車、行桃花運、早生貴女／子、GPA爆4，跟向壽星仔女講句「生日快樂」一樣，其實都是想開心下，沒必要計較有幾多成準。

老一輩重視意頭，過時過節更加緊張，咁就避免在佢地面前講D唔吉利的話，費事搞到佢地唔開心啦。日行一善，據說是童軍格言，單靠幾句話，令長輩的開心指數在短時間內急升，其實幾低成本，高效益，何樂而不為？

不過，年輕人就百無禁忌得多。報載今年年宵市場有多個檔攤位銷售「負能量」產品，有印著「灰爆」的毛巾，寫上「窮」的布袋，而且很暢銷。有檔主認為，這些字句夠貼地，能引起年輕一代的共鳴。與其對未來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到年尾做回顧時加倍失望，倒不如及早面對現實，做好期望管理。

負能量，如非太多，其實比正能量更有益心理健康。特別在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如果沒法靠父幹，如果不是天資和／或運氣特別好，單靠努力，莫說有出頭天，甚至連食安樂茶飯都無保證，想擺脫捱死一世窮的廢青命運，恐怕和林鄭由自我中心、自以為是的酷吏，變成有同情心、同理心的父母官一樣困難。

時代不同，「獅子山精神」已變成粗口一樣難聽。年輕人不是要甚麼都唔做，坐著等政府幫，她/他們只是希望有上一、二代人的發展機會。奈何當下困局，並非靠個人努力便可逆轉。不自求多福，便以毒攻毒，或自嘲一下。人生，始終要找一種與苦難相處的辦法。祝大家新年快樂！

（獨媒特約報導）多個團體下午兩點在九龍塘又一城商場的超級市場 Taste，發起「比膠超行動」，即「比返啲膠超市」，要求超級市場承諾停止過度包裝及使用一次性即棄膠。

行動有近六十人參與，團體不滿超級市場使用過量塑膠包裝產品，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浪費。他們先購買含有塑膠包裝的產品，在超級市場的正門外拆膠，放進自攜的容器中，要求將塑膠包裝還給超市。他們高叫「比還啲膠超市」，「源頭減廢，超市有責」及「We don’t want plastic」等口號。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表示，政府即將推行垃圾徵費，但當局卻只向小市民開刀。他提到，市民在超級市場購買水果和蔬菜時，都用上保鮮紙和膠袋，「好無必要囉，就咁攞走都得啦。」他批評，市民在垃圾徵費下成為犧牲品，重申大型零售商、生產商和大商家都有責任減廢。

參與行動的團體包括「不是垃圾站」、全球化監察、勞工組、社區前進、無國界社運和工學同行等。團體希望，將拆掉的塑膠包裝和請願信交給超級市場，但超級市場經理表明不會接收，商場保安更欲代出頭，但遭朱凱廸奚落，「你代佢收膠？但你唔係代佢賺埋啲錢呀嘛」。

團體重申，當局在實施垃圾徵費後，消費者購物時被迫將塑膠包裝帶回家，是變相直接承擔刑責。「不是垃圾站」成員區國權解釋，行動是參考歐洲及英國的Plastic Attacks，重申行動以和平示威形式進行，只希望令港人關注塑膠及浪費問題嚴重。區國權表示，今次行動是響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的呼籲，「佢話如果唔要膠的話，可以還返俾超市，今日就做俾佢睇。」

參與行動的杜志權表示，政府一直強調源頭減廢，而源頭正是商界，呼籲當局必須立法制止濫用不必要的塑膠，「唔係淨係罰錢，而係真係有環保政策」。他補充說，英國超級市場在2025年前將停止使用一次性塑膠，「呢個係環保趨勢，香港成日自稱國際城市，係咪應該跟隨呢？」

團體表明，將繼續到不同的超級市場延續行動，喚起更多市民減少使用塑膠，和對過度包裝的關注。在行動期間，又一城商場保安阻撓記者拍攝，稱私人地方要預先申請，更出手阻擋及推撞記者，態度囂張惡劣。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均出現「斷莊」潮，嶺南大學今年幸好「有莊」，學生會候選內閣「鏡」接受獨媒訪問時，候選會長潘嘉傑認為「上莊」是一種表態，「參選係為一啖氣，話俾當權者聽，仲有班人搞緊嘢、有反對同監察的聲音，唔係全部年輕人都冷漠」。

左翼還是本土莊？

看看「鏡」的政綱，寫有反對新自由主義、支持分配正義、支持同性平權、反對種族主義、關注動物權益和支持永續發展等。記者劈頭第一句便問到，「你們是左翼還是本土莊？」他們表明，不希望用派別作標籤。

然而，六四、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和港獨，這些都是照妖鏡。

港大學生會落選內閣「傲蒼」稱，旺角騒亂是受到黑社會操控，這支被指親共的內閣最後高票敗選。潘嘉傑開宗明義說，不反對使用暴力作抗爭手段，「再暴力都不及制度及司法的暴力」。他認為，旺角騒亂是官迫民反的現象，尤其在雨傘運動後，年輕人遭到政治打壓，加上警察濫權，「難免令人有情緒，做這些事是無可奈何，旺角騷亂都是想香港變得更好吧。」

港獨自決是香港前途的選項

對於港獨，潘嘉傑亦絕不含糊，「港獨及民主自決，作為香港前途選項是沒有問題，自決是人權。」他強調，只要能夠令香港更平等，社會、經濟更公義及進步的都會支持，「如果港獨只係換支旗，咁就無意義囉。」

但對於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他們則表示不會斷言表態是否參加。「六四不是鄰國的歷史，六四確切地影響緊香港人，不少香港人受到這段歷史影響。」

潘嘉傑強調，仍然堅持講六四，是因為六四每天都在上演，中共對人民的壓迫有增無減，「爭取民主是每一個香港人的事，應連結想法一樣的人，不應隔離自己。」

除了對社會議題的立場清晰，「鏡」對校政同樣關心，他們希望校方改善校園內 Wi-Fi 緩慢的問題，並爭取增加學生影印金額約上限，和爭取更多資源照顧精神健康學生等。

在訪問中，最主動回答記者問題的是潘嘉傑。他今年文化研究系三年級，一直積極關心校內事務。一年級時便加入嶺南勞工關注組，去年更和同學組成「嶺事館」，「嗰時何君堯講殺無赦，覺得學校無人關注校政和時事嘛。」

昔日中學生走得更前 沉澱過後重新上路

外務副會長陳穎茵是工商管理系一年級的學生，她笑言，自己的故事說過很多遍，曾多次接受訪問。那是中三的事，正值雨傘運動。陳穎茵是聯校罷課關注組的成員，和學民思潮籌備學界罷課。九二八在金鐘吃過催淚彈，「好記得，抬高頭看到門常開（政府總部），天空又灰暗，真係忍唔住。」那一刻，流淚不止在面額上，心中亦淚如泉湧。

自此，她每天都到旺角佔領區溫書，《蘋果日報》便曾訪問這名「自修室的少女」。隨著雨傘運動黯然退場，真普選遙遙無期，幾年下來，陳穎茵變得不再關心社會，缺席遊行集會，DQ議員更是事不關己。她形容自己是港豬、「死港女」，只愛分享《新假期》和看化妝品。

沉澱過後重新上路，看到那篇《蘋果》報導，陳穎茵便反問自己，「幾時先搵得返嗰個我？14歲可以行得咁前，升了上大學反而做港豬。」她同樣表明，今次參選是要令社會知道，「香港還有學生關心政治」。

「這時候上莊，是不要令低潮成為無潮，社會需要一些聲音」

何紹軒是候選副會長，就讀社會科學系三年級。他對記者的介紹是，從小學到中學一直留意社會時事，但只流於「諗」，今次參選就是要付諸行動，「我細個最鍾意睇的電視節目就係新聞。」

他在香港專上學院唸副學士，唸了一年資訊科技系，便轉系到社會科學。三年間，何紹軒對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關注勞工議題。升到嶺大第一年便上莊，何紹軒認為，嶺南的同學們不太關心社會時事，指和雨傘運動後進入低潮有關，「這一代人有點失敗主義的感覺」。「這時候上莊，是不要令低潮成為無潮，社會需要一些聲音。」

冀團結學生關心校政 對抗威權管治

話雖如此，威權管治在大專學界早已出現，嶺大在去年5月便通過校內場地使用守則，學生舉辦活動時不能觸犯香港法例，包括《基本法》，而且不能侮辱他人及破壞校譽等。潘嘉傑質疑，「盲的都知道是針對緊港獨，這是嶺大版的辱校罪」。他憂慮學生的自由正遭到剝奪，所以上莊是要團結更多學生關心校政。

此外，嶺大近年漸趨國際化，包括要求學生參加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即IELTS 考獲6.5分才能畢業。「有僱主投訴就強制學生，那明顯是職業導向，和大學教育的精神互相違背。」何紹軒質疑政策已有違博雅教育的精神。此外，嶺南亦改例要求課堂必須用英語上課，他慨嘆老師和學生之間缺乏交流。「以前班上只要全部係本地學生，就可以用中文上堂。改例後，得返交換生同老師講嘢，這已經唔再係博雅教育吧。」

嶺南大學高層可說是「人才輩出」，校董名單中便有建制派的何君堯和陳曼琪，還有曾獲得十大傑青黃仰芳，她發表拜金主義的「極速上車論」。何紹軒強調世上不是只有錢，因為人生和社會有很多價值，「民主和公義便比錢更重要」。

校長鄭國漢同樣不遑多讓，他高調支持明日大嶼，曾撰文講述填海的好處。潘嘉傑對鄭非常不滿，指對方好大喜功，「根本不是校長」，「無學生的廣泛民意授權，當傾到招聘校長時，校董會學生（學生會會長）代表要離開會議，談何認受性？」

真正代表嶺南大學的聲音

雨傘運動後，人人說無力，願意上莊的學生實在是買少見少。陳穎茵總結時認為，在這時候上莊的確更形重要，「嶺南同學內斂，上堂大多玩電話、唔出聲」，因此更要了解他們的想法。「除咗關心社會，做好校內諮詢都好重要，出到去先可以同人講，我哋係真正代表嶺南大學的聲音。」

記者：麥馬高

一向很喜歡日本電影，由小津安二郎到是枝裕和、原節子到安藤櫻，每部電影與演員都有自己的節奏，很有性格。有性格未必討好，小津的電影節奏徐徐的，很多畫面構圖有如still life 的畫作，他不急於呈現，有自己的步伐，對於受蒙太奇寵壞的觀眾來說很難受，要習慣緩慢才能真正品嚐佳釀。要欣賞這類日本電影要活在作品的節奏，否則只會感到鬱悶。

另外，日本電影之妙在於繼承日本文化之純粹，處處展露對專心致志做好一件事的堅持。我喜歡的日本電影往往只抓住一個主題或訊息，牢牢的抓住，然後將故事說好。《日日是好日》就是這麼一部好電影。

《日日是好日》不複雜，說茶道，講人生。故事由主角的十二歲說起，講述她二十歲開始學習茶道二十多年來的變化。她的人生多變，但學茶的地方卻十年如一日—樹木希林飾演的茶道老師不變，學茶的態度也永遠是不絲不苟。大多數香港人不懂茶道，《日》教授茶道的片段很可能是我們的初體驗。雖然中國文化裡的儀式甚多，但茶道儀式的複雜程度卻仍能讓我驚訝。複雜的儀式有意義嗎﹖我不禁這樣想，但主角與她的表姐在學茶道之初就直接替我問了老師，只是老師不想回答，只要她們做好形式。儀式有意義嗎﹖茶道老師認為這問題沒有意義。

對技藝的專注如禪，茶道之艱澀不在於動作與儀式而在於道。主角學茶道二十多載，既學技，也學道，電影之妙在於能夠將最抽象的「道」講好。電影看下去，我對茶道的複雜儀式不再抗拒，對形式主義的批評被電影所展示的茶道之美所折服。學好茶道，先要將動作練好，讓身體習慣而不是憑思考，動作才可以流水行雲。將身體與動作合而為一，才可以做到專注，要專注才可留意到弄茶過程的種種細節，例如主角中途開始聽出熱水與冷水的聲音有別。

道不只在於茶，茶道之種種與大自然有連繫，了解茶道之細節就是了解自然；自然之變化如人生，了解自然也就了解人生。茶道，也是人生之道。電影由茶道課室裡的掛畫切入，配合學茶的四季變化，將茶道、大自然、時間與人生慢慢融合。在主角學茶道的二十多年間，她也經歷了人生的高低起跌，人生不易，茶道有沒有讓她在顛撲的人生好過，但一路走來，茶道送她只屬於她的重要體會與人生。

近年香港人很喜歡批評一些儀式或示威「行禮如儀」，但我們有真正感受到那麼儀式的意義嗎？不是說我們不應思考，但可能我們活在一個思考太多、感受太小的年代，《日日是好日》是重要的提醒。

最後樹木希林作為老師，在教導主角二十多年後的一個新年說：我們每年都做着同樣的事情，但其實能夠與同樣的人做着同樣的事情也是一種幸福。的確，電影說的態度好像不合潮流了，現在我們要創造要求變，但潮流就是對的嗎﹖就像這茶道老師不讓學生思考而是讓身體學習一樣，在高度反思的現代社會好像是落伍了，但落伍就有問題嗎﹖

在反傳統的現代，《日日是好日》是重要的。正如電影所說，世間所有事情都可以分為「馬上明白」與「不能馬上明白」，相信這電影的信息兩者兼有。就這麼一個訊息，導演抓住了，故事也說得好，「不能馬上明白」的部分留下餘韻，這是電影最動人的地方。

最後，不得不向樹木希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