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聯區小販發展平台成員梁志遠

因應2012年花園街牌檔大火而成立的攤位持牌小販資助計劃，已於今年年中結束了。政府最新的建議文件表示，繼2009年重發小販牌照後，將再次增發423檔新牌照。新牌照可能會採取五年租賃限期，並設有四個申請類別。我們歡迎政府重發小販牌照，卻對當中部份細節有所保留，呼籲社會各界及持份者應立即踴躍發表意見。更期望政府可以進一步透露更多資訊，除了向七個相關區議會諮詢外，更要進行一個整全深入的全民政策檢討。

街頭小販從無牌到有牌，從繁盛到式微，一如其他各地的小販經濟經驗，已經成了香港的文化特式之一。在過去五年政府共回收了854個牌照，即使我們明白在新的消防條例下需要需要預留較多間隔空間，但新增牌照卻只有423個，即不到回收總額的一半（實質減少了400多個），我們期望有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由於現時的持牌小販都年紀偏大，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小販牌照數目將由全盛時期的20,000多個急遽下降至不到5,000個，變相扼殺了小販社群的發展。我們建議政府新增854個小販牌照，起碼保持整體小販牌照數目不變，以待未來可能作出的政策改變。政府亦需因應社會轉變，擴大訂立於1960年代，早已不合時宜的小販牌檔面積。

其次，政府提及的四個申請類別人士也需要詳細的解釋及討論。政府在諮詢會上只行政地將423個新牌照平均分現四類申請人，看似公平合理，卻沒有足夠的分析理據，影響申請者的抉擇。我們對於報販及流動小販申領攤位牌照持贊成意見，因為他們數目不多而又有各別需要。但我們認為有關小販助手及公眾類別人仕卻認為需要更清楚的交代及處理。在小販助手類別方面，我們認為工作年期應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小販助手的性質及位置也需要得到確立肯定。政府現時把小販和助手雙方的關係視為私人性質的僱傭關係並不合理（他們更多時候根本就是合伙的關係），也未能保障雙方應有的權益。在公眾人仕類別條件方面，現時的界定過於寬鬆（只限成年人及同一直系家庭不能底曾經擁有牌照），並未對準真正有需要的基層人仕，與過往小販牌照作為間接社會福利的性質不符。我們建議政府要明確小販和助手的關係，並考慮容讓多年真正協助營運的助手，可以優先甚或直接繼承已主動放棄的小販牌照（這在過往小販搬遷時已常有酌情發生）。我們亦認為公眾人仕類別亦需設定條件要求，包括容讓低收入、身心障礙或由社工轉介的人仕有更大的優先。如果能妨效其他地方，設立一個公開透明的計分制度，包括營運計劃，經驗及上述的家庭／個人狀況等，將會更為合理。

再者，政府亦主動更改了新增攤位的營運條款，包括設定助手五年限期及檔口五年續限期（其中建議），均未作充份的諮詢。我們認為不論是保留與改變，都必需經過充份的諮詢及公正的遴選。我們歡迎改革創新意念，但同時必需考慮顧及公正統一的處理。我們建議政府先行諮詢各持份者的意見（不單只聽取牌主及有關商會的意見），並與時共進地整體規劃各種申請及管理條款，包括牌照申請計分制，加強抽查出租牌檔及重設代表制度。同時間政府也可以改變過往只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限制，予志願機構或學校也可參加申請，以協助有需要援助或有需要發展的社群，如基層弱勢或創意設計學生。政府甚至可以考慮參考外地組驗，在新設街道或閒置空間創設新穎特色的小販市集。

最後，小販資助計劃甪耗資港幣兩億，即使現已批核3424宗原址牌檔重建或搬遷重建申請，相信仍有餘額可供新增發的未來小販申請牌檔設置。事實上，香港理工大學曾於2013年進行一項名為「牌檔創新」的社創計劃，以參與設計的手法，率先為花園街的小販設計了多款新穎實用的牌檔，並影響了不少後來街道上新建牌檔的款式。作為香港重要的「街頭傢俬」，，綠色攤位牌檔滿有香港文化傳統。創新的牌檔設計不單可以美化小販區域，更可建立地區特色及促進營商及旅遊環境。我們建議，政府可以繼續資助新增牌檔的攤檔興建，甚至協助配對本港的設計師進行專屬設計，融合傳統小販文化及創意構想。

昨日（30日），無論是那一個電視台的新聞都有關於地鐵沙中線的記者會，每當看到電視新聞講沙中線的事件，我總是覺得很陌生。從內容中我留意到有兩個人出來講話時的態度，一個是陳凡局長，另一個是地政署署長，看到他們的言論，一點也不像官方言論，比一個地盤判頭還差，好似好無奈也好似與這件事無關的態度。從大約半年前發展到今日，政府是一個最大的幫兇。從他們的角色所表達的內容，完全令人覺得有人涉嫌有不能公開的勾當。

另一個問題就是地鐵公司管理層，從最初發覺有事到今天，他們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給人看到就是，他正在維護著承建商。當然，從九七前的地鐵公司那種嚴謹和合乎國際標準的處理工程的方式，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之失望。從我過往幾十年的經驗，能夠凌駕政府的標準只有兩間公司，就是地鐵公司和中華電燈公司，（也包括港燈），這些公司的標準，比「皇家」更嚴謹和更值得信賴，但仍然要受到政府的監管，這樣香港才能走出國際舞台。

為什麼我總是認為政府是負最大責任，首先，政府是負責全香港任何對外的所有建設和工程的安全，因此，無論你任何一部汽車，尤以公共交通用的出街，小至一枝交通燈，一座公屋等，都是政府的責任。在這件事中，作為地鐵的大股東，更責無旁貸。從今天的局面就完全感覺不到是那麼一回事，看到是地鐵管理層和承建商合作對抗政府。因此，就出現政府那種扮無奈的態度。大家真的以為政府什麼都做不到，這個想法完全錯誤。

若果發生在十數年前，更不要說到九七前，任何政府工程出問題，不像今天大家在電視畫面上所見和所聽到的胡言亂語，政府就好像一個警察一樣，什麼都不要說，根本無機會解釋，這些事情一定要上立法會，研究後就用特權法委員會審查，若果嚴重，同步就會再來大法官審視和調查。更加嚴重的話，就要先停工，大家還記得短樁，咸水樓，石棉等的事情。另外舉一個台灣例子，就是台北的大巨蛋，安全施工有問題和不合格，第一件事就是停工查辦。

通常政府工程是有三方，行內會稱之為「皇家佬（政府部門）」，「場主（地鐵公司）」，「判頭（承建商）」在三個部份，作為承建商一定「死狗」，這個時候，就沒有話語權，留翻啖氣上法庭，或者委員會比口供。之後，就等調查報告出結果，若果涉及刑事更有貪污成份，廉署和警方便要介入，作進一步的調查，搜證和檢控。很多過往的經驗都差不多一定坐監。

關於施工報告遺失的問題，我聽到有關人士表明無可能搵得回，我真的質疑說這句話的人，更懷疑政府或者地鐵公司有人故意包庇，因為，照我曾經在政府工作過的經驗，當自己有份簽名或者副簽的任何報告，都必然留一份給自己，難道政府部門或者地鐵公司連影印機都無，也違反左一般的程度，原則上自己都應該有一個檔案，因為好多時這些東西都有機會用到。另外，我聽到地政署長那一句話，我有點吃驚，原來市民大眾不關心，他就不會跟進？

現在，看到沙中事件，好似開玩笑一樣，無政府介入，一味呢樣，那樣，完全沒有管治的動力。再看看承建商，或者場主，還希望無事，事實都驗出左有問題，有人更希望更改標準來減低不及格的部份。最荒謬的一個說法，檢測不合格不等於不安全，我做左幾十年人，第一次聽，可能我見識膚淺。

還是那一句，我同這件事的任何人都不認識，又不是想有人坐監，但香港一路以來都是秉公辦理，出左事就要死狗，又或者希望唔需要負刑責。我地當差仔有一句話好現實：「有大食大，無大食老差」，但似乎高層真係食花生，又好似鉛水事件咁，搵個水喉佬就頂罪就算。

看來，我真係唔X化，小小事都睇唔開，有時想下班藍絲講得啱，你想政府點啫，事實上，你估你所想就得喇。看看今天的特區政府，由特首到各級司局長的做法，相信事件會很快淡化下來。有朋友提到中共方面的在這些事情的角色，到目前我還未看到，更不希望是真實，若果是真的話，香港真的可悲，但又可以怎樣呢？

很多今天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政府的政策如何荒謬，莫講話係我們這些普通人，就算坐係立法會的議員又如何呀，因為立法會已經不是為民監督政府，是幫政府排解問題，所以，下一屆見到梁振英再出來選特首，一點也不為奇。

文：盧日高 (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上文，筆者指出通識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下簡稱「課程文件」)沒有明確的學習範圍，除了令教師無法掌握課程應有的知識範圍，讓考評局主導課程詮釋。有些人會認為，廿一世紀學生再無必要學習固定的知識，沒有知識範圍的課程及不斷變化的考試內容，能夠培養學生融會貫通。本文，筆者將會指出通識科課程文件的設計難以達至以上效果。

學習和知識轉移的條件

踏入廿一世紀，我們都明白學生並不再需要背誦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夠理解知識，並且轉移(transfer)於不同情境。不過，這並不代表學習事實知識不重要，尤其是在學生求學的過程。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出版的《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便指出達到學習轉移的第一項要素，就是對課題知識的專精程度，如果學習沒有達到適當的程度，我們就無法期待學生有成功的轉移。沒有明確知識範圍的通識科課程文件，會令教師無法判斷學生需要在哪些議題或概念的學習達到專精，作為支持知識轉移的基礎。

再者，議題探究的事實知識往往鎖定於特定的時間、空間和處境，過度情境化的知識又反過來會減少轉移的效果。即使教師為議題配對一些思考方向，如辨識爭議點、尋找原因、推論影響、評估和提出建議等，所建構的知識會因為議題的獨特性而令學生難以轉化用於其他情境。結果在議題探究後，學生可能只學會了一些沒有組織、沒有關連的事實，並沒有系統的組織方法幫助他們理解知識之間的內在關聯和意義。要學生能夠轉移知識，唯有依賴他們的天分。

根據教育學者Lynn Erickson的知識結構理論(structure of knowledge)，要有系統地組織各個課題的知識，是需要學生透過概念的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歸納出一些原則(principle generalization)，才能支持他們將已有知識轉移用於新的情境。雖然通識科前線教師可以花較長的時間，用以上方法幫助學生在有限的範圍內達到知識轉移的效果。但是在課程文件不清晰的情況下，師生得面對學習內容能否貼中當屆文憑試所考議題及相關概念的風險。

課程文件的要素

提供概念協助教師教學是重要的。2015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曾出版通識科課程資源冊，為六個單元列出基本概念，輔助教師教學。可是，2018年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問卷調查中，仍有接近九成教師認為局方應列明用作教學參考的概念。這反映在課程文件以外提供額外資源，並無助解決通識科現有的問題。畢竟，考評局設計試題是根據課程文件本身。要解決通識科的困境，只能從改寫課程文件出發。

筆者認同通識科應維持必修必考，故提出課程文件應有以下要素：一、有明確的學科知識範圍，以便教師知道學生應有的學習成果。二、有清晰的組織方法，可以是核心概念(core concepts)或重大想法(big ideas)幫助學生組織所學，讓他們能辨識不同情境之間的細微差異，有效地在不同情境提取相關訊息和解決難題。三、有明確的基礎單元(foundation unit)。每個新的學習，都是要將先前的學習經驗作某種轉移，設基礎單元能有助學生在穩固的基礎上，轉移知識應用於進階的學習。四、明確地規範考評。清晰的課程文件應指導考評的設計，指引題目如何考核學生的知識與技能，避免出現考試倒流效應。

現時通識科課程文件的理念源於2000年教育改革，第一版課程文件在2007年制訂後，雖然曾經更新，但大致內容變動不大。隨著社會變化和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筆者相信通識科課程文件有很大的修改空間，希望有關當局能夠總結經驗，讓通識科得以盡善盡美。

參考資料：
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0). 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
2. Erickson, H.L. (2008). Stirring the head, heart, and soul: Redefining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concept-based learning.
3. Stern, J., Ferraro, K., Mohnkern, J. (2017), Tools for teaching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Designing lessons and assessments for deep learning.

區議會以傳閱文件方式審議政府工程項目並非新鮮事，但原來涉及的工程金額可以龐大到超過一百億元，你聽過沒有？

西九文化區的工程好像沒完沒了，最近政府又建議將「西九文化區綜合地庫－餘下工程」提升為甲級工程，造價高達175億元，並準備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現時已經走過了1月14日的「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和1月17日的「油尖旺區議會」兩個程序，只剩下立法會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通過，政府就能成功提取175億元公帑。在過程之中，最離譜的是，政府起初只打算用傳閱文件方式諮詢油尖旺區議會，毫不尊重區議會這個地方民選議會。在政府眼中，區議會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可能只是即棄餐具！

2019年1月17日，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會議有一項關於「西九文化區綜合地庫 - 餘下工程」的議程，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的文件（第 7/2019號文件）提及當局曾於2018年12月7日向油尖旺區議會傳閱諮詢文件（第135/2018號文件），又於12月20日舉辦過簡介會 ，徵詢議員對工程的意見，而結論只是簡單的一句：「議員普遍沒有就擬議工程提出負面意見。」由於簡介會是閉門、傳閱諮詢文件的回覆也是不公開，究竟有哪些議員發表過什麼意見，公眾、甚至連區議員都被蒙在鼓裡，整個過程極不透明。

幸好，有議員不滿只傳閱文件的諮詢方式，要求在會議上討論有關工程，所以1月17日的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才有機會進行公開會議審議工程，也讓公眾了解議員們的看法。如果去年12月傳閱文件的「假諮詢」不計算在內，今次這175億元工程竟然是先諮詢立法會（1月14日），然後再諮詢區議會（1月17日），與平常的次序調轉，實在奇怪。一般來說，工程都是先諮詢區議會，然後才到立法會。政府在立法會文件解釋：「為了盡快展開擬議工程，我們於 2018年 12月 7日向油尖旺區議會傳閱諮詢文件，及於 2018年 12月 20日舉行簡報會，向議員介紹文件和回應議員的提問。議員普遍沒有就擬議工程提出異議。」這開了一個壞先例，傳閱諮詢文件和閉門簡報會的內容都是不公開，公眾難以監察政府和議員的取態。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對比政府在2018年12月交到區議會傳閱的文件（第135/2018號文件）和2019年1月交上立法會的文件（立法會CB(1)418/18-19(03)號文件），前者只得7頁，後者有12頁，足以顯示出政府對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差別對待。而最離譜的是，政府交到區議會傳閱的那份文件，竟然連造價是多少億都沒有提及，究竟議員是基於什麼去審議那項工程呢？簡直是荒謬到一個極點！

1月17日的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最終沒有投票，透過傳閱文件獲得的立場「議員普遍沒有就擬議工程提出負面意見」看來無法改變，而1月14日「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也是支持有關項目。

長遠來說，區議會應廢除以傳閱文件方式審批政府工程項目和撥款的做法，因為公眾和傳媒都難以監察議員的取態，極為黑箱作業。代議式民主不是只有投票，討論的過程和透明度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政府每次也用傳閱文件方式和閉門簡介會取代正規會議的話，公眾根本無法監察議員，區議會亦稱不上是一個「議會」。

參考文件：
油尖旺區議會第135/2018號文件
立法會CB(1)418/18-19(03)號文件

趕走保守黨，實行免費教育

Theo Sharieff，「社會主義學生」全國主席

保守黨——這些政客們造成了學生學費翻倍，公共服務削減，以及造成了一場影響一整代人的住房危機——現在處於混亂狀態。他們是人們記憶中最討厭的政府，這並不奇怪。為了保護超級富豪的利益和他們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把年輕人的未來弄得一團糟。

據報道，2017年，頂級首席執行官得到了11%的加薪。雖然大企業主的財富增長了，但他們首先造成的經濟危機繼續惡性地撕裂了我們年輕人的生活。

我們被告知，如果我們上大學，我們就有機會逃避資本主義對我們生活造成的苦難。然而，當我們以超過5萬英鎊的債務畢業時，我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無法逃避這種苦難。等待我們的是低薪工作，無法負擔的住房和終身的個人債務。這個制度真是一個該死的制度：年輕人，以及所有年齡段的工人階級，他們都以這種方式被扔進廢品堆。

為另一種選擇奮鬥

難怪在去年夏天的大選中，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年輕人湧向郝爾賓。 郝爾賓的青年潮，當年輕人有了另一種選擇時，他們會支持這個選擇並為之奮鬥。

數千人投票決定結束緊縮政策、推行群眾議會大樓計劃、為年輕工人提供每小時10英鎊的最低工資、鐵路和公用事業的國有化、免費教育等等。隨著學生們今年9月到達並重返大學，夏季期間保守黨在英國脫歐問題上的危機也將繼續持續下去。

許多學生去年投票支持免費教育，全額資助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體面和負擔得起的住房，並結束緊縮政策，他們將把眼下籠罩著保守黨的危機看成是爭取新的大選的最直接途徑，以將其趕出政府並贏得郝爾賓2017年宣言中概述的計劃。

但我們不能簡單地等待保守黨崩潰。盡管他們有弱點，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設法避免了另一場大選並堅持執政。學生可以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通過在校園內組織示威，抗議和罷工，以及動員全國學生示威。

如果郝爾賓呼吁大規模抗議活動，包括學生，要求立即舉行大選，這將有可能引發一場可能將保守黨趕下台的群眾運動。然而，每當保守黨被拉近懸崖邊緣，並且看起來他們處於最弱的狀態時，議會工黨的右翼就會對郝爾賓發動新一輪攻擊。

雖然貝理瓦主義議員傑西·菲利普斯在政府危機期間發布了對文翠珊的支持信息，但其他貝理瓦派議員同時將郝爾賓誹謗為反猶太主義者。楚卡·烏穆納最近把郝爾賓的領導下將工黨稱為“制度性種族主義”。

為什麼會這樣？簡單地說，他們不願看到郝爾賓政府當選，就像不願看到保守黨政府當選一樣。對於學生來說，想要爭取免費教育，控制租金和適足住房以及每小時10英鎊的最低工資，就必須對抗這些貝理瓦主義者以及保守黨。貝理瓦和他的親信是第一個提議大學學費漲價的！貝理瓦主義者將采取一切措施阻止郝爾賓並阻止他的反緊縮計劃的實施。這意味著贏得一個由郝爾賓領導的政府，這個政府統一圍繞一個免費教育和反對緊縮的鬥爭計劃，不僅意味著將保守黨踢出唐寧街，而且還將貝理瓦主義破壞者趕出工黨。

然而，存在一種風險，即工黨右翼對郝爾賓的幾個月的攻擊可能會讓一些年輕人失望，質疑郝爾賓面對這樣的攻擊有多大可能贏得大選。

但是，在堅決反對支持資本主義的工黨派別以及黨的民主變革的基礎上，局勢可能會迅速發生變化。

社會主義計劃

如果郝爾賓在下屆大選中就一項大膽的社會主義計劃進行競選，其中包括2017年宣言中的所有政策，又進一步要求取消學生債務，以及國有化銀行和主宰經濟的主要壟斷企業—— 支持者的激增可能會更勝於2017年。

在這個基礎上上台的郝爾賓領導的政府將受到來自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包括貝理瓦主義者）的猛烈攻擊。這就是為什麼鬥爭不會止步於此。要贏得郝爾賓宣言中的反緊縮政策，將取決於我們作為學生和勞動人民的獨立行動。

社會主義學生組織，一個遍布全國40多所學校的民主和競選組織，呼吁建立一個能夠利用政府危機，一勞永逸地把保守黨趕出去的全能的學生運動。保守黨下台——郝爾賓上台，再加上社會主義政策！

漁護署將對襲人搶食的野豬作「人道處理」。「人道毁滅」已經是語言偽術，「人道處理」，更是偽術中的偽術，殺就殺啦，仲講咩嘢人道，真是沒有最偽善，只有更偽善。

野豬為何會襲人搶食，看看馬騮和牛牛的例子就明白。

行山郊遊，山友告誡，千萬不要拿着背心膠袋，否則會引來馬騮搶食。這是學習的過程，遊人經常從膠袋拿出食物餵食，馬騮看在眼裏，學習得到膠袋就等於食物，搶食，是本能反應。

靈長目的猴子固然學得快，看似笨拙的牛牛也很快學懂，當牛習慣被餵，見到膠袋就以為有食物。不像馬騮手腳靈活，牛經常會把膠袋吞下。把病死的牛解剖，不乏牛胃裝着大量膠袋的慘况。

人類霸了野豬的地盤，野豬與居民為鄰，早已失去怕人的本性，時會趨前向途人討食，襲人搶食，也是本能反應。

漁護署提議「人道處理」這類野豬，只是回應所謂民意的應酬式反應，既不治標也不治本，自欺欺人，浪費公帑資源。

襲人搶食的野豬不是因為野性難馴，這樣的行為其實是人類訓練出來的，即使殺了一批，第二批馬上替代。人類的行為模式不改，野豬的行為模式也不會改變。

停止餵食，加固垃圾桶，大幅減少食物來源，然後捕捉、絕育、放回，降低繁殖率，讓野豬的數量慢慢達到平衡，雖然未能立竿見影，也無法滿足殺戮的快感，很可能是治標治本的辦法。

西方童話狼都是歹角，現實世界人類也把狼趕盡殺絕，結果令野兔無限制地繁殖，農作物被兔吃個清光，農民損失慘重。當地政府不得不在田野重新引入狼，以平衡野兔的數目。

食物鏈生態平衡看似簡單，但其實是大學問，不得其法，會引來災難。

原文刊在明報

基層工人不得不承認，《低俗喜劇》我沒有翻看過百遍也在八十次以上，但當今年初杜先生突然在他的 page 中拿一宗真實的涉嫌性騷擾訟案作為話題，還拉到他在電影中膾炙人口的一句「屌！啲竹升妹真係好麻煩」呼應分享內容，基層工人的第一反應並不是感到有趣，而是納悶︰那好像是一宗已經在個多月前由法官宣判原告事主敗訴的案件，何以突然又會引起杜生的注意呢？殊不知，就在杜生出文後數天，同一宗案件又再次交到法庭，由同一法官審議雙方的訟費爭拗。

單單看杜生的 post，尤其是他對事件的言簡意賅描述，實在很難不認同他那無比簡單直接的結論，即一切麻煩與爭議的根源，都是來自在外國讀書回港的「竹升妹」建築師︰因為不過數句短訊祝福，就要向男上司索償 41 萬並要求道歉 …… 但若讀者有興趣行多一步，循公開渠道搜尋這宗編號為 DCEO 4/2016 案件的資訊，特別是留意主審案件的署理區院首席法官高勁修分別就主案 [1] 及訟費爭議 [2] 頒發的判詞，你或許會像基層工人一樣，質疑杜生豈可以單用一個省略號、一個「總之」，就以近乎誤導的方式來概括整個事件。

無可否認，女建築師的確已被判決敗訴。但有別於一般民事訴訟，由敗訴方負責勝訴一方的訟費，當區域法院審理有關《性別歧視條例》的訟案時，除非裁定訴訟的提出是「出於惡意或瑣屑無聊」(brought maliciously or frivolously)，或者有特別情況 (special circumstances)，否則就算法院裁定原告人敗訴，都只會下令由各方自行負擔訟費，而毋須敗訴的控訴方支付勝訴被告的訟費 [3]。因此，要判斷一宗具有性騷擾或性侵犯指控的區院平等機會 (DCEO) 案件是否屬於惡意提告或者瑣屑無聊，我們毋須單憑直覺觀感，或者看訴訟結果誰勝誰負去猜測，而是可以比較客觀且直接地了解，到底法庭有否下令原訴人要支付對方的訟費。

在本案中，女建築師被判敗訴後，法庭頒下的訟費命令是除了審訊首天部份多用時間的訟費由女建築師支付外，整體案件的訟費由雙方各自承擔。正是這訟費命令引申出本月初的另一次聆訊，即由高法官聽取男上司一方「乘勝追擊」、要求取得訟費的申請，亦促使法庭再次重新考慮，女建築師提出的控訴是不是「出於惡意」或者「頊屑無聊」。在聽取雙方大律師的陳詞後，高法官拒絕男上司一方的申請，維持原來雙方各自支付訟費的命令。

男上司提出多項指責女建築師無理質訟、因而要向她申索訟費的理據，包括指女建築師提出的訴訟「並無證據支持」，並援引另一宗區院歧視訴訟案例 [4]，當時法官指必須對該案的原告人頒發訟費令，以免被解僱的員工誤以為可以肆無忌憚地指控前僱主歧視。但高勁修法官裁定本案與該案例有明顯的分別︰女建築師在本案中提出了大量仔細的證據，而她在本案的指控除了關乎到 Whatsapp 訊息外，亦指向男上司涉嫌多次對她有身體接觸，包括手、大腿以至臀部，以及以不禮貌的目光掃視她的身體；另外，從呈堂證據顯示，雙方訊息的內容亦包括男上司邀約女建築師進餐、一起上下班及拍照等，並不僅只是媒體（以及杜生）引用談論的那些祝賀用語。

高法官引述女建築師代表律師的立場指，即使他在考慮雙方供詞後，裁定不能確定與身體接觸及掃視有關的指控，但假如他裁定該等指控屬實，法庭就會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那些表面看來平平無奇的訊息。綜合而言，以呈堂證據的質素衡量，法官不能斷言女建築師的指控屬於「頊屑無聊」。法官亦重申，他已經在訴訟主案中否定男上司所指、女建築師是因為同樣受僱涉事公司的男朋友被炒而「惡意提告」的反指控。

我們亦值得留意，高法官在判詞中提醒，職場性騷擾案件往往難以覺察，如果動輒對類似本案女建築師的敗訴興訟人判令支付訟費、當這些原告人是存心生事或者無聊入稟，將會令其他受屈的受害者卻步不敢入稟討回公道，亦違背反歧視立法的原意；高法官又不厭其煩地解釋，反歧視立法的宗旨是扭轉社會上損害他人尊嚴的積弊，另一方面亦要保障被告人免受無理申索所困擾，所以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就形成今日的立法與訴訟規則，包括要由指控他人無理興訟的一方，舉證證明訴訟何以屬於惡意或者無聊。

也許，為杜生或者其他 KOLs 來說，與其特意為一個從媒體上看到的題材費勁搜集資料、重整故事的完整面貌，倒不如趕快設計吸引眼球的標題、度好最 juicy 的內文，方符合網上生態。但願杜生（或者其 admin）明白，當如此技巧用到十分敏感的 #metoo 事例時，在 likes 數 comments 數攀升的背後，代價卻是驅使更多讀者慣於不求真相、漠視性騷擾的實況。

基層工人仍然傾向相信，杜先生跟其他 KOLs 是有不同的。希望杜生今後別再不分青紅皂白就拿 #metoo 來抽。

註：

[1] 訴訟主案判詞
[2] 訟費爭議判詞
[3] 《區域法院條例》第 73B(3) 條
[4] 薛家妍 對 平等機會委員會 (DCEO 11/1999)

【社聯頻道】 79歲長者：「不抗拒軟餐，因為好食。」

軟餐一般是為長者、復康及體弱人士提供安全及足夠營養的食物，但有些軟餐可能味道較差影響食量，繼而影響營養吸收等，而機構需要安排一定人手製作軟餐，味道亦會因廚師而異。近年，有公司在社聯的社企商務中心幫助下了解銀髮市場，並發展長者軟餐，與伸手助人協會合作，為院舍及送餐服務提供軟餐。

吞咽問題可引致肺炎
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部助理教授陳文琪表示，長者及復康人士有兩大類的吞咽問題，第一是口部及喉嚨的肌肉弱了，沒有力進食，容易感到疲累，吞嚥時不是太理想，很容易嗆到。第二是可能會引發其他併發症，如果一大件食物哽落喉嚨，就會窒息；如果長期有食物跌落肺部，可能會引起肺炎；相反，如果長者擔心嗆到或食物進入肺部，而不願意進食及飲水，長期就會營養不良及缺水。

「『食』對長者是十分重要的，長者需要由正常餐轉食碎餐或糊餐，一般心理上比較抗拒，亦會感到難過。另一方面，進食軟餐可能會影響長者的食慾，擔心他們的食量及營養吸收是否足夠。」伸手助人協會總幹事陸寶珠說。

銀發市場發展空間大
現時長者的經濟負擔能力越來越好，對銀髮食物及物質亦有所追求。華昌有限公司董事梁景泰表示，人口高齡化，院舍及坊間對需要軟餐的人士越來越多，相信銀發市場有越來越大的空間。公司在社聯幫助下了解銀髮市場，與伸手助人協會合作，研發適合的長者軟餐，梁先生說：「我們產品的模式是冷凍食物，負18度的，只需雪櫃冷藏，在進食前解凍，加熱再分發，很簡單，簡單過自己煮，因為機構本身送飯的服務，都需要煮軟餐，機構都有小型的廚房可以簡單加熱食物，在操作上可能比現在(自己製造軟餐)的更簡單。」

陸寶珠指，在科研證據上，食物經過高速急凍冷藏，是可以保留營養價值的，經過與公司反覆的嘗試，廚師、職員及長者都一起試味，很受他們歡迎，慢慢解除職員對急凍食物的迷思。另外，長者接受了軟餐，結果長者食量及體重有所上升，令長者、家人及職員都十分安心。

長者試食軟餐後改觀
長者試食軟餐後，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觀。79歲長者劉能廉指，以前都看到軟餐，長者需要一路吞一路吞，他覺得一定很難食。但事實上不是這樣，今次試食的軟餐色香味俱全，覺得軟餐味道和正常餐十分相似，並說：「將來自己需要食軟餐，也不會抗拒，因為好食再加上適合長者。」

每天有150單程証的審批權是香港眾多問題中一個比較大爭議的問題。香港政府不願意又或者不能解決的原因，也許不單是大陸有了這權利之外，更加可能是因為殖民政策是國策之一。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不困難的找到例子，利用新移民同化當地的居民，而香港便是今次的受害者。

當我們開始發現身旁的人不再講廣東話的時候，這150人頓時成為了香港人的共同敵人，但新移民給香港人的帶出來的思想，和對大陸政策的反應，才應該是日後民主應該注目的地方。

毫無而問，香港的移民數字是有大量新移民入口的原因。但如再比較深入去看香港的數字，原來在2016年香港有117,523個家庭有最少一位家庭成員是由大陸來港。這12萬個家庭（和在更早以前已經到港的大陸人）的共同任務是同化香港人，但是他們為香港帶來的，才是因為香港人憎恨大陸人的地方。然而香港人在幾年的失敗之下也沒有思想有個好的政治形態，而政府就越來越多出軌的事情。

除了150人的入境之外，另一個入境問題是輸入優才的安排。政府一直沒有詳細資料說明有多少優才入境，而優才的門檻卻竹很低。在大陸的網站也有不少幫助申請成為優才的廣告。香港政府如果沒有停止的輸入家優才資格，這個才會是香港人口輸入的主要問題。因此，150人入境只是一個偽命題。

作者為資訊科技界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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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派發四千元的關愛共享計劃今日進行收表，深水埗的長沙灣政府合署早上一度有過百人交表，擠滿整個大堂。民協多名深水埗區議員包括譚國僑、何啟明、楊彧和江貴生等早上到場抗議，要求當局延長計劃申請期3個月。

他們高叫「派錢唔方便，措施要完善」和「關受共享，官方自賞」的口號。楊彧認為，今次派錢計劃是千蒼百孔，指不少學生未能在短期內能回港，當局除了應延長申請期外，更應允許授權家長填寫表格。

派錢計劃一直被指手續繁複和擾民，政府早前已「跪低」，宣布毋須住址證明同樣能申請。當局又設置更多投遞箱，在原有的31個地點外，已新增200個房委會轄下的屋邨辦事處，和14個民政事務總署民政諮詢中心增設投遞箱。

楊彧重申當局不但要加印表格，並應考慮派送到議員及社福團體的辦事處。他又要求當局在郵局設置投遞箱，減輕區議員及民政事務處的壓力。此外，有在場的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職員慨嘆交表人數眾多，稱「入滿個箱要抽哂出嚟先再俾人入得，有排搞」。

民協社區主任徐溢軒表示，民政處及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表格數量不足，要由議員辦事處和地區團體分擔成本，「眼前大部分表格都係民協成員自資打印」。他指出，早前曾向署方要求預留一定數量的表格，但在1月21日卻被告知未能提供。徐溢軒斥政府的配套落後，不設網上填表是未能與時並進，令市民只能向區議員求助，「辦事處變咗填表中心」。

民協社區主任李炯則認為政府的宣傳不足，而且計劃的詳情混亂內，不滿申請表的「申請須知」中沒有查閲薪俸稅及差餉寬免計算方法，令地區工作者和社福機構直接受壓。

民協又希望，當局必須補償民間組織及社福機構的額外行政開支，建議參考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做法。楊彧最後表示，現時領取支票點只有觀塘，呼籲當局在九龍東以外的區域都能增加領取支票點，方便沒有銀行戶口的市民申領。

記者：麥馬高

黃太在官塘裕民坊超過40年，以前只有丈夫開水電鎖匙舖，後來丈夫不再做上門維修，就多開一間影印舖。她的春青，全部奉獻給裕民坊。近日政府派四千元，很多人影申請表格，常問她申請要何資料呢？她回：「我點知，又不是社工。」之後哈哈大笑。

她口中說對裕民坊，「無乜懷念」，但偶有熟客找她，「以前影印的學生，做了爸爸送我紅雞蛋，有不少當年學生，回來問我，認得我嗎？」她枱頭放着大學生沒有來取的筆記，單據的日期是2012年，她答應學生印刷，不捨得丟棄，盼望有一天學生回來。學生難再回來，因為裕民坊要重建。

她懷念重建前的日子，「以前官塘很多餐廳，好多侍應我都識。」不論餐廳、學校都找她印刷，無他，價錢公道，廿年不變。

她最愛是店內的老招牌，北魏字體剛勁有力，舊式的「鎖」字，加上字旁小小陰影作裝飾，今天不復再見。當年在後巷中開店，四十年前就找老師傅寫字，因為少陽光影射，每年都清潔抹洗招牌，至今光潔如新。

離場後，不打算再經營了，唯有退休。臨近清場，她只等兒子回來幫她收拾。

店舖：影印、水電舖
歷史：超過40年

裕民坊將於2月28日重建。二月底，我們將舉行裕民坊告別祭，告別屬於官塘人的裕民坊，未來重建後的觀塘變成大商場和豪宅。市建局表示約30檔街坊二年後仍可回來經營，亦街坊未能順利於二月離場，我們將繼續監察。

了無新意，稍見誠意

我聯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梁佩瑤及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智偉（下稱：三會一方）等人，就政府2月1日收緊申領長者綜援年齡爭議，應邀到勞福局與局長羅致光等官員會面。

以下是本人的聲明：

1. 儘管會議安排在距離「收緊長者綜援年齡」措施執行前6小時進行，三會一方在僅餘的時間仍然據理力爭、寸土必爭，把握會議的一分一秒向局長反映不滿，希望為被削減福利的長者爭取到幾多得幾多。

2. 三會一方重申，唯一立場就是要求政府擱置收緊長者綜援新措施。三會一方始終認為，新改動是改變綜援制度的重大政策，政府完全沒有充份諮詢便倉卒推行，亦沒有足夠數據驗證收緊長者綜援年齡能有助60-64歲長者投入勞動巿場，強推新政是極不負責任行為。

3. 有關新措施的改動空間，羅致光局長的回應可謂毫無新意，他一再強調特首對新政經已拍板，沒有任何撼動空間。局長只應允，新措施在1/2執行後，首年必作檢討。

4. 羅致光局長在方案上改動上死不擱置，但對比較早前稍有誠意，至少願意邀請年中再約見三會一方，就新措施的檢討給予意見，三會一方表示同意。

5. 三會一方席上提出初步意見：
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需要處理定位，有關服務並非以協助服務使用者找工作為目的，而是處理參加者在社會上各種身心靈需要。
 補助金及特別津貼：除了有關工作及健康範疇的考慮，也需要就住屋相關的補貼作出支援，包括增加租金按金及搬遷津貼等。
 租金津貼金額：關愛基金補貼仍不足夠處理現時租金與綜援租金津貼的差距，需要檢討金額以回應社會需要。
 豁免計算入息：必須作出調整，與時並進。

6. 有關「收緊長者綜援年齡」的安排，不會隨著1/2推行而擱下。事實上，不少長者及其親人也關注綜援金額調整的安排，我將會要求福利事務委員會在今個年度再次召開特別會議處理綜援檢討，以維護被剝削的長者福祉。

左：十九世紀的香港富翁庇里羅士曾以駱駝代步，往返其山頂大宅和中環的辦公室
右：1915年，年輕英籍警察Ernest Goucher在新界執勤時被老虎襲擊咬死。

近日，野豬滋擾市民問題鬧得熱烘烘，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野豬不守交通規則，而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劉業強提出，政府應引入野豬天敵，減少其數量。

漁護署表示，野豬的天敵是獅子、老虎等兇猛動物，引入香港的風險大，所暫不考慮。

從前，香港真曾有老虎出沒。1915年，年輕英籍警察Ernest Goucher在新界執勤時被老虎襲擊咬死，他在跑馬地香港墳場裏的墓碑也有記錄此事。

但論香港市區有史而來最特別的動物，就必數到猶太裔富商庇里羅士的寶貝駱駝。

1862年，25歲的庇里羅士由印度孟買來港，其後從事鴉片貿易致富，更成為匯豐銀行主席及定例局（即今立法會）議員。歷史悠久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就是他出錢創立。

庇里羅士在山頂有一座叫The Eyrie的大宅，裡面養了很多「古靈精怪」的動物，而最受寵愛的是他於1888年千里迢迢從北京買來香港代步的一頭駱駝。據說庇里羅士每天會大搖大擺騎著駱駝，往返中環的辦公室，而這一對也成為城中焦點。

可惜，這段感情並不過十年。據垃圾蟲之父，插畫師許敬雅(Arthur Hacker)的著作"Wanchai”所說，隨山頂纜車成為上落太平山和中環之間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庇里羅士不再騎駱駝上班，而他的寶貝有感被主人遺棄，變得鬱鬱不歡，最終跳崖自盡。

不過，調皮幽默的許敬雅只是吹水唔抹嘴。查實庇里羅士的駱駝並非自殺，而是被一班到山頂放馬吃草的馬伕驅趕，受驚墮崖喪命。1897年7月24日出版的China Mail和Hong Kong Telegraph也有報導此事。

隨庇里羅士和家人之後相繼離港及過身，這個精彩的歷史人物以及他的奇聞軼事也漸漸被人遺忘，而他的駱駝也被人誤以為是都市傳說。

原文刊於《am730》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在鄉郊地區推動大型發展，大量受影響動物將無處容身。立法會跟進橫洲發展項目事宜小組委員會今日（2月1日）舉行公聽會，討論有關安排及政策，會上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表明，無意放寬公屋養狗限制。東北反逼遷動物戰隊及橫洲村民出席會議發言，他們會後於公民廣場對出空地舉行記者會，對政府今日的回應表示「十分憤慨」，批評官員是「冷血人肉錄音機」。

運房局拒放寬公屋養狗

現時公共屋邨不准養狗，受發展影響、獲安排「上樓」的居民，或要被迫遺棄動物。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在會上指，在2016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兩條屋邨贊成放寬養狗限制，70%以上居民認為應維持現狀。蘇指屋邨人口密、戶數多，居民主要擔心衛生及聲音問題。

蘇偉文指現行政策下，視障及聽障租戶可以飼養「引路犬」，而租戶如獲醫生證明需要以狗隻為伴作為精神支柱，亦可申請飼養「伴侶犬」，房委會會酌情批准。公民黨郭家麒質疑是否要居民自認有精神病，才可以養狗。蘇偉文稱，每個個案有獨特性，強調需要醫生證明有關狗隻為精神支柱。

工黨張超雄指居民被迫遷，政府不保障他們的原有生活方式，更對與他們情如親人的動物「殺無赦」，「你對自己親人咁樣做法嘅咩？」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

無計劃登記動物數字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獸醫師陶文慧指，政府以多管齊下方式管理動物及提升動物福利，參考國際標準，不只是人道處理，還有教育、領養、宣傳負責住飼主。但陶指出，橫洲地區未來可能有工程進行，未必適合進行「捕捉、絕育、放回」計劃。

陶文慧表示，根據狗隻牌照登記，橫洲現時有200多隻狗，但與會的村民指出數量一定不止200。熱血公民鄭松泰要求政府登記動物數字，但蘇偉文及陶文慧都指沒有此打算。

毛孟靜批評，動物政策應由食物及衛生局負責，但是次會議只有運房局出席。蘇偉文回應指，政府是一個團隊，運房局接受意見後，會與食衛局緊密聯繁。

工黨張超雄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政府保證受影響動物不被撲殺、立即全面展開「捕捉、絕育、放回」或領養工作、為受影響住戶放寬公屋養狗限制、立即評估受影響動物數量及制定安置政策、設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制定長遠政策。動議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東北反逼遷動物戰隊成員陳曉雲帶同小狗 Arron 在會上發言。

村民：貓狗是家人

一眾橫洲村民代表及東北反逼遷動物戰隊成員在會後手持寫有「撤回計劃」、「扎根橫洲」的橫額表達訴求。橫洲村民重申要求擱置橫洲發展計劃，又指出「貓狗對一眾村民而言並非寵物，而是家人」，「沒有人希望與家人分開」，希望政府於下次會議能展示「同情及憐憫」，讓村民能與現時飼養的貓狗一同生活。

東北反逼遷動物戰隊成員陳曉雲指出，新界東北發展將導致最少4,000隻家養及社區動物無家可歸，又指隨著未來展開的發展及規劃，受影響的動物只會有增無減，但政府完全欠缺相關政策應對問題。

記者：陳浚立

曾經存在澳門親中國國民黨的私立華南大學，在歷史文獻上沒有太多記錄，不過在老報章和老書則有零星記載。澳門華南大學建校時間雖然短暫，但細閱有關史料可感受到澳門華南大學曾經的輝煌。為什麼在歷史文獻上沒有太多記錄？現今沒有太多人提起？這可能是以下幾點原因。這是由於澳門社會自從「一二．三事件」之後以澳門左派為主導力量，加上許多親中國國民黨的團體和人士被趕出澳門，可能同時許多與親中國國民黨的團體和人士在澳門檔案資料或被帶到台灣，或者被銷毀。加上感覺澳門本地和中國大陸歷史學界也不多重視中國國民黨勢力與澳門的歷史。令人感覺澳門歷史還有許多空白的地方。

首先談談澳門華南大學的成立起訖。按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的台灣《民聲日報》所載，澳門私立華南大學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呈經中華民國教育部立案，澳門華南大學在一九五零年呈請開辦，同年經教育部批准開辦。由於澳門華南大學沒有固定校舍，而且設備簡陋，學生人數太少。中華民國教育部在一九五三年即令澳門華南大學停辦，同時撤銷董事會，為原有學生發轉學證件，讓原有學生自行轉學。也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台灣《商工日報》所載，「澳門華南大學決定遷來台灣，校址將設花蓮，該校校長王冠英博士，曾與花蓮縣長林茂盛洽商，林縣長極表歡迎。」

不過按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的香港《華僑日報》所載，澳門華南大學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澳門恢復辦學，同時招考港區硏究生修業兩年授碩士，並設有各種硏究獎學金。後來按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的香港《華僑日報》所載，澳門華南大學研究院第四屆碩士學位頒授，代校長朱伯奇博士主持，黃可夫博士致訓畢業生李宗強﹑劉兆年﹑利英麟﹑陳博文成績優異獲該大學授予榮譽學位。但是有關澳門華南大學報道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就沒有了。這可能是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之後，親中國國民黨團體和人士被趕出澳門，在澳門親中國國民黨的私立華南大學不能繼續辦學吧? 澳門華南大學之後命運如何，有待未來多方面考證。

曾經任教或就讀澳門華南大學的名人其中有以下兩位。按一九九六年出版西南交通大學校史編輯室所編的《竢實揚華　桃李春風（第一集）》所載，鐵道軌道專家沈智揚教授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於澳門華南大學任教授，同時監修澳門總督辦大樓。按一九九三年出版張得一主編的《中國寫作教育家重要學術觀點薈萃》所載，中國寫作教育家金健民曾經在一九四九年就讀於澳門華南大學新聞系。這是其中一部份，還有許多曾經任教或就讀澳門華南大學的名人，可見澳門華南大學曾經有一定的影響力。　

由於這間曾經存在澳門的華南大學屬親國民黨背景，故在這間學校於一九四九年創辦前後，曾經被香港左派大為批判。例如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的香港《大公報》以《如此澳門蔣黨報紙幹醜事國特居然辦大學》為題報道所載，透露該校發起人有周啟剛、鐘子光、葉子如等人，認為澳門華南大學是由黨棍、學閥、土豪組成，也說該校招請一流不學無術的人當教授的反動大學。還說中共解放華南後，這些大學會同中國國民黨同歸於盡。這報道太過於偏激，雖然沒有太大參考價值，但是可以見到親共報章如何對待不同政治立場背景的大學。

原文刊在訊報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下午提交選舉呈請，就早前遭撤銷參選鄉郊代表選舉資格進行司法覆核。他見記者解釋呈請的理據，重申選舉主任沒有法定權力進行政治審查，即查詢其政治立場包括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

居住在元朗元崗新村的朱凱廸在去年11月22日報名參選鄉郊代表選舉，他在11月26日及28日先後收到身兼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選舉主任的袁嘉諾就是否擁護《基本法》及支持港獨等共五條提問。

朱凱廸當時根據《基本法》第104條及香港民族黨陳浩天選舉呈請案的判詞，回覆選舉主任，指選舉主任亦無權審查鄉郊代表選舉中候選人的政治立場。朱凱廸在時隔三日，即12月2日接獲通知遭「DQ」。

袁嘉諾在文件中稱，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例》，規定候選人必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考慮朱凱廸的Facebook帖文，和香港眾志及劉小麗共同發表一份名為「主權在民 守護人權 捍衛自決未來的選擇」的聲明，及兩次答覆後，質疑朱是刻意迴避問題，並指朱「是透過行使所謂和平主張港獨的權利為民，從而隱晦地確認了他支持獨立是香港人的一個選項」。

朱凱廸質疑，鄉郊代表選舉主任是否有權進一步審查候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是否有理由認為其政治立場，即民主自決便等於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記者問到呈請的最大障礙，朱凱廸表示希望法庭能盡快開庭審理案件，指因為未來一年有兩個重要的選舉包括立法會及區議會。他強調，呈請的結果影響深遠，因為不少參選人都需要參考結果及判決才決定是否參選。

在選舉呈請書中顯示，兩名答辯人分別為袁嘉諾和元崗新村居民代表楊金麟。朱凱廸透露，律師對他稱，今次是十分簡單的案件，因為道理充足，而且兩個論點都有信心。朱目前已申請法援，但他沒有評估呈請的勝算。他重申，因為在相關撤銷參選資格的案件中，只有陳浩天的案例。「佢提出香港獨立，但其他政治立場係咪就係不擁護《基本法》，法庭沒有裁決。」

張學友的《A CLASSIC TOUR 學友.經典世界巡迴演唱會》於早前完滿結束，總共完成了 233 場的演唱會。上圖顯示的，是所有舉辦過這個演唱會的城市位置，以及每個城市曾經舉行的場次。

其實想做這個分析很久了。張學友自2016年起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唱，中途多了個「逃犯剋星」的稱號。事源在一些中國大陸舉辦的場次當中，當地公安利用人臉識別等的方式在場地捉到不少逃犯。我注意到的，卻是這些舉辦演唱會的城市本身不少都不為港人認識，有些甚至是西部省份的地級市。我們一方面嘆息香港今天的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香港黃金時期流行文化在中國大陸的滲透度似乎仍然相當強，最起碼連貴州安順、湖南郴州和黑龍江大慶都可以搞得成演唱會，只怕就香港樂壇來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從空間分佈來看，雖然說是世界巡迴演唱會，絕大多數的場次都在中國大陸舉行的。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場次的地點十分分散，每個城市的場次不會太多，有很多城市只有一場，而且不時會是先在一個城市演了，第二晚就在二、三百公里外的另一城市演，這樣看也認真「巡迴」。場次最集中的地方，是珠三角和長三角，但即使在內蒙、寧夏和雲南也有場次。

東亞地區場次分佈

長三角地區場次分佈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為什麼張學友做得到，其他之前或之後的香港歌手卻不會或不能，有待流行文化的專家解答。另一個我很有興趣的問題，是那些相對遍遠的城市有沒有提供什麼誘因吸引張學友的團隊在該處演出，就好像港府提供優惠吸引廸士尼前來落戶那樣。如果有的話，這可是一個城市研究論文的上佳題目。

題為編輯所擬。

區慶祥今日在Q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19] HKCFI 295裁定，入境處拒絕為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符合其人權，並無違憲。

區在判詞第54-78段稱，如果容許跨性別人士自我定義性別，而非透過全套性別重置手術此所謂「唯一客觀上確定的標準（only objectively ascertainable criterion）」確認性別，法律上屬不可接受。

其實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院早已嚴正駁斥此說。

安大略人權審裁處在XY v Ontario（Government and Consumer Services），2012 HRTO 726第247-252段中批評，其實「變性手術」本身亦難言屬性別改變的客觀證明。事實上，即使已經進行了「變性手術」，現行香港法律亦沒有自動承認相關人士認同的性別；入境處在手術之後仍然保有酌情權，基於其主觀判斷，「按個案的個別情況」決定應否承認該性別：參見入境處有關申請身分證的常見問題「問題22」第(f)段。

這證明制度本來就容許手術以外的（主觀）因素影響一個人認同的性別是否獲得承認，而政府明顯並不認為如此做法有何困難之處。無論如何，廢除「客觀」的手術規定對政府運作會有何影響，不可純粹憑印象靠估，政府必須提出有力證據，證明會對其造成不合理的困難。現在一方面接受醫生的主觀判斷為制度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拒絕接受當事人真正的個人意願，是自相矛盾。

XY案的邏輯後來獲艾伯塔王座法院在CF v Alberta（Vital Statistics）, 2014 ABQB 237確認。BR Burrows法官難以想像在跨性別人士的身分證明文件上記錄其真正認同的性別有何害處，認為原則上沒有理由堅持在身分證明文件上記錄其原生性別。既然政府同意只要進行了性器官手術即可改變官方文件上的性別，那原生性別作為歷史事實的重要性，明顯沒有高至必須將跨性別人士排除在外。

正如安大略人權審裁處在XY案中（第171-172段）指出，強制手術規定除了邏輯上的必要性成疑外，該規定的效果必然是延續跨性別人士一直以來遭到的歧視、不利、偏見和定型（即使其目的不是歧視）。該規定等同告訴跨性別人士（和整個社會），除非他們以手術改變其身體（尤其是其性器官），否則他們的性別身分不是有效、正當的身分，社會有權不予任何尊重。這種定型正是跨性別人士社會污名的根源。

法院原應以守護公義為己任，偏偏現已貴為上訴法庭法官的區慶祥選擇確認、加強對跨性別人士的污名化，實在可悲。

后海灣濕地及泥灘是各種水鳥及冬候鳥的重要覓食地及棲息地。七八十年代期間，米埔沼澤區逐漸獲得香港法例的保護，並邀請世界自然基金會積極管理該區的生境。但直至1997年「后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究」完成後，政府才正式確認魚塘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事實上，魚塘與米埔沼澤區在生態上具有緊密的關連，是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應同時保育后海灣相連的濕地及魚塘，包括豐樂圍、南生圍、甩洲、新田、馬草壟等地區，以維持其生態完整性。

隨著后海灣一帶的發展壓力增加，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為后海灣制訂規劃指引（規劃指引編號12），並成立「濕地保育區」（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及「濕地緩衝區」（Wetland Buffer Area），以規管在后海灣地區的土地使用和開發。 濕地保育區旨在保護由大小不一但相連的魚塘所組成的核心區域，而濕地緩衝區則是以保護濕地保育區為目標的緩衝區。 在濕地保育區內，除非是保育該區的生態環境，或具有絕對壓倒性的公眾利益而必須進行的基礎設施項目外，不容許任何新發展。濕地緩衝區則在不損害濕地保育區魚塘生態價值的前提下，或許容許一些住宅或康樂發展，以移除現有的開放式存儲用途和恢復一些被破壞的魚塘。

本會認為任何發展項目都必須嚴格遵守濕地保育區/濕地緩衝區的規劃管制，以保護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的生態完整性。

延伸閱讀：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擬在后海灣地區內進行發展】
【「共享土地先導計劃」改名換姓 助地產商開發「候鳥天堂」】
【反對犧牲「濕地緩衝區」以換取后海灣濕地保育】
【后海灣一分鐘】

近日，曼聯將在今年夏天訪港的傳聞甚囂塵上。如果曼聯真的再來港，勢必引起熱潮。無論到時曼聯對手是甚麼，都肯定有大批本地曼聯球迷「撲飛」入場支持曼聯。但曼聯首次來港踢表演賽時，情況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正在進行一個香港球迷文化研究，希望各位男女老幼足球迷可以協助版主完成一份相關的網上問卷。問卷不長，五至八分鐘即可完成，連結見此）

曼聯首次訪港的年份是1975年。當年6月8日，曼聯和香港甲組球隊流浪在大球場較量。1973至1974年球季，曼聯未能保住甲組（當年的頂級聯賽）資格。但領隊Tommy Docherty沒有被解僱，翌季他帶領曼聯贏得乙組聯賽冠軍兼得升班資格。換言之，曼聯首次訪港時，是以乙組冠軍的身分來港。

曼聯這次季末外遊歷時長達38日。除了香港外，伊朗、印尼、泰國和澳洲都是曼聯到訪的地方。抵港前，曼聯已先在伊朗和印尼比賽。除了賽和兩支主隊國家隊外，曼聯亦在印尼與阿積士相遇，結果曼聯以二比三不敵。

當時曼聯雖然不是甲組球隊，但陣中仍有多名猛將。外遊初期，四名蘇格蘭國腳因要應付歐洲國家盃外圍賽缺陣。他們在對流浪前趕到香港。於是當晚在大球場，曼聯正選陣容就能擺出全蘇格蘭國腳級防線：Stewart Houston、Jim Holton、Martin Buchan、Alex Forsyth。不過，這條防線未能阻止流浪先開紀錄。

為了增強實力，流浪自愉園借來了鄭潤如和鍾楚維兩人。後者就在上半場中段接應黎永富的傳中球頂破愛爾蘭籍門將Paddy Roche的十指關。

流浪只領先了兩分鐘左右。曼聯迅即由北愛國腳Sammy McIlroy射成一比一。下半場，曼聯控制戰局但要到四十分鐘始能入球。整場表現出色的流浪守門員李度將球擲出時誤傳予對手，Stuart Pearson把握這次攻勢射成二比一完場。

曼聯首次來港，票價有20元、15元、10元和8元四種。今天曼聯來港，大球場幾乎肯定會爆滿。但1975年那天晚上的入場人數則只有1萬2千多人。賽後報章報道洋球迷為曼聯的打氣聲引起華人球迷不滿，場內出現口角，散場後更有人在場外追打洋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