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政府擬訂立《動物福利法》，但多個民間團體憂慮新訂的法例不全面，「香港動物福利法（民間草擬）」昨日（1月20日）發起遊行，要求全面檢討法例，並保障寵物以外的動物權益。

議會陣線毛孟靜、土地正義聯盟朱凱迪、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人民力量陳志全等多名立法會議員，以及關注動物權益的團體，共約250名遊行人士於下午2時在中環遮打花園起步，遊行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公民廣場。不少遊行人士帶同寵物參與遊行集會。

毛孟靜發言指出，隨著時代轉變，動物權益受到廣泛關注，她認為政府所倡議的《動物福利法》是「寵物為本」，忽略其他野生動物，希望政府新訂的法例內容「唔好好似百子櫃執出嚟咁散」。

朱凱迪指新界東北即將發展，村民被逼遷，多達5,000隻貓狗面臨被遺棄。他批評政府只安排村民入住公屋，但未有方案安置他們所飼養的貓狗，成為遺棄動物的幫兇。朱凱迪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給動物管理中心及提供完善的安置方案。

范國威指，香港的動物保護法較國際社會落後，仍出現無日無之的殘酷虐待動物事件，促請政府參考世界各地，將動物保護法類別上加入責任條款，制止殘酷虐待動物的事件發生。

陳志全以近日收緊長者綜援作例，「長者都仲話有張票係你，但動物是無票」，斥責政府漠視動物權益，「執法不力是紙上談兵，敷衍立法就更可恥」，促請政府全面檢討法例。社民連副秘書長周嘉發要求推行絕育放回，不要將拯救的責任放在義工團體上。

救救港豬代表Joyce表示，農場動物往往受社會忽略，亦涉及消費者的道德責任問題，但牠們亦都是有思想感情的個體，例如豬喜歡玩泥沙，但夾欄令牠們難以轉身。

素看地球戴秀惠指，她的狗Cissy已經長達4年吃素，除了要減輕耳朵發炎，亦希望傳遞「禽、畜、魚都是動物」、「愛一種動物就不要傷害另一種動物」的信息予大眾。

遊行集會於下午5時結束，集會義工呼籲在場人士出席下月17日在灣仔會展外舉行的反皮草貿易集會。

記者：陳紫晴

香港年輕異議人士到台灣來被全程跟蹤，鬧到總統府了才引起重視。這之前，我們反映多次我們團體被滲透情況，根本沒人理睬。這次被全程跟蹤拍照，香港兩份左報一月十四日全版刊出，我在臉書轉發，也發到許多群組，但是沒有一位政治人物表達關切。即使我們橫死街頭，可能也只是「意外」而已。

這些生活在「淪陷區」的香港年輕人比我們警覺性高許多。一月十二日晚我們被跟拍他們就發覺去追趕一位「阿叔」，那人立即跑掉。一月十五日自由時報採訪完畢他們去吃飯時跟拍的是年紀輕一些的，他們追過去，那人就跑了。可見這次中方出動的，絕非一位入境的大公報記者。而且一定有在台灣的共諜呼應，因為香港人不熟悉台灣的地形與情況。大公報記者還留下，必然是與這裡的同夥還有事情做。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間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與發言人周浩輝在凱薩飯店被愛國惡棍圍毆事件，在了解詳情後我在第二年的一月十七日自由時報的《林保華專欄》中寫了「公權無力，惡棍囂張」一文，除了點名可疑那位採訪陳浩天的記者外，更指出：「每次參加有關中國族群人權研討會，總會發現國共特務在場，包括從香港、日本趕來的，台灣已成為諜報中心。」並且批評台灣的國安部門，「面對這些第五縱隊，請問現今政府將如何應對？如果無能為力，是否需要民間組織自衛隊，保衛我們自己的安全，乃至擔負保衛國家安全的責任？」

隔了一週有一篇用筆名投書詳述這位記者的情況與他的「上線」，我不了解這些情況，然而香港有「民運人士」託人轉告要我問自由時報這位作者的真實名字，但被我拒絕後，他們就委託王可富律師告我誹謗，而且透過大安區、士林區兩個地方告我，企圖消耗我的時精力與律師費。感謝司法部門秉公判案，判決他們敗訴。他們錢多，竟然繼續上訴，但也被駁回。

我為何還點名日本？當然也有根據。那位小弟弟在日本認識的，自稱民運人士，還多次來台灣找我，大概想吸收我；後來他去了幾次香港後，大概才摸到我的底細，從此與我斷絕往來。不過，在我們與熱比婭接觸中，另一條線又在作怪。

這些人當中有幾個活躍人物是當年被中共逮捕過的「台諜」，出獄後應該過著本分的生活，但為了金錢或女人，他們現在從事共諜工作，他們有大量的資源拉攏分化各地的「獨派」，而我們只能以理念相抗，甚至倒貼，有時不免灰心。

國安部門有採取什麼動作嗎？對第五縱隊有時還要拐彎從幫派角度去治罪。可是在馬英九執政時，請了專業部門到我們家來檢查有無被竊聽，證實兩部電話都被全天候監聽。我無法知道這是共產黨的所為，還是國民黨所為，或者兩者合流。國安部門能給我答案嗎？我相信現在還在繼續監聽。至於電腦、手機，當然不在話下。但是我一樣過著我自己想過的生活。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還怕什麼？

我從小喜歡看偵探小說，後來也喜歡看日本的推理小說，還喜歡看諜戰的書籍與電影。我在讀了中共黨史系後，最感興趣的是中共的高層鬥爭與如何統戰分化對手，中共的統戰與諜戰緊密結合，不論在香港還是美國，我都在密切觀察某些現象與某些人士，所以有些人很不喜歡我，甚至不敢與我接近。當然，對任何人，我都不會輕易下結論，而須一段時間的觀察。

馬英九的大哥王曉波媽媽的共諜案，她是與香港的共諜聯絡，在「三通」以前，香港繼續對台灣的工作，以前的香港新華社有對台工作部就包括了統戰與諜戰。從王炳忠共諜案，北京也直接指揮台灣的諜戰；荒謬的是在案的王炳忠馬仔，居然可以當選議員！

台灣人不論在台灣還是中國見到某某政府機構的「聯絡處」，就要打起精神，這是對外掛牌的諜報機構。但是中共諜報系統有好幾支，分屬國安、公安、統戰、外交、軍隊等部門，軍隊本身就有幾條線，他們之間並不完全通氣，還會有矛盾，甚至相互搶功或攻擊。這點也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從事諜戰應是高危行業之一，因為動不動會被滅口。我是有興趣研究卻不想參與。在無可奈何下，也只能寫寫一些評論，希望台灣好自為之。尤其不能把像許信良這種已經投共，為中共拉皮條，卻為某種目的回到民進黨的人；把他安排在與國安相關的機構，更是莫名其妙，實在非常非常地沒有警覺性，除非是要放長線、釣大魚，但肯定不是。許信良自己應該交代一下，在九合一投票前夕接受香港明報的訪問時說了些什麼？國安部門有把這個資訊給總統看嗎？

我的心血管良好，對各種污衊也習以為常。如果哪天出了意外，只希望台灣人民能夠團結對敵，別為私利在那裡內鬥不休，被敵人利用而自取滅亡。

原文刊在自由時報

一位快畢業的同學為前途惆悵，看見好朋友唸新聞，本來壯志滿懷，最後跑了去做網上營銷搞物流，感到大志難伸，甚為無奈，云云。

嘿，何用嘆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要守住，物流好重要！

近年主流媒體被收編，中聯辦透過直屬公司控制香港主要的連鎖書店、出版社與書籍物流；當有一天連主要網絡商或新通訊技術都被老大哥壟斷，紅線織成羅網，大眾傳媒與網絡被堵死，基本的資訊流通大概要回到口耳相傳、實物運輸、月餅裏藏字條之類，那就是物流。

不是危言聳聽，老大哥想得比你早，最近的順豐快遞事件，快遞職員拒絕送十字架形狀的小飾物到澳門；文化人梁文道更率先揭露，台灣的順豐職員檢驗書本，小職員認為可疑的「政治書」不寄。

有幾點當頭棒喝：

當中資商業機構國家隊都設有黨委，你還妄想這些公司有自己的靈魂？

他們有時或會收斂，今天還會認個錯，把經理「引咎辭職」，但關鍵時刻會露出真面目，一場九十分鐘的球賽，球證吹黑哨一兩次就夠。

獨立於權力之外的物流公司，就等同獨立書店、獨立的出版社、自主的媒體一樣，都是資訊自由的重要部分。

舊時香港，成年人教細路，有句歧視的話：「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今天我想說，同學，請做好你的物流團隊，抵抗順豐獨大，捍衛資訊自由，恐怕有天「若然要讀書，靠你做運輸」。

原文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

上星期閨蜜找我訴苦，說明明已經28歲，但財政狀況仍然被母親掌控，不時登入她的網絡銀行帳戶。「阿媽話我做嗰行收入唔穩定，要知道我每月實際搵幾多，方便佢計我俾幾錢家用。但我肯定呢個係藉口 ! 有時洗大左佢會話我唔儲錢，話睇實我都係為我好。我覺得佢根本唔係講道理，係講緊倫理（指孝順），根本無得講 ! 如果租金不是天價我一定不會留在家裡住 !」

其實很多朋友對此表示深有同感，面對父母的強勢，我們無法反駁，一旦反駁就會被罵「不孝」，但是不反駁又壓抑又難過。那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與解決呢?

「孝順是過時觀念」

「與父母的關係，能夠彼此相愛就夠了，不必要製造一個階級觀念。你一定要小的服從大的，但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你都要尊重他，他的性取向、他的愛好，他的任何東西你都要尊重他、接受他，這是和平相處的一個基準。我覺得『孝順』是一個過時的觀念。當然跟中國人講，幾百年也講不過去，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存在。可是在我的思想裏面，我已經不教小孩『孝順』這個東西，只要他感受到我的愛，同時也愛我就夠了。」— 導演李安在拍完父親三部曲中的《喜宴》後的講話

李安與兒子李淳

李安認為，父母跟仔女的關係，應當平等自由，沒有高低階級之分。我想起中學反叛時期，經常頂撞媽媽，換個角度來看，其實是為自己爭取「自由」，爭取與父母「平等相處」的立足點。幸好媽媽很看得開，在角力的期間也學習了與「長大的我」相處，反而我倆現在成為了什麼都可以說的「朋友」。相反，閨蜜多年的「爭取」仍然不果，我認為很大程度來自於她母親不願意放下「階級觀念」，反而以「孝順」的名義要求閨蜜按她的意思去做。

如果父母能把養育的注意力從成年孩子轉向自身，豐富自己、提升自己，以尊重人際界限、擁抱改變的積極狀態，這樣或會更能具建設性地與成年孩子建立關係。很多父母喜歡把 「我都是為你好」 之類的話掛在嘴邊，把重量都壓在孩子身上，這樣讓人喘不過氣來。

子女以對立的方法解決不可取

在網上看到一名女兒分享，指曾受不了母親的強勢，於是找來了一篇標題為《原來母親越強勢，對家庭毀滅性越大》的文章發給母親看。「(母親)沒有回覆我，兩天後才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後來才知道她看完這篇文章哭了，難過了兩天不知道該跟我說什麼。」當然，有個強勢的母親是挺不好過，但她後來承認，「選擇站在對立的角度，用一篇文章來責怪她的行為，而非女兒的角度理解她，這很殘忍」。

期望父母平等地對待，成年子女也要學會正確地對待父母。獨立自主，不向父母索取，不認為父母的給予都是理所應當。傳統文化宣揚長幼尊卑，大多數父母顯得很強勢，而他們的強勢，需要的是包容，而不是指責或埋怨。

需要兩代人一同努力

當兩代人產生矛盾的時候，兩代人或需要試着脫離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孝順」枷鎖，讓愛而非「孝順」成為關係的重心，把對方當做朋友，用溝通代替指責﹑服從，這樣才能把給彼此的傷害減到最低，磨合出雙方都舒服的相處模式。

如果你有仔女的，請讓他們感受到「愛」，身教孩子如何去愛，這比「愛他們」更重要。而愛的真正基礎是尊重，當雙方都被尊重時，關係才會持久。

「上有高堂」今期活動推介：
【畫師教你「畫」揮春】 岩哂三代同堂 子親揮春 D.I.Y 工作坊

小時候的我很喜歡參加各式各樣的派對﹐不管是學校的聖誕聯歡派對﹐或是同學們在某家美式大型連鎖快餐店所舉辦的生日派對等等。而當時﹐都總是由父母帶我去參加這些活動。

隨著年紀漸長﹐參加派對已經不再需要父母的安排﹐而「父母」跟「派對」這兩個詞語好像也再沒有任何連繫。即使我們為年長父母慶祝生日﹐也好像只是吃一頓生日飯而已。

剛過去年的聖誕節﹐為了讓我們體驗一下帶父母去參加派對的感覺﹐我們舉辦了「子親聖誕電車派對」。從鄰近香港大學的屈地街電車廠出發﹐到銅鑼灣的電車總站折返。

當天我們準備了兩台電車﹐接待了１５個家庭（總共５０多人）﹐當中也有三代同堂的參加者。在活動中﹐我們除了安排派對小食飲品和電車佈置以外﹐還準備了「子親問答比賽」﹐讓參加的家庭可以一起答題﹐一起互動。

當然﹐我們也為各家庭拍下珍貴的即影即有照片﹐留下美好回憶。希望有以後的日子﹐大家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也會回想起與家人一起參加電車派對的回憶。

我們在這再次謝謝所有參加的家庭﹐謝謝所有主動帶父母去參加活動的成年子女﹐也謝謝所有願意跟子女去玩的長輩。我們也會繼續努力﹐希望以後的活動能讓更多的家庭有更愉快的體驗。

「上有高堂」今期活動推介：
【畫師教你「畫」揮春】 岩哂三代同堂 子親揮春 D.I.Y 工作坊

（獨媒特約報導）備受爭議的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去年12月獲身兼港大校監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續任至2022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本月聯同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會與香港大學校友關注組，促修改《香港大學規程》，將任命權交回校委會。

他們今早向港大校方遞交聯署聲明，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指，聯署自1月1日開始，至今已收集到逾1500個簽名，他形容聯署人數與預期相近，稍後學生會將發起公投，讓同學更清晰地表達意願。他又指改革校委會絕非不可能，更是應做之事，校方與同學間需要互相尊重方能成就真正的師生共治。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遭校委會否決任命為副校長一事後，香港大學的管治體制已出現隱患，他強調必須杜絕一切人為干預，尤其是政治干預。他又指是次的修改方案不涉及法律成分，並非要求修改大學條例，即毋須交上立法會表決，可視為香港大學的內部修正，只須校委、校董及校監同意即可，希望校方聆聽他們的訴求。

葉建源

記者：湯偉圓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立法會工務小組舉行會議，繼續審議149.8億、包括數千個項目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整體撥款。整體撥款「打包式」安排，在今屆立法會首次審議時已引起質疑，認為是「暗波陳倉」將爭議性項目包含在內。2017年爭議後，當局仍堅持維持捆綁式審議做法。

朱凱廸就撥款提交議案，要求檢討基金整體撥款安排，但遭工務小組主席盧偉國裁決為與議題並不直接相關，而根據新修改的立法會議事規則，每名議員只能提出一項議案，盧偉國稱朱凱廸的議案被否決後，不能再重新提出另一項議案。

今早立法會安排了三個會議在早上10時45分同時開始，另外兩個會議為研究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及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分散了出席議員人數。

人民力量陳志全批評整體撥款的模式，部份項目如花藝博覽未有顯示於文件，令議員難以監察。多名議員就各個細項追問，但由於項目眾多，議員提問後往往需待官員翻查文件尋找資料才能作答，區諾軒及朱凱廸均提問至第11次。

陳淑莊指柴灣公民廣場Y旅舍落成僅六年，便需要撥款2,850萬維修，質疑是工程質素還是保養欠佳，又認為是為管理公司賣大包。項目內亦有「灣仔運動場翻修田徑跑道及熱身區工程」，涉資1,964萬，陳志全問是否表示不會清拆灣仔運動場，官員回應指是周期性翻修工程，一般約為五至七年。

朱凱廸問到「完成前亞洲電視於南丫島發射站未完成之工程」的500萬工程，指亞視已經倒閉，官員回應稱港台已接收亞視設施，如今是替港台完成餘下工程。他又問到榕樹灣碼頭先導計劃及索罟灣石礦場研究結果，官員指碼頭項目將於今年動工。對於石礦場研究，官員稱要處理關於交通基礙設施，目前仍在研究。朱反駁「你都無錢洗」，政府只稱顧問公司已提交資料，部門內部正在研究。

區諾軒追問灣仔一億摩頓臺工程，涉及的重置排球場工程在何處。政府則稱區內的嘉寧徑重置是當區區議員提議，排球場已埸置於維園。他又質疑創新辦需使用2,700萬進行室內裝修。

區諾軒

下次工務小組會議於1月30日早上8時30分舉行，將續議項目。

香港70年代開始，讀過英文中學的番書仔女，都興用cheap來形容小學畢業而做體力勞動的男女，例如地盤佬、工廠妹等，cheap in a sense係無品味、低質素、無地位、唔識野等。 「你好cheap」這樣的說法一直慢慢地沿用，後來演變為 「cheap 精」，甚至乎「賤精」都有。 「cheap 精」已經不是「你好cheap」咁簡單，係指個人的不知所謂行為，該等行為與教育程度、見識無關，「賤精」更是極品，意思是該人做了各社會階層共憤的事情。

羅素(Russell Peters)，著名加拿大棟篤笑喜劇人，曾經在一次的巡迴演出說全世界最Cheap民族排名第一的是印度人，第二是中國人，第三是猶太人，他更補充說印度人不會生氣，因為印度人認為被人話cheap，內涵只是smart的意思 (1)。 依照字典解釋：人 cheap 係指此人非常小心使用金錢；容易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使用低劣技倆致勝。字典與羅素的「論述」非常接近，用字典的解釋說印度人是非常小心使用金錢，中國人樂於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猶太人喜歡用低劣技倆致勝，也近乎現時的世情。 話說回來，將個cheap字用得出神入化，當然以香港人；尤其是70年代讀過英文中學的番書仔女為首。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某些組織、機構內的人，一起共事時會互相影響，故此久而久之，他們的行為、德性會越來越近。 從各式各樣的事項綜合來看，香港政府到特區政府「cheap人」或者「cheap 精」甚多，以下是典型例子：

(甲) 2004年，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主動申請調任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陪伴在英國讀書的次子林約希
(乙) 大約1999年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親電社會福利署長，吩咐署長極速處理父親曾雲高齡津貼
(丙) 警務人員利用公權力在食肆食便宜餐，購買便宜商品，媾女，召免費、便宜妓女，用線人安全屋與女人幽會
(丁) 高級公務員互租對方房屋自住，「提取」房屋津貼
(戊) 高級公務員下班後佔用政府會議室與外來人處理私務
(己) 中下級公務員按時申請計劃病假(scheduled sick leave)
(庚) 中下級公務員定期小偷小摸(pilferage)辦公室文儀
(辛) 中下級公務員返工時衣衫襤褸
(壬) 中下級公務員坐政府順風車輛放工

70年代讀番書的林鄭月娥陪子讀書未算最「cheap 」，現在貴為特首，替中共赴湯蹈火，「cheap」的程度應該達到極點了。好醒目的曾蔭權身陷牢獄，當年打電話只為一千幾百，現今回頭看，大家得啖笑。特區政府內的「cheap人」或者「cheap 精」，有部分未必是大奸大惡，多數只是低鳩能；自以為是的一群，然而也是家教、品味、悟性的層次，改不了的。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MsCPQYhl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QB2hNcqg4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大學學生會2019年度中央幹事會候選內閣「蒼傲」早前接受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的訪問時，聲稱不反對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政府DQ議員乃公平裁決等等，惹起極大爭議。港大學生會周年大選諮詢大會於今日一連五日舉行，近百位同學出席圍攻，多名會眾斥責他們含糊其詞、邏輯不清。

多家傳媒亦在論壇開始前追訪候選會長鄭鎮熙，被問及其政治立場時，他表示很多國家都有冤案，但即使他們致力申冤亦不會採用暴力或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而最終他們都能取得成功。隨後有記者追問他所指的是哪個國家的抗爭者，他未有回應便轉身離開。隨後又上前表示諮詢大會即將開始，希望各方配合。

諮詢大會進行期間，有同學斥候選內閣立場模糊、宣傳不足，並邀請在場了解候選內閣政綱理念的同學舉手示意，惟無人舉手。鄭鎮熙反指諮詢大會出席人數不多，「sample size太少」，不能作準。他又舉例要求在場支持港獨的人士舉手，未料有多名同學迅速舉手。台下傳來一陣竊笑，鄭鎮熙則堅稱諮詢大會的反應未必反映現實。

被問及倘若「佔中三子」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教授被判罪成，他們是否同意校方褫奪其教席。鄭認為校方有自行決策的權利，他們尊重校方所有決定。台下會眾幾番追問，鄭指同學如不滿校方決定，他們仍會反映同學聲音。

鄭鎮熙早前接受校園傳媒訪問時，曾把「人大釋法」修改《基本法》比喻為容許後人不斷修改、完善的書，有同學追問，鄭表示需要尊重人大常委會已解釋的法例，但他相信香港法例已完善，人大毋須再釋法。

候選內閣的三人聲稱原先他們素不相識，但及後承認他們因為出席一場飯局後認識，並產生參選學生會的念頭。有會眾要求他們解釋該場飯局的由來，鄭回應是朋友飯局，「無必要透露詳情」。

鄭鎮熙顯然對諮詢大會的發言形式並不熟悉，多次未有舉手示意或未向大會主席致謝便回應問題，需要大會主席及台下會眾不斷打斷提醒。

《學苑》相關報導：背景及會務篇、外務篇、校務篇
候選學生會內閣感被分黨分派、故意抹黑 國歌法、二十三條可以諮詢公眾為大前提下立法

記者：湯偉圓

連登近日有個熱門post，問：「如果哥哥，梅姐，羅文，家駒未死，會唔會奶共？」當中留言令人心痛。「會，奶到雪雪聲」、「好似得蔡瘋華冇奶過共」這班所謂香港人，真的很懷疑他們是不是香港人，令黃家駒食了咁大隻死貓。

黃家駒？即係Beyond嗰個？唱了首歌叫《長城》，裡面歌詞是「圍著事實的真相......圍著慾望與理想......朦著耳朵那裡那天不再聽到在呼號的人；朦著眼睛，再見往昔景仰的那樣一道疤痕；留在地殼頭上。」我想這是應八九民運而生的歌曲。

梅豔芳就更加冤枉。她捐款給《黃雀行動》，甚至因爲六四揚言拒接大陸工作。她說自己是民主運動的忠貞分子，死後說連吾爾開希都要來她的喪禮，可見民運人士對她的尊重。

梅豔芳有份拍的《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中，把軍隊鎮壓學生的情節活生生搬上銀幕，影射六四事件。當時不少演藝創作都因著民主運動而來，例如《倩女幽魂II人間道》中，徐克回應六四事件，加插政治隱喻。其中有對白是這樣的：「皇上身邊小人太多，不明白民間疾苦，你們拿我人頭去感動皇上，好讓皇上明白我們用心良苦、忠心不二......混賬！人頭落地，皇帝還是執迷不悟，那不是很不值得嗎？」張國榮就是負責說，不是很不值嗎的角色。當年的演藝界尚且勇敢回應社會、諷刺時弊、不會畏首畏尾，反而今日大家都只顧關心甚麼古天樂、容祖兒賣老、菊吳一姐之分云云，某程度上是種倒退吧。10years challenge，經歷了兩個十年，我們挑戰失敗。

不過，其實張國榮也坦言，當年六四的百萬人遊行也沒有參加，對政治泠感。他補充：「我不懂，我總覺得政治是很黑暗的，不是我所能做的。」這該是部分港人的寫照，羅文也是類近的處理，甚少發表政見。

我只是聽到有人說梅豔芳、黃家駒在生的話一定會奶共，而感到震怒、失望。他們在生的時候已經反共了，港人何以對香港民主進程歷史如此無知？何以認定這班前輩一定會奶共、這麼無骨氣？何以傻傻地，連敵友都不想再分清？！真令人不禁想質問樓主是不是收了錢做野、想抹黑屬於香港人的歷史—-若要數誰出賣了香港人，那些留下無知言論的巴絲首當其衝。

難怪廣東歌歷史興衰與香港民主，也要由外國媒體《紐約客》報導，真失禮。

最後，引用梅豔芳一段說話，送給香港人：「我本來已經拿了加拿大passport ，一兩年後會過去居住。六四之前，我會積極去申請居留，但六四之後，我考慮得好清楚，我不要去。我不是那種拿了passport才敢站出來講說話的人。我搏到九七，在這段期間，我仍會留在香港，盡我最大努力，這麼才說得上無悔今生。」我們常常顧盼的光輝歲月，大概就是這樣有情有義。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的傳統功能組別，部份團體根據法例可成為選民。今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被問到什麼團體可以被列入並獲投票資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既定程序是收到團體申請後，會諮詢相關政策局決定是否將其列入《立法會條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出法例修訂，其中「功能界別的技術性修訂」，建議刪去部份已停止運作的團體及新增其他選民。當局建議刪去10個團體並加入7個團體，涉及教育界、航運交通界、漁農界、資訊科技界、批發及零售界、紡織及製衣界及進出口界。

經民聯吳永嘉就政府根據何程序剔除團體，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羅淑佩稱，團體如停止運作可自行告知政府，或透過與相關功能組別聯繫的政策局告知。局方決定前會詢問各政策局及選舉事務處，選舉事務處如有合理理由認為該團體已停止運作，會先發出信件查詢，除非團體有合理理由或解釋，否則會從法例中剔走。

朱凱廸批評傳統功能組別制度荒謬，結果才會產生眾多問題，他質疑漁農界只新增一個選民「香港新界本地農協會」，但同期有其他農業團體成立並十分積極，認為當局新增選民的標準唔清唔楚，「係咪要現任漁農界議員推薦？」他亦質疑當局如何定義團體已經「無運作」，詢問是否市民可以投訴，而局方會以何標準處理。

聶德權稱政府在每一個換屆選舉前，政府會收到有團體去信政府要求加入成為選民，既定程序是當局會徵詢相關政策局所屬行業界別最新情況，並視乎團體運作、代表性、對業界貢獻及活躍性決定是否加入其為選民。

朱凱廸則反駁稱法例上「無你頭先講既機制」，「一係你講清楚可以申請」聶德權則指傳統功能組別不像地方選舉有選民登記，指「每個界別範圍比較窄」。

對於立法會參選人門檻，則引起了民主派內爭議。民主黨林卓廷指直選只需100人是太低，導致論壇會可高達30人參與，民建聯蔣麗芸亦認為門檻太高。兩人發言引起多名民主派議員反駁，毛孟靜指參選權是人權，對收緊門檻「非常有保留」，人民力量陳志全亦反對，指對於新參選人或年輕人而言，要獲得逾100個提名或有困難。公民黨陳淑莊更表示「相當驚訝」，指選舉權是包括參選權、提名權及投票權，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並由國際公約保護，反對提高門檻。

公民黨郭家麒及莫乃光均批評功能組別制度，認為應盡快普選，毛孟靜則稱少數族裔及家庭住婦並未設有相關功能組別。聶德權則回應稱《基本法》規定先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隨後，現階段不會作出非技術性的修訂。

葉建源指，目前教育界中高等院校的選民定義為「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全職學術人員及同等職級的行政人員」，但不同院校有不同理解，導致選舉權並不平等，有些院校不包括導師及講師，對於何謂同等的行政人員亦有不同理解。葉建源認為令教育界從業員的選舉權十分脆弱，亦無任何機制處理選民資格爭議。

撰文：工黨主席郭永健

政府提出三隧分流建議的方案，雖然引起議會上不同政黨的反對，但工黨支持有關建議。工黨支持的原因有二：建議有益於打工仔女，亦可改善空氣質素，整體社會得益。

根據現時三條過海隧道的車流，私家車佔43%至57%的車流。眾所周知，私家車的運輸效率遠遠不足巴士及小巴。兩架私家車所佔用的路面空間便相當於個雙層巴士，但使用過海隧道的私家車平均乘客量（包括駕駛者和乘客）只有 1.4人，與載客量可高達100多人的雙層巴士根本不能比較。可是，現在乘搭巴士上下班的打工仔女，卻因私家車過多而塞車浪費時間。此外，現時隧道出現的車龍倒灌時常發生，甚至影響並非過海的乘客。

此外，車輛在擠塞期間釋放出更多廢氣，造成空氣污染。世衞指出空氣污染物會導致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肺癌，嚴重威脅市民健康。

要達到改善擠塞問題，解決方案必須包括兩個元素，減少整體車流及三隧的車流有合理分佈。

要減少整體車流，必須提高隧道收費。在拉近三隧收費的同時，整體的收費水平必須提升，才能減少車流。現時政府建議調高紅隧及東隧的私家車收費，分別由$20及$25增加至$40，而西隧則政府補貼，由$70減至$50，平均收費由$38.3增加至$43。

坊間對於政府三隧分流方案存有幾點懷疑，我將於下文逐點解釋︰

一、工聯會建議維持紅隧及東隧的隧道費不變，而減低西隧收費，只會增加整體的車流量，加劇現時擠塞的情況。

二、有意見認為紅隧及東隧加幅過高。但是如果減低紅隧及東隧的加幅，只會因未能貼近西隧的收費水平，不能達到分流作用。如果調低紅隧及東隧加幅，而同時進一步減低西隧收費，只會令整體車流增加，未能改善擠塞問題。

三、有意見認為方案加重駕駛者的負擔。可是，以運輸署的交通習慣調查，無車住戶成員的行為時間值

每小時為$48.8（2017年價格），如果塞車15分鐘的話，損失的價值便為$12.2。即使以今年五月的新最低工資水平$37.5計算，損失的價值亦為$9.4。換句話說，增加隧道費只是減少私家車對其他交通工具的使用者造成的負面影響。

四、亦有建議指政府應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但是根據經濟學定律（Downs's Law），任何增加道路的客量但欠缺適當的收費安排，亦只會令到潛在的車流量出現而大幅減少其效益。

五、至於有意見認為補貼安排為利益輸送，但是現時2元乘車優惠同樣為補貼計劃，2018/19年度預算耗資13.1億元。因此補貼安排是否合理，必需要衡量社會效益及公帑所花的支出。

事實上，今次建議只是針對私家車、的士及電單車，並沒有影響貨車及巴士，對貨運司機及巴士乘客沒有構成額外負擔。對於乘坐的士的一般市民，方案中雖然紅隧的士隧道費由10元增加20元，但東隧的士由$25元減至$20，而西隧的士則由$65大幅減至$36，令到更多市民可以負擔由西隧過海的費用，增加選擇，選擇最適合的過海路線。

總結而言，三隧分流的問題經過社會近二十年的討論，而一般打工仔女多年來一直承受交通擠塞的痛苦。同時，私家車10年增加近5成，增長近乎失控。如果不作出任何改善的話，隧道擠塞的問題將更為嚴重。現時政府的建議，對大部份市民帶來裨益，立法會理應通過有關方案。

不少「紙」張，小心撕開原來是「紙 + 膠」

過去幾年，不論甚麼類型的印刷品，如公司或機構年報、雜誌、包裝盒、宣傳單張、邀請卡、名片、賀卡等，愈來愈多出現「加塑」，即是在外面加上一層塑膠膜，使物品看來更堅挺、更光亮。

有關機構或個人大概沒有想到，加上塑膠膜會令紙張變得不可回收，因為紙張和塑膠膜黏貼在一起，一般回收處理機器無法分開，因此回收紙廠不願意接收，最終被丟棄在垃圾堆填區，既浪費物質，又浪費香港珍貴的土地。

有時還會碰到令人氣結（或笑壞）的情況，製造商鄭重聲明紙張有 FSC 認證，強調「紙張來自負責任源頭」，但是卻在紙張上「加塑」，令整件物件無法回收，抵消了原本的善意，也浪費了花去買認證紙張的金錢。

去年起香港很努力推廣「走塑」，例如走飲筒、走即棄餐具等，但是大眾沒有意識到印刷行業正在逆其道而行，為愈來愈多的印刷品「加塑」，製造愈來愈大的塑膠垃圾問題。

有時我們破壞了環璄而不自知，勉強可以說「不知者不罪」，不過既然知道了紙張「加塑」破壞環境，我們就不能甚麼都不做了。

謹呼籲大家在自己能力之內，防止產生「加塑」的印刷品，例如印製名片時要求「走塑」，在自己服務的機構內提醒負責印刷的同事，印製所有刊物、宣傳品、單張時，規格必須硬性規定「走塑」。

「要靚唔要命」- 為了美觀，不管環境後果的壞例子

出版行業工作的朋友，請你們盡量說服客人不要用「加塑」的封面，而以其他創新意念吸引讀者，事實上在這個重視環境的時代，封面「加塑」可能引起重視環境的讀者的反感，不可不知。

負責工業生產的朋友，請你們關照設計產品包裝的同事，紙盒外面千萬不要「加塑」，如果需要紙盒硬挺，則煩請使用替代的技術方案。

「加塑」的紙張是浪費了的資源和不必要的垃圾，逐漸泛濫成災，我們必須及時遏止這個「加塑」潮流。

新移民是香港醫療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過去的幾年香港公營醫療機構被新移民的濫用而幾近崩潰，每天有大量人士令到香港急症室大排長龍，而影響了土生土長香港人的醫療權利。香港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政府的立場是香港的醫院不足，在前幾天的文章來說，香港的醫護人員比例需然不達標，但比較一些發達國家來說比例也不是太差。當然政府解釋醫院陳舊而無法容納更加多的病人，因此醫院也在大興土木，威爾斯親王醫院第一階段的重建才剛剛完成，廣華醫院又被拆毀了。而威院在重建之後病床的使用量達到120％。重建之後病房常滿的問題沒有解決，廣華重建之後也看不到有改善的空間。

政府近年大興土木，當然對於建造業的發展有著不錯的基礎。可惜建造業本身也面對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以致建造工程上更加有嚴重的問題，引致本來沒有關係的建築業問題，也在深深的影響了醫院的運作，然而政府卻沒有在控制需求上考慮減少新移民使用急症室的問題，甚至容許大陸居民來香港使用香港的急症室，那麼香港醫療問題，不單是要解決香港本地居民問題，甚至要解決鄰近地區的醫療問題，根本是不可能的。

政府也要面對人口老化，醫療需求增加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也不是第一天發生的問題，也是全世界也在共同面對的。如果香港的政府醫療服務主要是為了新移民而設，香港人也許要再一次反思香港的醫療仍然是不是屬於香港人。

作者為資訊科技界選委

作者 Facebook

好多人都正在談論第三波的移民問題，主要是來自有一個民意調查，指香港有過半的年輕人有移民的想法。對於這個民調的設計和方向，是值得探討，若果有感受過之前兩波的移民潮，相比之下，今次似乎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相信和這兩三年的施政和中共對港政策有著微妙的改變。因此，在這種變化情況下，不單止有關於移民的民調推出，大家也不能忽視有關香港身份認同的民調，也反映出香港年輕一代的想法。

然而我所認識的年輕人當中，熱衷於移民為數不多，確實很多年輕人對香港的今天和未來是感到失望，近乎絕望，因此，就想香港能夠獨立，最重要就是和中共有所區間，這個相信是不容易，另一個想法就是離開香港，然而這個想法也不止於年輕人，相信很多成年人或者到了我們這些花甲都有這種想法。

香港曾經有過幾個移民浪潮，從我這個年紀看到最早一波是六七暴動之後。由於當年暴動後，我才進入青少年時代，更沒有機會讀中學，父母已經從大陸逃到香港來，根本完全都不著邊際，更住在低下層的地方，看到所謂移民都是一些女孩子嫁過金山，又或者部份台山人到舊金山和家人團聚，所以印象並不深刻。

第二波就是八九六四，這一波時間較長，延到九七前，也是因為我是其中一批年紀和能力都可以移民，而隨著成長，很多認識的朋友和舊伙記，尤其是長官們，都興起移民潮，才感覺到和見到身邊很多人因為六四好想離開香港，但也等到九七才走都有。在過去的幾年，近一次是去年5和6月到過美加，接觸過很多香港移民，都是和這兩個原因。我原本也申請了移民星加坡，係來就放棄，到今天，還是留在香港。

所謂第三波，和之前兩波有所分別，主要就是環球經濟，再加上中國的所謂富強，對於找尋需要去的地方和國家不太多。因此，當有人講到要移民的時候，好快你會感覺到不會繼續講下去。除非在香港有著專業資格，又或者經濟上是可以應付到他國的發展。更聽到很多年輕人移民較細的國家，例如台灣，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星加坡等，就以台灣的居多，主要就是同文同種的關係。

其實，我和部份想移民的朋友傾過，若果香港真的有一國兩制，並不如今天的赤化，你會不會考慮移民，這些都會告訴你，他們寧願留在香港。為什麼我將港獨和移民問題一齊講，主要我發覺到，大家的想法非常之相似，就是抗拒中共的管治，無能力離開的話，就希望香港能像台灣一樣獨立，因此，這一波的移民潮並不如之前的著跡。

講到港獨問題，在我來看是一個不著邊際的議題，我不稱之為偽議題，這個只可以放在某些政客身上，所以，我非常之支持真正有港獨想法的人，不是那些假借港獨來協助中共打擊同路人，又或者我可能想錯。不過，就一個梁天琦的問題，我就看到什麼是真正港獨，我只會對著走出來大叫港獨的人冷笑。我重申，我認為討論港獨不應有罪，我不反對港獨，若果真的有港獨公投，我會投支持票，我是不支持假港獨。

醫護人員要以集會形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已經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

這一次只是一個十分溫和的表態行動，不是工業行動。香港人都應該重視這一次事件所表達的訊息。

或許有人會說，作為人本服務專業的醫療服務從業員、社會福利工作人員、及教育工作者，當然都要根據其專業操守，保障其服務受眾的福利與利益，更不能以損害市民的方式來爭取本身利益。但應該知道，這一次前線醫護人員不是要爭取提升其薪酬福利及其他利益，只是要求政府正視長期人手不足及體制不善所造成的工作壓力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要捍衛的，正正是一眾病患者及香港人的利益所在。無論陳肇始局長所謂的「捱義氣」是什麼意思，作為向公眾提供醫療福利等等相關事務的從業員，根本無須局長及政府提點，大部分人一向都不介意為這個社會作出承擔，有時就算要捱一點義氣也不見得有太大的埋怨。當年內地雙非來港產子事件的迫爆產房，到專科醫生紛紛逃離公營醫療系統，再到近年每年總有兩次甚至三次的流感高峰期，那一次不是要醫護人員捱義氣？

政府說融合教育是政策目標，便把一些根本無法從融合教育中得到好處的學生都一股腦兒的放在普通學校之內，教師一方面又要趕課程，一方面又要爭取學科成績有表現，另一方面又要處理好那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政府有什麼理由要求老師長期為這一種政策的偏差，捱無休止的義氣？

很多社會工作者，面對輪候長者社區服務的名單，看着很多輪候人士無助的處境，面對社區支援服務不足，長者在社區輪候支援服務，有一些仍是要有長達一年的等待期，有幾多人會明白他們自己心中的無助感與不安。而且，很多社會工作者自己同樣也是在一筆過撥款機制下受盡剝削，面對不合理的工作環境，政府卻把這一種形式的捱義氣看成是理所當然。

在政府堅持一筆過撥款機制動不得的前提下，很多接受資助提供指定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前線員工，跟醫護人員其實同樣是面對長期持續的沉重工作壓力。如果醫療服務界的員工還算可以得到與政府同工同酬的工作條件，尚且覺得政府叫人捱義氣是道德勒索，那些在福利機構的前線員工又真的是情何以堪？

人手的不足、工作的壓力、體制的落伍、政策的不合理、資源的短缺、及服務潛在對象人數不斷增加、社會期望也在上升等等，都是很多公共服務從業者面對的問題。超時工作，有補水的加班、冇補水的遲下班，把工作帶回家，都是很多公共服務提供者的生活常態。面對政治生態的轉變，市民權利意識的提升，投訴文化的轉變等等，有那一方面令醫護界、社福界、或教育界出現過拒絕捱義氣的事件？

他們有像某些紀律部隊，年年要求檢討薪酬機制，提升福利水平嗎？他們有要求過政府搞些甚麼「辱醫罪」、「辱社工罪」、「辱師罪」嗎？

長期服務香港市民的，不只是經常顧影自 high 的特首及其管治團隊，也不是那些個個月逗納稅人幾十萬又動輒帶着服務社會的光環向其他人指指點點的政府高官。各人都有其各自的社會承擔，每一個行業的從業者在拿了薪酬之後，都知道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和職責。不是說沒有人吞噗偷懶和推卸責任，但眼見也真的有太多人本專業服務的工作者，本着其道德責任及專業操守，勤勤懇懇、盡忠職守地做好自己份內事，有時也為社會的問題、社會的轉變，及政策的不善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承擔。政府不應視之為理所當然，也不應以各種理由要求不同的專業要無休止地為政府失誤或政策的不足來捱義氣。政府的責任是保證各種公共服務能夠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下操作，也要保證參與提供這些服務的從業員能夠得到合理的工作條件及環境。

服務提供者是不是需要在不合理的情況下捱義氣，就絕對不能夠只訴諸道德訴求，也不應成為慣例，而是要公道合理。而且，這一種捱義氣要捱到幾時？

更有甚者，在捱義氣的又豈獨是面對沉重人手壓力及資源不足的相關部門？

服務的受眾，即是廣大的市民，也有權得到合理的服務安排；服務的質量也應該符合專業的水平，足以應付市民的基本需要與期望。其實全港市民，都要在不同程度上為這種政府的怠惰捱義氣。

每一次流感高峰期，便差不多肯定會出現病人要在急症室輪候十多小時甚至二十多小時才能上到病房的事件。病人本身，甚至病人的家屬，需要留在醫院門診及急症室等待是否有病房可上這個決定，有時也可能要延誤十多個小時。總之有病無病，都要與廣大醫護人員一同捱義氣，都要因為這個政府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沒有把體制問題撥亂反正的魄力而付出代價，要齊齊捱義氣。

而作為市民，除了本身的基本權益和福利受到損害之外，看到盡心盡力服務自己的醫護人員也好、社會服務人員也好，竟然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條件，要不斷因為要為市民服務而捱義氣，心裏何嘗也不是百般滋味。

市民應該反思，自己都是在為這些體制的問題、政策的不是、政府的怠墮、又或者是特首之不是社會主義者、局長的高智商，而同樣也是在捱義氣。為什麼每一次見醫生只有不足五分鐘？為什麼每一次流感高峰期都可能要等十多二十個小時才能上到病房？為什麼長者需要的社區服務要等一年才獲得分配？

大家或許更應該要一想，要有一個怎樣的政治體制，才可以令這個政府更能回應社會的需要和訴求，才知道要向全香港市民問責，而不是只懂叫人捱義氣，要人只能接受既有的秩序和安排。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誰人不是在為這個政府捱義氣？面對政府道德勒索的，又豈止是醫護人員？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攝：Alex Leung

討論香港城市發展往往令人鬱悶，本來有意思的進步概念，也可以橘逾淮而為枳。在市區設立限速區域的建議，輿論很快便聯想到交通擠塞。香港人平常搭車迫返工的經歷實在太痛苦，一聽到限速，腦海便出現長長的車龍。

香港其實都有車速30限制的，而且司機都會在學校區附近減慢車速。（圖為大嶼山的貝澳附近）

巴黎婆婆的日常生活

我不太想討論限速是否會令道路更安全 — — 網上的評語最精警：「最安全的車速是0！」在思考限速30公里好還是不好之前，或者大家先跳出車水馬龍的馬路場景，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平常都在公園見到老友記，而不是在熙來攘往的繁華街道？

近日翻開龍應台《天長地久 — — 給美君的信》，書中她寫了一個住在巴黎、82歲老太太的日常生活：平常會一個人駕着帆船在巴黎的湖上遊蕩，會一個人去學德語，一個人去街市，一個人去看畫展，一個人和一班都是60歲、70歲，甚至是80歲的「女朋友們」在咖啡室聊天說說笑笑，甚至乎可以在森林健行。這真是讓人太驚訝了。

最驚訝的地方是，這完全顛覆了我在香港看到的老友記群象：或是在老人院空洞洞地看着電視，或是在家辛苦勞動幫孫子做家務，或是在公園三五成群的捉棋玩牌子……都是很好的選擇；但我們是否有見過一班老友記可以在文青常聚頭的café喝咖啡和說說笑笑？是否可以與年輕人和諧地構成一道風景而不覺突兀？

也許讀者會問，這與道路是否限速30公里有什麼關係？表面看來也許沒有，但我在社區的觀察，在市區一些公共屋邨，邨內的一些道路，車速限制居然是50公里。一個住在公屋的老友記，從家中出發，走到對面街的政府合署，見社署的姑娘談談話，或者申領每月支付的援助，也要走過這些有50公里車速的街道。

對於年輕的朋友，50公里的車速或許還不算什麼，但當整個城市的設計都不在意這些無形的限制，是如何限制了老友記四處行走的權利，那麼香港這個城市又如何稱得上對長者友善？又如何算得上是國際都會？

限速30公里，我在英國倫敦的住宅區遊走時，是隨處可見的日常事；倫敦市中心甚至設立「萬惡」的道路擠塞徵費和超低排放區，也不見得倫敦的車龍比香港的更長，塞車的時間比香港的更久。

作為一個日花3小時以上的通勤族，居住過上水、粉嶺、堅尼地城和大嶼山，我相信我和一般打工仔一樣，深知香港塞車問題嚴峻，尤其困在車龍的時候，更希望有一條特快的高速公路從天而降，可以極速把我送到目的地。

只是，如果我們能夠同情地理解限速的建議，犧牲一點日常的便利，選擇市區屋邨的合適路段設立限速區，是否也算是離地萬丈，不近民情？兩年前，因為發生一宗巴士撞死長者的交通意外，我就曾經到過李鄭屋邨考察，看看是否可以在香港建立長者友善社區，亦曾在本欄寫過一篇文章闡述背後的理念。

當時，我便提及美國紐約的市交通局，自2008年起推出「長者安全街道計劃」（Safe Streets for Seniors），劃出37個焦點區域（Seniors Pedestrian Focus Areas），以便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訂立相應措施或社區設計，以交通意外零死亡為目標，讓社區變得更長者友善。

可視「人口老化」為機遇

「長者安全街道計劃」對應長者橫過馬路時需時較長及指示不足等問題，在37個焦點區域分別推出改良的社區設計，例如交通燈顯示過路的秒數時間、在街角的行人過路處擴闊行人路以減低橫過馬路的距離、縮減行車車道的數目以減低車輛流量、配合街道特性限制車輛的車速，甚至是設立行人專區，從根本上改善人車爭路的問題。實行計劃之後，各焦點區域的行人傷亡率減低39–68%不等，成效斐然。

香港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老友記，但社會是否可以不把「人口老化」視為一個「問題」，而是一個機遇？一說到外國例子，總有人會跳出來說不可行，因為香港和外國城市「市情不同，難以直接比較」。

正常人都會知道不可以照搬外國例子，所以才需要按部就班地找試點，小規模地試行看看效果，行得通然後才考慮在不同地區複製，推廣至全港。這個由雛形（prototype）做起，透過試點快速測試成效，然後修正的過程，正正是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的核心，是政策創新上最重要的範式轉移。

香港實在有很多地區可以試行如紐約市般的「長者安全街道計劃」，進行車路限速，深水埗、長沙灣、黃大仙和觀塘等長者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可以優先考慮。政府選擇在地區試行時，亦應以小規模和選擇非繁忙時間開始着手，收集社區人士及駕駛者對措施的意見和回響，用以修正措施的覆蓋範圍和相應配套。

改變未必可以在一時一地立即發生，但假如什麼都不做，也許在我們有生之年，亦未必可以看到我們的父母輩，可以像巴黎的老友記們，優雅地坐在街邊喝喝笑笑，在社區隨意蹓躂，像龍應台文章中的老太太，一把年紀仍然可以相約男生，由德國波昂騎單車到波蘭華沙，享受老年的浪漫。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1. 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4B(1)條，任何人「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築物墜下，以致對在公眾地方之內或附近的人造成危險或損傷者」，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6個月。
　
2. 所謂不得「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築物墜下」，是嚴格法律責任，重點在於相關人員對鋁窗在事發前後及當時的狀態具有「控制權（power to control the state of affairs which led to the falling of the glass）」，但最後仍然沒有或無法阻止事情發生（不論相關人員曾否為此採取任何措施）。[1]

3. 視乎情況，譬如如果鋁窗因為缺乏維修保養，在被推出前狀態已經很壞，那將直接推窗而令窗墮下的人形容為對鋁窗具有「控制權」，似乎有點奇怪。（在HKSAR v Pabustan [2011] 4 HKLRD 286第14段中，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邵德煒似乎亦沒有認為直接推窗而令窗墮下的人必然有上述意義下的「控制權」。）
　
4. 然而，如果鋁窗墮下的原因確實是維修保養方面的問題，按高等法院法官Hooper在《女皇訴陳培基》案訂下的原則，以下高層人員則有很大機會須負上第4B(1)條下「容許鋁窗自建築物墜下」的刑責：

• 佔用相關物業的公司本身，因為「明顯地，公司中必然有某些人有權控制[鋁窗]是否得到妥善維修保養，而這些人的不作為[或不注意]直接導致[鋁窗]墮下」；[2]
• 上述負責保養維修的人員，或有權控制這些人員行動的上司；[3]
• 公司的董事或其他管理人員，如果能夠證明他們「同意、縱容」上述的不作為的話 [4]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鳳貞》 [2012] 3 HKLRD 366案中，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黃崇厚在第58和63段解釋「縱容」即「知情而不加阻撓」，亦包括「沒有採取實際﹑或 ... 積極的行動[即不僅僅是口頭反對]阻止 ... 違法行為」；黃法官此裁定後來獲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鳳貞》 （未經彙編，FAMC 4/2012, 2012年6月5日）第10段中贊同）。
　
[1]參見《女皇訴陳培基》[1992] 1 HKCLR 218案第222頁。另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海星》（未經彙編，HCMA 1151/2007，2008年2月4日）第12段。
[2]《女皇訴陳培基》第222-223頁。
[3]《女皇訴陳培基》第223頁。
[4] 《陳培基》案第221、223頁；香港法例第221章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101E條。

【社聯頻道】港式劏房「碌架床儲物空間」@ 眾設社區：青年設計師基層社區協作計劃 (2)

社聯獲花旗集團基金（Citi Foundation）贊助於2018年進行「眾設社區：青年設計師基層社區協作計劃」（計劃），為超過120位大專學生進行社區設計培訓。其中40位參與同學於2018年6月至10月擔任青年設計師，在設計導師及社會服務機構帶領下與基層家庭協作，最終為32個來自葵青、深水埗、屯門及灣仔居於劏房及寮屋的基層家庭共同設計與製作傢俱，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另外，他們與深水埗及土瓜灣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設計及製作了兩輛流動服務車，未來可於社區中不同地點特別為長者及婦女提供服務。

社聯於2018年12月假觀塘海濱花園舉行「理·地·想 - 基層生活空間協作展」活動，聯同社福機構、青年及專業設計師，與近百位基層街坊歡渡聖誕。

其中一個「床上床下」展區展出3組配合碌架床使用的儲物空間，例如：樓梯櫃及床側的櫃組等。設計導師麥萃俊說：「這組傢具產品主要為一般劏房戶的碌架床而設計，基層家庭在碌架床及附近的位置生活，例如觀察到孩子們會在碌架床上食飯或做功課，我們只能運用這個空間，有些（傢具）設計是在床上，在局限的環境中盡力去設計傢具。」

而麥萃俊亦指，計劃對學生是十分有意義的，學生親身觀察劏房及寮屋基層家庭的生活處境，讓學生了解他們生活中面對的限制，產品成功與否，基層家庭的反應是最直接、最清楚的。

題為編輯所擬。

昨日尖沙咀美麗華酒店高空墮下玻璃窗，結果不幸擲死一名途人，我曾經在我的個人臉書，張貼以下貼文，回應評論一面倒地表示對被捕清潔女工不值，認為警方不應把女工拘留，視作疑犯：

一個清潔阿嬸，要肯定個窗唔甩先好抹？皮幾人工負責埋驗窗？個窗甩咗掟死人瀨哂嘢，反而就唔關業主事，做業主咁著數？

大佬，驗窗唔係有牌先可以做咩？個女工自己唔識驗窗，又無資格，又冇話出多份糧，都要揹飛，仲係刑事可能坐監，呢d係乜規矩？

以後抹窗清潔工人，應該要有驗窗牌先可以做，咁先至公道。

今日，屋宇署已根據《建築物條例》向美麗華酒店的業主發出勘察令，限令對方需要一個月內委託合資格人員檢查酒店所有的窗戶，然後向屋宇署提交報告，若發現有問題的窗戶更須就如何補救及維修提出建議。這是屋宇署依法向業主提出的連串要求，十分應該。

屋宇署要求酒店業主做勘察，而唔叫抹窗工人在抹窗前要做勘察，這代表啲乜？當然係代表窗門的安全，是由業主負責，這亦是「強制驗窗」制度的目的。而法例要求是「合資格人員」，不是其他阿壽阿茂，即是說明，驗窗和負責確認窗門安全，是一項專業工作，一位月逗萬幾人工的「無知」清潔女士，根本沒有資格去承擔這個責任。

有清楚的法例界定是業主和驗窗師的責任，業主是物主，對窗門有控制和管理權，又有財力，驗窗師有專業資格，卻要另一個無資格、無能力的小人物來負擔，事情可以如此荒唐嗎？

事實上，已有專家評論指是「縲絲拉釘氧化造成」，即是窗門自己本身已有問題，女工抹窗是正常不過的行為，不是造成窗門飛脱的真正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