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在理工共事多年的同事、好朋友，行將到達大學規定的60退休之齡了。近期，他得到了愛的滋潤，人經常都表現得很開朗，我們都為他感到很高興。

人的生命越來越長，以往的年歲及人生階段界線可能都不一定準確。所以雖然這位同事已經臨近這個被界定了的退休之齡，但表現出來的率真與靈氣活現的生活氣息，確實是令人感到很鼓舞。

有一次看到他在Facebook上的貼文，又是在曬他與愛人的恩愛，甜到膩，也很有趣。所以便鬧着玩的贈了他兩句，說要預祝他：「豆蔻梢頭只花甲，雞皮鶴髪也含苞。」

原意一方面是拿他開個玩笑，笑他到了這個年齡還表現得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另一方面也是祝願他將來到了雞皮鶴髪之齡，也可以保持這種稱心快意。

玩笑可以繼續開，但現實卻是天天都要面對。現實是很多到了花甲之齡的人士，都沒有這個幸福。雞皮鶴髪仍然要執紙皮的，倒也見得多。想到這些，真的再沒有詩意，只能感受到在這個富裕城市中，天天都奏演著一闕又一闕的悲歌。

昨天看到羅致光局長那一句「當人人可以活到120歲，60歲就啱啱是中年」的論調，又以這個說法來為政府把長者綜援的申請年齡推延到65歲作某種角度的辯解，就真的有點氣憤了。

如果人真的可以活到120歲，而香港政府的政策邏輯也只繼續順着這個削減福利的方向走，可能最高興的會是民建聯，因為可以保證蛇齋餅糭能夠多用上起碼40年。

平均人壽延長，人的健康情況也有改善，政府應該做的，是要為行將步入以往被假定是退休之齡的人士提供更多選擇和機會。而不是在什麼都未做之前，就首先想到扣減大家有限的福利權益。

林鄭月娥說是希望借此推動更多60歲以上的人加入勞動力，這一說法也是在潛意識中充滿了對長者的歧視。如果生命延長只是意味着做牛做馬的歲月要跟着延長，而且還要接受比以往較低的收入、工作更沒有保障，甚至要為了不阻住後來者發達，因而要放棄升遷、離開管理崗位，這就變成了在資本主義邏輯之下，以年歲作為剝削的一種手段了。

其實，在2003年第一份人口政策報告書發表之後，政府已經說要考慮把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羅局長也引述了丹麥及很多其他國家的經驗，說有些已經把法定退休年齡推延至67甚至68歲。他說的這些，其實都是事實，但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否也應該反問一下，近20年來香港這個特區政府又做了什麼？容許新入職的公務員選擇以65歲作為退休年齡，跟2003年及往後幾份人口政策報告書所倡議的把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在政策力度上相差實在太遠。莫要說很多機構都根本不需要跟隨政府，60歲的員工要退休，仍然是很多私人機構及公營機構的現行政策。就是說現時的公務員，如果想延後退休，要申請，要得到上司的支持和相關政府部門的批准審核，還要從管理崗位中退下來。有公務員工會組織就說過，這樣的做法對大部份人根本完全沒有幫助，甚至還是在鼓勵着「馬房文化」。看看今天有那些人能夠從公務員變局長，又有那些人退休之後可以加入政府成為局長，有這樣的馬房文化真的不由你不信。

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果你不入馬房，如果你只是普通一個營營役役的打工仔，如果你只是勤勤懇懇健健康康想繼續自力更生，你當然或許有機會選擇多工作幾年。但這也得視乎你現在工作的機構是不是容許這種選擇。

如果人人都可以活到120歲，這樣的牛馬生涯要延續多久，要由那一個年歲開始計算？不要忘記，新入職的公務員可以選擇65歲退休，還要到幾十年後才能全面落實。

那政府又憑什麼假定60歲以上的人士，如果有需要，就算扣減他的綜援金額，把它從長者综援類別中剔除，他們就可以有另一個更佳的選擇，可以繼續工作？

面對人的壽命延長，政府在開拓新機會上面根本毫無寸進。說來說去，就只是為願意聘請長者的雇主提供一個不多於每月4000元、以不超過半年為限的津貼。這個津貼只有半年期限，但政府要削減長者綜援，一減就減去了五年。

全民退休保障，林鄭月娥堅持不去做；全面檢討綜援制度，局長說政府不會做；由私人財務機構營運的強積金計劃，雖說過去幾年收費已經降低，但在過去18年，就有近千億成為了基金經理及營運機構的收入；顯然是十分不公平及不合理的強積金對沖機制，政府的所謂最後方案，也容許有一個長達¼世紀的過渡期才會全面取消。但政府說要提高長者領取綜援的年歲限制，就坐言起行，還要透過去年的撥款條例草案致謝動議來蒙混過關。

總之，對政府財政上有利的、可能慳到錢的、符合政府那批精英邏輯的、與資本主義社會邏輯一致的，就話做做就，不理會立法會曾經在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中通過了一個反對動議。

現在還要講風涼話，告訴你們如果「活到120歲，60歲只算是中年」，潛台詞是說：「你們還憑乜去申請長者綜援」。還要告訴你，其他國家都是67或68歲才退休；而且，可能已經算客氣，沒有加多句：澳洲根本就沒有退休年齡。但就肯定不會問，政府為60歲以上的人開拓了或提供到幾多就業機會；政府聘請的公務員，又有幾多個是60歲或接近60歲時仍能入職？當然這個說法不能把局長及特首算進去，因為他們都是得到最高權力祝福，已經是進了「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一國兩制」這個馬房的所謂「管治精英」。

這一次，整個政策改變，無論是在觀念上、在執行的安排上，都是與現時人口老化及退休保障的整體政策節奏不一致，特首及局長在面對質疑時的反應也實在不敢恭維。當然，今天我們那一位習慣了考第一，把考第二視為人生最大挫折的特首不會認為自己犯了錯。受到自己人建制派及泛民主派聯手圍攻，她也只是說自己說話比較「直言」。看到她以管治精英作起步，活到這個年紀，去到最高位，竟然還會如此閉塞，真的讓我更有理由為那一位行將去到退休年齡的同事感到特別高興。

當林鄭月娥說：「我也是60歲以上，現在也仍然每天工作十多小時」的時候，她根本不是說已經為大家爭取或開拓了更多機會，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繼續她過去兩年一再表現出來的管治新風格，「自high自講」，曬曬命而已。

至於局長的「活到120歲，60只中年」論，也令人徒添慨嘆。香港今天這個政治環境，只要成為得到北京祝福的管治精英，都會隔夜之間表現得蠢到貼地。權力可以令人變high 或如特首般自顧自high，但似乎也是一體兩面，可以令人自我作賤，變 low自 low，無論一個人的智商是120也好，甚至160也好，都會變得只剩下60。

但願人人都可以活得精彩，做到「豆蔻梢頭只花甲，雞皮鶴髪也含苞」，無論是否真的能活到120歲也好。也希望政府官員不要再表演如此水平的「入局升官成反智，曲項鵝叫當直言」鬧劇。

多部有名的韓片講述80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後，政府紛紛以此展開調查真相，以回應文化界製作電影時反映的聲音。恐怕這次談論的電影，韓國政府大抵視而不見了，因為《國家破產之日》批評的，除了官商長年的勾結造成亂局之外，還有國家在經濟面前向美國跪低，造成現今已變得錯綜複雜的經濟困境。現今政府，恐怕不會因電影反映的史實，而批評同是民主進步派的前人政府了。

（含劇透）

《國家破產之日》成功了營造一種跌盪及轉折的氛圍，讓觀眾能輕易投入情緒。開首就不斷將韓國在70年代起如何風生水起、如何經濟起飛等威水史耀舞揚威，「亞洲四小龍」、「亞洲新興經濟強國」等形容詞固然不少得。正正靠著這樣的「主旋律」式開展，讓更多人能投入戲中的情緒，並不斷質疑及否定一個事實：一個經濟強國會於一夜之間淪為破產國家。主流媒體如何「描述」韓國的經濟狀況以粉飾太平是值得一提的一點，電影亦有直接呈現出當時媒體如何被上頭指示，需就國家嚴峻的情況保密。這造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政府及上流社會如何意圖自私地在經濟問題上獲利，但低下階層及知曉所有事情的人如何掙扎求存。

電影巧妙地利用三個不同人的角度去看這場國家經濟危機，包括局內人（Insider）、局外人（Outsider）及屬下階層（Subaltern）。韓時賢（金惠秀飾）作為韓國銀行統合政策組長，早就預見韓國經濟將陷入前所未見的危機，銀行及企業均負債纍纍，政府外匯儲備不足應付出入口等貿易。她作為公營部門的事業女性，在當時仍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上能夠挺身而出，不斷勸阻政府勿與IMF進行協商，成功呼應了現今女性主義的訴求。從她的角度，展現出當時政府內部的陰謀詭計，還有如何粗鄙地答應受美國政府操控的要求。

劉亞仁飾演著一個金融界人士尹正學，在金融機構擔任客戶服務員的他，一個離職的決定，令他在國家災難下利用妙計賺得盤滿砵滿，20年後更成為專業才俊。他在破產危機發生前，仿似是洞悉一切的局外人，不斷游說他人要跟隨他的投資計劃，從危機中吸納日後的經濟潛力，不斷購入貶值的房地產及升值的美元。恰巧電影將其塑造成被國家磨練成的唯利是圖的人，成為了更局內人更局內，例如當他親眼見證有人因未能償還債務而上吊身亡時，他仍冷血地說「這房子我買定了」等說話，他活靈活現地演出被金錢馴服的人，彷彿為滿身銅臭味的商家的前身。這所謂的局外人，為電影描繪國家危機發生時的人性陰暗面。另外為屬下階層想透過投資改變生活的普通人（許峻豪飾），在電影中更是精彩一筆，他不但演繹了一般人面對國家危機時的絕望，而且在最後原來與作為局內人的韓時賢為親戚關係，巧妙地反映出無論上至涉事高層，還是下至平民，面對國家所作出的錯誤決定均愛莫能助，將氛圍昇華至令人心酸的地步。

為了民族（國家），還是為錢，是韓時賢不斷強調的價值觀。國難當前，她想盡辦法阻止國家走向衰敗的地步，由希望通報國民不要再作巨額借貸，去到後期游說政府不要向IMF尋求金融援助，她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國家的利益。當然或有人會質疑，當今金錢掛帥的世界上，何會有那麼正義凜然的人。她這角色帶出了韓國社會之間流動的一種意識形態，就是任何事件都要以「民族或國家利益為先」，這是國家經濟改革前非常強調的核心價值。不過隨著接受IMF的援助被迫改革經濟架構後，新自由主義式經濟令個人主義更加盛行，這無疑是在諷刺現今韓國社會嚴重的利己主義問題。同時她成為了戲中唯一重要的女角色，回應了現今女性主義所提倡的價值——在父權社會中能有空間讓女性發聲。電影中這設定亦值得一讚。

《國家破產之日》並沒有之前談民主運動電影般轟烈激昂，不過煽情部份均很到位。我慶幸終於能夠看到一部可以狠狠批評美國的韓國電影。下篇將會研究電影中的時代背景，還有新自由主義式經濟改革如何影響韓國經濟至今。

圖1 2018年臭氧濃度超標監測站的分布

1月11日環保署向傳媒介紹了去年（2018）香港的空氣污染情況（註1），雖然頗多污染物的情況有改善，可惜臭氧和二氧化氮依然在不少地點超標，其化以臭氧最令人失望，持續多年上升，2018年更破了最高紀錄（註2），成為香港空氣污染的第一大問題。

臭氧會刺激呼吸系統引發疾病，甚至引致額外的死亡，中文學大嚴鴻霖教授發表過有關研究報告（註3），香港每年因為空氣污染（PM2.5和臭氧）提早死亡人數約一千人，其中44%受臭氧影響，比內地24%為高，有地區的特殊性，我們必須多點認識問題所在，然後才能採取針對性行動。

2018年13個一般監測站中有8個的臭氧超標，塔門和將軍澳最嚴重（註2），圖1展示超標監測站的位置。

在大帽山-獅子山-馬鞍山-西貢半島連續的山脈以北的高濃度，可以理解為在微弱北風背景下，來自內地隣近地區污染物的後果，屯門、東涌和中西區，則應該是污染物繞過大帽山西側及青山之後，受到日間海風的影響和大嶼山阻擋，向東折向維港，再在太平山阻擋下聚集造成（註4、5）。

將軍澳的高臭氧情況以前在個別案例中出現過（註6），不太容易解釋，有兩個可能，一是污染空氣從塔門一帶南下繞過西貢半島群山，日間受海風影響從東南方轉向將軍澳，一是將軍澳地區有某些本地污染源頭，環保署同事也許需要進一步研究。

有趣的現象是：不超標的站集中在維港兩港及荃灣至葵涌一帶，相信受益於大帽山-獅子山-馬鞍山群山的屏障，遮擋了來自北方的污染。

至於二氧化氮污染，有6個一般監測站和全部三個路邊監測站超過全年長期指標（註2），位置見附圖。

圖2 2018年二氧化氮濃度超標監測站的分布

超標站的空間分布與臭氧幾乎剛好相反，超標站集中在維港兩岸和荃灣至葵涌一帶，另外加上新界西部的元朗和屯門，前者看來與本地排放有關，主要是交通運輸，後者則也許本地和外來影響都有，但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斷定。

綜合兩張圖，似乎住在香港注定逃避不了臭氧或二氧化氮污染的影響。

想減少本地臭氧水平超標，需要跨境協調大灣區的多個城市，共同減少排放會形成臭氧的污染物（氮氧化合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至於降低二氧化氮則需要多在本地做功夫，尤其是從運輸人手，減少車輛的排放，政府已經計劃了一系列措施（註1），希望能盡快發生效用。

空氣污染有來自隣近地區，有來自本地，既要區域合作，也要自己做好本份。

參考：

註1 香港政府新聞網，2018年1月11日：本港空氣污染情況改善
註2 經濟日報，2018年1月11日：去年本港臭氧濃度破紀錄
註3 明報，2018年10月2日：港每年千人遭PM2.5臭氧催命
註4 《草雲居》，2015年8月24日：不能呼吸的空氣 多一點思考
註5 《草雲居》，2015年8月10日：8月8日高污染日的氣象角度
註6 《草雲居》，2015年9月27日：污煙瘴的超強秋老虎

聲明

提案權是每一名代議士應有的權利。作為議會的主席，更加要中立主持會議，要讓每一名代議士都享有應有的提案權。我們對張永森先生今日濫用主席權利，粗暴曲解會議常規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

今日（1月15日）召開深水埗區議會大會，我們全體民主派議員就律政司於UGL事件不外聘大律師意見一事，提出動議文件，要求律政司司長解釋其檢控程序。我們認為此事兹事體大，關乎香港司法獨立受到挑戰，故要求律政司司長解釋。

遺憾的是，張永森先生早前拖延時間，最後拒絕就這份文件作出批准，稱沒有任何逼切性。我們對張先生的決定深表遺憾，及表示強烈不滿，張先生的決定，不但忽視民選議員為民發聲的權利，而且自我閹割議會發聲權利，削弱議會平台的基本功能，故對其行為表示強烈的抗議及遺憾。

最令人氣㥽的，是張先生今日主持會議的手法完全違背主席應有行為。我們根據深水埗區議會會議常規第(13)條2的規定，要求討論UGL事件，並獲得在席過半議員贊成，但張先生竟然無視在席過半議員的議決，拒絕批準於會上討論UGL事件，為政府保駕護航，亢瀣一氣。

我們對張永森先生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及憤怒，我們會就其偏頗主持會議的手法，提出不信任動議，要求撤換主席，以令議會可恢復真正議事的功能。

深水埗區議會泛民主派會議
2019年1月15日

美中關係也許令到中國的前景改變了，香港近日樓價開始下跌。香港人才有機會在一個「比較低」的樓價下購買居所，但香港人的現時居住環境可以說是慘不忍暏，樓價跌香港人就應該心存感恩？

電視台在過去的幾個星期播映了不少在外地公屋的情況。當主持人看到那些幾百呎，月租只是幾千港元的公屋不禁說出香港的居住環境是「食屎」。完全不能理解發展商興建比停車位還少的居所是不是「食屎食上腦」了。香港人辛勤工作，就只是配得有這種細得可憐的居所嗎？

猶記得在60-70年代的香港，居住問題也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可幸的是當時的總督麥理浩勛爵有先見之明，在香港發展公營房屋，也訂下人均住屋面積的標準。當時的確解決了不少的住屋問題。居住的環境是很小，但也有一定空間給居民，不會有壓迫的感覺。

現在香港的樓價高企主要原因是香港多了一大班富親戚到香港大肆購買房屋，他們往往豪擲千萬，在香港大肆購買，師奶大量買奶粉，尿片，富豪就瘋狂購買房產，但香港在招攬這班蝗蟲之餘，有沒有想過分開他們的市場，就可以解決不少的問題？

港人上車盤貌似可以解決不少香港人的居住問題，而近日開售的上車盤本來可以幫助到要上車的市民有機會，可惜這個樓盤只有小量單位，對於以往幾年在等待上車的市民來說，這只是杯水車薪。

長遠來說，政府應該可以效法新加坡一樣把市場分割。新加坡以組屋為平民房產，而私人發展的物業一般是比較昂貴。政府也可以考慮在每一個物業上劃分香港人或外國人居住地區，就好像早期香港分開華人和外國人的居住地一樣。這樣一來可以方便政府在外國人區域上的管理，也可以使香港人有機會購買房產。市場分開了之後，政府也可以安排不同的稅收。　

房屋問題由來已久，但是香港的情況已經不可以再成為一個宜居的城市。政府該考慮長遠的方法，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

作者為資訊科技界選委

位於尖沙嘴海防道和柯士甸道中間一段彌敦道，是香港市區最漂亮的林蔭道。政府於2004年成立《古樹名木冊》時，至少有39棵老榕樹入選。

老榕樹遠看枝葉茂密，其實每一棵都有因為生長環境過於狹窄而患病或被強風吹倒的危險。過去十多年，已有6棵倒下，剩下的33棵，每一棵都急需掙脫石砌盆，擴大生根的範圍。

政府口說愛樹，卻以官僚龜速應對危機。2013年成立跨部門工作組定下擴大種植區計劃，6年來只幫了11棵樹。有8棵因為電話亭、燈飾支架或消防喉等可以搬遷的公共設施阻擋，至今未有開工日期。餘下11棵更因為行人路不夠闊而被當局放棄，自生自滅。

園境師PAUL去年開始向當局提出解決方案，他認為政府第一階段的擴大種植區計劃還是太小，可以考慮將種植區和行人路二合為一，搭建平台，引榕樹氣根在平台下生長為支撐，平台上繼續行人。

PAUL和我之前已見了一次康文署官員介紹方案，反應正面，但康文署強調自己不是工程部門，就算同意方案也不能作主。本星期四我再約了發展局副秘書長率領的團隊實地視察並討論技術問題，可以說是「打大佬」，希望路政署等技術部門同事以保樹為優先原則，創意地構思保育方案，盡快讓另外19棵老榕樹脫離「種植劏房」。

各位樹木達人若有其他可行方案，請不吝指教。先謝過。

2018年底，有關《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下稱：廢物徵費）正式在立法會審議。「不是垃圾站」認為減廢，不能只靠垃圾徵費，要發揮其最高的功效，需考慮以下措施及問題：

【改革垃圾站】

以往的城市鄉郊規劃設計，沒有回收分類元素在內，導致社區回收的管理及空間不足，在現今環保訴求日益強烈的時代，2019年不應只以環境衛生角度處理廢物，還要提升其處理功能以切合未來的減廢需要。因此，在空間缺乏的情況下，改革垃圾站似乎是必然的趨勢。現時全港有170個離街垃圾收集站及800個鄉村垃圾收集站，我們發現垃圾站現在的功能及管理上存在不少缺陷，包括：

i) 垃圾車的收集延誤：署方聲稱每天至少一天一次的站內垃圾收集，可是個別垃圾站常有延誤、壞車的情況。葵芳興盛路垃圾站曾因夾車壞了一星期而未能把大型傢俬移離，致3分2的空間被堵塞；

ii) 未有善用垃圾壓縮斗功能：不少傳統垃圾站多佈滿一個個660垃圾桶收集垃圾，佔地不少。但壓縮機好處是佔地少，能提升站內存量及空間運用；

我們認為食環署應全面檢討現時站內的管理，並增設垃圾壓縮斗等設施，以釋放更多空間作回收減廢用途，成為回收物存儲及壓縮的中轉站；積極研究所有新建、重建及遷移垃圾站的規劃，把其提升為綜合資源回收平台在不同樓層設立乾濕分類、各項物料專門回收、資源共享、維修保養的分區，成為區內市民前往的熱點。

現時在洪水橋新發展區興建的多層的洪福邨垃圾站尚在初步設計階段，政府應以洪福邨的垃圾站為試點，改革為資源回收中心。

【切實推行生產者責任制，檢討不公平補貼機制】

除了垃圾徵費落後十幾年，生產者責任制也是落後十幾年。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加速推行生產者責任制，才可令市民揼少啲，慳多啲：

i) 重推「包裝物料」生產者責任制：環保署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曾提及會實行包裝物料的生產者責任制，並在2008年推出，可是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消失得無影無蹤。現時生產商、零售店及網店製造出的包裝物料，如：生果、菜、麵包、瓶裝飲料的包裝膠袋及發泡膠都無從管理。因此，政府必須立例加快推動生產者及銷售商減少使用包裝。

ii) 研究推出紙包飲品盒的生產者產任制：2017年每日丟棄紙包飲品盒83公噸，推算一年港人丟棄約3, 000,000,000個到堆填區。可惜，現時香港並沒有任何Tetrapak嘅回收渠道，而政府也袖手旁觀。

iii) 政府現在在香港推行的生產者責任制，為了官僚行政方便，以外判制方式把責任僅放在絕少數的大財團上，對本地中小企為主的回收行業的打壓。加上價低者得的投標機制，以致回收成效大大降低，如最近傳媒報導奪得全港三張中兩張玻璃回收合約的碧瑤回收不達標。相反，台灣、德國等地方推行的生產者責任制，更以回收價格補貼形式（回收一噸、補貼一噸），帶動全部本地回收業追求回收量。

【限塑及健全循環經濟】

自2018年中國因生態問題限制洋垃圾入口，全球回收業受到衝擊，回收處理成本大大上升。在2017年第2季，全球廢塑膠進口到中國有1931萬公噸，到2018年的第2季跌到只有9387公噸。由此，令人思考以回收為主導的環保減廢時代將終結，各國政府轉向著墨於源頭減廢的方向，反應快如歐盟落實在2022年限制使用10種即棄塑膠製品。

專家指，若沒有儘快新闢解決的方法，到2030年，全球將會有1.11億噸的廢塑料因為中國的禁令，無法被回收而被丟棄。因此，不是垃圾站建議政府在實行廢物徵費前，必先考慮源頭減廢的措施配合，並加快限塑及制訂限塑的時間表。加上所謂的回收行業，一直面對塑膠原材料（石油副產品）價格競爭，再多的回收品其實也沒法循環再用。因此一些國家如英國已着力推行，目標在2022年，向所有含少於30% 回收塑膠的塑膠制品徵稅，以鼓勵企業選擇用回收塑膠所生產的製成品，健全現時的循環經濟。奈何香港政府卻沒有點出現時回收產業的真相，並參考英國，推行相關的法例。

「香港動物福利法（民間草擬）」成員林進文

（獨媒特約報導）動物權益近年廣受關注，但本港法例被指過時，未能提供足夠保障，虐待動物事件仍經常發生。政府擬訂立《動物福利法》，現正進行研究。

民間爭取多年，終見立法曙光，本應值得高興；但「香港動物福利法（民間草擬）」成員林進文（German）批評政府的做法敷衍，捨難取易，沒有全面檢討香港的動物問題。民間草擬的動保法由30個團體聯署，他們將於星期日（1月20日）發起「我撐動保法，阻止政府 hea 立法」遊行，下午2時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公民廣場。German 表示並非反對是次立法，而是要求做得更好，「今次唔做好啲，又唔知要等幾耐下一次的修例」。

漁護署：研究加重罰則、引入照顧者責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到將修訂與動物福利相關的法例，計劃於今年初進行公眾諮詢。漁護署回覆查詢指，現正參考國際經驗和趨勢，就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擬備主要的方向和初步建議，當中包括引入對照顧動物的人士施加須謹慎照顧其動物責任的概念，及研究進一步加重觸犯有關法例的罰則。署方指，會在過程中考慮動物福利機構和相關持份者過往提出的意見，待有關檢討得出結論後，政府便會制訂立法建議，並徵詢持份者的意見。

早前傳媒報導指，政府擬訂立新的《動物福利法》取代《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新法例內容包括要求飼養者為動物提供合適的飲食、環境、治療等，而執法人員如有合理懷疑有人違例，可進入處所執法及帶走動物，違例者或會被禁於一段時間內飼養及接觸動物，或須在指定時間內作出改善。

民間多年來爭取修訂法例，加強保障動物。（資料圖片）

批政府敷衍 複雜就唔做

German 斥責新例並不全面，去年11月他曾就立法與政府部門進行閉門會議，提出民間意見，但未獲採納，「只不過係加入了我哋成個草擬的第一條『主人謹慎責任』，其他大部份的都沒有考慮」。

German 指出，民間草擬的動物福利法有四大方向，分別針對虐待動物、棄養動物、普及教育和動物權利。他指政府提出的「動物福利」與「動物權利」有所不同，前者只涵蓋基本生存條件，包括空間、疾病治療、糧食、不受到驚嚇，「即係將人類放喺監獄，只要餓唔死你，有病帶過隔離監獄睇醫生，你冇自由冇街去嘅，呢啲就係福利。」他認為社會進步，動物應享有更多權利，可是「政府仲係喺好 low-level 」。例如民間方案提倡禁止馬戲團表演，「有啲國家已經行咗十年，佢（指政府）先話去 review 」，「點解我哋唔可以行前一步，覺得啱嘅嘢咪去做囉！」

【民間草擬動物福利法部份重點】

• 限制人道毀滅
• 限制競賽馬匹被人道毀滅
• 為受發展影響的社區動物作終老規劃
• 禁售摺耳貓、曼基貓
• 所有貓隻須植入晶片
• 管制圈養動物
• 禁止馬戲團表演
• 監管農場動物福利
• 精神創傷可列為虐畜
• 交通應顧動物安全

「只要修改的條件較為複雜，政府就會一概不做！」German 指在閉門會議上，他們提出強制替貓隻植入晶片，以防止走失、偷竊等案件發生，但政府回應指貓隻皮膚太薄，不適合植入晶片，「晶片仲細過粒米，點會打唔到入去？」他們再建議管制「放生」活動，政府又以「涉及宗教活動」為由拒絕。但 German 認為政府無須「一刀切」解決放生問題，建議設下年期，讓宗教團體教育信徒，逐步減少放生活動。

至於提高刑罰方面，German 直言政府的回應「搞笑」，「（政府稱）人犯案的動機是不理性，不會考慮刑罰的結果而犯案，故提高刑罰不能解決問題。」他苦笑指「殺人都不理性㗎啦」，強調提高刑罰的目的是提高阻嚇作用。

German 亦提到按照普通法，舉證責任在於控方，但動物無法指證及搜證，虐待動物事件往往因證據不足而無法定罪，因此民間提倡將此類案件的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但政府回覆指「咁我哋咪跟大陸法？」，拒絕接納建議。German 表示曾諮詢律師意見，香港的交通案件正是由辯方舉證，「司機懷疑衝紅燈，責任在於司機，控方講咩都要硬食，除非你有證據證明冇衝紅燈。」

German 強調支持立法，只是不滿政府「太 hea 」。

盼有長遠規劃 集會爭取議員支持

「政府強調教育，但其實要改變社會制度，單靠教育是不會成功，要配合法例、刑罰，以及宣傳，才可以環環相扣去改變現況！」German 更直言政府偽善，「只是教育，但教育又不足，法例又唔改，你講你好想改變動物福利，我哋覺得係講大話囉！」他重申希望政府用心規劃，就落實民間建議制定時間表。

German 希望透過遊行引起公眾關注，「根本大部份愛動物的人士都不清楚此事，甚至冇機會發表意見！」但他也深明最終《動物福利法》能否通過，要視乎立法會議員的取態。目前已有多名民主派議員確認會出席周日遊行，包括毛孟靜、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人民力量陳志全、民主黨鄺俊宇等。

被問到有否接觸建制派議員，German 坦言有所保留，「曾經試過被人代入我哋有政治背景，誤會我哋支持建制派，結果活動被拖垮咗。」他認為在動物福利議題上，市民對於建制派的信心不大，甚至怕被他們「調轉槍頭害一鑊」，而他希望透過遊行集會影響建制派的投票取態。

German 指出，法案擬於2019年底提交立法會，仍有時間作出改善，希望政府不要急於立法，要作更長遠的考慮，「將來仲多人養貓狗，理應考慮超越2019年的事。」

（資料圖片）

記者：陳紫晴、劉軒

上月底，浸大社關報導了本校兩位年屆65的保安不獲續約，在網絡引起些微迴響[1]，可惜也未能扭轉局面，兩位保安已向總公司交還制服，我們仍在設法為他們爭取復工，但無論結局如何，兩位保安服務了浸大接近二十年，他們的故事絕對應該以某種方式被刻記。我們訪問了其中一位保安岑少章，談談他工作多年的苦與樂。

一頭白髮的岑生身材略為矮小和瘦削，如果你在地鐵見到他，一定會想馬上讓座。都這把年紀了，為何還想當保安每天走上走落，退休享享福不是更好嗎？岑生向我們簡述了這兩星期的生活：周圍行、飲茶、賭馬、回鄉休息了幾天……但他話鋒一轉，「好悶呀，都係有工番好啲。」

由水吧師傅到保安

90年代，岑生在茶餐廳做水吧師傅，每天清晨5點起床回鋪打點一切。那時他月薪有$14000，生活算是無憂。但在2000年頭，經濟轉差，又適逢推行強積金，老闆為慳一筆供款，炒掉鋪內老師傅，「我就係因為人工高俾人踢走，搵哂啲學徒黎代替我地，一個月畀8千佢地就夠。」

他說後來老師傅都難在這一行立足了，就把心一橫退出。因為沒什麼技能，就想隨便先到浸大當保安，誰知一做就是十八年。初入職時，岑生做夜更，工作12小時，月薪也只有$5600，但幸虧歷年都有學生向校方爭取，待遇也逐漸變好。上年經歷過外判商逃避遣散費風波後，工友再聯同學生向校方施壓，終於爭取到月薪過萬。

岑生主要負責守金城道及在舊校四處巡邏，每天花不少時間四處走動，也要上落樓梯。很多保安因此膝蓋勞損，岑生卻拍心口說自己多年來也沒傷過。對於自己的工作表現，他略帶自豪，「冇人夠我行，做又唔夠我做，快又唔夠我快。」

他在校內與同事相處也很融洽，同事們也希望他可以復工，這在保安一行算是難得，很多街外保安連同事的名字也不會知道，只以號碼辨認對方；校內也有不少同學認得岑生，常與他聊天，「13樓（查濟民科學大樓13樓）嗰班研究生呀、跳舞果班呀，都會搵我傾計，又話買飯我食，又俾啲橙我食。」岑生說在大學當保安始終舒暢一點，閒時傾計也不會被罵，不像外邊一樣動軏被投訴。

一腔怒火，幾把辛酸

話題轉到今次不獲續約事件，岑生原本不多言，整個交談過程都是一句起兩句止，談起這事卻是咬牙切齒，連珠炮發怒斥種種不是。「話我玩喎，跟住就炒我，之後又連續出幾張port紙，擺明想存心整死我姐，我做咁多年都未試過俾人咁對我。幾多新仔入黎都係我幫手教識佢地，你咁樣對我。」

他說，在校18年，感覺到最大的轉變是上層的管理文化越來越嚴苛了。「以前有啲上頭會同你有講有笑，會關心你，有人投訴會落黎問你咩事，而家嗰啲就理得你死。」

「佢地就係講一套做一套，又話會查，又話畀交待，都係假嘅。」岑生再憶起當日回總公司交衫的過程，他原本獲公司答應安排到其他盤工作，但公司最後提出要他到醫院當保安，醫院保安除了一般保安工作外，更要幫手應對、安頓大量病人，因此也不多人願意做，「月入得8千幾，仲要做醫院喎，邊有人會肯做，姐係想洗走我姐。」會面後來不歡而散，岑生也未獲其他工作安排。

基層工人的命運自主……？

訪談到尾聲，或多或少都想勾起岑生一些快樂回憶，免得整段談話盡是訴苦。

我們問他，捨得離開嗎？「唔捨得都要捨得啦，人地都唔要你咯。」

做了這麼多年有沒有特別開心的事？「開心又點，都冇得做啦。」

我們再追問，為什麼仍想回來，是對浸大有感情嗎？「緊係有啦，但唔好講啦，有咩用。」

岑生不再連珠炮發，又再沉鬱起來。好吧，追問到此完結。他以哈哈大笑化解尷尬，盡管我們仍能感覺到他耿耿於懷。接觸基層工友多了，其實已對這種反應不陌生，那是知道自己命運際遇不由自己控制，被投擲於困境之下的無可奈何。雖說是可預期的反應，但每次聽到，總是教人心碎。

問到岑生還想爭取復工嗎？他同樣答覆，「唔知呀，都唔到我揀，但我之後都會多啲番去探下佢地（同事）。」

後記：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點先夠？

兩星期前在社交媒體發表這事的報導後，看到有不少留言評論道「開工咁唔專業抵比人炒」。

忿恨之餘，也清楚理解，外判公司為慳長期服務金，以各種瑣碎理由踢走年老工友，這把戲要玩得通，正是因為有這些想法作共謀。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原來要求我們披上專業的外衣，放下人的喜怒哀樂，忘記打工仔如何同被剝削和壓迫，同樣需要在令人喘息的工作中抖抖氣，忘記彼此都是人。想到這些，不期然覺得這城市真的虧欠工友們太多了。

今午和黃姐去了一間上水的長者健康中心，聽聽那裡的姑娘分享一些在那裡居住的長者的生命故事，他們將長者的故事輯錄成書，一本本的放在眼前，姑娘說著訴著，一個個觸動感致的經歷浮於眼前，承載著每位長者的智慧與經驗的傳承。黃姐一路聽來，帶點感觸，也說起自身部分的經歷來 ：

黃姐是一位拾荒者，是我們拾平台的成員之一，為著自身工作的權利發聲，但不要以為黃姐只為公義發聲，爭取權益，不怕權勢這樣利害，查實每人都有她的經歷和故事，黃姐也不例外，她自少就生在重男輕女的家庭成長，家中成員自然對一介女子冷言苛待，刻薄非常，難得黃姐未感染這種文化，天生一顆正義和同理心，很早已找了一份在醫院處理雜務的工作糊口，服務人群，見盡生離死別，人情冷暖。十多年前更認識了一位患癌的女士，就這樣照顧了她的生老病死。

黃姐媚媚道來，這個人她是完全不認識的，只是在醫院中遇上，原來她沒有親人照顧，又對人好，黃姐與她相處感覺很親切，一見如故，無所不談，而且眼見病友沒人沒物，心生憐憫，加上她對黃姐很關心，虛寒問暖。黃姐回憶幼年時母親的刻薄對待，相對起來，病友比自己親人更照顧自己，遂負起照顧她的責任，這個責任，一背就是背了十多年。

無論病友回家休養，日常飲食，病痛難纏，大小開支，黃姐都嘗試一一承擔，不問究竟，無私的付出，就是一種種默默的服侍，到病友的癌症末期，經常來去醫院，出出入入，黃姐都賠假相伴，與虛弱的她同行左右。黃姐還記得有次幫病友追討綜援金，因為見存款薄仔多月沒有入數的記錄，問社署職員為何？職員說因為知道病友入了院，所以將她的綜援凍結，黃姐問何解？他說病友入了醫院白食白住不用開支，為甚麼不能凍結綜援，黃姐心想如此制度，荒謬之極，這種非此即彼的涼薄，在黃姐心裡留下對政府制度永不磨滅的失望。到了生命的盡頭，黃姐仍為病友擔花買水，籌備後事，奔波勞動去處理病友的瑣碎。黃姐與她的病友感情深厚，說到這裡也不禁留下酸淚，感觸良多，黃姐說人就是這樣去了，但她對我的好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生真的很難再找回這樣的朋友了。

黃姐的同行陪伴，就像那位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撒馬利亞人，沒問究竟，沒問緣由，就是與被打到半死的人陪伴在側，為他付上金錢和時間，能力和精神，只是黃姐與病友之間就是一種生老病死的歷程。人們常常說我要幫助，我要回應使命，有甚麼可以用得上我，用得上我的能力，人們就是這樣呼求上帝，當然，我們有機會成為這樣的人不為奇，但其實可能有更多的，就是我們要去陪伴同行鄰舍的過程中，幫不上忙，無能為力，像黃姐般要和對方經歷生老病死的旅程，已是我們需要完成的使命。

今日大家都在臉書上貼十年前的照片，互相取笑。這個，我實在不太敢一起玩。問題是十年前的那個香港和今天的差距太大，不好面對。

2009年的冬天，我收到朱凱廸的邀請，第一次去石崗菜站。那天菜園村辦了一場活動，抗議高鐵收地。從那天起，我走進了村民當中，這也成為我第一場全程參與的社會運動，那時候花了很多時間拿著一大堆地圖，找替代方案的選址。一開始的時候，市民大眾還不太關心，肯投反對票的議員只有三、四個，之後再一票一票爭過來（我們那時候還上過葉劉辦公室，她當時第一句就和我說她也反高鐵，之後當然快速歸隊了）。

反高鐵應該是香港社運的一個分水嶺，之前的利東街以至天星皇后其實也相對少眾。但在那個時候，香港社會對抗爭的想像還是很有限，無論議會內還是議會外。例如當時撥款拖了好幾次的會議，但最後也沒有再拖下去，畢竟當時「拉布」這個概念還未在社會流傳，民主派的議員也不想再拖（當時的財委主席還要是民主派的呢）。但我不想太怪責他們，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的氣氛都是這樣的：覺得我們還是在起步，在學習如何組織抗爭；今次唔得，下次再來，沒有太多苛責。

十年後，當然不是同一回事了。十年後的社會運動不單沒有再進一步，不停的說「最後關頭」更讓大家厭倦不想再聽；大台拆完又拆。這是可怕的十年，怎麼敢回望？

但是，最新一兩年的發展，還是讓我有一點點的希望。我看見在不同地方，開始有人在重建「細台」，互相連結。可能只是一些非正式的聚會沙龍，喝喝酒，讀讀書。也有些朋友在社區中監察區議會。大家慢慢發現，看網上KOL繼續找對象來鞭屍其實好無謂，不如做好真真正正的「基建」：一些留得低，日後對其他人做組織工作會有用處的工作，由搞回收到寫code不等。看到這些發展，或者下一個十年，又不一定會如上一個十年那麼糟糕。

（獨媒特約報導）繼預期於今年第四季入伙的南昌街「組合社會房屋」，社聯現正申請於欽州街西與通州街交界，落實深水埗第二個組合屋項目，料供應210個單位。不過，有區議員認為社聯方案欠缺全面規劃，以致發展用地小，房屋供應「杯水車薪」。民協深水埗區議員提出增加接近一倍發展面積的「民間規劃方案」，並促於興建過渡房屋的同時，照顧無家者、棚仔（欽州街布市場）及墟市等深水埗持分者需要。

欽州街及通州街交界斜坡組用地（資料圖片）

社聯選址面積約3,367平方米，計劃申請5年短期租約，料提供約210個組合屋單位，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7平方米，每個單位設獨立浴室及電爐煮食空間。社聯表示，房屋設計不會太豪華，以防住戶不願搬離，將以公屋輪候狀況、收入水平、生活質素等條件揀選租戶。該地段屬地政總署斜坡組臨時用地，租期將於今年6月結束。

民協早前亦與中大合作舉辦工作坊，與深水埗區不同持分者商議出「民間規劃方案」，建議清拆閒置多年的昌新里天橋，與社聯選址合拼發展，使發展面積由社聯方案的3,367平方米，增至約5,120平方米，並在興建過渡房屋之外，安排無家者宿位。

另外，方案建議將選址旁的通州街橋底臨時停車場，遷至欽州街與西邨路交界之迴旋處。民協指出，該迴旋處現只有一條巴士線用以調頭，使用率甚低。至於停車場現址，將進一步騰空1,323平方米用地，建議用以舉辦假日墟市。

民間方案又關心通州街臨時街市及橋底空間，建議將第1至3座用以安置棚仔布市場；第4座作社區布藝時裝中心；第5座供團體申許墟市；橋底空間則用以舉辦時裝展覽、墟市等社區活動。

會前有團體帶同小販代表請願，促讓過渡房屋與墟市互相配合，以作可負擔的社區配套，並安排露宿者宿位。

深水埗區議會於1月15日討論，民協江貴生表示，通州街發展如清拆閒置天橋等方案，已得社區多方討論，強調規劃需要全盤考慮，關顧各持分者如無家者、棚仔、墟市等，「唔係要處理房屋問題就唔理三七廿一，漠視民間想法」。

民協譚國僑亦強調民間方案是經由下而上商討，批評社聯方案選址較「岩巉」：「得210個單位，過渡畀邊個？」他指將整個地段收回發展，不僅可新置更多組合屋，更需要做社區配套如墟市、公園等，籲「動一動腦筋、砌積木咁」，以滿足不同持分者需要。

社聯稱積極考慮 規劃署指須先經城規會改劃

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表示會考慮相關規劃建議，認同解決住房問題並非只得硬件，強調社聯重視周邊社區配套及支援。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深水埗）馮志慧指出，民間方案建議用地本為「休憩」或「道路」用途，規劃上不准許相關發展建議，長遠需經城規會審批改劃，惟若申請不超過5年，則可以「經常用途」批出。

運輸署工程師羅明珠則表示，如能配合地段將來長遠發展，署方願意考慮清拆天橋。對於將現時臨時停車場搬遷改建多層停車場，署方亦持開放態度。

經民聯梁文廣認同區內車位缺乏問題嚴重，不否定改劃欽州街、西邨路交界迴旋處，以建多層停車場，並建議一地多用設社區體育場地，望有關部門盡快展開研究。

民協深水埗區議員衛煥南（前排左）及譚國僑（前排右）

鄭泳舜對拆天橋有保留：要洗一筆公帑

民建聯亦提交動議，支持於社聯選址興建過渡房屋，惟建議面積增至5,000平方米，又建議考慮於周邊設假日墟市及停車泊位的可性性。

民建聯鄭泳舜認為，將臨時停車場搬遷至西村路，位置始終較遠，不太同意。譚國僑馬上回應指兩地只相距1分鐘，鄭則表示「我就覺得唔止1分鐘喇」。

鄭泳舜又表示，要清拆天橋「要洗一筆公帑」，因而對此有保留。譚國僑質問，如鄭不支持拆橋，「今朝（社聯方案）得3,000幾（平方米），你（民建聯方案）寫到5,000（平方米），咁嗰千幾（平方米）點嚟㗎？」，又指將停車場由通洲街搬至西村路「1分鐘都話遠，無話可說啦」。

區議會主席張永森憂慮，清拆天橋「本身已傾咗十幾年」，落實清拆或相當費時，或令組合屋項目止步。譚國僑回應，指清拆天橋等新增的發展建議，不會影響社聯原選址的發展，只在擬建組合屋位置再爭取更多地。

最後，民建聯方案以20票支持、1票棄權通過；民協提出的民間方案亦以14票支持、7票棄權通過。

跟據Google地圖，通州街橋底臨時停車場至民間方案建議之西村路迴旋處，距離約250米；該迴旋處面積約3,400平方米。

泛民議員促政府建公屋 勿卸責「擺社福機構上台」

除卻規劃方案，多位議員亦關注政府責任及租戶篩選等問題。譚國僑批評，過渡房屋不能取代政府房屋供應，政府不應推卸責任、「擺社福機構上台」。他表示，目前約有27萬公屋輪候冊人數，社署提供的組合屋方案根本不到公屋輪候冊人數的1%。

公民黨伍月蘭亦指出，過渡性房屋發展其實「本末倒置」，政府應先加快公屋供應。她亦批評供應量「杯水車薪」，應以滿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需要為先。

民協深水埗區議員覃德誠表示，臨時組合屋並沒有指明是深水埗居民優先，若深水埗居民尤其是劏房戶，需與其他區市民一起輪候組合屋，將減低入住機會。

民主黨袁海文則建議成立中央統籌機制，令劏房居民能夠一份申請表申請不同用地的臨時性房屋或公屋，方便居民亦節省行政時間。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回應指，社聯也打算與深水埗社福機構合作尋找租戶，而機構服務的主要對象都是深水埗居民，因此相信深水埗居民將會是該組合屋的最大受惠者。黃健偉亦表示會研究設立中央統籌機制。

記者：梁敏德、邱愛霖

三隧分流是近日其中一個話題。隧道的塞車問題由來已久，加價已經是基本的治理方法，三隧分流究竟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紅隧塞車，西隧沒有車已經是一直存在的問題。不知為何，三條隧道的收費最貴的是西隧，道路使用者當然不會考慮使用，紅隧和東隧的問題仍然不可以解決，究竟原因為何，分流理應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誘因給道路使用者，任何加價的方法已經證明沒有用。

在中學經濟科一直也是表明隧道的需求是一條直線，如果駕駛者需要往來香港和九龍，隧道就是唯一的選擇。而駕駛者其實根本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因為三條隧道也有自己的塞車問題，紅隧固然塞車，但如果我要由九龍到銅鑼灣，走紅隧會在隧道塞車，走西隧會在上環塞車，而走東隧也會在籃田，東區走廊等地塞車。相信任何人也不會猶豫的選擇最方便的紅隧。

紅隧的吸引力不單是在於收費，而是在於其他隧道也有同樣的問題而減少了選擇的權利。因此政府如果希望可以解決紅隧的問題，單單以經濟因素而改變三隧的收費是注定行不通的，必須以行政方法來解決紅隧問題。

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法，可以是以車牌單雙號來限制隧道的使用。在特定的日子，只容許單數或雙數車牌的汽車使用紅隧，當然除了限制車牌之外，也需要安排例如在繁忙時間增加收費到有阻嚇作用的收費，2-3 倍的收貴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三隧分流可以說是終極的目標，而政府在三隧的管制也需要盡快達到效果。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加價只會令社會的基礎物價也一併增加。

有時真的不得不佩服有些電影人可以將現況再加上創意拍成作品。市面上有很多扭橋的電影，你看到差不多就會猜到他想做什麼；市面上也有很多Cult片，但Cult片有時只與爛片一線之差，而那條「線」，又非常因人而異。

這部我身邊看過的朋友都大讚的《屍殺片場》，我是在飛機上看的：去程看了上半，回程再看下半。這個安排沒有對於我欣賞這部電影有太大影響（當然一口氣看應該更興奮），回程那一半，我忍笑忍得非常辛苦。

真的不能劇透！簡單來說就是你看一部一鏡到底的喪屍電影，還有就是電影的製作過程。（所以不想知真的不要看下去）

大概很多人如我一樣，對於前半部覺得不明所以：一部好像不停穿崩的喪屍片，搖晃不定的鏡頭，我們知道導演好像找來真的喪屍務求令演員嚇出反應，但這三十七分鐘的一眼到底又不是很過癮很好玩。

然後倒帶一下，知道這導演原來被一個驚嚇電視頻道邀請拍攝一部一鏡到底直播喪屁片，太太曾經是演員，女兒同樣是當電影幕後。當導演面對那班不太合作的演員及幕後，深怕拍攝出什麼狀況，原來我們看下去就知電影精彩的地方。

就算你千算萬算希望如何讓演員交出真表情，有些意外是沒法計算出來的。由於設定是直播，所以The Show Must Go On，除了要立即找替補演員還有幕後之外，也要變通，才可以繼續下去。

於是，親人有事一定幫忙，那個對演戲充滿熱誠早已熟讀劇本的太太與及對於電影業很有火女兒這時挺身而出，擔當重要的角色，著實是令事情沒有難產。然後，我們在下半場看著也是一鏡到底——整個幕後班子如何炮製這部直播電影。

當我們看見演員醉了，幕後人員受傷，然後導演如何與其他人員想著不知究竟事次有沒有研究的Plan ABCDEFG，作為觀眾看著每一小部的幕後花絮還有臨場改動爆肚等等，真的不能不捧腹大笑。

當然，若果你是電影製作人，看著這部電影，肯定感同身受，除了笑，也會找到共鳴，同樣也會激發創意。

更萬萬想不到，竟然這部如此爆笑又帶點反映製作人之苦的電影，還在不經意之間帶出親情。這部份，寫得不多，但非常到位，亦能感動觀眾。

大概我應該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部電影，是讓我快快樂樂的，而想起當中的橋段，還是很想笑的。

低成本製作又如何？認真去做，演員認真去演，整件事出來就讓人很意想不到。

你今天「碰」了沒有？

原文刊在作者網誌
三十過後一個人住 Facebook Page

文：論盡採訪組

澳門中聯辦今晚在新竹苑舉辦澳門中文媒體負責人春茗活動，副主任薛曉峰要求新聞界，在新一年把握時代脈搏，傳播正能量等。

澳門48家中文日報、電台、電視台、周報、期刊以及中央駐澳媒體負責人近70人，應邀出席了中聯辦所設的春茗。

薛曉峰代表中聯辦向新聞界致以新春祝福，並對澳門新聞界一年來為維護澳門社會繁榮穩定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表示充分肯定。

薛曉峰表示，在新的一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0週年、澳門回歸祖國20週年。作為「一國兩制」事業的記錄者、見證者、推動者、實踐者，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堅守媒體的社會責任，繼續弘揚澳門新聞界愛國愛澳優良傳統，把握時代脈搏，傳播正能量，自覺承擔起推動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的新時代新使命。

致辭中，薛曉峰向新聞界具體地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中要點包括：

一是堅持「一國兩制」正確導向，堅守傳媒社會責任。始終高舉愛國愛澳旗幟，堅定不移支持擁護「一國兩制」事業，一如既往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激濁揚清、正本清源，捍衛輿論的公義正道，讓主旋律更響亮、正能量更充沛等。

二是堅持根植澳門特區，奏響國家與澳門的新時代強音。圍繞新中國成立70週年、澳門回歸祖國20週年、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等重大事件，積極開展新聞報道，認真履行傳媒的社會責任等。

三是堅持守正創新，加強新聞人才培養和推進傳媒融合。當前，媒體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媒體競爭關鍵是人才競爭，人才是媒體生存與發展的核心要素。衷心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地注重新聞採編和經營人才隊伍建設，使我們的事業新人輩出。同時要一如既往地直面挑戰，加強推進傳媒融合步伐，努力適應融媒體、全媒體發展趨勢。

四是堅持文化自信，積極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希望充分利用澳門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凝聚推動澳門社會各界用好中西文化交融歷史悠久的獨特優勢，推進「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設，努力講好澳門故事，彰顯澳門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文：《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楊庭輝

近十多年，香港多個行業均出現一股看似難以逆轉的北望神州風潮，連發展比較優勢尤為明顯的香港賽馬業亦不例外。近日香港賽馬會落實於今年3月23日在從化馬匹訓練中心（下簡稱「從化馬場」）舉辦5場賽馬示範賽，為推動大灣區賽馬發展鋪路。有傳媒揣測指，馬會有意趁海南省發展賽馬業出現阻滯之際，協助廣東從化推動賽馬運動，藉此搶飲中國賽馬業發展的「頭啖湯」。

追本溯源，馬會早於2009年便嘗試逐步靠攏中國大陸發展賽馬業，當時馬會與廣州市從化政府洽談從化馬術場的租用權。2010年亞運結束後，馬會正式取得從化馬術場的50年租用權，最後費時約7年、耗資37億把它改建成符合國際標準的練馬場地。這個大型項目發展初期，數個時任馬會高層人士異口同聲表示，改建後的從化馬場只會用作支援香港賽馬發展用途，馬會並無任何透過相關項目推動中國賽馬發展的計劃，但時移勢易，相關人士要不是已另謀高就，便是改變了口風。去年8月，從化馬場正式開幕時，已傳出馬會躍躍欲試於今年在當地舉辦數場賽馬示範賽。相關傳聞在去年除夕得到馬會官方網頁的證實。

然而，一分耕耘，並不表示一定可以得到一分收穫，尤其大灣區這個發展項目充滿不確定性。無可否認，落實使用從化馬場確為香港帶來一定的好處，例如賽駒可搬居到面積更大的馬廐和使用更先進的訓練和醫療恢復設施，此與同時可騰出空間讓沙田馬場展開重修工程。不過，這些好處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堅守香港為主要賽馬基地的前提下才能展現出來。若馬會不僅把從化馬場視為香港賽馬的後勤基地，而是將它當作另起爐灶或推動中國大陸賽馬發展的場地，那麼情況便不容那麼樂觀了。

香港賽馬之所以在國際馬壇上做到有口皆碑，實有賴於經年累月建立成熟的管理制度，箇中最不可或缺的是大致公正廉潔的賽事監管制度以提高賽事的誠信。要建立令人信服的賽事監管制度，則需同時倚靠一地的法規以及執法和反貪機構積極配合。問題是，現時中國大陸的法規與香港大相徑庭，其執法和反貪機構的辦事作風亦與香港的不盡相同。若然在香港境外出現問題賽果，卻得不到當地執法和反貪機構以國際認可的查辦方式作出配合，馬會便會因其主辦者或協辦者的身分而蒙受聲譽上的損失。

必須強調的是，賽馬運動不是單靠銀彈政策便可發展得蓬勃起來。馬會過往除了不斷提高賽事的獎金外，亦十分重視建立四通八達的全球網絡。香港土地匱乏，加上氣候問題，無法發展自身的育馬業，但馬會一直透過不同的政策鼓勵馬主從世界各地引入佳駟，甚至派員身體力行到世界不同的拍賣會購入賽駒為馬主提供另類選擇。縱然香港只有兩個馬場，但它在從化馬場未落成前已能容納逾千二匹來自南、北半球不同出生地的賽駒同時服役。由於香港賽馬發展全盤依賴進口馬匹維繫，不像部分其他賽馬地區般具備進口賽駒的比例限制，所以世界不少馬販和育馬團體均認為香港賽馬具備龐大的商機。

更重要的是，馬會致力提高國際賽事的水準，吸引世界各地的練馬師和馬主派遣旗下頂級賽駒前來角逐，愈趨高水準的國際賽事交流使香港賽馬的品牌備受國際馬壇的肯定，例如香港現時每年平均有7至8場國際一級賽被評為全球水準首100名之列的大賽。歷史因素加上品牌效應，吸引不少海外騎練來港發展，使香港馬圈迄今仍成功做到華洋雜處。

香港賽馬的全球地位，缘於以往馬會敢於走向世界，並非靠著北望神州而來。行有餘力，馬會要推動大灣區賽馬發展並無不妥，但絕不應本末倒置，不成正比把資源投放於這個項目上。

《香港革新論》網址

▋延伸閱讀
香港前途宣言／方志恒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方志恒
閱讀《香港革新論I》
閲讀《香港革新論II》

（獨媒特約報導）跑馬地桂芳街賽馬會會所地盤近100名電工，遭拖欠上月的工資及加班費，涉及金額達300萬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今早11時與工人到賽馬會會所外抗議，高叫「無錢過新年，還我血汗錢」，要求大判金門建築有限公司立即支薪。

工人曾向大判金門及二判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追討欠薪，但都沒有回音。金門人力資源夥伴暨薪酬福利譚諾恆到場與工人交涉，表示沒有收到二判的糧單，稱需要時間作登記手續和對數，最遲下星期一可以出糧，「星期一，好合理呀嘛」，但言論引起工人不滿，「無錢過年呀，我要今日」。

馬會亦派出多名職員到場，要求工人離開會所門口，稱「你哋嗌咪會好嘈」。職工盟統籌幹事王宇來強調，馬會是慈善團體，不應推卸責任，拖欠工人薪酬。

工人現時仍在跑馬地會所外抗議，表明成功爭取發還欠薪才會離開。

工人秀哥

工人：今日都無錢食飯

秀哥遭金門拖欠12月的薪金，約6至7萬元，他希望盡快出糧。秀哥做了電工十多年，去年11月起在此地盤開工，他提到金門過往每月7日出糧，但在本月7日時，地盤經理喚他等多一星期至15日，但到1月15日，經理又再喚他等多7天，「一味叫工人等，11月都已經遲出糧，淨係想有錢過年。」

秀哥嘆道，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地盤積滿垃圾，而且長期漏水，「做電工，但個地盤就無電」，「你睇緊電視時候，我哋奮鬥緊。」

秀哥每日早上9時上班，下午6時收工，因為住在葵涌所以較難加班。他慨嘆「今日都無錢食飯」，希望公司承擔責任，「我哋就係唔信金門先搵工會呀嘛，叫我信你，點信呀？」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天忻批評，金門已多次欠薪，重申政府應加強監管外判商，對拖欠薪金的外判商作出具阻嚇性的罰則。

金門人力資源夥伴暨薪酬福利譚諾恆

記者：麥馬高

題為編輯所擬，圖自「消失的檔案」面書專頁

順豐速遞接二連三被揭發對送貨內容進行思想審查──先是梁文道從台灣寄到香港的三本書被拒絕運送，後是周保松指出其著作《在乎》也被順豐拒絕從香港寄到南韓。順豐無疑正侵蝕著人類世界的思想和資訊自由，也惹人質疑香港所享有的自由正進一步倒退，甚至一去不復返。紅線已不知不覺降臨到物流身上。

假如物品被視為有思想毒害而被拒運送，則他人輪到人們被視為有思想毒害而被拒運載，道理也只會雷同。我們大概可以想像未來會有思維性情與順豐同出一轍的航空公司。

順豐以至其同類的作為固然令人齒冷。但同樣令人心寒的是，社會賢達似乎仍然無動於衷。例如你看不到身為思想自由壁壘的大學校長們，對順豐的所作所為發表聯合聲明。蘇軾名言：「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縱然有順豐這類蟲害，但如果沒有棄守自由的大學和社會賢達，這些蟲類也不會滋長得如此輕易。

隨便想一想，我們已可發現印刷自由已遭受四步蠶蝕。首先是大型出版社不願出版某類書籍，並要求作者對六四等內容自我審查；第二是連鎖書店不願把某類書籍上架；第三是圖書館不引入某類書籍，羅永康更揭發了香港的圖書館為了節省功夫，在2018年沒有購入台灣三大出版社八旗、時報文化與聯經的任何一本書，以免當中有任何冒犯北京的內容；第四是順豐拒寄某類書本。不知不覺，圖書界已面對四座大山。但你同樣看到，整個教育界並沒有就這些步驟發表過任何微言，侵蝕自由的魔掌遂能得寸進尺。我們就只看到高官等人形鴕鳥，聲稱香港的自由完全沒有受到威脅。

一般人就說，我們杯葛順豐吧。但有些組織或企業已是大到不能不用，至少你無法杯葛圖書館。更甚者，假如這類蟲禍有一天蔓延到Google、Facebook和Apple，你在Google Play買不到某類書、在Facebook不能張貼某類帖子、在Apple不能買入某類應用程式，你能把它們都一一杯葛嗎？隨著中國發揮它的銳實力，而每個組織或企業都為私利或金錢着想，對中國俯首帖耳，人類更寶貴的自由和文明就被拋入萬丈深淵。我們愧對爭取自由的先烈，正邁入歷史上的另一個黑暗時代。

（獨媒特約報導）跑馬地桂芳街賽馬會會所地盤近100名電工，遭拖欠12月的工資及加班費，涉及金額達300萬。工人今早和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到會所外抗議，希望在農歷新年前追回欠薪。集會期間，有馬會的公關向工人派水，有工人苦笑說：「乜嘢水嚟？我成世人都未飲過維他命水，馬會咁有錢，直接出糧啦。」

電工：做完嘢就梗係要出糧

過百名工人中有老有嫩，他們不約而同說「做完嘢就梗係要出糧」。涉事的地盤是馬會的新會所，位於斜路上。電工每天的薪金為950元，組長的日薪則是1,600元。

阿標是電工組長，今年45歲，入行已經20多年，今次遭拖欠5萬多元。「我們做完先收錢，唔係收咗錢先做。」他在1998年入行，當時的日薪是300元，近年則已升至1,400到1,500元，「呢個盤我收1,600蚊」。

阿標坦言「作為半個頭目」，其實不太想以抗議行動令公司出糧，「我要聽兄弟講，又要聽公司講，夾喺中間。」他亦嘆對其他工人遭到欠薪感到有歉意，「我介紹人入嚟做，但無糧出，點過得去呢？」

電工相對多新人入行，而且不需要日曬月淋。「今次咁樣搞，預了唔做。」阿標較為世故，指地盤的常態就是離離合合，「夏天就熱死，冬天就凍死，合作過就係朋友，之後互相介紹工作」。

「ICC、東涌醫院同西九龍法院都係我做，但其實都係一份工，無話咩自唔自豪。」阿標入行廿多年，遇過兩次欠薪，上一次是添馬艦的政府總部，「仆街，又係金門。」

左為工人阿添

22歲的阿添則遭拖欠薪金兩萬元，他經朋友介紹入行，已近兩年，每天朝九晚六。他家住觀塘，七點多便要起床，而如果有需要，星期日都要上班，「屋企等緊我交租」。他笑言做地盤是因為窮，唯有頂硬上。

「將軍澳新鴻基數據中心、新世界尖沙咀海傍地盤，其實都係我做。」阿添說來有點自豪，他中學畢業後做過演唱會舞台搭建工人，但日薪只有四至五百元，於是想趁年輕試試做地盤工作，「辛苦？咁搵錢係咁嫁啦。」

電工其實是做甚麼的？阿添提到，電工的日常就是將電線放入線槽、做插蘇和電制房內的林林總總，「所有電的事都關我哋事」。阿添指電工不會「電親」，因為地盤未「起貨」前不會全面通電，但嘆道要到高位工作，所以有一定危險。阿添指出，在馬會會所地盤內，到處都是垃圾，很容易滑倒，「正常有承判商清走定期清走，但呢度好少囉。」

工人在早上11時到達馬會會所外抗議，大判金門早前派出職員，表示希望在下星期六前出糧，但工人不接受。工會和工人代表下午將要求與勞工處和金門會面及談判。

【15:06 更新】下午兩時多，參與行動的工人何先生對記者稱，金門職員喚他們繼續工作至1月23日，「轉個牌頭繼續做啦，不要搞事」，並在屆時一併出糧。何先生提到，農曆新年後市道較差，所以會有一定壓力。

其後，有近半工人抵受不住壓力，回到地盤開工。有工人批評金門分化，「只係口頭承諾，邊個信？」勞工處、工會和工人代表現正和金門進行談判。

【15:32 更新】在會面後，金門答應即日就工人的12月欠薪開出現金票，而1月的薪金則會在下星期一發還。有在場的工人歡呼「堅持就得」。

記者：麥馬高

近期（網路生態而言，意指近一兩日）興玩 #10yearschallenge，十年前大約就是Facebook興起之時，在這個平台上，2009年的你或多或少也有些網路足跡。十年，對兒童、年青人、成人、中年、老人家來說，它的意義都是不同的。09年至19年，是我16歲至26歲的階段，由漸漸感受到公開試壓力的學子，走到跌跌盪盪人生的中途，在「半成人」的咸淡水交界。說是「半成人」，非指年歲，而是人生不像社會主流般開始穩定、循著既定路徑而行，而是繼續摸索（然後迷路）和碰撞，持續褪變（或迷茫）。這是個讓人掙扎的年齡，也是經歷過很多掙扎才艱難抵步的歲數。

15、6歲的我，大概中四左右吧，最大的興趣是打機以及打辯。網吧還是成行成市，放學或放假都會聯群結隊約戰；家中只有一台電腦，要打機，就要和哥哥輪流使用，甚至以計時器分段，每人一小時，間中更有因為時間分配的問題而爭執。升到中三要選科，學校沒有給予指引，最終我揀選了理科，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單純因為兩位哥哥都讀理科，書本好像可以重用，不懂時也有人教。最後書本沒有重用，哥哥好像也沒有給予甚麼指導，一個影響我在學幾年的決定就這樣不明不白、胡裏胡塗地作下。

辯論隊是我認識社會的窗口。到我漸漸長大，在大學、社會認識到更多來自不用階層的人，才發現每個人在不同地方、階級背景成長都有各自不同的世界觀。在屋邨成長，生活多是困在同一社區，在邨內遊盪總能撞到熟口熟面、卻又不知為何認得的街坊；尤其是在東涌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要「出城」，去到香港九龍或是新界的東、北部，都是新奇且少有，是有「大事」發生才會出行。參加辯論隊是我認識香港和世界的窗口，一如典型的「手停口停」、雙親工作的基層家庭，社會公義、普世價值的討論都不存在我的家庭教育。那時候我只不過被認定是「牙尖嘴利」，就加入了新關辦的辯論隊，在賽期高峰是日復日的準備比賽和資料。每一條辯題背後都折射著社會面貌，從搜集資料做起，便慢慢累積了對社會的認識，和漸漸建立自己的一套世界觀。那時候要討論三隧收費（對，這是個很久的議題了），我才知道香港人以「過海」形容由九龍往返港島的交通；討論最低工資，才知道香港人的收入差距大得咋舌。這些就像是看到井外的世界，發覺天空除了特定的藍，還有奇形怪狀、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就讀在深紅背景的親中學校，學校會每星期總會有一兩日升國旗奏國歌，推介讀物是「弟子規」，每年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大陸交流團可供參與，價廉物美，我也是這些交流團的常客。有些旅程非常深刻，例如曾到訪被喻為是「禮貌之都」的安徽廬江湯池市，在那人與人見面要90度鞠躬、吃飯時要儘量將食物吃光並將殘渣分類、自行清洗用具，城市寧靜、和諧，簡直是典範城市。假如我以為這個由淨空法師主導建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和諧社會示範基地」的文化氛圍是中國社會的常態，恐怕我也會欣賞這個國家的發展。

然而，我的確錯了。在小鎮的命運而言，的確是非常「符合國情」。自從習近平上台不斷打壓宗教活動後，曾稱「習近平是菩薩化身」的淨空法師也難逃一劫，最後被「封殺禁制」——於16年，天津市反邪教協會指出「淨空組織」因散布歪理邪說而被而嚴違反中國的宗教政策及法規，而被完全封殺。國家並不需要人才，它需要奴才，而且是只有根正苗紅的產物才能留下來。

那麼在16年後，湯池的文化變革結果如何呢？無從得知。我只知道，即便是最虛假的幌子，十年前使人感動的景色，即使重臨，亦再也不見。何況，十年後的我，由經常返回中國大陸「考察」、「交流」的青年，變成已被禁止入境、只能在深圳河以南眺望「神州」的政治敏感人士。下次再踏入大陸，一是「坐洗頭艇」，一是北方已生巨變。短期內，兩者相較，似乎前者更可能發生。

由十年前的無憂，到現在的過慮，由青年到成人，必然是一生變化最大的十年。身邊的社群、世界觀、人際網、技能、愛好……慢慢由累積變固定，由固定尋求突破。大學畢業以後，難找知心朋友；人在工作路途，難尋終身興趣。這十年來，我也由一直躲避鏡頭的害羞男，變到好像有些責任要承擔、對世界多了一點點認識的異見份子。希望人生的下一個十年，可以對世界、自己有更多一點點的認識，思緒更為澄明，路途更為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