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上：遍地開花》尾聲，拍下陳健民教授哽咽一幕。

10/1　中大邵逸夫堂

逾千人齊聚中大邵逸夫堂。

＊　＊　＊

導演梁思眾之父梁普智。

逾千人濟濟一堂，來到百萬大道旁的邵逸夫堂，一起看《傘上：遍地開花》，導演梁思眾之父梁普智亦捧場。

Curtis（左）；George（右）

Curtis（圖左）就讀社會學，也兼讀一門政政系的課。雖然他身患視障，但經老師周保松力薦，遂偕同學 George（圖右）和導盲犬 Pepper（牠不方便上鏡）一起欣賞。

George 說看到動情處不禁淚下。「我都有參與運動，無論係歸屬感抑或表達訴求，都好難得。錯過左依次機會，我地真係唔知幾時可以聚集到咁多人抗爭。」

Curtis 說心嗡之餘亦覺心淡。「我睇唔到片段，但聽到有婆婆帶住個孫，請求警方唔好用暴力。放催淚彈一刻，George 話畀我聽畫面白哂，煙霧彌漫。好似好多嘢做完都原地踏步。難怪好多人都有無力感，心灰意冷，總之好心痛。」

左至右：舒琪、梁思眾、潘達培。

映後不下數名學生坦陳，傘運時仍在中學，印象未深，有賴《傘上》始知其波瀾壯闊。影片亦勝在交代運動前的醞釀，俾讓他們明瞭原由。

周保松說傘後充斥標籤和衝突。然而在矛盾背後，周籲我們有共同心願。「我地都爭取民主，我地都係香港人，依啲都高於各種各樣嘅分歧。無論如何我地都會生活喺依度，繼續走落去。」

梁思眾

學生問到紀錄片如何持平，梁導答要對自己誠實，不能因己見而剪去其他聲音；同時要對異己常懷同理心，肯認異見有可取之處。

潘達培

最後一位發言的學生非常著緊，嫌觀看的同學還是太少，期望繼續放映，梁導和舒琪欣然答應。主持潘達培承諾當《傘下》告成，必定也在中大上映，並再邀梁導光臨。

昨天傍晚，深水埗區議會秘書處轉發食衞局有關「重置石硤尾健康院的跟進建議」文件，內容主要認同民協議員去年下旬在區議會倡議並獲通過在石硤尾邨第六期商場中設置臨時健康院，政府於1月15日區議會大會正式通過後，便會待第六期商場落成完畢，把健康院搬到商場內。

民協多年前爭取政府同意重建石硤尾健院時，政府已承諾無縫交接。遺憾在2018年年中，食衞局交上區議會的文件內，卻無視議員及居民訴求，以先拆後建的方法處理重建，並非無縫交接。去年8月時，民協向健康院使用者作問卷調查，結果超過9成意見要求重建時要有無縫交接。9月，醫管局更在毫無諮詢下，偷步實施分流計劃，幸得街坊、使用者的反對之下，醫管局最後取消分流措施。

今次逼令食衞局改變重建計劃，實有賴深水埗、石硤尾街坊團結一致，爭取到底的成果。民協強調，無縫交接方案理應在去年確立，今次只是局方順應民意、回頭是岸之舉。

最後，民協呼籲建制派議員在下星期二區議會大會時，順應民意，支持在石硤尾邨第六期商場中，設置臨時健康院，照顧基層市民的醫療需要。

民協
2019年1月11日

攝：Manson Wong

我有一位醫生朋友，談到他的工作時，講到每天的境況如在戰地中 (1)。當醫院在非流感高峰期時已經逼爆，在流感高峰期時，根本就負荷不了。他感嘆：「假如醫生護士集體罷工，相信政府就明白如今已經勢危。但，政府就是知道做醫生的不忍見病人垂危而見死不救，有持無恐地利用了我們的醫德—也許我們也成為了制度的幫凶。」其實這，正正就是所謂的「道德勒索／綁架」。

道德勒索／綁架

道德勒索／綁架（Moral Blackmail，下簡稱為道德勒索），是指人們以道德的名義，利用過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要求、脅迫或攻擊別人並左右其行為的現象 (2)。針對如今香港醫療系統的問題，源於醫護人員往往承擔著「照顧患病者」的道德義務。政府和醫院即使要求醫護進行過多任務、人手又不足、卻顯示出「你們不可以丟下病患不顧」的態度；醫護人員基於「道德義務」，面對不切實際的要求、也只有繼續工作。他們除了內心承受「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道德譴責外，更要承受來自社會認為「醫護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壓力。

道德勒索另一個可惡的地方，在於社會忽視勒索者本有的「道德義務」。在此例中，政府這個「勒索者」本來有責任兼負起「社會資源正當分配」的道德責任。但，如今港府卻不單沒有兼負起道德責任，更讓一大堆胡來的政策讓事件加速惡化，例如倒錢落海建人工島也不願增加醫療開支。港府亦沒有意識牽頭改革醫療系統、甚或禁止每天150個單程證配額以減少外來人口以減輕醫療系統負擔，卻把所有責任轉駕於醫護上。於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任教的哲學家西門 ‧ 凱勒（Killer, 2016）指出，這種「道德義務」現在是「不正義地」被分配於他人：有些事情本該自己做，但經由道德勒索把義務堆在被害者身上。這是一種明晃晃的剝削、利用，是一種在道德上難以推諉的犯罪。

解決道德勒索的可能

解決道德勒索似乎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被勒索者」不再被「要脅」，堅持要求「勒索者」承擔本有責任。在這個例子中，醫護罷工就是一個合乎情理的做法：只有拒絕「被勒索」，甚至在道德上會做出錯誤的事情（例如令大量病人未能得到醫治甚至死亡），才令政府知道它「怎樣勒索也沒有用」，方有可能拉倒不公平機制。

但，「被勒索者」卻因而必然承受可預見的巨大社會壓力；而，弱勢的一方（包括醫護及患病人民）也必然承受重大的代價，包括人命。所以，首先社會大眾必須了解到施展「道德勒索」的源頭，並停止譴責「被勒索者」。我們必須了解到，「道德勒索」的源頭是政府、視人命如草戒的亦是政府（而非「被勒索者」，即醫護），與醫護站在同一陣線，逼使政府面對其罪行，方有機會消除道德勒索。

不過坦白說，以香港的狀況（我是指人民素質的狀況），到底有多少人可了解到這一點並予以實行？這，倒是個更大的問題了。

參考資料：

晴報（2019）。流感高峰病人塞爆病房 醫生嘆港人命賤如蟻。
百度（不詳）。道德绑架。
賴天恆（2017）．你今天被道德勒索了嗎？。
Killer, S. (2016). Moral Blackmail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3(6), 699-719.

若去過韓國旅遊的話，總有機會乘坐的士到不同的目的地。除了大概知道的士的分級制度外，還可能從一些旅遊或新聞網站上得知，韓國的的士司機會用什麼方法騙取乘客更多金錢。不過更值得留意的是，最近韓國的士業界不斷進行大大小小的罷工，要求政府禁止其他公司推出共乘服務的應用程式搶奪生意。究竟事件中存在什麼爭議點？背後反映了什麼社會問題？

在兩個月內，以韓國的士工會聯盟等四大組織領導的集會發生了三次，當中更涉及大型罷工，及有司機自焚身亡。最近一次就是12月20日有10萬名司機在汝矣島舉行反對Kakao共乘服務的大罷工集會，他們在追悼儀式完結後，就在國會議事堂附近的車道舉行示威，要求政府就共乘服務應用程式作出禁止。集會罷工下，令政府需要增加巴士及地鐵班次以減少繁忙上班時間的癱瘓狀況。而至今，通訊網站Kakao不但沒有停止推出應用程式，而且更於的士業界罷工期間，推出更多優惠吸引新加入的顧客使用其共乘服務。

本身Kakao推出的應用程式名為 “T Carpool”，推出此程式，持有駕駛執照及私家車的用戶能夠加入成為司機，藉此載客人做生意牟利。而程式設計讓乘客能夠找到去共同地點的司機，以保證能以最快時間上車及到達目的地。而費用方面，平均而言為的士車資的70-80%，每兩公里為3000韓圜（約21港元），而且韓國的士於最近成功申請加價，起步價由3000韓圜上調至3800韓圜（約26港元）。Carpool的推出成為了的士業界的競爭對手，甚至與Uber 異曲同工。而Uber在韓國為非法，因政府及法院先後禁止私家車載客，最終Uber被迫在韓國市場上退出。

的士業界宣布與Kakao誓不兩立之前，其實雙方曾相輔相成，為不少的士司機的平均收入有所增加。為了迎合社交網站及智能電話的大趨勢，Kakao於數年前曾推出Kakao Taxi的應用程式，合作的的士遍及全韓國，用戶能夠透過此程式召喚的士，比起平時在街上叫喚的士更方便，同時Kakao Taxi亦不定期推出優惠吸引用戶使用更多召車服務。起初的士業界非常支持Kakao Taxi，除了增加收入外，還能令的士司機以更多、更方便的方式做生意牟利，根據2016年的數據指出，加入了該應用程式的的士司機，每日平均收入明顯增加12萬韓圜左右（約882港元）。不過，Kakao推出共乘服務後，就與Kakao Taxi的服務有相反的用途，造成雙方的深層矛盾。

而截至今年10月，Kakao共乘服務已經收到6萬人申請成為共乘車主。而韓國木身已經有其他公司提供共乘服務，如 “Poolus”及 “Socar”等公司，不過在韓國的普遍性仍不及的士。由於Kakao在韓國的通訊市場佔有率非常高，由網絡銀行，去到社交媒體、GPS導航服務、旗下卡通人物等都有一定的佔有率。而這次推出共乘服務，不但與傳統的士造成競爭，而且與其他共乘App造成惡性的競爭，壟斷整個市場。所以這次事件衍生的最大爭議，是Kakao作為一間通訊公司，在多個行業都形成霸權的問題。不過，在一片爭議聲下，Kakao T Carpool仍推出市面，成為不少韓國人使用的共乘App。

回顧現時的韓國法例，以私家車作商業用途基本上為不合法，現時法例只允許司機在繁忙時間提供共乘服務，而Kakao T Carpool並沒有列明只能在繁忙的上下班時間才能使用。不過法例的灰色地帶是沒有列明非繁忙時間下提供共乘服務是否完全違法。所以現在所有共乘服務均利用了此灰色地帶繼續運營。不過亦網民對Kakao共乘服務的推出持正面態度，因為不少人不滿的士司機繞路、態度惡劣等問題，還有接連加價的問題，在經濟誘因下，Kakao T Carpool成為吸引網民使用共乘服務的主要原因。

而政府在面對的士業界的強烈反對，仍未有任何正式的回應，不過由於爭議聲音太大，令政府在考慮共享經濟發展，與的士從業人員的生計及工作崗位的問題，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政府必須考慮的，政府應放下模稜兩可的態度，推出讓兩者都能滿意的政策，以紓緩社會矛盾。

（獨媒特約報導）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晚上在Facebook 發帖，指其寓所附近每晚有野豬「摷開垃圾袋」覓食，質疑「野狗野貓會被人道毀滅，老鼠和曱甴會被毒殺，野豬為什麼有不同待遇？」他更強調只為部分野豬避孕或絕育， 不能減少野豬數目和解決衛生問題。香港野豬關注組總幹事黃豪賢對梁振英的言論感到詫異，認為衛生問題的根源理應在「人」的問題，而非歸究在野豬身上，炮轟梁的說法是「以動物性命埋單」。

黃豪賢批評，梁振英的言論和其任內的施政方針一樣，「政治問題，但警察解決」，並沒有針對根源處理，「好似垃圾桶咁，應該係透過公民教育等方法，以時間去究正問題。」

黃豪賢對獨媒重申，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意修訂動物保護法，正是因為港人對「尊重動物」的意識上升，強調任何動物都需要平等待遇，更刺諷地說，「就好似機場乘客同梁振英個女，待遇都要平等。」

建制派近日先後在大埔區議會、中西區區議會、灣仔區議會和沙田區議會提出動議，關注及跟進野豬議題。在日前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劉業強向林鄭月娥提問時，以「2017年停止狩獵野豬隊後，經常發生野豬襲人事件」和「非洲豬瘟」作理由，促政府重啟狩獵野豬行動，更提出「引入野豬天敵，減少其數量」，言論引起爭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回應獨媒查詢時，批評梁振英的言論是「打擊所有愛護動物的人」。他認為野豬的問題在於資源及人手的分配，「現時漁護署只得六人應負全港野豬情況」，質疑政府不願意加派資源及人手。鄺俊宇強調，「人道毀滅本來就是不人道」，促請政府儘快增加資源，並交待清楚長遠政策。

記者：陳紫晴

隨着政府將香港大球場改建計劃的文件交予灣仔區議會討論，大球場的未來成為了輿論焦點之一。政府提出將大球場改建為一個可進行足球、欖球和田徑項目的公眾運動場，主要理據是啟德體育園預料會在2023年建成。既然啟德體育園會有一個比大球場設備更好、座位更多的5萬人球場，到時香港的矚目足球和欖球賽事勢將移師啟德，香港大球場的功能就要有所改變。

之前政府曾醞釀拆掉灣仔運動場以發展會展三期，後來才決定改用現時灣仔北政府大樓的土地興建會展三期。雖然劉江華等政府官員重申現階段沒有拆除灣仔運動場的計劃，但林鄭月娥在宣布會展三期不佔用灣仔運動場土地時，又說過灣仔運動場在完成重置後，該地也可改作會展用途。所以就算現時政府計劃下，重建後大球場的功能與今天灣仔運動場功能有一定分別，不少人仍懷疑大球場改建是為結束灣仔運動場鋪路。這是輿論對大球場未來有濃厚興趣的主因之一。然而，既然大球場的改建計劃與啟德體育園相關，而政府亦在上月底宣布批出啟德體育園的「設計、興建和營運」合約，如在討論大球場的未來時忽略了啟德體育園日後的運作，對香港體育運動發展的意義將相當有限。

政府有責任確保體育園不會成牟利工具

啟德體育園將由私人集團負責設計、興建和營運。近300億元的建築費用由政府負責，而負責設計和興建的財團將會營運體育園20年，並負責這20年的營運開支。經過領匯／領展的教訓後，香港市民已了解到，私人公司的利潤邏輯往往與公眾利益有矛盾。興建啟德體育園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令更多體壇盛事來港舉行，政府選擇讓有相關經驗的私人公司營運而不是由政府直接管理，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政府有責任推動體育運動的原因其實不在體育運動的經濟貢獻，而是推廣健康的生活習慣和凝聚社區。既然如此，政府在批出啟德體育園合約時就有責任確保體育園不會純粹成為營運商牟利的工具。

增公眾信心 政府應披露更多資訊

遺憾的是，上月28日政府發布啟德體育園合約的新聞公報時，卻是幾乎沒有提過標書和合約的細節。後來到《明報》等媒體追問後，政府才透露了更多內容，例如原來中標標書中有列出園區內三大運動場地舉行體育活動的日數。另外，合約也訂明政府會審批營運機構收取的場租。如果營運機構表現欠佳，政府也有權向營運機構罰款甚至終止合約。

儘管這些資料可保證營運商在啟德體育園啟用後不可任意妄為，但要增加公眾對體育園運作的信心，仍然有不少資訊理應披露。例如如果大球場在啟德體育園啟用後就開始其重建工程，政府便要確保啟德體育園能承載現時香港只有大球場才能發揮的功能。那麼，除了舉辦體育活動次數的指標外，場地使用的優先次序又有何安排？香港的體育運動組織是否會比起牟利機構有優先租用權，甚至享受優惠價格的場租？在評核營運商的表現時，是由哪些人士和機構去下決定？評核的標準又有什麼？針對營運商的懲罰機制具體如何運作？政府在什麼情况下可以終止合約？如果營運商的表現未如人意，政府又會否準備接收整個體育園的營運工作？

以上質疑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要政府履行其應有責任。1990年代中香港大球場完成重建工程後，也是將管理權交予私人機構溫布萊公司。當年市政局認為溫布萊公司管理不善，遂於1998年單方面終止合約並接管球場。但後來法院判決政府要向溫布萊公司賠償2000萬元，可見即使市政局最後將大球場收回公營，但原先的安排卻是缺陷重重，甚至有保障管理公司多過公眾利益的可能。

當年大球場的例子，亦說明了私人機構營運不代表服務質素必會優勝。而且1990年代大球場重開後除了因草地質素和演唱會聲浪問題引發爭議外，溫布萊公司所訂下的收費水平也引人詬病，更正好體現了利潤與公眾利益之間的矛盾。我當然希望政府在大球場案敗訴的教訓後，會在啟德體育園的安排上做好保障公眾利益的工作。但在缺乏公開資料的情况下，我也不能不同時擔心大球場案反而會令政府日後向營運公司做更多的妥協，就算「出事」後也極不願意終止合約和接管園區。

民主監督體育園營運

平情而論，除非香港有兩支廣受歡迎的職業足球／欖球隊，否則香港確實沒有必要同時營運兩個可容納4萬、5萬人的大球場。政府為香港大球場日後的用途做好規劃，也是負責任的做法。而將香港大球場改造成公眾運動場，也比用該幅土地發展地產項目有意義得多。

但如果政府不同時公開更多啟德體育園合約的細節，令公眾有信心現有大球場的功能真的可以被啟德替代，就算撇下灣仔運動場的爭議不談，將難以令更多人認同大球場將來的改建會是一種進步。同樣，關心香港體育運動發展的市民和團體，也不應只針對香港大球場的未來發聲，而忽略了如何促使啟德體育園的營運能受制於一定程度的民主監督。

原文刊在明報

近日，政府提出重建大球場，由四萬座位的足球場，降格為八千至九千座位，重置田徑場的公共運動場。在下近日事忙，到今天，才以一個球迷的身份談談這個話題。

在下查閱政府給區議會的討論文件，四頁紙內容空洞，當中沒有任何具體論證，只在背景提出「該主場館和香港大球場在規模及功 能上有所重疊，現時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日後 將會移師啟德體育園區舉行，令香港大球場的使用率大幅下降。」這個「想法」。在下認為這是「想法」，正是在整份文件沒有找到任何提議背後的具體論證及邏輯，八九千人座位建議如何得出，區議會便要討論此議題，簡直荒謬，浪費時間。同時，香港大球場貴為全港性足球場，只諮詢灣仔區議會，明顯不足夠。

背景提出「該主場館和香港大球場在規模及功 能上有所重疊，現時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日後將會移師啟德體育園區舉行，令香港大球場的使用率大幅下降。」的「想法」要成立，背後有一個假設，兩者並存，香港大球場與啟德體育園區主場館的收費相若，而啟德體育園區主場館的設施更實用，大型體育活動才會移師啟德體育園區。啟德體育園區收費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以今天政府的施政方針及大財團的搵錢手段，收費相信絕不便宜，在下大膽預計，除了七人欖球賽可以負擔外，其他體育活動極可能無法負擔。而且，沙中線通車遙遙無期，如何承載萬計觀眾往返啟德主場館，天曉得。然而，政府會否容許啟德體育園區有競爭對手，大家可以想一想。

當然，香港一個彈丸之地，能否容納兩個四至五萬人座位的球場，從現實出發，的確有點為難。要同時並存，而且具有效益，先決條件是香港足運在未來四年必須興盛，聯賽，亞協盃賽事平均兩萬人入座率，榜首大戰，盃賽決賽，香港隊A級賽事及亞冠盃賽事最少兩萬人入座率。可惜，觀乎足總諸位董事及高層領導之言行，即使中下層員工及教練如何努力，香港足運要在未來四五年後再次興盛，看來要點神助了。

基於現實環境，在下不反對在啟德主場館建成後改建香港大球場，但規格有異於政府建議。在下會從香港足運發展需要方向建議。

香港目前可踢亞協級別賽事的球場有香港大球場，小西灣運動場及旺角大球場。座位數目分別為四萬，一萬二千及六千五百。將軍澳運動場因座位少於五千，雖曾為亞協盃比賽場地，但今天已不合規格。

大球場地理位置不錯，交通方便，但四萬人座位很難坐滿，如果入場人數只有一萬以下，氣氛稍差。縱觀目前香港隊及球會級別（本地及亞洲賽事）比賽入座情況，有一萬以上入座率的賽事不多。小西灣運動場座位合適，但因為設計錯誤，而且位置 偏僻，交通不便，更因附近私人屋苑高級中產喜歡清靜，投訴噪音而不准打鼓，嚴重影響氣氛，近年絕少舉行足球賽事，只有部份聯校運動會可坐到一萬人，一萬座位未能物盡其用。 旺角場位置也佳，交通方便，但因場地局限不能再增加座位，影響入座率。香港常用球場座位，只有四萬及一萬以下，缺乏中間，未能顧及香港足球需要。

所以香港大球場如要重建，座位要有一萬五千，預留空間擴建到二萬更佳，草地足球場，燈光及其他設施要符合國際足協國際賽事標準，可以包括符合國際標準的田徑設施，但看台要升高。到時賽事有一萬觀眾氣氛也不錯，也符合香港足球需要，同時兼顧田徑運動需要，跑道在沒有賽事時可開放予公眾跑步。此規格不會與灣仔運動場重疊(順帶一提，灣仔運動場只開放給田徑總會會員使用，一般市民不能隨便入內跑步)。小西灣運動場可在東區覓地重置，座位可減至五六千，小西灣運動場原址可改建成住宅，附近高級中產不用再擔心噪音問題，一舉數得。香港足總諸位高層，為何沒有看到香港足球需要，從而提出反建議，竟贊成將大球場降格至八九千座位，在下真的摸不著頭腦。

除了元朗大球場，大埔運動場及香港仔運動場也有重建的需要，設施要符亞洲足協級別賽事標準，以符合香港足運發展。將軍澳運動場也要加建座位到五千以上，原設計已預留地方搭建一千五百個臨時座位，相信問題不大。

香港U23可以大勝由中超中甲球員組成的廣東隊，足證香港仍有不少人為香港足球奮鬥努力的球員及教練。香港足總諸位高層，尤其是正副主席，請謹慎言行，不要再發表破壞香港足運發展的言論，努力思考如何振興香港足運。如你們已沒有此心，請你們返屋企食蕉啦！

題為編輯所擬

兩年半前，港台《鏗鏘集》探討領展拆售資產的來龍去脈，了解小市民如何為其所害而不受保障。原來金融發展局在2013年發表研究報告，力主將香港發展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集資中心。有份參與研究的金發局政策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領展CEO王國龍。到了2014年8月，用來規管領展的證監會守則果然放寬限制，領展由物業租務管理變為地產發展商，可以在有限情況下投資土地，投資限額亦同時放寬。

到底搞甚麼集資中心，對香港的經濟民生有何益處和壞處，哪些人又可以從中取利，藉詞發展經濟，玩弄財技，將自己的利益建築在別人的痛苦和犧牲上，這連串問題，未見有關政府部門和喜歡當KOL的經濟學者——特別是有份發起聯署撐「明日大嶼」、兼領展獨立非執董的王于漸——研究或交代清楚。《鏗鏘集》當時訪問過一些領展的苦主，只是冰山一角。這些年來，領展巧取豪奪的惡行，早已街知巷聞，惟領展每每以「市場決定」、「照顧股東利益」來回應人家的指控，絲毫沒有收斂的意思。號稱關注民生的各個政黨，對領展的批評一點也不吝嗇，但完全奈何不了它。客觀效果上，只是向公眾交差。領展洞悉虛實，大賣廣告改善形象，爭取市民認同，就算無法洗底，起碼減少一些輿論壓力。

一月七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的實施情況，理應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爭取修改守則管束領展。但負責匯報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鄭嘉慧明言，不會公開評論個別個案。這等於一早落閘，不准議員過問領展的所作所為。在這個關頭，如果在場的議員夠多，又齊心的話，應該沒那麼容易被政府和領展過骨。偏偏發言的議員就只有區諾軒、葉劉淑儀和郭榮鏗三個，而傳媒報道的焦點亦集中在葉劉拍枱鬧人上。區諾軒議員對領展如何傷害基層社區及零售業，即使做了分析，也沒法引起關注，其他較深入的討論，便更加難進入公眾的視線之內。

關注民生，是所有政黨都會說的話。但連領展這個社會公敵(請參考筆者的《領展如何成為社會公敵》)，大家都不加把勁認真對付，甚麼民主民生不能偏廢，難道到頭來就只限於蛇齋餅粽之類的社區服務或福利？

這是農夫最貼身問題，但不同時期有不同答案。60年代之前，答案是米；70-90年代，答案是菜。那麼，將來農夫種甚麼最好？

已經沒必然或單一答案了。雖然，現今業界仍以種菜為主軸，但不少有機農友都反映種菜賺錢艱難，產量低時不夠菜供客，產量高時人家產量也高，很容易「頂爛市」。除非銷售模式有所突破，否則隨時滯銷。一些農夫直言最擔心的不是種菜，而是賣菜。

既然市場競爭激烈，便有農場嘗試引入少人栽種的品種，避開市場上的「主車群」，較早期有薯仔、羽衣甘藍，近年有蝶豆花。不過，即使能突圍而出，其他農場翌年也肯定會跟着種，市場很快又會飽和。也有農場採用「單作物、多品種」策略，主攻一類作物，但同時兼種多個品種，例如多款的沙律生菜，或不同顏色的車厘茄、番薯等，務求能既「專」且「雜」。

對於種菜的季節性限制，漁護署十分清楚，所以也推廣一些新類型作物，較突出的例子是西瓜。但西瓜對硬件（雨水棚）要求較大，本港又未如台灣般普及使用嫁接苗，成效時好時壞。(順帶一提，政府經常將高科技農業掛在咀邊，但對育苗等基礎條件落後情況，又不見得主動去投入改善。)

單靠政府不行，部份目光較遠的農場，已展開民間自救，選擇發展利潤較厚、但又不易快速彷效的農作物。這類多數屬於生果，例如菠蘿、火龍果、無花果，以及近年試種的牛油果。有規模較大的農場反映，種生果雖然回本期較長，但農作物較容易出貨和賣得好價錢，又不需像種菜般「睇得咁緊」，開拓空間反而較大。

市場中，亦開始出現一些不單純以商業形式運作的農產品，兼具保育等元素，例如塱原的米，荔枝窩的薑等。這類農產品雖未必能符合商業自負盈虧原則，但也豐富了市場的內涵。此外近年較觸目的，是有業界採取「單箭頭」策略，主攻一種農作物，例如冬瓜或椰菜，以技術、優質為賣點，種植監控相對嚴謹，且貨源集中，打入了超市的銷售鏈。這種銷售模式，可說與部份農墟農戶的「大包圍」策略，剛剛相反。

過往，漁護署曾引進多種農作物給本地農友試種，除了西瓜，還有網紋瓜、魚翅瓜、翠玉瓜、超甜粟、迷你冬瓜、杭菊等等，部份也取得不俗回響。不過，政府近年這方面工作似乎有所停滯，業界焦點也往往放在土地政策、農業持續發展基金、農業園之上。這些議題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記，田上的作物才是農業的根本——種不好，甚麼農業政策也是死路一條。

圖片：近年多了農場栽種火龍果，銷情也不錯。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中共不會停止對於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不但會點燃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且很可能會在西藏、內蒙甚至漢族地區引起連鎖的群眾運動，威脅到整個獨裁政權甚至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勞工論壇 報導

10月初，新疆當局修改了《去極端化條例》，將用於種族主義迫害的拘留營「合法化」。據估計有100萬人被關押在拘留營中，其中絕大部分是維吾爾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薩克族和回族。近年來中共瘋狂加強對新疆的監控和鎮壓，要求地方官員「盡最大努力拘留所有應該拘留的人」。

留大鬍子、戒煙或者收看外國宗教電視節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營。被拘留人數暴增，有時甚至超過地方政府的預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門支出30億元人民幣，將近預算的6倍，其中大多數資金都是用於興建拘留營。有曾經被關入拘留營的受害者告訴媒體，他們當時被要求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權，否則會受到處罰，例如關禁閉、毆打、禁食等等。

在當前的貿易戰和帝國主義衝突下，原本不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歐政府試圖利用新疆等人權和民主議題向中共政權施加更大壓力，迫使它在貿易和開放市場等方面作出讓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黨議員曾提出應就新疆問題對中國採取制裁。在11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中國人權問題時，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對中國做出譴責。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官方媒體和新疆當局大肆美化宣傳所謂的「培訓中心」，並突然將它變成「合法」部門，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為了應對西方政府的壓力。

不過中共不會因此停止對於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不但會點燃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且很可能會在西藏、內蒙甚至漢族地區引起連鎖的群眾運動，威脅到整個獨裁政權甚至資本主義制度。而西方政府也不會支持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因為它們和中國仍有著巨大的商業往來。它們想要的是將獨裁政權「改良」，使之更順從西方的要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人權理事會在中國的壓力下最終沒有公布新疆、西藏、內蒙、香港的6個異見團體的意見書，而中國官方的人權報道則獲得通過。各個寄望於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壓的自由派政黨或人權組織，包括香港眾志，又再次換來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設一個全面的洗腦系統。將來這些手段很可能會被用於打壓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群眾。實際上，中共已經將打壓打壓伊斯蘭教的行動擴大至寧夏等較為溫順的回族地區，引起回族群眾的擔憂和恐懼，並在今年8月引發一場保護清真寺的抗議。社會主義者反對種族、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權利，這需要以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團結所有民族的工人群眾，終結專制統治。

行會通過了國歌法條例草案，將交給立法會審議，保皇黨佔多數的形勢下，原封不動通過，沒有任何懸念。

規定在什麼場合奏唱國歌，檢控期由半年延展至兩年，侮辱國歌會重判罰款及監禁。一般市民可能覺得，我不是什麼達官貴人，沒機會出席國歌場合，即使睇波跑馬奏國歌，至多口噏噏配合，不會以身試法。好似建制派話齋，你心中冇鬼，怕咩喎！

國歌法有條文規定教育局要向中小學發出指示，要學生學習唱國歌，教育學生國歌的精神與歷史，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

國歌場合市民可以避禍不去，但中小學生就避無可避，侷住在學校接受國歌洗腦教育。

教育局指示外，肯定會賣大包加送國歌教材套，如何教授國歌的精神和歷史，由官方統一口徑。

老師有沒有專業自主？沒有跟足官方口徑會否犯法？問題值得探討。

例如今天版本的國歌，曾經嚴禁唱詞，人們集會改為唱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亦有一段時間，官方把歌詞改得面目全非，引用今天國歌法條文，等同侮辱貶損，已經可以拉去坐監。這段歷史可以教嗎？

又例如作曲作詞的兩位藝術家的遭遇。音樂家聶耳二十多歲在日本游泳時溺斃，可幸死得早，沒有經歷文革。劇作家田漢，文革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紅衛兵批鬥，身患重症糖尿病，非但不獲醫治，還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折騰而死。為防泄漏身分，連真名都不准叫，被化名「李伍」。教學生認識國歌精神和歷史，田漢的悲慘遭遇，可以教嗎？

老師滿口謊言跟足官方的口徑教國歌，還是忠於史實教學生認識國歌的滄桑和作詞人的悲慘，不但涉及專業自由，同時拷問着為人師表的良心。

原文刊在明報

哈維爾的傳記作者兼新聞秘書 Zantovsky

布拉格之春五十周年，我們到訪哈維爾圖書館，負責人 Zantovsky 是捷克劇作家總統哈維爾的傳記作者，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前後，Zantovsky 是哈維爾的新聞秘書兼親密戰友，由他來解說哈維爾，最適合不過。

他撰寫的哈維爾傳記，開宗明義就說，哈維爾的名言「無權者的力量」(power of the powerless) 常被誤解。很多人直覺認為，平民無權就是無權無力，何來「力量」？

平凡人如何反抗暴政？就從生活細節中不服從。Zantovsky 舉例，哈維爾等人 1977 年發起簽署《七七憲章》爭取人權自由，惹怒捷克共產黨；政府除了鐵腕滅聲，也立刻發起輿論戰（很熟悉的手法），組織藝術家、劇團工作者、文人等簽署「反七七憲章」活動，以壯聲勢。很多藝術家為保工作，無奈簽署表忠，但少部分人卻大條道理，提出要求：你要我簽名表態反對，無問題，但總得讓我看看要反的是什麼才落筆簽署；當時《七七憲章》屬違禁品，政府當然不讓你看，於是好些人不簽，最後不了了之，也沒什麼後果。

Zantovsky 說，所謂無權者的力量，就是在小節中發揮，大部分人有能力鼓起小勇氣，做對得起自己良心的小事，若每個人恆常地做，在自身力所能及的小宇宙中反抗，世界就會改變。

說來容易，1968 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坦克鎮壓後，捷克人經歷了二十年的黑暗日子，異見者流放海外，堅持留下不願妥協的知識分子，則失去工作，被安排去洗碗掃地，那些充滿「無力感」的日子，他們如何保持希望？

Zantovsky 所著之哈維爾傳記

Zantovsky 引述哈維爾說：「所謂希望，並非確信事情總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也肯定有其價值。」（Hope is not a conviction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well, bu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

哈維爾還有一句名言，叫人「活出真實」，直白一點翻譯，叫「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ruth)。Zantovsky 說，這句話常予人一種傲慢印象，惹人誤解：這個人自認找到「真相」？那是何等狂妄。

哈維爾說過：「與追尋真相的人為伍，遠離找到真相的人。」

Zantovsky 說，哈維爾一向謙卑，所謂「活在真相中」，乃一個持續尋找真相的過程，踐行自己所相信的事，有話直說，縱使只屬少數，也不向權貴低頭。他說，極權政府的管治手法，不會天天殺人，如此代價太大、效率又低；他們製造恐懼，阻止人民發聲，當全民假裝順從，一切就得心應手。

《七七憲章》的35個發言人

《七七憲章》正是一個活出真實的例子，二百多名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發起簽署憲章，爭取人權，指政府違憲。當年的共產政權指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展開大搜捕大驅趕，很多人被拘控。但勇士們明知後果，也前仆後繼，布拉格有一個小型《七七憲章》展覽，組合了前後三十五個運動發言人的照片。當有人被拘禁、被流亡，一路有人不懼強權，排隊頂上，繼續發聲，活出真實。

捷克天鵝絨革命紀念雕塑

現實殘酷，成果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足足十二年後，東歐共產陣營如骨牌般倒台，捷克天鵝絨革命，不流一敵血，哈維爾上場；還記得當年舉世稱羨，這個捷克真夠浪漫，竟然選了一位詩人劇作家做總統。

體制轉型的陣痛無法避免，哈維爾等人有如在狂風巨浪下修整一艘爛船，經濟要由共產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政治由獨裁統治過渡到民主政體。Zantovsky 在哈維爾傳記中有一個「魚湯喻」：任何人都可以把魚煮成魚湯，但要把魚湯變回一條魚就很艱難。反對派掌權後，原來陣營中不同板塊的訴求要調和，發動反抗的學生組織是一派、哈維爾等「大愛左膠」自由民主派是主力、天主教勢力亦有支持者、被驅逐的前共產黨員也是一派，還有被推上風口浪尖本來不問世事的地下樂隊與藝術家。

Zantovsky 筆下的哈維爾總統，有得有失，總是在拉拉扯扯中蹣跚前行。不少捷克人曾指摘哈維爾做事手法太柔，不夠果斷；今天回看，很多捷克人仍懷念他是一個正人君子。Zantovsky 說，讀歷史，太完美的革命往往代表意識形態一言堂，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或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乃災難的代名詞；民主社會就是有組織的吵吵鬧鬧，有時小成功，有時小失敗，也許是最好的結局。

布拉格，莫爾道河

踏入2019，往事並不如煙，這是三十周年紀念的日子。

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鎮壓北京學生運動；同年同月同日，波蘭國會選舉，團結工會大勝，揭開東歐與蘇聯共產政權倒台的序幕。

布拉格：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

原文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街頭壁畫，古巴 Santa Clara

無數日子，我站在中學的大禮堂或活動室，直面無盡的空凳，等待學生魚貫就座。我都會重新思索一次，花這些時間，所為何事？

學校講座題材，離不開假新聞、後真相、記者生涯、傳媒素養，新聞自由等。中學生們關心這些題材嗎？不見得。

中學生們珍惜這種講座嗎？也不見得。有些學校，學生一大清早已經腳步疲累，眼神遊移，坐姿不正。老師應對方法大致有兩種，一是見怪不怪，置之不理；第二種，訓導主任高高在上，嚴厲訓斥，學生或面容死灰，或展示臭臉。禮堂也許夠大，但空洞冷漠，校外人士演講像例行公事，老師學生都提不起勁，當作規律化儀式的一部分。

當然，也有無數次，遇上校風良好的學校，學生走進禮堂一刻，你會感到朝氣勃勃，看到求知若渴的眼神，充滿好奇，笑容真切，問問題有反應，也許吵鬧，但全程投入；老師們也看得出充滿關愛笑容，融於學生群中，打成一片。

這天，邀約的老師提醒我，這學校很多同學專注力不足，請勿介意。

講座一開始，學生們超乎尋常地活躍，他們隨時舉手問問題，聽到笑點會開懷大笑，立刻與同學熱烈討論；我留意到，有很多關切的眼神，明顯用心聆聽，還有一位同學，問了一個大學生也不曾問過的好問題。

也許這就是我仍然會到中學演講的緣由。文字的力量也許還有，面對面的溝通交流才夠實在；喧鬧聲中，大聲疾呼新聞自由，哪怕只有一人在聆聽。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每星期有三日開六合彩，每次投注總額起碼幾千萬，如果是金多寶期數，投注額過億半。根據 2017 年理工大學一份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的研究報告，61.5% 香港人有參與賭博，而當中 54.9% 有買六合彩，按推算大概二百四十多萬人。

這二百多萬人幾多人會中六合彩頭獎？大多數買彩票的人都知道自己不會中，但還是要買，好聽一點是買個「夢想」。六合彩不同賽馬。賽馬可以研究騎師 + 練馬師 + 馬匹往績，推算勝數，博彩有個譜。六合彩只有靠運氣，別無他想，可能正因為無需花心機研究，隨意填幾個號碼，甚至相信電腦不需用腦，富貴逼人來時自有美好將來，才那麼多人買，即使這個將來虛無飄渺。

按理大的研究報告，這些投注六合彩人士平均每月投注額 159.5 元。那是投注，不是投資，百分之 99.999 是沒有回報的。如果這些人當中有一百萬人，固定每月將十元投資落一個民主發展基金，一年就有 1 億 2,000 萬，培養政治人才制定策略支持競選經費爭取民主，20 年的時間，會有甚麼收穫？也許一樣虛無飄渺，但按每人計算 20 年才投入 $2,400，得來對整個社會的民主收益肯定好過 total lost。而一樣是買個夢想，在於是橫財夢抑或民主夢。

發夢冇咁早？

也許香港人寧願夾錢去讓不知是誰忽然富貴，一方面希望那個富貴是自己，亦不會願意定期投資民主。不是不想要民主，問題是這個「彩池」由誰掌管。掌管龐大金錢的運作，像六合彩那樣每期幾千萬投注額，香港人大概相信馬會多於相信特區政府掌管財政儲備。一個全民的民主基金支援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對抗泰山壓頂的黨國機器，更需要有公信力有想像力的人物組織，而非依賴個別政黨社團。說句老派民運人士不中聽的話，如果當年支聯會在六四後轉化為「支援香港本土民主運動聯合會」，花三十年時間，今日香港民主運動力量可能截然不同。如今有公信力有想像力的人物，正面臨牢獄；而一個政總行政處職員都可以指斥遊行標語「危害國家安全」的環境下，以支援本土民主運動為宗旨的全民民主基金恐怕未成立已被取締。

其實香港人在各個層面都有出錢出力支持民主，看元旦遊行人數少半守護公義基金也籌得 34 萬，傘後各種沙龍、放映眾籌也獲不少支持，如果有識之士結盟起來策劃一個可行的全民民主投資方案，累積資源跟專制抗衡，每月 10 元一票，香港人肯買的。

2018年，香港的公共空間發生了不少大事。一方面，我們看到民間繼續發揮監察的作用，甚至能參與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的設計。但另一方面，旺角西洋菜南街「被殺」，而時代廣場亦入稟嘗試禁止街頭表演，足見我們在爭取公共空間的使用權上，仍有漫漫長路要走。

第十位：般咸道石牆樹被斬

地政總署張貼有關移除大樹的告示。 （圖片來源：香港01）

今年五月中，位於般咸道香港大學鄧志昂樓旁的兩棵細葉榕樹被斬。政府回應指鑑於樹木呈現健康和結構問題，同時與樹木相鄰的矮牆亦出現變形、裂縫和傾斜持續惡化等情況，不得不斬。一方面政府出面解釋已對樹木進行詳細評估，移除樹木乃各方案之中的上策，凌駕於保育條件的理據，以策安全。另一方面專家學者質疑政府對評估樹木準則的客觀性及其偏頗的「斬立決」結論，而媒體社會大眾對事件所關注的，並不止執著於單一事件的處理手法，或孰是孰非的判辨，而是正在衍生對城市公共空間裏保育樹木的訴求，代表石牆樹對頒下的生死狀發聲。

石牆樹不但是香港獨有的城市景觀之一，自二戰之來，與市民風雨同路，石牆樹從來都是生命力的見證。隨著歲月的流逝，樹會老，石牆樹更可能難以無止境地撐著風吹雨打，包括在颱風「山竹」襲港後，大樹被連根拔起，或許樹總有退下來的一天。舊日光景不再，但重點是石牆樹被斬帶來的社會迴響，例如對政府編製《古樹木名冊》中提出準則分類中「具有文化、歷史或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有更廣泛丶更高的要求。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以樹喻人，意謂培育社會人才乃長久之事，香港人對城市樹木的守護，亦是當下歷久不衰的責任。

第九位：大媽舞進駐天星碼頭

「大媽」在天星碼頭對出空地演出。（圖片來源：拓展公共空間）

今年七月旺角「殺街」後，不消一個周末，於旺角回復安寧之際，「大媽團」已經另覓表演場地，轉戰尖沙咀天星碼頭、中環碼頭、油麻地廟街等。其中於尖沙咀天星碼頭，因噪音不斷滋擾，影響到附近商戶生意大跌；大媽的聲量亦蓋過了本來於附近表演的表演者，有表演者向大媽提議跟從每二十分鐘輪流表演的慣例亦不被接納。有團體發起「光復天星碼頭」行動踩場，高叫口號以求驅趕大媽，雙方發生口角引發混亂，需要警方維持秩序。數個「大媽團」後來表示，因害怕再有光復行動，已遷離尖沙咀碼頭另覓表演場地。

一刀切「殺街」後，仍然無阻高聲浪的表演團體遍地開花，反映政府有必要規管街頭藝術表演，否則「殺街」、不斷驅趕等方法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然而過分的規管會扼殺表演者的生存空間，政府需妥善考慮如何於規限與孕育藝術表演之間取得平衡，例如設立行之有效的發牌制度，令各式各樣的表演者，包括大媽團體都能覓得適合的表演場所與知音人。

第八位：葵芳山墳公共藝術惹爭議

葵芳「山墳」公共藝術品現已被拆除。（圖片來源：香港01）

今年四月底，發展局在未有諮詢區內坊眾的情況下於葵芳新都會廣場及葵涌廣場之間的安全島上安裝了一件「城市藝裳公共藝術比賽」的藝術品，作為慶祝回歸20周年的活動之ー。這件作品原意是供街坊坐在地磚伸延的斜坡上休息，可是因地點在馬路中間、設計上不歡迎街坊使用，再加上「請勿攀爬」的標示牌，行人多匆匆略過。此外，因這件藝術品外貌酷似山墳，並遮擋了駕駛者視線，遭街坊經區議員投訴下，於兩個月內便告拆除，耗資接近85萬元。

藉由公共藝術提供更多公共空間原是好事，但政府由整個設計、選址、建造過程是否能增加透明度，甚至讓公眾更多參與，以營造一個公眾滿意、有歸屬感並且會共同使用和管理的空間，以致資源能更妥善使用呢？公眾參與雖然需要於籌備過程中投入更多資源及時間，但比浪費公帑建造一個不合宜的公共藝術品或許來得更有效。

第七位：城皇街百年石梯被髹上黃色防滑油漆

城皇街石梯邊沿被髹上黃色防滑鋼砂條。 （圖片來源：中西區關注組）

逾百年歷史，位於上環的城皇街石梯，由山上的堅道開始，一直沿山而下途經永利街、必列者士街及荷里活道。石梯以花崗岩建成，擁有過百年歷史，亦是孫中山史蹟徑第九號景點。今年12月16日，由堅道到永利街一段石級邊沿突然被髹上黃色油漆。中西區關注組發言人羅雅寧表示工程未有經過任何諮詢，且手工粗糙並有砂粒鬆脫，更對花崗岩的石梯造成嚴重破壞。路政署回應稱該工程為石梯增設黃色防滑鋼砂條以改善樓梯的整體狀況。惟因應市民關注該工程對於石梯帶來的影響，署方已指示承建商暫停上述工程，並會與有關人士商討。

事件反映政府在提供安全步行環境需要因地制宜並且注意文物保育，在開始同類型工程之前應仔細檢視是否涉及任何具歷史價值的文物。同時間引入一些兩全其美的方案，既可以為區內的同類型石梯提供防滑功能，同時間不影響石梯的歷史價值。另外亦反映政府部門於地區的諮詢工作不足，導致今次事件發生，因此日後各方政府部分應加強諮詢工作以了解市民對相關工程的觀感，同時因應居民的意見作出改善。

第六位：全港公共空間審計結果出爐

拓展公共空間的研究團隊為全港93個私人發展公共空間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審計。（圖片來源：拓展公共空間）

今年拓展公共空間（HKPSI）研究團隊於2018年6月至9月為全港93個私人發展公共空間（POPS) 作出審計，以暢達性、環境與設施、公眾使用、及鼓勵社交為準則作出評分，並撰寫審計報告公開予大眾查閱。此審計目的旨在評估現時POPS的質素及其改善空間。結果發現，今次審計中大部分POPS的表現評分只有2.7/5，數據顯示POPS未能以用家為重，造成公共資源浪費；現時發展局對於POPS的設計及管理指引未能確保休憩空間質素，部分POPS的指示及不夠清晰，未能照顧不同能力的用家需要，空間設施亦不夠多元化，景觀質素有待改善。

理想的公共空間環境舒適，設施管理完善，容易到達，自由度高，吸引不同用家願意逗留及進行社交活動。HKPSI期望藉著今次對POPS的審計，讓大眾理解POPS對於日常生活緊密的關係及重要性。同時，HKPSI亦期待日後政府對於POPS的選址及空間管理等有更明確的指引或規管，以提升POPS的質素，為市民帶來福祉。

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審計報告

第五位：香港首個共融遊樂場於屯門公園開放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已於12月初啟用。園內有不同類型的滑梯，適合不同身體狀況的兒童暢玩，並有色彩繽紛的觸感牆，刺激兒童的感官。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公報）

今年12月，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正式開幕。這個不單是全港首個共融遊樂場，亦是首個含參與式設計元素的公園。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的設計概念源於2015年由智樂遊樂場協會（智樂）、香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香港園境師學會舉辦的「共融遊樂空間設計概念比賽」，旨在倡導共融遊樂，促進為所有兒童而設的真正共融的遊樂場環境。康文署和建築署以比賽得獎作品為藍圖，以先導計劃形式推行。設計過程中，政府與智樂合作，邀請一群來自具不同需要的屯門區兒童成為遊樂場專員，協助設計及測試遊樂設施，深入了解兒童因應自身需要對於遊樂設施的喜好和考量，以此設計真正能回應用家需求的公園。其中包括兒童對於玩「沙」和「水」的喜好、滑梯材質如何影響使用人工耳蝸的小朋友、怎樣的顏色和圖像更受兒童喜愛等。

香港的公園遊樂設施經常被評價為「罐頭式」，即是一式一樣，雖然安全卻不能回應不同社區的兒童需要，對兒童來說吸引力有限。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則打破了這個傳統的模式，將「參與式」及「設計思維」首次帶進了公園設計之中。儘管是次的參與式設計未必能最大限度地給予使用者設計的自由度，但作為先導計劃，已然是成果斐然，成功展現了社區參與在社區遊樂設施建設的重要性。若以此為基點，讓政府和社區持續合作，建立信任關係，也未嘗不可能進一步推動社區參與和使用者為本的公共空間設計和管理模式。下一步，也許就是政府踏前一步，拉動市民的參與，儘管遇到實施上的困難也應如實溝通共同解決，讓真正的使用者能成為公共空間發展的決策者之一。

第四位：五大學會反對元朗明渠上建天橋

擬議元朗明渠上蓋行人天橋。 （圖片來源：路政署）

今年六月，路政署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7億850萬元，主要在元朗明渠上蓋興建長約540米、闊6米的有蓋行人天橋，以改善現時元朗市中心的行人路擠迫的問題。

擬議工程在社會引來極大迴響。五大專業學會，包括建築師學會、規劃師學會、園境師學會、城市設計學會和測量師學會，更罕有聯手反對。他們質疑工程並非物有所值，無助解決行人路擠迫問題，而且會破壞城市空間。其中四大學會提出替代方案，建議縮少天橋規模，並擴闊明渠兩旁行人路，造價可減至約9億。在公眾壓力下，政府在10月從財委會議程中抽起元朗行人天橋項目再作研究。

當政府在推廣宜居、善用社區藍綠資源的概念時，建十年如一日的天橋而漠視整體的城市環境去改善交通問題不會是社會能接受的方案。或許政府未來可換另一個角度去整合社區資源和重塑步行環境，提供有質素的公共空間。

第三位：政府關閉公民廣場被裁違憲

有市民在公民廣場示威。（圖片來源：拓展公共空間）

拖拉四年後，法庭還「公民廣場」作為公共空間的功能一個清白：2014年政府將政總東翼前地加建高欄，不但限制廣場用作公眾集會或遊行的時間，更需要通過申請及獲得行政署長的批准。今年11月，高等法院裁定政府施加有關限制不合比例，做法違憲，政府回應會研究判詞，並檢視機制及指引有否改善空間，繼而於12月13日就判決提出上訴。

另反觀於2017年年底，政府高調宣佈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其實僅指恢復它作為政府總部的車輛通道及上落客地點，以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訪客及職員的通道，而用作公眾集會及遊行的安排並無改變。當政府以一如既往的論調：政策措施已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以平衡尊重市民表達意見權利時，保障政總有效、安全及順利運作，而法院的裁定判詞中，釐定政府作為土地擁有人應充當的角色和責任，以政府私人土地為大前提和原則，繼而剝奪市民表達言論及集會自由的非常基本權利是錯該理解法律、不適當及違憲的，而合理性的尺度是需按相稱比例測試 （proportionality test）。

就政府的上訴，相關的法律觀點及具體量度標準固然有待讓法院進一步釐清，而法院的裁定亦同意政府可以為公民廣場訂立使用的限制及條件，當下值得深思的是，法律已賦予且確立公眾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公共空間的使用規則應如何訂立？ 政府該如何回應市民的期望？

第二位：時代廣場入稟禁止街頭表演

街頭表演者在時代廣場表演，吸引不少市民圍觀。 （圖片來源：拓展公共空間）

時代廣場地面的公共空間一直是不少街頭表演者的聚腳點。唯時代廣場於九月尾入稟高等法院，以滋擾和阻街為由，控告音樂平台「City Echo」創辦人李冠傑及其他於地面公共空間演出的街頭表演者，並要求法院宣布街頭表演不屬於公契所指的「靜態康樂活動」（passive recreation）。高等法院隨後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所有人在露天廣場範圍進行街頭表演。訴訟仍在進行中，法院最後會否頒下最終禁制令仍是未知之數。

在詮釋公契時，到底應如何界定「靜態康樂活動」？時代廣場一方呈交了一定的證據顯示街頭表演者的音量一度超過90分貝，從而證明表演者違反了公契中「靜態康樂」的條款。然而，以禁制令的方式「一刀切」禁止所有類型的街頭表演，又是否最合適的做法？公眾在私人發展公共空間（privately-owned public space, POPS）的使用權再一次受到挑戰，不禁令人再一次深思：業主在保障其業權同時，如何能確保公眾的表達自由及藝術自由不受損害？

第一位 : 旺角行人專用區殺街

7月29日為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最後一天，吸引不少市民圍觀和拍照留念。 （圖片來源：拓展公共空間）

自2000年啟用的西洋菜南街旺角行人專用區為香港街頭文化的重要標誌之一，唯近年因「大叔」和「大媽檔」表演而引起的巨大聲浪，令居民和商戶長期備受噪音滋擾。即使在2014年1月起，行人專用區縮減開放時間大幅減至2日，但「鬥大聲」的情況仍未有改善。在今年五月，油尖旺區議會以大比數通過取消旺角行人專用區動議。更甚的是，在西洋菜南街起家的樂團C AllStar成員梁釗峰，也支持「殺街」做法。行人專用區在7月29日結束運作後，有行人大讚比以往舒適不感覺擠迫，但同時亦不少市民對西洋菜南街「被殺」感到可惜。「大媽」歌手則在「殺街」後改到尖沙嘴碼頭和中環海旁一帶表演。

「殺街」一事反映政府推動街頭藝術時，也應有責任設立公平公正的發牌制度，除了可提高表演者的水平外，亦可以讓市民能夠對街頭藝術提升信任和接納。若政府繼續無視一拖再拖，只會將問題轉移至其他地區外，更令街頭藝術負面標籤為「滋擾」行為，讓人反感，變相趕絕真正推動本土藝術發展的演藝者，引申至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亦禁止街頭表演。而「殺街」亦同時影響民間和政治團體舉行論壇的權利，結果讓行人專用區未能有效善用，功能變成只得一條給人路過的通道。

根據政府公告，社會福利署將於二月一日起，將提高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由60歲至65歲。我們十分擔心修訂會削弱現時的社會保障，令有需要人士更加貧窮，對是次特首一意孤行，不理公眾及議員一再反對，更在本月10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會上，「老屈」立法會贊成收緊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至65歲，我們對此深感憤怒。

不應無理削減長者的保障金額

推行此改革後，未來大部份60至64歲有需要人士只能申領成人綜援，基本金額比長者綜援少約一千元，更未能獲得現時各項健全成人無法申領的特別津貼（例如租金按金津貼、醫療津貼等等），金額平均相差近二千四百元。現時綜援的金額乃是按市民最基本生活開支而釐定，政府現時在未有清晰調查和計算60至64歲人士的生活所需下，便貿然削減金額，這必影響他們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

長者需要較高資產應付生活所需

現時長者綜援的資產限額較成年人高出近一倍，背後的理念是考慮到長者有更多機會需要透過儲蓄應付日常的緊急需要。然而，在新措施推出後，60至64歲的長者領取綜援時便只能保留較少資產，削弱了他們的生活保障。

60至64歲長者難以就業

林鄭月娥提出收緊領取長者綜援資格，目的是配合人口政策延遲退休年齡，然而現時年屆60歲或以上的長者要找到工作並不容易。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第3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勞動人口比率由50至54歲的78.5%下降至60至 64歲的47.6%，反映60歲或以上人士因各種因素仍未普及地參與勞動市場。

部份長者的體力未必足以應付市場要求的工作量，而很多60至64歲基層長者所患的長期病，在現存的醫療評估機制下會被當作健全成人個案處理。另一方面，社會對聘請年長人士仍存不少顧慮和歧視，包括質疑應徵者的能力、憂慮年長成員保費高、擔心年長人士發生意外會影響公司等，即使有勞保亦不敢聘用。

因此，現實情況是長者因未能就業而需要尋求綜援支援，透過收緊領取綜援資格而增加長者的就業意欲，是言過其實，更是本末倒置。

政府未就有關建議諮詢市民

收緊長者申領綜援年齡，是改變綜援制度的重大政策，然而政府卻未有就此進行公眾諮詢。我們更擔心先例一開，政府日後會在未有諮詢長者及市民的情況下，收緊長者領取其他社會福利的年齡限制。

我們的嚴正要求政府須立即擱置收緊長者綜援資格的決定！

在1月16日的立法會會議，邵家臻議員將動議「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議案，指出綜援申領人獲得的援助金額未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改善綜援計劃。張超雄議員亦會提出修正議案，要求「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因此，我們希望在立法會會議討論有關議案前，收集市民的聯署，並在當天的會議上，將民間的聲音帶給特區政府。

發起團體：張超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邵家臻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聯署連結

這套《哥斯拉：噬星者》是什麼垃圾來的？原本頭兩集好地地打怪獸，第三集竟然變成悶藝說教片？Netflix不知食錯了什麼藥，讓虛玄淵寫出如此亂來的劇本。頭四十五分鐘文戲齋講，還要是不知所謂講無厘頭宗教，神棍星人想昆主角入教自願獻身。好，我抱著極大的耐性，悶到打瞌睡了兩次，終於等到哥斯拉酥醒，神棍星人召喚出三頭龍，心想兩頭怪獸大打一場。

下文有戲透，其實也沒有多少戲情可言，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透。

結果呢，哥斯拉成場企定定，只是得閒放兩炮。三頭龍是什麼異次元邪神，只有物攻擊哥斯拉，哥斯拉的物理攻擊完全無效。最低能是基多拉的本體只在幻想世界黑影出場，三頭龍變成三條金色大蛇，戰鬥亳不緊張全無迫力，要靠路人科學家旁述解話。很明顯劇本亂寫一通，導演擔心觀眾看得一頭霧水。上集舖好伏線以為摩斯拉會落場打，原來又只是幻想世界出場客串當路人。哥斯拉點打贏三頭龍呢？原來靠主角同神棍星人吹水，孖女心靈感應為他召魂，殺死了神棍星人，三頭龍就自己消失，這是什麼鬼的大決戰？

虛玄哥，你想講大道理，可以寫論文，不用寫劇本，況且那些大道理，怎看也似是癈話。人類發展科技文明，孕育出哥斯拉毀滅世界，只有退回當原始人，才可以與哥斯拉和平共存。第一二集至少還有人定勝天的決心去爭扎求存，到了第三集變成苟且偷好了，做原始人也沒有什麼不好。主角就算帶著機械人自殺，也不過是把延遲人類文明的復活，科技文明遲早會重新發展，跨不過哥斯拉的考驗，人類不會有未來。

另一邊廂神棍星人更完全鬼扯，什麼宇宙最後全都回歸寂靜，所以不如召喚出三頭龍來滅世。就好像說人的壽命有限，不如今天就自殺喇，還勸其他人陪他自殺，橫看豎看都是不拆不扣的邪教。神棍星人信歪理毀滅世界，當他是一般邪惡博士亂嗡就好了，但主角的回應卻軟弱無力，應該很有氣勢很熱血地嗆回去才對嘛，求其喊幾句人性希望之類，反正都是無厘頭對無厘頭，認真你就輸了。

我對Netflix的動畫越來越沒有信心，只是打頭炮的《BLAME！》好看，其他平平無奇的行貨已經算好，至少娛樂性豐富看得開心。這種曲高和寡懶藝術的動畫，老實說我不懂欣賞。

原文連結

日前，律政署在不外聘大律師，諮詢其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決定不就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涉嫌收受UGL款項一事提出檢控。眼見如此不公的決定，我們作為民選區議員，實在責無旁貸為民發聲，堅守法治精神的底線，故於1月15日的區議會大會提交動議文件（見附件），要求律政司司長公開整個檢控程序，尤其為何不選擇外聘大律師，諮詢其進一步的法律意見，及要求香港政府維持司法獨立。

遺憾的是，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張永森至今仍未就這份文件作出批准，稱需要再作考慮。我們對張主席的決定深表遺憾，及表示強烈不滿。提交文件是民選議員的天職，尤其此議題兹事體大，關乎香港司法獨立的核心價值。我們認為張永森主席的決定，不但忽視民選議員為民發聲的權利，而且自我閹割議會發聲權利，削弱議會平台的基本功能，故對其行為表示強烈的抗議及遺憾。

我們現要求張永森主席盡早作出安排，讓議會可以恢復真正議事的功能，尤其為香港人的大是大非，站在公義的那一邊。

深水埗區議會泛民主派議員
2019年1月11日

左起：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主席吳敏兒、總幹事蒙兆達、研究幹事方約恆

政府在去年初向勞資雙方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構思方案，建議以劃線形式取消強積金對沖，即在指定日期後，僱主不能再以供款抵銷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職工盟今日和傳媒茶聚，批評方案是魔鬼在細節，包括僱員在劃線前的年資和遣散費均會付諸流水，對工人嚴重不公平。

總幹事蒙兆達舉例，工人在劃線前年資為10年，劃線時的月薪為$15,000元，如按政府建議的以劃線時月薪計算，劃線前的年資遣散費為$100,000元，但職工盟建議應維持以離職時月薪計算，即$120,000元，相差達2萬元。

此外，政府又建議，僱主在劃線後可以用全數供款及投資回報對沖劃線前年資的遣散費。職工盟批評，此舉是剝削工人，建議僱主不得以劃線後供款及投資回報對沖劃線前年資遣散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兩星期前曾到職工盟講述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但雙方不歡而散。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市民一聽到（取消強積金對沖）就覺得係好事」，但實施時卻有大問題。她表示，假設方案2022年通過，在2024年作劃線及實施，「人工喺劃線前後必然一定有不同，2024年前的年資仲會無哂，點好呢？」

吳敏兒又不滿，政府在介紹取消對沖方案時，沒有對坊間解釋清楚細節，令工人有很大的誤解。她希望當局不要「昆」市民，強調所謂的取消強積金對沖不是咁正的事。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重申，取消強積金對沖絕對不是「便一天都光哂」，指針對劃線前被對沖的工人，政府只要多付400億元便能全數補貼。「政府淨係幫老闆諗埋未來，工人就要白白地犧牲。」

去年今日正值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一年過去，政府即將公布外判工人約滿酬金安排。李卓人坦言，社會對近年的勞工政策和羅致光的說法和細節不太清楚，所以希望對記者詳細解說。

李卓人引述羅致光的說法，稱「未搞掂取消強積金對沖，其他無得傾」，炮轟羅致光是不知所謂。他重申，職工盟希望能對各界，包括工人和議員詳細講述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的利弊。

記者：麥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