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在答問大會上，指提高領取長者綜援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是獲得立法會在通過財政預算案時一併支持。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對峴政府的做法感到震驚，但稱在2018年4月11日的會議上已提出質詢，詢問到會否維持在65歲，重申民建聯並不支持。梁志祥對林鄭月娥說法不滿，稱會繼續向勞工及福利局抗議。

翻查財政預算案總目170「社會福利署」一項，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第三項正是「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該年度的撥款條例草案在去年獲43票通過。

記者追問民建聯當時是否「看漏眼」，梁志祥沒有正面回應，稱因為避免陷入財政懸崖「被迫成份通過」。被問到林鄭月娥是否拖建制派落水、有否感到「中伏」，梁志祥只表示政府必須重新諮詢。

柯創盛表示，民建聯由2017年至今一直反對，始終如一要求將申請長者綜援的年紀維持在60歲。他斥政府從來沒有諮詢長者，認為不能接受。

民建聯將去信政府，要求當局在推行政策前先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葛珮帆則認為林鄭月娥的說法不公平、「屈建制派」，「特首掌握唔到事實真相囉」。她質疑勞工及福利局沒有清晰反映議員及市民的聲音。

陳克勤強調民建聯支持財政預算案是避免財政懸崖，他們一直反對提高申請長者綜援的年齡，「呢個係事實」。他認為今次的政策是政府未能了解到長者及在職貧窮的生活實況，強調不應將政策放進財政預算案中，「咁樣綑綁，對議會同市民都唔公道。」鄭泳舜則稱過去一星期收到不少長者的意見，詢問為何被削減綜援。

在等候邵家臻及張超雄完成回應時，葛珮帆詢問其助理「依加點搞？有無得停，好似無」。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在2018至2019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由2月1日起提高領取長者綜援年齡為65歲。林鄭月娥今早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稱預算案是由議員所通過。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及張超雄在會後見記者，批評林鄭月娥的說法是「老屈」及拉議員落水。

邵家臻指出，整個2018至2019年財政預算案總目920頁中只有797頁的一小段提及相關措施。他批評林鄭月娥並不認識《基本法》及公共財政條例，因為立法會議員只能支持削減開支，但不能要求政府增加，強調是立法會議員權力範圍的限制，斥林鄭月娥是「老屈」議員。

工黨張超雄則表示，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早前曾通過反對收緊綜援，重申這才是立法會的立場。他批評，曾多次要求林鄭月娥增加安老院舍服務，但對方諸多藉口，而在削減綜援卻是非常簡單。張超雄認為，林鄭月娥應「返去好好檢討」，指對方是「屈老」，老人家在其所謂新政下，面對更嚴峻的貧窮問題。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在去年2月12日曾開會，張超雄當時在會上指出，由於有市民和不同政黨都反對該政策，要求政府應撤回。委員會的主席邵家臻議員及副主席鄺俊宇同曾詢問當局會否就該政策進行諮詢。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回應時稱，新政策由上屆政府制訂的，沒有任何補充。

此外，邵家臻和張超雄均承認有可能是看漏了相關內容，但重申議員不能阻止政府削減開支，「議員係無權增加返開支」。被問到進一步行動，邵家臻表示，將聯同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去信政府，要求剎停計劃。

翻查2018至2019年財政預算案的投票紀錄，建制派中除了謝偉俊和田北辰不在席，其餘都投下贊成票。在民主派議員中，民主黨、葉建源投棄權票，公民黨、議會陣線和鄭松泰投下反對票，而楊岳橋、邵家臻和張超雄則不在席；醫學界的陳沛然同投贊成票。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民主黨涂謹申跟進UGL案，批評律政司不索取獨立法律意見，問林鄭是否「迫市民同你告一段落？」林鄭則稱律政司作獨立的檢控決定受《基本法》保障，她不能干涉。

民主黨涂謹申批評律政司鄭若驊，不就是否檢控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索取獨立法律意見，詢問林鄭月娥是否想「迫市民同你告一段落？」林鄭月娥則回應稱《基本法》規定檢控決定由律政司負責，無法回應。她指律政司亦是資深大律師，需尊重其專業決定。

涂謹申追問林鄭會否請律政司重新考慮外判獨立法律意見，她回應指她認為屬干涉律政司的決定，「我係唔會做」，但她稱她能做的是提醒律政司考慮社會觀感的「公關意見」。

熱血公民鄭松泰詢問政府是否正式採用的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就利益衝突的標準，即沒有利益輸送就不需申報，成為日後公務員的標準。

自由黨鍾國斌指，政府擬只就每名業主一個物業退回差餉，但事實上擁有多個物業的業主往往是持有租予中小企的商業辦公室，退回差餉實際是令中小企受惠。林鄭月娥認同，並「借題發揮」指限制退回差餉物業屬議員提議，暗指議員很多時未深思熟慮，表明可以「唔做」。她又借機推銷「三隧分流」方案，指不少運輸專家亦同方案。

答問大會首名發問的議員是陳凱欣，她促增加公營醫療資料，做好社區預防。陳凱欣發言一分鐘仍未提出問題，要主席梁君彥提醒。工黨張超雄促會否改善長期照顧服務，林鄭月娥指現屆政府一直跟進，只是土地及人手不足。

記者：麥馬高

文：陳章明（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近日審計署發表報告，指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轄的場地，在無障礙設施方面有不足之處。另外，建築署為提升無障礙設施的施工亦出現延誤情況。審計報告再度喚起大眾關注本港的無障礙通道與設施，是否切合殘疾人士需要，讓他們可暢通無阻地前往各處。然而，殘疾人士需要的又豈只是無障礙通道和設施，我們有否想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視之為例行公事或平常不過的事情，對殘疾人士來說都充滿挑戰和障礙。

殘疾人士享有平等權利參與會議

最近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便收到有關殘疾人士參與會議的查詢。相信不少市民都有投資股票，曾被上市公司邀請參與定期舉行的股東大會。不少股東大會的通告中，一般只列載會議舉行日期地點，還有決議事項，對於會議場地的無障礙設施卻隻字不提。倘若舉行股東大會的企業集團選擇了欠缺無障礙通道的會議場地，那麼坐輪椅的殘疾人士便無法前往參與會議，無法行使他們作為股東的權利，包括選舉董事、參與討論集團有關分配股份的建議等事項。這明顯令殘疾人士蒙受不利。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26條，任何提供貨品、服務或設施(不論是否為此而收取款項)的人，如拒絕向殘疾人士提供貨品、服務或設施，或在提供有關貨品、服務或設施的條款、條件或方式上歧視殘疾人士，即屬違法。以股東大會為例，舉辦會議的企業集團可被視為提供服務或設施的人。假若有關集團選擇了缺乏無障礙通道的會議地點，令坐輪椅的殘疾人士未能前往；又或患有聽障的股東要求集團在會議進行期間提供手語翻譯但遭到拒絕，那麼有關集團可能已違反《殘疾歧視條例》，令殘疾人士蒙受不利，除非該集團可證明，提供有關貨品、服務或設施對集團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

針對以上情況，平機會去年10月向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發信，澄清有關法例的要求，並建議主辦會議的公司可在發出會議通告時，透過回條詢問股東或被邀請的人士是否有特別需要，以便作出相應安排。秘書公會已將平機會的信件轉發給通訊錄內超過1萬名會員及相關人士。平機會感激秘書公會透過其網絡，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維護殘疾人士參與會議的平等權利。

除了企業的股東大會，其他公開會議如論壇、研討會以至居民諮詢大會的主辦機構，亦應為殘疾人士提供便利措施，好讓他們能參與會議，獲取資訊、分享和交流意見。

政府有責任移除殘疾人士生活上的障礙

事實上，殘疾人士既為社會一分子，應如其他人士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全面參與社會，包括暢通無阻地前往城市的不同角落，享用各種公共資源，發掘社會新事物，獲取資訊，還有滿足身心各種需要如進行休閒及體育活動。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9條便訂明，「政府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士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以及享用向公眾開放或提供的其他設施和服務。」香港作為公約的締約方，有必要履行責任，移除殘疾人士在生活上面對的障礙，讓他們可獨立地生活及充分參與社區。

然而，目前殘疾人士在本港社會面對無數有形和無形的障礙。對於一般人來說最簡單、平常不過的事情，對殘疾人士而言卻要克服重重關卡。我們較常聽見的是殘疾人士在交通、設施上遇到障礙，還有就業困難，卻忽略了原來殘疾人士在生活的其他層面亦受到不少限制。以簡單的休閒活動如觀看電影為例，坐在輪椅上的殘疾人士只可選擇設有輪椅位的戲院，但曾有調查發現，六成提供給輪椅人士看電影的設施及位置不合格，有些更被編排到最貼近螢幕的第一行，又斜又側，影響觀感。

對於視障人士來說，選擇更少。現時口述電影，即輔以影像和情境描述的電影在香港還未普及化，而大部分戲院亦沒有視障與聽障的輔助裝置，視障人士若想在戲院觀看口述電影，只能選擇民間團體和電影公司預先安排的特別場。今年有戲院開始提供聽障與視障輔助裝置借用服務，但院商表示，即使有耳機輔助，片源卻成為最大難題，因為電影公司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願製作口述聲軌。

另外，殘疾人士進行體育活動亦要克服場地預訂、運動器材不合適等困難。最近有不少關於本港缺乏沙灘輪椅的媒體報導，亦帶出殘疾人士想體驗陽光與海灘，原來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主流社會忽略殘疾人士觀點和角度

無可否認，殘疾人士在參與活動上面對重重限制和障礙，而這些限制不止來自他們身體功能受損，而是社會的制度、環境，還有普遍人的態度。無論是在制定政策、設計產品或引入服務時，大部分人仍是以主流社會的觀點和需要來思量，而忽略了殘疾人士的觀點和角度。要建立真正無障礙的社會，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思維模式，打破「殘疾」與「健全」兩者之間的壁壘和分界，例如在設計產品或裝置設備時，我們應考慮不同人士包括長、幼、傷、健的需要，而非只供給「殘疾」或「健全」人士使用，而這亦是「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概念，即能讓所有人都可公平地使用的全方位設計。

平機會建議引入為殘疾人士提供便利的責任

為了推動殘疾人士平等地參與社會不同範疇，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中，建議於《殘疾歧視條例》中引入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便利（即合理遷就）的規定，適用於現時法例的所有範疇。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條，「合理遷就」是指「根據具體需要，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必要和適當的修改和調整，以確保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5條又訂明，「為促進平等和消除歧視，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步驟，確保提供合理遷就。」

甚麼是合理的便利措施呢？舉例說，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書寫困難，考試時學校作出特別安排，允許延長他的作答時間；又例如曾患精神病的僱員需要在下班後前往覆診，僱主遂免卻他夜班工作。這些都是便利措施的例子，目的並非製造不公平，而是要移除殘疾人士面對的障礙，讓他們可在公平的基礎下接受教育、工作及參與社會。現時不少地方如英國、澳洲和歐盟等，已在有關法例中引入提供合理便利／遷就的具體責任，平機會衷心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並接納有關法例改革。

事實上，香港人口正急速老化，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數在未來二三十年將大幅上升。不論是機能衰退、缺損或失去功能也好，在可見的將來，總有一個你、我、他在附近。當「殘疾」不再是社會一小撮，「健全」不再是社會的常規，我們必須改變現有的政策與運作，把無障礙成為社會發展和制訂政策的大方向。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可真正共融，持續地發展。

2019年元旦，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遊行，大會公布有5500人參加。在香港，一場社會運動參與人數多寡，無論是以集會、遊行或佔領形式，往往是輿論焦點和評論員的「快餐」：參與人數多可論為民怨高企；參與人數少又可解讀為政府施政良好，或是民眾厭倦社運。

這種分析社會運動的視角，其實隱含兩個預設：一、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官民之爭，民眾以運動手段向政府表達不滿，試圖改變不得民心的政策或法例；二、衡量社會運動成效，關乎參與人數多寡，亦是政府會否改變決策的因素。

這個分析視角，也許會窒礙我們理解社會運動其他重要價值。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 Donatella della Porta 和 Elena Pavan 曾發表一篇論文，藉研究近年歐美的佔領運動，指出社會運動所生產、傳遞和實踐的知識，構成了當代「進步社運」（progressive activism）的意義。

首先，她們所指的「進步社運」，並非近年盛行的右翼民粹主義，而是指爭取全球正義及融和弱勢的運動，例如佔領華爾街掀起、反對政府削資（anti-austerity mobilization）、團結難民和反對網絡性別暴力的運動等。這些運動不止於在街道或廣場示威，還成為具有新意的民主實驗室：運動參加者創造了集體空間，供他們再思何謂民主，凝聚不同專長，建構新的思考模式和政治社會分析。故此社會運動對政治和社會變革的貢獻，不僅是達至政策或文化的變易，也在創造和傳遞有別於主流常識的另一套世界觀和政治想像以及實現之途。

社會運動生產另類知識

上述「社運生產知識」的理論集中在生產的形式與過程。那麼社會運動可以建構和生產什麼知識呢？兩位作者參考了前人的「認知實踐」理論（cognitive praxis），認為在社會運動過程所建構的空間，既供社運人士詮釋和挑戰官方、專業、習以為常的知識，亦為社運人士發揮創造力，實踐他們所認知的「宇宙觀」，即社會運動對世界的願景，以及對目前維持秩序的管治機器之態度；他們在社運中選擇、運用和可改良的技術，以及生產、傳遞和經驗新知識的組織運作模式。他們生產的知識，就是經其思想、經驗和實踐而來。

在社會運動的過程，參與者透過實體或社交媒體進行商討，連結不同個體的經驗和理想。這些個體的知識，經社會運動結合為集體的知識，定性該社會運動本質之餘，亦建構了集體身分認同。而且不同參加者和組織在社運過程互相傳遞資訊和共享資源策略，令一場社會運動可以接駁出更龐大的資源網，亦建構了集體的「行動網絡」（action network），凝聚不同關懷的社會運動。兩位作者常引用「全球正義運動」和「佔領波士頓」運動，他們舉辦的現場論壇讓參加者不止相互寒暄討論遠象，同時是商討實現另一個理想世界的具體策略。最終，一場社會運動可以生產出「另一個政治可能」（political alternative）的知識，它包含對現狀的批判，以及具體的另一套可行方案去克服現實的局限。這些在運動中生產的知識的素材，既來自專業界別，也來自承受不公正對待的弱勢群體，尤其是飽受性別和種族歧視者的在地經驗。

兩位作者認為，社會運動除了生產知識，亦包括傳播知識的過程。當社會運動建構出一套有別常識、對社會現狀的另類理解、拆解歷史迷思或嶄新的政治抗爭策略時，它無可避免與主流文化和知識及其背後的霸權產生衝突。故此，社運人士不妨以「激進教育」（radical education）傳遞社運生產的知識。但兩位作者認為這種有別主流的教育，相當非形式和隨機。在外國的基層運動，這種教育體現在參與運動的群眾嘗試組織、籌備社會行動，例如學寫新聞稿、單張、組織工作小組、計劃遊行示威等。在行動過程所得的個人經驗和反省，將成為運動的在地知識和民間智慧。無論如何，傳遞社運知識的價值不僅在其知識本身，也在賦權參與者。

創造社會藍圖的實驗室

Donatella della Porta 和 Elena Pavan 對社會運動之價值的見解，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理解進步社運。首先，我們除可以理解社會運動為官民對決外，也可以將社運視為開拓、創造另一套社會藍圖的實驗室。社運不止遊行集會，集體商討社會發展、透過行動生產新的思想、知識、願景去滋養大眾，也是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簡言之，社運的價值除了以行動與當權者角力，也在生產宏觀、有遠象的論述，從而改造思潮和習以為常的觀念。其次，既然社運的目標與價值不止於改變政策和法例，那麼衡量社會運動和社會行動的準則，是否只有參加者數字多寡？或者，我們除了關心數字，更應多關心遊行集會和其他形式的社會運動，能否逐步建立和凝聚跨界別的資源網絡，生產進步、在地的知識，衝擊、抗衡香港社會主流文化觀念，例如對政權大話連篇習以為常的態度、慣性歧視少數族群和漠視性別平等的意識，以及將法治與公義寄託在少數精英的依賴心理。

以上是曠日持久的工夫。但我們面對近年政治氣氛低落和民間運動迷失的情况，實在要有更寬闊眼光，不斷思索社會運動對社會的價值。

延伸閱讀：Donatella della Porta ＆ Elena Pavan（2017）, "Repertoires of knowledge practices: social movements in times of cri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2, No.4, pp.297-314.

本文原刊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七日《明報》

85名英國航空香港基地的空中服務員，於本年9月26日接獲公司通知，要求翌日到公司會面。英航近年雖連年錄得鉅額盈利，但仍積極以節省成本為藉口，先後關閉多個外地基地，並解僱當地員工。空穴來風未必無因，面對突如其來的會面通告，各人雖已作出各種最壞打算，但究竟是減工時？減編更？引入外地同事？還是裁員？員工們對公司的舉動顯得忐忑不安。

結果，英航於會上宣佈關閉逾80年歷史的香港基地，解僱85名香港員工。同時，公司要求員工於三日內回覆是否接受賠償方案，並拒絕向員工解釋補償金的計算方法。這班為英航貢獻多年青春的員工，換來的卻只有三天時間，去考慮一個連自己也沒有權知道細則的補償方案。不少員工當場落淚，就正如英航工會主席吳敏兒所言︰「那不只是悲傷的眼淚，而是感覺不被尊重。」英航就只給予了三天時間，去抹煞80多名員工對公司多年的貢獻。如此涼薄的僱主，難怪能孕育出一個「好打得」的工會。

檢控英航，成歧視工會定罪的首例

英航工會予人「好打得」的形象，是從經歷過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中所累積得來的。而工會的成立，就正是由一場訴訟開始。2003年，英航單方面扣減空中服務員第13個月糧的三分一。為團結抗爭，員工們成立了「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90多名空中服務員於翌年入稟勞資審裁處，向英航追討欠薪，最終獲裁定勝訴。甫成立便初嚐勝果，為工會的團結打下了鞏固的根基，但槍打出頭鳥，工會同時亦成為公司打壓的對象。雙糧訴訟後不久，時任工會主席吳敏兒因以主席身分接受《蘋果日報》訪問被公司紀律處分。因此事，勞工處成功檢控英航歧視工會，並成為香港歧視工會定罪的首例。

越洋抗爭，成功爭延長退休年齡

除此之外，英航工會更成為第一個透過越洋訴訟爭取權益的工會。2006年，工會入稟英國勞資審裁法院，控告英航的退休政策違反當地剛通過的年齡歧視條例。經過長達6年時間的訴訟，英航最終於在終審上訴前「跪低」，將香港空中服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案中合共24名年過45歲的空中服務員得以復職。

這場官司完全體現了國際工運團結的精神，因當年英航工會得到英國運輸工會Unite的法律和財務支援。而是次英航大裁員，英國工會BASSA及Unite得悉後隨即為香港同袍發網上眾籌，共籌得100萬元。除團結國際工會之外，英航工會亦積極與本地同業工會合作，並於2016年成立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空總），團結國泰、龍的空中服務員工會，為爭取共同議題奠定基礎。日後更成為「行李門」中，守護航空安全的大旗手。

隨著香港基地的結束，英航工會的歷史任務亦即將完結。但英航工會多年來所成就的多個第一次，經已寫下了香港工運史冊重要的一章。

好多職場爸爸媽媽，其實心願好簡單，只希望可以兼顧工作和家庭，不用被拉扯到不似人形。特首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公佈修訂現行《僱傭條例》，增加產假及侍產假日數，這是否如政府所言，體現了對家庭友善的重視呢？香港人不要做「井底之蛙」，家庭友善絕不止於此，本期《工盟團結報》為大家介紹政府新修例內容，亦比較了不同國家實施家庭友善的經驗。環顧香港企業家庭友善政策的落後狀況，正好反映了政府保障有多貧乏，我們訪問了兩位受僱於大企業的僱員，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在這個如此富裕和繁華的國際城市，共聚天倫這件平凡事，為何會變得好像難過登天？

大企業家庭友善政策落後　新手爸爸請一月無薪假照顧妻兒

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前理事 Wallace 的太太，今年8月中剖腹誕下囡囡熙淳，重6磅多。

作為新手爸爸，Wallace 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餵奶、沖涼、換片全部要由零開始學習，慢慢習慣。雖然聘請了陪月幫忙，但都面對不少難題。

太太剖腹生產，留院四個晚上，身體一直較虛弱，復原時間亦較長。囡囡出世第一個月持續面黃，每隔數天便要回醫院檢驗黃疸指數，都是由 Wallace 抱囡囡往來醫院奔波。

跟不少初為人母的媽媽一樣，Wallace 太太產後因照顧孩兒而休息不足，導致奶水不足，後來更出了濕疹，向中醫求診後被勸不要繼續餵哺母乳。再加上囡囡的黃疸症狀，令太太經歷了一些情緒起伏。

由於僱主按法例讓員工只享有3天侍產假，Wallace 唯有請了一個月的無薪假，留家照顧太太和囡囡。他於復工後仍然感到不捨，擔心太太和囡囡的狀況，但侍產假和無薪假都用盡了，Wallace 都沒有其他辦法。

太太任職銀行，福利較好，已享有14星期產假，加上再申請年假，12月中才會復工。兩口子都上班後，囡囡就要交由將到職的外傭姐姐照顧。

由於僱主沒有實施家庭友善政策，Wallace 最多只能申請擔任即日來回的工作，間中也要早出晚歸，但仍然堅持每日親自替囡囡沖涼。

問到會否再追第二胎，Wallace 說除了家居空間不足的限制外，現職工作欠缺家庭友善政策的支援，亦令他對能否盡丈夫和父親的照顧責任感到疑慮。Wallace 表示，若僱主會為男性僱員放無薪假提供更大的彈性固然是好事，但代價卻是收入大大減少，要撫養多一個小朋友實在甚為吃力。

侍產假產假修例 造人要注意

懷孕合約工零保障 僱主不續約無違法

政府提出延長產假是天大好事，但有沒有想過，假如你是合約員工，可能會因為懷孕而失去工作？職工盟較早前接獲一名懷孕員工求助，例子反映《僱傭條例》存在重大漏洞。

周小姐任職於中國旅遊集團超過10年，多年來均以一年合約聘用，合約期為1月至12月。周女士於2017年3月確定懷孕，隨即通知僱主並告知預產期為11月21日。懷孕期間繼續工作，並如一般孕婦定期請假作產檢，公司及總經理並無表示任何不滿。11月8日，周女士身體不適，醫生要求周女士留院檢查，周隨即通知請假。豈料翌日便收到公司訊息，通知周女士不獲續約。其後得悉，原來公司是以「業務縮減」為由不與周女士續約。

然而，公司只是關閉了某一倉庫，於2018年初裁減了兩名倉庫保安員，何以需要裁撤2017年3月才晉升為物流業務總負責人的周女士？後來在職工盟協助下，周女士向平機會投訴懷孕歧視，在調查過程中公司卻反指周女士表現不佳，指責她「在會議中看手機」。

目前《僱傭條例》規定，員工通知僱主懷孕後被解僱，屬於「不合法解僱」，法庭可判僱主支付最高15萬的賠償。可是，假如懷孕期間不獲續約，卻不會構成「不合法解僱」。僱主只須付足產假薪酬，即可「合法」歧視懷孕員工。今天勞工零散化愈來愈嚴重，合約員工已經愈來愈普遍。如果林鄭月娥真的關心婦女權益，修訂法例堵塞漏洞，實在是不容再拖。

政策討論唔好齋吹 唔該商界擘大眼睇國際趨勢

「女性僱員在放產假的時候沒法工作，當然沒法對公司有貢獻，公司何來資源向女性僱員支付額外的報酬？」施永青腦細說這句謬論時，恐怕也沒有想過結果貽笑大方。

香港當前面對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的趨勢，政府估算勞動人口今年達到365萬後便會見頂，之後逐步回落。無良僱主往往只會獨沽一味，嚷著要擴大輸入外勞。這些短視近利之見，無視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政策，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及生育率已經是世界趨勢。

立法會秘書處去年做過一項研究，引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其成員國的女性就業率與生育率成正比關係（見表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工作環境支持生育以及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政策」。立法會的研究明確指出，隨著人口增長放緩及社會出現人口老化趨勢，全球不少政府均已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藉以提高女性就業率，但香港的情況仍然十分落後（見表二）。

為此悲嘆「來生不做香港人」未免顯得太消極，或許我們可拒絕落伍、積極發聲，要求政府及企業迎合國際潮流，為香港的下一代作出一 點承擔。

今季最受矚目的異色動畫，肯定非這套《哥布森殺手》（簡稱《哥殺》）莫屬，第一集哥布林強姦女勇者非常震撼，打破一般人心中那個純真的RPG冒險世界。《哥殺》改篇自網絡小說，原本開始只是一本正經地開玩笑，玩轉RPG世界的公式，當所有勇者目標都是打倒魔王，若果有一個專門殺哥布林（遊戲中最低等的怪物）的玩家，故事會如何發展呢？

故事舞台是非常典型的RPG世界，勇者去公會接任務，市鎮可以買武器補給，體力可以用魔法恢復。哥布林是最弱的怪物，單打的話初級勇者也可以輕易打敗牠。遊戲中玩家只會在初期遇上哥布林，而戰鬥畫面中也不過打三四隻。若RPG世界要現實合理化，哥布林連群結黨襲擊村落，總要有勇者去收拾牠們。

這套動畫令我聯想起另一套網絡小說改篇動畫《魔王。勇者》，同樣都是角色沒有名字，直接稱呼角色職業當名字。我們的男主角哥殺哥，就是一個專門獵殺哥布林的上級勇者。故事沒有什麼明顯主線，女主角祭司初陣遇上哥希林全滅，只有她被路過的男主角救了，然後兩人開始一起冒險專殺哥布林。後半部有新同伴，精靈，矮人，蚚蜴人加入團隊，然後一起殺死更多的哥布林。

故事非常富有獵奇色彩，不是講哥布林如何殘忍地殺死人類，就是講哥殺哥如何用各種奇謀妙計殺哥布林。故事也有交待哥殺哥的過去，為什麼他對哥布林這麼執著等等，不過其他角色全當當陪襯。十三集動畫分成五至六篇故事，觀眾仍然被各種新奇死法吸引，為哥殺哥的戰法而鼓掌。不過若果想要拍長篇的話，很難重覆玩同一條橋的變奏，觀眾不停看類似的東西遲早開始覺悶。不知小說後面有沒有主線故事，看《哥殺》感覺著在看處境喜劇，每章故事完結一切又重新回到起點，冒險完再冒險，接新任務殺更多的哥布林。

這部動畫在外國非常受歡迎，開正愛看動畫鬼佬的口味。《哥殺》在有限成本下，不論是打鬥，畫面，角色上，交出來作品的質素一點都不失體。哥殺哥這個角色很高調搶鏡，其他只有職業名稱的配角都恰如其份，RPG世界標準角色就應該這樣。另外女巫師的設定很有心思，她說話很特別要逐個字停頓，為了平時說話不會誤發動咒文。雖然動畫很好看，亦之後的故事也有原著小說，但我卻提不起趣興去看，只有話題性缺乏追看性，大慨是《哥殺》的最大弱點。

原文連結

【社聯頻道】

社聯獲花旗集團基金（Citi Foundation）贊助於2018年進行「眾設社區：青年設計師基層社區協作計劃」（計劃），為超過120位大專學生進行社區設計培訓。其中40位參與同學於2018年6月至10月擔任青年設計師，在設計導師及社會服務機構帶領下與基層家庭協作，最終為32個來自葵青、深水埗、屯門及灣仔居於劏房及寮屋的基層家庭共同設計與製作傢俱，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另外，他們與深水埗及土瓜灣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設計及製作了兩輛流動服務車，未來可於社區中不同地點特別為長者及婦女提供服務。

社聯於2018年12月假觀塘海濱花園舉行「理·地·想 - 基層生活空間協作展」活動，聯同社福機構、青年及專業設計師，與近百位基層街坊歡渡聖誕。

劏房及寮屋的空間狹小，例如：家人需要在碌架床上食飯或做功課，局限他們的活動空間。一家四口居於不足一百呎劏房的基層街坊沈女士說：「我丈夫從事地盤，每天歸家未洗澡便想先在床上躺臥休息，但家中只能擺放兒童小櫈；我希望有一張沙發供丈夫休息和一家人共坐，享受家庭樂，與青年設計師商量後，我們決定利用沙發床的概念配上家中放置雜物的位置，度身訂造一張能夠收納物品的沙發櫃，令一家人可以有『一齊坐』的地方。」

協助沈女士設計及製作傢具的青年設計師譚樂軒表示：「在坊間的傢具店不會出售劏房傢具，很多傢具都是單一功能，例如櫃就是櫃，沙發就是沙發。但是香港的居住地方細小，很多家庭需要使用組合式的傢具，所以我們創作這種組合式的沙發櫃迎合需要。設計團隊需要上門家訪，了解基層家庭的需要，例如安放的尺寸及傢具的功能，針對每個基層家庭成員及居住狀況，製作她們合適的傢具，同時符合社會設計的要求。」

位於油麻地，1920年代開業，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得如酒樓，被稱為九龍最後老茶樓，2012年結業，拉下大閘，至今未有復業消息。近日，酒樓大閘大開，職員丟棄大量舊物，包括：半世紀前的舊木椅、瓷具杯碟和宣傳品，吸引不少人來此尋寶。目前，酒樓的裝飾依然是60年代的古雅樸實，沒有大量改動，地下的櫃台保持華麗模樣，理石巨柱，燙金櫃面，過去的物件依在。據街坊表示，得如將會大裝修，可能面目全非。

得如以傳統點心聞名，昔日市道旺盛，地盤散工每早在此聚餐等開工，判頭會在此找工友，而不同工種坐在不同角落，三行、紮鐵、釘板、各有山頭。傳統點心最受歡迎莫過於大包，如飯碗大小的包，即是三個叉燒包的大小，內有肥豬肉、沙葛、冬菇等餡料，體積大，餡料多，價格低廉，散工吃一個大包就是一頓早餐。有一次，導演許鞍華來得如找臨時演員拍電影(聽聞是拍攝書劍恩仇錄)，有一群地盤散工以為有工作，跟她上車開工，後來發現是拍電影，唯有走回酒樓，再次等待工作。

文章同時刊於TourisMan.hk之Facebook 專頁
　
對旅遊目的地而言，過夜旅客遠較不過夜旅客有更大的經濟價值。然而近年「受惠」於多項跨境基建落成，不過夜旅客人次急劇上升。社會不但未能受惠，更要承受過度旅遊帶來的負面影響
　
開徵入境稅是其中一個方法，外國亦有先例可循。然而外國的入境稅稅額並不高，其目的旨在「專屬專項」 － 利用旅遊收入解決因旅遊而起的問題。若放在香港，開徵入境稅是旨在減低不過夜旅客來港意欲的話，便需收取一個較合理水平稍高的稅額
　
留意到網上有意見指出或有旅客為逃避入境稅而到郊外紮營、去快餐店坐通宵甚至在街上流連，所以定必要在徵收方法上下功夫 － 可以是旅客在入境時未能出示入住持牌旅館證明便需收稅；亦可以是在旅客購買入境交通時一同收取稅款，於入住持牌旅館時再辦理退稅
　
辦法總比困難多，只看政府是否有膽色

參考資料：
「過度旅遊」
https://www.facebook.com/TourisMan.hk/posts/2321926784750611

國的國有企業早已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如資本家一樣通過外包、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義伎倆剝削著基層工人，將工人創造的財富送入中共統治精英、貪腐官員和股東（包括外國資本家）的口袋。

北海（中國勞工論壇）

9月初，財經作家吳小平發表一篇文章，稱中國私有經濟應「逐漸離場」，引發熱議。政府很快從網絡上刪除這篇文章。官方媒體更是表示，這種「蠱惑人心」的觀點可能是「別有用心」。不久之後，習近平視察遼陽和深圳時也再次說到，政府會毫不動搖地保護私有經濟。但政府的解釋沒有減輕資本家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擔憂和不滿。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訪問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恐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習近平進一步加強國家資本主義（即擴大國有企業的角色）的趨勢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諮詢公司的董事長說：「我們現在無力和國企競爭。現在更多的工程都給了他們」。但是必須明確的是，習近平的做法和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係，他的目的仍然是保護這個服務於少數統治精英和資產階級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

到10月為止，國有資本已經收購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權。這儘管只佔中國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廣泛視為「國進民退」的新信號。如上海的一位投資公司經理所說，中共這麼做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們同意這一觀點。這些被收購的公司背負著非常高的債務，面臨破產，令投資者、銀行、國內政治乃至國際關係都處在危險之中。中國私有企業總共將價值4.5萬億元人民幣的股票（相當於滬深股市總市值的10%）抵押給銀行以獲取貸款，現在其中35%已經跌破止損線，可能隨時會被銀行拋售，進而導致股市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

資本家一直抱怨國有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廉價貸款和紓困措施。近兩年來的去槓桿、去產能以及反污染運動，以及現在的貿易戰，令大量私有企業破產或停業，或者收緊它們的融資渠道。今年前7個月，中國私企利潤同比暴跌27.9%，而國企則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來，中共政府強制萬達、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資產以減少負債。安邦保險和華信能源更是分別被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國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團宣布它將獲得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天價貸款。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寫到：「導致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並不是去杠杆，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力量大幅上升，導致了資金大量流入國企和政府部門，而民企獲得資金較少」。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即通過私有化等方式削減國有經濟），我們認為只有由工人階級控制的真正的公有制和民主計劃經濟才能解決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兩方面的問題，但這些自由派評論家正確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對嚴重的經濟風險和國際衝突，習近平政權試圖加強對經濟的控制（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設立黨支部），從而讓自己的經濟政策得到更忠實的執行。關鍵問題在於政權的控制力，而非意識形態。習近平政權支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它不想資本家太過獨立以至於像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能夠通過「市場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時貿易衝突和保護主義政策令中共政權收購美歐高科技企業的計劃受到重挫。這可能使「中國製造2025」計劃不可能以現在的方式實現。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國企業注入更多資源，開發本土技術，以避免再次發生像中興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那樣足以打擊中國科技發展和削弱政權權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資金的當然會是在紅色貴族掌控下的國有企業。

習近平當局的做法激起了親自由派學者乃至政府官員的批評。在9月一場經濟論壇上，前財經部門高官楊偉民指責政府的經濟改革是「假改革」。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要求政府落實「供給側改革」（亦即私有化、去管制、減稅和削減工人待遇）。有消息稱，出席這場論壇的習近平首席經濟顧問劉鶴也認同這些自由派主張，但是他不敢公開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嚴重震盪，習近平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和個人獨裁已經開始成為黨內權鬥的焦點和導火索。最近幾周，習近平被迫轉變口風，發表了一些關於「保護私有經濟」的演講，並出台了一些安撫私人資本家的新政策。這是因為私有部門的經濟危機正在惡化，投資銳減。所以這只不過是政權平衡各方面經濟壓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變了政治方向。

習近平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絕不是所謂的回歸「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中國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趨勢，例如美國政府收購重組通用汽車、保險業巨頭AIG和其他公司。當時德國和英國政府也被迫將一些銀行國有化。現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場」，加強政府管制。這些措施只不過是試圖保護資本主義制度，以免它毀於自己的毀滅性力量。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早已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如資本家一樣通過外包、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義伎倆剝削著基層工人，將工人創造的財富送入中共統治精英、貪腐官員和股東（包括外國資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反對將國企私有化，因為私有化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策將進一步打擊工人權益，令富豪們聚斂更多財富。要求改革的樓繼偉曾荒謬地批評中國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唯一能夠解決現在的經濟困境和惡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將大公司和銀行（無論國企還是私企）收歸民主公營，使之受到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監督，而不是為獨裁者擁有和挪用的黨產，真正服務於創造了這些財富的工人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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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旅遊目的地而言，過夜旅客遠較不過夜旅客有更大的經濟價值。然而近年「受惠」於多項跨境基建落成，不過夜旅客人次急劇上升。社會不但未能受惠，更要承受過度旅遊帶來的負面影響。
　
開徵入境稅是其中一個方法，外國亦有先例可循。然而外國的入境稅稅額並不高，其目的旨在「專屬專項」－ 利用旅遊收入解決因旅遊而起的問題。若放在香港，開徵入境稅是旨在減低不過夜旅客來港意欲的話，便需收取一個較合理水平稍高的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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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總比困難多，只看政府是否有膽色。

參考資料：
「過度旅遊」

位於油麻地，1920年代開業，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得如酒樓，被稱為九龍最後老茶樓，2012年結業，拉下大閘，至今未有復業消息。近日，酒樓大閘大開，職員丟棄大量舊物，包括：半世紀前的舊木椅、瓷具杯碟和宣傳品，吸引不少人來此尋寶。目前，酒樓的裝飾依然是60年代的古雅樸實，沒有大量改動，地下的櫃台保持華麗模樣，理石巨柱，燙金櫃面，過去的物件依在。據街坊表示，得如將會大裝修，可能面目全非。

得如以傳統點心聞名，昔日市道旺盛，地盤散工每早在此聚餐等開工，判頭會在此找工友，而不同工種坐在不同角落，三行、紮鐵、釘板、各有山頭。傳統點心最受歡迎莫過於大包，如飯碗大小的包，即是三個叉燒包的大小，內有肥豬肉、沙葛、冬菇等餡料，體積大，餡料多，價格低廉，散工吃一個大包就是一頓早餐。

有一次，導演許鞍華來得如找臨時演員拍電影（聽聞是拍攝書劍恩仇錄），有一群地盤散工以為有工作，跟她上車開工，後來發現是拍電影，唯有走回酒樓，再次等待工作。

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聲稱，預算案是由議員所通過，以示立法會支持由2月1日起提高領取長者綜援年齡為65歲。 我必須強烈譴責林鄭故意轉移公眾視線，先屈長者，後屈立法會，做法極度無恥。

事實1（圖一）：

2018年1月12日召開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我應主席邀請，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向委員簡報事務委員會就財務建議進行討論的結果。我當時清楚指出，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撥款建議，但同時有提出「立即擱置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 60 歲調高至65 歲的安排。」

事實2（圖二）：

在上述同一個會議上的討論，我和張超雄議員均有明確提出，要求當局立即擱置推行「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

事實3（圖三）：

2018年2月12日召開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有關「領取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合資格年齡」一項，張超雄議員再次指出，鑒於市民大眾及不同政黨均反對新政策，政府當局應將之撤回。

而我亦有以主席身份和副主席（鄺俊宇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新政策進行諮詢，但勞福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新政策是上屆政府制訂的，他沒有任何補充；我當時對此表示遺憾，並指出現屆政府應就先前各屆政所制訂的政策負責。

除了上述事實根據，立法會議員的角色職能也必須澄清，不能接受無恥林鄭的轉移視線：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及（三）項，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以及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有關執行程序主要依據《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及立法會《議事規則》；《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第8(1)條訂明，對核准準預算作出的修改，只可在財政司司長建議下由財務委員會核准，而《議事規則》規定：「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如認為任何議案或議案修正案或法案修正案的目的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則只可由行政長官或獲委派官員提出，或如行政長官書面同意該提案，則任何議員亦可提出。」

上述條文列明，立法會議員的權限只能削減政府的開支，不能增加。換言之，議員可以不批准政府增加開支，但並沒有任何法定權力阻止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削減政策開支。

因此，將「長者綜援資格調高至65歲」根本是政府一意孤行，如今更故意誤導公眾拉立法會議員落水，實在可恥至極。

去年12月12日，律政司突然發表聲明指不會對梁振英及周浩鼎提出檢控，公眾嘩然，打算追問律政司長鄭若驊之際，鄭已逍遙千里之外，休假十天；及至回港，則老調重彈律政司「獨立、公允、不偏不倚」，對梁振英案沒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一事，只解釋律政司並無利益衝突，所以自行結案，反是「承擔責任」云云，完全迴避何以輕言改動既有政策。

無論在2015年6月律政司回覆議員提問，或是在2018年2月律政司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供一份題為「有關律政司將刑事及民事案件外判的情況」的文件當中，都曾提到律政司可尋求獨立外間法律意見的六個情況，其中包括：為處理案件有可能予人偏袒觀感或涉及利益衝突的問題，適宜尋求私人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而一直以來，涉及高官的刑事案件，律政司亦因公眾觀感而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例如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等，現在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所涉及的僭建案亦是透過刑事檢控專員尋求外聘法律意見，而前行政長官及現任國家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所涉的 UGL 案全港甚至國際關注，如據以往政策，律政司又果真是不偏不倚的話，何不將梁振英案及周浩鼎案交由外聘大律師檢視而要親力親為？

不但鄭若驊一反過去的檢控政策，這次的檢控決定亦未能服眾。無論是當年梁錦松、林奮強或湯顯明事件，律政司都會就作出決定的程序、相關細節及法律與證據的分析作出過萬字的詳細解釋，顯然跟今次不檢控梁振英，僅1000字不足的聲明有極大出入。正如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不檢控湯顯明時，亦有清楚交代：「我們完全明白今次這件事社會非常關注，亦有其敏感性，所以除了我們內部刑事檢控科的同事很詳細地考慮證供外，我們找了英國獨立御用大律師給予意見，而這位御用大律師亦在我們的認知中，是這範疇的一個很頂尖的御用大律師，目的是不只我們自己內部有個意見，而是找一個完全獨立的御用大律師給予意見……我們收到御用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我們不是他說起訴或不起訴，我們便『自動波』同意他的結論，我們須就他每個論點和相關證據，我們自己做一個獨立的審視，審視後，我們亦須做另一份意見書，所以其實在英國御用大律師提交其意見後，我們的刑事檢控科的同事完成研究工作，刑事檢控專員自己有一份很詳細的法律意見書，提供給廉政公署。」但在今次梁振英案當中，我們卻只看到律政司一反過往政策，獨攬大權，粗疏交代，完結檢控。由此，怎能說服廣大香港市民信服這是不偏不倚的決定？

從粗疏的交代，以至一反常態的行為所見，律政司並未有交出一個令公眾信服的決定。我們依然認為，鄭若驊乃是懾於中共的威權而放生梁振英，因此，我們絕對不能輕易放棄監察，既然鄭若驊已答應1月尾在立法會交代，我們認為律政司不但要解釋改變政策的原因，為公眾釋疑的緣故，更應立即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並詳細交代不檢控的理據！

（獨媒特約報導）繼近日有區議員要求重啟狩獵野豬行動後，鄉議局劉業強亦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中，主張獵殺及引入「天敵」等方式滅豬，更有報章以頭版報導非狩獵對策「失敗」。「重開殺戒」風聲愈吹愈烈，沙田區議會卻是另一番景象：昨日（10日）衞生及環境委員會上，除駿馬區獨立區議員蕭顯航外，全部發言區議員皆不主張以獵殺應對野豬問題。有泛民及建制議員均表示，人類社會發展影響了野豬的生態，應以平衡人、豬兩者安全為方針處理問題，並強調政府須立罰則加強檢控，以杜絕把野豬引入民居的餵飼行為。

八成個案源自餵飼及戶外垃圾 移離較獵殺成效高

2018年1月至10月期間，政府共接獲679宗有關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報告，當中5宗涉及傷人。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陳寶琳表示，過去野豬滋擾個案的誘因，44%為餵飼，34%為戶外垃圾，可見只要市民停止餵飼及妥善處理垃圾，已可減少近八成的滋擾個案出現的機會。她介紹2017年停止野豬狩獵後的避孕及搬遷計劃外，亦提到署方在宣傳教育上的工作。

陳寶琳又指出，署方雖不排除人道處理，但以獵殺對付野豬其實欠缺效率，因為並非每次行動都能成功捕殺，如2016年61次行動中，最終只能捕殺到45隻野豬；反而，以麻醉槍捕捉野豬並將其移至野外，平均每次行動都能成功移走3、4隻野豬。而且，以真槍實彈在民居附近獵殺，始終有一定危險，加上屢屢遇到保育團體反抗，使行動危險性更高。

2018年3月環境局回應立法會提問，提供野豬狩獵隊行動次數及獵獲野豬之數目

麥潤培指出，始終是人類入侵野豬棲息地建屋在先，衝突源於「人」：「咁係咪應該由人入手呢？但當然唔係話隊冧（殺掉）我哋啦！」指出人與動物共融應該是世界趨勢。

民主黨程張迎認為，野豬不是可怕的生物，故一般在社區遇上野豬，傾向勸籲街坊勿驚恐而少立案投訴，惟區內野豬愈來愈常出現，笑稱自己「已經認得4、5竇豬」，認為政府遷移行動要更積極，同時加強檢控餵飼者。

新民主同盟李世鴻表示，署方既知道市民的行為是導致野豬滋擾民居的主因，質疑政府在媒體及多人餵飼的地方的宣傳教育是否足夠。他質疑為何沒有明確罰則懲治野豬餵飼，最多只能控告餵飼者亂拋垃圾。

公民力量區議員於會前舉起橫幅，要求嚴懲野豬餵飼者；林松茵（左二）更提出相關臨時動議，惟因流會未交付表決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在指明的禁餵地方（包括金山、獅子山及城門郊野公園等地）餵飼野生動物會被檢控，最高可被判罰款一萬元；於指明地點以外如市區內餵飼，則無法例規管。

多位公民力量區議員均發言要求政府加強執法，杜絕餵飼行為。其中林松茵認為，野豬闖進社區的主因，是一部分市民誤將野豬當成家豬餵飼，「出發點可能係愛豬，但我覺得係害左啲豬」。她批評政府過去的工作被動而不足，指當宣傳、教育不能改善惰況，應定下罰則嚴懲餵飼者。

公民力量潘國山同樣認為，野豬滋擾問題的關鍵是沒有執法，直斥「（只做）教育係唔夠」。他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導致野豬失去棲息地，政府需要人為製造合適野豬生存的環境。他又提議政府可作「物種研究」，嘗試改變野豬基因。

民建聯董健莉表示，單靠市民舉報餵飼行為，食環人員往往未能即時執法，等於製造了非法餵飼的空間。她形容整個大圍區都圍繞著野生動物，時見野豬、野猴、野鴿和松鼠，可見自然生態需要不斷「搵地方住」，政府有責在杜絕餵飼行為外，著力「製造更美麗嘅環境畀我哋嘅野生生物」。

唯一一位提出重啟野豬狩獵的，是駿馬區議員蕭顯航。「我唔知野豬食唔食得啦，如果得，可以商品化！」他認為漁護署應以較強硬手段處理，而捕殺可以是其中一個做法。不過聽罷其他議員發言後，他表示「人皆有惻隱之心」，認為政府需要先界定野豬是否對人有負面影響，「好似老鼠、曱甴我哋唔會保護，害蟲黎㗎嘛」。

議員批成效檢討數據欠奉 難助社區定對策

多位區議員亦不滿署方的解說欠數據。公民黨容溟舟批評，署方應就新的野豬管理行動策略提供更多資訊，如野豬數量、所需避孕藥、與其生殖數字關係，以及實施紅外線相機及定位追蹤後的初步結果。他又詢問署方遷移豬隻的地點及準則，「隻豬唔鍾意、無野食，最終都係會返民居」。

許鋭宇笑指「雖然平時容溟舟可能講太多野，但今日講啲野真係好有用」，狠批避孕等對應方案的價錢、效果等全部數據都欠奉，「咁點討論啫？」他認為捕殺太具爭議性，但署方需要提供更多其他方案的資訊及成效檢討，以制定減低滋擾的措施。

委員會主席、公民力量黃宇翰則批評政府工作沒有明確目標，「隻豬應唔應該出現喺嗰個位」、何時屬滋擾亦欠缺定義，導致現時沒有清晰處理方法。他又追問2017年停止捕殺後，野豬數目有否暴增。

漁護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陳寶琳（後排左）及張家盛（後排右）

漁護署另一代表張家盛表示，不管用何種方法應對野豬滋擾，人手缺乏都是重要問題。他回應指計算野豬總數非常難，自動拍照裝置也難助估算。署方現時使用不同款追蹤器如頸圈掌控野豬數據，但頸圈在大約兩年後便會定時從野豬身上脫落；野豬活動範圍大、移動快，署方承認難以知道野豬實時位置，加上野豬亦會丟失或毀壞頸圈，衛星追蹤有困難。

被質疑執法不力，張家盛承認民居位置較難監察，只可靠紅外線相機紀錄餵飼行為，再供食環人員跟進及部署，也曾藉此成功逮捕餵飼者。他表示教育公眾停止餵飼有一定難度，而特別設計的紫色垃圾筒則證實有效防止野豬翻找，可就個別「黑點」區域再增設。

張家盛強調，野豬都是怕人的，除非人類有不當行為，否則野豬很少會攻擊人。若野豬有如衝撞人類等攻擊行為，署方不排除人道處理，但未曾發生過。

公民力量林松茵原擬提出臨時動議，惟會議因人數不足腰斬，暫擬下周二（15日）續會。林松茵在會後接受獨媒訪問，指動議促請政府增撥資源處理野豬問題，「如果想共融，呢啲錢係唔可以慳」，並應加強檢控，懲罰餵飼野豬者。

記者：梁敏德

寫生入門

前言

試想，社區藝術家、社區導賞員…在施展所長貢獻社區的同時，也能以這特長養活自己，那該多美好呢？說到這裡，很多人可能已經異口同聲地回應：「這太烏托邦了吧！」是的。現實就是要吃飯必須從事能賺到錢的行業。產業與工種越趨單一的香港，上述工作無論做得多專業也是無償勞動。賺錢餬口與貢獻社區真的只能是二分法的衝突存在嗎？由零售業「紅褲仔」打拼十年晉升至零售管理的趙國華（Andriy），憑著以自己專業扶植有理念的本地品牌，協助年輕人尋回使命感的起心動念，在2017年終踏上了「小市化大」的創業之旅。此致成為本地有理念品牌的孵化器。成立約一年半，業務由無人看好達致收支平衡。筆者一直非常渴望看見單純從商賺錢以及為社區無償付出以外，究竟還有什麼選擇。於是與Andriy作了一次訪談，也期望更多人看見選擇，一起創造更多可能性。

為創造價值而選擇由零開始

在零售業由基層晉升至管理階層的Andriy，毅然決定放棄打拼多年得來的成果，由零開始。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無腦」行為。Andriy也直言當時身邊無人支持他的決定。可細談之下，卻發現他的敏銳觀察、慎重思考與無比勇氣。在跨國品牌擔任零售管理的Andriy，經常需要親自走訪各店舖。遊走各商場的他，眼見本地的獨立品牌店舖越搬越偏僻與狹小。甚至最後在商場消失。很多未能考上大學的年輕人，被社會界定為「讀不到書」，除了擔任前線工作似乎別無選擇。漸漸的，他們也喪失了使命感與探索自身長處的動力。

環保利是封設計比賽

另方面，香港其實存在不少很有品牌理念的手作人。可惜由於生活壓力與經營環境的惡劣，很多人最終都放棄了初衷。Andriy 想，他能否運用自己在零售業磨練多年的銷售專長來幫助這些本地品牌，讓那些手作人與藝術家能集中精力於自己擅長的部份，有了他的支援後能做得大，走得遠，也找到自己的使命感。於是便開展了「小市化大」的業務。

起初的路途有如譯水行舟。由於 Andriy 不想只是創業賺錢，但也不想營運慈善機構，要靠慈善捐款／基金撥款才可繼續營運。他想建立一個手作人與消費者共同承擔改善社區使命的生態禤。能以自負盈虧方式持續營運。這令他在盈利至上的商界以及在講求不計付出服務基層的社福界都不被視為同路。他憶述起初的路途確實走得跌跌撞撞。每天到不同機構介紹理念與工作，卻很多時不被理會；晚上做行政工作，熬到凌晨兩三點都是常態。天天的熬也不見得會有成效。「畢竟人家沒看到你的成績，憑什麼給你機會？」最後「講到出牙血」才找到了四個願意合作的品牌。

影響力來自信念與行動

孤單的路走著走著原來也不見得孤單。堅持信念不斷行動的人，總會吸引到傻勁十足的同類一起實踐旁人認為天方夜譚的願望。經營小市化大年半以來，也不乏令 Andriy 鼓舞的事情。社區藝術家 Elaine 開頭透過小市化大的網店平台寄賣親手繪劃的街道明信片。Andriy 發現她擅長繪劃街道，建議她何不舉辦街道寫生班，憑著一己專長增加收入的同時，也能透過寫生活動喚起更多人對社區保育的關注。

訪問當天正是 Elaine 在手藝人合作空間舉辦寫生班，約10名學員專心跟隨着 Elaine 學習寫生。原來這個班組已經舉辦多次。每位學員收費超過$500，卻每次都反應熱烈。此外，註明環保設計師 Kelvin Cheung 開始時對小市化大的效能感到懷疑。但後來看見它幫助本地手作人的成效，也加入成為合作品牌。此後，越來越多本地藝術家、設計師加入。現時小市化大已有數十個合作品牌。業務也達致收支平衡了。

神秘電影鑑賞班

建立對社區有使命感又能互助的生態禤

Andriy 的願景是無論手作人、藝術家，還是消費者，都成為改善社區行列的一分子。消費者透過參加本地品牌的活動，由買了解賣，了解社區中發生的種種故事。當社區故事進入了消費者的心，他們就能啟發更多人。手作人當然也是運用自己特長，啟發前來光顧的消費者關心社會。Andriy 直言，要與小市化大合作的品牌不能只顧賺錢，必須與社區、文化與環保有關，懷著改善社會的使命。他有信心，這些理念相近的品牌放在一起，定能發揮互助共好的協同效應。當凝聚的力量夠大，甚至還能影響大品牌在舉辦推廣活動時惠及獨立小品牌。

在未認識小市化大之前，筆者向來覺得香港有個難解的困局：要養活自己必須放棄興趣，去從事主流社會定義為賺到前的工作；有志服務社區的人，包括藝術家、導賞員等，無論做得多好，很多時都只能是義工。難道此致服務社區的只有等待善款接濟，或耗盡自己最後一分熱這兩條路？這又是多麼悲劇？小市化大讓筆者在此困局中看見曙光。若大家正在發展自己的品牌，又有服務社區的理念，可探訪以下專頁了解更多。

（相片來自受訪者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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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是中共《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被中國夢纏繞的習近平，自然不會放過他中國夢一部份的「台灣夢」。何況他正處在嚴峻的內憂外患中，揀台灣這個軟柿子下手也符合中共欺軟怕硬的流氓性格，更可以使習近平在老美壓力下出一口烏氣。

可是他強迫台灣接受統一的結果與他的預期完全相反，不但沒有把他的眼中釘蔡英文打垮，反而讓她從低迷的政情中奮起，網絡人氣大增，面對大敵的綠營也加強團結。作為中共盟友的國民黨卻陷於尷尬境地，兩天無法回應，基層更要開會統一思想；蔣家第四代的立委蔣萬安公開拒絕一國兩制，支持蔡英文對國家主權的堅持令黨內譁然。作為北京另一張牌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語無倫次，說蔡英文是「一日行情」。

習近平的「功勞」是他的前任們所望塵莫及的。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的五條表面上與以前幾任的軟硬兼施沒有兩樣，然而除了陳腔濫調，新的包裝卻嚴重出錯。

習近平肯定台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卻早已被中國崛起後對台灣人頤指氣使的暴發戶嘴臉所否定。至於說要給台灣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更是黃鼠狼給雞拜年。中國現在的經濟困境已經自身難保，需要台灣的「大中華膠」繼續鼓吹大膽西進，中國內部爭權奪利不可開交，去年頒佈的所謂「惠台」31項措施都難落實，還有多少紅利？難道指的是台灣九合一選舉中送給樁腳們的紅金？至於重申武力威脅更是台灣人最厭惡的。

那麼新包裝又是甚麼？一個是限縮九二共識只有一個中國下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個是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和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

按習近平說法，一國兩制有香港版和台灣版。但既然香港版在實施後可以不斷變形，例如從1997年的50年不變到前兩年就聲言《中英聯合聲明》已作廢，那麼台灣版的有效期呢？更恐怖的是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時把毛澤東的殺人盈野說成是「探索」，那麼「探索」台灣版要殺多少台灣人？

或助蔡英文2020連任

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溝通則是分化台灣老伎倆。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先後去北京朝聖，簽署文件，有的揚言「聯共制台」，根本是勾結！每年還有成千上萬台灣人到中國接受免費招待，則是收買！馬英九時代開門揖盜，中共統戰官員可以在台灣到處跑，直接建立在基層的樁腳；中南部的國民黨里長說，他們辦活動，向共產黨拿錢比向國民黨拿還快。有了金流，還要溝甚麼通？

所以這個「告書」是歷來最差，在台灣也引起最大的反彈。如果2020年蔡英文能夠連任總統，最早做出貢獻的就是習近平。1月6日民進黨選舉新的主席以接替辭職的蔡英文，被反蔡派系套上「保皇黨」帽子的卓榮泰以超過七成二的得票大贏對手。不知道這是不是蔡英文黃金交叉的開始？

我們也不妨探索一下，中共有許多研究台灣的機構，潛伏在台灣提供情報的共諜也不知凡幾，為何會炮製出這樣糟糕的《告台灣同胞書》？理由很簡單，習近平是個人獨裁者，不是過去的集體獨裁，所以他的思維局限在他一個人的腦瓜裏，下面的官員、學者、專家全要揣摩他的想法再提供資訊，配合他的中國夢而把台灣情況說得非常不堪，讓習近平以為靠嚇靠騙就可以大功告成，為他被到處堵截的中國夢找尋一條新出路。

他們最蠢的就是明明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被北京蹂躪得不成樣子，居然還敢拿它來向台灣示範！從林鄭到中聯辦、港澳辦、國台辦到政治局常委，要說有多白癡就有多白癡。他們擔心妄議中央而丟了烏紗帽甚至進秦城牢房而爭相迎合。這就是中國的現狀。然而台灣也不應忽視習近平的「以我為主」而夾硬來，需要各個層面做出有效防護。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獨媒特約報導）九巴僱員工會近日接到多名車長投訴，稱收到九巴的超速警告信。工會主席郭志誠質疑，九巴車上的全球定位偵察速度系統有誤差，司機才會超速達80公里，不滿九巴濫發警告信。

工會昨日舉行記者會，郭志誠稱已收到多名車長投訴，指車上的全球定位偵察速度系統不準確，「沒有超速都被紀錄為超速」，質疑九巴在安裝時有失誤，所以造成誤差。

郭志誠引述稱，有車長在限速為50公里的道路上，即使巴士以時速40公里行駛，但車上超速提示燈仍會亮起，認為過往在巴士上直接讀取的車速檢測器較為準確。

工會早前更進行追蹤行動，在屯門公路跟隨其中一輛被九巴指超速達71公里的巴士，發現車長行駛時的速度竟高達時速80公里，質疑九巴並沒有在70公里時鎖速。他們向車廠反映，九巴其後答應試車，但卻沒有錄得超速。

郭志誠認為，九巴為求向運輸署交數，所以在近日大量對車長濫發警告信。他提到，有車長憂慮收到警告信後，往後只要稍有過錯，便會遭到九巴解僱；而且九巴能借機免去司機的增薪點，「將員工個底叉花哂。」

工會要求，九巴在測速系統誤差未達至3%至5%時，應先撤回所有超速警告信，否則將會有進一步行動。

九巴回應傳媒查詢時稱，公司有既定程序監管車長表現，培訓及服務質素管理部會根據黑盒車速數據作出嚴謹分析，並按情況對車長提供合適的培訓或紀律處分。

記者：麥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