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突破匯動青年破天荒，當日就出了官方回應。如此難得，我們當然要一起來逐段研讀，好好學習。突破匯動列出了四項曾作出的跟進，我們先來看第一項。

顯然12月20日聲明是在11月16日聲明的基礎上寫成的，但又不是完全照抄，而是靜雞雞「攝」咗D嘢入去。新增的重點部份我用紅線畫了出來（見圖一），主要是兩點：

1) 我對蔡元雲先生的傳話內容理解得不正確，令其很詫異。

2) 我對匯動來說只是「路人甲」，既不是員工也不是義工。

引發事件的帖文

2017年11月18日，我正在為下一週的一堂有關性騷擾的課預備，而各種案例中受害人的自述，竟然勾起了自己一直想要埋藏的記憶。隨後的情緒爆發令我不得不連續花了兩天，將自己的部份經歷和感想寫成五篇長文，發佈在FB。我隱去了人物及其就職機構的名稱，設定權限為僅朋友可見（現重新開放公眾權限），還在可見名單中排除了對方的太太。這樣設定的原因是，我最初並沒打算追討些什麼，只是單純覺得，我必須對自己一直逃避面對的過去有個整理和交代，我無法再默默背負這樣的重擔並且假裝什麼也沒發生。

蔡元雲先生傳話的脈絡

然而就在寫最後一篇的時候，我收到了容暉的私信。我驚覺這不是僅限我個人的遭遇，而是一系列重複出現在多人身上的慣用手法。並且，我們在尋求幫助時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是從這個時刻開始，這件事對我不再只是我個人的事。公義是否能對我們這些個體顯現，關乎著「制度、文化層面的公義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於是在2017月11月20日開始，一連幾篇帖文我都加上了#JusticeMustBeDone 的hashtag，其中一篇直接呼籲這個群體正視發生在內部的持續傷害，停止從受害者身上榨取「憐憫」（例）。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7年11月20日夜晚，我收到了一位中間人的短訊，轉達了蔡元雲先生的口信：「...I know what you have posted on Facebook. I will discipline XXX (註：騷擾者名字), Hope not only justice is done, but mercy as well. I am available if you would like to talk.」這位中間人並非突破或匯動的負責人，甚至也不是職員，而很長一段時間，只有這位外圍的中間人和我有聯繫。另外，在傳出這個口信之前，蔡元雲先生沒有與我約見，沒有通過電話或電郵向我了解任何詳情，卻主動聯絡了騷擾者，與其見面會談。

以上這段口信，令我深感受傷。他一沒有講明discipline的內容和方式，彷彿一個最終結論般將話題終止；二不視我為一個需要他主動關心的對象，而是高高在上需要我求見；三甚至認為我對騷擾者沒有體現應有的憐憫。當晚我徹夜失眠，蔡元雲先生曾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也對我的成長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影響，我不能理解，或許也是不敢理解，為何在這件事上，他的反應如此冷淡。於是，我連夜寫了一封致蔡元雲先生的信，重申我的訴求，並在中間人的幫助下，終於爭取到在11月24日與其面談。面談期間，蔡元雲先生一口答應了我所有訴求，再之後便是杳無音訊的等待。

蔡元雲先生對我的理解感到詫異，我只能說我對其詫異感到詫異x2。請問以上這段口信，我究竟可以如何用第二種方式理解？

與「突破」的關係

我16歲那年第一次踏足香港，就是因參加了突破機構的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簡稱LA camp）。之後我雖然仍然生活在上海，但一直和突破保持著聯繫，我來到香港讀書，蔡元雲先生也曾經給予鼓勵，對此我是心懷感激的。我至少有幫手過六屆的LA camp、五屆的逆旅先鋒，以及賣旗、籌款等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動，還加入過義工群體的核心成員小組。這都是因為我對突破有深厚的感情。

突破與突破匯動青年

2013年下半年，突破機構的國際培訓事工衍生出了現在的突破匯動青年。不過突破匯動青年董事會並沒有立刻分離母機構，而是在突破的架構中隸屬於突破董事會，直到2015-2016年突破年報，匯動才不再出現在突破機構的架構中（見圖二）。然而，突破與突破匯動青年不僅共用一個地址，很多事工也是彼此人力互用，兩者的週會也是一起進行。不僅在外人看來兩者是一體，就算內部很多時候也並不明確劃分界線。

性騷擾我與容暉的任某，於2012年開始在突破機構任職，當時還未成立匯動，匯動成立後其開始在匯動就職。任某對我的性騷擾橫跨他在兩個機構供職的時間，並且有時根本無法分清他到底是代表哪個機構在工作。例如，任某作為匯動員工期間，其中一個由他負責的項目就是突破機構的招牌，LA camp。我有受邀幫手兩屆他負責的LA camp，一次作為營會工作人員，一次作為嘉賓講員。那麼我究竟算是哪邊的義工？從突破匯動青年的聲明來看，我只能被視為突破機構的義工，哪怕負責該活動的是突破匯動青年的員工。

獲獎合併計算，責任分開計算

上週二（Dec 18），蔡元雲先生剛獲頒突破45年長期服務獎（見圖三）。這裡的「突破」顯然不是2013年才成立的突破匯動青年，而是成立剛好滿45週年的突破機構。可是，2015年蔡元雲先生從榮譽總幹事的職位退任後便沒有在突破機構任職，並且之前在答覆時代論壇記者查詢時，蔡元雲先生也強調了自己現時在突破機構沒有任何職務。那麼，為什麼蔡元雲先生在突破匯動青年任職的年數，可以和在突破機構任職的年數加在一起計算，而我作為義工的經歷則被嚴格劃分開計算？

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曾經在突破或/和突破匯動青年擔任過義工的人為數眾多，如果作為義工，其尊嚴和意義輕賤到隨時可以被割蓆，這不僅是隨隨便便抹去你人生中的年月，更是一種對他人信任和付出的踐踏。機構並沒有明確和義工以及服務使用者講解過，他們現在參與的事工或使用的服務究竟是屬於哪個「突破」。你能確定自己曾經擔任的是突破還是突破匯動青年的義工嗎？如果有青少年在任某負責的LA camp中遭遇性騷擾，那究竟是哪個「突破」的責任？

我在此呼籲所有曾經的義工，一人一信向突破機構和突破匯動青年查詢，自己的義工身份究竟屬於哪邊，如何計算，如果在過去的參與中曾遭受性騷擾，究竟是哪邊的責任。要求機構給出官方證明，以免未來在不可預測的情況下突然被DQ義工身份。

PS：寫得太長，綠色畫線部份下次再說。另外還有N項要逐個寫。

在平安夜講政治，也許對準備歡度聖誕的讀者而言是個思想負擔：「難得假期，何談政治？」

香港人今年經歷的政治衝突，由立法會補選DQ（取消資格）參選人、激進社運領袖和參與者被判監以數年計，到政府取締個別政治主張的政黨、強推「一地兩檢」，以至提出「明日大嶼」人工島計劃引來的爭議等，可能已令不少關心香港發展的市民感到憤怒、厭倦甚至冷漠。

那我們不妨先談談理想的政治吧。每年元旦，羅馬天主教均慶祝「世界和平日」，天主教教宗均會發表與社會政治經濟有關的文告，表達天主教會對世界事務的關注。今年的「世界和平日」主題是「良好的政治為和平服務」（註1）。本文不為宣教，而為再思政治；畢竟天主教教宗不單是12億天主教信徒的領袖，也是梵蒂岡一國之首，其言行在現實政治具有相當影響力。那麼這篇官方宗教文告，有何警世作用？

從政者要毋忘初心

教宗方濟各在文告認為，從事政治是服務整個社會的一種形式；政治的目的，應是締造人與內在自我、他人以至眾生的和平。如果失去這初心，從政就會成為壓迫人、把人邊緣化，甚至毁滅人的一種手段。所謂良好的政治，就是為服務和平，以促進和平為依歸，它尊重和促進基本人權，同時能鞏固人與人以至世代間的信任。方濟各認為，從政者需要尊重生命、自由和人的尊嚴，方能令從政成為實踐仁愛的行動（註2）。他更強調，從政者每次競選以及公職生涯的每個階段，都是一個回歸初衷的機會，而那也正是激發正義和法律的原點（註3）。

對從政者而言，毋忘初心是一個大功課。政治選舉可以是動員民眾、實踐民主平權的時機，亦可以是挾民主之名來獲得權力和私利的渠道。除了要建設政治制度的廉潔和公正，亦需要有韌力的從政者，在時代的困局中保持為大眾服務的本心，不僅着眼選舉成敗和個人得失，也注視社會的不公，以不同的、靈活的行動回應。反之，如文告所指，倘若政治力量只着眼於保障少數特權分子的利益，只會傷害未來一代，青年人也會因被推到社會的邊緣，沒有機會建立未來而失去自信心（註4）。

政治崩壞帶來的跨代不正義，正是目前香港面對的境况：香港年輕從政者因提倡異見而被禁參選、有本地青年政團被定性為非法組織被禁運作。這些由政權主導的政治操作，帶來的結果也許是當政者樂見，但對有志服務社會、希望為社會帶來新思潮和多元觀點的年輕人，只會對政治未來感到絕望。難道社會的異見聲音少了，就等於和平嗎？

締造和平 不離初心

維繫和平，絕不等同滅聲或粉飾太平。方濟各借用了詩人夏爾沛吉（Charles Péguy）所言，和平就如「一朵細緻的花朵，在暴力的石頭地上奮力開花」。締造和平，首先要洞察現實世界存有的暴力，例如對政治犯和人權捍衛者施酷刑、對不同宗教信徒「再教育」的精神折磨、排斥政治「異端」參選的制度暴力。但現實的殘酷並非棄甲曳兵的藉口，反而要如花朵，在逆境中綻放燦爛。

這並非離地的理想，事實上不少處身極權國家的人士，面對諸般暴力打壓，仍然依舊為促進和平與公義而抗爭：遠有在俄國推動平權的Pussy Riot，近有在中國千里尋夫不果而決志剃頭抗議的李文足等維權律師的妻子。她們在逆境奮力開花，相信是不忘初心的表現。

讀畢這天主教文告的讀者或者會問：理想主義的政治論述，對現實政治仍有價值嗎？現實政治需要由人去推動、參與。參與者的動機，其實會影響參與者的意志和毅力，以至參與的成果。保持參與政治以建設理想社會的初心，需要有正視缺失的能力，但亦需要有肯定成果的能力。近年在香港從事反對運動的政治人和社運人，往往認為民眾在雨傘運動後相當無力，對政治愈來愈冷感。但過去一年，即使反對派經歷不少政治上的「挫折」，仍有不少民眾在生活日常推動社會進步，例如傘後團體愈加蓬勃、有基層勞工透過工潮重獲應有待遇。所謂群眾無力冷感，只是硬幣的一面。故此，投身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者可能要問的，不是如何消除民眾的政治冷感，而是反求己身，如何在逆境中從政而保持初心，更加得到不同世代的信任，締造真正的和平？

年近歲晚，也許是個回望初心與檢視實踐成果的好時機。

註1：bit.ly/2BwkMzW
註2：見第二段「良好政治的挑戰」
註3：見第三段「愛德及人類道德：政治為人權及和平服務的基礎」
註4：見第五段「良好的政治會推動年輕人的參與並信任他人」

本文原刊於2018年12月24日《明報》觀點版

《屍姬》是赤人義一作畫的美少女戰鬥類漫畫，前後連載差不多長達十年，早期追看了好一段時間，然後沒有耐性棄坑，最近終於看完結局。最初給引我去看就是漫畫封面中，拿著兩柄輕機槍的美少女，選用輕機槍當武器的主角不常見。看完漫畫順便看埋動畫版，動畫只拍了漫畫頭幾卷，那是漫畫中最好看的部份，可惜原創結局有點落雨收柴，看見石棺然後呢？

漫畫後段演變成不斷升級打大佬，敵人越戰越強，打完屍之王打星村黑白，沒錯打得熱血打得好看，不過失去最初屍姬與契約僧的牽絆。甚至連屍姬契約也改寫了，原本超度升天的承諾不了了之。打到後期甚至是不是屍姬也沒有關係，當她們是有再生能力的強化人也可以。劇情介乎通順與超展開之間，主角里旺的詛咒，真姬那和北斗的恩怨，劍姬的最強斬殺，佛祖再生毀滅世界，每段獨立來看似乎說得通，若連結成長篇故事，總覺得作者在不斷追加後設，好讓故事自圓其說。

頭三卷的主角景世領便退場，大慨是整個故事寫得最好的部份。一直暗戀著真姬那的里旺，臨危受命接下她的屍姬契約，為拯救真姬那的生命，然後里旺又巧合地發自已身世有主角威力。一般來說故事中途換主角很不討好，搞不好讀者不賣賬人氣暴跌。不過《屍姬》初段的故事篇排得宜，早有伏筆給讀者心理準備，換了主角打完七星之後，讀者完全接受了里旺和真姬一對才是理所當然的事。

故事初段契約僧和屍姬之間有很多禁忌，不過打下打下之後，作者把那些禁忌完拋諸腦後，兩個兩個配成一對對自然免不了，連靠愛情魔力使出大絕招，這麼老套的橋段也用上，不過讀者一早預期會有這樣的發展吧。整個故事源於背信僧赤紗要復活他所愛的屍姬，才會弄出七星，大群，屍之王這些危險來。打完一大輪全世界練功升級後，光言宗個個契約僧同赤紗，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如果赤紗一早知道他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不用搞一場大龍鳳出來了。

原文連結

（獨媒特約報導）由民間自發編採的社區報近年遍地開花，成為社會大眾了解社區生活及監察社區發展的新渠道。日本同樣有以連結地區為主的報刊雜誌，當中與香港的社區報有甚麼分別？有甚麼地方值得我們參考？答案或許可以在香港故事館所舉行的「人地刊物﹒我地刊物」展覽中找到。

藝術家王天仁是「人地刊物﹒我地刊物」展覽的「始作俑者」，因展覽源自於他在台灣看到的一本書—《進擊的日本地方刊物》。書本介紹了11份不同性質的日本地區刊物，「好有趣喎，點解會有出版社願意出呢啲書？」他於是在網上搜尋了行人出版社的資料，得悉台灣正舉辦有關日本地區刊物的展覽和分享會，便「膽粗粗」電郵在香港展覽的請求，而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得到對方答允。

王天仁

社區報凌散 收集困難

王天仁認為，日本的地方刊物與香港的社區報都是一脈相承，可以互相借鑑，於是便邀請艺鵠合作，希望展覽可以分別於港島及九龍區展出。籌備時間雖然倉猝，但王天仁卻認為過程很有趣。他發覺香港的社區報很凌散，「你又在做，佢又在做，但當要收集起來就十分困難。」即使成功從朋友手中借來，又發現社區報斷斷續續，可能只就某一件事、某個時空發刊幾期，然後就突然消失了。幸好最終得設計師毛灼然出手相助，借出自己所收集的日本及台灣免費刊物；並邀請了免費設計雜誌RMM (Readymade Magazine)的團隊分享出版經驗，才造就了第一回在深水埗合舍的展覽。

展覽之後至灣仔艺鵠續辦，策展人連安洋（阿洋）亦有四處搜集社區報的經歷，「幸好找到一對藝術家夫婦，他們收集了極多社區報，好Surprise」。阿洋希望展出全港18區的社區報，以顯示香港社區報的整體面貌。《屯們誌》、《大坑東之聲》、《太平山報》、甚至離島區的《點點長洲》也找到，「一儲之下就愈來愈多，很幸運」，美中不足的是欠缺了東區的社區報。

人地刊物與我地刊物

日本的地區刊物與香港的社區報究竟有甚麼分別？王天仁就認為日本的地區刊物有較高的美學觀念，在排版及設計上都有一定水準。反觀，香港社區報則喜愛運用卡通漫畫插圖和即興手繪字，各有特色。他指，香港的社區報受制於地區細小，加上同質性與人口流動性高，人們很少會對其他地區感到好奇，「今年住鰂魚涌，明年可以因為加租搬到元朗」，「社會的生存形態令我們很難與社區聯繫起來」。

連安洋

阿洋則認為，基於日本先天的社會組合構成，令社區報在當地有很大需求。他指，日本的地區老化問題嚴重，社區報其實是老年人及小社區接觸外界資訊的一個重要媒介。在內容取材上，亦較著重於社區營造及資訊交流，「他們不是辦地區報如此簡單，而是著重能否與人連結起來？可不可以一起去編輯？」，「製作的過程比成果更緊要。」反觀香港報紙已有一定傳遞資訊的功能，令社區報的受眾及覆蓋範圍更為細小。加上社區報的出發點通常以帶出特定議題為主，著重議題傳遞及街坊反應，與日本地區刊物的形式已很不同。他特別欣賞一本名為《土瓜食記》的地區刊物，「它連結了很多土瓜灣區的小店餐廳，分享他們的食譜及背後的生活故事，設計亦相當精美」。

社區事，大家事

最近展覽已移師在灣仔香港故事館舉行，負責策劃展覽的的Bouie，同為《石水渠報》的其中一位編輯。她表示，社區報是由街坊於兩年前自發發起，每2至3個月一期，由義工負責編採，起初只是訪問附近小店，後來才漸漸留意到灣仔的社區重建問題，「大家都是邊學邊做。」Bouie曾經收到義工「投訴」，指文章太多字，很難吸引到人看，但負責寫作的義工則總是想寫得詳盡一點。面對不同聲音，不斷磨合、尋找共識已是社區營造的必修課。

現時《石水渠報》仍會堅持每期訪問1至2間區內小店，目的都是想令社區報成為大家的事，「參與不只是閱讀一份報紙，編輯的人、被訪問的人、派發的人，也會覺得這件事與自己有關。」Bouie認為，社區報雖然在資訊傳遞上不及日報快，但在變化急速的灣仔區而言，社區報的存在卻如同一個社區紀錄庫，記載住不同的大城小事。她指，除了社區報之外，亦會不時擺街站，直接將第一手資訊傳開。在今次展覽上，更展出了多塊逐一手繪的街站物資，希望令參觀者更了解《石水渠報》的特色。

在大時代重拾對社區的好奇

身處紙媒沒落的世代，受眾更狹小的社區報還可以走得遠嗎？自言「包拗頸」的王天仁卻反其道而行，認為社區報有很大的可塑性，「當有很多人說那東西死定了的時候，我會很好奇與懷疑。」他認為，現時手機資訊充斥於生活，令人對社會生活近乎麻木，實體的紙本文案反而令人更好奇及有滿足感，「物極必反，當超過了平衡點，人自然就會追求另一種東西了。」他認為社區報也好，街站也好都是一種載體，其核心是在於人與人的接觸，令人重拾對社區的觀察及好奇，「其實大家都知一些政策問題，但有時問題大得令人想逃避，失卻興趣了解」。他認為，香港的社區報可從苦與甜之間重新包裝，「如果有一份社區報跟我說我屋苑的『鹹水常爆之謎』，我至少會翻開看看先吧。如果下期的《石水渠報》附送一張抄牌時間表，又可行嗎？」，「我們不是談明天、明年的事，我們是談下一小時、下一秒的事。」

「人地刊物﹒我地刊物」第三回展覽現於香港故事館舉行中，展覽日期為即日起至2019年1月8日，早上10時至晚上6時，逢周三休展。

記者：周頌謙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

社會主義行動　報道

10月18日，立法會舉行「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社會主義行動與一眾難民到政府總部，抗議保安局收緊審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難民。建制當局近月再次將打壓難民的行動升級。

保安局企圖收緊處理難民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49天縮減至14天，令聲請者更難有足夠時間準備文件及尋求法律援助。另外，建制派知道因為民意反對難以推行廿四小時的禁閉營，現在以「收容中心」作為包裝的語詞，企圖要求在特定時間關押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進入立法會發言。社會主義行動的印尼難民成員Mira反駁：「酷刑聲請的審核機制極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經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人工島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難民人數只有約1萬人，但卻有4千人被遣返，創下七年來最高的被遣返紀錄。「政府剝奪難民辯護的權利，務求遣返更多難民，做法極為不人道。我們不能再沈默，必須起來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政府妖魔化難民

在場的發言者Jaco表示，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現在民建聯葛佩帆及經民聯梁美芬等建制派政客更重提設立禁閉營關押難民及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我們與其他親建制的發言者針鋒相對。他們都在重覆難民是「罪犯」、「社會負擔」等陳腔濫調。另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政府有意將難民隔離於社會之外，刻意製造種族歧視，方便他們妖魔化難民。實際上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的政策劫貧濟富，專益富豪和財團。

Griff則嘲諷香港政府在難民政策上與特朗普一致，兩個政府都是代表大財團的利益，同樣打壓尋求庇護人士和勞動階級權利。「那些支持廿三條立法、打壓民主權利的政客，同時都是那些支持禁閉營的政客，可見打壓難民和強化專制政權的關係密不可分。」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勞動階級不分種族團結鬥爭，打倒政府和財團的剝削和壓迫。

• 捍衛庇護權！反對收緊審批程序！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
• 支持難民工作權！不分本外勞、所有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50港元！
• 反對種族主義抹黑，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抗不民主的富豪專政！

李文足（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於12月24日收到來自劉衛國律師的消息指被羈押1264日王全璋律師的案件將於2018年12月26日早上八時三十分在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二十個法律團體曾於2018年12月10就王律師的案件向習近平主席發公開信，要求馬上釋放王律師。

王律師於「709大抓捕」期間，即2015年8月3日被警方帶走，並於2016年1月被控「顛覆國家政權」。整段羈押期間，中國政府一直阻止王律師與家屬及家屬委任的辯護律師與其會面，外界在整段時間亦未能接觸王律師。因此，有關當局對王律師的羈押實為秘密羈押。

另一邊廂，中國政府曾多次單方面否定由家屬委任的律師的辯護律師身份。這意味王律師在羈押期間從未得到有效的律師辦護之權利，也無法以法律手段挑戰對其羈押的合法性。另外，我們亦注意到這段秘密羈押期間曾出現王律師被酷刑及不人道對待的消息。

有鑑於中國政府多次侵害了王律師不受秘密羈押之權利及其得到有效律師辯護之權利，我們認為王律師獲得公平審訊之權利根本從未受保障，明顯嚴重違反中國刑事訴訟法、憲法以及國際人權標準。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不應舉行任何對王律師案的審訊。我們在此要求中國政府：
1. 立即無條件無罪釋放王律師；
2. 追究本案刑事程序中所有執法人員對王律師實施的違法違規行為的法律責任;
3. 就羈押時王全璋所受到的權利侵害提供相應且合適的賠償;
4. 停止針對李文足及其兒子的任何形式的打壓，及譴責將來任何針對王律師家屬的騷擾行為。

與此同時，關注組、臺援網、支聯會及社民連呼籲國際社會、公眾和媒體繼續密切關注王全璋律師的事態發展。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社會民主連線

2018年12月24日

被羈押了三年多的維權律師王全璋涉嫌犯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於12月26日聖誕節翌日審理。今天下午3時45分，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發佈通告，稱王全璋案“因涉及國家秘密，法院依法決定不公開開庭審理。此案將擇期宣判。”王全璋在秘密審訊的情況下，其公正性令人存疑，中國法規中「國家秘密」的定義廣泛含糊，往往被濫用以針對維權人士，情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詬病。

由昨天起至今天，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一直被軟禁在家。昨日李文足接獲公安通知不能到天津旁聽丈夫受審，當局並派出大量便衣在其住所樓下監視，國保更驅趕記者，死守區內的出入口，令李無法到天津聽審。王全璋姐姐王全秀今早出發到天津聽審，發覺在火車上已被跟蹤。 到達天津後曾一度失聯，及後得悉她本人已被送回寓所，而她的手機則於天津被搶走。

為防止大規模圍觀，中共當局對王全璋案的庭審采取高級別的應對，法院附近一帶範圍被封鎖，遠遠的各條路都設置了隔離欄桿。多名維權人士及支持者欲到天津二院圍觀聲援王全璋律師的案件，卻相繼被攔截及扣押，當中包括公民何家維、余文生妻子許艷、杭州公民張哲誠、公民王素娥、黑龍江維權人士楊春林、維權人士全世欣和王福磊、北京公民李美青丶葉洪霞及陳燕華等等（詳情請參看附錄）。

我們強烈譴責中國當局對王全璋家屬及其支持者無理及粗暴的對待，在此要求當局立即釋放因支持王全璋案而被扣押的維權人士及公民。

我們呼籲公眾及國際社會繼續密切留意王全璋案的最新發展，並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罪無條件釋放王全璋！

附錄：
25日晚上，公民何家維到達天津站欲圍觀聲援王全璋律師的案件，下車後遭警察扣押到「站前派出所」，後被帶到天津河東「春華派出所」，截至今天中午12點仍未獲釋。

26日早上5時10分，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出發到天津聽審，發覺在火車上已被跟蹤。 8時39分後，一直沒消息。下午4時09分，得悉她本人已被送回寓所，而她的手機則於天津被搶走。

早上5時30分，李文足與王峭嶺準時下樓，打算出發到天津聽審。一推開大廈鐵門，有十多個一湧而上，當中有記者，有國保。國保把記者驅趕走後，死守區內的出入口。李文足被國保阻攔，無法到天津旁聽。

早上8時30分，在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面，來自杭州的張哲誠舉起「無罪釋放王全璋」的字句，被天津的國保控制丶帶走。

早上9時17分，維權律師余文生太太許艷以及公民王素娥到天津旁聽，被天津的國保帶走，被分別帶到不同的派出所。下午2點多，兩人從派出所離開。

早上10時38分，黑龍江維權人士楊春林在現場聲援，說「支持王全璋」後被帶走。

早上11時11分，維權人士全世欣和王福磊在天津二中院對面買水過程中失聯。

早上11時43分，北京公民李美青丶葉洪霞丶陳燕華亦到達二中院附近。其中，李美青被和義派出所的人員從天津強行送回其母親的寓所，並派人看守，不讓出門。

下午3時45分，天津市二中法院官網發了一則簡單消息，指此案將擇期宣判。
(消息更新至2018年12月26日17.30分）

有不少朋友都向我們詢問關於東北動物的問題，現在嘗試以Q&A的形式作出整合。重要資訊，望大家看完後轉發給不同的朋友。

問：「東北反逼遷動物戰隊」是何方神聖？

答：戰隊是由一班關心土地發展及動物議題的朋友組成的，旨在透過不同方法，喚起大眾對政府現行大規模發展下對動物漠視的關注。
10年前，政府提出要開拓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或打鼓嶺等鄉郊地方，企圖犧牲香港僅有的農地及生態，換取無止境的發展。我們的戰友，早早紮根於村內，發現政府在規劃中竟沒任何有關動物的安置政策，置牠們生死於不顧。因此我們決心為一群受不義發展壓迫而動物集結。在新界東北等受發展威脅的鄉郊地區開展捕捉絕育放回（領養）/救援工作，並向政府倡議有關政策，希望當局終止一切逼遷,在鄉郊發展先制定動物政策,保障一切生命的權益。

問：現在新界東北鄉村的貓狗的情況怎樣？

答：在2017年4月至2018年9月間，戰隊一直走訪受影響地方，包括：古洞北、粉嶺北及横洲作動物調查，統計動物數量同了解情況。訪問戶數244戶，其中161戶飼養貓狗（佔66％），合共500隻貓狗，平均每戶2.04隻。根據政府文件指出，整個東北發展下有超過1,000受影響戶，我們推算將會有最少2,000隻動物因為發展計劃而失去餵養者及家園的貓狗會流落地盤、面對飢餓、逐病痛及面對死亡。

另外，戰隊亦發現鄉村的貓狗生活方式跟市場有明顯不同。在市區，可分為有飼主飼養的寵物及沒有飼主飼養社區貓狗；在鄉郊，情況則較市區複雜且模糊：

A.有明確飼主的
在家放養：狗在花園範圍內自由活動，貓可以自由出入，有足夠食物和相對舒適的休憩空間。
家養：狗綁住或困籠餵養，活動空間受限。
家養：完全室內環境：和市區飼養無異。

B.沒有明確飼主的
功能性飼養：在車場 / 倉庫 / 工場等地的倉狗，由工場飼養，日間在倉庫四周自由行走，夜晚鎖在倉內。
社區貓狗（有人餵食）：日常自由活動，在固定點有人餵食，生老病死，聽天由命。貓咪數量相當多。

C.沒有飼主的
社區貓狗（自己搵食）：貓咪偶然可見，多數獨行，非常警惕，藏匿在較隱蔽位置，自己捉蟲鼠或在垃圾桶搵食；社區狗比較少見。

村內的貓狗原本的生活已經不容易，例如倉狗每天都在大型貨車進出入的地方「上班」，很多時司機並沒有留意狗隻在馬路上行走，便會撞到或輾過牠們；又如鄉郊成為私人繁殖場及飼主遺棄動物的熱點，被遺棄的只能流浪街頭，自生自滅。這些貓狗大多沒有進行絕育手術，經歷發情期，被迫不停繁殖下一代，數目不停澎脹，有時更加會近親交配，生而有缺陷。

問：現在政府的發展及收地情況如何？

答：時間情況非常緊迫。
根據立法會工務小組的文件，2019年第一季便會審議古洞4個項目，包括：
古洞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第一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餘下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古洞南設立農業園

工務過後，便可正式上立法會財務員委會要求撥款，完成後政府便可動工。

政府預計，新界東北第1期發展區正式收地（收購約68公頃私人土地及搬遷約500個家庭）會在2019年下半年進行；同時，橫洲第 1 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所涉及土地的清拆亦在等待財委會批准擬議工程的撥款，及後會訂下最後的遷出期限。

待續....

前言：1968年，香港聯賽成為第一個正式容許職業足球員參賽的亞洲聯賽。今年正是香港職業足球五十年。在今年的最後十天，運動公社會每天回顧一場香港足球職業化的十場重要本地球會級賽事。所謂「重要」賽事，即時對香港足球發展來說是有重大意義的賽事，所以這些比賽未必是家傳戶曉的比賽。一些不少老球迷印象深刻的精彩比賽，也未必會被收錄在這個系列中。當然，我們歡迎各位在留言提出自己覺得難忘或重要的賽事。

另外，亦希望各位男女老幼足球迷可以協助版主完成一份與香港球迷文化的網上問卷。問卷不長，五至八分鐘即可完成，連結見此。

1986年6月8日，墨西哥世界盃分組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同日，一萬四千名球迷到大球場觀看精工對香港代表隊的賽事。相信絕大部分球迷入場的目的，是捧胡國雄的場。因為這一場是胡國雄告別賽。香港足球史上出產過李惠堂、姚卓然、張子岱這三位不同時代的代表人物。而要說香港職業足球時代最具地位的球員，則非胡國雄莫屬。

胡國雄的甲組生涯由東昇開始。但自從在精工升班時決定由南華過檔，胡國雄的威名就與精工的名堂不可分割。而胡國雄告別賽完成後，精工當季的任務還未完結，但已作告別賽的胡國雄已沒有再上陣。精工先在足總盃四強以三心一淘汰東方，晉身6月22日上演的決賽。之後在聯賽煞科戰，精工與海蜂踢成零比零。精工以第四名完成聯賽，其七連冠霸業結束。

在足總盃決賽舉行前兩天，精工主席黃創山公佈了一個重大消息：精工將在來季退出甲組行列。於是足總盃將會是精工在甲組賽場上最後一個奪標機會。決賽當天凌晨，馬勒當拿手腳並用帶領阿根廷殺入世界盃四強。下午，精工在六千多名球迷面前戰至加時以二比一力克南華奪標。

贏得足總盃後，精工還有一場正式比賽，是六強盃對南華的例行公事。這場賽事是因為天氣影響始壓後至6月24日晚在大球場舉行。官方的數字指入場人數有1171人，但這個數字是包括了買了原有賽日門票但未有退票的球迷，所以入場人數遠於此數。無論如何，精工最後一場正式賽事就在冷清的大球場上演。由於當時六強盃的冠軍已篤定由愉園獲得，這一戰精南雙方不但無派遣外援上陣，甚至讓演藝界人士後備入替。替南華上陣的有高飛和戴志偉；而精工則有吳華山和陳百祥。這場球賽以南華大勝四比一結束。為精工一度追平、亦即是射入精工在甲組最後一球的正是「阿叻」。而為南華射入最後一球的是高飛。

曾風靡萬千球迷的胡國雄和精工就這樣告別了香港甲組。在緊隨其後的三個球季，球迷不但不能看到精工和胡國雄的比賽，也無緣欣賞外援獻技。因為在1985至1986年球季後，足總開始了全華班制度。一直到1989至1990年球季，香港甲組始恢復引入外援。

圖片來源：偉少

七百萬親愛的(前)子民，

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知道你們生活得不甚如意，身處白金漢宮，在聖誕樂聲中念及往昔種種，偶爾，我也會輾轉反側、不能成眠。

因為，689正正就是我大英帝國培育出來，學成之後卻欺師滅祖，將誠信、民主、公義等等信念，棄如敝履。

身為香港的領導人，689收取四百萬英鎊，不申報、不納税，絕非我大英帝國所倡議，而是中共的行事方式。

曾有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中國官員應該申報財產和收入，讓人民監察，可惜提出建議的人，不旋踵就被消失了。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2002年，也就是我登基50週年，全英舉國歡騰慶祝之際，歐洲政壇發生了一宗大醜聞，在你們的國度，這應只是小事一宗。

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黨魁吉斯(Gregor Gysi)， 因為以公幹累積的飛行里數，換取機票作私人旅行不作申報，被傳媒揭發後，百辭莫辯，最終只能黯然辭職下台。

說的，並不是航空公司送出那區區的一千幾百飛行分數，而是誠信。

一個高高在上人，或可暫時逃避法律的審判，但永遠不能逃避人民的道德審判。

申報利益，並不單單是法律問題，而是人格問題，你可以堆砌一百個、一千個無須申報的荒謬理由，但只能證明一件事 ：

689，是一個沒有人格、沒有廉恥、沒有誠信的賤人！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天形容社會對律政司外判檢控制度「有誤解」，表示「律政司作出刑事檢控決定時，一貫做法是由內部自行決定，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人員才會外判。」這說法明顯違背了律政司過往透過立法會向公眾所解釋的一貫政策，亦違反法治精神。

例如在2015年6月，時任律政司司長的袁國強便曾經以書面回覆立法會 ，指出一般來說在六種情況下律政司會把案件外判，當中明顯地應該適用於處理是否檢控梁振英的原因是：「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

此外，今年二月立法會的文件亦清楚表示以上所述的律政司一貫政策直至當時仍沒有被改變，特別是當時有個別立法會議員質疑應否繼續採用過往一貫的政策去處理一些涉及"具爭議性的案件"，但政府當時仍願意繼續堅持一貫的政策，並作出以下的回應：

「…政府當局有 需要把部分從爭議性案件所衍生的刑事檢控案件外判，以尋求專家協助，或就其認為應避免予人偏袒的觀感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而向獨立外間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或服務。政府當局強調，刑事檢控專員及刑事檢控科的同僚會全面考慮每宗案件的情況，以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並會視乎案件的敏感程度決定是否外判。…」

事實上，過往多年來，律政司亦是基於這原因在所有處理涉及政府高官或公職人員的案件，都必然先尋求外間獨立的資深大律師意見，若最後決定不檢控，亦會就作出決定的程序、相關細節及法律與證據的分析作出詳細解釋，見梁錦松事件，林奮強事件，湯顯明事件。

大家需要明白，尋求外間獨立的資深大律師意見，並非去取代律政司在憲制上不受任何干涉下處理刑事檢控的責任，而是要貫徹法治精神，讓公義能夠在人前得到彰顯，亦避免公眾質疑律政司隻手遮天，基於政治或其他非法律的考慮決定不檢控權貴人士。大家可以留意時任律政司司長的袁國強就不檢控湯顯明的決定回應傳媒時的論述：

「…我們完全明白今次這件事社會非常關注，亦有其敏感性，所以除了我們內部刑事檢控科的同事很詳細地考慮證供外，我們找了英國獨立御用大律師給予意見，而這位御用大律師亦在我們的認知中，是這範疇的一個很頂尖的御用大律師，目的是不只我們自己內部有個意見，而是找一個完全獨立的御用大律師給予意見。…」

「…因我們收到御用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我們不是他說起訴或不起訴，我們便「自動波」同意他的結論，我們須就他每個論點和相關證據，我們自己做一個獨立的審視，審視後，我們亦須做另一份意見書，所以其實在英國御用大律師提交其意見後，我們的刑事檢控科的同事完成研究工作，刑事檢控專員自己有一份很詳細的法律意見書，提供給廉政公署。…」

題為編輯所擬

民進黨今年才三十歲。「三十而立」，民進黨應該才是進入成熟階段，然而現在看來卻有點奄奄一息的樣子。作為台灣最大的本土政黨，落到這樣的命運，支持者真是欲哭無淚。

毛澤東總結奪取國民黨政權的革命三大法寶，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台灣的寧靜革命排除了武裝鬥爭，熟悉的則是中共的統戰，對黨的建設幾乎無人提起。實際上黨的建設主要指的就是建設一個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群眾性政黨，才可以不犯或少犯錯誤，帶領全黨實現每個階段的目標。

二○○八年民進黨在選舉中大敗，蔡英文出來領導民進黨重燃生機，八年後重新執政，說明當時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然而兩年半以後的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當然也說明政治組織路線出了嚴重問題。

政治上在「維持現狀」的同時，缺乏對未來建國目標的努力。具體來說雖然強調了民主，但對主權的堅持是不夠的，國安有嚴重漏洞，對中國的態度太過軟弱，導致士氣不振，缺乏足以團結全國的凝聚力。

組織上的問題更多，因為民進黨由不同派系組成，可以共患難而難以同安樂。家族和派系利益的爭奪不惜表面化而不以為恥，用人範圍狹窄甚至唯親。這是中國小農社會的表徵，不是現代社會的民主。當局對此採取放任態度，除了黨內派系利益的爭奪，阿扁的特赦問題與喜樂島的成立，形成要教訓民進黨或把民進黨當成主要敵人的氛圍。這種狀況不但導致基本盤分裂，看在中間選民眼裡，更加不可能把票投給民進黨。可是民進黨對此一再迴避，沒有解決，也沒有向支持者進行解釋，導致基層思想混亂。本土派陷於分裂的情況下，當然是國共反撲的最好機會。

執政者到底汲取了敗選什麼教訓？只能從高層的言行去揣測。這不是一個群眾性政黨與政府應有的態度。教育部長葉俊榮選擇平安夜召開記者會宣佈聘管，府院大感驚愕。對這種違背程序正義又沒有行政倫理敗類的突然襲擊，政府為何沒有連夜拔除並收回成命，避免台大成為紅色大匪窩？葉俊榮背後有何背景使政府忌憚？

政府已跛腳，民進黨責任更重。新的民進黨不能只是選舉機器，應該加強對黨員進行教育培訓。包括認清台灣國情及黨的最終目標；實現目標的戰略策略；監督政府執政；保持清廉勤政的個人品質與做人之道等。

未來中央政府面臨地方包圍的壓力，應該恩威並施處理彼此關係；也要面臨中國嚴重滲透地方的問題。有鑑於親中黨國勢力的盤根錯節，而台灣又是印太戰略的一線成員，美國更須關注台灣，必要時採取斷然措施阻隔中國的滲透與入侵。

原文刊在自由時報

吊鐘開花，12月20日攝於八仙嶺自然教育徑（鳴謝：Jenny Wong）

網友傳來前幾天在八仙嶺攝得的吊鐘開花相片，覺得很奇怪，因為吊鐘出名是年花，一般在農曆新年前後開花，即是西曆一月尾、二月初，現在卻早了整整一個月。

馬鞍山上的香港杜鵑和羊角杜鵑也有提早了三個月開花的報道（註1）， 差不多同時，我在中區攝到了杜鵑開花現象。眾所周知，過去杜鵑於春天三、田月盛開，但是隨着氣候暖化，開花日期不斷提早，已經變到市區全年可見開花，翻查一下，原來十年前我已經就此寫過網誌（註2），如今山嶺之上野生杜鵑大幅提早開花，反映氣候暖化愈演愈烈，連遠離塵囂的山上也無路可逃。

市區杜鵑開花，12月21日攝於添馬政府總部

植物不會說謊，開花日期紊亂，反映暖化的程度足以擾亂自然生態平衡，而人類的生活，說到底必須由自然生態支撐，眼前所見開花景像雖然悅目，可惜內裏隱含不祥的警示，全球氣候暖化正在趨向危險水平，連帶自然生態也亂了秩序和隨時出軌，人的生存漸無保證。

究竟我們有多危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簡稱IPCC），不久前發表了一份特別報告，談到人類必須把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一度半之內（註3），才能避免各種災難性後果，想達到這個目標，人類需要即時開始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關鍵的前提是「2055年達到二氧化碳零排放」，這個要求很嚴酷，不過無法迴避。

還有一點，就算按照這個要求做了，全球氣溫依然會繼續上升，於2030至2052之間達到增溫一度半的水平！2030離開今天只有十二年，氣候變化很快就會影響我們這代人，再不是所謂「影響子孫」的遙遠危機。

二氧化碳排於於2055年降至零的情景下，全球氣溫的演化預測（底圖來源：IPCC）

預設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情景，以及附帶的非二氧化碳加熱量情景

二氧化碳不是氣候暖化的唯一原因，其他人造溫室氣體也在為大氣加熱，如果要求氣溫達到升溫一度半之後折回下降軌跡，IPCC指出這些溫室氣體也必須縮減，否則氣溫會居高不下，甚至失控繼續上升超過兩度，到時人類的處境恐怕將十分不堪。

根據IPCC的說法，「一度半」是我們為了求生而必須奮鬥的目標，不容易但卻又可能，IPCC的報告裏有詳細說明，限於篇幅不能細談，簡單地說，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盡快投入「長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簡稱「長遠減碳」）的行列，丟棄「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減少浪費物質和能量，從而減少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家一起做，積少成多，才有可能避開「氣候懸崖」。

未來是「一度半新時代」，是我們沒有選擇的時代，長遠減碳事在必行，不作出轉變，我們自己很快就會吃到氣候變化的苦果。

參考：
註1 蘋果日報，2018年12月22日：當杜鵑花無處可逃
註2 香港天文台，2008年11月16日：秋天裏的春天
註3 IPCC (2018):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 degrees.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慶典前後，分別都提到，一國兩制，治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成功及實際的執行，李總理更講到，單獨關稅對於香港的地位是何其重要。但從過去二十年來看到的，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也從最近所發生的政治事件中看到，情況是越來越差，又或者是不是香港人真的未能適時改變腦袋來迎合呢？

首先，有人就將一國兩制分拆，就是一國大於兩制，而並非是一國和兩制並行。這個分別是很大，因為，若果一國為先，兩制就失去意義。大家常常都聽到劉夢熊講：「要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兩者不可偏廢。」這個就是當初的一國兩制的構思，那就何來一國行先呢？因此，我不認為習近平會不知道這個道理，可能他心目中的就是一國先行，才有兩制。也顯示香港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直接管治。

另一方面，港人治港，原則上是做得到，真實上，今天從特首到各級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是港人擔任，而部份立法會議員更是一人一票選出來，這些無論是被選者或者選民都是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是符合港人治港的原則。只是，這些人都不是為港人福祉為首要或者最終目標，每事都跟隨他們的「阿爺」，即是祖國為先。因此，這些所謂港人只是身份上是港人，實質上是代表中央政府執行任務，所以，港人治港就此變了質。

再講到高度自治，本來自治已經很足夠，也是應當時中英聯合聲明所指的香港人能夠保持原有的各方面就是已經可以當作自治，事實上，就算是九七前，英國政府從來都不會在一般情況下干預香港事務。從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地位到今天的轉變，已經給了大家答案，因為，求其一個芝麻綠豆的大陸官員都可以在香港說三道四。

這些所謂中央官員，更可以下指導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聯辦角色和831的決定，大家不妨看看這些所謂中央官員的職銜，根本就不可能要香港特首聽命。好可惜，情況就是如此，一個中聯辦的官員，都可以把弄特首和部份議員在手中。那就反映出，何來高度自治呢？更令人無法接受的就是，原來，自治就等於獨立，那當初又為何要講到高度自治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我所講都是廢話，事實上這樣想是天真和傻。當初鄧小平所構想的一國兩制，是因為知道香港人已經習慣了港英的管治，也希望只需要換枝旗就可以，更認為，英國人做到的，中國人也可以做到。這個就是當初九七回歸之時，香港不但沒有出現移民潮，反而出現一大班回流人士，若果以這些人之指標，今天真的不妥當，因為那些回流的人都盡快跑回他們的國家。

當一個國家（中共）和另外一個國家（英國）所簽訂的協議，更在聯合國備案的中英聯合聲明都是歷史文件，那還可以希望這個違約的國家可以做到什麼的結果。這幾年來，常常都聽到有人想「支爆」，「港獨」，「欖炒」就知道，很多香港人是心死，真的希望中共滅亡，當然這個是妙想天開，不過也反映出香港人真的受不了。

文：健康空間行動項目主任于愷絹

環保署即將向環境諮詢委員會及環保局局長呈交香港第二次的「空氣質素指標Air Quality Objectives（AQO）」檢討報告。報告建議將AQO內的兩項空氣污染物——二氧化硫（24小時濃度上限）及微細懸浮粒子（24小時和年均濃度上限），由世界衛生組織中期一目標略為收緊至中期二目標（註一）。但同一時間建議將PM2.5的容許超標次數，大幅由目前的9次放寬至35次。報告並無對其他空氣污染物作出修訂建議，即使是濃度水平已創近二十年新高的臭氧。

如建議最終成功通過立法會審議及公眾諮詢，香港的AQO將繼續大幅落後於世界衛生組織（下稱世衛）最嚴格的安全標準，直到五年後的第三次檢討為止。當指標大幅落後，意味著香港這五年的實際空氣質素也將繼續處於損害市民健康的水平。

更改賽制為求達標 鴕鳥政策自欺欺人

根據上一次AQO檢討專家小組會議的與會文件顯示，政府的修訂建議以「可行性」或「能否達標」為決策的首要理據。環保署在文件中明確道明，因為預計SO2及PM2.5，在目前及將會推行的短期減排措施發揮效用下，能成功於2025年達至世衛IT-2水平，故建議收緊這兩種空氣污染物的指標值。但由於預視在收緊指標後，PM2.5（24小時平均）每年將超標33次，故政府建議將「容許超標次數」大幅放寬至35次。為求達標，不惜更改「遊戲規則」，發揮聞名的搬龍門技能。

餘下兩種未與世衛水平看齊的污染物，包括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和臭氧，也因環保署預計香港不能於2025年前達到收緊後的指標值水平，故拒絕對兩種空氣污染物作出修訂。對於近乎失控的臭氧水平採取完全放任政策，以為不修緊指標值，問題便不存在，政府也就不用去處理。

為做而做，少做少錯

是次AQO檢討是林鄭班子任內的第一次亦很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檢討，檢討結果某程度上反映了本屆政府對空氣污染及公眾健康的重視程度。說到底，政府如果真的將「保障公眾健康」視為其施政重點，理應可大刀闊斧將指標收緊至更嚴謹的水平，迫使各部門加大現行減排措施的力度，務求降低公眾的健康風險水平，並確保香港追上其他先進國家在改善空氣污染上的步伐。

可惜，環保署這次「小修小補」的AQO修訂建議如何看來都只是為履行五年一檢的法例規定（註二）。官員為做而做，少做少錯。「保障公眾健康」（註三）淪為口號，在決策者眼中毫無實際意義。不禁讓人好奇，到底AQO修訂是為了誰和為了甚麼而做，是市民福祉？還是政府交功課？

註一：世界衛生組織訂立的「空氣質素標準」設有不同門檻（低至高）：中期一目標IT-1、中期二目標IT-2、中期三目標IT-3，以及最嚴格的安全標準。
註二：上屆政府於《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加入「五年一檢」的規定，要求環保署至少每五年檢討一次AQO，並按世衛標準作基礎收緊至更嚴謹的水平，以更有效保障公眾健康。
註三：上届政府於2013年推出的「香港清新空氣藍圖」曾明言：「改善香港巿民的健康，是促使我們採取果斷措施的動力。」環保署也多次指出保障公眾健康是制訂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主要指導原則。

看到這樣的新聞，心有戚戚焉。

其實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個別事件？我敢肯定說絕對不是。因為扭coupler，其實好難。

大家看新聞發佈會，那些高層就現場就徒手扭給你看，好像很輕易。但是如果真的要扭到合格，需要一個大漢用一個大牙拑出盡力才能做到。批評很簡單，但讓你拿著牙拑試一試，保證光是那樣拿著手已經會發軟。

況且在現場，永遠不會有兩支完全沒有固定的鋼筋來給你接駁。而鋼筋的位置多數都歪斜，而且密密麻麻一排，有些時候連牙拑都放不進去，這又怎樣可以扭到合格？尤其是在連續牆那樣的建築，情況就像用一個針山對準另一個針山，再把針尖接駁起來一樣。如果做工稍有差池，一排鋼筋長短不一前後不齊，那麼短的那一支又怎麼有機會做得到合格？

蘋果日報和許多對工程茫無了解的市民，經常就會思想過份簡單地認為這是偷工減料，再大興問罪之師。 其實這完全不是偷工減料，而是工程質素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很多時是「不能」，並非「不為」。說到底用coupler 來接駁鋼筋就是在工程質素上有很大的潛在風險。這樣考功夫的工序，如果大量使用，出問題可以說是意料之內。

某程度上，與其歸咎施工質素，更大的問題來自設計。不過在香港就是有這樣的畸形現象：工程師設計只為了通過審批，完全不考慮施工的困難。但是當施工要求高度的工藝質素，尋找承辦商卻永遠是價低者得。這種永劫輪迴已經早就成為了香港建造業的常態。加上近年基建工程都是大規模，卻又被逼在短時間內完成設計和施工，除非你相信有多快好省這回事，要不然這種工程怎麼可能不會有問題？

業界已經說了很多年，希望政府的工程都是有條理地逐步逐步推出，令業界無論在人力物力上都能夠好好地應對。偏偏就在高鐵開始，工程永遠都是在行政指令之下高速完成。歷任的工程界的議員有沒有為此說過半句？除了一面倒地支持政府展開工程之外，業界的問題和憂慮卻甚少被帶到議會和公眾的層面。長久下去得過且過，香港在工程上遇到的問題，是永遠不會有改善的一天。

説回coupler。如果覺得沙中線這樣的情況很離譜，那我只可以告訴你，很多大家住的樓房和日用的建設，如果全部都像現在這樣掘出來驗屍一樣的檢驗，其中的coupler肯定沒有一個可以做到百份百及格。不合格的coupler 人人都做過，起貨就算數了。要像現在這樣被徹底重檢，情況實在是太不幸，心中又怎麼可能不覺得戚戚然？

P.S. coupler 正式的中文名稱應該是「偶合器」（行內由工程師以至工人都叫它coupler，沒有人用中文的），不是「螺絲帽」啊，屢勸不改的蘋果日報！

【有關這篇文章的補充： 感謝會留意到這篇文章的各位會花時間閲讀。我想補充和重申， 無論怎麼看這篇文章都沒有為涉事的公司開脫的意思。我是想指出，上coupler 的工序並不容易達到標準，很多情況是做不到，並不是不想做。心有戚然的感覺是因為，即使已經盡力，很多時候仍然不可能達到目標水平。幾乎所有前線的從業員都陷入過這種收貨與否的困難。今日是沙中線出事，其他項目情況也好不到哪裏。我只希望整個行業可以由設計開始，對使用coupler 認真檢討，避免有同樣的事情以後繼續發生。僅此而已。】

【社聯頻道】

家人患病，照顧者除了擔心家人的病情之外，日常的照顧工作亦十分繁重。「曾經打算辭去全職工作，專心照顧媽媽。亦曾經試過和男朋友分手，因為要自己喜歡的人承受照顧家庭的壓力，是很難的。」梁小姐說。

梁小姐的媽媽今年59歲，數年前身體逐漸失去活動能力，但醫生始終未能確診她的「病因」。由於未能找到「病因」及未滿六十歲，梁媽媽一直未能找到政府資助的長者日間照顧服務，令梁小姐一家負上沉重的照顧壓力。「曾經試過和媽媽吵架後，覺得自己很無用，做不到可以照顧媽媽的子女，吵架後打開了窗，爬出窗外，媽媽哭著拉我回來，因我做不到任何東西協助媽媽」梁小姐說。

另一位照顧者是需要照顧患有柏金遜症的丈夫及兩名年幼孫兒的鄭太太。「照顧者是難，非常的難。好像困獸鬥般，日日都好難過」鄭太太說。她指，繁重的照顧工作令她的心理和生理都出現很大問題，更患上抑鬱症。

香港仔坊會註冊護士譚慧慈表示，一般政府資助長者日間照顧服務的輪侯時間約一年，輪侯期間家人及照顧者需要承受沉重的照顧壓力。因此，香港仔坊會推行「摰安心」長者日間照顧服務，填補現時服務空缺，為南區有需要的長者及家庭提供即時服務支援，服務時間是星期一至五的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半，更會提供專車接送服務，為長者提供基本的護理照顧、社交及導向訓練，希望長者更多參與訓練，從而提升他們能力。

得到香港仔坊會的支援後，梁小姐及鄭太太的照顧壓力得以大大紓緩。鄭太太指先生日間在中心得到適當的訓練，期間她自己可以休息一會，例如：做家務及約朋友飲茶談天，最後抑鬱病舒緩了很多。

梁媽媽參與坊會服務後，整個人開心了很多，認識了不少朋友，梁小姐亦可以正常上班。梁媽媽在中心的廚藝班製作了曲奇餅，帶回家給梁小姐吃，「因媽媽不會煮飯，我自己未食過媽媽煮的東西，我很開心，還分了給同事一起食(曲奇餅)。」梁小姐說，更勉勵其他照顧者「以前不明白為什麼人要放低所有事，專心做照顧者，為什麼要那麼傻，現在終於明白，上天給予你這個角色，是一種福氣，因為你有能力帶東西給予其他人。因為你可以照顧身邊的人已經很好。」

作者：薩拉．庫克

肯亞一家廣受歡迎的數位電視公司將中國國家電視頻道加進了它價格最為親民的節目套組，卻將其他國際新聞媒體拒之門外。葡萄牙電視臺在黃金時段推出一個「中國時間」節目，其中包含了中國官方媒體製作的內容。一名臺灣商人因為協助對中國持批判意見的廣播電臺而在泰國遭到逮捕。一家部分為中國所有的南非報紙突然取消了一個定期的專欄，因為其中有文章談到中國在新疆的鎮壓。

以上只不過是過去一年裡發生的幾個案例，顯示了中共日益增強的在世界各地發送其重點關切的宣傳和言論審查的能力，同時它還在國內繼續強化媒體和網路管控。

中共2018年的全球媒體攻勢包括以下五個主要趨勢：

1. 對外國媒體施加影響力手段更加咄咄逼人

北京在對外宣傳方面不加掩飾的野心在2018年展示無遺。中國當局把一種得心應手的戰術運用在了更加廣大的規模和領域——將中國國有媒體的內容植入外國新聞媒體，官方檔案將這種手段稱為「借船出海」。

今年7月《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針對海外中文媒體的中國官方媒體內容調查分析，發現與往年相比在2016至2017年期間，中國官方媒體與海外媒體簽署的協定數量出現激增，公佈的協定總數超過200份。而上周《衛報》發表了一份歷時五個月的調查報告，發現了《中國日報》以「中國觀察」的名義在超過30個國家的出版物中發佈社論式廣告增刊。這個調查還顯示，播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節目的廣播電臺從2015年的14個國家、33家電臺增長到今天的35個國家、58家電臺。

作為「一帶一路」計劃的一部分，北京在今年6月主辦了一個新聞記者論壇，參加者有來自47個國家的將近100家媒體的代表。活動主辦方，隸屬於中國政府的「中國記協」，後來受命為此論壇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秘書處，並為一個一帶一路記者聯盟起草規章。

居住在美國的民主倡議人士和中國媒體觀察者陳破空說，中國外交人員正在「更加積極地干涉」美國某些中文媒體的編輯決策，並且行為方式越發地「目空一切和咄咄逼人」。上文提到的《金融時報》調查報告發現，由於受到中國領事官員的直接或間接的壓力，海外中國社區的很多企業不願意在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媒體上刊登廣告。

2. 通過掌控媒體所有權和基礎設施擴大影響力

中國問題學者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曾經警告說，中共官員會從僅僅是「借船」轉而「買船」，也就是直接併購外國新聞媒體。事實上，中國國有企業和親共的企業大亨們一直試圖收購中國大陸之外的主流媒體公司。中國科技富豪和中共黨員馬雲在2015年底收購了香港的《南華早報》，隨後在2018年發生的幾起事件加強了人們對這一收購將降低報紙獨立性的擔憂，其中包括中國官員8月份不請自來出現在編輯部會議上。在南非，兩家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公司2013年收購了南非第二大媒體集團的20%的股份，這個集團在2018年突然撤銷了評論員阿薩德．艾薩的每週評論專欄，因為他之前寫了有關中國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文章。

中國公司一直在海外積極參與基礎設施和內容傳播系統的建設。這一點在非洲尤其明顯。中國電視傳播公司「四達時代」（StarTimes）已經成為非洲大陸電視傳播的關鍵角色，無論是類比信號還是數位信號電視。這家公司已經在30個國家累計擁有超過1000萬訂閱觀眾，並且贏得了決定觀眾能夠觀看哪些電視臺的權力。儘管是一家私營公司，四達時代與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讓它受益匪淺，偶爾還能獲得政府補貼。這家公司似乎將中國國有媒體的電視頻道置於它提供的系列節目的優先位置，代價是犧牲了其他獨立國際新聞電視臺的位置。在肯亞、烏干達和奈及利亞，包含像BBC國際台等電視頻道的節目套組價格高於只有當地頻道和中國國有媒體頻道的基本套組。2018年，四達時代在迦納擴張業務的舉措遭遇了來自當地廣播電視協會的反對，人們擔心它將會影響觀眾對電視節目的選擇。

3. 技術日新月異，宣傳花樣翻新

中國主席習近平在他的演講中敦促宣傳幹部們「利用創新的宣傳手段」，而那些幹部們似乎已經在落實這些手段。例如，中國國有新聞媒體在社交媒體上變得非常活躍，而諷刺的是這些社交媒體在中國是遭到封鎖的。臉書在2018年尤其受到中國國有媒體的青睞。所有中國國有新聞媒體都有臉書帳戶，有些媒體甚至還根據不同的語言和地理位置管理多個主頁。

每一個主要帳戶都擁有數以千萬計的粉絲。單單是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英文帳戶就擁有7100萬粉絲——是臉書上所有新聞媒體人數最多的粉絲群——其中4600萬是自2016年5月以來新增的。臉書上排名前10名的新聞媒體帳戶有3家是中國媒體。這個社交平臺上增長最快的5個主頁中有4個是屬於中國國有媒體：新華社、《環球時報》、中國環球電視網和《人民日報》。儘管這四家媒體——尤其是《人民日報》——以內容枯燥乏味而聞名，難免讓人懷疑這些帳戶的很多粉絲是假的。不過，這些媒體也在Facebook上頻繁投放廣告以期獲得全世界更多的真正粉絲。

絕大多數中國主要的國有媒體都提供英文版手機應用程式，並且有些媒體已經採取不同尋常的步驟去擴張他們的內容受眾。《中國日報》的手機應用程式在蘋果的應用商店給用戶提供瀏覽、點讚和分享文章的「積分」當作獎勵，這些積分隨後可以用來購買線上產品。

4. 操縱國外的政治和公眾討論

北京方面的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舉措長久以來一直聚焦於宣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同時壓制有關中國國內侵犯人權和宗教迫害事件的報導。但是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現在還試圖引導其他國家內部有關於中國關係的討論，包括試圖在其他國家壓制針對中國活動的批評。

今年，澳洲華人針對兩家媒體公司發起誹謗訴訟，原因是這兩家公司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檢討中共在澳洲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政治家們對這些案例可能引起的寒蟬效應的關切。肯亞、南非和阿根廷的那些與中國建立了資金或其他合作關係的媒體集團，通常突出一些對中國在他們各自的國家和地區的活動非批評性的甚至是溜鬚拍馬的報導。

9月，印刷版的《得梅因紀事報》包括了一份《中國觀察》增刊，其內容比通常此類插頁更具針對性和政治化。7月，中國環球電視網發佈了一個兩分鐘的動畫視頻，內容有關雙邊貿易緊張關係對美國大豆產業的影響，並在結尾提出一個問題：「一旦選民們的荷包縮水，他們（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最後還會支持川普和共和黨嗎？」。在臺灣，出現了若干起源自中國、損害臺灣政府聲譽的「假新聞」報導和篡改圖片的事例，這些報導和圖片在社交媒體廣為流傳，並且在過去兩年裡被一些電視新聞台所採用。儘管它們對上個月地方選舉的實際影響尚未明瞭，但是不得北京歡心的執政黨遭受了令人震驚的損失。

參與有關中國影響力公開討論的一些著名學者也受到了影響。9月，依賴中國數十億美元貸款的尚比亞官員驅逐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肯亞法學教授，這位教授原本計畫進行一次有關北京在非洲活動的演講。在紐西蘭，安-瑪麗．布萊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她一直批評中國在紐西蘭擴張影響力的行為。那些顯然是想迫使她噤聲的努力出現了尤其令人不安的轉變。她的家和辦公室遭受了幾次讓人疑竇叢生的入室盜竊，警方認為這些很可能是與她從事的工作有關。隨後在上個月，布萊迪發現有人改動了她汽車的刹車系統。

5. 按照中國的意圖重塑海外媒體市場

在北京擴大其對海外媒體的援助和投資過程中，它傾向於支持那些國有媒體而不是那些獨立的私營競爭者，這也反映了中國國內的媒體圖景。例如，中國政府在今年提供的援助提高了辛巴威國有電視臺的傳送能力，完成了奈及利亞北部卡杜納國有媒體公司的數位化改造、擴大了賴比瑞亞國有電臺的覆蓋範圍，改善了寮國國有電視臺的製作品質。

另外，儘管中國一直在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編輯和媒體官員提供培訓，但是最近兩年引人注目的是尤其擴大了網路媒體領域的受訓人員的數量。自由之家最新發表的《網路自由報告》的研究發現，在全球網路自由年度調查涵蓋的65個國家中，中國官員們已經 「為來自其中36個國家的代表舉辦了新媒體或資訊管控方面的培訓和研討會。」

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的作用和局限

中國政府每年在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攻勢方面花費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但是取得的實際成效依然參差不齊。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問卷調查，北京的努力在提升或維護中國和習近平個人的公共形象方面在發展中國家似乎相當有效。這些措施還降低了人們對中國政府國內人權記錄和在海外與中國進行經濟政治交往的潛在風險的關注和審視。雖然很多因素能夠影響民意調查結果，但2016年對六個非洲國家進行的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也發現，「在許多案例中，一個國家出現的中國媒體越多、獲取來自中國的相關媒體技術越多，公眾輿論對中國的好感在多個不同方面都會得到很大的提升。」

然而，北京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局限。世界各地的獨立新聞媒體時常出現讓中共感到不快的報導，比如今年有關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報導。互聯網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得那些不親北京的新聞媒體——從《紐約時報》到《香港自由新聞》到新唐人電視臺——在中國境內外傳播他們自己的內容方面獲得了重要進展。同時，言論自由國家的眾多新聞記者和讀者依然對國家控制的新聞內容保持懷疑態度，而這正是中國國有媒體在向全球受眾傳達資訊時想方設法混淆資訊來源的真正原因。

在政策層面上，過去的一年已經成為認知中國的「大外宣」行為以及任由這些活動暢行無阻的潛在危險的分水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人士都已經開始對北京的媒體參與和投資活動進行更加嚴格審視。與此趨勢相應的是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之下進行的一些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受到更廣泛的質疑，有些項目甚至遭到拒絕。

很多政府，包括一些民主國家政府，都會從事積極的公開外交活動，但是中共的方法常常是隱蔽的、強制性的，並且對於民主機制是有害的。更有甚者，中共還將很多用於干涉新聞報導和公開討論的伎倆應用在諸如教育、藝術和娛樂等領域。因此在2019年，民主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做出更大的努力來保護自身——通過制定政策和立法增加透明度、懲治中國官員在國內的不當行為，並且使獨立媒體與來自中國的直接或間接壓力相隔離。

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和《中國媒體快報》網刊負責人。

今季讓人大跌眼鏡的黑馬，是翻拍九三年特攝片《電光超人》的動畫版。特攝風格的打鬥場面，鏡頭以貼地的角度呈現超人和怪獸的巨人，清脆利落叫人熱血的絕招，連支援戰車合體也跟足原著，特攝迷高歡看得過癮。《電光超人》有一定班老擁躉，超人打怪獸也有一定的捧場客，加上這套作品故事王道，畫面精彩拍得出色，收視打底有保證亳不意外。最叫人意想不到是，劇中兩位女主角六花和茜平地一聲雷跑出，成為自《福音戰士》凌波麗和明日香以來，萌倒一眾宅男雙妹嘜的二次元女神，成為動畫界的一個文化現像。

我沒有看過舊版《電光超人》，亦不特別喜歡看特攝，不過今季沒有機人番，這套算是與機人最接近的動畫，抱著不妨一看的心態。故事是很王道的超人打怪獸，藏身回收店舊電腦的異次元超人，兩男一女中學生三人組，超人變身出場等名場面，基本上沿用舊作的設定。今次加添支援武器四人組，可惜動畫只有十二集，四人組沒有太多描寫空間，如果有兩季的長度，加多些他們胡鬧搞笑的情節，劇集會加更豐富好看，特別是矮妹與四眼，靚仔與媽媽這兩對，應該會好好笑。故事有特輯名物壞人變忠，怪獸獲得自我進化成人，變身電光騎士與主角並肩作戰，又是因時間不夠深入。

雙妹之一的茜跑出毫不意外，身為創造城市世界之神，同時卻被外星人迷惑，製造怪獸來破壞不喜歡的事物，她是故事的奸角兼受害者。尾片曲中茜那短短三秒對足嘴形來畫的唱歌，更是令她角色的好感度提升另一個層次。反而六花跑出完全是個驚喜，一個很普通的女學生，劇份在舊特攝中只屬花瓶角色，沒有戰鬥沒有計謀，但在動畫卻成為是三人組的靈魂，成為茜和電光超人的牽絆。至於導演「惡意」地晒腿賣萌，臀大這個劃時代的人設，更加是令六花爆紅的重要原因。人設「傳統」大路的茜，在六花面前反而成了陪襯。零八年最受歡迎的動畫女主角，肯定非寶多六花莫屬。

《電光超人》意外地大收，週邊商品特別是囡囡figure大賣，製作社肯定不會放過這個生金蛋的企畫，等著看第二季和更多六花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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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攝：Alex Leung）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各被控一項暴動罪，容偉業被控一項煽惑暴動罪、一項非法集結罪、四項暴動罪及一項襲警罪。高級警司莫慶榮今日繼續接受辯方盤問。代表第三被告林傲軒的大律師王國豪從影片中指出，黃台仰大叫「三、二、一、去！」後，林是被人群推向前方。莫則表示不肯定。

在代表第二被告李諾文的大律師姚本成的盤問下，莫直指當時已認為本土民主前線宣布選舉遊行是藉口，因為從人群前排的情緒反應、人數和裝備，已覺得他們不是在舉辦選舉遊行。

在代表第三被告林傲軒的大律師王國豪的盤問下，莫透露加入機動部隊超過20年，但是作為警司帶領機動部隊則只有約一年時間。

王播放影片，顯示於2月9日零時08分，市民與警方在砵蘭街對峙期間，人群中有兩人發生爭執，旁邊的林傲軒見狀向他們大叫：「喂！唔好嘈呀！人哋有晒架生㗎！」林並指向警方方向。但是兩人爭執更加激烈，林傲軒一度用手隔開兩人，之後開始指罵他們。

王續播放影片，黃台仰大叫：「三、二、一、去！」後，手持自製盾牌的人群與警方發生衝突。王指出，林被人群推向前，他用雙手保護自己身體，期間一直被警方噴胡椒噴霧。林其後退後至人群後方，一度跌倒。莫則表示，從影片中未能肯定林是否被人群推至前方。

審訊明續。

2018年5月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加上梁承認的一項襲警罪，共被判監6年。此外，梁天琦、林傲軒及李諾文各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未有達成有效裁決，律政司其後申請重審，並將案件合併與另外兩名被告袁智駒及外號「美國隊長」的容偉業之案件一同審理。

被告袁智駒11月開審後承認兩項暴動罪，及一項縱火罪，現還柙候判。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