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眾示威者在突破青年村外獻唱多首聖詩，其中將《青年向上歌》改為《青年勸你向上歌》，寄語突破作出改善，要如歌詞中「莫負人家信任深」。

（獨媒特約報導）教育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黎明、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授容暉等7名女性，指在突破機構轄下的「突破匯動青年」遭到性騷擾。事件於今年10月底在傳媒曝光，黎明及容暉批評突破一直未有正式回應，她們今日（12月20日）到突破青年村「報佳音」及遞交1,251人聯署的公開信，要求與突破會面，及落實有效的防止性騷擾政策。

投訴逾年 突破拒認屬性騷擾

黎明去年11月在Facebook公開自己於2010年起7年間，在教會被多次性騷擾，包括言語、身體接觸及強吻，當時未有公開機構名稱。容暉亦表示於2016年任職突破匯動青年期間，被同一名男職員性騷擾。突破創辦人蔡元雲當時私下與黎明會面，承諾會對施害者作出正式處理。涉事職員於同年11月離職。

兩人指之後未有收到任何消息，至2018年6月，黎明接受BBC訪問時表示沒有收到機構的消息，突破就指兩人「亂講嘢」。容暉於是追問處理投訴的進度，突破卻指以為她們不再追究。容再循內部程序投訴，調查於今年9月完成，但突破只定性事件為「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而非性騷擾。

兩人認為與突破再沒溝通餘地，遂向傳媒公開事件，並於11月發起聯署。容暉指，突破於11月中回覆稱已有專責小組處理，因此不宜與當事人接觸，拒絕對話，更稱沒權定義性騷擾行為。她們今日向突破遞交聯署信，當中有四項訴求，包括設立完善反性騷擾機制、以性騷擾為容暉的投訴結案、施害者向受害人公開道歉、突破就錯誤處理事件公開道歉。

前排紅衣者為黎明，黑衣者為容暉。

黎明：突破枉為青少年福音機構

黎明認為突破作為青少年機構，立下很壞的榜樣，不符基本道義標準，「如果不是我們排除萬難站出來，我好想知道，如果是一個十多歲的青少年，他有沒有機會得到應得的公義？」黎明又指，基督教報佳音是要為被壓迫的人發聲，希望今日重拾此精神，「如果一個青少年福音機構，係咁樣看待受害者，視他們的尊嚴如無物，佢有咩資格話自己係一個青少年機構，做緊福音事工呢？」

容暉表示，行動並非針對單一施害者，事件是機構整體文化及政策缺陷的結果。突破匯動青年於今年1月推出「防止歧視及滋擾指引」，但容暉批評指引只有兩頁，連「性騷擾」三個字也沒有。她們希望突破能作出實質改變，落實有效的政策。

突破匯動青年行政經理葉淑儀及突破機構人才資源組經理羅慧玉接收聯署信，未有回應提問。

性騷擾屬民事 警方不受理

黎明指性騷擾屬民事範疇，警方不會處理，所以她們沒有報警；雖然其中一次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件屬非禮，但不在香港境內發生，因此警方也不會受理。

容暉表示如要訴諸民事法庭，要考慮心理負擔、勝算、財力等因素，未必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容亦指，事件發生在職場，突破作為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盡一切努力防止性騷擾發生，「向佢討公道係好正路」。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指，事件反映的不只是突破的問題，希望非政府機構及教會都檢視自身的政策，加以完善。邵指據他了解，平機會正檢視突破新修訂的指引，並會於2月及3月會為突破提供訓練，他認為平機會的介入恰當，但仍要求突破盡快與受害者見面。

這個聖誕前的檔期只有兩套卡通片上映，同阿仔睇戲要在《Grinch》和《無敵破壞王2：打爆互聯網》中二揀一，我十分喜歡看《無敵破壞王》第一集，大人看有大人的感動，再者回想起多年前看Jim Carrey那套《Grinch》的惡夢，自然二話不說購票看《打爆互聯網》。

今次續集Ralph和Vanellope衝出舊機舖，走進互聯網的大觀園。Vanellope那台賽車遊戲被小朋友弄壞了軚盤，修理軚盤配件太貴機舖買不起，老闆打算把遊戲機賣給收買佬，遊戲角色頓時無家可歸。Ralph和Vanellope勇闖互聯網走去eBay，誓要把軚盤買回來拯救家園。迪士尼把互聯網映像化很有趣，各大網站的商標，惹人討厭的彈出廣告，自拍瘋傳呃like，初看頭幾個時會心微笑，不過很快變得重覆。最大問題是那些笑料大人識笑，小朋友卻完全看不明白，不懂互聯網的運作就笑不出來。成套戲最好笑的笑話，反而是開場時Ralph和Vanellope無聊吹水，討論街霸蘇聯佬到底有沒有去做脫毛。

同上集豐富的故事比較，今次主線明顯薄弱很多。上半部湊錢買軚盤，笑位雖多但雜亂無章，令故事失去焦點。下半部講友情考驗，因追不同的夢想而分離，懶有大道理卻無法引起共嗚。Vanellope被五光十色的互聯網吸引想留下來，Ralph吃醋落dark web找病毒去破壞暴力賽車遊戲來留住她。應該驚險的情節卻非常脫力，巨大Ralph扮金剛了捉美女爬Google大樓，最後竟然只是Ralph求其講兩句，花解了心魔就全部自動消失。噢~ 不是從dark web跑了隻病毒出來，弄到整個互聯網hang機了，好像沒有人記得要捉牠回去。迪士尼財雄勢大，又多家傳戶曉的角色，全家總動員過來客串助陣，星戰Marvel彩蛋大放送，所有迪士尼公主大晒冷自嘲沒錯是很抵死，不過未免妹仔大過主人婆，十幾個公主實在太搶鏡，喧賓奪主在刷主角的存在感。不過我又真係好鐘意睇公主大晒冷，不如迪士尼另外開拍套公主總動員，可以順便請Vanellope回來客串。

今集描寫友情考驗是一大敗筆，小朋友看不明白，大人又覺得兒嬉。反正走惡搞玩轉路線，迪士尼應該把心一橫放手一摶，讓Ralph和Vanellope但願不只朋友。講Ralph其實暗戀了Vanellope多年，一直等到她要離開那刻，才明白自己心情，不顧一切向她告白。結局是留是走不重要，由講友情昇華到講愛情，故事立即升格去另一個層次。不過Ralph有可能被貼上蘿莉控的污名，從此永不超生。迪士尼想思太保守肯定接受不到，換了是Dream Works有另一種玩法。其實糖果賽車是款舊遊戲，Vanellope應該也有一把年紀了吧。隔離Fix it Felix和女戰士早就成了一對，沒Ralph和Vanellope沒有feel才沒人信。

很多人說戲中的互聯網世界很擬真，不過統計話互聯網中觀眾看串流佔總流量的四成，有咁多間網站logo的彩蛋，偏偏不見了網絡流量最高，迪士尼死對頭Netflix的logo出場，迪士尼真係好死鬼小氣。

原文連結

WhatSapp認識的青年邀往深水埗天橋為露宿者服務，原來，此乃每月第一個星期日黃昏之宗教聚會，會後派發飲食等禮物，出地鐵站摸索到通州街，問白衣保安，剛好遇眾人散會，終於見到素未謀面的小個子，順便幫忙搬膠櫈上樓。
顯然這是無私的工作。

不久後的週末，再往創紀之城UCC（其實不知何意 完全MCC），駱英豪牧師伉儷講「我的生命師傅」。大厦小教堂可容百人，右面會眾三十餘人，左面敬拜隊（詩班）一、二十。七點半，前方小熒屏出現「開傘禮」三字及經文，主持人誦讀，才留意到左方有Banner，印上「傘城網上教會」，又見後座一人面善，交談之下，果然是旺角佔領區見過的「莫先生」。

當日的莫生，在彌敦道一巴士站貼A4紙：「禁食第40天，暫停」云云，忽有人大罵：好勁噃，唔使食嘢！莫平靜回應：我飲水，只係唔食飯，市民送湯亦都飲。其後於金鐘帳幕叢中再探莫，據云夜間有人坐其帳外；「清場」曲終人散的第250天左右，莫如常每日下班到政府總部外「上班」露宿，以示「傘運進行中」，毋忘初衷也。

雨傘運動，和書生戴耀廷、陳耀民構思「佔領中環」有關，但觸發點火則為警方之87枚催淚彈，而「依法如何如何」的香港特區政府，當時並不「執法」，策畧是任由「普選政改」變成市民間的矛盾，高招而下作！

回到駱的見證，基督徒生命師傅自然是耶穌，但同時給他夫婦送來第二個兒子一一患有罕見病症，既是折磨又是功課。

該晚是音樂佈道會，年已八歲的小生命固然教了駱家好功課：睿睿會笑，笑得開心，笑得可愛。敬拜隊分詩班和樂手，來自中文大學一至四年級，有些樣子青澀得如同中學生；詩班組合男女時多時少，樂手組合亦變化增減，包括鋼琴、電子琴、小提琴、長笛、電子及木結他、鼓組，因此，是青年搖滾，非傳統聖詩，雖然這樣，所有人都没有放聲高歌，也無搖身晃腦的動作。

最後是「收傘禮」讀經。同去友人問：是否很政治？答以「毫不含糊」。兹簡述兩點於下。

上網查UCC，方知與林國璋牧師「善樂堂」強烈爭拗，林更被逼退出手創的教會（門徒媒體等有報導)。事情真相迷離，但筆者寧相信無人出賣良知，追隨邪惡；因本人曾與友創立合唱團，被此君夥同團員對我召開「革職」大會，我至今仍認為只是誤會，無人失格！梅天與林牧師早有接觸，UCC則二度相見，亟願「為主工作」的僕人熱切禱告，尋求妥善之道。

2014年九月底到十二月上旬的「傘運」，自始無私，批評佔中三子蠱惑人心固非事實，責備爭取「真普選」的人只顧自己的理想而蠻横亦不公道，因HK早已要求「88直選」，戴、陳等學者亦與大陸溝通交流或培訓多年，絕非無事生非地搞對抗，當日的所謂佔領區，宗教人士亦積極參與一一耶穌在世，即有極強政治性，此政治性建基於公義，與黨派無關！雨傘運動被壓制，幾年後的今天，「九子」面臨入獄，其他未起訴的「傘友」不知何時被檢控，Unbrella City Cyberchurch（UCC）精神象徵是自然又必然的存在，既有崇高意義，豈可自損損人！

*20181220聖誕節耶穌降生前夕

（左起）樹仁大學學生會臨時行政小組主席張晉榮、候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鄭家朗

（獨媒特約報導）樹仁大學學生會於12月7日收到學生事務處信件，指由於本屆學生會「缺莊」，校方將會收回學生會會室及民主牆，並要求學生會成員在明年1月1日前搬離會室。候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鄭家朗指，雖然學生會未能選出幹事會，但根據會章，職務會由評議會代理，會室仍會維持運作，批評校方借故打壓學生自治及言論自由。

樹仁大學學生會聯同9間院校學生會前日發表聲明，要求校方於12月27日前回應，確保學生會的場地及資源不受影響，以及承認其管理民主牆的權利，否則不排除將行動升級。

評議會：按會章代理學生會職務

學生會會室以租約形式租借予學生會，每年收取象徵式一元租金。樹仁大學在本月7日去信學生會，以「未能產生院校認可的新一屆幹事會」為由收回會室及民主牆。鄭家朗批評校方做法不公，縱然今年未有幹事會產生，但學生會以幹事會、評議會及編輯委員會三大架構組成，幹事會只是其中一個行政機關，未有幹事會產生不等於整個學生會從缺，而按照樹仁大學學生會會章，在幹事會出缺的情況下，來屆評議員應成立臨時行政小組代理幹事會職務，維持會室運作，並提供影印、文具售賣等服務。鄭指，在11月舉行的評議會選舉中，全校同學已選出6位評議員，具有認受性。

接獲校方通知後，學生會於12月12日與校方開會，但校方指「會章有漏洞」，未有清晰界定臨時行政小姐的組成方法及職權，故此不能以會章為依歸，又指學生會會室乃校方資源，學生會需順從學校的規矩行事。鄭家朗指，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更在會上稱「收會室係等啲同學知道無幹事會就無會室用嘅慘況，提醒同學要上莊。」鄭家朗斥校方無權插手學生自治的範圍，「無論會章有無缺陷都好，會章係由全民大會決定，唔係校方自己話點就點。而且校方係完全無同我哋討論過，只係通知我哋要收返會室。」

今次事件並非樹仁大學打壓學生的首例，在2016年學生會曾邀請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出席論壇，探討和平理性非暴力與勇武抗爭的出路，校方以「宣揚暴力及違法行為」為由拒絕借出場地；宿生會自2017年起從缺，校方又以宿舍管理組取締了原有的宿生會。

現任學生會臨時行政小組主席張晉榮表示，他去年參選學術事務委員會本科生學生委員，需由一人提名、十人和議，他繳交提名後接獲學生事務處通知，指其中一名和議人的學生證號碼和學生姓名並不相符，認為張「沒有真誠看待是次選舉」，因而撤銷其參選資格。即使後來進行補選，學校亦不承認他的參選資格，張指有如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實都幾委屈，好似立法會啲選舉主任咁話我唔真誠，如果話我提名出錯，我絕對可以搵其他同學提名，但無呢個機會。」張晉榮認為學校有意排斥學生會成員進入高層會議，「可能係學校知我做過學生會，委員會今年又會處理sem break議題，唔想聽到咁多反對聲音。」

學運低潮 校方伺機整頓

近年學運低迷，多間院校的學生會幹事會均告出缺，學生會事務依賴前人扛著，同學意興闌珊，學校便伺機整頓學生會。曾在2016年擔任幹事會市場幹事的張晉榮，見證了學生會最蓬勃的年份，後來又在無人參選的窘境中，毅然擔任臨時行政小組主席，「2016年嗰陣，幹事會、評議會分別都有10幾人，唔會無人上（莊）。依家留喺學生會都係因為感情。」

鄭家朗形容，香港已踏入威權管治時代，公民對政治議題感到疲倦，無力感滲入生活之中，「我覺得做學生要承擔責任、發揮作用，令學生充權，咁可能依個正面影響會由校政帶到出返去社會。」

距離校方訂下的撤出限尚餘不足半個月，加上時值考試，校園裡人潮疏落。「學校得咁少人，好難集中宣傳同呼籲同學關心依件事，學校就係瞄準呢個時機，減低同學嘅反彈。」鄭家朗坦言，情況並不樂觀，「要視乎有幾多同學同公眾關心呢件事，多人關注件事先會樂觀。因為樹仁嘅收入好大部份來自收生，公眾關注好重要。」

記者：湯偉圓

題為編輯所擬。

我今天分別以三個身份來到「突破」聲援受害者報佳音情願。

【三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突破少年

「突破」雜誌是我的啟蒙刊物，我和許多人一樣自小看「突破」雜誌長大。每一次講「突破」時，我都有一種莫明的感覺；愛之深，責之切，這次事件涉及「突破」，曾經是突破少年的我又怎可以不出席呢？

第二個身份：社工

站在社工角度，我永遠站在受害人一方。袖手旁觀，就等如助長平庸之惡；所以我一定要出來支援黎明、容暉和其他性騷擾受害人。

第三個身份：立法會議員

上星期四立法會大會罕有地全票通過「促設性暴力虐兒支援中心」動議，反映議會不同黨派及社會訴求，均一致認同應加強「性罪行受害者支援」。我這段時間一直以議員身份與民間和媒體合作，以裡應外合方式，爭取不同形式改善制度的可能性，盡力支援因保障不足而承受創傷的受害人。

【三個聖誕願望】

第一個聖誕願望：我希望「突破」和「突破匯動青年」能與受害者盡快展開對話，而且不要再在會面形式上的微枝末節糾纏。「突破」和「突破匯動青年」是有責任開展這個對話，不應不斷設立框架及關卡阻截對話。

第二個聖誕願望：這不只是「突破」問題，「突破」固然要突破；同時所有NGO都應檢視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指引，沒有指引的便立即設立，已有指引的就檢視是否到位，是否做到預期效果。

第三個聖誕願望：我希望「突破」和「突破匯動青年」能夠將這事件整理，不要怕影響名聲而迴避；並且將這事件處理經過與NGO及社會人士分享，將事件成為一個教材、教育，讓各界引以為誡。這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這才是真正的承認自己過失，勇於改過。

我看「突破」雜誌的時候很記得一句說話：Admitting mistake is a part of leadership（承認錯誤是做領袖的一部份），何況作為基督徒標榜的是僕人的領袖，所以我更加期待「突破」和「突破匯動青年」可以行出多一步。

（獨媒特約報導）民主黨下午和傳媒茶敍，副主席尹兆堅、羅健熙和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見記者。民主黨宣布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劉慧卿繼早前當選黨內紀律委員會成員後，將再出任委員會主席。她表示，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能給予外地政治領袖、商會和領事，民主黨是樂意和國際建立連結的形象。

另一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會出任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其他成員包括朱子洛和梁翊婷等。羅健熙提到，今次是先斬後奏，劉慧卿在成立後才被邀請出任主席。劉慧卿表示，已要求民主黨的網站加入英文，星期日的「守護廉潔法治遊行」亦需要加入英語的呼籲。

羅健熙表示，民主黨希望透過委員會在未來能加強和國際社會的聯繫，尤其與商會和各國領事作更多交流，「希望有規劃地工作。」劉慧卿提到，兩年前曾和民主黨的實習生和各國領事見面，認為有助增廣見聞，指未來可以每月舉行午餐會作深入交流。

尹兆堅：威權管治下，國際聯繫在未來更吃重

尹兆堅稱，民主黨一直有零散地和各國領事接觸，但在威權管治下，國際聯繫在未來會更吃重。被問到恆常工作，尹兆堅表示民主黨一直和亞洲自由民主聯盟有交流，國際事務委員會正好能有規模地在不同領域進行。有記者問到，重點關注國際事務會否「激嬲中央」，尹兆堅不同意，認為只要對外講真話及反映港人意見，「立根香港，放眼國際一直都係民主黨要做的事。」

被問到是否要向國際求救的需求大增，民主黨才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羅健熙提到，在2015年政改表決時，有歐盟的領事曾遊說民主黨「袋住先」，認為這反映了雙方的差異，所以必須加強溝通，講述香港的真實現況，「讓香港人的聲音俾國際聽到，好重要。」劉慧卿則認為，民主黨要多派員出席更多的聯合國聆訊。

劉慧卿否認全面回朝民主黨

有記者問到，劉慧卿先後出任兩個委員會的成員，是否全面回朝民主黨。她否認，笑稱自己小時候都已愛做風紀，強調紀律十分重要，處事必須公正和嚴明，「有人想我入去搞返正個紀律，就做下啦。民主黨只有一把呎，量政府同黨都要一樣。」對於出任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表示，其實只是繼續現時手上的工作。

此外，有記者問到民主黨和本土派的溝通，羅健熙強調，民主黨同樣支持奪回單程證審批權，但認為本土派不是有架構的組織，而是較多個體。他希望能掌握對方關注的議題，指只要原則上和民主黨沒有衝突，都能多溝通。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民主黨下午和傳媒茶敘，副主席尹兆堅、羅健熙及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見記者，多名記者問到新界東支部早前多達59人退黨，劉慧卿強調自己是幫理不幫親，而且「政治係講實力」。

退黨成員包括多名區議員如區鎮樺、李永成、吳錦雄、丁仕元和劉其烽，亦有「前綫系」的柯耀林等人，矛頭直指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人格卑劣及隻手遮天。劉慧卿強調政治是「講實力」，做出成績才能獲得官員和傳媒重視，「林卓廷係勤力做嘢。」對於林卓廷被指人格卑劣，劉慧卿對這說法感到「搲哂頭」，「記者無證據就無寫啦」，強調必須有證有據，「人哋講就寫？就用嚟做大標題？」

劉慧卿：傳媒不應不問因由對指控照單全收

劉慧卿重申，傳媒不應不問因由便對退黨成員的指控照單全收，「（林卓廷）唔聽意見就話人格卑劣？乜事呀？你唔鬧啲官員人格卑劣？」劉慧卿透露，在退黨一事中，區鎮樺等人一直沒有聯絡自己，稱「民主黨係無大無細，無上無下」，不應用「我帶佢哋過嚟民主黨」的字眼，又指蔡耀昌、李永成曾先後任民主黨副主席，柯耀林亦曾任中常委，不存在任何民主黨排斥前綫系。「佢哋無搵過我，我搵佢哋？搵佢哋嚟鬧呀？」她重申，前綫和民主黨合併便只有民主黨，「競爭到咪有得選囉」。

羅健熙強調林卓廷立會和地區工作均沒大閃失

羅健熙笑言很久沒有傳媒茶敍，指特地翻查資料後，民主黨目前的黨員數字為650人，37名區議員和56名社區主任。記者問到早前的退黨人數眾多，會否對民主黨在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有影響。羅健熙坦言有一定影響，但指林卓廷關注的UGL案和反圍標等，公眾都已有一定印象，認為對方在立法會和地區工作都沒有太大閃失。

尹兆堅坦言林卓廷形象較「倔」

尹兆堅透露，民主黨曾多番挽留早前退黨的成員，不存在意氣之爭。他認為很難說林卓廷是不勤力，「有人話他係地區好懶，我聽到其實好錯愕，我相信只係意氣說話。」尹兆堅又認為林卓廷的形象較強硬，所以難免給人較「倔」的印象。他慨嘆有退黨成員「講過了頭」，呼籲在威權時代，民主派要更團結及齊心打拚。

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後，民主黨在北區只餘下羅世恩一名區議員。劉慧卿透露，黨內當時曾喚柯耀林及蔡耀昌等人到北區進行地區工作，但均被拒，而林卓廷其後落戶北區是迎難而上，「無人做，咪佢做囉。」其後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林卓廷、陳旭明和劉其烽在北區首次當選。

羅健熙表示，黨內經過長時間都沒辦法處理退黨成員的問題，無奈地說「有時人與人之間，未必一定夾得埋」。劉慧卿重申，黨內已經長時間處理，「好過份囉講嗰啲說話，唔啱咪講到啱囉。黨內有很多機制處理，不存在隻手遮天。」

記者多次追問今次多達59人退黨，但矛頭卻均指向林卓廷，羅健熙表示，李永成等人其實有另一份聲明，可見不是所有人認為林卓廷「衰格」才退黨。

記者：麥馬高

曾經有位朋友跟我說過一個相當有趣的現代「三無」：無WiFi會死，無電話會周身唔聚財，無Facebook就無朋友。

朋友這個「三無」是否切合大家心意，我不得而知，但對於Facebook 的一個，可真是說到我心坎；但我卻是一個「逆向操作」 — — 苦惱於Facebook的太多「朋友」。

我在2008年註冊Facebook戶口，正好橫跨中學和大學時期，所以就一如所有將Facebook當成卡片的人一樣，認識的加為朋友，稍有印象的也加，覺得自己將來有可能要認識的人，照加，結果一輪「濫交」後，Facebook朋友數目達四位數字，當時不會有太大感覺，反而會視之為認識世界的窗口，但說穿了，這個「世界」不外乎自己身邊的朋友，或那些介乎於認識與不認識之間的點頭之交。

Facebook 令我變成了「偷窺狂」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大學畢業，然而，隨著投身社會的時間越長，脫離了那個將大家聚集在同一場景的校園之後，令我困擾的情況就越見明顯，那就是︰看著一些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不會再有機會見面的「朋友」不斷在更新生活近況，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就好像一個變態的偷窺狂。

不知有多少次，我在Facebook上看著主頁不同貼文的相片，縱使把照片中的人物都看過一遍後，仍然無法得知哪一位相中人才是我的「朋友」；又不知有多少次，我看著「朋友」的名字而思忖自已在甚麼時間、場合認識了這位仁兄；更有不知多少次，我的主頁被「朋友」們參加「+1」留言而出現的貼文而洗板……如此紛亂的訊息，加之大家對不同大事的極速表態和極速遺忘，令我在9月初時將自己電話上的Facebook app刪走，以求能換取自己在交通時間時的心靜，不過三個多月後，我發現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紛亂和「偷窺」的罪惡感依然會在我使用桌面版的時間浮現，遑論要真正做到以Facebook作為認識世界的窗口。

減法計劃

我慢慢意識到，假如不下決心去行動，這樣的糟糕情況只會一直繼續，而思索了一輪後，我為自己定下了一個「減法計劃」，因為Facebook的出現，令我們認識到「加法」的厲害︰「加」朋友、「加」專頁、「加」群組，然後這些由我們「加」起來的東西就組合成我們的資訊來源，繼而活在一個無限循環的迴聲牆當中，所以我決定反其道而行，行「減法」。

一. 「減」朋友

Facebook的出現為「朋友」賦予了新意義，但說實在，我們的人生實在不必擁有四位數字的朋友，更不需要每時每刻都浸淫在這些「朋友」的生活資訊當中。

有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其實Facebook上的虛擬交流比水來得更淡，既然如此，何必強求那虛妄的「朋友」數目和不太需要的資訊？對於那些十年沒有見面而見面了也不會有半句話說的「朋友」、那些已經用行動投票，在他／她的人生大事時也沒有邀請閣下出席的「朋友」、那些朋友的朋友，就在心裏感謝一下對方曾為你帶來過的美好回憶，然後按下unfriend鍵吧，同時，也不必為著自己沒有得知朋友近況而覺得惶恐，對於真正重要的人，我們大可約見面或者發過短訊的。

有時候，可以各不相欠，兩忘煙水裏，其實也是一種福氣，至今淡淡交會過後，沒有留下仇恨或一堆蘇州屎。

二. 「減」專頁

那些參與遊戲、為求取得答案、應人所邀而加的專頁，也是時候清理一下了，那些因為對方名氣之大，不看似乎講不過去的專頁，也沒有留下的必要，而對於那些大是大非前會現形或變臉的專頁，其實清走了也沒有太大問題的。

三. 「減」心癮

這是三件步驟當中最難實踐的一件，只因前兩者有確實的行動和數字指標，令你自覺有成果，但其實這步驟才是最重要。

Facebook的出現，改變了我們對於資訊吸引的想法，會有「看完Facebook等於看了新聞」、「沒有出現在我Facebook的就不是大事」，對此，我不絕對認同也不會盡然反對，只因我不會忘記在佔領運動當時，Facebook曾經有過的龐大力量，能牽住傳統媒體的鼻子走；但正因為這時候種下的迷信，也令我在過去一段不短的時間裏被困在自製的資訊漩渦中，所以，放下對Facebook的癮，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實相當寬廣和偉大。

看Facebook不是問題，但過分擁抱Facebook 為自己營造的「世界」，後果可大可小，希望在2019年來臨前，我能好好練習和實踐以上三件事，放下那些Facebook加諸在我身上的幻覺和束縛，然後用這些行動換取回來的時間，好好認識一下真實的世界，多涉獵不同的資訊、多看有益的書，寄望終有一日，我能完全跟Facebook說再見。

最後，只想真心說一句︰人的一天只有24小時，人的一生也只有短短數十載，全部花在Facebook上，不值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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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屬下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早前就本地的大連鎖快餐店待遇進行調查，發現麥當勞時薪低絕全港大型連鎖快餐店。工會今早到位於金鐘海富中心的麥當勞抗議，批評麥當勞年年賺大錢，但卻剝削嚴重工人，要求支付員工合理生活工資，將時薪提升至54.7元。

職工盟屬下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在今年5月至10月期間，針對本地七間連鎖快餐店員工時薪進行調查，發現大家樂為43元，大快活的時薪42元，吉野家為40元，美心是40元，必勝客則是$42至$45元，當中以麥當勞的$36至38元為最低。

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及樂施會本月發表《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分析指按物價指數調整後的一人家庭的每月基本開支為10,494元至11,548元，三人在職家庭則介乎19,678元至21,127元，如每月工作26日及每日8小時，生活工資的時薪應為54.7元。工會批評麥當勞的38元時薪難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呼籲公司立即向員工支付54.7元的生活工資。

他們高叫「工友養唔到家，還我勞動成果」、「麥記年年賺，工資不肯加」和「低薪點養家，支付生活工資」的口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鴻興及陳子傑扮成漢堡神偷和麥當勞叔叔，欲進入店內訪問食客和派發傳單，但遭麥當勞經理多次阻撓，稱要通過企業傳訊部通才能做訪問，更搶走工會所派發的傳單。陳子傑呼籲貴為快餐店龍頭大哥的麥當勞，立刻支持生活工資，讓工人生活有更多保障。

職工盟的調查又發現，麥當勞的時薪兼職大多數為婦女，有員工更稱樓面的六個崗位中只有二人為全職，四人為時薪兼職。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指快餐店連鎖員工的工資低得可憐，生活工資能給予勞工更多保障。他批評麥當勞提出在下星期起「走飲管」和推廣環保的概念十分虛偽，所謂的社會責任已淪為公關手段，「咁走剝削，走貧窮呢？」

他表示，落實生活工資能反映大企業的社會責任和良心，「生活工資正好是係測試，是否願意盡社會責任，給予尊嚴予員工。」蒙兆達承認，本地勞工對生活工資沒有太大概念，目前在香港不是太流行，但希望大財團能在年年賺錢下，認真反思社會責任。「唔好不得把口，要認真採納生活工資的概念。」

麥當勞拒絕派人接信，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轟麥當勞應該是「麥當邪」，多年至今仍是低薪中的最低薪快餐店，而漢堡神偷更是「工資神偷」。他斥勞工及福利局只就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兩年一檢，未能追上生活水平，「麥當勞咁低薪，工人根本無法養家。」

李卓人

關注工資生活聯盟統籌幹事胡穗珊表示，推動生活工資運動是要令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指樂施會的報告是以劏房的租金作計算，所以即使提升至54.7元仍然是低得可憐。

蒙兆達、胡穗珊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經民聯委託香港民意調查中心，就當局提出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進行民意調查，指六成人贊成及非常贊成填海，不過問卷未有使用「明日大嶼」字眼，亦未有提及填海成本。

經民聯在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進行電話調查，訪問了885人，得出六成人贊成及非常贊成「明日大嶼」計劃。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調查結果經過嚴格的加權，十分有代表性。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報告是極有參考價值，呼籲當局盡快提交「明日大嶼」的研究撥款建議。

經民聯的民調共有四條問題，第一條詢問市民香港居住環境是否擠迫，第二條為房屋供應不足、居住環境差是否與土地供應有關，第三條則問「為咗增加土地，興建房屋，你贊唔贊成係維港以外既大嶼山東部填海，興建大型新市鎮，以解決私樓供應少，公屋輪候時間長的問題？」贊成的市民為53.8％，反對為43.7％。問卷第四條則會追問反對的市民如將填海規模由1,700公頃縮減至1,000公頃，又會否贊成此計劃。17％的受訪者改為贊成，統計將這17%換算成整體的7.3％再加上53.8％，「得出」60.1％受訪者支持大嶼山東部填海的結論。

對於問卷問題未有使用「明日大嶼」或「東大嶼都會」字眼，亦未有提及成本，盧偉國指如問卷詢問市民是否支持「明日大嶼」或會「政治化」，得出的結論或有偏頗，經民聯認為無須為字眼糾纏，今次是以「務實」的態度進行調查，又稱不應因「數字」而離開主題。林健鋒又指，經民聯認為如能降低防波堤高度，填海成本可以再減少。

林健鋒

經民聯同時建議發債，林健鋒認為有多個好處，包括不需一次過動用太多儲備，亦可令市民有「參與感」。盧偉國指填海成本約一億一公頃，而香港發展至今填海7,000公頃，填海得出的土地價值非常之高，認為歷史證明回本不成問題，而發債並不是因為政府「無錢」，而是要爭取市民支持。

盧偉國

對於會否支持收回粉嶺高球場，林健鋒稱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表報告前不會有正式回應，但指香港是金融中心，需平衡各方面因素。他又稱高球場的歷史、文化、環保及環境等背景，社會未必經詳細考慮。林健鋒及後又不斷就高球場護航，指粉嶺高球場是中國第一個高球會，每年舉辦逾萬場球賽。

經民聯就增加土地供應亦建議「棕綠同步」，將部份交通方便的郊野公園及棕土同步開發。經民聯又促加快重建老舊的公共屋邨，用盡地積比甚至將地積比加大，並建議放寬舊區地積比率，包括九龍城、九龍塘及啟德等。

記者：麥馬高

好久沒看過像《夢女芭蕾》（Girl）一樣細緻幽微的電影，相當喜歡。

《夢女》對我而言最好的一點，在於雖然都有「議題」的背景，但電影敘事沒有被針砭議題的衝動蓋過，用鏡頭實在的令我們感受到Lara這個角色所承受的喜怒哀樂，而不是以角色作工具，把創作者的道理教誨借他們之口說出來。影片敘事聚焦在變性少年Lara的成長，關注點也清楚不模糊。影片呈現的「人」相當立體，沒有落入各種刻板俗套：Lara的掙扎不見得每個變性者都會有，但「變性」給這個年青靈魂帶來的焦慮正是電影戲劇的展開點。

之所以說《夢女》「細緻幽微」，除了敘事聚焦在主角Lara，更在創作者的調度與細節安排，讓我們在觀影過程中漸漸投入在Lara的視點，與她同喜同悲，經歷一個多小時的悲歡。圍繞她成長而展開的敘事安排，雖然有外國性別研究者對相關細節提出異議，但單看電影的人物發展，在這樣的安排下是具有說服力的。

先是場面調度對角色狀態變化的呈現。在Lara與芭蕾學院同學的相處的場次中我們看到，這群同學平日似乎相當友善、包容，但當Lara希望進入這些少女的圈子就困難重重。先是畫面在不同場次，反覆呈現同學們青春女體的形態，反拍Lara未曾完全成形、半男半女的身體，反覆的彰顯Lara與這些女生的不同。到「霸凌」的一場，少年人自以為無傷大雅的玩笑與Lara深受傷害的對比，從畫面氣氛、對話剪接到對Lara的特寫，流露了少年人不自覺的惡意、並因主觀視點而與Lara站在同一陣線，彷彿我們都受到了傷害。

電影對細節的捕捉也可稱妙筆。開場之後，Lara的「身體」就引人注目：女性化的外表與被短褲掩藏、但明顯隆起的陽具，正正昭示了全片最大的張力就在Lara的身體引發。「膠布」在Lara作為芭蕾舞者時除了如其他舞者一樣緊綑腳踝之外，也是用以包緊陽具、隱藏男性性徵的工具——影片前段習以為常，到後面才知道原來這是不被建議的做法。再看Lara因而產生的紅腫痕癢（這樣的特寫，會是獵奇嗎？），就更加明白Lara的性格與角色發展下來的急躁焦慮，一一驅使了她做出電影中的每一個決定：要說這「歪曲變性者處境」的話，似乎是言重了，這由始至終都是Lara的性格與抉擇，在變性的過程中因而面對的個人困境。

Lara的故事固然不能代表所有跨性別人，但她的故事又必須在她的跨性別身份之上展開。她的「戰場」更多是面對自己、與變性「進行中」的自己與外在世界的互動，更多於具象的壓迫——Lara生在一個非常開放的家庭，其父之溫柔超乎想像；面對手術她也能得到專業意見。生在這樣一個環境，Lara最終的焦躁憤怒更多是因為身體變化趕不上青少年生活的急劇改變（「霸凌」、舞蹈成績與受挫折的情慾）而來。所以說，「身體」而非其他，是《夢女》的最大戲劇推動力。

回想起不少觀看過、嘗試進入性小眾議題的電影，以對家庭不理解與社會敵意的抗爭作為主線的相當多。《夢女》因為將故事張力與焦點都集中在Lara個人，將「控訴」味道淡化。配合主創對細節、對Lara狀態掌握的準確，電影於是相當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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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到日本別府開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主題是「本地在全球世界的再生」。我跟一些日本、台灣和日本的朋友組成論文討論小組，談「東亞的行動主義」。小組成員大多有行動者的背景，談的也大多是跟參與社會行動和運動有關的切身感受和反思，這跟會議中其他大談全球年代的經濟發展、如何促進地方旅遊業等「主流」建制議題形成強烈對比。

屢戰屢敗的行動主義

然而，在全球的脈絡中，過去二三十年堪稱「行動主義」（Activism）的黃金時代。隨着全球化的猛虎烈燄，世界各地各式的「行動主義」可謂此起彼落，遍地開花，由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法國黃背心運動到各式佔屋運動，不一而足。

不過，正如學者尼克．斯尼瑟克（Nick Srnicek）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在其合著《創發未來：後資本主義與沒有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的尖銳指出，不少行動主義者深受拉丁美洲國家反全球化運動的「橫向主義」（Horizontalism）影響，反對由上而下的層級權力關係，強調平等參與和決策的直接民主，代價卻是無法建立長久的政治組織結構，以維持新類型的社會關係。

其次，跟傳統革命以遙遠的烏托邦為目標不同，行動主義者認為新世界當下便可實現，他們在運動現場便可以活出理想世界，毋須等待，因此他們多採取野貓式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的形式，而非大型集體行動，代價卻是行動碎片化，很少能夠帶來真正的長久改變。

看似互不相干的不同運動，真的是一盤散沙，無法形成任何政治連線，推動足以改變社會現狀的大型集體行動嗎？回到香港的脈絡，我發現香港過去二三十年以來的多場社會運動，由利東街、天星皇后、反高鐵、馬寶寶到新界東北，運動焦點看似不同，相關的持份者也千差萬別，卻隱然指向一個共同的關懷：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集體創造城市權利

「城市權利」這個概念由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於1968年首度提出，近年經美國批判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發揚光大，已經漸漸由一個哲學概念演變成一場社會運動。簡言之，城市權利是一種集體權利。哈維解釋，城市權利遠遠超出與獲得社會資源的個人或群體權利不同，它是城市住民按自己期望和意願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他指出，由於改變城市無可避免地依賴城市化過程中集體力的耕耘，城市權利是一種集體權利，而非個人權利。跟時下以個人與財產的權利觀念不同；哈維強調城市生活乃城市住民所集體創造的共享資源（Commons），而城市權利則是創造城市環境和生活的集體權利。

事實上，正如社會學學者谷淑美指出，早在上一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的社工、規劃、文化和藝術界已出現「社區文化論述」轉向。事緣八十年代，政府推出「都會計劃」，作為都市發展的長遠方向，目的是在市區的核心地帶發展中心商業區，打造國際城市的形像。1988年，土地發展公司成立，負責執行整個都會計劃。隨着土發公司成立，社工漸漸介入市區私樓重建的議題。他們愈來愈強調社區網絡對於弱勢社群的重要性，提出原區安置的訴求。

「新社區運動」焦點

相應地，踏入九十年代，規劃界的論述亦開始提出都市設計、文化保存、社區設計、參與式設計等新議題，把社區文化和社區參與等概念注入有關都市計劃的討論中。

這也解釋了2000年後出現的利東街運動、保護菜園村運動等「新社區運動」為什麼改以社區為焦點，跟六七十年代的民居運動不一樣，把焦點由安置和賠償的問題，轉化為對原來生活空間的重視，強調保育庶民生活網絡和地方感。

現在回頭看，踏入2000年，隨着市區重建局的成立（代替原有的土地發展公司），都市重建加速，由九七前的富庶生活走過來的城市住民開始切身感受到，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肌理，逐漸被都市化的過程無情蠶食。

城市住民不單住所被拆遷，他們經年累月地創造的生活空間和社區網絡更被資本機器夷為平地，平地再起利潤更高的新式住宅、商業大廈，甚至地標建築。反過來說，2000年以來的多場城市運動，可算是城市住民捍衞城市權利的絕地反擊，他們爭取的不單是安置和賠償，而是生活空間和社區網絡的保留。換言之，他們所茲茲而求的，是一種按自己期望和意願，改變和改造城市的集體權利，即城市權利。

有說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社會撕裂，公民社會低迷，已經很難組織任何大型集體行動。但香港的公民社會真的早已失去足以讓大家重新聯合起來的共同綱領嗎？除了「我要真普選」，「城市權利」會否成為另一個近在眼前的可能選擇？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文章刊於2018年12月17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獨媒特約報導）律政司在上星期三以證據不足為由，不就前行政長官梁振英UGL案提出檢控，作決定前亦未按慣例外聘大律師提供意見，司長鄭若驊亦未有公開解釋決定並休假至本月27日。

民主黨在12月14日至20日透過電話語音進行調查，發現六成五受訪者認為律政司「非常應該」及一成受訪者認為「應該」交代詳細結果和法律理據。五成八受訪者認為律政司決不檢控的決定是「非常偏頗」，一成六認為「偏頗」；有五成二的受訪者認為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非常影響」對香港廉潔和法治的信心，兩成受該者認為「影響」。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形容結果是壓到性，指今次結果呈現倒三角，「非常影響」佔大多數已反映民意所向。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亦稱，今次是民主黨進行語音民意調查以來最一面倒的結果，指每條問題均有近七成人不滿律政司的做法，認為民意十分清晰。他斥從公眾的觀感反應，已可見香港法治的公信力已受損，呼籲律政司重新考慮將梁振英收受UGL 5千萬及串謀周浩鼎修改立法會會議記錄兩宗案件，交予外聘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和公開交代詳細結果。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休假至下星期四，亦未有刊登憲報安排署任，僅在傳媒查詢下才透露。尹兆堅斥鄭若驊逃避傳媒及議員的監察，質疑對方是心虛，採用「拖」字訣，「好似啲細路用石掟爛咗人間屋，就走咗去。」

尹兆堅、林卓廷

「天下為公」及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星期日發起遊行，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到律政司辦公室，尹兆堅及林卓廷呼籲市民出席。林卓廷嘆港人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核心價值都在倒退，但不能逆來順受，必須站出來抗爭，「當歪理變成真理，是很可怕的事情。」

林卓廷又認為，按律政司梁振英案的所謂法律理據，對遭重判的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非常不公，「根本全部都係收受利益。」被問到會否提出不信任動議，他重申鄭若驊自被揭發僭建，便已經不獲得公眾信任。

對於長州居民郭卓堅已就UGL案入稟司法覆核刑事檢控專員失職，司法程序會否影響政府解釋決定。林卓廷指政府往往以涉及法庭為由拒絕回應只是藉口，政府只需向公眾交代他們將向法庭提出的理據，「除非佢對立法會講一套，對法庭又講另一套啦！」

守護廉潔法治遊行

日期︰2018年12月23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下午2時正
集合地點︰中環遮打花園
主辦︰天下為公及民主派議員

記者：麥馬高

勞工處一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林海沙及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薛婷

（獨媒特約報導）沙田禾輋邨的清潔合約將於本月31日完結，外判公司民順清潔有限公司要求工人簽署調職通知書，以逃避遣散賠償。約30名清潔工人原定今早發動罷工，但「民順」突然表示願意與工人商討特惠金安排。在經過逾2小時的會議後清潔工人與「民順」終達成和解，並疑向工人下「封口令」，列席會議的勞工處會後被工會批評為「幫兇」，有包庇資方之嫌。

清潔工人職工會總幹事胡美蓮稱，民順清潔公司老闆今早7時已守候辦公室，表示將與工人會面，商討特惠金安排。清潔工人遂決定暫緩罷工，至9時半才停工開會。由於民順清潔公司強調不會與第三方傾談，因此清潔工人職工會、工黨主席郭永健與約30名清潔工人先於9時半開會。至近11時，清潔工人、勞工處及「民順」代表才再開會，討論賠償方案。會議室曾傳出一把男聲喊：「一陣出到去，唔好理佢哋（記者及工會），得唔得？」、「唔簽唔走得」。

民順今早表示會與清潔工舉行會議後，清潔工先行復工

經過2小時的會面後，民順清潔公司代表許先生步出會議室，僅稱「公司一直同工人進行雙向溝通，會議達成令人滿意嘅方案。」所有清潔工離開時亦疑因「封口令」壓力，未有透露任何會議內容或補償安排。記者在會議室門外要求勞工處公開交代會面詳情及回應是否有包庇資方之嫌，但勞工處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薛婷不願意回應，僅與工會私下交代，並重申稍後會透過新聞組回覆傳媒的疑問。期間，多達五名保安在會議室外把守。

民順代表許先生

清潔工人職工會幹事梁芷茵稱，基於保密協議，勞工處不肯透露賠償方案，只表示「民順」與工人交談愉快。總幹事胡美蓮則稱勞工處是「幫兇」，指保密協議默許清潔公司向員工下封口令，增添工人心理壓力，「唔係有咩唔見得光，點解怕俾人知？」她又指原定協議是工會與清潔工在最終定案前會再開會一次，但勞工處卻未有安排，批評勞工處在程序上不尊重工會。

胡美蓮

過去一年，長沙灣、觀塘、順天、大圍等地區均曾爆發清潔工罷工潮。其中長沙灣海麗邨歷時十日的清潔工潮亦與「民順」有關，手法更是如出一轍，藉誘騙清潔工人簽署自願離職信，以逃避遣散費。工黨主席郭永健表示，在沒有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工人往往容易受到剝削及忽略，工會亦不能代表工人從當談判角色。如政府不正視問題，勞資糾紛只會更常發生。

記者：周頌謙

賈樟柯的《江湖兒女》，明明說著江湖，卻少談大事，只談兒女私情 ── 不如《山河故人》橫跨二十六年，十七年間，斌哥（廖凡）與巧巧（趙濤）從相愛到分開，又再見面。時移勢易，江湖仍在，人面早已全非。

賈樟柯的江湖，其實不像江湖。或是因著中國的電影規條，無法「刻意表現違法犯罪囂張氣焰」，這裡沒有一人有教父萬人之上的氣場，沒有港產片中古惑仔的橫行街頭。戲中的江湖，沒有明明違法的事，僅是揮拳搏鬥，或需心領神會，而鳴槍一聲，政治絕對正確地，換來牢獄之苦。

說的是巧巧。為了解救被圍毆的斌哥，向天鳴槍，被捕後一力承擔，終被判監五年，而斌哥僅判囚一年。這五年是故事的轉拭點──五年之前，斌哥是地方的老大，她是斌哥的女人；五年之後，她自以為仍是斌哥的女人，而斌哥早就敗走本來的屬地，靠著從前的手下，從山西走到奉節。

電影談及失落，一種渴想的落空。巧巧初遇的斌哥，是江湖老大，不需動刀動槍，就能擺平兄弟之間的紛爭，也在幫會早有重要的位置。一個追求地位，一個追求愛情，二人的渴想同時存在，雖有分歧，但矛盾不深。對巧巧來說，五年不足掛齒；然而，對江湖來說，一年太長，足以新人崛起。當斌哥的地位不再，平衡打破，問題就來了。

他想東山再起，與能幫他一把的林家棟（刁亦男）合作，與他妹妹拍拖，一切理所當然。對於斌哥來說，地位與巧巧，他選了前者。他自知理虧，當巧巧隻身去奉節找他的時候，只得躲在房間。

這或是他們二人最不同的地方。一個選擇逃避，一個直面迎向，就如巧巧所要求的，愛與不愛，都要把話說清楚。即或她最後還是對斌哥手下留情，而這種留情僅是她對斌哥的愛護。她從來不如外表的柔弱，不論面對裝作仁慈的小偷，抑或對她起了色心的摩的（電單車的士）司機，同樣狠狠地還擊。幾次襯著《男兒當自強》前奏的鼓聲，「咚！咚！咚！咚！」，彷彿見證了一個（女中）豪傑的誕生。

一個期望江湖卻虎落平陽，一個勇往直前卻情根錯種── 葉蒨文的《淺醉一生》與黃仲崑的《有多少愛可以重來》這兩首插曲，在戲裡佔了重要的位置，尤是在奉節那個唱歌幾乎走音的街頭表演者以哭喪的聲音唱著《有多少愛可以重來》的一幕，有點滑稽，有點庸俗，配上了巧巧的臉，又成了另一種唏噓。

若電影在這時完結，看到的是巧巧對愛情的大無畏追求，但是繼續下去，時間延長，看到的就是另一個故事。他們再次相遇，已是經年的事。斌哥回到了山西，雙腳已斷了，巧巧卻早成了麻雀館的話事人。兩人無語，「你已經不是江湖上的人了，你不懂。」巧巧的一句，道破了一切。

一直追求再次成為江湖老大的斌哥，早就無法在江湖立足，甚至失去一切之後，回到當初的領地，投靠當日捨棄的巧巧；而當日僅是大哥身邊的女人，已在龍蛇混集的地方立足，有了威望，圓滿了斌哥的想望遠。

時間讓人蛻變。曾經在長江兩岸的城方，終有一日還是為了興建堤壩而被淹沒，已道明了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不變。城市變了，人也變了。不同的是，時間過去，有人一沉不起，有人從此開始第二人生。有人心繫江湖卻失卻了資格，有人無心卻成了江湖中人。

說破了，斌哥與巧巧都是從前的人，時針彷彿不曾移動。一個感情仍在，一個氣焰仍有，但是周遭早就不同。斌哥依舊保有老大的脾氣，連年輕的小混混都對他毫不客氣；巧巧依舊對斌哥有情，無法對他說上什麼，那一句「對你無情了，也就不恨了」，更是明明的表白。只是話已至此，也就無話可說，不用拆穿。

有說《江湖兒女》，應該改為《江湖女兒》，逗留在江湖的，僅有烈女，卻沒有那個窮畢生氣力追逐權力的人。或者，戲裡說，「肝膽相照，是為江湖。情深義重，是為江湖。」誰是江湖兒女，誰不是，根本不辯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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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加拿大郵政(Canada Post)是該國最主要的郵政公司，聘有員工合共約6萬多人，在eBay、Amazon等購物也會經由加拿大郵政送貨。

近幾年網上購物大行其道，員工工作量日增，但他們獲得的待遇和保障卻沒有相應上升。工傷、超時工作、薪酬不平等之類的問題引起員工強烈不滿。

上年起，加拿大郵政工會(Canadian Union of Postal Workers, CUPW)與加拿大郵政進行了長達11個月的談判，最後仍未能達成協議。工會最後決定在10月22起在加拿大各城市發動輪流罷工，迫使資方讓步。

工人的訴求是什麼？

CUPW代表員工提出了多項訴求，以下僅略述當中最主要的兩個，如欲了解更多其他的可到CUPW網站查看[1]：

一、要求城鄉及男女工資平等

公司聘有兩批員工，負責城市郵務的叫Urban Postal Operations (UPO)，負責鄉郊、農村地方的則是Rural & Suburban Mail Carrier (RSMC)。前者是按時薪來計算工資，後者則是以送貨路程來計算。平均來說，RSMC工人的薪金比UPO低25%。

同時，大部份UPO員工皆為男性，而RSMC則有2/3是女性。因此，這不只是城鄉差異，更是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在罷工前幾個月的談判中，政府委派的仲裁者裁定上述差異並不合理，要求加拿大郵政改善問題。惟資方只拋出增加RSMC薪金的方案，工會認為並不足夠，要求以時薪計算工資，保證最低限度的工作時數，及獲保障職業穩定。

二、妥善處理工傷，減少工時

員工經常要搬運包裹，容易在工作時受傷。過去兩年，郵差、送貨員的工傷率增加43%，而且比其他各聯邦部門高4倍（包括採礦、路面運輸、海岸的工作），是最容易受傷的職業。2015年，每100個員工就有7.21個曾因工受傷。

面對這一狀況，資方卻不見得顧全員工健康。更惡劣的是，在工傷頭5天的缺勤不會獲發薪金－－除非你入院了。有工會成員說道：「如果你受傷了，你最好真的傷得很重，要是你沒住醫院，你這一週休假不會獲得補償。」

工會提出，除了要有合理賠償方案外，更要求公司將工作時數降至每日最多8小時，一星期40小時，以免員工因長期過勞增加受傷風險。

罷工威力不容小覤，惟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在歷近11個月的談判破裂後，工會通過投票，多於9成成員支持，發動輪流罷工。10月22日下午起，他們輪流在多個城市展開為期24小時的罷工。面對罷工浪潮，公司曾在11月中提出加薪2%方案，並提供簽約獎金。工會指公司雖然有展示出誠意，但方案未有處理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例如按時薪計算工資、工作保障等。工會亦隨即發起更大規模罷工，罷工浪潮席捲更多其他城市。

這一波罷工導致加拿大郵政服務幾近癱瘓，已累積了超過150萬份郵件和100萬個包裹沒有寄出，全國關閉150個社區的郵遞服務。在以此強迫資方讓步的同時，工會亦承諾會繼續送遞各種社會援助的支票，免得讓低下階層受苦。

不過，加拿大勞工部長Patty Hajdu就向傳媒宣稱，自己有一位叫Jack的朋友，因罷工而未能及時得到傷殘津貼，無法支付房租，被趕出屋。工會斥責這完全是揑造，亦有員工反映，公司管理層扣起了這些支票，不讓他們送出，藉此讓大眾對罷工反感。

惡法迫復工，工會誓言反抗到底

隨著工潮越演越烈，政府最終決定以強硬姿態完結這場罷工。加拿大聯邦參議會在11月26日，以53票贊成、25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強迫員工復工的C-89法案，要求所有員工於翌日復工。

政府將委派仲裁員協助雙方達成新工作協議，如工會繼續號令罷工，將被罰款最高每日10萬加元，工人若不復工則會被罰每日1000至5萬加元。

工會直斥法案違憲，侵犯工人罷工權利，但在無奈之下亦惟有呼籲成員先行復工，並會在日後開展另一波新的鬥爭。

不過，在剛過去的一週，來自社區、各勞工團體的支援者陸續展開行動。他們在加拿大郵政的設施外拉起了糾察線，阻止員工出外送遞郵件、包裹，行動相繼得到響應，在多個城市展開。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雖然被惡法強迫復工了，但鬥爭仍未完結。而且，這一次，他們連結了更多的盟友共同反抗。

圖轉自：GAVIN YOUNG/ POSTMEDIA

[1]https://www.cupw.ca/en/cupw-issues-72-hour-strike-notices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calgaryherald.com/news/local-news/our-job-has-changed-canada-pos...

https://www.chatelaine.com/news/canada-post-strike-2018/

如欲留意罷工最新發展，可參看CUPW網站：

https://www.cupw.ca/en/news-and-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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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加拿大郵政(Canada Post)是該國最主要的郵政公司，聘有員工合共約6萬多人，在eBay、Amazon等購物也會經由加拿大郵政送貨。

近幾年網上購物大行其道，員工工作量日增，但他們獲得的待遇和保障卻沒有相應上升。工傷、超時工作、薪酬不平等之類的問題引起員工強烈不滿。

上年起，加拿大郵政工會(Canadian Union of Postal Workers, CUPW)與加拿大郵政進行了長達11個月的談判，最後仍未能達成協議。工會最後決定在10月22起在加拿大各城市發動輪流罷工，迫使資方讓步。

工人的訴求是什麼？

CUPW代表員工提出了多項訴求，以下僅略述當中最主要的兩個，如欲了解更多其他的可到CUPW網站查看[1]：

一、要求城鄉及男女工資平等

公司聘有兩批員工，負責城市郵務的叫Urban Postal Operations (UPO)，負責鄉郊、農村地方的則是Rural & Suburban Mail Carrier (RSMC)。前者是按時薪來計算工資，後者則是以送貨路程來計算。平均來說，RSMC工人的薪金比UPO低25%。

同時，大部份UPO員工皆為男性，而RSMC則有2/3是女性。因此，這不只是城鄉差異，更是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在罷工前幾個月的談判中，政府委派的仲裁者裁定上述差異並不合理，要求加拿大郵政改善問題。惟資方只拋出增加RSMC薪金的方案，工會認為並不足夠，要求以時薪計算工資，保證最低限度的工作時數，及獲保障職業穩定。

二、妥善處理工傷，減少工時

員工經常要搬運包裹，容易在工作時受傷。過去兩年，郵差、送貨員的工傷率增加43%，而且比其他各聯邦部門高4倍（包括採礦、路面運輸、海岸的工作），是最容易受傷的職業。2015年，每100個員工就有7.21個曾因工受傷。

面對這一狀況，資方卻不見得顧全員工健康。更惡劣的是，在工傷頭5天的缺勤不會獲發薪金－－除非你入院了。有工會成員說道：「如果你受傷了，你最好真的傷得很重，要是你沒住醫院，你這一週休假不會獲得補償。」

工會提出，除了要有合理賠償方案外，更要求公司將工作時數降至每日最多8小時，一星期40小時，以免員工因長期過勞增加受傷風險。

罷工威力不容小覤，惟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在歷近11個月的談判破裂後，工會通過投票，多於9成成員支持，發動輪流罷工。10月22日下午起，他們輪流在多個城市展開為期24小時的罷工。面對罷工浪潮，公司曾在11月中提出加薪2%方案，並提供簽約獎金。工會指公司雖然有展示出誠意，但方案未有處理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例如按時薪計算工資、工作保障等。工會亦隨即發起更大規模罷工，罷工浪潮席捲更多其他城市。

這一波罷工導致加拿大郵政服務幾近癱瘓，已累積了超過150萬份郵件和100萬個包裹沒有寄出，全國關閉150個社區的郵遞服務。在以此強迫資方讓步的同時，工會亦承諾會繼續送遞各種社會援助的支票，免得讓低下階層受苦。

不過，加拿大勞工部長Patty Hajdu就向傳媒宣稱，自己有一位叫Jack的朋友，因罷工而未能及時得到傷殘津貼，無法支付房租，被趕出屋。工會斥責這完全是揑造，亦有員工反映，公司管理層扣起了這些支票，不讓他們送出，藉此讓大眾對罷工反感。

惡法迫復工，工會誓言反抗到底

隨著工潮越演越烈，政府最終決定以強硬姿態完結這場罷工。加拿大聯邦參議會在11月26日，以53票贊成、25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強迫員工復工的C-89法案，要求所有員工於翌日復工。

政府將委派仲裁員協助雙方達成新工作協議，如工會繼續號令罷工，將被罰款最高每日10萬加元，工人若不復工則會被罰每日1000至5萬加元。

工會直斥法案違憲，侵犯工人罷工權利，但在無奈之下亦惟有呼籲成員先行復工，並會在日後開展另一波新的鬥爭。

不過，在剛過去的一週，來自社區、各勞工團體的支援者陸續展開行動。他們在加拿大郵政的設施外拉起了糾察線，阻止員工出外送遞郵件、包裹，行動相繼得到響應，在多個城市展開。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雖然被惡法強迫復工了，但鬥爭仍未完結。而且，這一次，他們連結了更多的盟友共同反抗。

圖轉自：GAVIN YOUNG/ POSTMEDIA

[1]https://www.cupw.ca/en/cupw-issues-72-hour-strike-notices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calgaryherald.com/news/local-news/our-job-has-changed-canada-pos...

https://www.chatelaine.com/news/canada-post-strike-2018/

如欲留意罷工最新發展，可參看CUPW網站：

https://www.cupw.ca/en/news-and-events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林鄭與強硬派摩擦加劇

帕莎　社會主義行動

廿三條立法已經越迫越近，將會是雨傘革命以來香港最重要的一場鬥爭。最近，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在立法會動議基本法23條辯論。雖然為無約束力動議，但建制派政客其實是以此舉向林鄭月娥施壓，加快立法步伐。就連2003年倒戈反對23條的自由黨田北俊亦公開呼籲儘早立法。林鄭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條立法是必要，但未願意推出立法的時間表，因此與統治陣營內部的強硬派出現的磨擦加劇。自由黨在這場權鬥中已表明站在強硬派的一邊。

林鄭月娥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穩、民望低下，現在推動23條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就23條立法，林鄭只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至今不敢切實談到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林鄭更傾向以經濟政策（大白象基建、大灣區融合）來討好中共和統治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後再推動23條。

統治階級內訌

建制派中的強硬派（例如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聲音向林鄭施壓，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黨陳浩天受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演講，梁振英率先砲轟外記協，指政府以優惠價租借場地，威脅要取消外記協的租約。林鄭雖然同樣站在打港獨一方，但不想全面打擊外國記者協會，以免與國際自由派發生全面衝突。她澄清外記協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場所，以圖淡化事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強硬派不斷公開放風指要盡快為廿三條立法。

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會像林鄭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反抗的壓力，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因此往往竭斯底里地胡亂叫囂。他們近來亦高調製造聲音反對港獨，最後在外國記者協會事件上，林鄭拒絕外記協第一副主席馬凱入境，可說是順從了強硬派的立場。

強硬建制派過去對林鄭本身也有不滿。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後對溫和泛民主派的收編和「大和解」。林鄭的「大和解」當然沒有在政制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過真正的讓步，但她為個別業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撫他們。林鄭收編了前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局長，在今年3月的民主黨黨慶中甚至捐款予民主黨。又在5月為教協會慶酒會主禮，其後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撥款以拉攏教協。

在習近平「新世代」威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撕裂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習近平最近提到對香港的「四大希望」，當中包括「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和「維護國家政治體制」，，顯然是回應強硬派對盡快立法23條的訴求。不過，在現階段習近平以維持穩定為首要目的，不想加劇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權鬥，因此表示支持林鄭，以在建制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統治階級內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繼而會就統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現矛盾和裂痕，而這在現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將會惡化。我們當然不會對某一派別的統治階級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這個分裂，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很高興中野區議會通過保留舊監獄的大門建造物，讓學生和民眾有機會學習日本歷史的陰暗面。」

日本人與香港人不同，不會隨便聘請外籍家務助理幫忙家務和照顧子女，東京大學學者阿古智子身兼母職(她工作忙的時候，丈夫也會照顧獨生兒子)，兒子就讀的小學因學生人數太多，會於舊監獄遺址重建較大的新校舍，保留唯一仍存在的監獄大門成了阿古和一些建築師近一、兩年來的社會活動。

這座監獄建於1915年，曾經監禁過不少政治犯，包括著作《蟹工船》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阿古而言，一個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它的幽暗過去不能在小學生的喧鬧和寂靜中，就此消聲匿跡。特別這監獄曾經禁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好戰與瘋狂的人道理性聲音，以及戰後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對聲音，當中充滿值得當代日本人認知和反思的歷史。

也正正因為如此，當地的右翼政客竭力反對保留監獄大門，表面理由是大門太古舊，敵不過地震，會對學生構成危險。當阿古她們努力爭取支持時，執政自民黨某國會議員的秘書經常在學校家長會散播謠言，說學校家長一致同意拆除大門（其實家長從來沒討論過）。當阿古向校長建議舉行會議討論大門事件，怕事的校長不同意，卻因怕得罪國會議員，不阻止該名秘書不斷發表拆大門的言論。後來阿古獲得包括大學教授等六十名區內人士簽名支持，成功遊說新任區長同意，並獲該區議會通過保留大門，這位議員秘書又在家長會大發雷霆，還誣蔑阿古她們，說保留大門只是少數懷有政治目的的人的搞作。據在場的阿古戰友的轉述，該名秘書，自持來自執政黨，態度傲慢無理，水平低劣。阿古向灰記轉述此事時仍顯得激動。

灰記有點羡慕阿古她們，校長怕事也好，執政黨黨員水平低劣也好，日本始終有個民主制度，議會也有一定的權力，中野區議會通過的議案，執政自民黨如何不高興，也要實行。「日本社會其實很保守，一般人的心態是維穩，不喜歡爭論」，阿古是少數對日本充滿批判的左翼，關懷少數被打壓的聲音，關注中國人權。

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劣跡斑斑，甚至犯下反人類罪行，而香港傳統左派從無獨立思想和人道關懷，只懂緊跟共產黨的步伐，用愛國作藉口，合理化一切「國家行為」，近年最惡名昭昭的是前特首梁振英的血腥發言，「國家殺人是不會被法律追究」(大意)，充份顯示這些中式「左派」視黨國如上帝，視人命如草芥。有這樣的反面教材，加上香港從來都是崇尚資本主義的反共社會，無怪乎香港人對左翼充滿誤解和偏見。

同被稱為左派，阿古和工聯會、民建聯那群黨國嘍囉情懷未免相距太遠。面對國家的錯誤政策、政權對人民的打壓，阿古和她的左派朋友不會噤聲，甚至因而被右翼抨擊不愛國。相反這群黨國嘍囉如譚耀宗、鄭耀棠、黃國健…何曾為受打壓的中國人出過半句聲。最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佳士勞工爭取權益被打壓，一些聲援工友的「毛左」學生被政府拘留、監控，國際上一群左派學者包括喬姆斯基和齊澤克等，聯署杯葛在中國舉行的馬克思大會，之前，社民聯、職工盟等亦曾到中聯辦抗議，聲援工友和學生，聲稱代表勞工權益的工聯會未敢哼半聲。然後，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持有加拿大護照的中國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工聯會的陸頌雄等急不及待走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積極為一個中國大公司的「太子女」，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富二代發聲，卻完全把在中國內地受欺壓的勞工抛諸腦後。在這些共產黨嘍囉心中，國家主義或曰黨國主義代替了階級矛盾，黨國權貴就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當日共產主義者高喊的「工人無祖國」和「國際主義」，對著這群共產黨嘍囉，簡直如對牛彈琴(對不起，灰記又得罪了牛牛，牠們可能甚懂音樂)！

是的，縱使今天「工人無祖國」已成絕唱，但人權無疆界的國際主義仍然是不少自命左翼人士的座右銘。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正好體現日本左翼超越國族主義的人文關懷。對她來說，日本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前者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以及對中國能朝自由民主方向發展的希冀；後者是利用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作宣傳，宣揚和鼓吹敵視中國的日本國家主義。

這些來自日本右翼的惡意中國人權關注，令灰記想起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宣傳和教育，「中國人貧窮愚昧落後，需要先進日本統治和教化」。想不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表面富裕強大，中國人總體愚昧落後的印象依然揮之不去，但善意關注中國人權的阿古，不管中國人總體給人什麼印象，從在日本駐華大使館擔任農村扶貧項目，到成為東京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把中國農民／上訪人士／異議者／維權律師當成朋友，真心地關懷他們的命運，盡力施以援手。她在東京的小屋，就經常接待／收容來日的中國友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是實實在在的國際主義精神，在現今排外右翼思潮當道的世界，彌足珍貴。

談到排外右翼思潮，灰記禁不住要講一段小插曲，阿古曾經收容和協助過的一位維權律師的兒子，可能因為父親受中國政府打壓，坐共產黨的牢，留學日本幾年，竟然產生了類近日本右翼的思想，支持日本右翼的國家主義，事事日本人優先。他的這些思想讓阿古十分困惑。灰記除了覺得他未免想得太天真外(日本一旦極右當道，首當其衝可能就是他這些留日中國人)，也聯想到某些港獨本土派的心理。這一切中國共產黨要負最大的責任，黨國/狹隘民族主義造就敵對的右翼民族主義，令仇恨升級。

而在右翼聲討中共的大合唱，以及中國人總體形象相當負面的現實中，阿古卻能從那些在專制獨裁下不屈不撓的中國友人身上學習。「若果我沒有接觸中國異議者／維權律師／家屬，以及從他們的經歷感染到他們的力量，我未必會參與爭取保留中野舊監獄大門的運動。」觀察阿古，每次提到受中國政府打壓的朋友，都會感觸／感動至雙眼變紅，甚至眼泛淚光，如此感情真摰的人，灰記實不多見。

而作為參與過709大抓捕拍攝的灰記，完全明白阿古的感觸與感動，那些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家屬在極度高壓逆境下的承擔與所受的折磨，實非生活在較自由的日本，和仍然有自由空間的香港的人所能想像，灰記在她／他們身上學習到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縱使時局如何低迷、灰暗，總能有所堅持。

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也感動了她的父親。她說每次回大阪探父親，都會談到她的中國友人，去年《709人們》在大阪放映，她父親還到社區中心觀看。這次灰記到大阪拍攝阿古的「中國心」，也順帶拍攝了她父女的對話。原來這位長者記憶力很好，雖然記不起維權律師的名字，卻知道片中有些律師已獲釋，如李和平，還特別問到一位被長期關押的律師近況，那位律師就是王全璋。問阿古父親是否支持她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她說支持但同時擔心她到中國是否安全，特別看了《709人們》之後。

這位長者對中國最大的心願，就是盡快改善人權，為了中國人民，也為了他的女兒！

家銘叫楊樞給他身份證和回鄉證那一場，很痛。那是經年相處累積對親人的理解，以及現實條件的不許可，互相拉扯的心痛。愈親近，愈了解，愈為那些外部的壓逼而難過。

導演本身經歷轉化為創作，與其說言志，不如說電影內外悲喜交集的映照，令觀眾愈了解導演真實遭遇，愈為電影中母女短暫重逢而泫然。那個袋子繡著「09｣、「雲之南」，每有鏡頭拍到我便可惜，是甚麼令楊樞堅決地，持續地用這個袋子？那是遺物，記憶、體溫、天氣放晴或陰翳，他人在場或缺席，恐怕所有她在中國的物事，有形與否，都傾注於那袋子內。她拍殺人者楊佳母親的導演，被拒於國門，其母似乎走上與楊佳母親一樣的軌跡。導演從為人子女到為人父母，曾經拍下這麼一部作品，心情想必非常複雜。片末兩名母親得以在空中「遇見」，也許是說國界終將會消弭，在天上。

中國式親人是怎樣一回事？楊樞的夢和我聽過的一件事大抵相似。當兵的少年直到父親將近去世，才知道他得重病，鄉里捎來消息，而老父原是不想兒子知道，他拒絕病塌前再見兒子，怕他分了神，怕他從軍營逃出來。他知道兒子從軍可以改善貧農一家的生活，而他如願見不到兒子踏單車越過阡陌，趕回家的神情。那當兵的男人，是我父親，許久後他來到更南方的城市生活，而祖父生活過的南方，我很陌生。

雲之南，國境之南，南方孩子的命運大抵相似。母親和她說，只有拒絕，才是深深愛護她的方式，於是，孫兒以為自己玩一個裝作不認識外祖母的遊戲（怎不能想起Life is Beautiful這電影），兩部車一大一小，趨前或減速，一家人的旅行建基於「不能相認」這個條件之上，他們之間永遠隔著人或物，輕薄如車窗，厚重如房門。鏡頭也貫徹一種距離，明明書寫自身，而音樂僅用上結他，運鏡鮮見Zoom In到人物表情，人活在景觀之中。如此瞭然於心，又如此保持距離，彷彿只是輕揉經年積累的傷痕，不張揚外顯，卻矚目神傷。

那旅遊巴和的士在公路構築的獨特時空，照見流亡香港的導演，及留守中國的母親，兩人得以開展人文價值觀對話。母女的私密情感，國族的歷史變遷，活於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或風波中的個體，種種體會於一場旅行交融。這有如逃逸路線，使兩人從最短暫的遇合獲得自由，也可以說是巧借公路電影格局，沉澱一些國族思考。對白中輕輕抖出，母女兩人經歷過的多麼相似，而兩人的態度不盡相同，亦必須不同；儘管只提及一兩個年份，但人隨政策遠離故鄉，因運動遭受打擊，身陷囹圄，政治離不開生活，生活中種種選擇原是政治一種，連選擇斷絕關係也是。

很難定義是這是港產片還是華語片，因為這是華人共同面對的大格局——流亡、放逐、永遠的異鄉人。南方南方，香港有如雜種，只願她一直「甚麼都不是」，以及「甚麼都可以是」。

「但我堅信不移
南方，是特經許諾的
值得我全部的愛
全部的苦楚

我將在流動的河水上
鏤下我的話語。」

羅智成《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