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輔道中曾經出過的「行人專區」

朱凱廸參加村代表選舉，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為何參與一個小小的鄉郊代表選舉都會被DQ？輿論大多從政治打壓的角度去理解，但朱參加村代表選舉，其實還有一重更深層的意義 — — 如果說傘運延續是社區營造遍地開花，走入鄉村落實營造理念，凝聚鄉村社群推動體制改革，勢將成為民主運動再起的橋頭堡。

在很多人眼中，香港是一個完全城市化的都市，鄉村是一個長期受忽略，以至認為是個無法經略的地方。

問題是，假如經歷這幾年民主運動的新生代，無法理解經營社群必須與在地的歷史脈絡相連結，組織之艱難往往是基於城市單元的碎片化的話，無論花多少力氣嘗試在城市搞幾多社區營造，最後可能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轉型走向區議會選舉，或者是成為一個NGO，基本上仍然是過去20年壓力團體政治的老套路。

「傘落社區」的極限

這些年聽過很多傘落社區的故事。有關的故事大概可以分為三大類別：其一是着重較宏觀的社區營造，主力關注公共空間使用和城市規劃；其二是着重較微觀、在地營運模式的實踐，辦小店、搞社企、擺地攤，總之是有別於大財團壟斷和利潤最大化的營利模式；其三則是較為傳統的街坊組織，往往以服務特定團體的需要出發，然後嘗試以較創新的方式，凝聚關係和推進議題。當然，這三種類別也並不是截然不同的，在實踐的過程中，往往有着某些互通的元素。

很多人覺得要改變就必須行動，但當「落手落腳做」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時候反而會妨礙我們同步更新我們的腦袋，以為不斷做新的活動，就是代表創新和變革。尤其是在香港的民間社會和NGO，太容易追逐一個又一個的項目，忙着達致 funder 訂立的目標，工作是做了一大堆，社區實驗也有不少，但真正能夠撼動既有價值觀、挑戰建制高牆、稱得上是 Tactical Urbanism 的行動和做法，也實在是太少了。

小行動必須與大政策掛鈎，行動累積的能量才能夠推動轉向；假如沒有政策的面向，小行動就永遠只能是社區「實驗」，當實驗的元素消失，就被主流的消費活動收編。

這幾年的例子還算少嗎？文青市集成行成市，最後成了點綴商場的消閒活動；社區影院已經被建制派接收，成為蛇齋餅糭以外吸引街坊聚腳的選擇；稍為成功的在地營運，建立品牌後又不得不面對是走自創營收的社企路線（但往往代表全面商業化），還是乖乖地申請成為慈善團體（但又要面對申請基金與否的老大難）。

沒有想着要爭取什麼政策，只想為社區「做好事」，心底沒有一套穩固的價值觀同行，行動的熱情很快就會被現實種種所磨蝕。

就以我自己進行過的社區實驗為例：某程度上受到傘運使用馬路進行公共活動的啟發，自2014年10月起，我開始在本欄寫了一系列有關公共空間的使用重心如何由車轉移到人的文章。

在機緣巧合下，成為轉化德輔道中為行人及電車專區的倡議者，在2016年9月的一個星期日，成功把一段德輔道中轉化為一個市民可享用的公共空間。問題是，當時只顧着行動，活動過後就面對如何持續在社區走下去的問題，很快又回到是否要成立一個團體去維持 momentum 的討論。

直到今天，一個名為「行德」的團體的確成立了，也舉辦了好些導賞團和建築設計比賽，但距離真正轉化德輔道中成為行人專區的目標，似乎還是很遠（在旺角殺街之後可能更遠了）。

面對社區實驗的「潮起潮落」，自然一種很「左膠」的聲音就會出現：社區營造是一個unfinished project（但現代化可能不是），一時三刻達不到目標是正常的，但我們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和希望。

這樣的「傘落社區」，很容易轉化為「小確幸」的心態，反映論者從來未有走出香港中產固有「虛擬自由主義」的思想套路。

「社群主義」才是社區營造根本

思想是一切行動的基本。我們必須要問，社區營造背後要實踐的理念是什麼？香港常常讓我覺得訝異的，是講了這麼多年的本土，居然沒有什麼人提出「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這個關鍵詞。要講本土，又怎能夠只使用自由主義或者是民族主義的話語，而完全不考慮「社群」一詞在營塑社區的關鍵角色？

在今年9月賽馬會舉辦的國際慈善論壇，邀請到Michael Sandel來香港作主題演講，由提問的內容來看，似乎大家只知道他在哈佛大學有關社會公義的公開課，卻沒有幾個人曉得，他可是社群主義的代表性人物（雖然他自己不會承認），而有關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直接影響到九十年代初加拿大魁北克如何看待自身法語人口的文化及政治權利。

這些看似形而上而完全不接地氣的哲學討論，其實最終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社群身份對政治、經濟及文化權利的影響。這對於完全習慣自由主義（以至新自由主義）語言的香港人來說，社群主義的相關概念，可能猶如外星語言。

港式芝加哥學派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眼中只有個人，人被化約為完全理性和經濟的動物，只懂得在市場上爭逐資源和效率。用哲學的語言理解，就是這種思想對個人自我概念的理解非常狹窄，以至於完全看不到社群對個體建立身份的重要性，用看似價值中立、實質上扁平狹隘的個人理解，把人從社區中完全剝離出來，社群遂成為資本家眼中的社會資本，完全可以用金錢來量化。

簡單而言，香港人對於社群身份的理解是很工具式的，為了居住的便利╱返工的需要╱置業的大計，我們會輕易拋棄香港人╱九龍人╱新界人的身份，搬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租樓一族）的生活日常；但社群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主義」，是因為社群主義信徒會認為社群這個「身份」，是組成一個人的身份不可或缺的部分。

沒有了社群身份，社會就成了一堆鬆散原子的聚合，任憑你做多少的「社區營造」，還是不可能把一堆堆的鬆散原子扭合成一個社群。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激進」（radical）的行動代表挑戰根本、尋根問底的話，我們可能要重新思考在香港這個新自由主義當道、社群概念不彰的社會，「社區營造」這一小步可以實際擔當的角色，其實可以是什麼？

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足球總會宣布，已接獲香港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加利韋特的請辭，他上任僅三個月後便離任，並轉投日本職業球隊。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議會陣線區諾軒表示，加利韋特突然辭職反映香港足總行政混亂，由招聘程序至今都予人感覺「兒戲」，要求香港足總儘快向公眾交代招聘爭議及加利韋特的離任原因。

區諾軒認為，加利韋特即使在上月帶領香港隊出線東亞盃決賽週，但亦不符合預期目標，「好明顯唔符合Die for Hong Kong精神」。區又指，現時政府每年向足總提供最高2,500萬元以推行「五年計劃」，質疑加利韋特已是第三位未滿一年任期便離職的足總高層，顯示香港足總一直無力留下人才，認為「五年計劃」表現不理想。

香港足總花了近9個月時間招聘港隊主教練，但有報導指加利韋特在面試後才遞交申請表，違反招聘程序，招聘爭議更令足總董事梁芷珊憤而辭任。但香港足總卻僅回覆：「經深入討論後，董事局認同今次的招聘工作有未盡完善的地方，但大多數董事認為不足之處未有影響招聘程序的公正性」。

加利韋特的合約期應直至2020年3月，足總「透露」，加利韋特的請辭時間剛在試用期之內，因此毋需就離任主教練一職作賠償。

此外，民主黨尹兆堅在上週曾就香港足總招聘程序向民政事務局提出質詢，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書面回應時亦認同招聘工作「有未盡完善的地方」。尹兆堅對獨媒表示，對於加利韋特離任感到非常錯愕。尹稱加利對韋特的執教力不感質疑，但由於香港足總的開支涉及到公帑，足總有責任向政府及市民清楚交代運用細節。

在加利韋特辭職後，足總的行政總裁、主教練及技術總監共三個職位全告懸空。尹兆堅認為，足總的行政管理及公帑運用是「圍威喂、亂哂龍」，「連擠牙膏都不如」，促請香港足總檢討過失，避免重蹈覆轍，令下任教練因而承受壓力。

（資料圖片）

現任足總董事、港超球隊元朗的會長王威信則表示，是今早從新聞媒體中才得知加利韋特離任，指事前從不知情，「董事昨晚開會都沒有提起過」。他指現時掌握的消息並不多，不方便進一步評價，「你搵ceo講好啲」（按：現時行政總裁一職懸空，現署理行政總裁為理溫達倫）。

記者：周頌謙

中華民國的大陸時期只有38年，即1912至1949，亦即中共所謂的「民國時期」，意思是它「新中國」*取代了「舊中國」，中華民國已成過去，進入了歷史。但事實並非這樣。
* 它的「新」，「新」於倒行逆施創了中外歷史紀錄

作家杏林子*憶述遷臺的童年，學校有公民投票活動；除了這類模擬選舉，臺灣全境的里長、議長也經選民產生，雖然國民黨佔大多數，卻仍有其他小黨乃至無黨人士選上。
*劉俠，類風濕性關節炎折磨一生，開朗幽默，著作甚多。

中華民國的臺灣時期，總統直接由全體公民投票選出，從李登輝*創始，並因此獲得「民主先生」稱號；總統經由直選誕生，等於贏得「全民授權」，也隱藏「臺獨」意涵。
*李的身份複雜：日本人、共產黨、國民黨、台獨教父

無論如何，臺灣「大選」已完全被接受，甚至成為多數中國人羨慕嚮往的政治標杆，尤其是爭取「88直選」足足30寒暑的香港。

撇開缺失*一面不談，因各方都可能「出術」或「奧步」，選舉早已由一黨壟斷而日益成熟！今次高雄市的爭持，韓國瑜固然贏得漂亮，陳其邁也輸得極有風度。
*任何不公正不合理，包括今次的4點後，同時開票投票。

11月24日，正巧是興中會1895草創之時，亦即中國國民黨123歲誕辰，執政者民進黨下的選委會不可能故意挑選這天助威，壽星公國民黨似乎也沒有藉此渲染。選前一大段時間以至投票前夕*，民調和名嘴極少一面倒，等於雙方都無必勝把握。
*選戰激烈，投票前十天禁發民調，當日不准助選

全臺投票時間由早上8點到4點*，八小時後，投票站立刻點票，效率又快又高。候選人唱名清點，最後，不但「翻盤」，而且剛好和上次相反：22個縣市之中，國民黨大勝15，民進黨則6，而無黨籍的柯文哲仍贏回台北市，但僅多國民黨丁守中三千票。
*香港是清晨7:30至亥時10:30，臺灣有必要加長時間

明顯地，老百姓上次選擇民進黨，這次給票國民黨，為甚麼？民進黨說話不算數：跳票！不少民進黨人公開脱黨批評，民眾生活基本溫飽和改善，是所有政府的責任。蔡英文總統聲稱改革，也許不完全虚假，但内政外交兩皆失利，即使有中共打壓的成份，執政黨仍難辭其咎。

正是，選民給你機會，一樣可以用票來拿回，這就是兩黨或多黨制的實際優點。中共聰明絕頂，1949年「得天下」時，自詡它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連堂堂的「國旗」也居然敢設計為「五星旗」！還要一大四小，巨大的黨，4小是工、農和大小資產階級*，它對得起曾經信以為真的幾億中國人嗎？強國崛起的今天，它譏諷民主選舉只讓政黨吵吵鬧鬧，遠遠比不上中共的效率（高大全乎），可惜可憂的是一一它的爸爸或爺爺一一前蘇聯已瓦解快30年了！任你再多的機巧詭術，能耍弄到幾時？習先生，戈巴卓夫在前，你敢從後面追上嗎？
*50一70年代，大小資全部消失，這算甚麼「烏國」旗？

＊20181112 紀念南京大屠殺 默哀勇者張純如女士

華為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被捕，並被要求引渡美國，成為全球新聞焦點，乃因孟晚舟是現時華為集團副董兼財務長的第二號人物，又是創辦人任正非的長女，實際上就是接班人；而華為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製造商，承擔中國高科技趕超美國的重任。為此任正非趕到中南海共謀對策，中國外交部也發出措辭強硬的聲明，但還不敢一拍兩散。

孟晚舟被捕發生在川習會前數小時，川普沒有被屬下告知，習近平卻馬上知道，也可見華為與中南海的特殊關係，不論哪個派系掌權。

孟晚舟正在申請保釋，估計可能性不大。因為即使不會棄保潛逃，孟也會與中國政府密謀對策。一年前香港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因為「一帶一路」在紐約行賄非洲官員而被捕，五度申請保釋都被拒。

華語媒體的評論，一般局限在中美貿易戰、美國要封殺中國5G產業的發展；外媒則偏重華為利用其高科技產品進行間諜活動。台灣朝野屬於對於中共諜報滲透感覺麻木的華語世界。

簡單說，華為是中共反美反西方活動很重要的白手套。而孟晚舟進入華為長達二十五年，因此華為所做的事情，孟晚舟不但在公司裡了解，在家裡還了解更多的重大機密。這是中共最著急的地方。

孟晚舟手上有八本護照，其中三本是香港特區新舊兩種有效護照。這點就讓人想起現在逃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他有十一本護照；一九九九年逃往加拿大的富商賴昌星也有香港護照；他們都曾經是中國國安部的人。孟晚舟呢？中國貪官也有多本護照為逃亡之用，華為為黨國做出重大貢獻，因而是國安的需要。

2001年九一一恐怖襲擊紐約世貿中心發生後，美國主流媒體揭露華為等中國「民企」協助賓拉丹在阿富汗興建光纖電纜設備，使他得以遙控指揮。美國當時對此沒有重視，這些民企是中共滲透與擴大版圖的工具，尤其在戰亂地區，例如中東地區。其後他們協助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前年十二月，美國商務部發給華為的行政傳票，擺明美國正針對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古巴、伊朗、蘇丹和敘利亞的貿易管制展開擴大調查。現在查出華為利用其香港公司犯事。

總之，被美國視為流氓國家者，華為就最有興趣提供高科技援助來壯大他們的反美力量。

中國政府與媒體已從對中美貿易戰的低調態度拉高聲調反美，拳民也揚言要抵制美國貨。

習近平上台時掀起反日狂潮，今年已經不得不收兵，向日本首相安倍低頭示好；這次如果掀起反美狂潮，則是習近平的皇位保衛戰。因此中國對事件的後續反應，將可觀察習近平在黨內是否還有「定於一尊」的地位，還是只是暫時仍被供奉的神主牌。

原文刊在自由時報

《去年在馬倫巴》是我最喜愛的電影之一，到看到《去》編劇羅拔．格里葉執導筒的《越歐快車》，同樣是挑戰（當時的）傳統敘事，遊戲味倒更加濃。

其實觀看《馬倫巴》時嘗試弄清楚故事的思考、以至當中不停出現的「牌戲」（「我可以輸，但我經常贏」），似乎都是對我等觀眾的一再邀請，一旦進入，就在遊戲。能稱這種觀眾與創作者的關係作遊戲嗎？《越歐快車》可說更為明顯而全面地用電影媒介去「玩」。

《越》由開始已經在玩：三個火車客傾談，「不如拍一部叫《越歐快車》的電影」，電影隨即開始。映後談指出，這三個火車客正是主創團隊成員！驟眼看來，隨後的「戲中戲」也是這三個人的沿路創作，三人互相對各自創作的情節作評價，甚至因為不合理就說「當我沒說過」「把整段刪掉吧」，我等觀眾旁觀的，莫非就是這段創作過程？

但觀眾看到的「創作過程」，也只能是預先寫好的劇本吧？而在毒販Elias的故事之中，全無意義、完全犯駁的情節有之，亦是因為「火車客敘事」本身使我們相信他們只是在胡鬧——被設計好的胡鬧。於是那些無厘頭的對白與設計竟然如棟篤笑的punch一樣，設計好了，就要你笑。

「我是個殺手。」「職業的嗎？」「不，業餘的。」

那張在酒吧裏沒有洞的「桌球枱」相當有趣，也彷彿在暗示，要確實地在這部電影找出唯一的、最真實的「解」，就如在那桌球枱的遊戲一樣不可能。但當中玩弄敘事與類型，看起來有所關連的「線索」，卻也在在誘惑觀眾作出解讀，觀影樂趣相當大。

用今日時髦的說法，這樣又能不能說是「燒腦」？

（獨媒特約報道）在你的記憶裡，你認為香港發生過最大的衝突以至有人受傷是在什麼時候？是佔領運動期間，警方投擲催淚彈、與市民發生激烈衝突？還是「魚蛋革命」時的警民衝突？

在現今尚算繁華安定的香港，戰爭看似離我們很遠，但又何曾想過原來我們身邊有人曾經每日都活在槍林彈雨及惶恐之中？記者找來一位正在申請「免遣返聲請」的難民，訴說在香港免遣返制度下所遇到的不公以及解開部份人對他們的迷思。

逗留在香港約14年，Johnny （化名）的家鄉位於西非其中一個城市。2002年，當時26歲的他，家鄉發生部落戰爭，大批居民被屠殺，不少家庭在戰爭中破碎、無數小孩流離失所。

「那一刻，我認為這個城市已經不再安全去居住。」（It is not safe to live in the country.）他選擇與兩名兄長分道揚鑣。起初，Johnny 不知道自己會逃去哪一個地方。最終他在協助他們逃難的人手上得到一張機票，目的地是香港。

也許現今不少香港人對政府、對香港社會無望，希望移民他國。然而又有多少人視香港為安全的地方，希望在此尋求居所。

初到香港時，Johnny 尋求聯合國難民署協助，申請難民資格，換來的是拒絕。Johnny 被指沒有足夠證據顯示自己受到威脅，「他們要我提供當時我所住的地方發生衝突時的影片作證，這是我無可能提供的。」（They need the video clips of the incidence that happening in my country, which is impossible that I can't get it.)

其後他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cruel treatment）提出「酷刑聲請」，不過港府在2008年因等待司法覆核的裁決，暫停處理所有個案。直至2012年 Johnny 才突然又被召回進行面試。最終的結果仍是拒絕，但被建議改為提出「免遣返聲請」。

Johnny 不斷細說他申請過的每一項尋求庇護的措施，然而每次換來的均只是漫長的等待，言談間 Johnny 流露著一份失望，「所有事情也只是不停地進行。」（It's just going on and on.）

經歷約14年間漫長的等待，他意識到其實政府根本無打算接受他的申請，氣憤地形容「香港政府只是在浪費我們的時間」（They are just wasting our time for nothing )。多年來苦無結果，他形容處理他們個案的人根本無意理解他們的狀況及面對的問題，甚至不會聆聽他們的故事，「他們只說你的國家並無問題，但從來也不會看內裡的問題（They just say your country is ok,but they don't look the problem in your country.)。」

Johnny 形容負責審批的官員什麼也沒有做，只是裝作忙碌，卻把尋求庇護人士塑造成浪費資源的一群，「其實我們不是浪費納稅人金錢的一群，他們才是」（we are not the people who wasting taxpayer money, they are.)

每年 Johnny 會按時向入境處提交其國家一些有關戰爭的情況，但入境處的回覆只是稱仍在審理中。他形容政府只是和他玩遊戲，「他們是知道（我的國家情況），但他們就是不想批准申請，他們只是在玩一場遊戲」（They knew it but they don't want to apply, they're just playing a game.）他續指自己已經再沒有氣力為自己的個案爭辯，現在只是等待法庭的判決，他相信法庭會告訴他什麼才是正確。

港府多次強調香港「免遣返聲請」個案積壓嚴重，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形容香港面臨重大挑戰，積壓的上訴個案約有6,500宗，最快要2至3年才能完成。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表示今個財政年度已耗資近14億元處理聲請者。

更甚的是，不少報導亦經常揭露出一些免遣返聲請人的犯案問題，社會不斷傳出他們是「犯罪份子」、「浪費納稅人金錢」等聲音。根據入境處數字顯示，2018年至今的免遣返聲請人犯案數字已達274宗。然而在社會輿論的背後，又是否所有「免遣返聲請人」也是這樣呢？

每當 Johnny 向記者談到有關「難民」的新聞時，他也表現得非常激動。對於不少人也指責「難民」影響香港治安，他認為香港需要真相，不應以少數犯罪的「難民」來攻擊整群「難民」。「當我看新聞時，他們只是想告訴香港市民，這班人（難民）非法打工、消耗很多稅收等等，就像所有難民都是這樣。但他們從來沒有用「一些難民」這個詞語去表示犯法的一小部份，而是以整群難民去說出這件事，他們想贏取大眾的思想。我們會證明這是錯的。香港要的是真相，他們不用謊言。」

Johnny 續指香港有法律，若果他們犯罪便應該用法律去治罪。他指出自己來港10多年以來，與很多難民一樣，紀錄清白。

Johnny 從前是一名圖像設計師，但來到香港後因為其難民身份，不能在香港工作，每月依靠$1200食物援助及$1500作住宿援助生活。

很多人會問，$2700如何在香港生活，Johnny 只是淡然指若果你只有這些東西時，自然便會生活得到，他也沒有其他選擇。

他稱自己在香港八成的時間也在學習，不論是到社區中心或是在網上學習。他慶幸自己認識了一位很好的教授，願意資助並教導他們，「教授不想我們浪費時間」（Professor doesn't want us to waste our time（現在 Johnny 正學習全球化及保安與安全挑戰（security and safety challenge）的課程。

的而且確，當記者前往找 Johnny 時，他正在社區中心幫忙執拾物資，機構所有的服務使用者也認識 Johnny，Johnny 就像大哥哥的存在，記者看到他在領導大夥一起合作處理義務工作。

9月份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後，他與一班同是尋求庇護的朋友自發到屯門其中一個公園清理垃圾，更帶上電鋸協助清理倒塌的樹木，最後花了足足一星期。Johnny 指自己只是想盡一分力貢獻香港，表達自己的熱情。「我已經花了一半的生命時間在香港，成了香港的一部分，我認識香港多於自己國家。」（I spend half of my life in Hong Kong, I become part of this, I know Hong Kong more than my country.)

既然申請並無希望時，為何仍要留在香港？Johnny 這樣說：「我已經浪費了14年，不是短短的2、3年。」（I wasted about 14 years, not just 2 to 3 years）他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時間已經留在香港。初來港的他只有26歲，但轉眼間他已40歲。他指若果當初只審批2至3年的時間便知道結果的話，他一定會馬上離開。現在的他則只能等待法庭給予答案，他相信法庭是公正的。他最後提到香港人是非常好，但差的是政府，期望政府會改善免遣返聲請的制度。

《禁止酷刑公約》自1992年起適用於香港，《公約》第3條訂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然而負責審批的入境處因行政疏漏，在兩宗案件中遭法庭裁定敗訴。該兩案分別為 Sakthevel Prabakar 訴 保安局局長（(2004) 7 HKCFAR 187）及FB 等人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及保安局局長（(2009) 2HKLRD 346），法庭指入境處作出決定前，必須達到嚴謹的公正標準，以及入境事務處處長一律拒絕為酷刑聲請人提供法律代表的政策不合法。

政府在裁決後的2009年實施改進機制，為申請人提供當值律師服務及訂立新的程序。2011年，政府又向立法會提交《2011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2012年生效訂明提出和裁定聲請的法定程序。

政府在2014年根據終審法院就 Ubamaka 和 C & Ors 的兩宗案件的判決，實施統一審核機制，統一處理所有「免遣返聲請」。截至2018年10月底，在機制實施後入境處接獲16,836宗免遣返聲請，而機制實施前則有2,501宗酷刑聲請及4,198 宗免遣返聲請。

（獨媒特約報導）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另外6名參與者被控串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共6項罪名。首被告戴耀廷親自作結案陳詞，他指現時的「串謀」和「煽惑」控罪是不合理及不乎比例的，抗辯並不是拒絕承擔罪責的表現。他又表示，不會放棄爭取民主，若果他有罪，那罪名就是在香港艱難的時刻散播希望。

戴耀廷：公民抗命非為打亂秩序 乃喚醒社會關注不公義

開庭後，法官陳仲衡建議戴耀廷在證人台上作結案陳詞，但是戴耀廷要求留在犯人欄內陳詞。

戴表明，這是一宗關於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現在已是一個家傳戶曉的概念。「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是公開、非暴力、自我覺醒的行動。

公民抗命的目的不是去打亂公眾的秩序，而是一個透過自我犧牲，去喚醒其他人關注社會的過程。戴引用馬丁路德金指，法律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起來可能變得不公義；憑良心不遵守不義的法律，喚醒社會上的人去關注不公義，是對法律的最大敬意。

戴又指，這是一宗關於一群深愛香港的人的案件，他們認為只有透過落實普選，才能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戴表示自己爭取了民主超過30年，從就讀大學時已參與民主運動，現在到兒子大學畢業，香港還未有民主。

中央違背憲法承諾 三子邀請市民和平行使集會權

戴指，《基本法》第45條賦予了香港人權利去達至普及而平等的行政長官選舉，當中需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但是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頒下的決定，就提名程序附加了嚴厲的限制，包括提名委員會維持原來的人數及組成部份；只能提名兩至三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需得到提名委員會一半或以上的支持。戴認為，這些框架違背了憲法的承諾，目的是阻止中央眼中不受歡迎的人物參選，更使香港人沒有真正的選擇。

戴又指這是一宗有關示威集會自由的案件。「和平佔中」原訂的計劃是在10月1日至3日佔領中環遮打道，估計警方會有能力以最高效率將所有人拘捕。但是當佔領移師至政府總部外，雖然主題、組織、領導、參與者的成分改變了，但是精神沒有改變，市民在9月27日至28日是在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

戴表示，他們邀請市民來集會，並不是呼籲他們對道路造成阻塞，而是邀請市民留在由警方劃下的示威區域。若果警方不是在9月28日封鎖天橋，阻礙市民集會的自由，市民不會橫過夏慤道馬路欲前往集會現場。其後催淚彈爆發，使事情難以控制，他們希望能做的事便是帶參與者安全回家。然而三子嘗試促進學生與政府對話，又在佔領期間推動廣場公投作為決定是否退場的方法，但是都沒有成效。他們最後於12月3日自首。金鐘佔領區亦在12月11日被警方清場。

控罪不合理及超乎比例 抗辯非逃避罪責

對於律政司以「串謀」及「煽惑」罪名起訴，戴認為是過度的。公民抗命理應是公開的行為，檢控方以他們的公開發言作為罪證，將會對社會造成寒蟬效應，不合比例地侵害言論自由。他指，若果控罪是合理和合乎比例的，他們會認罪；但若果控罪是不合理和不合乎比例的，他們的抗辯並不應該被視為逃避懲處的表現。

作為一個研究法治和憲法的學者，戴認為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高度自治，沒有民主制度，政府不斷濫用權力，公民的權利會被侵犯。他引用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的一番話：「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社會上每一個人都需要一起營造有利法治的氛圍，當法官受到不公抨擊時，必須全力支持他／她，此外要善用自由和選票發聲。

最後戴表示，自己之所以會在這法庭內，是因為他用了一生去守護法治。他不會放棄繼續爭取民主，「若果我是有罪的，那我的罪名在於膽敢在香港艱難的時刻散播希望。」他又表示不會為入獄感到羞愧，「若果這苦杯不能被挪開，那我將會無悔地喝下。」

戴完成陳詞後，坐在大堂觀看直播的公眾人士隨即一同拍掌，聲音傳進法庭內。

辯方：三子不需為自發行動負責

代表陳健民和朱耀明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指，陳健民的作供已表明三子的計劃是對社會造成干擾去爭取普選，但是他們並不想干擾是微小的，而是合乎比例的。9月28日凌晨，三子宣布的「佔中啟動」只是意指資源、人手進場，去支援學生運動，並不是一個煽動公眾妨擾的舉動。

至9月28日下午，警方封鎖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示威者無法前往示威現場，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到，市民佔領夏慤道馬路是因為三子的煽動，還是因為警方阻撓市民集會。其後警方施放的催淚彈，更令事情朝可怕的方向發展。

麥指，控方在舉證時，並沒有打算播放有關警方發射87枚催淚彈的影片，顯示他們刻意忽視一個事實，就是這大型的示威是受催淚彈激發並基於自發行動機制所形成，參與者在社交媒體互通訊息是重要因素，而三子並不需要為此負上責任。

麥指，多日的佔領裡，踏足佔領區的人有的是因為好奇，有的是興趣，控方不能把所有人的參與都歸因於三子。三子與參與者均沒有衝擊警方防線，秉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則。麥認為，控方應該分清楚現實上發生的事情與三子邀請參與者去做的事，並不能將所有發生的事都歸因於三子。

多名辯方傳召的證人已證實，三子並沒有能力控制整個佔領運動，亦沒有證據足夠顯示市民的參與是受三子的影響，大部份參與者都不認為自己在響應三子原定的佔路計劃，反而是自發與即興的參與者。事實上，三子當時亦強調參與者需要為個人的行為負責。運動發展至後期亦顯示了參與者就退場難以達成共識，可見市民的自發性。

其他被告的代表律師將於下午作結案陳詞。

記者：黎彩燕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18」圓滿結束，吸引逾50,000人次入場參觀，包括公眾、政府官員及不同界別人士。社福界同工尤其有興趣，來到博覽取經，希望利用樂齡科技提升服務質素。

其中一位參觀博覽的同工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總主任李天倫，他想了解如何善用不同的樂齡科技產品協助其服務使用者及提升機構服務質素。在參觀博覽時，他對很多產品都感到新奇有趣，啟發他如何應用樂齡科技於社會服務中，例如：看到十多款來自世界各地的輪椅，有些輪椅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app 控制行走，有助認知障礙症的照顧者控制；來自日本易於裝嵌的「醫院床」及「超低床」，方便香港的家居使用等。

其中一個令李天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樂齡科技器材租賃體驗館」。樂齡科技產品租賃服務的概念源自日本，在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下，負責評估工作人員會了解長者的居住環境、身體機能及病況後，建議不同的樂齡科技產品給長者租用，費用由保險及個人共同承擔，方便長者居家安老，同時促進樂齡科技的產業發展。

因此，社聯在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設有「樂齡科技器材租賃體驗館」，目的是向市民展示日本特有及系統化的「樂齡科技」產品租賃服務，以及管理流程，例如：評估、租用、回收、清洗消毒等程序。而社聯正積極硏究，籌辦有關的服務，令更多長者及復康人士受惠。

李天倫參觀「樂齡科技器材租賃體驗館」後，認為租賃服務可行及務實。他負責的家居照顧主要服務深水埗及觀塘的長者，他指出在租賃體驗館展出的電動床或「醫院床」容易裝崁，而且每件配件的體積不大及不重於二十公斤，方便位於唐樓及舊樓的家居裝崁。再者，中風及患病長者在不同的復康期，需要不同的產品輔助，例如：輪椅及扶手，租賃服務可以提供便宜及靈活選擇給予長者及其照顧者。再加上，他了解體驗館展示的日本產品消毒程序，覺得十分嚴謹，相信長者及其家人會放心使用租賃服務的產品。

「很開心見到這一、兩年，開始為本地環境而設計的貼身科技或是科技應用品開始在香港出現」李天倫說。他指出，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起了帶頭的作用，一方面將外國不錯的產品引入到香港，另一方面發揮了倡導的角色，令政府在樂齡科技方面投放更多資源，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獨媒特約報導）選舉管理委員會在上月就明年區議會選舉分界提交報告書，當局今日公佈結果。在今次改劃中，多名民主派議員的選區受到影響，但葵青區的黃潤達成功透過申述，令選管會撤回建議。黃潤達表示，對選管會肯聆聽民意感到欣喜，強調必須感謝街坊主動發聲。

在葵青區的改劃中，選管會早前建議將原屬「葵興」選區的新葵興花園及葵俊苑，與原屬「興芳」的葵聯邨及芊紅居，將組成新選區「葵聯」。「興芳」則加入新入伙的公屋葵翠邨，而原屬「葵涌邨南」的部份葵涌邨座數包括「春夏秋葵」樓，則劃入「葵興」。

當區現任區議員黃潤達反對及要求撤回建議，指所涉的樓宇和「葵興」之間有斜坡相隔，但升降機卻一直遲遲未興建，居民在往來時十分危險和不便，居民需要求助區議員的話，在前往「葵興」時亦有困難。

在申述書中，黃潤達提到，葵涌邨的樓宇在歷史發展、地理位置和社區需要都息息相關，在社區通展上有獨特性。他又指「春夏秋葵」樓在居住空間、地理位置和生活配套上，均和其他葵涌邨居民一樣，認為選管會建議破壞葵涌邨的完整性及獨特性

選管會回應時表示，在制定臨時建議時得悉政府同意在「葵興」及「葵涌邨南」間興建自動電梯作連接，並預計在今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進行工程，所以將「春夏秋葵」樓劃入「葵興」在地理上是可行的。但選管會在今年8月及9月期間前往實地視察，發現工程仍未動工，認為落成日期定會延誤，以地理因素作考慮和接納建議。

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葵涌邨南」共有兩個票站，黃潤達和民建聯李宏峯的票數在芷、芊、翠、碧、綠葵樓及葵馥苑所屬票站非常接近，雙方只在「春夏秋茵」葵樓所屬的票站拉開約400票差距，可說是黃潤達的票倉。

黃潤達最後重申，今次成功爭取不用改劃，絕對有賴街坊的積極爭取。他又透露，有不少葵涌邨的街坊自行撰寫申述書，認為民意對選管會有一定影響，「說明了不要忽略街坊的聲音，而且居民不一定係要依賴區議員先可以發聲。」

記者：麥馬高

早前筆者參加女兒的學校旅行，臨近集合時間例必帶女兒去一趟洗手間，洗手間門外已經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還記得當日天朗氣清，曬得我們快要溶化了，排隊的時間顯得格外的長。我一邊抱著女兒，一邊希望能夠趕上集合時間。我們慢慢向前邁進，還有幾個人就輪到我們了。突然，女兒嚷著說：「我不去這個，我不去這個！」作為媽媽的我可頭痛了，腦裡盤旋著一堆問號和激動的感嘆號……我問女兒：「為甚麼不去這個啊？」，還未滿三歲的她只懂重複著相同的答案，忽然我看見她的小手正指著一個標誌。我頓時才明白過來！我終於明白女兒不肯去這間洗手間的原因了。那是一個男性的標誌，由於人太多，排隊的人龍轉了幾個圈，當時我們站著的位置，恰巧是在男廁的人形標誌旁邊，女兒誤以為我們要進的是男廁。

得知原因後，我心裡覺得非常欣慰。因為女兒年紀小小，已明白男孩子和女孩子需要到適合自己的洗手間。我讚賞女兒：「你很叻啊！知道自己是女孩子，而女孩子要到女洗手間，媽媽很開心啊！」我再指著男廁外的標誌，問她說：「這個洗手間是男孩子的還是女孩子的？」女兒回答說：「是男孩子的洗手間。」我說：「對啊！我們是女孩子，所以我們不去男孩子的洗手間。」然後我伸手指著前面女廁外的標誌，笑著告訴女兒：「我們要去女孩子的洗手間。」女兒開心又滿意的笑了。

原來不知不覺在排隊的時候，我們上了一節親子性教育課。因為幼兒對真實生活處境的理解力較強，假若家長能在生活中把幼兒在書本上學過和見過的概念，再作解說，相信能加強幼兒的記憶和對事情的理解。在過程中，家長以愉快的心情和笑容作互動，既可和幼兒建立寶貴的親子關係，又能讓他們輕輕鬆鬆上性教育課，一舉兩得！我正期待著下一次的性教育生活課。正在讀本文的你，也可以透過生活處境跟孩子上性教育課，讓我們一起出發吧！

日前，法改會於2013年5月成立的檔案法小組委員會終於正式發表檔案法的詔詢文件，詔詢期至2019年3月5日。

這份歷時5年的研究報告一出，即被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狠批為「無牙老虎」。原因是，這份立法研究報告只提出多項保存政府檔案的建議，而對違規者的刑罰一概不提。換言之，像梁振英在任時大刀闊斧地銷毀了有如623幢IFC二期的高度的文件，即便有了《檔案法》，他都很有可能不需負上任何負任。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任內4年銷毀的12億張政府內部文件中，以最敏感的2014年雨傘運動及被揭收取UGL顧問費期間的數量最多，達4.2億張。而現在的梁生，閒時出來做一做attention seeker；肆意抹去歷史(或罪證)後，活得愜意非常，並沒有任何後果。可想而知，沒有罰則的《檔案法》，可謂行之無效、形同虛設。

香港如此多事，何勞要關注一條爭議性相較23條、國歌法低的法案？此文的標題已點明了一切：政府閉門造車、黑箱作業的處事手法近年越揭越多，由幾年前叫人嘩然的橫洲摸底、到新近因孟晚舟被捕，致被傳媒發現中聯辦疑沒有經過招標程序而直接包攬印製特區護照，涉及每年三千萬利益等等。如某些網民指出，這些事件的確是發生了而無法挽回，而在短期內都未必有人要為此負責；但我不能荀同的是，《檔案法》並非「立得嚟都太遲，無鬼用」。相反，《檔案法》的用處在於訴說歷史真相，以及一切內幕故事的全部。作為市民，這是令我們可以監察甚至追究政府部門或官員行為失當的武器之一。我說「之一」，因為《檔案法》必須與《資訊自由法》同步，才能為市民和傳媒所用(詳見延伸閱讀3)。再者，《檔案法》的存在跟其他刑事法例的本質大同小異，除了是強制行政指令的一種，亦帶有警剔官員一言一行之效。

以上段落所述的一切均以《檔案法》設有懲罰為前設。否則，統共都是廢話。

想知道《檔案法》的實際力量，不妨留意一下民間自發組織的「英國倫敦檔案解密工作團」。這個工作團隊一直自費在倫敦國家檔案館默默耕云，整理約300份香港解密歷史檔案。涉及的內容舉足輕重，包括香港前途談判細節、政制及基本法原意、中英對港政策、社會政策脈略，以及一些重要人物言論。這一切種種均可以填補我們對於香港前世今生的理解的空白，當中「政制及基本法原意」一項更是意義重大。歷史記錄不獨是一種情懷，也不應只流於歷史愛好者的業餘研究；這是我們作為升斗市民，面對政府乃此中共的歪理與曲解時，作出抗議伸辯最有力的證據和籌碼。

再直白點去表達，《檔案法》好比「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生而為人，要為自己的言行舉動負責，這是基本；政府上下官員均不應有例外。

在此，我衷心感謝正在閱讀至此的你，亦懇請大家積極關注及參與《檔案法》的詔詢。
深願某天，面對政府的不公不義，我們可以狠狠地說句: ” We shall NAME THEM ALL and hold them LIABLE.”

延伸閱讀：

1. 為何香港急切需要《檔案法》
2. 雨傘、六四、檔案法：歷史真的可被消失嗎？
3. 成立《資訊自由法》——你必須要知道的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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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剛發表2019年區議會選舉選區改劃正式建議，在灣仔，原屬「大坑」選區的禮希大廈、禮雲大廈、加路連大廈及禮信大廈轉編入銅鑼灣選區 (B04)。在諮詢階段，本人及現任「銅鑼灣」選區的現任區議員，均對此建議表示不滿，選管會充耳不聞，本人對此深表遺憾。

政府在劃定每個區議會選區的議席數目時，決定不按灣仔區人口下降的同時減少2個議席，當時的理由為避免灣仔區議員數目過少。選管會在重劃選區分界時，理應考慮此因素，容許選區人口偏離較法定（25%）為高的比例。

選管會此決定令「大坑」選區20年來首次遭劃開，影響選區完整性，剝奪居民透過投票評價區議員的權利。我們重申，不論選區劃界如何，楊雪盈團隊會繼續跟進希雲街的收購重建、住宅沖廁等社區問題，服務有需要的居民。

灣仔區議員
楊雪盈

（獨媒特約報導）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另外6名參與者被控串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共6項罪名。代表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指，邵並無準備長期佔領；此外，檢控罪名界線模糊，若果罪成將侵犯市民權利。彭強調法庭所訂下的界線必須清晰，否則將令市民陷入自我退縮，造成寒蟬效應。

邵家臻代表律師：無計劃長期佔領

代表第五被告、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指，主控方錯誤理解「公眾妨擾」的法律概念。彭又指，警司游乃強的證供證實了，警方施放催淚彈前，夏慤道上的示威者沒有築起路障，顯示市民沒有準備長期佔領；但是催淚彈施放後，觸發市民長期佔領，並開始出現用竹枝、石屎、鐵馬造成的路障，可見前後的差異。

另外，彭指出影片拍得邵家臻呼籲在場市民坐下等待被捕、被捕時不要反抗、要自行考慮可承擔的法律責任等等，顯示邵當時只準備短期留守政府總部外的示威場地。彭又指，邵邀請市民去做的，只是留守政府總部外，為重大的政治議題發聲，而這是憲法保障市民可享有的權利。其後現場所發生的事，並不是邵可以預計的，也不應全由邵負上責任。

辯方：法律界線模糊將使人自我退縮

彭指，無權勢的人聚集示威，理應愈多人愈有力量，但是若果人數多便成為被指控「公眾妨擾」的基礎，是對示威集會自由的侵犯。最後彭表示，法律的界線必須要清晰；如果法庭所訂下的界線是模糊的，將令人退縮至很遠的距離，以防止自己不清不楚地觸犯界線。因此邵面對的兩項「煽惑」罪名若果成立，將會侵犯市民基本的權利，造成寒蟬效應。

另外，代表第四被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資深大律師指，當某人有意識自己鼓動他人做的行為會對公眾造成妨擾，才能構成「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稱，陳淑莊並沒有意圖鼓動市民去造成不合理的阻塞，因此不能構成罪行。

明天將由餘下被告的代表律師作結案陳詞。

「佔中三子」戴耀廷、朱耀明及陳健民均面對「串謀犯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共三項控罪；陳淑莊、邵家臻、黃浩銘、張秀賢、鍾耀華各面對「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共兩項控罪；李永達則面對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控罪。他們否認所有控罪。

記者：黎彩燕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各被控一項暴動罪。容偉業被控一項煽惑暴動罪、一項非法集結罪、四項暴動罪及一項襲警罪。控方傳召食環署職員葉煦棠及高級警司戴成輝（Stephen Tait）出庭作供，戴在控方播放影片中指認梁天琦、黃台仰等人，又指群眾不斷向警方報以粗言穢語及叫囂。

辯方質疑記錯人數 證人改稱不確定

控方傳召助理小販管理主任葉煦棠出庭，他供稱當日下午2時半起當值，7時開始站崗，直到下午9時40分收到首席小販管理主任張文毅通知到砵蘭街的莎莎化妝品店外支援，他到達現場後發現有約40-50人包圍著3、4名食環署職員，見狀他拿出手機攝錄情況，同時他指出該批人士均穿著印有「本土」字眼的藍色衛衣。控方隨後播放該段影片。葉續稱，他見到一名約60歲的伯伯從奶路臣街推出小販車，他見手推車上有滾油，且推向食環署職員的方向，於是致電999報案中心求助，接線生只表示當時已有警員在場。

代表首被告梁天琦的辯方大律師馬維騉指出，根據控方悉才播放的影片，片中只有5至7人穿著藍色衛衣，與證人早前所指有40至50名藍衣人包圍食環署職員的說法不符，葉稱「當時好混亂，唔知」。辯方繼續追問他是否同意影片中大部分人並非身穿藍衫，葉只表示未能確定。此時法官黃崇厚插問，「你影嘅野係咪就係你睇到嘅野？」葉點頭同意。法官則道「咁我相信影片內容大家都見到啦。」

警方以處理交通事故為由呼籲讓路 群眾斥講大話

控方傳召高級警司戴誠輝（Stephen Tait）出庭作供，由於戴不懂廣東話，庭上另有一傳譯員協助翻譯。案發當日，戴任職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行動），他本來毋須當值、身在赤柱，但隨後接獲通知前往砵蘭街，他在下午9時15分到達現場後，不斷來回奶路臣街行人道及砵蘭街評估情況。他同樣看到該名從奶路臣街推出手推車的伯伯，並指隨行有7、8名戴口罩、身穿深藍色衛衣的年輕人護送開路，他們把手推車推向10名食環署職員，隨後更有數十人加入包圍。戴聲稱因擔心食環署職員的安全，於是致電總督察要求先讓食環署職員離開。

戴續稱，當時抗議人潮擠滿馬路，一輛的士被迫停駛，因而堵塞後面的車輛。群眾呈半圓形包圍的士，一名交通警及一名衝鋒隊警員試圖接近的士車頭位置，惟因群眾堵路而不果。其時警司莫慶榮到場，指示一名女督察透過擴音器呼籲群眾讓路，但戴指出，每當該女警講話時，群眾皆報以叫囂和粗言穢語，維持了大概五分鐘方告平息。

控方在庭上播放一段影片以佐證戴誠輝的說法，並不時暫停影片，讓戴指認出首被告梁天琦、黃台仰等人。片段於事發當晚10時半左右拍攝，影片所示，群眾與警方在朗豪坊對出、莎莎化妝品店門外對峙。黃台仰手持擴音器，向警方高呼「唔好阻住人做生意啦！你地走，啲人咪散囉、咪去食嘢囉！」聽罷，多名市民拍手稱快。警方則不斷重申只是到場處理交通事故，要求市民讓路，惟群眾只道「處理交通意外要百幾人？」「黑警！」「收皮啦！」

戴誠輝將於明日繼續作供。

2018年5月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加上梁承認的一項襲警罪，共被判監6年。此外，梁天琦、林傲軒及李諾文各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未有達成有效裁決，律政司其後申請重審，並將案件合併與另外兩名被告袁智駒及外號「美國隊長」的容偉業之案件一同審理。

被告袁智駒11月開審後承認兩項暴動罪，及一項縱火罪，現還柙候判。

記者：湯偉圓

（獨媒特約報導）民主黨北區區議員劉其烽，亦隨「前綫系」成員一同退黨。劉其烽接受獨媒訪問時表示，自己不屬「前綫系」，同時退黨並無刻意約定，他指不滿民主黨忽視北區地區工作，亦直言該黨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作風霸道、「一言堂」。

民主黨今次退黨風潮起因為「林卓廷系」與「前綫系」成員衝突，民主黨禁止身兼「將軍澳民主關注組」主席柯耀林以「雙牌頭」身份落區。多名原屬前綫的民主黨區議員李永成、區鎮樺及丁仕元，以及柯耀林等約50人，今日退出民主黨。

同時退黨的亦包括民主黨北區區議員劉其烽，他指自己不屬「前綫系」，亦無刻意約定，導火線源於林卓廷在北區的區議會選舉安排，退黨決定經過深思熟慮。

劉其烽接受獨媒訪問時指表示，退黨是不滿民主黨近年來的工作風格、對北區欠缺投入，矛頭指向身兼北區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的林卓廷「如果大家對北區居民、北區工作的承擔是一樣的話，那麼大家是可以合作的，但現實似乎是有所落差。」

劉其烽指自己作為一名地區工作者，希望為北區居民付出更多，但他指民主黨對區內民生事務卻不上心，今年9月颱風「山竹」襲港，上水龍琛路的街燈受損，劉其烽指，在長達數日的時間內仍沒有民主黨人士跟進，令他深感震撼。

民主黨在北區的選舉安排亦是劉其烽退黨的原因，他斥林卓廷漠視黨內機制，自己大感失望和不被尊重。劉其烽指，現時服務天平邨的民主黨社區主任郭㙟豐，原本在聯和墟開展地區工作，但其後林卓廷認為民主黨在聯和墟「勝選不大」，要求將郭㙟豐調去民主黨經營得「有聲有息」的天平邨（「天平西」選區）。劉其烽則認為，郭㙟豐在聯和墟「落區」數月，有一定基礎，加上去屆屬前民主黨區議員羅世恩的深耕細作，有一批街坊一直支持，不應該放棄聯和墟。

劉其烽指根據民主黨內部機制，現為「天平東」選區的區議員劉其烽，是郭㙟豐的「師傅」，郭㙟豐若申請「轉區」前需要得到「師傅」的同意，而自己從未答應郭㙟豐的「轉區」申請。他指林卓廷對此卻「早有安排」，繞過他直接將「轉區」申請提交民主黨中委會並得到通過。「一直以來都在講程序公義，你（林卓廷）自己又有沒有遵守？」

對於有報導指劉其烽退黨，是因為民主黨否決其助理張京樑出選「天平西」，劉則指民主黨無權阻止任何人出選，而張京樑已經跟隨自己服務了天平邨一段時間，最終是否會出選言之尚早。

劉其烽又指民主黨中央偏幫個別人士，早前民主黨中委會換屆選舉，劉其烽指當時林卓廷利用立法會議員身份，繞過程序獲取黨員個人資料拉票。劉其烽表示自己亦曾向黨內申請索取相關資料，但民主黨則以「牽涉黨員個人私隱」為由拒絕。他認為一直以來民主黨強調選舉公義、程序公義，「為何自己黨內部可以容忍如此「荒謬」的事情？」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一事上，劉其烽批評林卓廷選擇以強硬的態度將關注組逼走，他認為如今民主運動處於劣勢，林卓廷卻對同路人趕盡殺絕。劉其烽認為，林卓廷本身亦為「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成員，不認為「雙牌頭」有問題。

他亦認為，林卓廷作為民主黨在新界東的標誌人物，沒有積極團結黨友，不少黨友在近年退黨甚至轉投其他政黨。「當年劉慧卿嘅時代，有冇出現咁嘅浪潮？冇。但佢（林卓廷）上位之後，成個新界東嘅凝聚力散曬。」「好地地點會連（前）副主席（沙田區議員李永成）都要走？」他批評林卓廷做事作風霸道，凡事均以「一言堂」方式處理。

劉其烽促林卓廷好好反思，為地區付出更多並改變處事作風，接納和團結更多民主派。

2016年立法會選舉，林卓廷獲劉慧卿排在名單第二名支持，成功當選

離開民主黨後，劉其烽將以獨立民主派的身份繼續服務北區，並會繼續在區議會內和其他民主派合作及互相支援。劉其烽認為現屆區議會內的民主派較以前活躍，成功帶起了不少居民對社區、交通規劃等議題的關注，對未來民主派在北區的形勢樂觀。

劉其烽坦然缺少政黨的支援，日後若繼續參選會面對更大困難，但只能盡力做好自己。他形容自己是「無奈」地離開，但不排除將來加入其他民主派政黨。

記者：黃健航

（獨媒特約報導）59名民主黨成員晚上宣布退黨，包括多名新界東區議員區鎮樺、李永成、丁仕元、吳錦雄、劉其烽和社區主任柯耀林等人，他們退黨的矛頭直指民主黨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隻手遮天，炮轟對方「人格卑劣、無政治道德」。他們在今日下午四點半已將退黨信交到民主黨秘書處。

退黨的59人中，58人為新界東支部成員，1人為港島支部成員，19人曾任區議員、社區主任和曾參加選舉，11人更為現任社區主任；4人為贊助會員。在記者會上，區鎮樺、柯耀林、劉其烽和丁仕元作代表回應記者提問。柯耀林先讀出退黨聲明，指眾人親眼看到林卓廷的卑劣人格和沒有政治道德可言，重申是為原則及理念而戰，不是為權勢而戰。

「將民關」雙牌頭兼撞區成退黨導火線

民主黨早前通過，把「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列為政治團體，民主黨成員不能再以雙牌頭參選。柯耀林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主席，首當其衝受影響。他指「將民關」自2000年2月14日註冊以來已有18年歷史，亦曾協助民主黨的競選工作。

柯耀林

柯耀林表示，除了雙牌頭外，退黨的另一導火線是撞區，指「將軍澳民生關注組」成員李栢棠一直在西貢都善選區進行地區工作，但林卓廷親信、曾四度參選中西區的莊榮輝卻突然落戶該區。柯耀林稱，林及莊二人更向民主黨投訴及要求處理自己雙重會籍的事宜，其後獲民主黨秘書長張賢登告知要在三個月內作決定，最後遂決定退出民主黨。

柯耀林跟隨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多年，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曾排在劉慧卿名單第二位。柯耀林表示，將軍澳有不少中產及沒有民主派同路人的選區可以選擇，斥林和莊二人卻特登要撞區。

柯耀林嘆撞區是人為造成：林卓廷註定失敗

他又提到，西貢區議員謝正楓在退出民主黨後，遭林卓廷派出助理到其所屬的寶怡選區進行地區工作，形容對方是要追殺異己；除了都善及寶怡，在厚德進行地區工作、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王卓雅同樣遭林卓廷派人狙擊。柯耀林質疑不少政治人物都同屬其他政治組織，如教協等，重申撞區是由人為造成。

丁仕元

在2008年11月23日，前綫通過和民主黨合併，而今次牽頭退黨的正是前綫「四大天王」區鎮樺、柯耀林、李永成和丁仕元。李永成更是民主黨前副主席，丁仕元則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更曾排在林卓廷名單第三位。柯耀林曾任民主黨中委及政策行動部部長，他一度眼睛通紅，強調一直為民主黨盡心做事，沒想過走到今天。他認為，民主黨多年來都在地區中深耕細作，協助其他民主派的地區工作者是正常不過的事。「佢（林卓廷）係註定失敗，俗語話『得道者多助』，通街都無朋友，選舉時邊個幫你手？」

丁仕元批林卓廷瞞上欺下、專橫霸道

沙田區議員丁仕元稱，今天是懷著沉重的心情退出民主黨。他指出，在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前，自己一直在區內打著「反貪腐」的旗號，並欲打擊貪污的法團顧問。丁提到，林卓廷在選前卻喚丁仕元「不要打」，但林其後當選，卻站在該名貪污的法團顧問一方，令自己在街坊面前十分難堪，曾向民主黨中委投訴但不果。「林卓廷雙重標準、瞞上欺下及專橫霸道。」

劉其烽

劉其烽指沒法認同林卓廷做事風格

北區區議員劉其烽則提到，和林卓廷的做事風格不同，斥對方同為北區區議員，但卻甚少投入地區工作。他炮轟林卓廷只重私交，卻漠視程序公義，指社區主任郭㙟豐早前突然放棄一直服務的聯和墟，而空降到天平西。「佢係我徒弟，佢要轉區張表我無簽的。佢做事風格同個人操守我都無法接受，退黨係好心痛。」

區鎮樺斥「所有事都關林卓廷事」

此外，大埔區議員區鎮樺亦一直和林卓廷不和，他曾在2016年黨內的立法會甄選中不敵林。在早前的新界東支部換屆選舉亦不敵林卓廷派系，其他的大埔地區主任區鎮濠、文念志和姚鈞豪同告退黨。他表示，曾向民主黨的元老反映林卓廷的「問題」，但均不得要領，最後才決定深入商討退黨的可能性。

針對早前的民主黨新界東支部換屆選舉，區鎮樺指出，有民主黨成員向他反映，有人私自索取支部會員名冊，區對此表示震驚。區鎮樺又斥，自己只派出4人參選，但林卓廷派出9人爭奪所有支部職位，「林卓廷顯然是霸道的行為」。

區鎮樺透露，有新一屆的民主黨中委曾呼籲及遊說他們留下，但亦有十多名民主黨成員考慮自行個別退黨。他強調，不存在「前綫」系遭打壓的說法，澄清從沒有這回事。他重申，所有事都是因林卓廷而起，「佢（林卓廷）話咩都唔關佢事，其實所有事都關佢事」。

區鎮樺

四區都有人退 不排除組新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新界東支部中的四個地區，即沙田、大埔、西貢及北區均有人退黨。被問到四區退黨成員會否組成新組織及聯盟，甚至劍指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柯耀林表明積極考慮籌組聯盟，但在意識形態和實務上要再作深入探討，但參選立法會則是很長遠的事情。

被問到會否參選來年區議會選舉，如果和民主黨撞區將如何處理。區鎮樺回應時稱，如果民主黨要「收復失地」的話，將表示遺憾。記者又問到，59人中是否存在幽靈會員，如家屬關係等。區鎮樺稱，背後的區鎮濠是自己弟弟，「咁何俊仁同何俊麒，李永達同陳樹英呢」，重申黨員一直在民主路上付出，「幽靈會員」的說法對任何人都不尊重。

此外，其他退黨的包括東區社區主任谷傑斐、陳家健、黎卓賢、雷諾和張宇添等。

記者：麥馬高、梁天心

林卓廷表示，退黨人士提出的指控嚴重失實。他指出「雙牌頭」事件，是有黨員支持黨外人士與民主黨成員競爭，存在嚴重角色衝突，並且違反政治倫理。他指出，事件一直根據民主黨的機制共同決策，並非他個人的決定，民主黨絕不能因為個別黨員的黨外利益或關係，而全盤推翻故有的機制，甚至損害民主黨在地區的服務與工作。

林卓廷表示，會繼續努力地區及議會工作，縱然未來面對各種挑戰及不同打壓，甚至有人認為是次事件是有人故意對他作出「人格謀殺」，但他仍然會堅決為香港人服務，打擊黑社會圍標勾當，並且繼續透過「天下為公」追查梁振英UGL案，絕不畏縮，永不放棄。

劉其烽於退黨記者會上曾批評及指控民主黨林卓廷及郭㙟豐有關北區的地區工作，本人陳旭明作為民主黨北區黨團召集人，一直參與有關區份人選協調工作，有必要澄清幾點事實：

1. 郭㙟豐加入民主黨成為社區主任的初期已希望在天平西服務，惟劉其烽亦表示其助理張京樑都有興趣，本人建議，由劉其烽邀請張京樑加入民主黨，若張京樑同意加入，支持其考慮參選天平西；同時，劉其烽要求郭㙟豐先到聯和墟服務，觀察其表現，再決定是否適合在天平西服務，本人和林卓廷建議，若張拒絕加入，郭㙟豐可按初衷在天平西服務，劉其烽沒有異議。

2. 民主黨在天平西服務超過20年，多次參選，天平邨居民代表亦有參與北區黨團討論天平社區主任的會議，居民代表亦表明只會支持民主黨派出的代表；

3. 經過半年時間，在本人追問下，劉其烽才表示張京樑不會加入民主黨， 因此，北區黨團才決議由郭㙟豐出任天平西社區主任；

過去數年，本人一直與林卓廷及劉其烽在地區上緊密合作。對於劉其烽今次因其助理利益扭曲事實，意圖中傷林卓廷及郭㙟豐，本人表示極度憤怒和遺憾！林卓廷作為雙料議員，一直盡心服務，經常落區，區內居民有目共睹，並在黨團緊密匯報。

民主黨北區黨團召集人
陳旭明

廉署就梁振英UGL事件涉嫌觸犯防賄條例，以及梁振英被指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涉嫌干預立法會調查UGL事件，經已完成調查，在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決定終止調查，而廉署將調查結果呈交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審議，獲委員會同意毋須作進一步調查。

這個明顯是政治決定，中共決定「放生」689，證實廉署已經淪為政治工具的廢物，只會「依法」對付社會反對力量和異見者，對公然違法的權貴卻無能為力，名副其實選擇性調查和檢控。香港的法治和核心價值進一步被摧毀，所餘無幾，真的已經玩完，不應再存任何希望。我們已經無能為力，應該丟掉幻想，天助自助之人，只能自我救贖，各施各法，自求多福。

律政司其身不正，不敢公開面對公眾解釋，發表的聲明，砌詞造說，完全違反常識，根本沒有清楚解釋戴德梁行董事局是否批准梁振英收取UGL款項、為何UGL直接付款給梁振英而非經戴德梁行支付給他、為什麼UGL全不避嫌有一半款項在梁振英出任特首後支付，而梁振英又不申報，明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後者不予檢控又全無交代⋯⋯？凡此種種，只能證明特區政府官員厚顏無恥，徹底墮落，香港目下漆黑一片，光明和希望都不再在這裡，也許還有重見光明的一天，但恐怕我們都不會看到。

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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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傘運九子案的審訊步入尾聲，輪到辯方律師結案陳辭，卻遇上峰迴路轉。戴耀廷放棄律師改為自辯，公眾迫滿法庭內外，多位學者在席旁聽，包括陳祖為、蔡玉萍、何式凝、陳清橋、陳家洛、周保松等。

戴耀廷先引述終審庭業已定讞，接納羅爾斯《正義論》闡釋公民抗命的意義，繼而援引馬丁路德金如何踐行此理念－－自由非當權者所賜，乃受壓迫者爭取得來。

戴回望半生，由昔日學生到今日教授，迄至兒子大學畢業，民主依然尚未來臨。他的兒子同在法庭。

接著戴耀廷交代歷史背景，乃因不義的中共背信，以 831 決定斷絕民主進程，他們才會策劃佔中爭取公義。

佔中原擬讓三類人參與，首先是已簽意向書，決意抗命的人；第二批是認同但不便參與，到場提供支援的人；第三類是臨到最後才決定加入的人。然而世事難料，佔中因學運率先爆發而提早啟動，兩者匯流。

戴耀廷援引包致金的判辭，解釋縱然公民抗命抵觸公安條例，基本法對和平集會的保障依然生效。全因警方封鎖整個金鐘，和平示威者失去前往集會區的權利，才會轉而佔領道路。

封路及施放催淚彈的警察，才要為大規模佔領承擔責任。反之佔中三子則盡力調解各方，力求運動和平收場。當三子自忖斡旋無果，便向警方自首。

戴批評煽惑的檢控不成比例，無法兼容公民抗命。因為公民抗命必須公開呼籲以顯承擔；但煽惑的罪狀深文周納，連前期的醞釀亦扼殺於萌芽。

最後戴耀廷援引終審庭法官鄧國楨的退休演說，強調自己不惜公民抗命乃為守護法治－－沒有民主，法治只會淪為政權濫權的工具。

最後戴耀廷說：I am not afraid or ashamed of going to prison. If this is the cup I must take, I will drink with no regret.

典故出自聖經馬太福音 26 章 42 節：「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戴耀廷語畢，法庭外的公眾相率鼓掌；休庭後他步出法庭，大門打開，公眾再一次起立鼓掌。

一所中學正帶學生觀摩法庭，不意碰上歷史審訊。一些學生不免好奇，向現場公眾索取戴耀廷的陳辭，聚攏圍觀，記下他的自辯。

照片攝於 2014 年 831 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