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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叔你真狡猾 老是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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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ACG界有名的「黐線佬」,寬叔(山本寬)認第二恐怕都難以有人敢認第一。近日寬叔又再度發功,於個人的Blog(因為常用的Twitter已經被停用了)再度「出招」,要求《幸運☆星》的製作公司──京阿尼(京都動畫),解釋當年把他撤換下來的原因,否則將會採取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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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叔於Line Blog向京都動畫「宣戰」

《ハレ晴レユカイ》(《涼宮春日的憂鬱》ED)當年播到無人不知,由其操刀的舞步迄今仍然叫人津津樂道,仿效者亦是不計其數。《ハレ晴レユカイ》不僅成為了《涼宮春日的憂鬱》動畫絕佳的助燃劑,同時亦令寬叔聲名大噪──誰知道寬叔真正的「才華」,卻不在於此。

堪稱「經典」的《ハレ晴レユカイ》

隨著《涼宮春日的憂鬱》的成功,寬叔在此之後就首度成為監督,而所監督的處子作品正是另一京阿尼……不,或許是動漫界的另一個經典──《幸運☆星》。

「作為監督,仍未達到這個境地」

然而,處子出征的寬叔,僅4話就被京阿尼撤換了下來,還補上一句「作為監督,仍未達到這個境地(その域に達していない)」作結,或許就是這個契機,讓我們今天有「黐線佬」可看,多謝京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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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阿尼當年把寬叔撤下來的公告,很難想像是怎樣差勁的關係,才會用上這句解釋

被京阿尼轟出工作室之後,寬叔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Ordet」,其監督的作品《神薙》(與「A-1 Picturees」合作)獲得了不俗的評價,同時造就了戶松遙、花澤香菜等未來的一線聲優,令大概也開始期待著寬叔的東山再起。

誰知道在《神薙》之後,寬叔才真正的踏上了自己「該走的路」──2011年的《Fractale》(《分形》),堪稱為寬叔的「代表作」。這部由寬叔操刀、亦令寬叔豪言「不成功就收檔(當年大概是說了『如果《Fractale》沒有大賣的話就以後不當監督』之類的發言)」的動畫有多出色?來說說她的「威水史」──noitaminA史上最低收視率、作品第一卷的銷售量高達「1寬(1Frt)」(883張DVD,及後被人戲稱1Frt=883張)……縱使有當年已為一線聲優、曾於《神薙》合作過的花澤香菜坐鎮,但仍無法彌補《Fractale》動畫上的種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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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對於《Fractale》的豪言早已淪為笑柄

錯用才華 自招敗果

作為監督,寬叔的確仍未達到「那個境地」。

筆者認為,寬叔真正擅長的,是編舞──就是舞蹈動畫上的分鏡、動作等這個範疇。由寬叔操刀的《WAKE UP, GIRLS》(下稱《WUG》)是一部偶像動畫,本以為能讓寬叔在自己擅長的範疇之內一展所長,但最終在劇本、作畫等等方面的失敗,不僅直接令《WUG》「大爆死」,更拖延了當中聲優們(高木美佑、田中美海、永野愛理、吉岡茉祐、青山吉能、山下七海、奧野香耶)的成長,同時亦令寬叔正式在動畫界中「身敗名裂」(有關《WUG》的動畫,筆者曾撰文提及,在這裡就不作贅述了。)。而在2017年《WUG》的續作中,寬叔、以及他「Ordet」繼《幸運☆星》之後再一次被撤換了下來,然而此舉卻沒有成功地拯救到《WUG》,(《WUG》早前已宣布預定於2019年3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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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WUG》動畫但劇本的資訊量過大、惡意賣弄色氣的問題,班好女仔是無辜的

筆者喜歡《涼宮春日的憂鬱》,《ハレ晴レユカイ》的舞步閉上雙目都有畫面;喜歡《幸運☆星》,此方、小鏡、小司就算說是萌系動畫的先驅也絕不為過……不過亦僅至於此。

真正令到寬叔成為「ACG界黐線佬」,不是他在監督崗位上的缺陷,而是他口沒遮攔的本性──《Fractale》的豪言、在Twitter上與網民的鬥嘴(最終Twitter也被停權了)、被《WUG》團隊撤換下來後的發言、有關二戰的言論、以及本次連《幸運☆星》都挖出來的種種事件,不僅沒法擠作半點能讓人認同他的理由,更令網民由期待他預定的新作品(《薄暮》),變成了期待這個「黐線佬」什麼時候會再「出招」,淪為世人恥笑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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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叔Twitter被封的主因,當中為了嘲諷網民更特意把頭像換成了網民的樣子

「作為監督,仍未達到這個境地」,京阿尼十一年前的這句,就顯得更有先見之明。


文在寅政府失敗及矛盾的經濟政策,導致韓國民怨沸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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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在2016年燭光集會,及上任後主導韓半島和平中獲得的人氣及威望,在這年間可謂即將耗盡。近日民調更顯示,青年對文在寅的支持率更不足一半。在每次民調後,不少對他持負面態度的受訪者均表示,他在經濟民生方面令人失望,只顧與北韓維持外交,卻忽略百姓需要。究竟現時文在寅政府的經濟政策如何展現多重矛盾及弊端,導致現今韓國經濟狀況陷入危機?

文在寅上任後,致力希望擺脫昔日保守派政府的經濟思維——以大企業為主導經濟增長。所以近年一直推進經濟模式的改革,由「大企業」主導轉變為「收入」主導型增長經濟。最主要的方針包括建構社會保障、政府救濟及提供就業崗位形式穩定的生活基礎,其後透過勞資雙方與政府的合作,共同改善各方的處境,並推動勞動市場的改革。故最基本的經濟改革,就是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同時擴大最低工資及僱用獎金以改善收入分配,強調以人為經濟主導地位,非大企業精英主導。

收入主導式經濟增長固然比昔日更具前瞻性,皆因大企業主導下的韓國經濟,已迅速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導致低下階層的生活負擔不斷增加。不過,上述的經濟改革,均因為與其出現衝突的政策,而出現多重的經濟矛盾,造成反效果。

首先,韓國政府最近實行大幅上調最低工資及訂立標準工時,無疑是勞工福祉的進步,不過,若要站在客觀立場上,保障勞工權益的政策固然必要,但如若能同時保障僱主的權益,這才能真正達致改善收入分配,令勞動市場更為平衡。例如中小企業面對勞工政策時,政府應作出適當的調整以切合不同公司的需要,從而令勞動市場的結構改動出現更少負面影響。而現今因政策上未能取得平衡,導致影響基層的現象不斷浮現。大幅上調最低工資,導致不少行業的工作崗位大幅減少,如飲食、批發、零售業等,同時兩大勞工政策下均令不少公司減少招聘兼職,導致青年失業率更為嚴峻。

根據最近數據顯示,雖然青年及整體失業率出現微跌,但就業率已連續9個月出現跌勢,跌至61.2%。而政府在經濟改革及預算案上不斷提及會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只可惜這方法如同「以遠水救近火」,皆因青年人「高不成,低不就」,不願意在中小企業內發展事業,同時,不少創新產業眼見國內的發展出現萎縮,還有政府的嚴謹保護勞工政策後,紛紛改為向海外投資,令不少就業機會均流出國弦。這些均造成勞動市場嚴重萎縮。不但青年人的崗位比率出現矛盾,連中年人員的工作崗位亦因此而減少,造成各方均未能得益於經濟改革之中。

現在韓國政府除了不能在干預市場經濟的同時令勞動市場更具靈活性之外,還有政策本身出現的矛盾,導致勞資雙方的關係只有交惡沒有改進,造成更不穩的社會狀態。改革勞動市場上,只有強調安全及保障勞工權益,卻沒有靈活解決各方需求,當基本的生活基礎都未能穩定建立時,談何創新增長及公平經濟?政策內出現的矛盾,最低工資是一個頗佳的例子,修訂案中提及最低工資範圍將包括所有獎金、福利津貼、花紅等,支付薪金的比例相對減少,令僱主間接受惠。本身最低工資的提出,是為了保護基層利益及改善他們的處境,偏偏這些修訂令政策變得毫無作用,造成的矛盾亦將變得複雜及無法解決。

韓國現時的經濟瓶頸期,絕對是本屆政府及日後進步派政黨的一個大考驗,假若韓國經濟陷入低潮,將會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鬥爭。除了勞工政策欠缺靈活性外,下集將討論及分析其他經濟政策如何失敗。

簡略回應村代表選舉政府無理DQ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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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月2日週日)黃昏5時57分,我收到鄉郊代表選舉主任的電郵,確認我提名無效之通知。就此,謹回應如下︰

1. 選舉主任袁嘉諾〈決定朱凱廸提名為無效的理由〉(<理由>)第19段表示,自2016年至今,本人立場一貫。同樣的立場,2016年得到立法會選舉主任的確認、就任宣誓得到立法會秘書確認,在人大常任會解釋《基本法》第104條後也沒有受到政府的司法挑戰。同樣的立場,今天卻成了不能參選村代表的理據,顯而易見,當局是在沒有經過任何諮詢和立法程序之下,單方面改變了「政治審查」的內容。法律淪為為打擊政敵服務的工具。

2. 在今次的DQ書信答問中,政府的立場是︰「不反對他人主張港獨」成為「不擁護《基本法》」的DQ理據。換句話說,我們不但自己不能主張或支持港獨,更要反對其他人主張或支持港獨,才能免於被剝奪政治權利。
香港人必須關注,北京是否會繼續侵犯我們「保持沉默的自由」——不檢舉他人將成為被追究的藉口。這不但違反憲法與法例,亦絕對是威權的恐嚇。

3. 選舉主任濫權 考慮興訟
我再次重申︰《鄉郊代表選舉條例》、其他法例及《基本法》(包括釋法文件)皆無賦權予選舉主任作任何形式的政治篩選,或以政治原因宣布任何參選人提名無效(詳細理據參見我的第二次回覆)。
在今天收到的〈理由〉中,選舉主任完全迴避我的質詢。我將考慮續循司法渠道據理力爭。

4. 對於未能透過參選改善鄉村治理,我對元崗新村村民深感抱歉。在此謹對元崗新村村民及綠色鄉村約章仝人一直以來的支持,衷心致謝,並預祝八年一度太平清醮順利舉行。我將繼續支援幾位綠色鄉村約章成員的村選選戰,並透過立法會推動鄉事體制改革,包括開放鄉事委員會的文件及會議,及將鄉委會主席改由村民一人一票選出。

5. 參與選舉,是期望能在體制裏反映民意。體制內的爭取,當然不是全部,但仍然是民主運動的重要部分;就算我之後再不能進入體制推動香港民主,也希望香港人不要輕言放棄,繼續在不同崗位奮鬥。

朱凱廸
2018年12月2日

朱凱廸:現任立法會議員不能選村長極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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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報名參加村代表選舉的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今日傍晚6時接獲選舉主任通知,裁定其提名無效。朱於晚上會見傳媒,指由2016年參選立法會至今秉持一貫政治立場,斥責政府不斷「搬龍門」的做法荒謬,並批評選舉主任的做法隱含文革特色,「就係人人都要做政治思想警察」。

朱凱廸指,自己由2016年參選立法會至今,在參選、宣誓、以至言論都沒有受過司法挑戰,不明白選舉主任的邏輯可在,認為政府、中聯辦及北京一直在無聲息地「搬龍門」,「搬到連村代表選舉都無法參加」。

朱凱廸又形容選舉主任的幾封信件都隱含著文革特色,令人人都成為政治警察,「冇反對人地嘅主張都會被剝奪政治權利」。他指,在回覆中引用《基本法》第104條及陳浩天選舉呈請案的判詞,表明選舉主任無權進行政治審查,但選舉主任卻隻字不提,不作回應,會與法律團隊商量下一步行動。

被問及會否擔心今次DQ影響現時立法會的議席及未來的參選資格,朱凱廸則稱沒法想像如此無理的事,「佢(政府)個龍門係可以不斷變,今日係港獨,聽日可以係其他」。他指會再與其他民主派一同研究,為明年區議會選舉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打算。最後,他指參與村代表選舉是希望推動「綠色鄉郊約章」,長遠改革鄉議局。惟最終遭裁定提名無效,向村民、「綠色鄉郊約章」的盟友表示歉意。

朱凱廸在11月22日報名參選鄉郊代表選舉,在其居住了六年的元朗元崗新村,欲成為非原居民代表,報名時沒有簽署確認書。他在星期一(11月26日)收到身兼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選舉主任的袁嘉諾就是否擁護《基本法》及支持港獨等共五條提問,限在24小時內回覆。朱凱廸在翌日下午五時回覆後,在星期三(11月28日)近下午四時又收到選舉主任進一步查詢,更限定朱凱廸要在晚上八時前回覆。

朱凱廸根據《基本法》第104條及陳浩天選舉呈請案的判詞,再次回覆選舉主任,指鄉郊代表不屬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毋須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政府,選舉主任亦無權審查鄉郊代表選舉中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助理選舉主任在周四晚(11月29日)候選人簡介會前,仍未能確認朱凱廸的資格,宣佈押後抽籤。時隔三日至星期日(12月2日),朱凱廸於傍晚獲通知遭選舉主任「DQ」。

選舉主任袁嘉諾在文件中稱,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例》,規定候選人必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在考慮朱凱廸的Facebook帖文、《立場新聞》上的文章、與香港眾志及劉小麗共同發表一份名為「主權在民 守護人權 捍衛自決未來的選擇」的聲明,以及兩次答覆後,質疑朱凱廸刻意迴避問題,並指朱「是透過行使所謂和平主張港獨的權利為民,從而隱晦地確認了他支持獨立是香港人的一個選項」。

政府亦於晚上發表新聞公報,支持選舉主任的決定,並指「自決」或主張香港獨立可以作為選項均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記者:湯偉圓、周頌謙

最新人教澳門高中版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十大錯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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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訊報
  有關最新人教澳門高中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的錯漏,還有以下五點:
 

一、把三皇五帝時代之前原始社會列為中國歷史一個時期

  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第四頁至第六頁,形容三皇五帝時代開始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被列為中國歷史一個時期,例如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指「大約一萬年前,我國進入使用磨製石器的新石器時代」。其實是有問題的,這是由於當時原始社會還未有完全完整的國家政權概念,同時華夏文明還未完全形成起來。其實可以算是華夏文明的起源,但未至於是國家政權意識已開端,難以明白為何形容我國進入這一時期?可以改寫為當時生活在中華大陸上的遠古人類,已經進入使用磨製石器的新石器時代。發現多本文史工具書,都以黃帝為起點。《中外歷史年表》由翦伯贊主編,齊思和、劉啓戈、聶崇岐合編,一九五八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二零零八年中華書局出版此書的校訂本,以公元前二五五零年記述黃帝為起點。一九八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當中的我國歷代紀元表,以黃帝為起點。已故台灣著名歷史學家柏楊所編《中國歷史年表》,雖以神話時代作始,但他說傳說時代(黃帝王朝)「較之神話時代,傳說時代的史料有容易被人們接受的真實感」。

二、澳門納入中國版圖時間自相矛盾

  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第四十三頁至第四十四頁,澳門納入中國版圖時間自相矛盾。第四十三頁指出「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先民就在此活動。」但是第四十四頁就指出「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統一嶺南,設置郡縣,澳門隸屬南海郡番禺縣。澳門由此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令人疑惑到底什麼時間才是正確?始終感覺後者正確,這是由於新石器時代時間範圍很廣,同時由於有國家政權概念之後才有領土概念。

三、避提毛澤東時代初期政治運動負面後果

  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只提及當時中國當局只有沒收官僚資本,筆者認為在中共當時絕對反對私有制存在背景下,難以相信當局只會沒收官僚資本。同時由於中共建國初期急進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例如土改、三反、五反等。嚴重侵犯許多個人的資本,導致許多人走難到港澳和其他國家之餘,還有許多被錯批受連累的人不是少眾。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就一點沒有提及這些急進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負面後果。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則是指「到一九五二年底,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人民生活水準有所提高。」感覺這段歷史被和諧化,完全看不出當時中共建國初期急進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有什麼負面之處。

四、避提清朝高壓民族政策

  記得香港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曾經有教過清朝推行過高壓和懷柔民族政策。推行高壓政策目的,香港余振強紀念中學中國歷史研習室則指高壓政策目的是「鎮壓漢人的民族意識及反清復明的思想」。但是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則沒有提及,在這本歷史教科書第三十九頁,則是指「為了維護大一統,清朝一改明朝防禦策略,推行民族團結政策,對邊疆地區進行有效管理。」

五、內容篇幅過於袖珍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出版和使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好,以及香港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好,提及中國歷史起碼出版不止一本歷史教科書篇幅,為何澳門高中版袖珍成一本歷史教科書就可完全講述中國歷史?由於內容篇幅過於袖珍的緣故,導致中國和澳門歷史部份過於短少。許多中國或澳門有關重要人物和事件大多是沒有提及或點到即止,如果有的只有短短幾行的記述。例如明朝宦官亂政和清朝三藩之亂、貪官和珅等沒有出現在教科書當中,提及太平天國只有一小段。另外幾段話就概括了澳門古代史。其實這些歷史,看不出可以被和諧的理由。由於內容篇幅過於袖珍,使中國或澳門歷史過於零碎。

  另外初一版上下兩冊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出現類似情況,這兩本初一版教科書當中每一章節的最後,只有一小段的澳門古今介紹和相關活動題目。社會各界經常在不同場合提倡為融入大灣區,要加強大灣區各地互相學習。廣州歷史一直以來都可以被專門出版一本歷史教科書,為什麼澳門歷史就插入中國歷史教科書當中,導致教學內容少這麼多?
總結

  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的近現當代歷史觀,其實與中國大陸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一致的。即是以中國共產黨的立場為出發點,記錄中國歷史如何發展。例如書中形容中國共產黨成立和鬧革命事蹟如何偉大,中共每一佔領中華民國地方都以解放某地來形容等。這是由於中國大陸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份出版的原因,因此不感覺驚奇。

  不過這本最新人教澳門版中國歷史教科書(高中年級),從書的開頭和結尾都提及統一。例如書的開頭就是第一單元: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鞏固與發展,結尾就是探究活動:從漢字的發展看祖國的統一。這些內容不斷向同學們灌輸如果國家不統一就會亂。國家是否統一各有利弊之處,應該開放給百姓討論。元代和清代的統一皇朝是否屬於中國歷史一個時期,也是社會上一個爭議之處。因此當局一直強調國家是屬於人民的話,為何人民沒有發言權利,對國家是否統一表達意見? 由此看來,加強學生對中國和澳門的認識,不應該只局限於重視官方出版教材上,民間應該多製作更多有趣實體書和網上讀物普及歷史。

立法會議員DQ案啟示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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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和姚松炎,2017年7月被高院法官區慶祥裁定宣誓無效撤銷議員資格。梁國雄提出上訴,上訴庭11月28日開庭審理上訴申請,29日完成審理押後裁決。

代表梁國雄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陳辭時指稱:「人大常委會沒有權力透過釋法就《基本法》條文作出補充(supplementation),只能釐清(clarification)條文,李柱銘的解說正確。《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款訂明「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法律上已規定常委會無權通過釋法補充條文。

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則指稱,法庭只會依據法律作出裁決,對李柱銘的個人意見沒有興趣。對著前輩的前輩,林文瀚法官顯露不屑同自大,資深大律師被無知小輩奚落,梁國雄DQ案上訴凍過水。

林文瀚法官依據什麼法律作出裁決?梁頌恆和游蕙禎DQ案上訴被駁回,上訢庭判案書第9段已經表明立場:「《釋法》對香港法院具有約束力。《基本法》並無賦予本港法院司法管轄權去處理《釋法》乃是實質上企圖修改《基本法》故並無約束力的論點,無論如何,上訴人並無提供任何證據基礎以支持該論點。」

梁游DQ案上訴審理時,代表梁頌恆的資深大律師潘熙指稱:「今次人大釋法非單純解釋法律,而是修改法律,故上訴庭不應受限制。」上訴庭首席法官張舉能批評釋法實質是「修法」的說法囂張無禮,並反問潘熙,有何根據批評釋法是修改法例?有何理據法庭不受釋法約束?

法律解釋超出條文所表達的意涵,就是對條文作出補充解釋,也就是立法解釋,呢啲規則只是法學知識的ABC。有關立法解釋的定義,互聯網大把資料,李柱銘大律師點解唔做足功課教訓林文瀚法官?梁游DQ案上訴的審理和判決,暴露出張舉能和林文瀚等人又冇料又好撚寸,是連狗都不如的低端法官。

立法解釋是指由制定該法律的機關對法律規範所作的解釋。立法解釋的作用:法律含義明確化、具體化;完善、補充法律漏洞。完善及補充法律漏洞,立法解釋屬立法範疇,大陸法體系,立法解釋權只能夠由制定該法律的機關行使。

《中國憲法》第六十二條全國人大職權第三項規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六十七條常委會職權第三項訂明:「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修改權亦屬立法權的一種,全國人大將法律修改權授予其常委會,就是授權常委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對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立法解釋。

《基本法》的立法權及修改權都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無授予常委會。常委會只是由憲法授權解釋,常委會無權對《中國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行立法解釋,只能夠闡釋法律條文的含義。

李柱銘陳辭時又提到:「即使人大常委會有權力補充條文,有關補充亦不應有追溯力。」既然認定人大常委會沒有權力透過釋法對條文作出補充,為何又要假設?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是也。李柱銘應該話俾上訴庭知,補充條文是立法解釋是修改條文是新的法律,不應具追溯力,即使法庭擁抱釋法,也不能夠應用在梁國雄宣誓案。

李柱銘又表示,若有議員意圖拒絕宣誓,的確應被褫奪議員資格;但若只是宣誓無效,則應依循立法會過往做法,由主席或秘書給予有關議員再次宣誓的機會。

「過往做法」,立法會是將就職宣誓當作內部事務,同法例規定不相符。《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9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由立法會秘書或主席及或任何代主席行事的議員監誓。」主席和秘書及其他法定監誓人的職權,都是由《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定授權,而不是由立法會條例授權,就職宣誓不是立法會內部事務。

所有立法會議員DQ案,都以就職宣誓屬立法會內部事務抗辯,為誰人作嫁衣裳?梁游DQ案上訴判案書第3段已經判定,就職宣誓不是立法會的內部事務。李柱銘舊事重提,是否只想對牛彈琴?睇嚟長毛梁國雄都好似唔想打贏官司,「案情複雜」。

李柱銘強調,若他就釋法的上訴理據獲裁定得直,政府沒有任何理由DQ梁國雄,並須將梁國雄送返議會。作為代表律師,依據法律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是應有之義,李柱銘主打《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法的約束力,但未有將最有力的理據陳述,揼波鐘之色彩十分濃厚。

無知小輩林文瀚奚落李柱銘大律師
上訴庭駁回梁游上訴判詞摘要全文
伸延閱讀: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之一)(之二)(之三)

鐵票(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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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我在住家附近一間中藥行聽到一群街坊一邊看着TVB午間新聞,一邊月旦人物。他們批評畫面中的泛民議員,說他:「一日到黑就淨係識鬧,冇啲建設性。」九西補選之後,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改勢在必行,又隨着DQ等種種政治壁壘的逐漸增加,我相信他們在未來大概還會不斷看到「淨係識鬧」的泛民議員,因為這些議員還能夠做,而又能被大眾所看到的的事情,恐怕不會太多了。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曾經穩佔香港半壁江山的泛民主派,是否自此一蹶不振?這或許還很難說。我比較敢肯定的,是未來泛民主派還能爭取的選民,應該就在我所見到的這群街坊當中。

這個說法聽起來一定很奇怪,因為不用想都知道,我這些街坊一定是建制派的選民,而且還是很鐵杆的選民。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常見論述當中,這些人又被稱作是建制派的「鐵票」,意思就是他們鐵定了心要支持建制派,而且一按掣就出動,該聚會就聚會,該投票就投票,風雨無阻。為什麼他們這麼「鐵」?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的言行表現出他們教育水平不高,思辨能力不足,數受制於既有的意識形態,又被主流傳媒過度洗腦,滿腦子都是一堆簡化印象,已經「膠」得無可救,多說一句都是浪費口水。更不用說他們還從建制派那裏得到了很多好處,例如到大家朗朗上口的「蛇齋餅粽」。

到底什麼叫做「蛇齋餅粽」?這麼多年觀察下來,我敢說它一定不單是字面意義上的「蛇齋餅粽」,更是一整套伴隨着物質贈予而生的人情、關係和網絡。物質上的好處固然實惠,但在很多街坊那裏,他們更在乎的其實是後者。那很可能是一種定時定節的噓寒問暖(有一回我受傷了,手上紮着繃帶,回家的時候碰到一個建制派的區議員,站在街頭跟人打招呼,她一看到我就滿臉關切地問我怎麼了),一種在禮物發送過程當中的個人聯繫,甚至還可能是一種成就感的滿足。擧個簡單的例子,有不少家庭主婦天天參加建制派基層組織舉辦的舞蹈班,如果表現得不錯,她們還會被選去參加回歸或者國慶等活動,在台上載歌載舞。

對於她們而言,這就是一種成就;而參加這種健身舞蹈班,也就因此有了遠多於健身的一層意義。她們以及組織這些活動的工作人員的關係,是非常個人化的。她們不會把這種關係理解為政治關係,因為平常在一起的時候,她們其實很少談到政治。在她們看來,這種關係就叫做「街坊」,或者更嚴肅一點的「社區」。對這群街坊來說,選舉的時候去為候選人拉票,其實不算是一個政治行動,卻是一份「你幫我,我幫你」的人情。

和很多泛民主派以及本土派那種以遊行集會和政治論壇為主的的群眾活動方式不同,政治並不是建制派選民組織當中的核心元素,更不是他們的一切,政治只是一個蛋糕上頭最後擺下去的櫻桃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樁腳,所謂的動員基礎。泛民主派當中比較成熟而有組織的政黨,當然很明白這是怎麼回事,說不定自己也是這麼幹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一位街坊和我說過她所遇到的最「政治化」的一次經驗,就是建制派在維園舉辦的回歸慶典。一群人在台上跳舞,台下卻有一些青年大聲指罵她們「可恥」。她非常尷尬,也非常憤怒,她們只是來跳舞罷了,想趁着這個機會好好表現自己苦練的成果,為什麼她們「可恥」?跳舞有什麼不對?回歸難道不應該慶祝嗎?她跟我說:「嗰班人真係冇理性的,香港如果輪到他們話事,一定冇好日子過」。簡單地講,這次「政治」遭遇落實了她對反對派為反而反的印象。我嘗試跟她解釋,她遇到的那群青年其實不是傳統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但用處不大,她就是沒有辦法搞清楚民主黨和熱血青年的區別。

說了這麼半天,我想講的東西恐怕已經很清楚了。首先,在很多建制派的選民心目中,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是沒有分別的;套一個建制派媒體常用的聰明字眼,他們全都是「反對派」。當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還在罵戰,很多有心人還在思考如何促成二者之間的溝通時,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對手根本從來沒有把你們當成兩派,本土派做的事情,泛民一樣買單。

其次,泛民主派也好,本土派也好,兩方的支持者在過去這麼多年來,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口水去分析乃至於攻擊對手的論述和群眾基礎,但是我很少見到雙方陣營的支持者在輿論上去討論建制派的選民基礎,似乎那是一個根本不必再談,不用再碰的話題。不必說選戰期間,在最一般的政治情勢底下,分析對手難道不是一件最應該做的事嗎?這是不是因為已經假定了對手的選票基礎是「鐵票」,不可動搖?很多年前,我也曾經在這裏說過類似的建制派基礎選民的故事,當時就有一些激進本土派「健筆」批評我太過懂得同情建制派的群眾心理,是典型的「大愛左膠」,他們認為這些人根本不應該被「寬容」(也就是我所說的「理解」)。問題是假如你根本連理解都不想費力,你又該如何喚醒你口口聲聲所說的「人民」?是罵醒他們嗎?還是等「焦土」之後,嘗到了苦果,他們自動醒覺?

假如對手穩佔香港選民的四成,甚至五成,而你又根本沒有打算要在那裏面撬動半分的話,接下來的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去搶那剩下來的一半大餅了。在根本放棄建制派民眾基礎的前提底下,泛民主派當然是本土派最直接的對手,是一個比建制派更加重要的頭號敵人,應該重點打擊。反過來說,或許也一樣成立。這種局面,在一個連李卓人和梁天琦都分不太清楚的建制派選民眼裏,當然就更加坐實了「反對派只會吵吵鬧鬧」的印象。

也許本土派可以不管建制派的選民鐵票,但泛民主派沒有這樣的本錢。如果後者還想在未來的香港政壇持續存活下去,就一定要針對建制派的鐵票基礎,做出相應的策略和論述。再直接點講,第一,一套能夠吸納部分建制派選民,以及現階段比較傾向建制派的中間票的論述,可能要比一套能夠消化本土派中各種聲音的論述策略更加重要。第二,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他們其實需要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社群營造方式(朱凱迪在當年立法會競選之前做的社區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本土派呢?難道泛民主派就不需要再理會他們嗎?是的,我認為傳統的泛民主派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討論怎麼樣和本土派溝通的問題,我們下次接着再談。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沉思武俠立斜陽:感悟金庸小說》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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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金庸小說迷,從小就是。我幸運,十歲那年由木屋區搬到廉租屋邨,邨內竟有個公共圖書館,那頓時成了我的主要「娛樂場所」,從此便和書結下不解緣。我很快發現了金庸的武俠小說,第一部看的是《天龍八部》,舊版,薄本,黃色封面,王玉燕還未更名「王語嫣」。一看便著迷了,金庸小說一部一部看下去,可是,由於不是連續不斷地看,所以要到中學三年級時才看完了大部份。每次開始看一部,往往廢寢忘餐,還記得不足四天便看完了《笑傲江湖》。

我說「看完了大部份」,其實只有《鹿鼎記》沒有看,等到多年以後才看,大概是二十多歲時吧,但已忘記為甚麼一直拖著沒看。不少人認為《鹿鼎記》是金庸小說中寫得最好的,我明白這個見解的理由,但我看《鹿鼎記》時得不到看其他金庸小說的滿足感,不夠武俠,不夠過癮,所以只看了一遍。短篇如《白馬嘯西風》等我也是只看過一遍,其餘的金庸小說,除了《鹿鼎記》,就只有《書劍恩仇錄》是沒有看過至少兩遍的。有時只是重看特別喜歡的部份,例如《倚天屠龍記》張無忌神功初成、在光明頂代明教力戰各大派的那一場,我不知看過多少遍了。

若問我金庸小說中最喜歡哪一部,答案是:「沒有哪一部是最喜歡的。」不過,大致分成幾組還是可以的(不包括短篇):《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笑傲江湖》和《倚天屠龍記》是最喜歡的一組:其次是《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俠客行》和《連城訣》;然後是《鹿鼎記》、《碧血劍》和《書劍恩仇錄》。我將《鹿鼎記》放在最後一組,想必有人會認為我眼光不足,但我說的只是喜歡程度,口味而已,不是評定小說的好壞。

我在網誌《魚之樂》寫過一些關於金庸小說的文章,歸入的類別稱為「道在金庸」,用上「道」字,過於煞有介事,其實只是因為其他類別都是四字的,我想不到一個更好的四字名稱,便勉勉強強用了這個。不過,「道在金庸」這個類別名稱倒可反映出那些文章的一個特點,就是不只是討論金庸小說的人物或情節,而是藉著這些討論引發思考,而得出的看法或論點,已超出了小說內容的範圍。這本書的文章也有這個特點,其中一些是網誌文章改寫,但大部份是新的。因此,如果期望在這本書讀到大量對金庸小說的分析和人物評價,恐怕會失望了。

數年前有出版社接觸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寫一本金庸小說的評論集,興趣我肯定有,但當時手頭上要趕時限完成的計畫太多,未能抽空寫這樣的一本書,只好婉拒了。然而,從那時開始,我這個金庸小說迷便生出一個小小的心願,就是希望終有一天會出一本討論金庸小說的書。今年這個願望終於可以實現了,當明報出版社的編輯林瑞芳小姐問我有沒有新書的建議時,我立即提出了這本《沉思武俠立斜陽:感悟金庸小說》,而出版社很快便接納了我的建議,然後簽約,我便開始寫書了。感謝林小姐穿針引線,並在出版事宜用心用力,盡量滿足我的要求。

書名「沉思武俠立斜陽」脫胎自納蘭性德的名句「沉思往事立殘陽」(《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我想表達的是:此書乃我中年以後對金庸小說的感悟。這些感悟,是年青時不可能有的,倒不是因為我後來經歷過甚麼坎坷不幸,而是閱人歷事多了,加上愛思考,中年以後再看金庸小說,便多有感悟。我幸運,追求理想而成功了,成為哲學教授,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家庭生活亦美滿;「斜陽」而非「殘陽」,就是夕陽無限好之意。

金庸小說有舊版、新版和新修版,我手頭上只有新版,所以書中引文全出自新版;文章有提及舊版或新修版的,都會註明。

感謝馮睎乾替拙作寫序。本來沒打算找人寫序,寫個自序便夠了,但修改文章時留意到其中一篇有討論馮睎乾的看法,便決定找他寫序,他爽快答應。我跟馮老弟相識不過數年,但相當投契,能認識這位比我年輕得多而有學問的朋友,是我人生新添的姿采。

最後感謝內子校對全書。她也是金庸小說迷。

【本書已出版,十二月初開始在各大書店有售。】


民主派必須立即就《香港關係法》統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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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見山,我認為中美貿易戰,是能夠暫緩中共對持續壓制香港人權自由的契機,民主派應該直接要求美國向中共施壓。我相信應該有不少市民和我有同樣的想法。

習總不怕香港有一百萬人上街,但怕當奴侵公佈中共黨員在美國的資產。連日來林鄭政府對於《香港關係法》問題的反應,證明北京原來有人頭腦仍然清醒,知道美國取消港獨關稅區地位,是會對他們的統治帶來嚴重影響。

中共既然有所忌,民主派順應時勢,請美國出手替港人爭取民主,是落在民主派肩上的歷史責任。但民主派的顧忌,看似比中共還要多,所以我們會看見公民黨的郭榮鏗,竟爾要去美國替林鄭政府說項,正宗皇帝唔急太監急。替政府去遊說美國,有功就變成林鄭「成功爭取」,大公文匯也不會停止咒罵泛民「漢奸走狗賣國賊」,中產票也不會因為感激泛民保住香港經濟大局而回流。

相反,我身為「毋忘初衷」的民主派選民,當民主派的競選政綱都不再寫「爭取20xx/yy雙普選」,看見傘後的清算政治冤獄不斷,種票掌心雷DQ令港人的作弊式選舉習以為常,我個人不只一刻想過,倒不如讓831通過,民主派正式宣佈三十年民主運動失敗,正式改名做「民生派」算了!尤其當泛民對DQ毫無反制之策,如果林鄭忽然提出公民提名選特首和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明知到選舉時才公佈選舉主任是譚惠珠,泛民對這個表面上所有條件都符合「真普選」定義的政改方案該投贊成還是反對票?

但現在我們卻有一個大好機會可以「反倒退、不撤退」。民主派應用盡所有方法遊說美國政府,因為政治審判和政府瘋狂剝奪港人參選權,尤其是黃之鋒等下一代被無理取消參選議政的基本人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基本法在當下這一刻並沒有被執行,那美國政府就應該立即凍結「香港關係法」,連帶凍結港獨關稅區地位,直至林鄭政府有具體行動向美國證明,香港重新落實執行基本法。

什麼是具體行動?

一、停止傘後的政治檢控,尤其是當下對佔中三子等人的審訊當中,以非監禁刑罰為底線。不要再跟我說香港有司法獨立,至少在政治相關的案件沒有。高院可以借公眾利益為理由,因為怕影響經濟而不批出阻止高鐵通車的禁制令,地院當然可以用同樣理由輕判戴耀廷等人甚至判他們無罪。

二、確保黃之鋒等年輕人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參選權。政府現在連鄉議局的村代表選舉也要封殺朱凱迪,在明年的區議會選舉,哪有不去封殺眾志相關的年輕人之理?民主派在今屆立法會任期內永無法重奪分組點票否決權,之所以繼續留守議會,不是要為下一代而戰嗎?現在正是為黃之鋒等下一代的參選權而戰的時候。

三、確保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是一場公平有競爭的選舉,有競爭的意思,是反對派有能力透過選舉爭取立法會的過半數議席,底線是2020年功能組別實施1995年新九組的選舉方法,因為修定功能組別的選舉方法不會抵觸831,本地立法就可以推行。九西補選連敗之後,民主派在擔心2020年會輸得更慘,口說要挽回市民的無力感,但請問如何挽回呢?除非選舉重新變得有意義,又或者順應民粹政治的趨勢全線找型男索女代表泛民參選。我個人認為,要求美國逼迫中共指使林鄭改變2020年立法會選舉方法來避免凍結港獨關稅區地位,成功的機會大於泛民可以找到一隊AKB48和少年共和國在五區參選。港府還得容許美國派觀察員監督選舉,以減低西環作弊的情況。

再講一次,香港人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對抗中共,但我們可以認命來不認命,要反倒退保障兩制就必須要依靠外力介入,歷史就在這瞬間賦予香港生存的一口氣,可惜我去美國領事館沒有人會接見我,所以只有請在立法會的民主派領袖,以至李柱銘和黃之鋒等享有國際聲譽的港人代表,代為負起在關鍵時刻作出抉擇的歷史責任。

以法治之名施行暴政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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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報名參加明年鄉郊代表選舉,選舉主任兩度查問朱凱廸對「港獨」的立場,朱凱廸昨日傍晚收到選舉主任通知,指其參選的提名無效。朱凱廸會見傳媒時直指政府「搬龍門」,將考慮續循司法渠道據理力爭

朱凱廸報名參加鄉郊代表選舉提名被DQ,政府又點止「搬龍門」咁簡單?2016年11月梁頌恆和游蕙禎被法院裁定宣誓無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已經清晰標示香港開始進入以法治之名施行暴政之實。

朱凱廸如何據理力爭對佢自己非常重要,參加鄉郊代表選舉提名被DQ如無法翻案,2020立法會換屆,朱凱廸將會告別立法會。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第一百零四條是規範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定係規範選舉?相信小學生都能能夠分辨。第一百零四條列明的公職人員不包含鄉村代表只是表象,第一百零四條列明的公職人員,都是政權性組織的公職人員。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只規定列明的政權性公職人員需依法宣誓「擁護同效忠」,要求非政權性的區議員及鄉村代表「擁護同效忠」,明顯違反法理邏輯違反《基本法》。

朱凱廸如提司法覆核,照道理應該冇得輸,不過司法可能拖佢三四年,立法會已經換屆。朱凱廸應該立即申請禁制令,暫停鄉郊代表選舉的一切工作。

朱凱廸鄉郊代表選舉提名被DQ

黨內差異比整個民主派局勢 渺小得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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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編輯所擬。

民主黨領導層改選,感謝各位黨友的信任,容許我繼續連任副主席。媒體對我的焦點都在不信任票的增加,確實是的,這次的票數比上兩次都要差。黨內有些我自問已盡了力處理的事無法處理得好,我會為此負上責任也接受有黨友因此而投以不信任票。

我常會想,我那種樣樣想法都盡量聽、盡力尋找共同點的個性,除了性格使然,也許亦因為自2012年起當上了副主席,在很多政治問題、黨內人事問題裏都常常被拋在那暴風圈中,慢慢也令自己在狂風暴雨中仍習慣聆聽。這幾年不時被標籤為黨內的「主流派」、「刷大佬鞋」、「皇儲」、「謫系」等等,無奈之餘也只會一笑置之。我從不諱言我是很typical的民主黨人(主流派?),但我還是很清楚自己在想甚麼,或認為民主黨朝向甚麼方向才是最合適,在內部的推動縱使有時未必順暢,但也總算和黨友一起促成了「本土論述文件」(歡迎大家再去睇睇的)、黨內一些政策的調整,外面未必樣樣看到但我相信這些努力不會是徒然,也是最能達到效果的做法。

但是,看到朱凱廸參選村代表被DQ的新聞,便又頓時覺得,黨內那些差異與現在面對整個局勢相比起來,其實真的渺小得難以想像,茶杯裏的風波而已。這案件,也預示了來年區議員縱使毋須按基本法104條作宣誓,參選資格政府也會照樣審查。民主派處處捱打,還花時間自己嘈來嘈去,說出來也感慚愧。

實際上可以做到的著實不多,若朱凱廸決定司法覆核,我自己也一定支持。希望大家沉著應戰。

選舉後看網絡如何操控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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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通常在重要選舉後,網絡言論突然正常番。但今次情況似乎不同,網上五毛戰後繼續勇戰。又話「今次輸唔夠,未教好泛民」,又話「泛民與本土合作」,他們想搞死泛民的,點合作呀?又話總辭。

最好笑是總辭,今次只是選輸了個位,咁就總辭?零蛋重作,傻迫!

我一般唔封鎖他們的,除了他們粗口壞舌,但通常不答他們嘴,我要看看他們如何癲法?

CNN 出了一篇應景的文章。它不是評論性文章。香港的所謂XXX輸的幾個原因,這些文章大概唔駛睇。CNN的題為 Fashion's role in Cambridge Analytica's 'cyber warfare, 的文章是由搞到滿城風雨的 Cambridge Analytica 的前分析員Christopher Wylie 在一個有關時裝為主題的沙龍上的發言。

他披露了Cambridge Analytica 如何利用facebook 的8千7百萬個用戶的資料操控美國大選。

As research director at Cambridge Analytica, Wylie used data harvested from 87 million Facebook users to produce algorithms that he says influence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原來今次發揮最大威力的是,Cambridge Analytica 不單止網羅了一班計算機專家,它還網羅了一些心理學家。

What makes this especially irksome is the emphasis on specific personality traits. 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neuroticism (the "big five" identified in a psychological model known as OCEAN) were the key traits mentioned.

它們的方法是分析用戶的個人衣著分析到其性格和投票傾向。這還不夠,因為正常人的投票取態是不容易唆擺的。好似在今次補選,我們看到網上的各種理由叫泛民支持者唔好投票,你估對正常人有冇用呢?

Targeting vulnerability

最可怕的是,Cambridge Analytica 從選民群體中找出有人格障礙的人,並集中向這些人宣傳。

But others listed in the materials shared by Wylie included depression, anger and vulnerability. In other words, people were being segmen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mental stability. Then, if they were considered vulnerable to persuasion, they were targeted with political messaging. This is where the story starts to take on dystopian overtones.

由這裡我們看到,那些容易受到網上五毛影響的香港選民大都是傻仔。網上五毛只是利用我們的臉書影響傻仔,其目的是混淆泛民的戰鬥力。

這就是為什麼網上的那班契弟和五毛每每在選後扮乖巧,忽然失憶,好像回復正常,得閒時駡吓大陸。他們其實是留D彈藥在下次再呃人。情況如民建聯那班流氓臭檔的殺傷力不及獨立人士陳凱欣。

Christopher Wylie 進一步說,人們重視衣著品味,但時裝界的品牌客觀上塑造了選民的政治傾向。

"The shame, the colonialism, the racial biases, the toxic masculinity, the fat-shaming that industry puts out -- and has been putting out for decades -- is exactly what Cambridge Analytica sought to exploit when they were seeking to undermine people and manipulate them."

The message, in simple terms: Stop making people feel bad, Fashion. It makes them easy targets for untoward digital dealings.

這更加致命的,政權如何利用一般人的習慣想法操控人們,(即一般港人不喜歡搞搞震的習性,以此攻擊民主派),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

Christopher Wylie 的發言中心是,民主政治不是從政治開始,而是從一些與政治完全無關的東西,從人們的身邊事物開始。

今次選後還是咁凶險,我估是大陸佬見到泛民今次咁蠢,諗住食過返尋味,認為可以贏埋DQ第三席。若我的估計對,這場網上打飛機會一直打到下次新東補選。

現在又冇端端搞個火頭,玩鳩杜汶澤。我哋已經好唔得閒啦!多謝哂!

網上不斷有人說:“點都唔應含住投犯民”。這是你個人的事,完全無問題,但當你們的目的是向網絡弱勢社群進行惡意宣傳,這情況就有點像無良美容店向弱智人士強銷一樣。

我們這裡只有投票派和不投票派,泛民的支持者,認著他們。

「人们啊,要警惕!」——人妖之間,劉賓雁。

----------------完--------------------

參考

Fashion's role in Cambridge Analytica's 'cyber warfare,'

Updated 1st December 2018

OXFORDSHIRE, ENGLAND - NOVEMBER 29:

Written by

By Fiona Sinclair Scott, CNN

Oxfordshire, England

Fashion is a powerful tool. Covering our bodies in clothes or adornments is an almost universal behavior, and how you dress is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indicators of who you are.

Show me a list of people, and the fashion brands they buy from or engage with, and I could easily produce a series of assumptions about each one. I might make an educated guess about their spending power, or how fashion-conscious they are (or aren't). I might even be able to give you a sense of their character -- at least, I'd feel fairly confident distinguishing the peacocks from the shrinking violets.

The future of fashion: Complex, diverse, and more vocal than ever

Speaking at The Business of Fashion's Voices conference in the UK on Thursday, data analyst and Cambridge Analytica whistleblower Christopher Wylie took this relatively simple idea to its worrying but logical extension: Like any tool, he said, fashion can become a weapon in the wrong hands.

"Fashion data was used to build AI models to help Steve Bannon build his insurgency and build the alt-right," he told the conference. "We used weaponized algorithms. We used weaponized cultural narratives to undermine people and undermine 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 And fashion played a big part in that."

He would certainly know. As research director at Cambridge Analytica, Wylie used data harvested from 87 million Facebook users to produce algorithms that he says influence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having previously worked toward a PhD in fashion trend forecasting, he knew that someone's choice of cloth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unpick their identity.

On stage, Wylie explained how people's preferences for fashion brands on social media were used to target specific groups with right-wing political messages. Although he has previously divulged how people's online activity was used to predict political leaning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he publicly detailed fashion's role -- and importance -- in Cambridge Analytica's models.

During his presentation, Wylie showed various charts and graphics demonstrating how the now-defunct firm mapped clothing brands against personality traits.

"There are stro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rands, style and aesthetics that people engage with, and how they see themselves and their identity," Wylie said during the talk.

Christopher Wylie speaks on stage during The Business of Fashion's Voices conference in Oxfordshire, England. The chart compares supposed personality traits of individuals who like Wrangler versus Abercrombie & Fitch.

Christopher Wylie speaks on stage during The Business of Fashion's Voices conference in Oxfordshire, England. The chart compares supposed personality traits of individuals who like Wrangler versus Abercrombie & Fitch. Credit: John Phillips/Getty Images for The Business of Fashion

Brands like Wrangler, the jeans company, and the American student favorite Abercrombie & Fitch wer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rangler is "more cowboy, older," and more "modest" than Abercrombie, Wylie said. People who like yoga-wear brand Lululemon "are more extroverted," while L.L. Bean fans are conscientious but "low in openness." Other brands featured included Nike, Louis Vuitton, Burberry, Armani, H&M, Elle and Vogue.

The simple, palatable takeaway is that modest,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brands tend to be favored by those with more conservative ideals, while provocative, directional brands, like Kenzo, were more likely to be worn by the liberal-minded.

Targeting vulnerability

The idea that advertisers might target us based on the brands we like, follow, talk about or engage with is hardly new. Nor is the story that Cambridge Analytica used "hyper-profiling" to target different groups for political gain.

More interesting, however, is Wylie's claim that fashion pre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among the strongest indicators of our personalities -- and that they were a particular focus at Cambridge Analytica.

What makes this especially irksome is the emphasis on specific personality traits. 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neuroticism (the "big five" identified in a psychological model known as OCEAN) were the key traits mentioned.

But others listed in the materials shared by Wylie included depression, anger and vulnerability. In other words, people were being segmen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mental stability. Then, if they were considered vulnerable to persuasion, they were targeted with political messaging. This is where the story starts to take on dystopian overtones.

According to Wylie, and as reported by The Business of Fashion,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encouraged researchers at the firm to ask more questions on aesthetic and stylistic preferences for clothing as they were found to be strong signifiers of traits that were used as a primary means to identify people who were susceptible to joining the alt-right."

Having helped create what he called -- in typically bellicose terms -- an "informational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ylie then ended his talk by turning responsibility over to the fashion industry. Those in the room had "created the battlefields" of a culture war, he said before directly challenging them to fix the problem.

"We need you guys to do a better job at cultivating our cultural narratives, for our own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democracy," he said.

Stella McCartney: 'Fur's not sexy, not fashionable, and not cool'

"The shame, the colonialism, the racial biases, the toxic masculinity, the fat-shaming that industry puts out -- and has been putting out for decades -- is exactly what Cambridge Analytica sought to exploit when they were seeking to undermine people and manipulate them."

The message, in simple terms: Stop making people feel bad, Fashion. It makes them easy targets for untoward digital dealings.

A call to arms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a sense of how the CEOs and other fashion industry figures in the room felt about Wylie's rallying cry. There was loud clapping, and most people stood to cheer eventually, but the room didn't exactly shake. Just hours later, designer Alber Elbaz attracted a more kinetic reaction by ending his own talk by blasting out Aretha Franklin's "Respect" and dragging people up on stage for a dance.

Did Wylie tell the industry something it already knew? Or is this another case of negative news overload -- just another horrible story abou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data?

There are, of course, fashion brands that understand how to balance looking good and doing good. Some of them were re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Stella McCartney, for instance, has been working towards sustainability in fashion for nearly 20 years, and she used the event to announce two new green initiatives: A United Nations charter for sustainable fashion, launching officially on December 10 at the UN's annual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and Stella McCartney Cares Green, a new arm of her charity platform.

But whether the fashion industry has the power, or the collective desire, to defend us from the cultural cyber warfare foretold by Wylie, remains to be seen. The fashion world is already tackling a number of troubling issues right now: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models, human rights in garment factories, sustainability, the fur question. Solving some of these would, indirectly, constitute a start, as it would help craft more positive narratives for brands in need, but the road looks long.

As for Wylie, H&M announced that it has hired him as its director of research. The high street retailer is attempting to use AI and data to optimize its supply chains, with one of the outcomes -- if all goes well -- being the reduction of textile waste produced by over-ordering. Perhaps, having held a mirror up to the fashion industry, Wylie now has the chance to make amends and take up his own call to arms.

【追撃官商鄉黑x丁屋JR】丁屋JR打大鱷 背景資料小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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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丁

2015年覆核王郭卓堅提出丁屋司法覆核,認為他作為非原居民沒有得丁屋政策之惠。申請方、律政司及鄉議局三方經歷了三年時間準備、聘用了三位歷史專家及出動了龐大的律師團隊,終於排期了於12月3-12日於周家明法官面前審議。這單將會轟動香港土地問題的司法覆核案,除了政策影響深遠,法律理據亦牽涉大量史料及基本法訂立過程,可謂萬眾期待。

首先何謂丁屋?

丁屋是指18歲、父系源自1890年代新界認可鄉村的列表當中的男丁,可以有一生人一次的申請建屋權,該丁屋要在村界內經地政署批准,不得高於三層,每層面積不超過700平方呎等建築限制。它除了涉及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亦是土地大辯論。

香港土地制度的歷史背景及基本法草擬過程

基本法第40條指:「“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由於丁屋權利牽涉何謂基本法保護下的「合法傳統權益」,因此各方將會由1898年港英統治以及之前的大清律例開始追溯何謂當時已經存在的傳統權益。

而究竟基本法40條內賦予新界原居民的權益是否包括只傳男不傳女的丁權,而當初港英政府草擬「丁屋政策」時是否只為一個體恤民情的短暫政策,都是這次爭議的重點。

自《展拓香港界址專條》(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an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始,港英政府有了新界土地擁有權,所有土地為政府擁有,除特別例子外,批出的土地均由政府租借出去(leasehold)。1899年,港英政府經歷了與新界原居民的六日戰爭,面對原居民積極反抗探取恩恤及籠絡策略,最後向原居民承諾不干預土地使用及習俗。

60、70年代,新界六成土地是老舊村屋、臨時性房屋甚至是非法搭建物,居住了香港40%的寮屋人口。1972年11月29日,新界民政署長的黎敦義(Denis Bray)在立法局宣佈丁屋政策,目標是改善住屋環境及發展新界,給予原居民男丁在特別條件下有興建住屋的權利。在1980年代亦把此政策確立起來,常規化成土地政策。回歸之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了此政策,政府再次執行政策。

由於案件討論此政策從清朝開始的演變,確立它是否法律權利,因此案件亦涉及歷史學家的討論,包括歷史學家夏思義博士、張瑞威教授及1972年在政府土地部門工作的戴永新律師。此案的答辯人為地政總署署長、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律政司。

假如丁屋違憲?

假如丁屋政策真的被裁定違憲,政府需要停止批准丁屋的申請,重新審視丁屋政策。就算政府或鄉議局上訴,除非他們能證明有些丁屋非建不可而要申請暫緩執行判決命令,該命令依然有效,直至上訴庭或終審法院推翻判決為止。

綠茶婊 vs 文昌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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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佩服中國網民創造的這個名稱:「綠茶婊」,指那些外表清純、含羞答答,表現楚楚可憐的少女,當有人肯付她足夠金錢,就什麼冰火五重天毒龍鑽也能應付自如。

我今天介紹的,不是廣東名菜文昌雞。

所謂「北孔子 南文昌」,香港很多家長都會帶子女去黃大仙的孔廟許願叩拜、家居裝修的時候,更非常關注文昌位,文昌帝君,就是能幫助子女勤讀書多識字的那個神。

我的讀者應該清楚, 兩三年前我大力維護屈女士,反對那些什麼「文妓」的侮辱性外號,反對那些對屈女士的網上恐嚇,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由意志,你可以反對共產主義,她可以相信共產主義,不應該強迫所有人統一意見。

但當我發覺原來屈女士一直口不對心指鹿為馬,最終只好向讀者致歉。

當屈女士被人指責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狂讚祖國,另一方面將女兒送去英國,最後她只好發文補鑊,將照顧他女兒的一對英國老夫婦暗諷為英國強盗…… 我噁心、我無言。

屈女士日前寫了一篇文章《你讀的,到底是什麼聖經?》,內文有這一段:

「耶穌說,要愛你的仇敵。好明顯,共產黨是朱耀明牧師、陳日君樞機、戴耀廷李柱銘黎智英等教徒的仇敵,請問,為什麼他們不愛她?」

我不會用《彼得前書》 的内文(你們要謹守、警醒,你們的仇敵魔鬼,好像吼叫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以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定的信念抵擋他……) 去反駁,因為偷換概念是屈女士的強項,根本沒有理性討論空間。

我只希望屈女士能用心去讀一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劉曉波先生只是一個沒刀槍的文人,他原諒了壓迫他的獨裁政權、原諒了日夜監視他的國安人員…… 結局是什麼?

自己始終是斯文人,不會用什麼「文妓」去詆毀别人。

今天,我會稱她為「文昌雞」……

蟻民精神上從未贏 中共表面上永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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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小老百姓,勉強打勝過一次,而且非常漂亮、難得。那就是制止「偽國民教育」列入2012年度的香港中小學課程。

但是,大家還記得嗎?新課程本來很可能排入上課時間表,因為「國民教育綱要」雖然引起社會人士反對(當然也有人支持),反對的理由很簡單一一洗腦!不過,請注意,這些正義聲音在政府堅持推行的強勢下,漸次沉默無聲。

奇怪,此時也,「學民思潮」,一批中學生,後來暴得大名的瘦小子黃之鋒,當時正讀中二或中三,梅天知道「學民仔」時,完全不成氣候,只在山旮旯擺街站,路人大多不理會這些小毛頭,豈料就是一班中學仔在沙田、荃灣、旺角擺出了名堂,吸引了家長成立「關注組」一一自己的子女將被逼洗腦!非同小可!打出知名度之後,中環的廣告人、金融人亦大表支持,遂致包圍政府總部的人高達十二萬,特首cy梁面對密麻麻的群眾公佈:五年任內不推國教。

勝了嗎?大勝!紛紛散去,輸定贏?至今「偽國教」始終潛伏中小學、甚至幼稚園,事實上是大敗!

無論早期第一次所謂國共合作到雙方「反面」,然後第二次「共赴國難」的抗日,再到內戰共產党佔有江山,以及國共隔着台灣海峽分裂的六、七十年,中共在順境逆境中,從未真正輸過,它由最初「土改」的充公田產,到「坐天下」的首先收拾北京天津的「高知」(頂尖知識分子),再而「反右」大鳴大放的全部知識人噤聲,同時,大小「資產階級」完全消失,「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四千萬人,「一胎化」殺嬰及母親身心受傷均以億計,八九六四、七0九律師,等等等等,它損了一條毛嗎?相反,強國人,中國夢,一帶一路,世界救星,它簡直如日中天,萬世基業在五星旗的党巨星表露無遺!

邪不能正,千古不易之定理!看它横行到幾時,是所有善良人的願望!問題在於發聲與否,持久與否。

人們輸了嗎?只要真正的元神健全,雖死猶生!巨党贏了嗎?表面上它從不輸,可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第十三天的四月二十七日,20萬大學生沿海淀校園遊行去天安門廣場時,夾道聲援的市民一百萬市民,等於公開說「我們不怕」!

五月二十凌晨,時任總理的李鵬,一臉殭屍面容宣佈戒嚴之後,香港8號風球下5萬人維園冒雨抗議,隨之兩個禮拜天,一次100萬,一次150萬。至於北京城,「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的呼聲,至今仍清晰可聞!

意義何在?暴政無懼!種子不死,一定茁壯!

*20181202 小小的選舉主任否决朱凱迪資格之日


朱凱廸:DQ反映政府踐踏民主派「維護言論自由」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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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昨被取消鄉郊代表選舉參選資格,民主派今日召開記者會,譴責政府政治審查及思想審查。朱凱廸指,今次政府劃下的「紅線」踐踏民主派維護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

朱凱廸指今次選舉主任,是要民主派不能再保障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他指數月前保安局建議取締香港民族黨,民主派的立場雖然是不同意港獨,但不可能支持取締此舉。

朱凱廸指民主派一向屬「自由主義」,即使不同意你仍會認為不同意見可以出現及討論,但今次選舉主任正是踐踏民主派的對言論自由價值的堅持。

朱凱廸多番感謝民主派的支持,期望民主派在未來日子守住三條戰線,在輿論的戰線上,對抗工聯會及民建聯、湯家驊等扭曲事情本質。議會的戰線上則思考如何防守,好好利用這個戰場。朱凱廸又認為,市民今日未必知道他無法參選村代表有何重要性,他認為民主派要到不同地區爭取民心,解說此事如何與港人的美好生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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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郭家麒指《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已經十分具爭議性,而條文亦未有包括村代表,政府惡劣卑鄙的行為,是要製造白色恐佈,「將佢唔想當選既人拒諸門外」。郭家麒指今次事件再次反映一國兩制令人失望,香港難以維持經濟地位,若被美國取消獨立關稅區,林鄭政府亦只能怪自己。

民主黨胡志偉認為,容許不同意見在公共空間出現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在席立法會議員均不同意或反對港獨,但政府連辯論亦不容許,違反對言論自由最核心的理解。胡志偉指,這條紅線將會應用在明年區議會選舉,意圖劃下言論禁區,損害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他指政府此舉只會令市民更疏理及不滿,這種不滿會以不同形態繼續存在於社會。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斥事件不能接受,違反《基本法》中規定港人可以參選的基本權利。他指根據中國憲法,選舉權的撤銷亦需由法庭處理,而不應如香港政府般由一名行政官員處理。街工梁耀忠批評政府以行政手段解釋《基本法》,朱凱廸被剝奪參選權利,是引入內地法則到香港。

工黨張超雄批評紅線愈劃愈過,今次由要求候選人不支持港獨變成不支持其他人港獨,他憂將來的規限會愈劃愈多,「將來會唔會有一日讀書、選班長都要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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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進步民主派會否無法參選,人民力量陳志全稱「無得驚」,他又引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的「衝紅燈」論,衝紅燈有明確法例,但參選權及投票權的「紅燈」並無法可依。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促香港人不能麻木及放棄,港獨只是稻草人策略,目的是要打擊反對派,「唔好將發聲機會射落海」,不然前景只會更加惡劣。

區諾軒指搞政治鬥爭的是香港政府、工聯會及民建聯,國際經驗是如不容許反對派在建制內,必然會引來更大的反彈。他促民主派檢討國際策略,例如是否要確保港人基本人權被保障,美國才應維持《美國香港關係法》。

區諾軒又指,他選舉時建制派而不斷就港獨、自決等問題提問,令選舉愚蠢化,目的只是要令民主派候選人說一些說話從而要求DQ。

對於朱凱廸會否提出選舉呈請,他稱會考慮相關法律開支再決定下一步行動。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指,已提出要求緊急辯論,星期五內務委員會會討論。她亦會要求政制事務委員會舉行公聽會,朱凱廸亦會接受國際傳媒訪問。

攝影:周頌謙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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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費周章DQ一個現任立法會議員於鄉郊代表選舉中的參選資格,貽笑大方,失禮國際。我們就此表達極度憤怒及最強烈的譴責。

當局DQ朱凱廸的決定,明顯把法理掃到一方,以長官意志先行,任意DQ隨意劃紅線,極為荒謬無力。政府此舉明顯表示,同類政治審查於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固然繼續通用,更要延伸至明年的區議會選舉,完全是一副對民主派「政治不正確」人士的大審查大包抄,其心可誅。

香港人享有言論自由及參政自由,而要求公職人員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基本法》第104條,亦不包括鄉郊代表,選舉主任無權查詢參選人的政治理念之餘,更等同思想警察,代表當權者要把政治思想「不符合」的人」,摒諸參政門外,不但開民主倒車,根本就是操控選舉。

香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自由,尤其言論自由,今如繩圈套頸,生殺廢立隨政府威權收夜。

於此中美貿易戰之際,林鄭政府又一政治打壓舉措,不單威嚇本地群體,亦會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的印象:香港自由確受嚴重傷容、一國砍制果然漸趨消失。貿易戰火若波及香港,林鄭必成歷史罪人。

港府因恐懼民主改革而DQ其認為「政治不正確」的政治參選人,圖向香港生生不息的民主運動潑冷水,罩上白色恐佈。民主派矢志迎難而上,繼續與市民並肩作戰。



工聯會叫喊褫奪朱凱廸議員資格 李慧琼:未有計劃但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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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昨遭選舉主任取消參與鄉郊代表選舉資格後,工聯會多名成員在社交媒體及向傳媒促檢視朱凱廸的立法會議員資格。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則表示,現時未有彈劾的計劃,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她個人尊重和支持選舉主任決定。她稱據她了解,朱凱廸有三點未能讓選舉主任相信,他並無清楚回應;不肯簽確認書;在回覆選舉主任查詢時,並無斬釘截鐵地排除自決選項。她認為在《基本法》下,自決在現今政治發展中不可能發展,不應是一種選項。她又指,選舉主任應在每一次選舉中,認真考慮參選人言行是否真心信納基本法、一國兩制。她重申現時未有彈劾朱凱迪議員的打算, 但她指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昨在 facebook 上指,立法會比村代表應更嚴謹,認為應同時DQ其立法會議員資格。

「朱先生裡DQ村代表,本是意料中事。但問題在於,立法會本應比村代表選舉更嚴謹,點解一個村代表被DQ的人,立法會不被同時DQ。讓他成為宣誓過關中,第一位被DQ的歷史名人?」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則指「港獨朱」已違反立法會誓言,促啟動褫奪其議員資格程序。

「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習主席把底線畫得一清二楚,「港獨朱」企圖蒙混選村居民代表,選舉主任理所當然取消其資格!

不要說村代表,就算是街代表選舉(如有選舉的話),有任何港獨分子參加,照樣取消可也!政府就應嚴格執法,否則就是政府違法。港獨分子不要詐傻扮懵、愚弄選民了!

順便一提,「港獨朱」的港獨主張已違背了他早前立法會宣誓,政府也應啟動褫奪其議員資格程序!(同意的請廣傳!)

對於建制派擬動議撤銷其立法會議員資格,朱凱廸指他過去兩年與建制派「朝夕相對」,形容今日才突然發現他是「港獨朱」是太遲,不符習近平主席的「檢舉」要求,又諷為何元朗選舉主任「會指揮返佢地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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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天心
攝影:周頌謙

【佔中九子案】陳健民堅稱學聯同意宣布佔中 鍾耀華代表律師:只同意資源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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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鍾耀華(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另外6人,因2014年的雨傘運動被控串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共6項罪名。陳健民上星期供稱,經學生同意後,「佔中三子」於2014年9月28日凌晨宣布「佔中」啟動。不過,張秀賢和鍾耀華的代表律師今天分別指出,學生領袖與三子之間的溝通存在誤會。代表鍾耀華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指出,學生曾表示不想宣布「佔中」,只是想「佔中秘書處」的資源進場。陳健民則稱,學生沒有不同意宣布「佔中」,但承認雙方就「佔中」方式沒有清楚說明。

陳:政府應聆聽訴求 非拘捕示威者

代表邵家臻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向陳健民展示《佔領中環和平抗爭手冊》,指出手冊建議參與者攜帶約三日的糧食、睡袋,不建議帶露營帳篷,顯示「佔中三子」在9月28日前,一直都相信「佔中」行動在持續數天後便會被警方拘捕,並不打算長期佔領。陳同意。

彭續指,跟據過往經驗例如2003年的反廿三條立法、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集會,政府有聆聽市民訴求,作出退讓;至2014年的「佔中」運動,三子亦相信,當示威人數達到20萬人時,政府應該聆聽市民訴求,而不是拘捕所有示威者。

上星期,陳作供提及9月27日前往金鐘公民廣場外「命運自主」大台的途中,不少年青人要求三子提早「佔中」,也從不同渠道聽到類似聲音。陳同意,並表示當時現場氣氛緊張,三子承受很大壓力。

就「佔中」方式 陳同意與學聯存溝通誤會 

在代表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的資深大律師潘熙盤問下,陳同意與學聯成員討論是否提早「佔中」的會議中,學聯的與會者有時任港大常委梁麗幗和時任中大學生會外務秘書司徒子朗,而秘書長周永康和副秘書長岑敖暉則在「重奪公廣」行動中被捕。陳又同意,梁和司徒同意讓三子在大台宣布提早「佔中」,並讓物資和義工隊全面進場。

潘續指,當時三子與學聯領袖之間的溝通存在誤會,梁及司徒其實不想三子宣布現場成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一部份。陳指,當時學聯領袖表示十分疲倦,也沒有方向,希望三子宣布「佔中」可以達到支援學生的目的,不過陳亦承認,當時確實沒有跟學聯代表說清楚,宣布「佔中」是否代表現場參與者要跟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一整套系統,包括坐下來等待被捕。

播放當晚影片後,陳表示:「我覺得上台宣布佔中是沒有誤會的,只不過會以什麼方式佔中是沒有傾過。」當大批市民離開現場時,陳意識到,顯然有些宣布學生是未能同意,例如示威者坐下被捕。陳認為,三子是來支援學生,因此必須跟隨學生所認同的佔領方式。

鍾耀華代表律師:學生只想資源進場 不想宣布「佔中」

代表學聯前常務秘書鍾耀華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指,學生向三子尋求的不只是士氣上的支持,還有資源上的支持。陳健民指沒有詳細討論過,不過雙方都知道將有很多資源,主要是人力資源包括醫療隊、情緒支援小組等。

戴續指,學生在會議中曾表示不想「佔中」開始,也對過早宣布「佔中」表達擔心,而他們只是想「佔中秘書處」的資源進場。惟陳表示完全不同意。戴又指,當三子在大台宣布「佔中啟動」時,台上的學聯成員反應並不特別熱心,更有驚訝的表情。惟陳不同意,並指每個人的表情都是一樣,是莊嚴的。

就學生是否同意宣布「佔中」,陳認為學生與三子之間並不存在誤會。戴指,其後學生與政府商討對話安排,三子是被排拒在外。陳不同意。

控方播片指宣布佔中後學聯成員拍掌

主控方資深大律師梁卓然播放三子宣布「佔中」的片段,指出站在台上的張秀賢、鍾耀華及梁麗幗均有輕微拍手。陳同意。梁又指,鍾耀華的拳頭緊握,身體姿態為和應。陳同意,亦指出鍾曾跟隨戴耀廷說:「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梁問陳是否對雙方存在誤會感到震驚。陳表示,不可說是震驚,因為一直都沒有聽到學生說不同意宣布「佔中」,但細節的確沒有討論清楚。陳又指,直至現在都沒有學聯成員向他投訴。

控方指《佔中信念書》未提及干擾需合乎比例

梁卓然向陳展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問陳當時就佔領時間及人數有否定案。陳指,人數目標是一萬人,但時間長度則未有決定,但強調對社會造成的干擾必須合乎比例及非暴力。梁續指,《信念書》上未曾提及「合乎比例」此項元素。陳認同,並指當時未決定佔領的時間長度,要視乎情況。

陳又指,曾與戴耀廷討論過很多次,議題主要圍繞佔領對社會造成干擾有多重要,因為需要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是他認為公民抗命最重要的精神不是造成干擾,而是自我犧牲。

審訊下午續。

記者:黎彩燕

共享空氣但非共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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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本來是世界上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不論其身份背景,都能免費共同享用的Public Good。大家也許以為空氣污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後果也理應是眾人共同承擔,無人能倖免。根據英國醫學期刊《刺針》於2017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污染、貧窮與環境不公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貧窮人口或小眾人士比其他人更常會接觸有害的污染環境,故此承受著更多的不良健康風險和後果。於2015年,超過九成因為戶外空氣污染而死亡的個案是發生在低至中收入國家,如中國和印度。而無論是在「發展中」還是「已發展國家」,污染所引致的健康後果經常都是由最貧窮和最邊緣化的族群承受。例如在加拿大的艾伯塔省(Alberta),原住民族群「第一民族」的聚居地便飽受周遭多間化學工廠的污染之害。

環境不公義 越窮越污染

香港的情況亦然。截至今年11 月,環保署錄得空氣污染物NO2年均濃度最高的三個一般監測站分別位於葵涌、深水埗及屯門,數值為55、48及45微克立方米,全部超出本港空氣質素指標及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40微克立方米安全限值。錄得一級致癌物PM2.5年均濃度最高的三個一般監測站則位於屯門、觀塘及深水埗,所得數值全部高出世衛安全指標一倍。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這四個份外受到空氣污染影響的地區均是社會剝奪指數偏高的區域。觀塘及深水埗更長期是十八區中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最低的兩個地區。

百分之八的死亡風險

也許單單講污染物濃度超出安全指標,未能夠帶出問題的嚴重性並引起市民的關注。故接下來要談的,是空氣污染所直接引致的死亡風險。世衛的研究早指出,若年均NO2濃度上升10微克立方米,市民身處該環境的長期死亡風險便會隨之上升3.9%。換句話說,居住在NO2年均濃度48微克立方米的深水埗街坊,比居住在NO2年均濃度38微克立方米的東區及中西區街坊,死亡風險高近4%。比起住在NO2年均濃度只有29微克立方米的將軍澳市民,深水埗街坊的死亡風險更是高出近8%。翻查數字,東區、中西區及將軍澳(西貢區)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都巧合名列在全港最高的頭四名位置。越富有的地區,NO2水平反而越低。反映空氣污染與貧窮不可分割的關係與環境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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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深水埗街坊與中西區街坊因空氣污染物NO2所引致的死亡風險對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2017年版)」

關我事嗎?

香港每日有5名市民因空氣污染而死亡。在這些冰冷的數字後面後,社會更要反思的是,是甚麼原因導致了這些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是政府的減排政策出了問題?是市民的愛車文化?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還是我們每個人的冷眼旁觀?對於每天面對的空氣污染,大家都早已習以為常,只求得到自保的方法,不求了解問題源頭的真相。拒絕認清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高度現代化生活正正是導致世界嚴重污染的原因,也就自然不會覺得我們需要為共同製造的空氣污染負上責任。最後的結果是賠上了大自然,又賠上了自己與整個社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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