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李卓人把我從醫院接回來，引領我踏上歸家的路⋯

不是指廣華、明愛、甚或伊利沙伯⋯
而是指協和醫院分院 - 北京崇文門內街分院。

時間也不是當下，而是逆流回到血洗中的北京城、那沒有太陽的星期天⋯

在歷經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亂棍棒打、在目睹北京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
在救傷車的響號、傷者在病榻上的哀嚎之中，我和李蘭菊在傾聽人們的泣訴，為仍能試著逃亡的遞上盤川、為正逝去的送上手握至最後一刻的溫暖。

然後熬過了這惡夢般的12小時、向英國駐京大使館的求助致電，得到的回覆竟先是警告：「現在北京有多危險？幾乎每個街角都有解放軍坦克、連同荷槍實彈的士兵在駐屯呀！」、然後怨罵：「怎麼救得了你？反正這也是你們自找的⋯」、接著便被掛上了線。

此時李卓人卻悄然來了。

原來他打遍了整個北京城各大醫院的電話、查證我們所在之處，便獨自冒險走在如戰場廢墟般夢魘的北京街頭、沿著硝煙瀰漫的街道一直步行到醫院，然後在暮色蒼茫中引領我們脫險。

接下來的24小時李卓人不斷為香港學生、記者、和市民的安全徹離當時槍聲仍未止的北京，在張鑼、在打點，然後一直到回港專機艙門關上的一剎，才見他舒一口氣。怎料這時飛機艙門卻從新打開，進來了一位北京機場人員、兩位明顯是國安便衣的，藉口說李卓人的證件有問題需下機檢查、可同時又要求他帶同隨身行李。

大家知道不對勁亦開始有反應，這時便衣國安說：「李不跟我們走、這班機也鐵定不能飛」，李卓人這時站起來、用臂隔開了正想趨前與國安爭辯的鄰座記者，然後冷靜的答：「我現在跟你們去。」

接著艙門被關上、專機在夜色中起飛，我們在憤慨與飲泣中回來，卻留下了李卓人隻身在北京獨自的面對。

然後在各方為此力爭及港英政府斡旋的兩天後，李卓人在鎂光燈的閃亮中步出了香港啟德機場的抵港大堂。

累極了的他在強忍著男兒淚，默默待華叔說完，然後講：「謝謝大家的努力，讓我能夠回到香港、回到這片自由的土地！」

回看上面歲月走過的路，謹此向人哥補上這遲來了的一句：
謝謝您的持守，謝謝您引領我們回到香港、一起守護這片自由的土地

今年11月25日、也是一個星期天。

無論各位打算作怎樣的選擇，也籲請大家不要放棄，切忌為自己、為香港的未來留白⋯

（獨媒特約報導）經民聯油尖旺區議員莊永燦前日因肝癌病逝，享年66歲。經民聯油尖旺區議員陳少棠表明，經民聯一定會派人出選「大南」的空缺，但會待完成莊永燦的後事，才和各建制黨派作溝通。團體「社區前進」及「九龍角落」同樣有意落戶「大南」，民主動力已安排下星期舉行會議作協調。

九龍角落執委李軒朗透露，組織內有成員積極考慮參選「大南」，執委會明日將開會討論。他表示，民主派能協調一名參選人是最為理想的做法，「但如果唔得都無辦法」。

社區前進成員林兆彬則對補選十分有信心，上一次立法會大選及311補選，民主派在大南區均會過半，只要民主派支持者團結一致，集中投予民主派候選人，很大機會取回議席。對於或與九龍角落「撞區」，林兆彬對協調感到樂觀，指李國權已在社區深耕細作一段時間，「民主派其他團體有眼見既，會搵一個最大勝算既候選人。」

莊永燦自2008年起擔任「大南」的區議員，該區近年一直為民主派的重鎮，各民主派立法會參選人均獲得高得票。被問到民主派已虎視眈眈 ，陳少棠認為，選舉要看社會環境及氣氛，而且只要地區工作紮實，「咩大風大雨都唔驚」。

兩屆區議會選舉均多於一名非建制派候選人

在2011年及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大南均出現兩名非建制派候選人的情況，令莊永燦漁人得利。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前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陳文佑由大角咀北轉戰「大南」，社民連吳文遠亦空降該區，連同勞聯的譚金蓮和爭取連任的莊永燦，該區出現大混戰。莊永燦最後得1,076票，力壓陳文佑的905票，吳文遠則只得413票，較譚金蓮的484票更少。

而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民主黨馮文韜及青年新政趙旭光劍同樣指「大南」，二人分別獲得962票和606票，再次不敵得1,424票的莊永燦。

陳少棠指莊永燦是黨內「正氣哥」

正職是律師的莊永燦曾代表市民莫嘉傑，先後入稟司法覆核青年新政游蕙禎及劉小麗的議員資格。他更曾在《城市論壇》上，表明政府入稟法院覆核議員資格是正確決定，怒斥游蕙禎與梁頌恆的言論侮辱中國人。

陳少棠對獨媒表示，莊永燦是黨內的「正氣哥」，每逢有不合適及和法律有抵觸的事情時，都會據理力爭，形容對方處事立場堅定。陳少棠指莊永燦因肝癌病逝，日前仍透過Whatsapp 和對方討論下星期區議會大會的分工，沒想到會急病過身。他指莊永燦在過身前仍心繫星期日的九龍西補選，希望建制派能再下一城。

陳少棠又透露，莊永燦是「殺街功臣」，法庭在今年4月尾時，就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的司法覆核頒布裁決後，對方即時草擬文件和建議在區議會上討論殺街，「個標題佢起嘅，話要中性一點。」

記者：麥馬高

消防處早前以極破格的公關手法宣揚任何人都可以進行急救的訊息，其「任何仁」一角引起的熱潮，相信連當局策劃者都始料不及。

近日，相關團體及議會中就開始有些微聲音，爭辯香港是否需要定立「好撒瑪利亞人法(簡稱好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法例的名稱源自聖經典故，講述一名撒瑪利亞人在路途上遇上不同族類、剛被盜賊洗劫並受傷的異鄉人，好心為素未謀面的傷者治療送醫。此法例的目的為保障熱心路人在為傷者急救後，若出現更嚴重的情況，可免於被控告和索償；間接地鼓勵人們遇上緊急情況時嘗試伸出援手。

現時，已訂立「好撒瑪利亞人法」的國家包括有澳洲、加拿大、美國、德國，甚至中國。每個國家，乃至國家中的每個省份，都各自有其司法體系的特色和運作。因此，「好人法」在不同地區的落實均有一定程度的出入。概括而言，「好人法」被形容為施救者的盾牌(shield in law)，若在緊急情況下對傷者進行救助，爾後傷者進一步受傷甚至死亡，施救者將免受法律責任。然而，要引用「好人法」，一般有以下幾個前設:

1.其行動須屬真誠無欺(act in good faith) - 施救者必須單純地希望提供協助所以施以援手，而不是打算從中得到利益，或有任何非份之想。在法律語言來說，「真誠無欺」(good faith)一般形容行動背後的思想(state of mind)或意圖(purpose)。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名肇事司機幫助意外中的傷者，希望當事人可以不報警處理。這便是「不真誠無欺」(not acting in good faith)。

2.不收取報酬 - 當有人索取費用，此人就並不再是「好撒瑪利亞人」。換言之，此法例只保障義務幫忙的人。

3.第一時間召喚法定緊急救護機構 - 施救者必須合理地嘗試(make reasonable attempt)聯絡有關機構，例如致電999；並且在開始接手施救後，有責任留在現場(obligation to remain)，直至有救護人員或同等/更高救護能力的人士到場參與救援。

4.避免嚴重疏忽(grossly negligent) - 這很可能是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當施救者在嘗試協助時，當下的行為被判斷為不合理的(act unreasonably)，則該名人士將不受「好人法」保護，並有可能需要面對法律責任。在某些地方，「好人法」會跟「緊逼危險」(imminent peril)的法律原則同時使用。基本上，若果法庭認為當時的情況並沒有「緊逼危險」，而有人作出嘗試拯救的動作惟最終使結果惡化，則法庭將裁定該名拯救者的行為屬魯莽(reckless)和不值得受「好人法」保護以免於刑責。

就著上述第四點，何謂有沒有「緊逼危險」呢? 最簡單直接的判斷，當然就是視乎事發現場和傷者有沒有即時生命危險(immediate life threat)。比如你在一個車禍現場，汽車沒有漏油的跡象，亦沒有起火；傷者神智清醒，能夠自行解除安全帶並離開肇事汽車。這便是沒有「緊逼危險」(absence of imminent peril)。這時如果你介入，並神經質地將傷者一手推開，以致他被馬路上的其他車輛撞倒，受更重的傷。很遺憾地，法庭將不會視你為「好撒瑪利亞人」，而你亦需要負上相關的法律責任。

比較具爭議的例子，可以是你路過見到有人倒地不醒，你相信他陷入了昏迷。由於未有接受過心肺復甦(CPR)的訓練，你在施以CPR之前沒有檢查傷者是否失去呼吸脈搏，奮而重壓傷者胸膛，並使其幾條肋骨骨折。在這個情況下，你是否需要為傷者的狀況負法律責任呢? 一個不懂CPR的人，沒有檢查呼吸脈搏、不愔心外壓的正確位置和深度就使用CPR，是否合理(reasonable)? 有沒有魯莽(recklessness)和嚴重疏忽(gross negligent)的成份? 法庭在審理與「好人法」有關的案件時，應套用客觀(reasonable pers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還是主觀(reasonable person with the same abilities and skills)的法理分析? 這些疑問都得留待法官和陪審團解決。

美國有些地方政府訂明，施救者必須受過急救訓練並獲取證書，方能受「好人法」庇護，有些地方法例則適用於所有人。前者的話，委實就與修訂「好人法」的目的背道而馳。就香港而言，急救技術和訓練並不是全民普及，反之，大多數人對急救仍然陌生。當每位路人都能夠進行急救，固然是最理想不過。然而，以本人為例，即便上過急救課程及擁有急救證書，遇上緊急情況一樣沒有信心施以援手，生怕做得不好甚至做錯了，害了傷者不止，還招致官司。

正正是這種心態，香港政府更應積極研究訂立「好人法」，以填補法律上對於保護施行急救者的空白，同時亦為躊躇是否應該出手援助的市民打一支強心針。有指「好人法」的細節未臻完善，立法恐帶來更多爭議。惟事實是，世上沒有一條法律是完美的，字裡行間永遠存有或大或小的灰色地帶。有了「好人法」，未必就能解決本港急救意識薄弱的問題。但沒有「好人法」，廣大市民、及至場所管理職員，就是確切的少了一重保障。As simple as such.

法律面前，「任何仁」應該被平等對待，而非藏有隱憂而間接處於劣勢。再看「好撒瑪利亞人法」，不是什麼惡法，不是洪水猛獸，倒是推動人性與關愛的契機。任何仁，任何人，藍好黃好綠好，只要有願意救人一命的心，都應該要讓政府知道社會之於修訂「好人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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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嶺南大學第四十九屆的畢業禮，一些報章寫道十數畢業生發起示威，抗議東大嶼填海，其實並不準確，因為仍然在學的本科生亦有參與其中，而示威亦不單是抗議填海，還有嶺大本身。

筆者是昨天行動中身穿黑白橫間條衫， 戴上手鐐的其中一員。比較少報導提到，我們如此打扮，其實是抗議嶺南收窄學生權利及自由，喻意我們正身處監獄。

校方指抗議行動嚴重干預典禮，然而，真正干預他人是校方，被嚴重干預的不是典禮，是學生自主。近日校方通過了一份場地使用守則，指如果學生在校內做出違反香港法例，煽動對他人的仇恨(promote hatred against any person)，滋擾(cause any nuisance to others)或涉及色情暴力的行為(contain any obscenity, violence and indecency) 校方除了會即時終止該活動(discontinuation of the event/activity)及沒收有關的物資及宣傳品(removal of the promotional and related materials) 亦會向涉事同學作出紀律聆訊(Refer the case to the appropriate disciplinary committees/panels.) 最嚴重可作停學甚至開除學籍等的處分。常言道「魔鬼藏於細節」，然而這份場地使用守則恐怖在於它沒有任何細節，什麼叫違反香港法律，討論港獨算不算違反法律？發起罷免何君堯的示威又算不算煽動仇恨 ？每一項標準都是含糊其辭，任憑校方定奪，「我話ok就ok」。校方指設立這份新的指引是為了保護校譽，然而，如果校方真的重視校譽，為什麼會多番對它口中「傑出嶺南人」何君堯的爭議言論視若無睹？根本是借此為煙幕 ，設立一份「莫須有」進一步限制學生的自由。

在今年暑假，我校同學自發組織的勞工關注組希望舉辦穴位按摩班以答謝一眾嶺大基層工友。然而當時校方卻以勞工關注組是「非法組織」為理由，處處阻撓活動舉行，甚至要脅另一學生組織不要出借場地予勞工關注組，否則校方會收回活動室。(詳見 goo.gl/i2iDAz) 在去年民主牆風波中，校方亦曾以「風頭火勢、為免民主牆再現具爭議性的字句」為藉口，要求與學生會「共同管理民主牆」; 近日同學在校內收集反對東大嶼填海計劃的聯署時，學校亦一直派員監視，並以相機錄影收集聯署的過程，在後來鄭國漢教授在嶺南官方刊物上刊登文章支持東大嶼計劃後，同學更加被要求中止收集聯署。嶺南大學常常自詡亞洲十大博雅學府，然而嶺南不斷「陰乾」學生權力，打壓學生自主，在我看來嶺南還是改名為亞洲十大嚴密監獄比較適合。

我們除了抗議校方粗暴干預學生自主，亦不滿院校自主遭到嚴重侵犯。去年嶺事館發起連串聯署以及「佔嶺行動」抗議何君堯殺無赦言論以及校方屢次姑息何君堯敗壞嶺南名聲，成為社會一時熱話。然而，對於同學及社會種種質疑，林鄭月娥一如既往，如同漠視民間疾苦般漠視民意，仍然選擇繼續委任何君堯及其他親中人士為新一任的嶺南校董。而僭越嶺大校長一職，身兼校董及教務會主席的鄭國漢教授亦濫權在校董會安插親親信。在土地大辯論中指「高爾夫球場有高度歷史價值故不應回收」，多番為權貴獻媚的劉智鵬教授亦成為新一任的嶺南校董 (詳見 goo.gl/WLBkoM)。

親中團體常把「政治不入校園」掛在嘴邊，但實質上真正干預大學內政的政治惡勢力正正是香港政府。我們橫額寫道:「權奸亂港禍嶺南 團結自強莫畏難」，要守護學生自主，必須靠每一位你和我積極參與，為自己發聲，方可盡功。當權者不怕「領袖」，怕的是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當權者不怕質疑，怕的是預料以外的行動。嶺南人不能再缺席了。

姚松炎和小麗、連同其他幾位民主派、本土派的議員，本應在立法會履行選民的託付，為市民發聲，然而，一次DQ強行釋法，就終結了他們的職務。

雖然李卓人和姚松炎沒有機會在立法會共事，然而，作為香港人，大家都面對制度崩壞，民間的種種合作、倡議，更加是不能停步。姚松炎一直在規劃、土地、產業發展等議題上思考香港未來，有目共睹。過往工會舉辦有關房屋、土地規劃議題的講座，姚松炎是參與嘉賓，和工友分享見解；在DQ後的動員和抗議，李卓人和工黨亦都參與其中，反對中共粗暴侵犯香港議會。

在制度中發揮作用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政治前路受到打擊，政府破壞香港的手法亦都變本加厲。林鄭特首推出第二份施政報告，強推一千七百公頃東大嶼填海計劃。對姚松炎來說，今次政府謊言已去到原形畢露的地步。『林鄭假諮詢，一直欺騙市民。人口統計處未來只有820萬，早前的《2030+》 卻作大指未來人口達至900萬；現時將一千公頃擴建一千七百公頃。數字一再作大，以圖鯨吞現時財政蓄備，密謀將幾代人的積蓄豪賭』

東大嶼填海顯然不合理。土地問題在於分配不公義，而不是盲搶地，政府卻急於毀山填海，這顯然不是真正解決未來的房屋和經濟需要。『讓既得利益者瓜分庫房。當經濟面臨逆境，香港無力支付日常的開支，屆時癱瘓香港，下一代全港分分鐘舉債度日。』姚松炎認為，推動東大嶼填海不單只破壞環境，更是將香港的公共財政徹底破壞。

面對制度崩壞，每一分民主力量都需要發揮作用，力挽狂瀾，方可以阻止政府破壞社會。姚松炎點出今次補選的重要性在於『決定地區議席過半數的力量，只要民主派重奪這一席，便可以在立法會的工務工程委員會守住，力阻建制派通過大白象工程。建制派已放風修改議事規則，建議懲罰逐出議會的議員停賽一年，此席一失，建制派便可以肆意修改議事規則。』

為香港倡議未來

面對政府胡作非為，社會也需要新的倡議。過去姚松炎面對大白象基建，就要求政府提出公共工程時，需向社會和議會提供替代方案和不興建選項；對於房價難以負擔，則提出合作社房屋，分隔投資市場和自住市場；對於政府推銷融合，則提倡本地社區經濟，以及增加研究投放，協助本地人才。

這些倡議，不但為民間社會帶入新的思考，同時也需要利用議會平台去爭取發聲。李卓人過去一直和民間社會連結，亦將會善用議會平台，去豐富彼此對香港的願景。在不公義的制度下，前路難行，更需要在這片土壤中栽種出新的可能。無論姚松炎、李卓人、抑或你和我等其他人，都需要堅持對香港的希望。

『市民不想香港沉下去，為下一代，要全力以赴，一票不能少，全投李卓人。』

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總幹事吳敏兒，一直站在工運前線。在追求公平的路途上，Carol一直有理有節、堅持發聲，爭取公義到底。我們見到由爭取延長空姐退休年齡、到就梁振英行李門事件進行司法覆核，以及最近就英航全數解僱香港基地的空中服務員爭取公平賠償，Carol一直都為工會和社會，爭取到合理的成果。

不過，這份成果並非必然，多次和英航為合理待遇而訴訟，和上次覆核梁振英在『行李門』事件中擬濫用權力，背後都是工會同事團結、社會大眾支持、對事件充足準備、以及無比堅毅的精神所結合的結果。

與市民並肩同行

在過去工會的合作，吳敏兒以英航代表身份參與職工盟工作，並與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通力合作，背後過程也感受到阿人全程參與、親力親為的態度。Carol說，在這過程中真正認識了李卓人的為人。『對我來說，阿人不是遙不可及的工運領袖、政治人物，而係我艱難時一直支撐著我，支撐著工會的好朋友。』

工會運動，不但是爭取勞工有公平待遇，同時亦是以行業知識和技術出發，為社會公義發聲。在勞工議題上發聲，與在社會政治上挺身而出，從來是一脈相承。Carol眼見現時社會弊病叢生，市民面對困境，香港需要改變。

別讓香港沉淪下去

作為一個媽媽，Carol對現時小朋友的學習壓力可說體會良多，心痛近年屢屢出現學童自殺的新聞；很多打工一族，也有長者和病患需要照顧，偏偏醫療系統人手資源緊張，難以保障市民健康，年老和病患變成是一種難以擺脫的懲罰，也令很多照顧者心力交瘁。香港地，人人都面對住屋問題，而最基層的市民輪候公屋，卻似是無了期的等待。

Carol點出不論工時、照顧、物價、教育、以至下一代出路，政府都只是任由問題惡化。『縱使今天有最低工資，但不等於生活有改善。工人從來都是大多數，惟長工時令工人無力爭取合理的權益。近六、七年，百物騰貴，租金升幅達300％，香港打工仔根本追不上；大學生畢業前背着一身學債，失去向上流的機會。』

一直和阿人合作的Carol，相信阿人在勞工、民生議題的堅定付出，相信阿人重返議會，能繼續為香港人謀取合理權益。『香港在沉淪，但希望永遠都在。人民的力量從來不小，一點點湊在一起便是圓形，一個個圓形湊在一起就是一個新的景象。阿人一直對強權毫不畏懼，九西人，可以做的是去投民主的一票，集腋成裘，集結希望的力量。』

（左起）收到紀律聆訊通知的李傲然、鄭悅婷、林穎恒。（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理大學生會於10月4日前往校方管理層辦公室，抗議校方沒收民主牆，要求與理大暫任副校長（學生事務）沈岐平及學務長莫志明對話。學生會於10月5日傍晚發起絕食行動，兩名學生絕食逾44小時後，學生會宣佈與學校達成共識，結束絕食。學生會會長林穎恒、外務副會長鄭悅婷、學生校董李傲然及有份參與行動的關同學，昨日收到校方紀律委員會通知正在調查事件，要求他們於12月6日前作出書面回應。

紀律委員會的信件內容指，委員會收到物業管理處的投訴，指相關同學於10月4日在李嘉誠樓行為不當，違反校規，包括誹謗、攻擊或毆打大學職員、拒絕遵守授權人員和機構的規定或命令、以及作出有損大學聲譽的行為。

理大學生於10月4日到管理層辦公室抗議。身穿灰色外套者為林穎恒，黑衣者為關同學。（資料圖片）

學生會會長林穎恒回應時批評，校方從未為學生著想，不配作為教育工作者，「學校係特登等件事丟淡之後先罰學生，我完全無做過信中所指嘅誹謗、攻擊依啲行為。」至於紀律委員會聲稱是收到物業管理處投訴而作出跟進，林認為只不過是校方秋後算帳的托詞。他形容學校對待學生的態度，有如佔領期間政府對示威者的種種打壓，只顧排除異己、漠視訴求，「學校唔係處理個問題，而係處理學生。」他目前正與其他學生會成員商討會否發起後續行動。

學生獨立聯盟成員關同學斥校方指控不實，他將否認所有控罪。他指校方秋後算帳是常見手法，他認為最壞打算是被處罰停學。他指學生紀律守則的條例模糊不清，「好似基本法23條咁，亦都無standard講點為之破壞校譽」，批評校方藉此羅織罪名。接獲紀律調查通知的學生中，只有關同學沒有任何公職，但他表示不會因此過分擔心。他仍未決定會否在期限前向校方提交書面回覆。

記者：湯偉圓

到大館感受11月14日晚上兩小時的「藝術不夜館」(Art After Hours)，這晚的主角是被暱稱「蔡導」、素來以「慢版」手法描繪人性及孤寂，經常橫掃國際影展的知名寫實電影大師蔡明亮。這晚，他穿了一身寬鬆黑衣黑褲，依舊踏著舒適的人字拖，以一份悠然自得，輕鬆洒然地唱出多首他鍾愛的國語老歌，娓娓道出瑩繞心間的童年時光。

唱天涯歌女的導演

「我跟隨外公外婆長大，他們最愛看電影及聽廣東歌。後來跟父親聽收音機，父親的歌就是我的歌。他的愛成了我的愛～ 周璇、白光、李香蘭、吳鶯音； 到了我自己，碰上了邵氏、電懋的電影年代，就迷上了葛蘭及姚莉。」生於馬來西亞的蔡明亮原來是廣東人，說話中經常帶著笑聲，與其滿載憂鬱與孤寂感的電影截然不同。歌曲選唱了周璇的「天涯歌女」，比原唱者更慢版溫柔。

這個名為《我行且唱》的說唱聚會，於大館—這個古蹟建築舊監獄—昔日洗衣場戶外空間進行，秋意漸濃，夜色迷人，當「蔡導」哼著老歌，石牆背景還放映其「慢走長征」系列 — 攝於香港的《行者》(2012)、取景台北的《無色》(2012）和長片《郊遊》(2013）節錄。那披著一襲袈裟紅袍、光頭赤腳的行者僧人（李康生飾演），拖著極度緩慢的步幅，在香港街頭走過巨大的廣告海報圍牆，又繞過電車站連接的廣告牌，如非路人步伐急速，恐怕還以為影片是定格，時間凝住在空氣中。

蔡明亮高中後到台灣念書，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劇劇系，由電視晉身電影，九十年代初以《愛情萬歲》(1994)奪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後一幕九分鐘長鏡頭，拍攝楊貴媚穿過公園，邊走邊痛哭，道出城市人心靈的孤寂，蔚為經典。不少觀眾投訴看不懂，蔡明亮有句名言：「如果你長看月亮，也許你就看得懂我的電影。」（節自《郊遊》電影書）他所指的月亮，泛指大自然景觀，多看流水、天空、稻田，可培養柔軟的心，感受別人的痛。

「蔡導」認為，一般的商業電影，追求故事和情節，而他只在表現一個動作、一瞬的情緒或片段，且將「敍事性」減至最低，因為現實其實沒什麼事發生過；不少人走進戲院是逃避現實的生活，看完電影後仍一片茫然，而他的電影卻叫人看到真實的生活，從而集中思考人性以及自身。

《郊遊》(Stray Dogs) 雖已是2013年作品，還是要在這裡一提，因為它是蔡明亮最後一部劇情片，且囊括多個影展大獎。 為父的露宿者帶著兩個小孩，作廣告「紙牌人」為生，渡宿於廢墟一隅。電影以四分鐘定鏡拍攝男主角李康生在街頭一啖啖地把一盒雞腿飯盒吃光，接著渴水及抽煙，道出人的動物性、卑微和原始，也讓人從中看到自己；男主角舉起廣告牌足足七分鐘，眼眶變紅，漸漸熱淚盈眶，唱起滿江紅；此片榮獲「威尼斯影評審團」大獎，凱旋而歸回到台灣，又在該年的金馬獎中，分別以「冷門」姿態，獲得「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導演獎」。蔡明亮以往未獲台灣影圈主流派的肯定，二十年才吐氣揚眉，也算是佳話。

這晚扮演《行者》僧人的李康生，亦在大館現場為說唱的「蔡導」打氣。李康生一直是蔡明亮的御用演員，《郊遊》一片是他倆合作的第十一部劇情長片。眾所周知，他是在西門町被蔡明亮無意中發掘的「素人」，從未受演戲訓練 。有趣的是，何以李康生別樹一幟，多年來如何仍被觀眾覺得是「素人」面貌？他曾於訪問中指出，每次演完一個角色後，都將自己「歸零」，像白紙一樣，重新開始。電影中沒有劇本只有大綱，演員發揮度很大。

進一步「藝術化」

《郊遊》被譽為蔡明亮最後一部劇情片，也象徵作品從商業戲院播放的模式釋放出來，跨進更多元化的當代美術館，以互動、裝置及其他視覺畫面配合呈現。正當不少中外藝術家從美術館轉向商業電影市場，蔡明亮卻反其道而行，是故意叛逆？還是一種覺醒妥協？

原來蔡明亮表示，過去廿多年來，他的觀眾群沒有大幅增長，無論是在台灣還是法國，只維持在一至二萬的小眾，促使他決定從教育入手，將他的影片演變成跨媒體的影像裝置，放進美術館，讓更多年輕觀眾在新的美學教育下，培養欣賞藝術的情愫。《郊遊》一片最終沒有放在台灣戲院公映，反而放在北師美術館的特展中，以影像裝置的形式展示。

蔡明亮是否你杯茶？

事實上，喜不喜歡蔡明亮的作品，真的視乎他是否你杯茶，觀眾的體會和感受可以很極端。除了有觀眾投訴看不懂，狠批包括：何以獨孤一味長鏡頭、主角老是同一班底、主題意境不時重複，結局常令人感到失意絕望，沒有出路；另外，在國際藝術影展雖叫好，在亞洲卻不叫座，市場價值低。蔡明亮於2014年Deauville Asian Film Festival（多維爾亞洲電影節）曾獲頒發「特別獎」，然而數年後今日，無意中發現此電影節已因財政問題，不復舉辦，令人惋惜，也許反映藝術電影乏人問津、投資者興趣減少的現況。

蔡明亮是否你杯茶？不是我的疑問，皆因明白各人都有其所好。反而是感受身在香港，在大館如此優美的古蹟，看到創作有自由，思想有空間，文化藝術能匯聚，各類媒體及藝術家也可到來，這仍然是令人感到欣喜的。

後註補充：蔡明亮之近作有配合藝術家高俊宏的山水畫，李康生演出的《玄奘》（2014），分別於布魯賽爾、維也納、台北、光州等地演出，又嘗試以VR創作《家在若蘭寺》（2017）；最新作品《你的臉》（2018）於第75屆威尼斯影展中作世界首映。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財委會今午審議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撥款，包括灣仔摩頓臺活動中心禮堂及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兩大爭議項目。民主黨胡志偉曾提出中止動議，但遭到反對。最終在近四小時的會議下，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晚上7時宣佈今日內不會表決議案，下周會議將繼續討論。

立法會工務小組早前曾否決撥款，但項目仍「陰魂不散」，在修訂方案後再交由財委員審議。民主黨胡志偉在會議上率先提出中止討論，他表示申訴專員已就觀塘區音樂噴泉項目查訊，不適宜審議及表決撥款。胡又稱項目並沒有逼切性，而且工程對社區影響大，對使用觀塘海濱公園草地的居民帶來不便，希望立法會及政府就項目「停一停，諗一諗」，將資源用於社區安老及醫療方面。

公民黨譚文豪亦認為申訴專員已就項目作出查訊，應在得出查訊結果後才再作討論，毋須於今日內表決項目。他指，「如果之後發現有問題，咁點算？你到時實話米已成炊。」他建議政府主動撤回項目，免得音樂噴泉成為「紀念政府程序不公的恥辱」。

民主黨鄺俊宇表示，觀塘及灣仔兩項社區重點項目均具有爭議性，政府屢敗屢戰只會令意見反彈。他形容兩個項目是「公帑用得不其所」，並指南區亦有透過區內諮詢再修訂項目的先例，建議政府檢討項目，「唔洗為咗通過而通過」。

民建聯張國鈞就斥民主派言論是「強詞奪理」，指社區重點項目已獲得廣泛支持，「灣仔區議會嚟嚟去去都係得一個反對」，矛頭直指反對摩頓臺社區會堂的灣仔區議員楊雪盈。他又稱，項目上馬後或會令反對的議員改變立場，「之後可能會擁抱佢（摩頓臺社區會堂）呢，我就唔信佢唔會用」。

區諾軒強調反對項目的楊雪盈是當區區議員，指其反對意見有充分理據，是直接從聆聽居民而來，必須尊重民意。區又表示，楊亦有反建議考慮加路連山道作社區會堂選址，只是政府沒有理會，建議在座官員面對民意。

經過多論發言，會議至下午5時，就動議中止討論作出投票，最終在22票贊成，33票反對下，否決中止討論，繼續進入答問程序。

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及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亦有出席會議。吳錦津更「有備而來」，在答問期間拿出展板展示替代摩頓臺排球場的維園場地。他形容摩頓臺社區會堂是「多用途」，除了打排球，更可以開會、種植及表演。

會計界梁繼昌自稱居住於摩頓臺附近，是「真正的地區人士」，但一直沒有收到政府的諮詢，斥民政事務局是「踩場」。他稱，現時摩頓臺排球場使用率高，學生及外藉傭人都會使用，拆卸排球場只會令支持排球運動的人失望。他批評替代的維園排球場實為手球場，是「變種」、「一場兩用」，更須另外租用及加裝球網。加上摩頓臺附近有中央圖書館、皇仁書院、甄子傑夫人紀念堂可作會議用途，質疑沒有必要選址摩頓臺排球場。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多次複述局方一直依程序遞交文件至立法會，但就沒有回應有關申訴專員的調查工作。他又指，社區會堂是灣仔居民多年來的渴求，是區內一大喜訊。

記者：周頌謙

很多人分析過，選民在九西補選中把票射落海，把票源分散，是變相增加建制派的勝算。相信有意焦土的人，並非不知道投白票有益對家的客觀效果。先不考慮別有用心者，那些被指「不理性」，或被勸喻「大局為重」，但仍(聲稱)要懲罰民主派的人，很大程度上，是想表達/宣洩對傳統泛民無甚作為的不滿。

和以前不同，在社交媒體未興起時，個人抵制行動難以影響選情。屬少數的民主派異見聲音，不是這個時代獨有，只是過去長期不(容易)被聽見，恍若不存在。現在公民社會成熟得多，通訊科技又發達，情況當然不同。特別在選情咬得緊時，少數遊離票隨時是勝負的關鍵。民主派固然全力爭取，隱形建制派亦步亦趨，也一定設法煽風點火，阻止對手集中票源。

筆者在這個問題上思考了很久，一直告誡自己，縱使對焦土做法有保留，也不要輕言詆譭那些以選票表達不滿的人。須知所謂理性抉擇，著眼於最大和最長遠的公眾利益，在不少人眼中，其實不值一晒。有些選民基於尊嚴、不忿或個人原則，甚至出於一時意氣，要逞一時之快，做出表面上損人不利己的決定，其實不罕見。是否理性，視乎我們怎樣理解「利己」，怎樣權衡一個行為的短期和長期損益。民主選舉的結果，就是集不同思想、感情和立場的選民的意願而成。平日我們將之簡單二分，只是出於方便討論的需要，將很多同路人的訴求和不滿置於視線之外。強調「理性抉擇」，往往亦因為我們處理不到情感的不確定性，預測不到何時因何事爆發巨大政治能量。

在肯定情感重要性的同時，關乎理性的選情問題仍值得談談。

有一個講法是這樣的：「無一個候選人代表到我，揀唔落手，反正多一個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都阻止不到政府横行，還投來幹麼？」

其實，由再次DQ劉小麗，搵人鎅票，到發起投白票運動等，中共在明在暗，千方百計也要封殺和打壓民主派，便可反證這個議席在戰略上有幾重要。如果不重要，中共搞咁多野做乜呢？但重要在甚麼地方？除了資源考慮，其中一點，相信是關乎民主派支持者整體的士氣、鬥志和信心。

中共留意到，傘運後，民主派各路人馬的元氣受損，DQ一役，更加令不少人心灰意懶而淡出政治。倘若今次1對1的選舉再次勝出，民主派及其支持者將遭受更大的心理打擊，當權者更大條道理向美國政府宣稱：香港過半數市民認同中共，支持政府管治，妳別再和香港人作對？失去代表性，民主派難免民心散渙，很難不墮入萎縮的惡性循環中。

大氣候是對抗無用，和諧是主旋律，激進派在群眾壓力下將變溫和，溫和派則更加和稀泥、親建制。少數堅守信念者，缺乏支援，在同路人的路線趨軟化，甚至反過來攻擊佢地阻住地球轉下，內耗巨大，恐怕也無法持久作戰。而這個人民鬥人民的分裂局面，正是中共最樂見的事，到時立埋廿三條，進一步令管治和選舉去政治化，把立法會變成街坊福利會。所謂中港融合，在中共的如意算盤中便幾近大功告成。

那麼，由民主派共同推舉的人當選，是否便可以阻止以上情況發生？不一定，但以香港目前的情況來看，香港人普遍怕亂，亦不會有豁出去拚死抗共的決心，令香港變差的速度減慢，讓下一代有較大可能/空間等到命運的轉機，已是目前最可行、最切合現況和需要的戰略目標。除非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未來或下一代境況，否則，基於理性的考量，很難認為把選票射落海是明智的決定。

筆者認為，對於真心焦土派，同路人的批評最好適可而止。民主的精神，畢竟有一種和而不同的信念墊底。要小心的反而是那些大力鼓吹焦土的KOL，佢地把人家的情緒包裝到很有理性，然後向不滿主流泛民的同路人推銷「世事都給我看透」的優越感，實質上是利用群眾的不滿去挑撥離間，達成某種目的。明明最痛恨中共，偏偏做著中共最想你做的事情，仲一蚊雞都唔收，實在太不尋常。如果真的愛惜香港，想守護香港，那就要有和中共下棋的想法。作為其對手，就算在可見將來無法擊敗她，至少都要設法令她的算盤打不響，令她不爽一下，而非相反。

文：wing

前言：筆者無權就「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13號公投案）投票。因為我是香港人，不是台灣人。公投結果如何，我的心情都不會受影響。以下只是一名熱愛體育運動、經常留意國際體壇政治、學科背景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局外人的看法。當然，在下也非法律（尤其是台灣的法律）專家，所以歡迎不帶有色眼鏡的批評指正。

一、 其實我不明白為何這樣的題目可以成為公投題目。

台灣的《公投民票法》，是「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公民投票法》第一條）而制訂的。如我沒有理解錯，直接民權的意思，就是公民可以不經代議制度直接決定政府的行為（包括立法工作和政策等）。

今次公投的主文是『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問題在於「申請」二字。派隊參加奧運會的從來不是政府，而是各地的奧委會。1981年決定「Chinese Taipei」名字的洛桑協議，是國際奧委會與中華奧委會簽訂的。台灣的中華奧委會在法律上就是民間組織。在國際奧委會眼中，中華奧委會以至全球各地的奧委會，都是民間組織。既然中華奧委會不是政府機關，那麼中華奧委會其實沒有法律責任去因應公投結果做任何事。而對國際奧委會來說，只有中華奧委會才可以「申請」改變參賽名號，政府根本沒有這資格。

所以，這項公投不是很奇怪嗎？理論上公投通過的話，政府就要依照公投案的內容行事。但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沒有資格向國際奧委會「申請」參賽或者改名的。如果公投的主文改為『你是否同意，政府應積極推動以「台灣」（Taiwan）為全名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那還會合理一點。因為若然公投過關，政府就應為正名做宣傳工作。但現在公投的主文卻是要求政府做一件它沒有資格做的事（「申請」）。這不但是十分奇怪，更令人難以掌握假如公投過關的話會有甚麼事發生。

二、 到底公投通過會影響台灣選手參賽權嗎？

這正是正反兩方交鋒的重點。我不屬於任何一方陣營，所以我的答案會更加模糊。我唯一肯定的是，「一定會影響」和「一定不會影響」都不是合理的答案。國際奧委會會管的，就只有體育運動事務，例如中華奧委會發生了甚麼事。單純公投通過，國際奧委會最多只會表達關注，它沒有甚麼道理／藉口制裁中華奧委會和台灣運動員。關鍵是公投如果過關後，會發生甚麼事。

其實政府也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申請正名的。所以原來的行政院意見書有這樣的一句：「倘本項公投成案且經全民投票通過， 政府會尊重公投之結果，並依公民投票法規定，秉持維護國家尊嚴及保障選手權益之原則，促請中華奧會依公 民投票結果推動執行。」但後來又出現一個新的行政院意見書版本，這個新版本指如果公投通過，「政府會尊重公投之結果，並在兼顧國家尊嚴、確保我國會籍、並保障選手代表我國出賽權利下，諮請中華奧會依國際奧會相關規定進行後續處理。」

兩個版本有三個不同之處。一、新版本多了「確保我國會藉」這一原則。二、原版本是要「保障選手權益」，新版本則將這項權益寫得更具體，變成「保障選手代表我國出賽權利」。第三、原來的「促請中華奧會依公民投票結果推動執行」一句變成了「諮請中華奧會依國際奧會相關規定進行後續處理。」

這幾點轉變是重要的。反對公投過關的輿論通常以中華奧委會會籍有可能被凍結、台灣運動員可能無法參加奧運為理據。而支持公投案的輿論則反駁稱，近年俄羅斯和科威特的運動員都曾經在無法代表自己祖國的情況下參加奧運會。前者是因為禁藥問題，後者則因為政府干預科威特奧委會。新版本提到「確保我國會藉」這一原則，又申明要「保障選手『代表我國』出賽權利」，很可能是在回應正反雙方的說法。根據新的版本，政府似乎不希望中華奧委會冒被停權的危險去申請正名。而新舊版本的第三個不同之處不但用了較溫和的「諮請」取代了較強硬的「促請」，而且將「依公民投票結果推動執行」變成「依國際奧會相關規定進行後續處理」。這很可能是政府為將來中華奧委會不去信國際奧委會申請正名的下台階。

如果我以上的分析沒有錯，政府就算在公投過關後也不會向中華奧委會施壓，要求本身反對公投的中華奧委會申請正名。一個有關「申請」的公投案，在公投過關後可能連「申請」信都不會寄出。那麼台灣運動員以「Chinese Taipei」名義參加國際賽事的權利，幾乎肯定不會受到影響。但如果「劇本」真是如此，與其說這次是公投，不如說這是以投票方式辦理的民意調查。

與其說這次是公投，不如說這是以投票方式辦理的民意調查。

當然，如果「劇本」不是這樣，最後中華奧委會因為政府施壓，又或者民意壓力而正式申請正名，那麼中華奧委會被制裁就有可能了。

三、 執行公投結果也算是政治干預？

可能算，可能不算。

就算在老牌自由民主國家，政府都會設法影響當地的運動主管機關。國際奧委會和其他運動組織一般都不會介入的。但如果政府是直接干預奧委會或者其他單項體育總會的人事，又或者逼迫運動主管機關做一些該機關本身不想做的事，那麼國際奧委會或者國際的單項體育總會介入的機會就較大。要注意的是，整個過程是否合乎當地法規，根本不是關鍵所在。

如果中華奧委會真的因為公投結果申請正名，有三點是對台灣不利的。一、台灣本身不是大國（指政治、經濟、體育運動），議價能力低。你不可能想像國際奧委會因為中共控制中國大陸體育運動機關的人事任命而不准中國大陸參賽。國際足協會禁止巴西參加世界盃嗎？二、國際奧委會早已知悉公投一事，並發信提醒了中華奧委會有關政治干預的問題。三、中共因素。公投未進行，其實大陸的打壓已經開始了（原本明年在台中舉辦的青年東亞運被取消）。如果中華奧委會是因為政府壓力而申請正名，那麼中共就有口實去要求那些它無法控制的國際運動組織制裁台灣。要注意的是，國際奧委會等國際運動組織從來不是為了執行正義而存在的。

另外，前年奧運會期間，科威特奧委會縱被停權，該國運動員仍可以獨立運動員身分參加奧運。但沒有人能夠保證國際奧委會會這樣對待台灣運動員。而公投案也提過要以「台灣」為名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其他國際運動機關不一定像國際奧委會那麼照顧運動員權益。例如科威特男足國家隊就因為科威特足總被國際足聯停權而無法參加上屆世界盃外圍賽。科威特球隊也曾一度因此不能參加亞洲足協主辦的賽事。

四、 那你即是叫台灣人反對13號公投案啦！

不是！不是！我要強調，上一段提及的是最壞的情況。國際體壇有它的運作邏輯，但要準確推斷這些組織如何理解甚麼才算政治干預，確是不容易。我只能說，如果中華奧委會因為公投結果／政府壓力下申請正名，到時國際奧委會以政治干預為由提出制裁，就很難斥責國際奧委會在違反自己的章則和它自己向來的處事手法。然而，國際奧委會在收到正名申請後回覆一封拒絕信就不再跟進，也是有可能的。

我比較肯定的是，如果公投沒有通過，那麼外界就會傾向認為是台灣人民認同「Chinese Taipei」這名義。而假如公投通過，事件會演變成怎麼樣，就真的難以預料。因為公投主文的內容本身就有瑕疵，所以到時政府有何動作、中華奧委會會如何回應，都是未知數。既然連政府和中華奧委會到時會做甚麼都難以預計，要推斷公投過關後台灣運動員喪失參賽資格的機會率有多少，更是不可能的任務。

中港權貴，倒行逆施，引火焚身，終惹得美國國會反彈，質疑香港失去獨特性，香港會否仍被視為獨立關稅區，已放上議事日程，成為貿易戰最新籌碼；特區高官與一眾保皇黨，又條件反射罵人唱衰香港，罵人自毀長城。

是誰在自毀長城，是誰拆毀兩制，清楚不過。那些俯伏於權力腳邊的愛黨愛國傀儡，可以想一想：

是誰首先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

是誰天天強調「一國」、輕蔑「兩制」？

銅鑼灣書店事件，強力部門跨境擄劫，視兩地邊界如無物，是誰詐看不見？

電視認罪講話，法庭未審就由傳媒宣判，是誰令香港傳媒也姓黨？

多番釋法，雞變做鴨，是誰在獨立司法體系頭上加把刀？

一地兩檢，視法律如無物，初中生都明白的基本法閱讀理解，是誰在扭曲？

DQ事件，改賽例，搬龍門，是誰在高高興興玩弄法律，瘋狂僭建？

一個陳浩天演講，又是誰株連外國記者會會址，誰人誓要玩殘馬凱，人家回香港清稅探探朋友也不准？

言論禁區如瘟疫擴散，紅線任劃，羅織成網，又是誰在收窄自由，暗地操控？

還有個叫何志平的前特區高官，做「白手套」臨老為國捐軀，又怎不能令美國佬洞察香港獨特地位如何被濫用？

你要以我為主，敢於亮劍，結果就求仁得仁。權貴的共業，令香港極速墮落，淪為一個普通的城市；那些唯命是從的傀儡，把自己縛上烈火戰車，口裏還在喊：自毀長城！滑稽。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與政府「防止青少年自殺跨部門工作小組」會面後的回應：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下稱聯席）聯同邵家臻議員、張超雄議員共19人，於今天下午5時半至7時與統籌防止青少年自殺跨部門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會面。對於會面的過程及內容，聯席有以下回應：

1）官方包括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在內共有6位成員出席，當中所有成員均來自勞福局。聯席對此感到失望，並認為今次會面除了勞福局成員外，亦應包括教育局、食衞局丶民政局等其他部門參與，才能促成更全面的討論。

2）羅致光局長於會上表示工作小組於四次會議後已經解散，故此今後無法進行定期會面。人命關天，聯席重申政府不應將青少年自殺問題高高舉起，然後輕輕放下，而是須下定決心透過恆常的高層次跨部門小組討論及執行相關措施。

3）羅局長在會議中肯定學生自殺問題和學業壓有關，以及青年精神健康和家庭生活有關。聯席對此表示認同。

4） 聯席對於跨部門工作小組提交的報告有以下「三不」：不要將青年自殺問題精神病理化；不要只規範於教育、福利而忽略其他面向；不要只局限在中小學生而忽略大專生等青年人。

5）聯席根據政府昨天發布的報告，進行以下各方面的建議：包括全面檢討學校課程內容而非單純縮減課程時數；於十八區增設「青少年精神健康專隊」；增加「守門人課程」訓練，讓學校每名班主任都得到足夠培訓；於各校增設生命教育統籌主任；於中學設一校兩社工。

6）羅局長對以上建議沒有具體承諾，除了認同學校有實際需要增設生命教育統籌主任，及承諾會認真考慮中學一校兩社工的建議外，其餘只表示只能與其他政策局反映。聯席認為政府需設立更高層次的跨部門工作小組。

7）對於整份報告，聯席認為當中許多措施只是新瓶舊酒，有部分在過去已經進行檢討工作，有部分甚至和青年自殺無關，包括STEM教育。聯席對此感到遺憾，顯示政府當局未有足夠決心解決問題。

8）特首在早前的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環節中表示會親自處理有關問題，聯席會盡快邀約特首，繼續商議紓緩青年自殺問題。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
2018年11月23日

「這就是我認識的李卓人：當他感覺到大家需要他時，他就站起來承擔，不計後果。當我知道他決定參加補選，我想起的就只有那一刻——飛機上，他站起來走出去那一刻。」

——林耀強　八九民運 香港學生代表

李卓人投身社會運動 40 年，最令人歷歷在目的，相信是 1989 年在北京親歷六四屠城，最後更被公安扣押，要簽署「悔過書」才能回港。有人以為李卓人懦弱。

但在造勢大會上，當年與阿人一起經歷屠城的學聯代表林耀強回憶起這一幕，卻說：在飛機上，是李卓人在自己前面，主動站起來讓公安帶走，林耀強與一整機的記者、市民才能平安抵港，將屠城事實告訴世界。

林耀強 30 年來的見證，就是一個平凡人身上，有很不平凡的承諾：對民主公義的承諾、為弱勢發聲的承諾、為基層打拼的承諾。

【林耀強發言全文】

我認識李卓人是在30年前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我和李卓人這一代人都有個共通點：我們有半生人的糾結、堅持和執著，都和八九民運有關。

記得當年，我和所有同學一樣，參與學生運動的原因很簡單：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覺得這個世界可以更好，所以便投入學生運動、參加社會運動。記得我們和阿人一起爭取八八直選，當時不成功不要緊，他們說九一年會給我們直選。然後我們爭取社會福利，政府沒有全面妥協，但也有一點讓步。

八九年是非常大的震憾，因為當年無論是左中右的政治人物，還是不關心政治的牛頭角順嫂，都被學生感動，走了出來。大家可以想像一百萬人上街是什麼一回事，以當時香港的人口看來，大概除了家中的小朋友和老人家，幾乎所有人都走出來了。一場牽動這麼多人的運動，最後給這個政權很殘暴地鎮壓了。

往後很多年，我和很多人都掙扎著走出這個陰霾，一點都不容易。但今日我可以告訴你，雖然這個運動被鎮壓了，但在這 30 年中，其實有無數人受當年的學生所感召，繼續他們當年做的事：在我身邊有無數律師為弱勢社群做事，有無數社工默默地在工作，有無數老師堅持對學生講出真相。而在這幾十年中，走在香港民主運動前線的人，無論你問哪一位，他們都會告訴你：當年是因為八九民運的感召，所以走到前線。在很遠的北京，有一群維權律師，包括當年政法大學的浦志強，還有下半生都將自己生命奉獻給民主運動的劉曉波。這些人都是經歷八九民運，而受到感召。

最令我感動的是：在六四二十周年的集會，我看見很多年輕人。他們真的很年輕，我相信在八九年，他們還未出世，那他們為什麼會來呢？除了很多我這一代人緊守崗位，將真相說出來，我深信是這些年輕人找尋歷史資料、看回那些片段的時候，他們心中都有和當年北京學生相同的吶喊，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

為何世界是這樣？為何社會是這樣？當他們看見政府如此無恥、世代如此荒謬，他們也好像北京的學生一樣，在絕食宣言之中問：「我們不喊，誰喊？」當他們看見「別了愛人，別了家人，別了父母，不能不告終」的時候，他們都被北京的學生那份勇氣所感召。

30 年了，我曾經不知如何面對這麼浩大的運動最終被鎮壓的事實。但今日我回頭看，其實有很多人被感召，繼續往前走。常有人跟我說「你們深受八九民運的影響」，我想對他們說：我們不是受八九民運影響，準確點說，是由那一年那一晚開始，其實我們就變成了北京的學生，只不過抗爭的戰場不是在天安門廣場，而是在香港。我看見無數人都在自己的崗位，傳承當年北京學生的精神，繼續努力。

今晚是阿人的造勢晚會，我們一定要談談他。有一件事我沒有說過，是他在北京的經歷：

當晚我們經歷屠城之後，走過滿地血漬的西單苜蓿地，經過海淀區的民居，匿藏了一晚。很困難才找到阿人，原來他和香港安排了一架專機送我們走（按：之後發言的李柱銘笑說，「林耀強講錯了，專機是我安排的」），但我必須在 6 月 5 日中午到達王府井飯店。當時我不知道怎樣去那邊，因為到處宵禁，滿佈解放軍，幸好有位老伯用三輪車送我到那裏。到達王府井飯店，知道阿人安排了專機，大家都很高興，可以返回香港。

去機場沿路上都是解放軍，當時下午已經到達機場，我們等到晚上終於登機。看著跑道，我們非常不安，因為有傳言說解放軍會封鎖機場。當大家都熱切期待回港見家人的時候，有一隊公安人員出現在機艙，有十幾個人，說有兩個人的證件有問題，需要查看。

當時有兩個組織上北京，一個是支聯會，要找的人是李卓人；另一個是學聯，要找的人就是我。他們快要檢查到我，機上還有很多記者，帶著他們用生命換回來的菲林。當時我坐在中間，看到坐在前面的阿人站起來，跟帶頭的公安說：「這班機是我負責的。」公安查看他的證件，把他帶走，然後收隊。

看著阿人離開，我不停地流淚。飛機起飛時，全機人歡呼，很高興能回港見家人，唯獨是阿人，獨自跟著公安離開，頭也不回。

這就是我認識的李卓人：當他感覺到大家需要他時，他就站起來承擔，不計後果。這 30 年來我見到的阿人也沒變過，無論哪裏需要他，他就走到哪裏。阿人也有他心愛的家人，跟我們一樣是個平凡人，而我在這 30 年看見的，就是一個平凡人身上，有很不平凡的承諾：對民主公義的承諾、為弱勢發聲的承諾、為基層打拼的承諾，是這個承諾支持他走到今天。

當我知道他決定參加補選，我想起的就只有那一刻——飛機上，他站起來走出去那一刻。

親愛的香港人：

背負著大家的期望，我受命代替劉小麗參加九龍西的補選。這是一場非常艱難的選戰，是希望與喪志的對決。

雨傘運動之後，政府進行政治檢控，年輕人成為政治犯，六名議員的議席被褫奪，香港人言論、表達自由日漸消失，人權、法治進一步受到衝擊，政府管治能力下跌，斷送香港高度自治，威權壓境，很多朋友為此沮喪、變得無力。

關心社會的年輕人被打擊，有人對民主派失望，有人退下火線，甚至連票都不想投。其實我與大家一樣，為香港沉淪而痛心，但懷憂不能喪志，要守護香港，我們就必須重新振作！

我們要爭的何止一個議席，更要爭一口氣！

為了這個目標，在今次選舉中，各黨派與民間團體空前團結，我們走遍九龍西 27 條屋邨，逐家逐戶拜訪；我們在社區毅行，每一步都帶著希望和實踐的精神；我們的義工在區內貼數以萬計的海報，但大家未必見到，因為夜裡就被撕走，大量宣傳橫額也被破壞。不過義工們沒有放棄！希望大家也是。

面對明裡暗裡的攻擊，我必須告訴大家，有輸掉這次選舉的可能。但我懇請大家不要失望、不要氣餒。自從 89 年六四事件後，我在北京被拘禁，親歷民主運動的挫折，到 90 年代爭取全面直選、集體談判權﹐回歸後，2003 年反對 23 條立法、反高鐵、反國教等抗爭，還有多次工運，我與香港人一起走過高山低谷，同喜同悲，小勝不驕，挫敗也不放棄，只要有我能盡力的地方，我就撐到底！

各位朋友，我們還有很多仗要打，阻擋 23 條立法，阻擋大陸式貪腐侵蝕香港，阻擋向中共進行利益輸送的一萬億「明日大嶼」﹔我們還有很多帳要算︰沙中線工程失誤、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我們能在議會多一席，就多一分力量。

我們短期內未必可以改變目前形勢，但最重要有打不死精神，香港這個家是我們的，只要團結，你的一票就能向威權政府還以顏色，為香港重燃希望！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一口氣，點一盞燈。燈在人在。

李卓人
2018 年 11 月 24 日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星期日投票，代表民主派參選的李卓人在昨日下午宣布告急，其競選義工已連續多晚到公屋區洗樓，前晚便再到九龍城德朗邨上樓派傳單；盡最後努力拉票，收復3月補選時在公屋區的失地。

在今年3月補選，姚松炎以2,419票之差不敵民建聯鄭泳舜，尤其在建制派區議員所屬的公屋屋邨更是接連失利，其中差距最大的為啟晴邨及德朗邨，被建制派拋離逾1,700票。記者隨著李卓人的競選義工到德朗邨洗樓，約七成街坊願意開門接傳單，反應算是不俗。

被喻為建制派票倉的德朗邨，記者剛入邨便看到建制派陳凱欣的街站，路上盡是藍色的直幡。李卓人的競選義工相約在晴朗商場外集合，義工們大多是中年人和老人家，未見有年輕學生的面孔。各人分發傳單和物資後，便隨即洗樓

「我住沙田嫁，特登過黎幫手拉票，好彩依頭都唔算好遠。」在前往德琦樓的路上，Judy一手捧著傳單，一手舉著海報，每逢有街坊經過她也不忘呼籲他們支持李卓人，「雖然選就選九西啫，但選到出嚟就全香港嘅事啦。」

走進德琦樓，Judy 向保安備妥文件和來代來意，一眾義工隨即分工，「每層有四條走廊，咁我地兩個人一組，一組掃一條，你地就由四十樓開始掃落去，我地就係十五樓開始。」剛進升降機，剛好有街坊在內。Judy向他遞出傳單，「Hello，我地係3號李卓人團隊，嚟緊星期日投呀人一票呀！」

但街坊只瞟了傳單一眼，理也不理。洗樓固然可以接觸到許多選民，但當中亦難免遇到討厭李卓人的街坊。有一次，有長者開門後盯著兩名洗樓義工，粗聲喝道，「你地做乜㗎！」Judy禮貌地解釋來意，雙手遞出傳單，但對方只丟下一句粗口便轉身用力關門。氣氛固然有些尷尬，Judy只得對著鐵門道，「唔好意思打擾到你。」

其後，李卓人到來一同洗樓，惡言相向的街坊少了，倒有不少居民拉著李卓人表達訴求，「好多人唔住係到又霸住間公屋，應該空番間屋出黎㗎嘛！」「我打工仔嚟㗎，係地盤做雜工，好辛苦！」「好少見到你喎，你多啲落黎呀嘛！」一次，有個伯伯匆匆接過傳單就關起鐵閘，對李卓人的問話理也不理。未幾同住的婆婆又拉開門探頭出來，好奇地看著李卓人，「呵呵，淨係電視見過佢，等我睇下先。」

另一洗樓義工Susanne 原本是劉小麗團隊的義工，一心想助劉小麗重返議會，豈料劉遭到二次DQ，於是她便改為李卓人助選，「其實最初都有諗好無幫李卓人㗎，但我覺得為大局著想，所以都係照黎！」於是，居於上水的她每星期總撥出一、兩晚空檔，花費個多小時的車程來到九龍西的選區助選。

在德朗邨洗樓前，她已到過佐敦、深水埗、大坑東等多區助選，她笑指自己有豐富的洗樓經驗，「我哋要按樓齡定策略㗎，如果係啲老區好似石硤尾、大坑，就講多啲老人議題，生果金、全民退保咁，如果係後生仔多嘅區，佢地通常都有留意政治，就講番自由、民主依啲議題。」她特別提到，啟晴、德朗兩邨雖然較多新移民，但她認為新移民亦有可能成為泛民的票源，「除左一早比人洗哂腦個啲啦，其實佢地唔係一定投建制㗎！好多其實無乜立場，你同佢地講民生議題，反而佢地會肯聽多過老區啲人添。」

雖然Susanne是助選義工，但她知道立法會議席也不是無所不能，還深明本土派何以不屑選舉，「唉！其實我都明點解會覺得無用㗎，但我覺得多一席都係多一席呀，你都知啲建制派成日唔開會，分分鐘佢地唔開會，我地人數上就偷到雞！」

此外，她還追問記者，本土派對民主派有何看法，聽罷她倒沒有急於反駁或澄清，她思索片刻，「但我覺得最大敵人始終係共產黨，搞掂咗共產黨先再開片啦！」

記者：湯偉圓

馮檢基先生～基哥您好，作為認識您已超過三十年的後輩，在這裡請容我冒昧以基哥稱呼您。

相信基哥您也知道，我們那些年的社工及社運中人不少也曾以您為榮：由大坑東居委作為居民組織推動政策改變的典範、到成立《公屋政策評議會》牽起貧乏居民維權的抗爭，由三級議會體制內的爭取、到成立由政制到公共政策均在地促動改變的《民主民生協進會》，再再也看到基哥您在那些歲月裡一直領風氣之先、為有需要的人們帶來正面的改變。

甚至到97政制過渡不成、您和三位民協成員加入由中方另起爐灶成立的「臨時立法會」，也許亦非單源自基哥您自己的榮辱、而是來自當年民協整個領導層的集體決定。

基哥您這些和弱勢社群風雨同路的歲月，令無論發生何事也總有一班為數非少的受助者會把其信任毫無保留的託付於您。這也是您和您的團隊在時間、資源、及公眾知名度均無法與主要對手相比的情況下、仍能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中有超過11%支持度的關鍵。

然而物轉星移，雖然任何人也可就港大民研結果從細處搜挖得到自己想看到的，然而有幾點大處相信以基哥您的智慧及學養，事到如今定已清楚看見：

1）您和人哥之間那超過兩倍的支持度差距、一天之內已不可能讓您追平甚至追過。
2）同樣即若有大量游離票、一天之內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會大規模歸邊到令基哥您有勝算。
3）調查中支持建制的樣本少得不成比例、也是引證了建制「鐵粉」不會露臉，故此若其中有表達可能考慮基哥您者，最終極可能只是一個小得可憐的虛數。
4）可是基哥您10%以上的追隨者、卻是實實在在原可留在非建制陣營的10%啊⋯⋯

正是基哥您這超過10%的票源、再加上未在民調中露臉的建制「鐵粉」，讓建制團隊已感「審慎樂觀」到一個點、其拉票焦點已擴大到港島有九龍西選民上班的地區！

基哥，您會考慮給建制陣營一個「驚」、給持守抗爭的人們一個「喜」，在最後一刻「扭轉乾坤」建議您的追隨者投給泛民陣營嗎？

若或是即使明知自己已勝算無望、還是為了抗議您眼中泛民不讓您代表出選的不公義要其一嚐苦果，結果寧願見到純為中央軀殼的陳凱欣就此當選？

基哥，您曾是民間社會及抗爭路上的跨代傳奇⋯

此刻的您可仍容許自己有回頭的餘地？
為香港刻下抗擊強權的持守、仍容留一線生機嗎？

本年開始的「社區新聞計劃」，工作坊已於今年十月圓滿結束，參加者以社區報人身分走入社區，報導各區大小事，書寫社區願景！以下為西貢社區報《貢想》與獨媒編輯室合作報導。

平日走過西貢的大街小巷， 總能看見不少熟悉的面孔， 當中不乏外籍居民，但我們極少與他們交流，對他們的生活更是不甚了解。身穿運動服、背著斜腰包的蕭諾，看起來與一般退休人士沒有分別，但若仔細留意，便發現他頭上的鴨舌帽寫著「西貢之友 Friends of Sai Kung」字樣。這位英國來的西貢之友，年輕時曾是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警司，因為對香港念念不忘，退休後選擇在港生活，今日更有了一個新身分——西貢「空氣先生」！他熱心自學空氣質素監測，提醒大家為西貢守住清新。

記者與蕭諾相約在西貢咖啡室Ali Oli進行訪問，自我介紹時，蕭諾竟拿出一張身分證讓我們「登記 」。身分證上面寫著中文字「蕭諾」，下面則寫著英文字 「Shirra, Guy」。蕭諾這個名字，比起幾年前被網民熱烈討論的「激烈的海膽」或是「屠龍麥粒花」等外籍人士的中文名，聽起來較為文雅。為何一位不懂中文的外國大叔，懂得起「蕭諾」這樣一個文縐縐的中文名呢？

蕭諾解釋，這跟他從前在香港警隊的工作有關。由於需要經常與市民接觸，殖民地政府要與本地華人拉近距離，因此雇用了一批中文造詣極高的翻譯人員，俗稱「師爺」。他們不但將政府公告翻譯成華文，而且為各部門的外籍官員和公務員起中文名字。來港報到之初，蕭諾這個名字，不知道有像末任港督彭定康爵士兩年前在香港大學演講時，被台下一位聽眾稱為 Mr. Pang（彭先生）一樣，被人叫做Mr. Siu（蕭先生） 呢？

對港念念不忘 回鄉「發覺自己不太適應」

問到蕭諾為何來港工作，當中有一段故事。他高中時原本立志成為一名獸醫，畢業後亦順利獲得愛丁堡大學錄取，修讀獸醫，後來卻發覺他並不想於大學耗盡7年青春，竟毅然輟學，到了馬來西亞的砂勞越 ，向當地中學生教授英文。

馬來西亞義教的經歷使蕭諾愛上遠東。於是，蕭諾經過英聯邦代辦的介紹，於1967年加入了香港警隊，日後還晉升為警司，直至1997年才離開警隊，開展退休生活。「退休後，我曾經離開香港，返回英國定居。可是，我很快發覺自己不太適應當地生活。」雖然一度返回家鄉，但對香港仍念念不忘，最終決定回港定居。

越野長跑中開山闢路的經驗，使蕭諾開始關心西貢古道保育工作（「香港古道」專頁圖片）

跑出古道

蕭諾是一名越野長跑發燒友。訪問當日，他穿了一件運動衫。在左胸的位置上，繡了一枚襟章，中間有一隻正被追趕的白兔，上下兩邊寫著「Free China Hash 1995 2010 15years 209 run」——那是世界越野長跑組織「捷兔會」 (Hash House Harriers) 的襟章。成員要充當開路者的角色到荒山野嶺， 將繩帶捆綁在樹枝上，讓尾隨的參加者在叢林中可以識別路徑，猶如兔子和追趕兔子的獵狗。

這項需要開山闢路的活動不只是他每日主要的精神寄託，更成為他開始關心西貢社區事務的關鍵。2005年，蕭諾剛搬入西貢時，發現石路總是長滿了雜草。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蕭諾和朋友帶著工具刮除路上的雜草，發現了一塊刻上中文字的石碑，似乎指示著兩邊的方向和目的地。蕭諾便想起了以前在新界鄉村巡邏時所行經的古道，懷疑那條石路會否是連接村落和墟市之間的古道。 於是，自2007年起，他便開始關心古道的保育。他不但蒐集有關西貢和其他地區現存古道的資料，而且將資料集結成報告書，呈交予古物古蹟辦事處等政府部門作參考。此外，他還組織民間導賞團 ，以及編寫遊覽古道的指南等，向公眾反映保育的價值。

雖然付出了大量的精神、時間和努力於推動古道的保育，但蕭諾到最後仍是徒勞無功。儘管蕭諾寫了一份報告書，嘗試說服古物古蹟辦事處派遣專家檢查現存的古道，古物古蹟辦事處卻以安全為由，拒絕了蕭諾遣派專家檢查古道的建議 。在 2014年1月1日，他於香港古道的專頁上 ，寫了一則帖文：「儘管在這7年嘗試遊說香港政府保育古道，至今依然一無所獲 。」

蕭諾在民間引起的關注其實也不太大。 蕭諾開設了香港古道 （Hong Kong Boulder Trackways）的臉書專頁已有11年，按「讚」的人數仍只有約530人。 儘管如此，蕭諾沒有氣餒停止參與社區事務——不但沒有放棄推動古道的保育工作，更熱切投入了新的社區議題。

從哮喘病者到空氣先生

2014年10月，蕭諾參加了一項名為Andy Naylor Track Section (ANTS)的長跑活動。活動紀念2012年不幸溺斃、本來亦活躍於西貢跑道的警司黎朗耀(Andy Naylor)，並為黎朗耀的遺孀及遺孤籌集生活費。那時正值香港遇上霧霾，身為哮喘病患者，蕭諾猶豫要不要放棄參加活動，便到天文台網頁查找西貢的空氣質素水平。結果，他發現天文台只有將軍澳的空氣質素水平，卻沒有西貢的數據，連鄰近的馬鞍山也沒有。於是，他向環保署建議在西貢或鄰近的馬鞍山設置空氣監測站，但是遭到拒絕。 就這樣，他萌生了「自己空氣自己度」的念頭， 開設了西貢空氣監測站 (Sai Kung Air Monitoring Station) 的臉書平台。

蕭諾所得的空氣數據不是時常準確，甚至還顯得有點業餘，欠缺說服力。訪問當日，蕭諾從環保袋裡掏出了一個空氣監測機，向我們介紹 :「這個是從淘寶購買的，大概200蚊人仔。」

看到記者滴汗的樣子，蕭諾急忙補了一句 ：「 若果想要更準確的PM2.5數據，空氣監測機的價錢當然會更貴，好像設置在我家的那一部。 」蕭諾仍然深信，他的空氣監測平台正在幫助西貢的網友。他解釋，天文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裡主要測量的4種空氣污染物，其指標不但沒有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且較美國等沒有嚴格執行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國家更寬鬆。以微細懸浮粒子 (PM2.5)為例，香港的PM2.5濃度限值以每年35微克/立方米為標準，但世衛卻是以每年10微克/立方米為標準。「這是很少人留意到的。我希望能夠行多步，方便一下西貢的網友。」

讀者或許會以為，蕭諾憑著「前警司」的身份及人脈關係，會比一般人更容易發動西貢的社區變革、更快得到政府部門的回應，其實不然；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儘管認識前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與陸恭蕙的交情，卻無助環境局接納他在西貢或鄰近的馬鞍山設置空氣監察站的建議。

蕭諾的民間空氣監測平台發展至今已有兩年，依舊由蕭諾負責檢查數據並將之上載，惟所使用的儀器已漸老化，數據有時並不準確。由於他本人時間有限，故數據並非每日更新。有時隔日，甚至隔週。至於參與人數由起初僅僅12人，增加到今日298人，但增幅仍然緩慢，在西貢的知名度也不高。蕭諾也坦然承認，大部份參與空氣監測站的網民都是西貢的外籍人士。儘管如此，他仍然對推動古道保育和民間空氣監測行動抱有希望，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居民知道和參與他的網上論壇，為西貢社區和香港出一分力。

後記

訪問臨結束之際，蕭諾對記者說：「我很少離開居所。這次到市中心來接受你們的訪問，對我來說，可算是一次最長的行程 (field trip)。」

對於後生一輩的西貢人，假日不離開西貢確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記得兩年前的暑假，記者參加了一個叫模擬立法會的活動，在那裡認識了一位西貢人。他在讀小學一年班時，已經在西貢居住，居住的年期，可能與2005年搬入西貢的蕭諾相約。 不過，他假日在西貢逗留的時間未必比蕭諾的長。每逢週末或假期，他便會離開西貢，到市區其他地方行逛；對他來說，西貢不是生活的地方，而是一所旅館，一個純粹用來睡覺的地方 。一年前，剛加入《貢想》成立之初，記者向他提起搞西貢地區報，請教一下西貢有什麼社區議題，想不到他竟這樣回答：「西貢咁悶，有咩好寫呀？來來去去，咪係行山、船p，同釣墨魚之類⋯⋯」

從外國來的蕭諾，卻默默為西貢做著一件又一件沒什麼人關心的事。旁人看著傻氣，影響力再微，卻是心繫西貢這個家的最好證明。

《貢想》記者：許耀樑 、李嘉慧
獨媒編輯：梁敏德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今日投票，五名候選人盡最後努力拉票，亦會公佈行程供傳媒採訪。不過代表建制派參選的陳凱欣拒絕向媒體講述行程和拉票的具體安排，引起記者不滿。多名記者在其傳媒Whatsapp 群組要求交代採訪安排，但不獲任何回覆，有記者更諷刺稱「以免突破界限變自我設限」。

陳凱欣的競選團隊在昨晚六點多，才在其「欣傳媒聯絡」的 Whatsapp 群組發出採訪通知，只公佈陳凱欣會在今日十一點半，在港鐵黃埔站A出口造勢，引來多名記者不滿。他們均質疑全日竟只安排一次公開見記者，並保持「隊型」不斷追問去向。

在晚上，有記者向多間媒體「流出」陳凱欣的「真正」採訪行程，包括早上先到其宣布參選的九龍城海心公園拉票，其後才到黃埔。據流出的「真正」採訪行程，陳凱欣將會在下午一點到九龍塘牛津道票站投票，並在下午四點半及晚上八點半到窩仔街美薈樓拉票。

在該「只供友好媒體」的通知中，陳凱欣競選團隊稱由於各站點位置有限，上述的站點僅提供予友好的傳媒，更呼籲接獲通知的傳媒「敬請不要外傳」。多間媒體的記者入夜後多次在其 Whatsapp 群組中要求陳凱欣交代行程及拉票安排，以方便採訪。但其競選團隊並沒有回應，又拒絕確認流出的「真正」採訪行程是否真確，做法令人側目。

然而，曾擔任記者多年的陳凱欣一直輕視和冷待記者，其 Whatsapp 群組一直低度運作，早前在深水埗楓樹街的造勢大會，同樣沒有對傳媒發採訪通知，競選團隊更一直只在群組中張貼陳凱欣 Facebook 專頁帖子的連結。

代表民主派參選的李卓人的行程則「光明正大」，他今日將會和劉小麗兵分兩路拉票，李卓人在早上七點半先到美孚的票站投票，並在八點到石硤尾窩仔街、南昌街交界十字路口拉票。多名民主派前任及現任立法會議員包括余若薇、梁家傑、楊森、莫乃光、黃碧雲、陳志全、區諾軒和范國威等到場支持，民協主席施德來和副主席何啟明亦會撐場。

按李卓人競選團隊發出的採訪通知，他其後將落區拉票，到石硤尾、長沙灣一帶的街市及酒樓拉票，並在早上十一點，再次在港鐵美孚站A出口見記者，公民黨多名立法會議員將會一起拉票。李卓人在中午後到美孚、荔枝角、九龍城和紅磡一帶拉票，下午五點再會到港鐵黃埔站A出口見記者，晚上則到黃埔和紅磡食肆拉票。

馮檢基則安排了三個「扑咪」時間，包括早上六點四十五分、九點和下午三點，分別在深水埗麗安邨噴水池、石硤尾街市平台及何文田廣場外見記者。此外，馮檢基早上會主力在深水埗和旺角的酒樓拉票，下午會轉戰九龍城區，晚上再重返大坑東、南山及麗閣邨拉票。

伍迪希則會先到柴灣拜祭父母，其後才「折返」九龍西進行街頭拉票，另一候選人曾麗文不設Whatsapp 群組，未能知道其行程。

記者：麥馬高

明天是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對這場補選，反對派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第一種聲音，把補選理解為正義和邪惡的對決，這場選舉決定了反對派能否在立法會取回地區分組過半的否決權，不容有失。第二種聲音，卻完全分享不到第一種聲音的危機感。相反，他們壓根兒不覺得議會還有什麼用途，對勝敗自然也沒有感覺。思前想後，反對派當中之所以出現這兩種不同聲音，源於兩者對「立法會還有用嗎」有根本的不同理解。

今天的香港立法會，確實很不濟。

第一，選舉制度使得反對派差不多絕無可能取得過半數。因此，親北親陣營可以肆無忌憚濫用多數暴政，要通過什麼就通過什麼，反對派就算能阻得一時，最後還是會被通過。既然反對派無論是多一席或少一席，議案還是會通過，為何還要介懷？

第二，在人大釋法等同人大修法的面前，反對派在立法會的三分一否決權已沒有多大意義。北京對香港的憲制安排要作什麼改變，根本不用在立法會拿到三分二多數去修改《基本法》，直接釋法就可以了。如是者，守住議席在這方面也不見得有現實意義。

第三，反對派一旦參與議會政治，就要受選舉考量左右。當一時的民意認同某件親北親陣營提倡的事情，他們也很難反對；但從原則的角度出發，就很易被視為妥協。所以也有輿論認為，他們從心底裡不覺得泛民或建制當選有什麼分別，畢竟在他們眼中兩者是一樣的。你看，某某某在那個議案的投票取向，不是和建制派一樣嗎？

上述三點，我全數認同。

但最近我常常在思考周星馳在《回魂夜》中的一句話：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兩件事來的，不要混淆。在「立法會還有用嗎」這條題目上面，我們是否也混淆了七孔流血和死的分別？直接點說，就算我們同意今天的立法會不能做到我們認為它應該做到的事情，那是否就代表反對派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價值是零呢？

這兒我想轉一轉場景，說一個東歐的故事。

大家知道我兩年前去了一系列前蘇聯的國家，考察它們過去的獨立運動和往後的局勢發展，回來後還寫了本書。在我走過的眾多國家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愛沙尼亞：唯一一個沒有流血而能成功從前蘇聯獨立，後來走向民主富足的案例。

在愛沙尼亞的獨立運動中，也有溫和與激進兩翼之爭。溫和的一翼，最初還叫自己做「愛沙尼亞支持改革開放人民陣線」，溫和得很。他們選擇議會抗爭，參與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選舉，在制度內出發。與此同時，又有另一個稱之為「愛沙尼亞議會」的運動。在他們的眼中，蘇聯的佔領本來就是非法的，愛沙尼亞本來就是獨立的，所以與其走入他們的建制，不如自己另起爐灶。他們自己發身分證，然後自己搞民間選舉，自己創造了一個與最高蘇維埃並行的影子議會出來。

結果如何？蘇聯當局沒有理會這個影子議會，歐美國家也沒有支持愛沙尼亞的獨立運動。真正構成壓力的，是擁有實權的最高蘇維埃。他們通過各種保護本地語言、文化，和經濟獨立的法案，實際上和蘇聯構成正面衝突，使得蘇聯當局不得不回應。而到了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發生政變，也是由最高蘇維埃宣布獨立，然後獲國際社會的承認。

我很相信體制的力量。因為無論你如何反抗，在國家機器的面前你也只是一個個人，它可以不理你；就算你集合一千個一萬個人，國家機器也可以以逸待勞等你們自己消散。不過當你一旦能利用體制本身，國家機器就不可能再忽視你了，因為你得到了授權 (legitimacy) 。

回到愛沙尼亞的案例，如果當時宣布獨立的不是體制內的最高蘇維埃，而是任何一個公民團體，國際社會是很難與之配合的，因為他們沒有最高蘇維埃所擁有的代表性（但我不是說激進一翼就完全沒有影響力或意義，這恐怕要另一篇文章來談了）。

當然，正如我在上面說過，香港的反對派要在立法會過半差不多是沒有可能，愛沙尼亞的案例不可能抄來照用。但我想對認授的思考還是相通的。我們取笑「六八九」和「七七七」，是因為我們見過有比選舉委員會更公開的方法選舉出來的立法會議員。我們每一位反對派議員的身上，最少都背負著兩三萬位選民的囑托。當海外媒體來港採訪，當我們要到外國去做游說工作，一名立法會議員的重量和一個網上KOL的重量是不一樣的。

因為教學的關係，我對八十年代的立法局選舉很有興趣。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是沒有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議員的，要到八五年才出現區議員和市政局議員互選的立法局議員，而且也是佔極少數。要說「民主成份」的話，當年的立法局遠遠不如今天的立法會。但這改變在當時來說仍是革命性的：它改變了整個議會生態。一旦有了選舉產生的議員，就會有反對政治。那怕只得一個反對派也好，當他在立法局問問題，新聞就會轉播，公眾就得以討論這些題目。如果用我們頂頭那三點來衡量的話，這些八十年代的反對聲音也是「無用」的：但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兩件事來的，不要混淆。

或者你會說，又不是八十年代，我們還要這種方法去開拓公眾議論的空間嗎？很不幸，仍然要。政府做過一個調查，問香港人是怎樣得到他們對公共政策或社會時事議題的取態。對於老年人來說，78.6%說電視對他們最有影響力，6.4%說收費報章，網媒只有1.1%，社交媒體連0.5%都沒有。那麼年輕人呢？在15–24歲的群組當中，第一位仍然是電視（41.8%），網媒和社交媒體加起來也只有31.5%而已。網上KOL的影響力，在社會大眾仍然是細得可憐。要讓不同的聲音可以給公眾聽到，儘管那個「不同」可能只是十分輕微、十分溫和的分別，我們還是要利用既有的制度，強迫對方正視你的存在。一旦走進去，對方就不能忽視了。

這就是我們從八十年代開始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反對政治。二零零七年，梁家傑參與特首選舉，雖然他是鐵定不會當選的，但在他之前，香港的特首已經連續兩次自動當選，再下去的話大家恐怕真的會慣以為常的了。通過各人的努力，他成功參選，然後很篤眼篤鼻地在電視直播的面前和曾蔭權辯論，傳媒再審查也不能否認異議的存在。

回到這次立法會補選。我是以同等立場理解立法會在當前的功能的：立法會不是民主運動的仙丹，單靠它不會帶來勝利，但也不等於它只可能是垃圾。在當前的香港，如果我們量度「有用」或「冇用」的標準是能否預期它會帶來勝利，則不單立法會是「冇用」，基本上當前反抗運動中的所有人，無論是選舉的、街頭抗爭的、出版的、寫書的，還是網上寫評論的（例如我），恐怕全部都是「冇用」的。很明顯，這樣的一把尺沒有太多現實的功能。

面對在國際社會中越來越霸道的中國政府，既然沒有一條路必定會走得通，那就每一條路都走一下。我們要有人霸佔制度內的位置，但我們不會以為單靠他們就會成功；如是者，當他們未能成功，我們也無需把所有的責任推在他們的身上。這是一場漫長的運動，有十萬個不同的角色，每個人都有他們要做的事情。立法會議員或者不能每時每刻都去做你想他們做的東西，但這不等於他們沒有價值，只是角色不一樣而已。我投他們進去，是利用他們去滿足那個需要有人滿足的角色罷了。

又，如果有人可以學愛沙尼亞一樣認認真真搞一場民間公投組織百萬人選個影子立法會出來，我讚頌他們還來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