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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綫南延下年點都要「開住先」,但火車可以去到邊個站真係再睇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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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禮拜各大傳媒陸續報導「屯馬綫」有機會分段通車嘅消息,亦有曾任九鐵主席嘅田北辰話沙中線九龍段下年「點都要開」,同時要求開到落何文田站。因乜解究馬鐵出九龍「2019一定要得」?開落鑽石山、啟德同何文田,當中有咩考慮?田二少所提倡嘅方案係咪全盤皆可行?

2019,點解「一定要得」?

若干大型資產更換工程,正正就係等「屯馬綫」通車後先可以做到。屯馬綫一日未開,後面排緊隊嘅工程一樣都做唔到。2019年紅磡站擴建月台未能啟用,呢點相信係毫無懸念。屯馬綫成唔到形,起碼都搵馬鞍山綫南延「袋住先」:啟用大圍至鑽石山呢個「關鍵路段」。後面排緊隊嘅工程有咩?

(1)東鐵換訊號系統、換新車、裝閘門

如果按照鐵路公司原來計劃,東鐵響此時此刻理應提升訊號系統同更換列車,9卡同12卡列車同時運行。但近年嚟大眾關心鐵路系統「滿載」情況,鐵路公司約於一年前於提交立法會文件交代,指等待屯馬綫通車、成功分流部分東鐵乘客後先開展「減卡計劃」。

東鐵中期翻新列車年事已高,南韓製新車又只係裝咗新訊號系統。一日未「正式啟用」新訊號系統,舊車繼續捱,新車只能曬太陽,東鐵滿載情況難以出現轉機。新車舊車門位唔同,未換晒新車、淘汰舊車,月台閘門又裝唔到。屯馬綫通一段,總好過咩都通唔到。

(2)日製列車尚待改裝,工期延長成本增加

至於另一條「和味」數就係將現時行走東鐵嘅日本製列車(千九),跟悉數運至八鄉車廠等候改編嘅馬鐵四卡列車,進行改裝及重編。現時仍有5列12卡千九列車行走東鐵,東鐵一日未正式「減卡」,呢5列車一日都走唔到去做改編。

呢5列東鐵12卡車,連同部份曾經行走馬鐵嘅4卡列車車廂,將會重組為10列8卡列車行走屯馬綫。減去呢10列8卡車,屯馬綫全線通車之時將配備55列8卡列車。55抽列車仍足以維持現有服務水平,即早上繁忙時間班次為3分鐘/每小時20班次。

雖則屯馬綫通車之時,未需要用到盡65列列車。然而當工期延長,廠商仍要預留足夠人力物力去完成剩低嘅工序,成本增加自然導致延誤及超支。鐵路公司一來唔想再增加成本,二來要廠商無了期咁等都唔係辦法,自然需要考慮折衷方案,包括係近日流傳嘅分段通車計劃。

(3)大圍-九龍塘樽頸位幾嚴峻,一個「山竹」、一次「四綫故障」睇清睇楚

現時要使用鐵路,由新界東出九龍就只有東鐵畢架山隧道呢條路。大圍至九龍塘段一直都係東鐵嘅樽頸位,平日繁忙時間兩條轉線通道都已經迫滿人,沿路有職員維持秩序。遇上嚴重延誤,唔理係颱風過後所致,定係市區綫訊號系統攬炒引起,新聞報道見到嘅大圍站同九龍塘站都有一個共通點:「人,全部都係人」。

馬鞍山綫出到九龍,哪怕只係去到鑽石山,都可以畀前往九龍東甚至港島東嘅乘客,多一個乘車路線選擇。假如咁不幸東鐵因為事故而出現延誤甚至需要暫時停駛,新界東乘客仍然可以經馬鐵獅子山隧道段去到九龍。

鑽石山、啟德定何文田?要考慮軌道配置同車務運作

新聞報道入面曾經咁講:「鑽石山站和啟德站之間設有換線軌道…何文田站與紅磡站亦有換線軌道,但或因太接近紅磡站而無法換線,故(田北辰)建議明年可在鑽石山站至何文田站走單軌雙線,班次將減少一半,但認為「技術上絕對可行」。」(見明報11月9日報道)到底技術上係咪可行,首先就要知道「換線軌道」位置響邊度。

參考友台 MTRiders 所製作嘅軌道配置圖,可見鑽石山及啟德之間,以及何文田及紅磡之間設有渡線(即所謂「換線軌道」)。然而睇埋渡線實際所在位置,渡線係非常接近啟德站。換句話馬鐵南下至九龍嘅列車,起碼要去到啟德站先可以更換行車方向。(參考相關環評示意圖

螢幕快照 2018-11-16 下午12.27.14
渡線位於啟德站往鑽石山站旁

何文田與紅磡之間嘅渡線,則較為接近紅磡站。而由前紅磡貨場改建嘅屯馬綫列車停放處,其列車主要進出口接近尖東站。連接何文田站及紅磡列車停放處嘅軌道,乃屬列車停放處之「緊急軌道」(Emergency Launching Track),設計上無計劃恆常使用呢條路軌來往停放處來往列車停放處及何文田站。(參考相關環評示意圖)經列車停放處調頭理論上可行,但緊急軌道嘅速度限制將增加列車調頭所需時間,繼而影響班次。

螢幕快照 2018-11-16 下午12.27.22
何文田站往紅磡站入站前設有列車停放處的緊急軌道

假如分段通車嘅傳聞屬實,淨係考慮鑽石山同啟德,最大考慮係啟德有無足夠時間做調頭。若要減省落啟德調頭嘅不穩定因素,選擇鑽石山清客能夠提高安全系數。但既然落到啟德,點解唔索性開埋啟德站?

再考慮埋通到何文田,基於現時路軌配置上嘅情況,若所有由烏溪沙開出嘅班次皆落到何文田,難以維持現時馬鐵早上繁忙時間約三分鐘一班嘅班次。聞說過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假若決定開到何文田的話,部份班次仍會於大圍調頭。至於另一個要開晒九龍城段所有車站嘅辦法,就係何文田至啟德(而非田議員提嘅鑽石山)以單線雙向形式行走。但呢種「拉風箱」運作模式,只係得一列列車行走何文田至啟德區間,班次稀疏、乘客亦需特別留意列車行駛方向。乘客又會唔會接受呢種運作模式?適應能力如何?呢點尚待居民之間認真討論先知。

如果鐵路公司決定分段通車至鑽石山或啟德,有人建議開辦與新鐵路平行嘅巴士路線行走九龍城區作替代。不過,九龍城區已有來往馬鞍山、沙田、鑽石山以及尖沙咀。與其建議鐵路公司開一條「平行巴士路線」補償/爭生意,不如跟現有嘅巴士路線提供轉乘優惠(如來往鑽石山站及九龍站,經太子道東、馬頭圍道之11號線),更為實際。

除紅磡站相關工程外,其餘屯馬綫嘅工程已進入尾聲。鐵路公司工程部門將陸續移交車站及路軌至車務部門,距離新路線、新車站開幕又邁進一步。只不過,幾時先可以行到呢個工程嘅最後一步:全線安全通車?At this moment, no one knows.


立法會交通會通過動議促撤回「三隧分流」方案 主席陳恆鑌照交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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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施政報告》中提出「三隧分流」方案,私家車使用紅隧及東隧加價至40元,西隧則降價至50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今早討論,通過公民黨郭家麒臨時動議,促政府收回方案。不過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恆鑌指委員無意見,會將方案提交財委會審議。

政府與私營的西隧達成協議,在西隧專營權2023年結束前,最多資助18億,換取西隧降低私家車等車輛收費,如獲立法會財委會批準及與西隧公司完成細節商討,將於2020年1月1日起生效。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曾考慮其他方案包括回購西隧、只增加東隧和紅隧收費、劃一隧道費、豁免收費及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等,但認為涉及更多財政開支、不可行及太長遠。

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員幾乎清一色反對政府提出的方案。民主黨林卓廷紅隧及東隧加幅過高,擔心令惟一一條不塞車的隧道西隧亦會擠塞,「日後有急事要過海點算?」他又批評運輸署預測車流能力不可靠,指新界東塞車逾十年後,才申請撥款擴闊大埔公路(沙田段)。

毛孟靜指部份市民無法選擇使用另一條隧道,指港島南區居民只能使用紅隧。她又指西隧並非大致暢通,部份出口在繁忙時間會出現擠塞。毛孟靜又指紅隧九龍出口慢線,常有逾20部雙層巴士等候堆站,「真係嚇死你」。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亦關注部份必須使用紅隧及東隧的駕駛者遭大幅加價,又批評政府先與西隧訂立協議才提交立法會。民建聯劉國勳指方案不討好,他最不滿政府只提供一個方案,沒有予立法會選擇空間。

實政圓桌田北辰指社會同意分流,但不同意壓抑整體過海車流量。田北辰又稱方案或會令西隧擠塞,因為中環灣仔繞道通車後西隧港島出口會減少擠塞,而紅隧港島出口則會持續擠塞,日後車流或集中在西隧。

區諾軒指從推行公共政策而言,「漸進」永遠比「震盪療法」好,促以「漸進」方式推動三隧分流。姚思榮亦促分階段調整收費。

政府的「三隧分流」方案獲自由黨支持,易志明指以地理位置計,紅隧收費本就應該最高,而西隧亦變相放棄自動加價機制、的士業界亦支持政府方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重申,目前過海交通近75%為私家車及的士,故建議調整收費針對這兩類車輛。陳帆又指政府先與西隧商討再交立法會,正是負責任的態度,不然「三隧分流」會變得毫無基礎。他重申目前方案「得來不易」,再談判需時十分長。

陳帆又回應田北辰指,政府並無考慮到壓抑整體過海車流量,只是根據流量及經濟活動分佈作調整。對於「漸進」調整收費的建議,陳帆則以「半焗熟既蛋糕唔好食」作回應。

公民黨郭家麒促政府收回方案的臨時動議,在11票支持9票反對下獲通過,但主席陳恆鑌稱無委員反對將方案提交立法會財委會。人民力量陳志全投訴,陳恆鑌指他表示交付財委會時,並無委員表達意見,又指臨時動議無約束力,陳志全反駁「呢個臨時動議咪係我地既意見囉。」最終陳恆鑌未有理會,繼續下一項議程。

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亦指,運輸署會在下年年中展開研究,全面審視所有政府
收費隧道及兩個管制區的收費階梯和收費水平,以「擠塞徵費」和「效率優先」為原則。

【浸大辱校罪】逾千聯署反對 陳樂行:校方僭建條文 圖滅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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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中醫學學生陳樂行以「任何人」製圖,意指所有人的言行也會受新校規影響。

(獨媒特約報導)大專院校言論自由近年不斷收窄。香港浸會大學於10月推出修訂紀律程序的建議,包括新增「辱校罪」條文,學生作出損害大學聲譽的行為即可屬違規。管理 Facebook 專頁「浸大山神」的中醫學及生物醫學學生陳樂行,聯同浸大社關發起聯署反對修訂,獲逾千人響應。他們直指新條文是「浸大廿三條」,勢加劇大專學界的寒蟬效應。

曾因佔領語文中心事件接受紀律聆訴、現正就處分提出司法覆核的陳樂行認為,是次修訂與該事件有關,並指「辱校罪」是他在浸大就讀6年以來,所見過最嚴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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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浸大學生不滿校方設普通話畢業要求,到校內語文中心抗議,事後陳樂行及時任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被即時處罰停學。校方其後在輿論壓力下收回停學令,啟動紀律聆訊程序,劉子頎最後被罰停學一個學期,陳樂行則被罰停學8日及進行40小時校內服務。

浸大學生事務委員會於去年11月決定成立工作小組,檢討紀律程序。小組除召集人外,分別有4名學生及教職員代表。小組於今年10月10日召開首次會議,提出修訂紀律程序的建議。其中改動最大的,是在條文中新增有關違規行為的定義(Definition of Disciplinary Offences),當中列出多項例子,包括「傷害大學與社群關係、損害大學聲譽的反社會行為」、「擾亂大學正常運作」、「製造過量及不能接受的噪音造成他人痛苦」、「多次或重覆輕微違規」等。修訂亦新增罰則,包括罰款500至2,000元、強制出席工作坊、行為契約(behavioural contract)等。

浸大:既定程序 會廣泛諮詢

浸大發言人回應指,大學會不時檢討內部管理程序和規則,檢討學生紀律程序是既定檢討事項之一,大學並無預設方案,稍後會在廣泛諮詢校內社群後,向學生事務委員會提交建議,最後再交教務議會討論和通過。

陳樂行:校方濫用程序 僭建條文意圖明顯

校方指工作小組於2017年底成立,意指與語文中心事件無關;但陳樂行指出,有關檢討原本只屬定期性質,不擬作重大修改,但發生語文中心事件後,校方便利用此程序,「要好快、好便捷咁加入辱校罪」。陳指出,擬修訂的文件是「紀律程序(Disciplinary Procedures)」,內容本只涉及程序,罪名及罰則分別另外載於「紀律標準(Standards of Conduct)」及「違反紀律標準的制裁(Sanctions for Breach of Standards of Conduct)」,是次修訂卻將罪名和罰則「僭建」入原只牽涉程序的文件中。

陳樂行又質疑,校方所指的諮詢不能反映反對意見,以普通話畢業要求為例,當時也有進行諮詢,學生激烈反對,但最後政策「冇變過」;校方當時亦稱只考核基本溝通能力,合格率達9成,結果只得3成,因此他認為校方不值得信任。

修訂將監控言論 學生難再抗爭

陳樂行指,修訂有如為他度身訂造,「呢度(指浸大山神Facebook專頁)任何一個post都可以整死我。」他經常發帖呼籲文憑試考生不要入讀浸大,「咁我係咪已經傷害咗校譽,造成學校的損失?」他強調,修訂與所有學生有關,「現在浸大氛圍已經比較差,同學們都驚批評學校會唔會變下一個山神,俾人停學」,一旦通過,校方便可正式控制言論,遑論實際行動,而其他院校也會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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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社關成員黃雅文

浸大社關成員黃雅文亦指,修訂極度影響同學的行動。社關去年跟進校內外判工友被剝削事件,製作了很多惡搞圖像,又向傳媒直接指責校內高層,「已經玩完,中晒(辱校罪)」。近月社關指責校方「走數」,沒有履行成立三方平台等承諾,他們在網上及民主牆批評校方,又與工友在校內擺街站收集聯署,多次被校方以沒有預訂場地為由驅趕。黃雅文指,這或已干犯新修訂中的「多次或重覆輕微違規」,「哪怕只是好小的行動,擺下街站、收下聯署、派下單張,(修例後)其實都不會再做到。」

臨政會未有行動 黃雅文:對校方勿存幻想

浸大學生會現屆「缺莊」,學生會評議會臨時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工作小組成員麥筠瑋早前表示,修訂只是歸納現有校規,校方態度未明,仍待觀察。

對於臨時行政委員會未有採取任何行動,黃雅文表示不能理解,認為不能對校方存有幻想,「見到語文中心件事,(有得傾)係冇可能囉,就係有政治因素去罰同學。當時學生會發起遊行,佢哋諗緊啲咩呢?如果真係有得傾,咁我哋唔洗遊行啦嗰日。」

陳樂行亦認為,雖然工作小組有一半成員為學生,但事實上沒有投票權,就算在小組內提出反對,校方依然可以將修訂一字不改提交教務議會通過。

陳樂行指,現時收集了約1,000個聯署,當中約30%人為浸大學生,約20%為校友。他們會將聯署交予臨時行政委員會,要求採取行動,亦計劃成立關注組繼續跟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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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學生會今年初發起遊行,抗議校方打壓劉子頎及陳樂行。(攝:黃健航)

雨傘運動落幕以來數年,政權打壓愈演愈烈,黃雅文認為必須捍衛學生自主,「大學就是讓有不同思想、不同政治立場、關注不同議題的人去講嘢的地方,令那件事更豐富。老套啲講,係社會的縮影。」她指出,當辯論空間被收窄,沒人再敢發聲,社會就難以進步。「現在學校沒有人在公開場合討論政治,見不到有論壇,無論六四、本土議題的論壇都沒出現過,聯校的活動更加沒有,思想的交流完全是零,我覺得對整個社會好大影響。」

記者:劉軒

撤回對支持民主示威領袖的阻嚇性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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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9名領袖的案件將於周一開審

國際特赦組織在周一案件開審前夕表示,香港政府對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傘運動9名領袖的檢控出於政治動機,必須撤回,因為此舉等同對言論與和平集會自由的攻擊。

9人將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出庭受審,他們包括「佔中運動」發起人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社會學教授陳健民以及退休牧師朱耀明,一旦罪成,各人將面臨最高7年監禁;另外6名被告為學生領袖、立法會議員及政黨領袖。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基博士認為:「是次檢控屬秋後算帳之舉,目的是要壓制民主運動。當局必須撤回對9人的指控,因為他們只是合法行使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權利,而這些指控只是基於這些行為。」

「控方故意採用籠統且模糊不清的罪名,對香港的言論與和平集會自由造成寒蟬效應。」

國際特赦組織今日發表簡報 ,概述香港政府對9人提出的控罪何以構成對人權的攻擊,同時點出是次對雨傘運動示威者的檢控的深遠影響。

針對「佔中」3名領袖的檢控主要基於他們策劃及執行民主運動,包括堵塞香港中環道路的非暴力直接行動。「佔中」原本為要求以民主方式選出香港的行政長官,後來成為大規模、支持民主的雨傘運動的力量,在2014年9月至12月逾79日期間,市民以大體上和平的方式參與示威抗議。

另外6名被檢控的是學生領袖張秀賢與鍾耀華、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與邵家臻,以及政治領袖黃浩銘與李永達。

控方罕有地決定以普通法檢控全部9人「公眾妨擾」的罪名,與成文法之下的同一罪名相比,此舉令控罪更加含糊不清,同時刑罰更重。

控方利用這些民主領袖討論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傳媒採訪及公眾會議作為主要證據。

警方在雨傘運動的首兩日拍攝了9人和平參與行動的片段,包括他們引領示威者到政府總部外各條街道以及透過擴音器號召其他人加入示威行列,上述二者皆是此案的重要支柱。

「一旦控方成功入罪,極有可能會有更多人因自己的和平行動而受到檢控。當局顯然試圖壓制任何有關敏感議題的討論,尤其是涉及香港的民主及自主的議題。」譚萬基博士說。

背景資料

繼2017年3名學生領袖被定罪後,這是對雨傘運動示威者最新一輪的檢控行動。雨傘運動開始至今已逾4年,數以百計的示威者仍然在法律夾縫中,不知道警方會否檢控他們。

9人的案件開審之時,正值香港的言論、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遭到蠶蝕,情況令人日益憂慮。上週四,《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訪港被拒入境,距離香港政府拒絕為其工作簽證續期僅一個月的時間。8月,馬凱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主持支持港獨人士的演講,當局拒續簽證顯然是出於報復。

本月較早時候,中國異見藝術家巴丟草表示因來自中國當局的安全威脅,取消在香港舉辦的首個展覽。

【旺角騷亂案】審前爭議 控方直指上次審訊定罪門檻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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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發生的旺角騷亂案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各被控一項暴動罪,容偉業被控一項煽惑暴動罪、一項非法集結罪、四項暴動罪及一項襲警罪。他們均否認所有控罪。控辯雙方今日繼續處理審前爭議中的法律原則問題。

控方:上次審訊陪審團指引對被告過於有利

控方代表資深大律師郭棟明指,「犯罪意圖」為用意圖破壞社會安寧的手法達至共同目的,若某人知道現場有擾亂秩序行為的發生,但仍然選擇留在現場,不論那人知道或不知道在場人士的行為會有危害社會安寧的後果,那人便算是「參與」非法集結。

郭直指,法官彭寶琴於第一次審訊時引導陪審團所使用的指引,對被告人過於有利。彭官當時指示陪審團需要證明被告與在場示威人士集結在一起,並有共同意圖作出挑撥性及擾亂秩序行為,才能裁定非法集結罪名成立。惟郭認為,只需要證明被告與在場人士有共同目的,包括阻塞馬路、阻礙警察執法、阻擋警方防線推進等,便已有足夠基礎定罪;如果需要證明被告有意圖作出挑撥性及擾亂秩序行為,對控方來說過於嚴荷。

控方:被告均為「主犯」並鼓勵在場人士非法集結

控方指,就第四被告容偉業的非法集結控罪,其角色是屬於「主犯」,當黃台仰向群眾作出呼籲,要阻擋警察進入砵蘭街並阻止警察傷害市民,容有遵從黃的指示上前阻擋,又揮手示意其他人上前。

就四名被告各面對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控方指他們均為「主犯」,在黃台仰大叫:「三、二、一、去」後,梁天琦與其他人一同衝擊警方防線,李諾文手持盾牌意圖阻擋警方推進,林傲軒向警方投擲雜物。

控方又指,四名被告同時是「從犯」,梁天琦在群眾前排用擴音器向作出呼籲;李諾文附和黃台仰的廣播;林傲軒與群眾前排人士交談,狀似教導他們使用盾牌;容偉業長期身在現場,均是鼓勵在場人士參與非法集結的行為。

就容偉業面對的其餘暴動罪名,控方指容的角色均為「主犯」,因他向警方投擲磚頭。

審訊下星期一續。

2018年5月,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加上他承認襲警罪,共被判監6年。梁天琦、林傲軒及李諾文各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未有達成有效裁決,律政司其後申請重審,並將案件合併與另外兩名被告袁智駒及外號「美國隊長」的容偉業之案件一同審理。

被告袁智駒早前承認兩項暴動罪,及一項縱火罪,現還柙候判。

記者:黎彩燕

二十世紀中葡澳門關閘邊境一些舊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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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澳門訊報

中葡關閘邊境雖一關之隔,可是在二十世紀以來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背景時期,曾經發生一些舊聞。由於文章篇幅有限,只能以精選述評。中葡關閘邊境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不同的時期。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一一年,中國大陸是為清代光緒和宣統年間,澳門是為葡萄牙布拉干薩-薩克森-科堡-哥達王朝卡洛斯一世和曼努埃爾二世時期和第一共和國時期,同時歷經六任澳督。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是為中華民國時期,澳門是為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時期和軍人政府時期,同時歷經十三任澳督(包括政務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陸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澳門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曾經歷經葡萄牙軍人政府時期,其後是一九七四年之後民主化時期,同時歷經十一任澳督。一九九九年之後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首取代澳督一職。

  中葡關閘邊境在二十世紀曾經是重要軍事要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期間,葡屬澳門屬於中立地區,中國大陸居民以及香港居民爲了躲避戰火,不斷遷居澳門。中葡關閘邊境成為難民陸路到澳門必經之路,不過也危險重重。按照新加坡《南洋商報》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報載,《寇積極阻斷海道/四邑澳門交通斷絕由澳至石岐亦受嚴格限制/各運輸機關多受打擊倒閉》。駐守石岐的日軍,因害怕游擊隊攻擊而推行戒嚴,一度傳封鎖岐關路。由於下午五點起即時禁止所有車輛通過,所以當時所有車輛趕在下午五點前通過。澳門關閘也提前在下午五點關閉。當時每日未到黃昏,關閘附近陸路交通斷絕,當時只有小艇來往。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中葡邊境曾經多次發生嚴重軍事衝突。按照《珠海市誌》和趙豔珍所著珠澳關係史話(珠海人文風物叢書),施白蒂著、思磊譯,澳門編年史 - 二十世紀 (一九五零|一九八八)所記載。一九五零年三月六日,澳葡軍射擊中國海關「星海」號緝私艇,水手石成基受傷。一九五一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澳葡政府與中國大陸發生挑畔摩擦四十九起。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澳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邊界關閘附近發生武裝對抗,並錯誤地也把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艘砲艇和澳門水警稽查隊一艘快艇捲入。事件起因是駐守闢閘附近的中國士兵向一艘據稱闖入中國水域的漁船開火。另一方面,迅速趕到事件現場附近的中國砲艇上的成員認爲受到在鄰近遊弋的澳門水警稽查隊快艇襲擊。此種混亂情况導致雙方交火(參閱飛南迪M. S. 之《綱要》專文)。到了一九五二年七月至八月,中葡關閘邊境再次發生嚴重軍事衝突。最終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澳葡政府與中國方面簽署協議,結束多次邊界衝突。經談判,葡方同意哨崗移至原來位置,賠償中國損失人民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三元三角。

  中葡關閘邊境附近建設在二十世紀曾經有一段故事。按照澳洲《民國報》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報載,中葡因為花園問題曾經有一段小風波,事緣澳葡侵越邊界,在關閘以外建小花園引起爭議。後來澳葡與中國廣東省政府多方交涉後,澳葡最終決定拆除。不過按照香港《工商日報》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二日報載,當時中共當局按照澳葡關閘式樣,在澳門關閘附近興建新閘。這項工程沒有太大爭議,這是由於工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管治範圍內進行。

越南難民與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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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澳門訊報
圖: 建燁拍攝
有關越南難民與澳門的這個話題,在澳門和各地鮮有提及,有關原始和研究文獻也好少。很榮幸的是,澳門一八四四攝影藝術空間(簡稱 一八四四)邀請到澳門資深攝影者陳永漢先生,於十月三十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在一八四四舉辦其個人展覽:《 越南難民在澳——陳永漢攝影展》。澳門一八四四攝影藝術空間(簡稱 一八四四)做得非常好,能提供空間給攝影藝術發燒友有個展覽作品的空間。這個活動舉辦的意義,在於讓更多人了解越南難民在澳門當年如何維持生活,讓更多人了解澳門和越南之間的關係。

  其展覽內容如展覽簡介所說,「展出四十二張七十至八十年代越南船民在澳門的境況,反映當時越南難民的生存條件,其衛生、飲食環境、生活狀態和臨時聚居地的情形,以及記載著當時社會流動人口所延伸出的另類景象,同時亦記錄了澳門曾為難民收容區之一的歷史片刻。照片所記錄的情境多為難民的生活時刻和環境,當中包括船民抵達澳門岸邊時接受檢查的情況、臨時搭建的居住棚、難民營和衛生間等等。」隨著當年澳門九澳難民營的關閉和大量越南難民被遣返,這一些與越南難民有關的民生境況成為歷史記憶碎片。不過這不代表越南人及其越南文化從此在澳門消失,其實還有少量以越南為國籍或出生地人口在澳門定居。按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在二零一六年中期人口統計所指,二零一六年以越南為國籍人口共有四百九十四人,二零一六年以越南為出生地人口共有八百七十七人。

  越南難民大量到達澳門生活的歷史背景。首先在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越南,不斷爆發內戰,同時中越兩國在邊境上於一九七九年也互相較量過。大量越南難民不斷坐船到外國走難。其次就是澳葡政府獨特的人口政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二十世紀末,澳葡政府曾經大量收容世界各地難民。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公報》第四十四期第四三二零一號法令,通過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日內瓦簽署的《關於難民地位公約》以加入該公約。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即一九八四年,澳葡政府拒絕成為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並在其他國家和聯合國的協助下,將滯留的越南難民遣送出境。澳門《大眾報》在一九八八年報載,九澳越南難民營留澳越難民有四百一十七名難民的目標均求移居外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成立的九澳越南難民營,最終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正式關閉,在一九七七年被任命為聯合國難民署駐澳門代表的莫慶恩神父,於九澳越南難民營關閉不久表示百五難民將獲安置他國。莫慶恩神父在一九九二年初獲英女王授勳嘉獎從事救濟越南難民工作,最後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於澳門鏡湖醫院病逝。九澳越南難民營原址,則是現在為向團體提供營地租借及訓練服務的鮑思高青年村。

  按照展覽簡介介紹,陳永漢曾經在一九八零年做過大眾報攝影記者,曾經在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做過華僑報記者 ,曾經在一九八零年做過政府旅遊司攝影師,曾經在一九八七年做過澳廣視攝影師,曾經在一九九二年做過TVB駐澳門攝影記者 ,曾經在一九九三年和二零一六年做過香港有線電視駐澳門攝影記者。一定還有拍攝過許多澳門八十年代至今的新聞鏡頭和城市變遷照片,筆者多次觀看他FB,知道他拍攝過許多這樣珍貴的照片。希望陳永漢的攝影作品在未來有更多機會參展。

【台灣九合一選舉】宜蘭縣議員候選人孫博萮:台灣建國要從地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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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從台北市開往宜蘭市的客運上,電視重複播放著宜蘭縣各參選人的競選廣告。當中,孫博萮的廣告另樹一格,只是把數張過往參與社運的照片,直接串起來,再配上音樂,比一條臉書的「好友日」影片更簡單。

孫博萮是公民運動出身的政治素人,主張台灣建國。兩年前她以無黨籍獨立參選人的身分,參選宜蘭縣立法委員選舉,在資源緊拙下,僅靠募款募集參選保證金,獲得7,189票,相當於3.21%得票率,跌破不少人的眼鏡。今年她再接再厲,在4月28日「台澎主權自由日」宣布參選宜蘭縣議員,政綱仍然是「終止中華民國代管,台澎住民自決建國」。

她相信建國要從地方開始,台灣是土壤,宜蘭則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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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政

孫博萮小時候被父母帶著參加野百合學運,長大後也是社運常客,十年前她為了遠離繁囂,從台北遷往宜蘭。在她眼中,原本宜蘭地形封閉,生活相對單純和保守。然而,雪山隧道通車後,將北宜路程從3小時縮短成3、40分鐘,大幅縮短了台北都會區和蘭陽平原間的行車時間,源源不絕的觀光客,隨著農地開發和房地產炒賣,改變了宜蘭整個價值觀。

四年前她開了一間咖啡店,在籌備期間,台灣發生了318公民運動,當時她忙於打理店務,無法抽身前往,只能晚上守著電視和電腦,看著直播直到睡去。之後,她決定「透過開店去連結社會」,而她接觸到首個當地議題,是「北宜直線鐵路」:在台北宜蘭之間,再興建一條截彎取直的直線鐵路。

她認為:「宜蘭的房地物價已被炒得朝天高,年輕人薪水不高,體會到的剝削感愈來愈強」。同時,政府管理土地不善,十幾年來,宜蘭蓋了7,000多棟農舍,造成農地破碎,耕地蓋了房子,廢水、廢棄物污染農地,破壞生態,農民的權益就白白犧牲了。她不禁反問:「宜蘭到底有沒有需要再建一條北宜直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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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眼中,傳統議員有利益關係,總是支持開發,滿口「供經濟」,要把農地發展成商業區。「都市計劃有否考慮農民的真正需要?觀光客為什麼要跑來鄉下看一個商場?」

她反對興建鐵路,在店裡舉辦多場講座,又聲援公民運動。雖然座談會反應熱烈,但民意代表沒有參與其中,當地人的聲音,沒有傳入政府的耳裡。同時,在阻擋開發案過程中,她發現政府可以開發的權利,是現行法律所賦予的,公民抗議卻改變不到法律。她得出結論:「只有進入體制內,才有機會修改法律,妥善運用公共資源。」

「不想再含淚投票,所以決定參選。」兩年前,孫博萮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立委,今年再參選議員。她表示,從上次到現在,她都要做一個實驗:「能否不透過傳統方法參選?」有感傳統選舉勞民傷財,參選人跑去婚喪喜慶拜票,「我覺得是一種干擾」。因此,她不設競選總部、不跑紅白帖、不印實體文宣、掛看板,不發扇子面紙免費小物;主要透過網絡宣傳,在部落格和臉書寫文論政,向選民表現真實的自己,「我跟一般人一樣,現在開始念書,每天開店,過一般生活,不會為了選舉,把原來的生活中斷,如果選民認同,自然就會支持我。」

「候選人不應像一個脫離世間的人,候選人就是一般人,只是我們願意多花時間在公共事務上。」

台灣建國

孫博萮兩次參選,都在政見中寫明推動「台灣建國」。

2016年,她在首輪政見發表會上,有很多篇幅討論台灣主權的問題,但媒體隻字不題。於是,她在次輪的發表會上,索性用絲巾蒙住半邊臉,身穿「恁祖媽係台灣人」的衣服,手拿「終止代管,台灣不賣」的標語,坐在發言台上不發一語。「為了引起關注,有候選人在台上唱歌跳舞、食便當;那麼我保持默,直接把主張寫在布條上,就請你12分鐘都看著我的政見。」

結束後,果然一堆記者過來採訪。她表示,明白當選會微乎其微,既然如此,就一定要把政見傳遞給公眾。

她表示最近幾年,愈來愈多中國勢力進入台灣政治,很多是從基層選舉開始,像農會和村里長。「我們開始質疑,柯文哲現在會講『兩岸一家親』,是以前就是這個態度,還是現在受到什麼影響?」、「有人把『統一』的政綱放在地方選舉了,為什麼我不能講『建國』?」

她認為台灣人要為自己發聲,不應因為害怕掉票而改變主張,今天不管是參選哪一個等級的民意代表,所有參選人都應該要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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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中國壓迫

對於香港處身中國巨大的陰影下,孫博萮表示,台灣長久以來受兩個「中國政權」壓迫,而真正對台灣威脅最大的中國政權,不在對岸,已是在島上。

「中國政權(中華民國)過去透過白色恐怖和戒嚴,利用洗腦教育、言論審查和思想控制,把整代台灣人從語言、思想、教育和歷史,改造成為『中國人』」。結果,是台灣人搞不清楚,「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流亡政權,不是台灣的國家,而是一個代管政府。

她表示,馬英九政府完全親中,過去再用8年把台灣人洗腦,歷史教中國歷史,地理教中國地理,把你教育成一個「中國人」,令你對於對岸感到親切,以為和中國「兩岸一家親」、「血統一樣」和「同文同種」。「很多人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去中國不是用護照,而是所謂的台胞證?」

她強調,被洗腦成另外一個種族,對於台灣的島民十分悲哀,「連講自己的母語(台語)都會覺得羞恥,好像只有低俗、低下層的人才會使用。好像我們看今天的香港,雖然這一代的年輕人普遍還講粵語,但下一代可能愈來愈多人講普通話。」

「現在有一部份人開始覺醒,才造就了上一次政黨輪替。但是,如果不是這一、兩年來,中共對於台灣的打壓加劇,令人在思想和生活上受到壓迫,很多人還是如在夢中。」

「我們今天要擺脫的,不只是對岸的中國,還有島上的「中國」。不然,就會一直受到兩個中國政權鬥爭所干擾,最後倒霉的就是台灣人。」她強調,「建國就是要保留語言文化,和身為台灣人這個主體性。」透過轉型正義、年金改革,找出過去威權時代的加害者,把他們繩之以法,才能釋放台灣人壓在心底裡的恐懼。

孫博萮在登記的政見中,寫著「從宜蘭紮穩民主法治根基,成為台灣邁向建國的重要基石」,接到選委會電話,指她政見中的「建國」二字有主張台獨之嫌,恐違反《憲法》。「今天我在政見裡面寫『台灣建國』,要終止台灣代管區,都會受到『思想審查』,連身為人基本的言論自由都還未受到保障,你怎麼會以為今天可以投票和選舉,就是擁有民主?」

「當台灣建國,確立主權後,我們才可以正常跟對岸中國交流,有生意來往;而不是一天到晚受到它們的侵擾,活在它們併吞的威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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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No Gun

孫博萮笑道,支持獨立建國,像香港一樣常常會被人質詢「怎麼不去打一仗?」但是,她反問:「今天不是說你乖乖的,他們就不威脅你;不管有沒有台獨,對方還是拿著飛彈對著你,一直不斷迫近你的生存空間,從來沒有跟你客氣。難道你今天為了免於一戰,就甘心做人家的奴隸,做中國的殖民地嗎?如果連你今天不保護自己的主體性,人家(美國)怎麼來幫助你?」

她表示,新疆人沒有爭取獨立,西藏人已經投降,還是受到中國如此對待,利用文化殖民,破壞當地的語言和宗教,把新疆人和西藏人全部變成「中國人」。「我們正在目睹這麼可怕的事情,和平的現狀會永久維持下去嗎?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執政,這些事情發生在台灣身上,也是遲早的問題。」

記者/攝影: 張展豪


銀幕後,最廉價的演員、最低賤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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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電視劇,膾炙人口,七十年代有《家變》和《狂潮》、而八十年代較經典的有《上海灘》、《義不容情》,加上當時社會因素、工業起飛,正值影視夢工場的黃金時期。那時候,上至管理層、導演、監製、編劇、演員、下至燈光、收音到場務等,無不戰戰兢兢、認認真真地「做電影、拍劇集」,每個人也在追夢。那時的銀幕上,絕少會出現「等朕 Check 下」、「跳樓騰空三十秒」或者「 單手攀岩傾電話」的超現實情節。

近幾十年,礙於影視業市道不濟,加上電視台的制度文化使然,劣質製作的節目氾濫。一方面,電視台要追收視,劇情就得要嘩眾取寵;另一方面,節目製作開支有限,成本往往就轉嫁最廉價的演員、最低賤的即棄道具—— 「動物」身上,結果動物用尊嚴、甚至性命埋單,在不少監製眼內,最合乎經濟效益莫過於此,不是嗎?例如,早前無線電視《美女廚房》節目,要求參與藝人烹調菜式,包括當眾活捉、宰殺或將未宰殺的動物活生生拋進鍋裏活烤,凌辱動物、令牠們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其後,又有肥媽的樂活享受、識飲識食節目,提倡北上大灣區進食淡水魚刺身,誓要教人食得招積。(食安中心因病菌、寄生蟲問題,最終呼籲市民停食)

這些劣質的節目,背後的共通點是:不談社會責任、只談廉價消費動動、搶眼球、搶收視。

無獨有偶,昨晚一齣無線劇集,再次出現一幕令人噁心的畫面。一位女演員手纏拳帶,東施效顰拳王 Rocky ,在擂台上撃打倒吊的豬屍沙包。抱歉,我並沒有能耐考究,劇組人員是否無錢購買道具沙包、還是反智地認爲此舉合乎劇情需要,是一件非常地「型」和「有毅力」的事。

這些都不重要。歸根究底,應該反過來說:有哪樣觀眾、就有哪樣質素的節目;有什麼質素的劇集、自然就有什麼修養的監製和演員。我不確定這位女演員,在拍攝這幕時,自己有什麼感受、又有什麼想法。

但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她竟然很自豪、高調、毫無歉疚地在面書發文,呼籲支持者收看。這到底是認知、還是良知出現了問題?

如果是前者,我可以告訴你以下冰山一角的事實:

- 母豬欄是鐵制的,尺寸不足一米乘兩米;
- 剛分娩的母豬,會被關進這狹小空間,只能站立和躺下,不能轉身;
- 這樣是為了防止幼豬遭母豬壓死,並避免豬與豬之間互相打架;
- 繁殖場的母豬飽受精神壓力,不斷噬咬欄杆發洩;
- 長期躺臥於排泄物上,身體受細菌感染,如患上皮膚病、乳房炎、膀胱炎等⋯⋯
- 運動量不夠,骨骼強度發展不健全,出現跛腳情況;
- 小豬離乳後 5-9 天,母豬再次進行配種,一直循環直到無法繁殖為止,然後被屠宰;
- 不足 40 天的小豬,會被屠殺,製成乳豬。

屠房的豬,顯然是弱勢,生前經已歷盡痛苦,死後還得要被凌辱,褫奪僅有的尊嚴。

那和槍傷了一名弱勢基層,然後在媒體前豎起姆指,一臉自豪,展露笑容⋯⋯那種態度、那種修養、那種冷血,一樣教人看得心寒。

突然變得無比重要的九西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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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選舉都是針對當權者的公投 — — 黃毓民,2010年。

我記得黃之鋒好像說過,2010年的五區公投,是對他重要的政治啟蒙之一。當特區政府屢屢曲解甚至漠視民意調查的結果,選舉就是唯一能夠彰顯真正民意的變相公投。業已退出政壇的黃毓民,對於11月25日的九龍西補選,聲稱要「不參選、不助選、不投票」,他的取態如何或許已經不值討論,但看著他的一眾宵小,在網上不遺餘力地鼓吹選舉無用論,使我還是忍不住要搬出當年黃氏的「聖訓」來對照一下。 然而,因為發生了中美貿易戰,比起3月那次4個議席的補選,這次九龍西單單一席的選舉結果,卻可能是一次牽繫全香港人身家性命的變相公投。

尤其美國國會在日前收到「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提交的年度報告,當中建議美國商務部檢視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政策。人家這個委員會,組成的12人由民主共和兩黨及獨立人士平分秋色,報告中對香港以至中國的結論,可不是一黨一派的一家之言,對中國強硬的態度,並非兩黨惡鬥下的口號政治,而是朝野共識。再加上中期選舉的結果,由於民主黨掌控眾議院,而眾議院又手握預算的提案和否決權,「當奴侵」在推動對內的經濟政策寸步難行之際,在總統可以全權主管外交的體制中,對中國只會更為兇狠,以鞏固民粹的支持。

再者,共和黨擴大了在參議院的優勢,而參議院主管人事任免,侵侵在選舉結果一出爐即怒炒司法部長,可以預見內閣官員若不緊跟他的鷹派路線,立即冇得留低,美國官員面對中共時的氣焰只有更盛。就算在11月底侵習再會達成某程度的停火協議,侵侵必定會另覓藉口再向中國尋釁滋事,範圍不會限於經濟領域,就如副總統彭斯在剛完結的東盟會議上發言指明,美國不會容許「某個國家」在南中國海進行「帝國式擴張」 。

在中美步入新冷戰的國際形勢下,林鄭政府在過去半年對香港人權和自由的種種壓制,現在全部成為美國的口實,但林鄭政府卻仍然而一副共幹口吻回應,指有關報告是「干涉別國內政」 — — 人家怎樣看待你,正是人家的內政耶。然後林鄭還要親自走出來,用教訓人的語氣說美國如果動香港就是損人又損己,而非有求於人更加要說話和氣。特區政府不以香港利益為依歸是不說自明的事實,但要系統性說明這種現象,我會稱呼林鄭政府的思維是「邀功體制」下的產物。政府的一言一行,背後的計算從來不是香港民意的反應,而是中央的認可;說得在簡單一點,林鄭公開說的每一句說話,從來不是說給香港人聽,而是講給領導人聽。

她與梁振英有所不同:689是欺上瞞下,行事先斬後奏,以政治正確自居逼迫中央就其乖悖行徑背書;777 卻是渴望讚賞的乖學生,吩咐下來的事,做足之餘還要想盡辦法 value add ,沒有吩咐的事也要率先行動為主分憂,民族黨和馬凱事件皆是例證 — — 由北京到西環沒有人會知道社團條例可以如此這般被應用,同時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京官會留意住某人的工作簽證何時到期。所以,在香港置身於貿易戰甚至新冷戰的陰霾下,林鄭政府不會想到以香港的獨特性在兩國摩擦時發揮緩衝和斡旋的作用,而是盤算如何向中央上繳香港的儲備來邀功。

結果我們已經見到陳茂波無端端伸個頭出來,要利用香港財政儲備投資一帶一路項目,更惡毒的有任志剛,身任金管局總裁的時候信誓旦旦要守衛聯繫匯率,現在卻放話試水溫要港元跟人民幣掛鉤,一旦成事,一直用以維繫聯繫匯率的外匯儲備,自然可以順勢上繳中央,為國家頂住不斷貶值的人民幣匯價。然則香港庫房清空,沒有外匯在手,香港的經濟可有明天?樓市股市焉有翻身之日?

說我在危言聳聽的人,請問在半年前會否想到有中美貿易戰這回事?在一星期前可會預計到西方國家真的會不再認同香港有一國兩制?在「邀功體制」之下,貿易戰絕對會加速林鄭在任期內將香港所有儲備上繳中央,尤其當林鄭因為山竹一役弄得全民憤怒,又不惜親自披甲上陣硬推萬億倒錢落海的「明日大嶼」計劃,民意原來都不會反彈,建制派都可以順利在九西補選中勝出的話,如此選舉結果則等同宣佈林鄭不必為施政面對一絲後果,林鄭政府變本加厲賣港邀功自不待言。

我不是說選一個李卓人入去立法會就可以保住財政儲備,而是選舉結果本身可以稍稍拖延林鄭上繳儲備的時序。在這個局面之下,李卓人的缺點反而可以達到效果 — — 一個上次已經選輸了現在卻又跨區翻兜的泛民廢老,面對建制派形式的政治素人+小花(事實上是今日黃花) package ,再加上啟動了馮檢基plan B刺客模式,都可以在九西復仇翻盤,那只能解釋為民意透過補選對林鄭作出不信任投票。建制派在「邀功體制」當中,要邀功就必須要贏選舉,建制派如未能在九西連勝,發覺民意仍未到予取予攜的地步,而不足一年就要面對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就仍然需要在民生問題上向政府擺出施壓的姿態,這就是反對派在這場補選得到勝利所能換取的操作空間。

正好當民主派在傘後無法提出落實雙普選的願景或路線圖,倒不如將「守護香港財富」作為短期目標和最高綱領。短期內反對派無法阻止林鄭以「投資未來」為藉口倒錢落海,那不妨以「投資現在」的口號來回敬,以民生需要反制林鄭的民粹語言。與其擔心香港人未來冇屋住,如果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仍然停留在第三世界層次,各項專科排期要等兩三年, 在雙非孕婦壓力已經大減的情況下仍然不時發生關於孕婦生產的醫療事故,市民哪有命等到你搞完「明日大嶼」?

反對派除了要求立即庫房全開灌水入醫療系統,還要考慮在派錢的問題上統一意見,畢竟部份泛民之前反對預算案派錢,是因為仍然相信政府的財政紀律,但自「明日大嶼」推出,對這固有幻想還不幻滅的話,應可視之為白痴。再進一步,要保住儲備,就要有財政預算案的否決權,2020立法會選舉再搞風雲計劃就有了實質的目標和意義。反對派甚至可以向林鄭挑戰,要求林鄭要與換屆立法會的多數派協商財政司司長人選,逼使政府在沒有普選的情況局部下放權力,以求在困局重重中實現民主運動的部份目標。當然要反對派整合從來都是難事,可能又要從頭再搞N次商討日,又或要李柱銘出來像當年一樣搞武林大會,但如果這次補選反對派敗下來,上面的論述就連空想也算不上,所有事情根本無從說起。

所以說,香港所有人的財富,這次得靠九龍西的選民來守護,最低限度,如果你不想林鄭邀功,而是希望見到陳凱欣入中聯辦打屁股,馮檢基因任務不成收不到尾數,這一票依然大有價值。

#Metoo 第一案,為香港帶來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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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麗瑤案判了,友說,「睇到啲留言,真係唔知講咩好」;一個follow的專頁評論到:「睇留言,就知班人渣最想生活既地方,係印度。」

稍定心神細讀網民留言,作為女性主義者(又去過幾次印度)的我,反而想到對話的必要---為使我們的社會不致退回原地。

年前,香港運動員呂麗瑤受歐美的#metoo運動啟發,在面書公開自己年輕時受到教練性侵一事,震驚全港,亦在本地掀起了一連串#metoo告白,包括在娛樂圈和教會,均有性侵倖存者挺身申訴。在特首林鄭月娥和各界社會賢達表示關注後,警方介入呂麗瑤事件,成為香港首宗藉#metoo運動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昨日裁判官練錦鴻以證人供詞有疑點為由,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但練官亦重申,法庭的決定必須依據證據,而決定本身或非反映事實的全部(註1),不希望是次判決對metoo運動帶來負面影響。

我對此判決的簡要理解是:1)判決證明了性罪行(特別是年代久遠而又單靠個人記憶提告的案件)難以在現行要求充足證據的司法制度下被裁定有罪;由於入罪門檻高,又怕判決不成立後被認為是誣告,令不少受害人不敢貿然提告(亦即某程度上回應了「被性侵為甚麼不報警?」的疑問);2) 裁判官清楚指出法庭的限制,而#metoo運動能補法庭之不足,令社會更加公平;這評論亦呼應了#metoo運動的初衷---在缺乏機制或機制失效下,性侵受害人無法於制度中討回公道,因而以公開經歷的方式為自身申訴,透過社會輿情及後續跨界別的協同效應以使施暴者得到應有制裁(如Harvey Weinstein事件)。3) 判決反映了幾個重要訊息:在各個界別和機構建立反性罪行機制極為重要,因為建立有效機制正正是確保受害人能在制度中申訴,並使嫌疑人能免受公開道德公審,被未審先判而「身敗名裂」;除了建立機制外,我們亦應思考建立一種非制度化的、以互動和協商方式處理基於誤解或期望落差而產生的性騷擾糾紛,在保持關係的共同願景下釐清互動界線,重構使彼此舒適的相處模式;要真正減少性罪行,性教育、兩性平等、改革保守性別觀,的確是根本方法。(下刪2萬字)

我發現,我的理解跟不少網民的看法之間存在的分歧,原來比粉嶺哥爾夫球場更大。批評呂麗瑤誣告的言論排山倒海,例如質疑她口供不合理、講大話、「搏上位」、「教識徒弟告師傅」,毀人清白等;亦有網民批評裁判官判了無罪但又稱讚呂氏「無私」並不公正,女權人士輸打贏要;亦有不少網民對被告教練深表同情。

我無意逐點反駁網民。我想以此案連帶同期幾宗#metoo事件,以及自身在印度險被性侵的經歷的反思,向立場各異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

為何我們需要「合乎期望」的受害者?

日本記者伊藤詩織於2015 年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名記者山口敬之性侵;她現身控訴後,竟在日本國內受千夫所指。她提到,自己在首次召開記者會那天穿了一件白襯衫,並鬆開了領口頭兩顆鈕扣;因著這兩顆鈕扣,她竟然被輿論攻擊為「蕩婦」,彷彿作為「蕩婦」的她,被性侵是理所當然。

日前,愛爾蘭發生一宗17歲女生被強姦案,疑犯的律師在法庭上展示女生當時所穿的內褲作呈堂證供,並對陪審團說:“You have to look at the way she was dressed. She was wearing a thong with a lace front. (你必須看看她如何穿著。她穿著的是有蕾絲花邊的丁字褲) (註2)"。最後,疑犯被判無罪,但律師委過受害人的行徑卻引發舉國震怒。

月前,兩名香港學者黎明和容暉,向本地傳媒公開二人數年前遭到基督教組織突破匯動青年的前員工多番性騷擾(註3);在二人現身申訴後,突破前總編、基督教人士吳思源撰文(註4)質疑兩位「博士級」的「高級知青」,指二人當年已為成年人,被性騷擾後不早早作出反擊,實是「匪夷所思」。

有時候我想,如果呂麗瑤並非在面書公開她的經歷,而是因報警或到平機會控訴而令事情被曝光;如果她顯得更低調、更楚楚可憐、更黯淡無光;如果她表露得更端正、說話更小心奕奕、更世故、更實事求是、更客觀公正、更為嫌疑者設想;如果她年齡大一些、如果她更美麗點、如果她上載metoo照片時穿得更小心嚴肅;如果,如果她能當一個合乎期望的受害人,她是否就能避過洶湧的質疑和人身攻擊。

至今我看過最完美的受害人,是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指控最高法院候任大法官Brett Kavanaugh的Dr. Christine Blasey Ford ----白人、已婚女性、母親、大學教授、神經學家;穿著大方端莊、談吐優雅溫柔、陳述客觀公正;不過於哀傷、不呼天搶地、亦不過於自信剛強;高度合作、自行測謊並提供專家證人證詞,謙恭而認真地回應議員的低水平質疑,例如以腦神經學知識回應「How are you so sure that it was he?」這樣的「完美受害人」的形象,令Dr. Ford 得到共和黨參議員Orrin Hatch一句 「attractive」和「pleasing」的稱讚,卻也擋不住全國Trump支持者翻江倒海的攻擊。

看著這些響應#metoo女性的遭遇,不其然令我想到自己。

數年前,我隻身到印度旅行,在一趟19小時的過夜長途火車上,我被一群印度男人圍著,他們不間斷地向我喊話、更觸碰我的身體要我跟他們聊天,縱然我已明確拒絕,還不停被騷擾。那時我心裡想,他們絕對可以把我輪姦,搶去我所有財物,再把我丟棄荒野。如果當真如此,作為一個留著男生般的短髮、穿著中性、沒有姿色的年輕女孩,我將會受到怎樣的責難呢?「明知印度咁危險仲自己一個人去,自己攞黎」;「印度男人真係飢渴,咁都岩」;「執番條命無死都應該還神啦」。 若受到這些言論攻擊,說到底是因為我的性別形象及經歷的性侵樣式,違反了社會對性侵的「合理期望」。

社會需要合乎期望的受害者,和合乎期望的性侵樣式,其實是要維持並鞏固既有的性別認知和觀念;社會亦基於這些期望而建構一種賞罰原則:只要你是合乎社會期望的好人,就不會被侵犯,如果有人侵犯這樣的你,這個人就要受到懲罰;然而,若然你或你的經歷未能合乎期望,那就表示你對事件也有責任,你更值得被質疑,而你的「誣告」應受到更沉重的懲罰。

早前,演員藍潔瑛溘逝;她在2014年曾接受訪問提起當年被影壇大哥性侵的往事。作家廖偉棠在藍氏離世後撰文提出詰問:當年藍潔瑛的剖白就是實實在在的#metoo,為何沒有婦女團體出來聲援?(註5) 讀後我一直愧疚。2014年,我已是碩士學歷、活躍地書寫性別評論的寫作者,當年我到底為這件事做過甚麼?我一字都沒有寫。因為當時的我並沒有把娛樂圈的「八卦」新聞認真看待----我沒有把娛樂圈的性侵傳聞,納入到理應被認真對待的「性侵事件」的範圍裡。這是可怕的疏忽和盲點。

Dr. Christine Blasey Ford在聽證會上說:「I was calculating daily the risk/benefit for me of coming forward, and wondering whether I would just be jumping in front of a train that was headed to where it was headed anyway and that I would just be personally annihilated.(我每天都在計算站出來對我的利害,我想,我是否只是往一列無論如何也能駛到它要朝向的地方的火車前方跳下去,只是我個人被毀滅而已)」(註6); 伊藤詩織後來在訪問中剖白,不扣鈕扣,是因為不甘心於人們對性侵只有一種理解方法 (註7)。

但是我想,為什麼我們要受害人被傷害後還要耗盡心力、懷著粉身碎骨的刻痛覺悟去啟發社會?如果我們認真希望社會再沒有性罪行的受害者或被誣告者出現,為何我們不能對性侵這種社會共業,主動發展出更深更廣的理解?

我不甘心,不甘心我們回到各打五十大板的茶餘飯後渲洩式討論,而非共同思考出制度性和非制度化的方法去減少傷痛。我深信我們有能力把這地方變得美好一點,即使在最黑暗的時空下。

參考:

註1:田徑教練黃恆脫非禮罪 官讚女學員勇敢望裁決不影響metoo運動
註2:Irish outcry over teenager's underwear used in rape trial
註3:教會機構#MeToo事件簿:她們指控「突破匯動青年」員工性騷擾
註4:性騷擾還是報警好
註5:藍潔瑛生前,為什麼沒人幫她出頭
註6:Kavanaugh hearing: Transcript
註7: # METOO 專訪伊藤詩織:對於性侵事件,人們不該只有一種理解方法

鍾士元逝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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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鍾士元逝世,終年101歳,連同查良鏞等同代精英同期先後離世,一個時代真的過去了。

死者為大,今天不少同代的KOL兔死狐悲,對他們歌功頌德,無可厚非,但無人可以解答一個問題:以建制派而言,不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力量,當年都比現時強得多,維持現狀是主流意識形態,又是社會共識(敢信九成九港人都支持,甚至包括土共在內),更是英美各國的既得利益和立場,經濟上,中共固然沒有今天財大氣粗的勢力,更需要和依重香港,八九六四後,政治上,在國際上更被制裁孤立,正是集所有有利條件於一時,何以權傾朝野又有社會基礎和國際廣泛支持同情的建制派,仍然不能帶領香港成功爭取獨立自主,至少維持現狀,延續英治?

今天年輕的一代喜歡抱怨上一代,卻不去怪責有能力也做不到和不敢做(例如倡議全民公投)的建制派,而當年的建制派的KOL,包括長期為中共做統戰和搞青年刊物誘導年輕人「愛國」的青年導師,現時卻反過來振振有詞,為這些即使不出賣香港至少也力有不逮的建制派權貴塗脂抺粉,天下間還有更荒謬無恥可笑的事嗎?

民主是資本主義的産物,最受益的資產階級不去爭取,因為他們本質上是買辦階級,有奶便是娘,只要確保階級利益,永遠都只會依附在權力中心,英方、中方其實沒有分別。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潦倒資產階級(Lumpen-Bourgeoise),曾經是英國走狗如譚惠珠、范徐麗泰之流看風駛舵、掉轉槍頭,也就不足為奇了。

年輕人翻查歷史檔案,硏究當年的香港前途問題是好事,但歷史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題為編輯所擬

北韓守門員李明國的第一百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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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東亞盃對香港係李明國第一百場波。

北韓繼2012年後再次無法進入東亞盃決賽週,而勞改、 礦工、犬決等字眼又出現喺網上,有球迷詢問我,今次北韓球員會受到處罰嗎?

首先,球員踢得唔好會畀政府捉去勞改或掟去做礦工,主要係南韓嘅所謂消息人士透露出嚟,由於無法查證,可能真,亦都可能係假,但我有兩點好肯定,第一點就係教練金永峻非常失望,佢經驗唔夠,但北韓嘅運氣更加唔夠,三場波射罰球都中楣,另外就係把握力問題,三場波佢哋創造咗起碼廿個黄金機會,不過畀班球員浪費晒。完場後佢平壤式踎咗喺到,有波友覺得佢喺嗰刻腳軟企唔穩諗緊點著草好,我唔係佢心入面嗰條蟲,但喺鏡頭所見佢面帶青灰色,其實喺補時階段一個頭鎚如果入咗,面露青灰就會係阿白生,但呢啲咪就係足球。

另一點係門將李明國唔會失蹤,佢係北韓多年來嘅首席門將,但佢已經被傳過多次「將要返國做礦工」,「將會被送入勞改營」,甚至判死刑嘅消息,2010年世界盃佢失咗12球,有媒體估計佢可能從此消失,但之後九成大國腳比賽都係佢擔正,亞洲盃出局又「被死刑」,輸畀菲律賓又被死,輸畀越南又要被死,畀黎巴嫩大炒畀香港迫和東亞盃包尾又話佢會接受死刑,到今日?佢仲生勾勾喺到,咁今次又咩下場呢?

李明國有冇受過罰我唔知,但肯定仲會見到佢踢北韓A隊,因為對比其他北韓門將,佢的確好穩陣。你睇吓班U仔就明白。根據英國嘅theguardian喺2014年為佢做嘅專訪係咁講:(由南非世界盃)返到北韓,北韓隊受到市民熱烈歡迎,李明國亦成為人民英雄。

你又信嗎?

話咁快,踢埋今日呢場佢就為北韓踢咗一百場波,可惜隊友唔爭氣,冇得將出線送畀佢做紀念禮物。

《逆向誘拐》:下剋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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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2014年11月,我已經要回校上課,但一顆心又因佔領開始變得放縱,於是走堂睇戲。黃浩然首作《點對點》與傘運關係不大,但是男女主角的日常推理味道濃厚,追尋解語者的真身同時發掘香港大城小事,一地一個塗鴉,勾起幾代香港人對城市的回憶。大多數活於此間的人,並不了解也沒興趣了解塗鴉的意義,反而一個初來的人,和一個歸來的人產生共鳴。黃浩然念茲在茲的,是香港人的故事。

於是透過對文善原著的改編,更見導演意圖移植一篇推理小說到香港社會環境,如同原著其實有多於一宗的綁架案發生,導演也想在推理解謎中,表達他對世代的看法。

他刻劃出漫畫般的人物,同時想把中環從政商權貴悠久控制的區域解放出來。電影內的中環地景除了有言志式的新舊交替、世代之爭,最值得留意的是角色們身處的Apartment外的舊唐樓,永和號。永和號是很早期的唐樓,你看到它,你就看見一百年前中環最多的是甚麼樓宇。百年庶民生活留下一棟唐樓作證,那不是顯赫人家府第,而是當年中環華人基層的住處。你會想起「中環價值」,你會想起「中環」是衣香鬢影,「中環」就是有錢佬的世界。並不如此,永和號的存在,在《逆向誘拐》有點睛之效,這是一個下剋上的故事,這是一個「以玩和網絡佔領中環」的故事。

然而,導演想說的事太多,多得連推理故事的框架也限制不住。如果一心打算入場看推理電影,反而有種旁枝比主幹強的感覺。看電影怎樣調侃甚至消解「警察」的意涵,沒問題;看吳肇軒打破第四面牆說故事,這處理也沒問題(還無端想起梁朝偉在90年代一些電影的演出),但是那宗另類綁架案本身,在大量重複使用的閃回下,最後解謎時驚喜削減不少。我不認為綁架案很難懂,原著書寫的兩層意義上的綁架案,相信很精彩,反而覺得導演怕觀眾不懂。剪接Style很跳躍,沒問題,而是閃回本身對故事推進和氣氛建立有甚麼影響,這次嘗試顯得拖宕。

拍得不夠好,但我卻很願意支持《逆向誘拐》。今年下半年港產片小陽春,不論質量,數量上觀眾接觸到的港產片比上半年更多,論聲勢和討論,還道上半年只得《中英街一號》。《逆流大叔》、《逆向誘拐》、《非同凡響》、《翠絲》,還有快將上映的《G殺》,港產片不論編導,有新有舊,題材各擅勝場,本來就值得入場支持。但是,面對戲院經營考慮,屢次把港產片打入冷宮,《逆向誘拐》上畫不久已經受「天地場」(即早、晚各一場)對待,怎能不使人氣結?為甚麼一部本地製作港產片要等到有口碑有回響,才逃得過cut場命運?實不應剝奪香港觀眾欣賞港產片的機會,即使電影不一定都是佳作。瑕疵雖有,但沒有觀眾支持,編導團隊難以有下一次機會推出新作。

等一個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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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為已取得足夠提名,因有部份提名無效,此刻還欠一個。我在等一個人的提名,等待答覆中。

過去一星期,經歷多次的被拒絕。被人拒絶和懷疑,內心很難受,最難受是覺得自己人格被質疑。

惡意言論 莫名恐懼

當有人知道我有意參選居民代表後,隨即在whatsapp群組就出現抺黑攻擊的信息「帶著政治目的為由的偽君子」,繼而被踢出村內whatsapp群組。有村代表曾whatsapp我指責我是「搞事」。猶記得我曾參與現仼兩位村長的當選慶功宴時他們道謝的親切笑容。

有原本支持我的村民,因怕有人查到他們是提名人,不想得罪人,遭人說閒話和孤立,也拒絕了做我的提名人。

租屋都是持份者

今次參選居民代表,是因為我很喜愛居住了8年的村落,加上未來幾年,政府將推行 #垃圾徴收費 和 #西貢公路擴闊工程第二期(白沙灣/北圍至西貢市),一個被視為寄居的租戶好想行出來告訴其他人,無權無勢的租戶,都是持份者,有權有責任為自己住的地方做點事。

關注回收和過馬路,是搞事嗎?

鄕村回收減廢
曾直接與環保署傾談有關鄉村回收的實行,官員坦言毫無頭緒,政府根本唔知點入村做。 我珍惜鄉郊,看到村民有回收需要,希望落手落腳在自己住的村落建立回收系統和推行鄕村減廢目標。

忽視村民過路安全設施
在西貢公路將擴闊為四線行車,可是政府只為白沙灣提供行人隧道橫跨公路,其餘村落,則只提供簡單過路處,交通燈、斑馬線完全欠奉,這將對行人安全有很大的威脅。

投票權誰在乎?

在收集提名時,發現很多居住在村已超過十年的居民也沒有在選舉登記册內。名冊上卻有已搬離多年的人,他們仍擁有投票權。縱然曾親身給選民登記表格給村民,很多人亦無交到表格。

感激簽了名的提名人,他們甚是可貴。I’m so proud of my subscribers.

天色確實很灰,但光仍在,神同在。等待是痛苦的,尤其當你甚麼也做不到的時候。


三位天水圍同事就街工遣散天晴團隊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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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三人為梁彩琴(琴姐)、郭文浩(阿Yo)和林子晴(Sandy),為街坊工友服務處天水圍天晴團隊的組織幹事。

11月初,郭文浩接到街工執委通知,會方因財困而需放棄天晴邨的地區工作,並將遣散天晴團隊三名組織幹事。11月14日早上,執委終於正式會晤我們三人,並重申無法承擔天晴邨地區工作,下星期(11月20日)將會是我們的最後工作天。

我們分別在天水圍服務近9年、1年半及半年,竭力發展及改善社區,與街坊建立了一定關係和感情,因此對會方突然遣散團隊的決定感到錯愕及憤慨。離職日距今只剩不足一星期,我們將盡力與街坊商討未來的社區工作何去何從。

我們實在不願離開,希望盡團隊最大努力繼續維持天水圍的地區服務工作,努力籌謀及尋找資源,不願意放棄一群一直支持我們的街坊及社區工作。儘管未來將變得艱難,我們仍會以各種形式堅守下去,繼續服務天水圍街坊。

梁彩琴
郭文浩
林子晴

2018年11月16日

補充資料:
我們三人懷著基層社區工作的理想投身街工,琴姐是天水圍街坊出身,也是街工九年前開拓天晴邨地區工作以來,由始至終對天晴邨不離不棄的組織者。阿Yo是以從政為抱負的社工,家住港島,每朝一早到天水圍落區,為的是投身基層運動,為弱勢發聲。Sandy社工學系畢業,把社區組織的信念在基層地區實踐,致力組織街坊共同爭取改變社會政策。

工人唔係話炒就炒 街坊不能揮之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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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組得悉街工解散天水圍天晴團隊,成員郭文浩(阿Yo)、梁彩琴(琴姐)、林子晴(Sandy)突然被遣散,這是今年內,街工「二次財困」,再度不公平解散團隊,嚴重影響基層勞工組織工作!

工人唔係話炒就炒

上述三位天晴團隊成員,郭文浩是有從政抱負的社工,家住港島但投身天水圍地區工作,經常工時超標,大小行動、落區、組織親力親為,在幾個月前更升為天水圍地辦的中心主任,如今卻在不少街工會員亦不了解情況之下,突然被中止地區工作!梁彩琴亦為資深街工會員,本是天水圍街坊領袖,於2009年入職街工,工作至今近十年,是街工唯一一個自拓展天水圍地區工作至今,對天晴邨不離不棄的組織者,也被突然通知遣散!林子晴則是社工學生,因對社區組織的信念而在畢業後投身基層社區,致力組織街坊爭取政策改變,如今卻遭到團體背棄,街工在沒有商量的情況下,終止社區組織工作,放棄天晴。

街坊不能揮之則去

街工早於2009年已在天晴邨開展地區工作,2011年區議會選舉失利後,關閉天晴邨地辦,唯有琴姐繼續在該區堅持組織工作,近年終於加強人手進行地區工作,即上述天晴團隊,團隊致力發展社區組織,在大小社會行動上,相信大家也見過他們與街坊的身影。如今天晴團隊突然被解散,等同街工二次離棄天晴邨街坊,視社區組織如無物,十分可恥!解散團隊之決定,既沒有通過會員大會,亦沒有經過街坊商議,討論相關地區工作的跟進安排,天晴邨不少街坊多年來支持街工,但街工對天晴邨街坊之態度,竟是如此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勞工團體謊話連篇

「為弱勢出聲、為貧者出力、為勞工出頭、為民主奮鬥」四大綱領,街工還剩下什麼?一腳踢走培訓多年的街坊領袖琴姐、先解散後通知會員與街坊,毋須商討尊重,對阿Yo及Sandy兩位投身基層運動的年青力量,直接掃地出門,而只打算以「財困」來做擋箭牌,可笑的是,財困在半年前已被一眾前執委與會員戮破為不民主、矛盾連篇,今天再來一次,有人信嗎?猶記得半年前勞工組事件期間,蘇耀昌等幾位現任執委兼受薪職員,當日力陳梁耀忠所講的街工財困為事實,並聲稱主動要求加入被裁名單,真是令人發笑,無恥之極。

最後,我們想說的是,歷史在笑,半年前街工勞工組事件,導致近半數會員退會,前會員召開退會記招當天,有部分會員聯署表示支持街工重上軌道,這條軌道走向何方,現在已經更加清楚。唯願支持基層勞工的朋友,自組力量實踐我們的理想。

勞工組
2018年11月16日

SAR should set up Standard work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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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 long discussion by the Labour Advisory Boar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put aside the legislation of setting up the contractual working hours and standard working hours. To take a new move, it has planned to introduce working hours’ guidance for 11 industries by 2020 instead of solving the problem through legislation. Obvious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the lack of courag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is constantly urged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 It makes use of market pressure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working hours’ guidelines to the employers and the manpower market and also it uses for the community to draw a line to the issu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s one of the "ants", I am disappointed with the attitude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hich has an oversight on the idea of work and life balance today. Despite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work on standard working hours, some common concern on the issue should not be over- worried.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sees the strong survival in market

Similarly, to protect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low-skilled labor, the hourly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also attracted some opposite voices before implementing. These include the amount of minimum wage per hour which leads to a direct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consequently a soar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However, the minimum wage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seven yea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lease of the unemployment rate, it has remained at a low level of 2.9%. This shows that Hong Kong's workplace has a certain capacity to digest. The solution to the social problems should be dependable on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he subsidy proposed to the workers and the suppor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We observe that, after the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remains un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Annual Report 2018", reviewing more than 60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Hong Kong's ranking can maintain in a leading position, showing that the challenge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to the market can be tackl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found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economy. Instead, the SAR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benefi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stage rate of the labour market and consolidate the potential of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ductivity should not only depend on not working hours ?

According to a British consultant's survey of GDP and working hours last year, the most productive city in the world is Luxembourg but its total working hours have been reduced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from 1,643 hours in 2016 to 1512 hours last year.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ductivity, rather, the company's job training for employees an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human resources in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the total labour force in Hong Kong has continued to rise. It has increased by 4,900 in two months since March 2018. I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labour in the market, which will also add new impetus to the workplace. Employers are encouraged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manpower, hiring them to become contract or part-time employees. If the standard working hours policy implements, they can complement the current full-time employees in specific working hours or during the holiday compensation arrangements. I believe this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ductivity among companie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ndard working hours does not have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business sector. On the contrary, it should strive for more time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wage earners" to increa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kplace which, in the long run, can develop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Summary

As a public servant of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put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interests. Rather, it should support the concept of "work-life balance". Regrettabl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headed by Carrie Lam may not put the issue in the priority in these years and prefer to focus on the offsetting of MPF instead. However, the issue of Standard working hours has already discussed entire government term. Now it is left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next session. I am afraid tha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employees,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working efficiency are deteriorating.

「哥基最後的戰歌」續篇:做人何苦咁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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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何苦咁哥基》

基哥稟性好哥基,政治投機仲挑機,
民主民生作招徠,又傾又砌算老幾。
雖是細黨小主席,西九向來佢陀地,
豬頭照例分一份,誰敢踩場冇面俾。
上次搶位重中重,最佳人選唯老驥,
後生細仔等多陣,啓明只好兩邊企。
今趟初選大道理,過期新秀要有say,
無意抬轎撐大局,最好俾佢做 Plan A。
Plan B 都冇發老脾,唔預阿叔點忿氣,
有意搗亂整舖杰,把心一橫做阿四。
做鬼扮人當做戲,篤完背脊再篤鼻,
口水猛噴讕伶俐,灰質生蟲腦麻痹。
攝位搶繮有姿勢,鬆㬹鎅票冇出奇,
贏取議席機會微,輸埋底褲攬住死。
露完底牌露埋餡,老了屎忽老頭皮,
搞禍檔攤博立功,做咗丑角扮擔旗。
哥基行年六十幾,再唔覺悟實爛尾,
從今不再揼石仔,大是大非懶鬼理。
英雄要識搵老襯,俊杰知埞凴大邊,
今時今日香港地,往後要睇邊台戲?
當知底氣壓人氣,想要掦眉先低眉,
欲求容膝願屈膝,唔去投機那有機。
疊埋心水投誠日,打定粒六翻身時,
重新上路不宜遲,莫怪做人太哥基!

什麼叫做「民主派」,今天似乎已經越來越難說得清楚。也不記得在什麼時候開始,社會的論述慢慢作出了轉變,在「民主派」前面加上了一個「泛」字。從字面意義上看,似乎是顯示所謂「民主派」包含了更廣泛的內容和含意,也似乎是指「民主派」包容了更多不同的組別。大家可能都是追求民主,但在追求民主的具體策略,甚至是對民主的定義上也不完全一樣。可能只是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對手和敵人,就是反民主的、只是要維持既有制度對既得利益階層的傾斜、一心只謀求讓當權政府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團繼續壟斷政治權力、甚或只是以強權及獨裁的北京馬首是瞻的那些人。

這些打着「民主派」旗號的不同個人、組織、派別、及政黨,面對着這一些財大氣粗、掌握着重要的政治資源、又有北京在背後撐腰、又由西環協調操控着的建制勢力,唯有以一個鬆散的聯盟方式見招拆招,希望透過各種協調、聯盟及合作,盡量在既有制度中爭取空間,為民主的發展開拓一些機會,或者起碼保住現有的陣地,不要逐步被蠶食。他們的任務無疑是十分艱巨困難的。

面對制度的擠壓、資源的不足、北京的打壓,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已經岌岌可危。加上山頭林立,個個都不是大佬,但想做大佬的人卻越來越多。有些原本做開大佬的又不斷倒退。這一類所謂「民主派」,莫說是開拓新的空間,要保住舊有的地盤也越來越困難。偏偏卻有些人仍然不知進退,緬懷着自己的大佬風光歲月。做慣了大佬,便不知道到了某些階段確實需要思量讓路,或者起碼作策略性的退卻;站慣了在前台,就永不甘心有時也要懂得為人抬轎。

也不能否認,面對發展局限及現有制度的打壓,有部份新生政治動物確實認為現有的民主爭取及鬥爭策略不管用。對於他們而言,唯有推翻現有的民主發展及抗爭論述,才能在民主派陣營中確立自己的位置,於是也是要挖取民主派極左一翼的牆腳。

當然更不能否認,有些人是打着「泛民主派」的旗號存心博懵搵着數,有些更是明顯有著不可告人的隱藏議程,主要就是要挖民主派的牆腳。

面對內外夾攻,那些曾經作為民主派某些派別大佬的人,就更加應該知所進退,應該更明白團結的重要性,應該更懂得忍辱負重,也應該知道以民主派的大局為重,也應該知道面對政府的DQ及建制派的咄咄逼人,保本保住現有位置是有幾關鍵。至於如何把年輕一代民主派的政治訴求及策略融入現有民主派的整體之中,就更是這些民主派老屎忽政治智慧的考驗。

人總有不足,人也不是聖人,參政一段時間後如果已經難以再開拓新的可能性,就應該是讓路的時候了。民主派所仰望的公平自由選舉及其應該產生的結果,往往也是這樣。當政十多年的德國現任女總理,甚至令德國成為歐洲的領導。但無論功勲如何大,始終需要面對被新一波政治洪流淘汰的一刻。如何面對這一種遲早會來到的退場,也是政治人物胸襟及政治智慧的考驗。當年邱吉爾領導盟軍擊敗納粹,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戰爭剛結束,他就在英國國內的大選輸掉首相一職。有人問他,「會否覺得英國人太忘本,也對他太不公平」的時候,邱吉爾竟然說「英國選民對他的不仁,正好反映民主制度的偉大」。他下台之後,著書寫二戰史,後來得到了諾貝爾獎;在野幾年之後,他捲土重來,還不是重登閣揆!

中國人的政治可能產生不了邱吉爾,只能養成一個又一個自吹自擂的偉大領袖。今天的香港政治,寄生在這一種體制下,當然也不能期望政治人物個個都是高瞻遠矚,大公無私。建制派就更只是寄生於權勢,仰人鼻息。對於吃狗糧的,大家無需有任何奢望。但對於仍然高舉民主旗號,要捍衛港人基本人權及民主權利的,起碼都應該期望他們有最基本的民主胸襟和修養吧?

但人性中的軟弱與貪婪,往往是某一些民主派人物的致命傷。所以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以前曾經積極參與過民主運動的人,到頭來自己扯下畫皮,變節投誠。

對於一以貫之,為開拓香港的民主空間及爭取民主制度打拼過的民主派人物,不論其派別,不論他們在其派別內的地位高低,也不論是否完全認意他們的政治觀點或策略,只要能夠做到一以貫之,我覺得都應該予以尊重。今天很多年輕一代的政治參與者,以全面否定這些民主派先行者為樂,我覺得大可不必。每一個世代面對的處境不一樣, 作出選擇的空間也不一樣。何必以今天的流行服飾標準,來說評說唐代的衣冠?

很多時,有一些所謂民主派人物的言論及行為,真的有點令人懷疑及反感,有些人也實在太不爭氣。但一向的態度,只要是在言行、姿態及去取選擇上堅持民主、對抗強權、對抗建制,我覺得都應該盡量疑中留情。

所以,有些泛民主派中人的行為及選擇,就算很不能同意,但也很少用很嚴厲的態度來批評這些仍然被視為「泛民主派」同道的。有些人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同道,他們自己也知道樣衰,也懂得盡量低調,儘量走位,也盡量想把那些馬騮戲表現得不至於太難看。對於這些人,也盡量懶得去理會,因為根本不值一哂。

但對於這一次西九補選這場戲做得這麼爛、這麼難看,真的可以說是大開眼界了。我冷眼旁觀,看看這位哥基在整個部署出選過程中的言行和邏輯,也看看他在去馬出選之後採取的姿態及面向,再留意一下他在選舉論壇上所說的「道理」,加上在網上平台說來說去那些詭辯,實在有點覺得很討厭,很反智,令人覺得不耐煩,兼且極端厭惡。

這可以說是很多年以來,打着「泛民主派」旗號來造衰民主的最爛一場表演。應該記下來。何況他已經露出了尾巴,說明還打算會用盡他以前那個民主派小政黨中人為他抬轎多年而賺取的政治老本,不排除以後次次都會出選鎅票。真係食得唔好嘥,怪不得可以贏取到他的對手,唔係,係他的盟友陳健康的「同情」,也爭取到文匯報支持佢參選。可能其實佢已經贏咗。

爛戲看來還會繼續演下去,哥基看來也不介意繼續搲爛面皮,反正永遠都沒有可能做 plan A,就索性繼續在政治爛戲自封做第一男主角。我以前寫下的那篇「哥基最後的戰歌」,因此不但不會是「最後」,就是今天這個「續篇」也可能不會是最後,以後可能還需要有第三或第四篇。雖然有哥基的先例可援,說了「最後」又如何,永遠都可以不斷推翻背叛自己。衰嘢點解要學。所以,題目雖然仍然是「哥基最後的戰歌」,還是不應作出承諾,這可能仍然不會是最後的一闕哥基戰歌。

又是雷鼎鳴出動的時候——為何38位經濟學者不可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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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考慮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林鄭反駁,指香港是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經濟體,若美方取消香港貿易對待,會損害美國在港利益。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回應林鄭,引述一份經濟數據,指美國是香港第二大出口市場,而美國公司在香港聘用約10萬人,由此可知,香港與美國的貿易往還,香港是明顯受惠的一方。

林鄭想拋窒美國政府,但人家有備而來,沒有被嚇親,更反過來,「大番妳轉頭」。這時候,靠政務官系統的支援絕不足夠,曾聯署撐政府「明日大嶼」的38位經濟學者理應再次出手相助。尤其雷鼎鳴和王于漸兩位,長期幫政府出謀獻策,今次開正你們經濟學那一瓣,毋用濫竽充數,權充法律、生態、城市規劃或土地政策的專家發表高見(可參考筆者《為何 38 位經濟學者不可靠?(一)》),一定更具說服力;就算無法以道理KO美國政府,至少令世界各地的人不再輕信美國人那一面之辭。

筆者拜讀雷大教授的文章多年,見他經常在字裡行間吹噓自己認識很多美國經濟學界猛人。眾所周知,美國經濟學界和政府關係密切—好像芝大教授Casey Mulligan早前便當上白宮的首席經濟師。既然雷大教授的人面如此廣,實有利替港府穿針引線,用私交進行遊說工作,消除或起碼減少美國政府對香港的誤解,以免對方誤判形勢,做出損人損己(林鄭語)的愚蠢行為。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要收服那些有崇拜權威傾向的香港市民不難,38位學者憑頭上光環,就算份聲明只有《「明日大嶼」願景:成本效益的上佳選擇》這種水平,都夠煞食。但今次對手並非泛泛之輩,先不考慮特朗普會將政治凌駕經濟利益,要用嚴謹的學術理據折服美國政府的智囊,令其改變初衷,接受林鄭那套說法,絕對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尤其美國在香港遍布線眼,一定知道雷鼎鳴的名聲和往績不是那麼好,除了發表過「朋友內地『叫雞』都可以用支付寶」和「佔中為香港帶來3500億元損失」的言論外,更經常說一套做一套,欠缺公信力,的確不容易取信於西方學術圈的朋友,以至於美國主流社會。

嶺大的許寶強教授於2006年和雷鼎鳴展開連場討論,正是一個經典例子。在《最低工資與不顧現實的意識形態》一文中,許寶強有以下評論:

「在面對不利自己觀點的實證證據(in-convenientfacts)時,雷教授不僅從不嚴肅面對,一直無法提出可讓公眾檢查、能通過社會科學社群嚴格批判的實證資料以支持其猜想,只嘗試利用魚目混珠的修辭或研討會上難以驗證的片言隻語,把武斷的常識類比成經過科學社群以「控制實驗」等方法反覆、嚴格和公開地論證的科學命題,更經常以不相關的權威排拒建基於事實的質疑,這明顯已遠離了波普爾(KarlPopper)所倡導、建基於理性批判傳統的實證社會科學方法。」

「『干預市場導致貧窮』和『保護主義遺禍人間』並非是雷教授唯一未能提供證明便宣稱的斷言,他在前一篇文章寫道:『最近十多年國際上學術界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壓倒性的證據恰好是說弱勢社群的失業率會增加。』我不曉得雷所指的『國際學術界』,是否包括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地區研究、馬克思主義、勞工研究等相關的學術成果,也不曉得他是否精通日文、韓文、德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等語言,以涉獵『國際學術界』近十年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不過,僅僅就他可能會較熟悉的英語世界的經濟學界,對於最低工資是否會導致弱勢社群的失業率上升,恐怕還未有定論。」

許寶強接著引用經濟學界的研究,MythandMeasurement:TheNewEconomicsoftheMinimumWage,指出提高最低工資並不像某些教條化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指,會導致青少年和低收入工人失業率上升;相反,在一些社會脈絡中(例如新澤西州的快餐店),提高最低工資更與失業率下降同時出現。雷鼎鳴後來沒有就這個問題再作回應。碰巧筆者幾個月前也曾撰文談論最低工資,跟進過有關結論:

「事實上,連《經濟學人》,在2012年也指出,越來越多學術研究顯示,最低工資可收窄工資差距,而不會損害就業情況。」更重要的是,「以香港為例,最低工資自2011年5月實施至今,剛好七年,但調查顯示,它沒有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過去雷鼎鳴長期大力反對最低工資,令不少市民擔心政府會好心做壞事,導致失業率上升。政府和商界有大條道理拖延推行,不知有幾多基層工人的生活遲遲未得到改善。終於要到七年前才正式實施,而事實勝於雄辯,作為反對最低工資者的理論導師,自己那套學說被證明無效,卻側側膊唔多覺,當無事發生,不為昔日言論的錯誤承認責任,這很難說是一個有嚴謹要求的學者所為。

多年來,雷鼎鳴喜歡批評跟他意見相左的人不理性、民粹主義。但事實證明,論賴皮程度,有些學者和建制派的政客實在分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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