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綫電視 1984 年的劇集《鹿鼎記》劇照

記得寫NBA史上最好球員時，我曾有一句大意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初戀，也有屬於自己年代的偉大球星，初看的感動難以取代，所以要認同另一個年代的球星更加偉大，實在困難。」

因金庸先生笑別，不少喜愛其武俠小說的朋友都浮上水面；七十年代起，金庸不少著作都被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膾炙人口，也因不同年代，有不同主角，於是比較那位傳神，成了永恆不休的話題。

要比較各大主角，首先要看齊著作，有自己喜歡的角色。男人，會幻想自己是四女同舟何所望的張無忌，是俊朗情深的楊過，是悲壯感人的喬峰，是左擁雙兒，右抱蘇荃的韋小寶，甚至是對個個都真心的般正淳，但總不會是岳不群、左冷禪、洪安通或戚長發吧；女的，喜愛俏黃蓉聰敏伶俐，愛小龍女的冷艷脫俗，想如趙敏般敢愛敢恨，或是任性刁蠻也有個耶律齊的郭芺？

在沒有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年代，讀書及看電視係最佳娛樂。那時和幾個書蟲朋友經常討論那個角色最可愛，就如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說》中暢談人物高低。有幾個人物是必定受人喜歡，有那個男人不想身邊有個雙兒或小昭？或者是滄海一聲笑的令狐沖；記得當時朋友說，大概從喜愛那個人物，就反映性格一二，今日自然明白未必。因為這不過是主觀投射，以為自己聰明才智，其實可能蠢如郭靖，又沒有其毅力；也很可能是根本說不出口，例如在現今香港偽君子處處，但那會有人承認自己喜歡岳不群？前幾年，酒後與朋友又談起金庸角色，提到段正淳與康敏的苦戀，要是抽出來拍得淒美一點，就係中國版《格雷》。可能有不少人喜歡白世鏡也說不定呢。

所以先入為主，絕不出奇。談到黃蓉，我會想起翁美玲，那是《天師執位》後愛上，難有取代。小龍女，自然是陳玉蓮，蓮妹那種淡然冷然的氣質，比之後另一蓮妹吳倩蓮、李若彤、劉亦菲、陳妍希，都勝出甚多。另一個經典女角，自然是趙敏。汪明荃、黎美嫻、葉童和黎姿都欠了那種蕃邦女子敢愛敢恨的性格，反而是電影版的趙敏更神似。但汪明荃的霍青桐，又勝過其他人了。談到《笑傲江湖》，候選的令狐沖不乏有實力之人，周潤發、任賢齊、李亞鵬、馬景濤和呂頌賢都是不同時代的大師哥，發哥在風流倜儻上滿分，但不滯於物的恬靜性格，又不太似，反而呂頌賢得其神也做得最好。馬景濤則肯定是災難了，那個髮型實在令人想死。

小寶與康熙，不應該是馬浚偉和陳小春，而是劉德華和梁朝偉；劉德華是過兒，不作他選；古天樂亦正亦邪，本來相像，但欠了份統真；黃曉明如浮滑浪子，任賢齊不夠瀟灑。黃日華走紅正值金庸劇火紅年代，五虎將之一的他扮了不少角色，三扮郭靖，也做過袁承志、虛竹和喬峰，正如劉德華最夾陳玉蓮，黃日華也是靖哥哥的不二之選，與黃蓉更是絕配；不過張智霖拍朱茵也賞心悅目，未看過白彪，太年輕了。不過講到喬峰，胡軍的氣質才最似，梁家仁可惜不夠高大。胡一刀和苗人鳳，放在呂良偉及謝賢身上唯妙唯肖；鄭少秋拍汪明荃難有能比，不論書劍或倚天都有其味道。

今日已幾乎不看TVB，不似那些年遇到精采劇集流連忘返，那時資訊不多，見到冷門角色，也總會待最後的演員名單暗暗記下名字。所以不止是眾主角，例如石堅叔的金毛獅王、江毅叔的柯鎮惡、呂有慧的李莫愁、羅蘭的裘千尺、曾江的陳近南、陳有后的洪安通、王偉的岳不群、張雷的金輪法王、劉丹的洪七公、秦煌的周伯通、戴志偉的鄭克塽，楊澤霖的歐陽鋒、苗僑偉的楊康、楊盼盼的穆念慈，全部都難以忘懷；就連那時鵰兄如何碩大無匹，拙劣的美指裝扮下反而有種喜感，同樣一見入腦，至今不忘。

其實最好睇是84年的鹿鼎記，兩大主角以外，全戲鶯鶯燕燕，七個老婆，當年血氣方剛，看罷就和同學從中挑選夢中情人。除了吳君如的曾柔看不上眼，周秀蘭的雙兒、劉嘉玲的方怡、景黛音的建寧公主、毛舜筠的沐劍屏，還有美貌確是眾女之冠的商天娥演活阿珂，今日回想，在純真的少年時代，真是春夢了無痕。寫着寫着，耳邊像響起張國榮的《始終會行運》。

至於電影版本改動更多，周星馳和林青霞都別樹一幟，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題為編輯所擬

[哈爾濱極樂寺和尚被批鬥，網上圖片]

《紅色新聞兵》中文版終於面世，這本相集紀實文革，早已蜚聲國際。老攝影記者李振盛來港宣傳，有幸一睹丰采，買了新書，一口氣讀完，折服。

文革時，李振盛是《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有攝影器材也有官方身份，現身各大文革批鬥場合，但攝影記者眾多，為什麼他拍出來的能成為經典？

李振盛以一幅批鬥和尚的照片作例子。當時紅衛兵威逼哈爾濱極樂寺的和尚，拿着寫上「什麼佛經，盡放狗屁」的橫幅遊街示眾，和尚們一臉無奈、面容僵硬。李振盛正要舉機拍攝時，旁邊的記者喝令和尚們低頭，更準備親手撕破橫額，才能拍一張「有用」的照片。

當時的記者皆「聽黨的話」，相片合符主旋律才叫「有用」，負面的東西「沒用」，就連按快門也不按。什麼叫負面呢？據李振盛歸納，如「掛牌批鬥、戴高帽、遊街示眾、打人抄家、刑場槍斃以及各種折磨人的照片」。這些題材，縱使攝記目睹也不拍攝；就算拍下了，底片也不能保存；若遭發現，小則被指浪費公家膠卷，大則被指抹黑文革，會招橫禍。

這種「聽黨的話」心態，令平常攝記們習慣了一套拍攝模式，除了鶯歌燕舞大好形勢之外，就算拍攝批鬥場面也是千篇一律，只用反黨份子彎着腰低頭的姿態。當時李振盛心裏暗叫，要和尚低下頭，豈非只見到一個個圓圓的光頭，看不到他們表情，有什麼意思？於是他急忙阻止同行「擺拍」，先按兩下快門，拍下和尚們的臉容與完整的橫額。

幾十年後，李振盛成名了，舊行家看到這照片時說：我們一心一意聽黨的話，只拍了歷史的一半；你三心兩意聽黨的話，就拍了歷史的全部。

這些相片能流傳後世，得來不易；須知當年很多人的舊相片都成為批鬥的罪證，李振盛深知留住這些「負面」底片非常危險，遂早着先機，把底片逐批從報社移送回家，在家中書桌底的木地板，鋸了一個洞藏進去。他謂，用了個多星期，每一下鋸下去，都要非常輕聲，生怕驚動鄰居起疑心遭舉報；妻子則在窗前把風，留意有無人經過房間外的走道。不久以後，敵對派系的紅衛兵果然來抄家，幸好沒找到那數萬張底片。

李振盛當年算是身家清白，也渴望入黨，但因為年少時膽敢「上訪」向上級表達意見的「叛逆性格」，及愛集郵而被指與外國有聯繫，多次被拒入黨。由於不是黨員，平時採訪黨的內部會議也被拒門外，甚覺不是味兒，而探訪批鬥衝突大場面時，記者證也不管用，於是自己成立了一個革命組織「紅色青年戰鬥隊」，直上北京拿到了毛澤東提字的「紅色新聞兵」紅袖標，方便出入造反活動中採訪。幾十年後，「紅色新聞兵」成為了傳世攝影集的名字。

李振盛說：「我愛黨，但它不愛我；單向的愛，不會持久。」

典型的正面「有用」照片，網上圖片

李振盛於書中亦憶述了如何「改圖」造相，例如此相片，因群眾的拳頭揮向毛像，要先抹去毛像前的手臂才能出街，否則有「打倒毛澤東」之嫌。網上圖片。

他說，當年的攝影記者，大部分都是黨叫你拍啥你就拍啥，其他人拍的都是主旋律相片；他當時已有一種朦朧的感覺，知道自己拍的相片珍貴，知道有用，但不知何時有用如何有用；拼死藏起底片，那種勇氣，就如父母拼了命也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很多相片印象深刻。

其一，造反派之間武鬥，闖入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圖書館搗毀書架，北國的陽光自窗邊映照，藏書一片狼藉，淒冷陰寒。他們為什麼要破壞圖書？因為要搜羅精裝硬皮書，運上樓，用作投擲敵人的武器。

其二，如書的封面，一群人穿着泳褲的男人落水前捧讀毛語錄，避免下水後迷失方向；又見空軍飛行員起飛前在機艙內研讀毛語錄，解說謂「避免飛上藍天後迷失方向」。當年的日常，今天是黑色幽默。

「依法」之妙用，網上圖片

有一幀相片看似尋常，被批鬥的人頸上掛牌等候宣判。書中解說謂，因為常用的「現行反革命」罪名已無新鮮感，所以提出一個從未見過的罪名「破壞公報反革命犯」，被批鬥者掛着的罪名牌，還煞有介事多加四字「依法逮捕」。一個從未見過的罪名也能「依法」。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紛亂有忠臣，無法無天的時候就有「依法」。老子的智慧總是歷久常新，對「依法」二字的迷戀與執著，於今猶烈。

[任仲夷被批鬥，網上圖片]

李振盛慣見大場面，幾十萬人的大集會，他常用連拍方式，把相片接合，以見聲勢。眾多大大小小批鬥會，人臉總是看不厭，研讀他們的表情，你會深刻洞察，人心很愚昩，群眾很盲動，笑容也很純真，龐大的管治機器下，他們被黨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林彪之死也沒有引起什麼風潮，大家仍然很想入黨；中國有太多自覺順服，甘心聽話的人，掌權者不加利用，對不起自己。

[王守信行刑前，網上圖片]

攝影集尾聲，以一圖輯作結。主題是文革結束後不久，貪污犯王守信被指侵吞公款約五十餘萬，有「建國以來最大貪污犯」之稱號，圖輯記錄了她被判死刑的審訊與行刑全過程。王守信因此案的報道文學《人妖之間》而廣為人知，書中最後一段解說詞：非此即彼的鬥爭思維仍大行其道，「人妖之間」的命題並未過時。

毛澤東終於死了，四人幫倒台，文革才算正式結束。李振盛去採訪追悼會，發現要找一個流淚的人很困難，絕大部分人都空有哭相，卻哭不出一滴眼淚。

書中結語段落謂，毛澤東死後沒有遭到清算，部分乃因你沒可能把毛澤東的名字與共產黨分開，也無法把文化大革命同共產黨分開來談。「結果就是，在這個國家，幫兇與受害者一起陷入沉默。」

旅居美國的李振盛於中大演講，新聞與傳播學院圖片

這些年的香港，一路有很多幫黨出聲的人謂，祖國崛起強大機會難逢一日千里，為何還要拿出舊日的苦難不停在講；這些幫黨出聲的人，一方面叫年輕人認識國家，熟讀歷史，卻刻意抹去近在眼前慘絕人寰扭曲人性的悲劇。

李振盛說：「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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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合併加長版)

香港經過了三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各界不斷激辯，主因當然是由於香港的樓價貴得驚人，已經連續八年成為世界最不能負擔的樓價。政府卻不准討論貨幣政策、按揭政策或人口政策，只准討論從那裡找尋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政府認定增加土地供應就是壓抑樓價上升的唯一方法，卻從未科學論證；不少市民和民間組織並不認同政府的見解，有民間團體曾進行問卷調查發現，為數不少的市民不認為增加土地供應可解決樓價不能負擔的問題[1]。

澳洲去年亦曾有類似的討論 [2]，他們的經濟學教授與建造業專業人士同樣出現意見分歧，建造業作為既得利益者，自然支持增加供應可壓抑樓價的理論。然而，他們的學術界有不少意見認為只增供應、不理需求對壓抑樓價無補於事，過去幾年的樓價上升正正是由於投資需求所致，譬如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房屋政策研究教授Hal Pawson有以下的見解：

"Supply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house price story, it is important to look at demand to try to moderate spiralling house prices. He says that high levels of investment and tax incentives like negative gearing are pumping up demand." [2]

事實上，大量學術研究已經證明樓價上升與信貸供應增加有關 [3,4]，因此，自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風暴，全球央行大幅減息及進行量化寬鬆，導致世界各地的房產價格上升，已非香港或澳洲本身的房產供應量所能左右。今年8月初，經濟學人分析了全球22個城市的樓價變化，過去5年只有2個城市的樓價下跌，其餘20個城市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樓價上升(圖1)，而香港的升幅只有39.3%，屬溫和增長率；其餘有11個城市的樓價升幅比香港為高，反映樓價上升受全球低息引致的信貸增長及資本流動所影響，並非個別城市的土地供應問題所能改變大局。

全球樓價變化不但呈現方向一致，部份城市更加出現周期相近現象，譬如澳洲雪梨與英國倫敦的樓價指數年度變化率從2006年至2018年中呈現的周期變化 (圖2)，雖然升跌幅度不完全相同，但周期時間異常接近。兩個城市，一個在澳洲，一個在歐洲，兩處的房屋供應及房屋需求實在不可能出現這麼相似的周期變化，其成因必然是在兩處皆出現的現象，其中最有可能是關於外來資本流入(Capital Inflow)從不同渠道推升樓價，包括外資直接購房、直接或間接的信貸供應增加(Credit Supply)及維持低息環境。(Richter and Werner, 2016 [6])

事實上，已有多份研究顯示外來直接投資或資本流入對樓價有推升影響，其中包括美國 (Sa and Wieladek, 2011[9])，英國 (Sa, 2017 [10])、澳洲 (Fereidouni and Tajaddini, 2016 [11]; Guest and Rohde, 2017 [12]; Wokker and Swlerings, 2016 [13])；新興經濟體 (Ghollpour, 2013 [14]；Tillmann, 2013 [15])；東盟、新加坡和香港 (Yiu and Sahminan, 2017 [16]；Chow and Xie, 2016 [17]；Cheung et al., 2017 [18])。

澳洲國土廣闊，尚且無法透過增加供應來壓抑樓價，去年決定收緊非本地人士購買一手樓的需求管理，樓價始有回落跡象。紐西蘭今年8月也通過了類似的限購令法案，詳情可參考我早前的簡介[19]。香港彈丸之地，政府竟想以增加土地供應之法來壓抑難以負擔的樓價，若非天真，可能因為政府官員是賣地的既得利益者！

事實上，除了我在2015年的文章[20] 所引述的三項研究結果否定或質疑有關增加土地供應能壓抑樓價的假想外，近年再有三份學術研究分析同樣否定增加土地供應對壓抑樓價的成效！

第一份是香港大學房產建設系的三位學者在2016年發表的國際期刊文章 [21]，研究找不到證據支持有關政府的土地供應對樓價有影響的假想，相反，他們發現樓價反而影響土地供應，這與上述BIS的研究結論相似：

" By applying a Granger causality framework, we find this expectation unrealistic as there is no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laim that changing land supply via government land sale programme would impact on housing prices.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housing prices do Granger-cause land supply under the Application List System which implies that private sector is more responsive to market changes than the government, [21]

第二份是理工大學三位學者在2015年發表的國際期刊文章 [22]，研究質疑土地供應增加是否等於房屋供應增加？所以題目直接問：《土地供應不足是否房屋供應不足的根本原因？香港的實證研究》，結論是房屋供應數量與政府的土地供應數量無關！以增加土地供應來增加房屋供應未必有效，原因是發展商可千方百計拖延賣樓，令房屋供應與土地供應不同步。

" By analyzing time-series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housing supply in Hong Kong is independent of the land supply by government, which means the policy of increasing land supply to increase housing supply may be ineffective. " [22]

第三份是城市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的兩位學者在2015年發表的國際期刊文章 [23]，他們的研究同樣發現增加土地供應不一定增加房屋供應，加上貧富懸殊可以造成樓價不能負擔：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we confirm that merely increasing the land supply may not increase the housing supply. We also find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widening income inequality, which, when combined with unavailability, can lead to unaffordability in the housing market." [23]

事實上，文章引述另一份早自1999年由美國和澳門的經濟學者共同發表的一篇文章 [24] 已經指出，發展商以利益最大化為本，加上香港的私樓市場有寡頭壟斷，如果增加房屋供應會影響股東的財富利益，他們當然不會執行。

須知道，供應與需求並非兩項完全獨立的變數，可以鎖定一項，然後去找另一項對樓價的影響，更何況政府所指的是增加土地供應，從而增加房屋供應，再從而壓抑樓價，好比隔山打牛，能否有效實在存疑，邏輯能否說得通也成疑問。最近另有兩份研究發現，供應不但未能壓抑樓價，反而帶動需求，甚至成為造成樓價不能負擔的原因：

第一份是Bramley and Watkins (2016) 的文章[25]， 他們發現樓宇供應會帶動樓宇需求，因為增加房屋供應可能會引致家庭組成的增加，需求上升了，供應增加也未必能夠壓抑樓價。這在研究界稱為「供需互為因果理論」(Circularit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Bramley 早自1995年已經就英國的房屋發展與家庭組成預測發表文章 [26]，指出當某地增加房屋供應會引來區外家庭移入，需求增加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 projections led to 'circularity', in effect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at building X number of houses in a given location would result in that number of households moving to that location. They argued that 'the projections approach to planning is misleading – it is in fact not based on a neutral assessment of housing need.'”[26]

當然，由於政府官員須要顯示大有為，希望向市民表達政府有能力透過土地供應政策來調節樓價過高的問題，總不想承認政府對樓價飊升束手無策，因此即使明知落錯藥，明明沒有科學證據支持政策，也要胡亂吹噓土地供應政策是唯一解決辦法。
其實沒有實證的猜想一旦變成政策可以遺害深遠，公共政策建基於科學實證的重要凌駕一切，因為真正的科學方法不會說謊，反而官員、政客和商人們往往為了私利而欺瞞公眾。現在的客觀事實是政府就有關增加土地供應能夠壓抑樓價的科學證據一項都未能提出過，相反，能夠否定或質疑兩者關係的研究卻愈找愈多。

正如張五常 (2001)的《科學說需求》[27] 所講，所有理論必須經得起科學驗證，若有必對的理論，永遠不能驗證否定的，科學上稱之為套套邏輯，是沒有用的邏輯!
其實要科學地驗證供應不足導致樓價不能負擔是一項難度極高的挑戰，大家不宜輕視，除了因為供需可互為因果外，所謂的供應不足其實是指甚麼？張五常(2002)的《制度與選擇》[28] 寫了以下精彩的一段，叫人拍案：

『「過剩」是供應量大於需求量的差距，「短缺」是需求量大於供應量的差距。然而，需求量與供應量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意願」之量，並非真有其物。
於是「過剩」與「短缺」也是經濟學者腦中的想像，在真實世界不存在，從前沒有，以後也沒有。
……「短缺」是因為經濟學者的思想有所短缺。「過剩」是指多餘，應該廢除。』[28]

參考

[1] 綠色和平 (2018) 六成二市民無信心覓地令樓價回復可負擔水平，5月9日
[2] Holman, J. (2017) Housing affordability: Is more supply the answer to driving down prices?, ABC News April 25
[3] Favara, G. and Imbs, J. (2015) Credit Supply and the Price of Hous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3), 958-992.
[4] Justiniano, A., Primiceri, G.E. and Tambalotti, A. (2015) Credit Supply and the Housing Boo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 Staff Report No. 709, Feb.
[5] The Economist (2018) Global cities house-price index, Aug 9
[6] Richter, M. and Werner, J.G. (2016) Conceptualis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for Housing Markets, Intereconomics, 1-9. DOI: 10.1007/s10272-016-0593-z
[7]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8)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 Indexes: Eight Capital Cities, May 2018, Australian Government.
[8] Land Registry (2018) Statistical data set: UK House Price Index: data downloads May 2018, UK Government.
[9] Sa, S,F. and Wieladek, T. (2011) Monetary Policy, Capital Inflows, and the Housing Boom, Working Paper No. 80, 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Institut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US.
[10] Sa, F. (2017)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ors on Local Hous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UK, working paper, School of Management & Business, Kingís College London.
[11] Fereidouni, H.G. and Tajaddini, R. (2016) Foreign Investment in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in Australia, Housing Prices and Performance of Real Estate-Related Sectors, 22nd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Conference, 28-20 June, Perth, Australia.
[12] Guest, Ross S. and Rohde, Nicholas (2017)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o Housing Price Growth in Australian Capital Cities (September). Abacus, Vol. 53, Issue 3, pp. 304-318. Available at SSRN
[13] Wokker, C. and Swlerings, J. (2016) Foreign Investment 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 Growth, Treasury Working Paper 2016-03, Australian Government.
[14] Ghollpour, H.F. (2013) The effect of foreign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on house price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 17(1),
[15] Tillmann, P. (2013), Capital Inflows and Asset Price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Asia,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7, 717-729.
[16] Yiu, M.S. and Sahminan, S. (2017) Global Liquidity, Capital Inflows and House Prices in ASEAN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20(1), 105-126.
[17] Chow, H.K. and Xie, T. (2016) Are House Prices Driven by Capital Flows?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conomics and Policy, 7(1), 1-21.
[18] Cheung, Y.W., Chow, K.K. and Yiu, M.S. (2017) Effects of Capital Flow on the Equity and Housing Markets in Hong Kong, HKIMR Working Paper #01/2017,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Research.
[19] 范國威、姚松炎 (2018) 澳紐與中國房屋限購令的分別，明報8月17日
[20] 姚松炎 (2015) 請用科學證明樓價高企的原因，端傳媒9月12日
[21] Ling-Hin Li, Siu Kei Kelvin Wong, Ka Shing Cheung (2016) Land supply and housing prices in Hong K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l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Vol 34, Issue 5, 2016
[22] Huang, J., Shen, G.O. and Zheng, H.W. (2015) Is insufficient land supply the root cause of housing shortag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Habitat International 49, 538-546.
[23] Leung, C.K.Y. and Tang, E.C.H. (2015) Availability, Affordability and Volatility: The Case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Market,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18(3), 383-428.
[24] Lai, N. and Wang, K. (1999). Land-Supply Restrictions, Developer Strategies and Housing Policies: The Cas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2(1), 143-159.
[25] Bramley, G. and Watkins, D. (2016) Housebuilding, demographic change and affordability as outcomes of local planning decisions: Exploring interactions using a sub-regional model of housing markets in England, Progress in Planning 104, 1–35
[26] Bramley, G., Watkins, C. and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ngland. (1995) Circular projections : household growth,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the household projections. London: CPRE.
[27] 張五常(2001)《科學說需求：經濟解釋 卷一》，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8] 張五常(2002)《制度與選擇：經濟解釋 卷三》，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本文獲信報財經月刊同意，轉載自：姚松炎 (2018) 增土地供應遏樓價？ 恐隔山打牛，信報財經月刊，499，10月

金庸過世，眾人哀慟，感嘆文壇之衰落，難以再有如金庸一般的文學泰斗。但在我看來嘛，這根本是自找—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培植下一位金庸的文化土壤。談何哀慟？其實是自作孽不可活。

回顧金庸一生，與文字均結下不解之緣。他少時喜愛閱讀，成年後辦報、寫小說。他塑造了武俠小說主人翁新的想像，可以是大俠、可以風流、可以犯錯、又可以是小混混...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不通，又能在故事中「自圓其說」，當也真不容易—你估真係咁容易「自圓其說」架？無番咁上下記性，都大把野前後矛盾，更何況是幾百萬字的長篇小說！

所以，博通古今而能融會貫通者，幾稀也。另一方面，能在故事中曉以大義，展現俠義心腸、文人風骨者，亦唯獨只有金庸一人，更莫論他以小說暗諷政治等高招；但如今香港，根本沒有培植下一位金庸的文化土壤。當今世代文字稀少，出版業式微，書展淪為散貨場，書局中大賣的永遠是旅遊書。由中學開始，個個追求讀理科，因為讀理科才有真正的「錢」路。君不見多少10A狀元，都去讀醫讀Law，有幾多個會話讀文學／文化研究？我本人都是讀中史／文學出身，但又有多少同學「做回老本行」，教授中史甚至寫書？在我認識的同輩中，有印象出書者，大概只有我一人吧，又有多少人轉投做銀行，政務官？倒是不少（事實是，甚至本人的正職都不「能」是寫書吧...）。

我想問，香港而家又有幾多位能夠靠版稅收入維生的全職作家？近幾年在下榮幸能出實體書，你知唔知作者在一本書的收入有幾多？11％，是最多11％呀癡線！而呢個價唔是被壓價，而是日常生態呀！即係，即使本書賣100蚊，作者只有11蚊袋落袋；咁既情況下，除非大賣／小說被用以做劇本題材等等，作家先有可能撈得掂。否則，單靠版稅，做全職作家真是食空氣都唔掂。文學／文化研究呢D被譽為「乞食」的科目，在以經濟掛帥的社會中，根本不值一文。

香港，真的很可悲。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財委會明日將審議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撥款，包括在灣仔興建摩頓臺活動中心禮堂及觀塘海濱音樂噴泉。摩頓臺原來的排球場則重置到嘉寧徑花園或與一街之隔的維園手球場合併，項目引起極大爭議。立法會工務小組早前曾否決撥款，但項目仍「陰魂不散」。灣仔當區區議員楊雪盈下午夥民主派議員開記者會，呼籲立刻叫停計劃，並重新諮詢撥款的用途。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3年提出18區的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但灣仔區議會在缺乏全面諮詢下，建議在摩頓臺臨時遊樂場興建活動中心禮堂。但禮堂的實用面積只有2,256平方公尺，舞台更僅得28.88平方米，只能容納約250人。楊雪盈提到，摩頓臺排球場歷年來培養了不少校隊學界和香港代表隊成員，是提供基層體育訓練的重要場地。「（學生）攞住個波就入得去打，但佢哋卻係最遲獲悉要清拆。」

楊雪盈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表明，明日將全力阻止通過項目。議會陣線陳志全重申，一億元計劃是梁振英遺留下來的「蘇州屎」，18區的項目歷經兩屆政府和兩屆立法會仍未能全數通過；又警告財委主席陳健波在明天不要限制議員提問。

議會陣線的朱凱廸表示，年少時在大坑長大，曾見證過第一代的摩頓臺排球場，認為是排球界的地標重要的場地。他提到，有團體提出在天水圍的欖球場改為興建街市，都引起很大的迴響。

朱凱廸強調，體育不應是有成績才大力投放資源，認為現時的政制畸形，區議員「隨口嗡當秘笈的文化嚴重，「之前傾元朗一億元天橋，話要喺上面種菜喎。」朱凱廸認為，因為區議會缺乏實權，導致議政文化粗疏，導致地區和立法會產生矛盾，希望政府思考現時地區和中央的權力架構是否合適。

朱凱廸

會計界的梁繼昌是大坑街坊，在小學時便在該區居住，指摩頓臺排球場在中央圖書館未落成前，坐落在在電車路，已有近七十多年歷史。「個場使用率很高，連外籍傭工都會用，我睇唔到當區居民話要一個納米社區會堂囉。」他更稱，不排除會把爭議提升為國際事件。

有民主派雙料議員引用其他地區的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例子，呼籲政府回頭是岸，身兼南區區議員、議會陣線的區諾軒則「言簡意賅」，指音樂噴泉和活動中心禮堂預視了建制派在地區上「唔識執政」，帶來劣質管治。他引用南區的例子，由最初在香港仔興建海鮮食肆到爭取改為眼科檢查及提供復康巴士服務，便是從善如流的表現。

梁耀忠

同為葵青區議員、議會陣線梁耀忠則指出，葵青的牙科和眼科資助計劃受社會廣泛支持，「林鄭自己都讚賞」。他認為興建活動中心禮堂史是為交代而交代，花的錢更不成正比，是浪費公帑。

身兼西貢區議員、議會陣線的范國威提到，18區的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中，灣仔及觀塘兩個項目為何遲遲未通過是值得深思，「點解唔係前年，唔係舊年就過咗？因為具爭議囉。」他批評項目未能適切回應社區所需，而且在諮詢過程中惡劣。

范國威又發現，摩頓臺活動中心禮堂的工地、地基及地庫工程的費用總和高達1,800萬元，竟佔總開支13.5%，「係偏高兼唔合理」。他又炮轟官員在會議上「hea住答」，點名斥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及民政事務專員陳天柱沒有好好回應議員提出的質詢。

許智峯

而身兼中西區區議員、民主黨許智峯同認為工程是脫離民意，「我係劉江華就好醜囉，硬推係為咗面子，定為咗咩呢？」他重申，當區區議員反對的意見清晰，但政府仍要強行上馬，迫立法會硬食。

「唔係反對興建中心，而係選址錯誤，導致造價高昂。」對於排球場重置到嘉寧徑花園旁，楊雪盈表示，有居民憂慮太近民居，聲浪會造成滋擾，而且附近的配套如飲水機和更衣室亦從缺。楊雪盈最後重申，從元朗的一億元貴價天橋到明日大嶼的人工島計劃，均有很強的民意反對，希望當局能認真審視該批基建工程是否實用及居民想要的設施。

記者：麥馬高、梁天心

資深報人、筆名「金庸」的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先生，本周二(10月30日)於家人陪伴下在養和醫院離世，享年94歲。查良鏞先生對報界及傳媒行業貢獻良多，香港記者協會對其離世深表哀悼，同時對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查良鏞先生一生與文字結下不解緣。他先後在《大公報》及《新晚報》任職，及後由於左派報系包括《大公報》不能發表查先生反對中共「大躍進」的文章，查先生憤然離職，續於1959年自立門戶，創辦《明報》，強調其立場是擁護「公正與善良」，「重視人的尊嚴」。查先生既寫武俠小說，亦兼寫時事評論，以「金庸」筆名創作了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説。查先生曾於媒體訪問中表示，憑其小說風行，《明報》創刊半年即達收支平衡，可見其「文人辦報」之成功。

金庸在文壇的地位顯著，1998年獲香港政府市政局頒授「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以及香港（及海外）文學藝術協會贈以最高之「當代文豪金龍奬」; 又於2000年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表揚他在中國文學和新聞工作方面的超卓成就，以及在公共服務方面的貢獻。

查良鏞先生多年來沉浸學海。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先後獲得多間本地及海外的大學授以博士學位及聘任為名譽教授， 2010年更以86歲高齡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獲劍橋大學頒發博士學位。

查良鏞先生的離世，對香港新聞業，以至文學界，均為一大損失，記協特此致哀。

香港記者協會

2018年11月1日

（左起）Ken、阿祝、Erica

（獨媒特約報導）死亡時刻就在身邊，卻又人人避而不談。柴灣樂翠臺商場，近月出現了一間小書店，名為「義守書社」，以生死為主題，希望塑造讓人討論及反思的空間。

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日中午，樂翠臺商場冷冷清清，不少商店拉下鐵閘，間中有老人走過。義守書社的店面窄窄長長，有別於一般堆滿書架、書本的書店，店內設備簡潔，浴路走進去，更像參觀一場展覽。「思考死亡，反思生活」——牆上第一塊展版這樣寫著。

書店由中文大學學生祝嘉樂（阿祝）、薛嘉健（Ken）及在女權組織工作的唐諾兒（Erica）主理。當不論是獨立書店，還是大型連鎖書店，都在香港掙扎求存的時候，仍有這三個後生仔女毅然走上這條路，燃燒青春理想。

佈局主線：由死回望生

「做獨立書店，我覺得是一個多元空間，要有一個展示模式，與讀者互動。」負責「策展」的Erica說。踏入店內，右邊牆上掛著的展版，對應著左邊書架上的主題。

第一部份是「終有一死」，議題分類有生死觀、老年、疾病等。

第二部份是「身不由己」——人與動物的生存狀態，受各種因素左右。議題包括戰爭、貧窮、動物權益、環境、精神健康等。

第三部份是「好好活下去」，邀請客人寫下自己的想法，分享何謂好好生活。

再走入一點，有「香港故事」專架，回顧雨傘運動前後的社會轉變。旁邊的主題專櫃現時以性別為題，配合本月17日的同志遊行。

走到最後，是一列整齊堆在牆邊的二手書。開店前他們向大學教授發電郵收集二手書，結果總共收到約2,000本。Erica認為二手書有獨特的價值，「我覺得真正的好書是二手書。有些好珍貴的、人們未見過的好書在裡面。」

用議題分類 回應社會

最初有開店念頭的，是阿祝和一位早前因壓力太大而退出的拍檔。「書店不只是賣書那麼簡單，它承載著一些人很在乎、很想守護的價值。」阿祝認為，作者在書本傾注靈魂、熱情，而書店作為面向讀者的載體，有重要意義。他與本已相識的鋪位業主陳澤初（Peter）談起，大家一拍即合，便將發想付諸實行。

構思店名的時候，阿祝想過叫「伴苦」，有陪伴苦樂的意思，也與多啦A夢角色胖虎同音。說畢他自己爆笑起來，「所以就知道我哋係需要搵出面嘅文化人去諗......」然後他們獲得「義守」這個建議，「我們一睇到就知道是『守護重要的意義』。還有很多玩味的意思，例如『二手』書，或者這間書店『易守』難攻。」

阿祝說，很早已打算以社會議題而非學科為書本分類，「可能文學書與哲學書（關於）同一個主題，應該放在一起」，而「生死」本來只是十數個議題中的其中一個。某天他的拍檔靈機一觸，想到以生死為主線，串連各個議題，就有了現時書店的定調。

阿祝與拍檔花了幾個月不停開會籌備，讀很多關於開書店的書、參加講座、四出詢問意見，「摸索的過程中，不停被人潑冷水。被作者潑冷水、被書店大佬潑冷水、被搞過書店的人潑冷水，因為他們都說（開書店）好難、好困身。但我們都有種執著，覺得一定要做到、一定要開一間sustain到的書店。」

後來加入的Ken負責採購工作，過程中也不斷碰釘，小店寂寂無名，書商往往不願意提供完整書單，他最後只能上網參考網絡書店的書單；而他們入貨不多，「有些書入一本，最多都係入兩本」，沒有送貨服務，又須費時自行取貨。

書店設有空間，讓客人脫鞋坐下看書。

8月中搞了一個開幕派對招待朋友，其實前一晚才通宵砌好傢俬；就在這一晚，那位拍檔經過連月追趕進度，被壓力壓垮，決定退出。

餘下的三人學習放慢腳步，延至9月13日開始試業，今日正式啟業。試業一個半月以來，阿祝坦言商場人流少，區內人也不大知道開了書店；不過經過的街坊都對書店十分好奇，「人雖然少，但每一個人入到來都傾好耐」，「好似做咗好多場訪問咁」。

業主Peter表示，希望讓年青人有空間發揮。

死亡咖啡館：分享生死 擴闊想像

雖然他們與Peter協議，租金按每月營業額調整，壓力相對較小，但也不能做蝕本生意。阿祝指，明白不能單靠賣書維持營運，所以他們會外出擺流動書攤、多辦活動，例如計劃每月舉行一次「死亡咖啡館（Death Cafe）」。

死亡咖啡館是一個沒有禁忌的平台，讓參加者自由討論生死。義守書社在10月中第一次公開舉辦死亡咖啡館，來參加的有大學生、見慣死亡的救護員、熱心於生死教育的人、想籌劃自己的葬禮的人。「最後我們有一個roundup，每人講一句今日最感觸、體悟最深的一個想法。」阿祝說，「有些參加者就說，『死亡不恐怖』；有一些參加者就說，是第一次講生死。」

有人在「好好活下去」展版旁，寫下要及時「四道」——道謝、道愛、道歉、道別。沒有空間談生說死，多少遺憾因而縈繞。Ken認為，認清不願面對、難以承受的生命重量，才能好好活。「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會死、身邊人終有一死，其實是很難維持對這件事有意識的狀態。日常生活與爸爸媽媽的相處，不會想到這一點。如果我們能持續這個mindset，人生取態會不會更合適、更加好呢？」

阿祝補充說，討論能擴闊對生死的想像，不限於個人，還關於關心世界，關於善待其他生命。「我想關心其他人經歷緊老病死，或者經歷緊不公平、剝削，在生死邊緣，我想去理解他們那種感受。」本身是貓義工的阿祝，向記者介紹《這裡讓愛不流浪：中途咖啡店「浪浪別哭」的暖心故事》。「浪浪別哭」是台灣一間咖啡店兼貓狗中途屋，店主在書中分享經歷與反省。阿祝指，動物的生命往往被人忽略，而義工以自己的生命去挽救牠們的生命，希望更多人了解。

Erica則認為，生死是個人選擇，「如果你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我是敬佩、尊重的。」她拿著台灣同運人士呂欣潔所著的《好好時光：給女同志身體、性愛與親密關係的指導》，談起同志權益亦與生死息息關，包括不獲法律承認的同志伴侶不能為摯愛作醫療決定，又說到認識自己的身體的重要，「知道點樣睇自我，先知點樣去生活、生存。」

展版上說，一千種人，有一千種生活態度；一千本書，一千個主題，大概也可以看出一千種生死觀，就留待讀者細嚼。

記者：劉軒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爭取婚姻平權，反對性壓迫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報導

10月27日台北舉行第十六屆同志大遊行，創下13.7萬人參與的新紀錄，再次成為亞洲最大規模的同志遊行。遊行人數上升主要因為婚姻平權公投將於11月24日舉行。挺同及恐同勢力分別發起公投。挺同陣營提出婚姻平權、性平教育2項公投案，而反對恐同團體提出的3項公投案。挺同陣營以「兩好三壞」作為口號呼籲群眾投票。

需要群眾鬥爭

在去年五月，因著群眾運動的壓力，台灣憲法法院釋憲被迫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但並未明定是與異性婚家同樣平等的受到民事法律保障，還是另訂歧視性的隔離專法。蔡英文政府持續拖延落實法例，讓基督教會等右翼恐同勢力反擊，極力推動另立隔離式的專法，企圖落實假的婚姻平權。今次發起恐同公投的目的是為了施壓政府，推翻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初步實現婚姻平權的鬥爭成果。而釋憲後恐同公投還能通過審查，足以証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法制往往是維護或更有利於親資保守右翼的社會利益。富豪權貴資助這些恐同教會勢力製造社會分化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大部分上街的群眾都是無組織的。雖然工運組織沒有大力參與，但也有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工運出身的桃園市長參選人朱梅雪參加，亦包括了眾多社運NGO與學生權益組織。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亦有高舉彩虹旗，積極參與遊行之中。我們在文宣、演說及布條口號裡，呼籲群眾除了在公投中投票外，更重要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強調需要向右翼恐同勢力作出反擊，而不能期望無視他們就會使他們自動消失。我們指出同志平權必須要挑戰整個資本建制，因為它是父權壓迫的社會基礎。

對公投運動的前瞻

目前來看，挺同和恐同公投都難以達到四分之一選民同意票的門檻（即約495萬票），似乎任何一方都難以大獲全勝。雙方的鬥爭在公投後很可能不會停止，而是會持續下去。當然這場公投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戰場，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一直全力呼籲群眾投票。然而，即使挺同公投的同意票較多甚至通過，也需要進一步的群眾鬥爭，才有可能落實修改民法的婚姻平權。相反，即使恐同公投的同意票較多甚至通過，而令恐同勢力稍佔上風，政府也難以無視挺同群眾的壓力，直接且順利地推行歧視性專法。

台灣大量群眾（尤其是青年）在公投中激進化起來。除了因為蔡英文徹底違背了選舉時挺同的承諾，也因為她大力打壓勞工權利和靠攏財團，令民眾利用公投表達對資本建制的憤怒。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20到24歲的受訪者，超過75%表示一定會或可能會投票，而25至34歲的受訪者則有52.6%可能如此。基金會亦提出一個合理的分析──同婚公投增強地方選舉投票誘因，提高整體投票率。這意味著選舉會更為政治化及兩極分明。藍綠兩營都充斥不少恐同政客，而一些面目模糊的親資政客也會被迫表態。同志運動需要把握這個機會向選民揭露這些政客的真面目，懲罰他們、阻止他們當選。

激進化vs. 反動升溫

恐同勢力投放大量金錢，動員右翼教會、政黨地方勢力及軍公教官僚化組織系統等等在全台各地散播恐同謠言，務求動員社會落後的保守階層投票。他們僅能利用龐大的官僚機器由上而下造勢宣傳，而根本不能由下發起一場活躍的恐同運動。

由於台灣公投制度對青年和工人階級有很多制肘。例如不容許選民在異鄉的市縣投票，降低了離家上學或工作的青年及勞工選民的投票率。恐同公投很可能在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下獲得可觀的票數，並使恐同勢力會提高信心和強化組織。至於這股勢力會否形成新的極右派，像美國川普式的政治運動，雖然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但在更遠的未來可以是一個威脅。平權運動要準備公投後的持續戰鬥。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介入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於9月開始成立「戰鬥吧！同志」運動，作為一個讓平權人士由下而上民主參與的平台。我們分別在九月進行了兩場抗議活動與在十月組織了一場掃街遊行來呼籲大眾一同贊成平權、踢走反同政客！ 與官方的平權運動截然不同，我們主張將同運政治化，並且走階級鬥爭的路線。我們在反同公投的宣傳活動中作出抗議，組織抗議行動挑戰反同政客，呼籲群眾阻止他們當選。

同時，我們將當前同志平權運動的訴求連結至更為廣泛的基層同志與全體工人階級的生活保障之中。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婚姻平權，單單是修改民法是不夠的，更是需要改善勞動條件改善與公共服務資源的擴張。因此，同運需要連結起工人運動的抗爭，促使工人階級跨越性別界線團結起來，打破這個壓迫性小眾及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制度！

LGBT+指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以及+。+代表其他性小眾群體。

文：《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周日東

說到港中關係，相信最近大家的焦點也會放在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上。不過，在這個課題上，其實有另一宗更值得大家留意的新聞，就是有解放軍軍機在赤鱲角機場降落，接載駐港部隊參與中馬泰三國聯合軍演。這是97年主權移交後，解放軍首次使用本港機場接送部隊。這是否預示著香港在軍事上相對「中立」的形象會日漸褪色？這又會如何影響香港？

事實上，駐港部隊的部份軍官也曾因參加演習離港。不過，由於部隊的訓練及後勤基地分別設於東莞及深圳，故此，部隊最終取道深圳機場出國。從這個角度出發，是次駐港部隊特意使用赤鱲角機場，便顯得另有深意。

一直以來，軍隊在中國都有著重要的政治角色。港人對此印象較為深刻的，應該是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觀點：駐軍是國家主權的象徵；是故，他直稱「97後解放軍不進駐香港」的說法是「胡說八道」。將這樣的思路套進來，解放軍是次調動，就是要再度強調北京對港的主權以及全面管治權。進一步推想，北京的思維就是如下：解放軍在港活動，根本就是平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無獨有偶，解放軍這類「平常活動」，港人最近也見過一次：颱風山竹襲港後，駐港部隊在10月中主動出動，清理在郊野公園的塌樹及垃圾。不過，根據《基本法》第十四條，理論上來說，應先由特區政府提出「救助災害」的協助請求，解放軍才作出相關的行動。中國問題專家劉銳紹則透露，這是因為「高層認為『要趁機創造既定事實，讓香港人逐漸接受』」，要「借勢而噬」，「吞噬『兩制』的界線」。

縱合兩件事來看，北京的「願景」就是要把解放軍在港的軍事調動、日常活動，逐漸變成常態，甚至借機繞過某些法律規定，也在所不惜。這樣，自然為香港帶來衝擊。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中國在此有任何動作，港府有什麼反應，其他國家也會看在眼內，並以此評估應該持什麼態度看待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以往香港在軍事上一向是以較為「中立」的形象在國際社會出現，同時，由於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確實與內地有別，因此，西方世界願意給予香港不同於中國的待遇（如美國的《香港政策法》）。

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已愈來愈與中國「接軌」（如取消反對派參與選舉的資格、大灣區融合計劃、驅逐外國記者等）；如今就在最為敏感的軍事方面，解放軍也要高調亮劍。如此西方國家又有何誘因，要維持給予香港獨特待遇？長此下去，在中美新冷戰的大環境下，美國如要全面壓制中國，取消香港這個「中國白手套」的獨特地位，已經不再是天方夜談。

《香港革新論》網址

▋延伸閱讀
《香港革新論I》綱領：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閱讀《香港革新論》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劇情繼續發展，包括連主角外甥亦捲入其中的大學校園示威衝擊案。

文理大學學生被控恐嚇、強行進入、刑毀及襲擊

大學生為教師不獲續約一事要求與校方對話，變成衝擊，學生被控四罪，包括被指在現場聲言「唔好畀佢走」…… 明顯參考了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向校委會成員示威而被控的案件。

劇中學生被控的普通襲擊罪，「受害人」是一名警員，控方理應不會如此厚待被告，控以刑罰較輕的普通襲擊罪，而非刑罰較重且罪成後不准緩刑的襲警罪（《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36 條）。現實案件中作為首被告的港大學生，承認一項刑毀及一項企圖強行進入罪，經審訊後被裁定恐嚇罪不成立，但一項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的交替控罪成立。另一名學生被告則被控阻礙公職人員罪成。

劇情安排高潮位在於校方高層作供時抖出不獲續約老師的性取向，致使范小宇和鄧大志不惜暗地裡前往師生常常出入的酒吧觀察。但就算控方有意透過高層的證供帶出被告衝擊的動機，就一宗涉及示威集會與公眾秩序的案件而言，主要爭議點 (issues) 理應集中在被告事發時的行為有否超過行使示威自由的界線，而達到擾亂秩序的程度；在現實庭審中，法庭並不應隨意容許雙方在庭上帶出一些無關案情、而只是為了攻擊詆譭被告或涉事人物品格的爭議點。

裁判法院當值律師服務 (Duty Lawyer Service)

行內俗稱當值律師服務為「刁記」，律師及大律師按照服務計劃獲分派的案件，通常分為「答辯庭」和「審訊庭」兩類，前者是由當值律師代表，在審訊前向法庭表明是否認罪及在需要時呈交求情理由，後者則是由當值律師代表進行實質審訊，包括訊問證人及訟辯。

負責接洽申請「刁記」服務的被告、並與律師一起接受被告指示的法庭聯絡主任 (court liaison officers)，是一群工多藝熟、經驗十分豐富的人員，他們往往會如劇中所述，比資淺的律師更熟悉法庭程序，並會提供更有效率的建議。

然而，隨著上訴法院於 2016 年頒佈「吳文南案」的判決，修訂了有關刑事案件被告認罪扣減的規則，不但「認罪扣減刑期三分一」不再是金科玉律，被告應否認罪以至向法庭答辯的時機等，亦從此牽涉更多更複雜的案情相關考慮。各級法院的被告要就是否認罪或者求情等事宜獲取法律意見，最好還是依靠專業的律師。

木叢蔭律師樓有否性別歧視？

一眾法律新鮮人在西營盤某茶餐廳聚腳，Faye Wong 提起律師樓不肯請女律師算不算是性別歧視，Daniel Wong 提出「西柚與橙論」，認為不算。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在今年八月號《香港律師》專欄中以＜多元包容＞為題，提醒法律界要留意「性別失衡」的現象，特別要思考「律師行在工作分配和職業晉升等決策過程中不自覺地帶有偏見 (an unconscious bias)」，有否造成女律師的「人才流失」。事實上，假定「女律師最適合打 matrimonial」，明顯地就是其中一種「工作分配的不自覺偏見」。

《性別歧視條例》明文規定，大律師不得就提供見習職位 (pupilage) 或者辦事處租賃 (tenancy of chambers) 歧視任何性別；至於律師樓的情況則受條例內有關職位聘用或任用合夥人不得性別歧視的法例規管。上述彭會長的專欄亦提到，有部份律師樓已經為達致多元包容的目標而訂立實務指引。

其他細微可議之處

~ 學生被控在校內襲擊嘲笑她的同學，如果受害人需要縫二十針，就算被告是學生，控方理應控以較嚴重的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AOABH) 甚至傷人罪 (wounding)。

~ 事務律師為其他律師樓案件的誓章見證時，通常要留意宣誓人採用的格式是宗教式誓章 (affidavit) 抑或非宗教式誓詞 (affirmation)，前者的標準宣誓字句要包括「謹此宣誓」(make oath and say)，後者則是「謹以至誠確認」(solemnly and sincerely affirm)。

~ 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編號的字母簡寫是 ESCC，不是 ECCC。

~ 大律師在非禮案中抬出房屋問題作為求情內容，現實中確曾發生，傳媒亦曾有報道。現實中拒絕接受有關求情內容的，是一位男性裁判官，所以 Charles Chiu 在茶餐廳一幕中論斷「男法官會接納我的說法」，並無根據。

（獨媒特約報導）青衣目前的深宵交通，只有一條往來荃灣的綠色專線小巴402S及一條往尖沙咀但車程極長的N241巴士線。運輸署昨日向葵青、荃灣及油尖旺區議會發出諮詢文件，擬議設立一條由旺角東站往青衣的通宵小巴線，但該線需繞經荃灣海濱花園外，並只服務青衣北面的青衣城及長安邨。

該線建議由旺角東站開出，經三號幹線往荃灣德士古道及永順街繞一圈，服務海濱花園及該處居民後，才經荃青路（北橋）往長安邨及青衣城。運輸署建議的服務時間為凌晨12時至6時，基本班次（最少班次）為20至30分鐘一班，最高許可收費則為$20.1，預料車程為35分鐘，中標者需以至少4部小巴營運。

運輸署經諮詢三個區議會後，如獲得支持，將會就路線進行招標。諮詢期至11月21日，期間各方可提交意見，最終招標的路線、班次及收費將視乎諮詢結果。

爭取開設該線的公民黨社區主任譚家浚認為，青衣居民爭取的是一條直達的通宵小巴線，認為不應浪費時間繞經荃灣，目前荃灣亦已有通宵小巴服務往來油尖旺。他又建議將該小巴線的青衣走線延長至長青及長亨一帶。譚家浚亦指，該新小巴線使用北橋，與使用南橋、走線「先南後北」的N241及N41X能夠互相配合，令青衣北居民有較直接服務。他指今次諮詢涉及三個區議會，公民黨在荃灣及油尖旺區議會亦有現任區議員，商討會提交詳細意見。

左一為譚家浚（資料圖片）

青衣地區團體「青衣島民」早前聯同本網分別訪問紅綠小巴公司的看法，「紅van」商會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張漢華指，早前已向運輸署建議在凌晨時份開放長安邨一帶供紅van上落，但獲回應。

經營目前青衣島上惟一一條的通宵小巴線402S的棉記汽車老闆顏孔輝指，402S目前經營已十分困難，不看好該條往油尖旺新小巴線的前景，對參與投標持保留態度。他又建議運輸署考慮讓402S途經青衣南美景花園一帶，補足2003年往葵芳的通宵小巴88S取消後該區的空白。

除往荃灣通宵專線小巴及N241外，青衣居民在凌晨一點時份，亦可選擇乘坐東涌線。不過青衣開出往東涌尾班為0103，而兩條接駁青衣站至青衣的248M及249M的尾班車均為0050，未能配合港鐵尾班車。油尖旺往青衣的巴士服務方面，九巴N41X路線凌晨由紅磡站開出兩班，分別為0045及0110。此外亦有「泥鯭的」由旺角開出往青衣。

高鐵通車已超過一個月，涉及一地兩檢法律爭議的司法覆核，10月30日開審31日審結，法官周家明聆聽陳辭後押後判決。

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陳詞時重申，人大常委會於2017年12月就一地兩檢法律問題頒布的《決定》，即使非根據《基本法》第158條作出的釋法，對本案都有高度參考價值（highly persuasive），法庭不應無視。

《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基本法規定。」

根據《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無權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實施一地兩檢作出任何決定，其《決定》對香港司法行政立法都無約束力，法庭在審理和判決司法覆核時，無需理會常委會的《決定》。

代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資深大律師莫樹聯陳詞，指稱《基本法》第18條並無禁止香港立法會在對香港有利情況下，主動將內地法律引入香港。莫樹聯的陳詞一定笑死同行。

《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訂明：「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基本法》第十八條只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對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作出增減，並規定不得加入屬於香港自治事務範圍內的法律。指稱第十八條並無禁止立法會主動將內地法律引入香港，莫樹聯是個九流大律師。

余若海大律師陳詞時指稱，終審法院在梁頌恆及游蕙禎宣誓一案中已裁定，《基本法》屬於中國法律一部分，法庭不能將《基本法》抽離《憲法》的脈絡去看，而是必須將《基本法》視為源自國家《憲法》下的法律文件理解，申請人一方不能以純粹普通法律師的眼光去理解《基本法》。

香港是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律體系由成文法和判例法兩大部分組成。《基本法》高於成文法，成文法則高於判例法（法官的法），「法官的法」不能抵觸成文法。但香港司法實際的操作，法院是將判例法凌駕於成文法凌駕於《基本法》，而香港法律界（司法界、律師界、法學界）一直都是以案例解讀法律，其結果就是講多錯多成為「法律磚家」。

余若海指稱 終審法院在梁頌恆及游蕙禎宣誓一案中已裁定，《基本法》屬於中國法律一部分。《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當然屬於中國法律一部分，根本不需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法院亦無權裁定《基本法》的性質。余若海的表述，係擺首席法官馬道立上枱借刀殺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第十八條訂明，中國憲法不是直接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基本法》第八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本法第十八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審判案件。」香港法院並無憲法解釋權亦不能夠以憲法審判案件。

「法庭不能將《基本法》抽離《憲法》的脈絡去看，而是必須將《基本法》視為源自國家《憲法》下的法律文件理解。」香港法庭應參照國家《憲法》審判案件，這就是余若海大律師要表達的立場。余若海的說法，是中國憲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另類表述，迫令香港司法確認是這場官司的主旋律。為咗兩個錢埋沒良知，余若海大律師「正不該」，仆完又仆仆完又仆。

《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基本法規定。」憲法是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國家的制度，「特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另以基本法規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已經清晰標示，《基本法》不是按照憲法的規範立法，《基本法》的法源不是來自國家憲法。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

「《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香港回歸成為特別行政區的具體情況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是香港《基本法》立法最主要的法源，憲法第三十一條只是《基本法》效力的依據。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只能有一部憲法。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只實行《基本法》不直接實行中國憲法，如果《基本法》是國家《憲法》下的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不受國家憲法的規範，這根本就是一個笑話，余若海大律師「正不該」。

「一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基本法》就是中國憲法的組成部分，是憲法只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特別法。香港實行《基本法》，就是中國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表現形式。《基本法》不是國家《憲法》下的法律，《基本法》與國家《憲法》是同位法。

《基本法》第十四條第四款規定：「駐軍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解放軍係老大，邊檢公安只是老二。《一地兩檢條例》訂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地口岸區」的內地執法人員不受香港法律管轄，單憑此一點，法庭已可裁定《條例》違憲。

代表申請人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點解唔向法庭闡述所有的法律理據？又係揼波鐘？

一地兩檢司法覆核押後判決

近年香港人被政府玩弄到懷疑人生，卻也練成了逆來順受這項技能，大概再過幾年能實踐耶穌的教誨：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5:39）。

正當市民都覺得民意已起不了任何作用之際，近日建制派媒體如東方、星島居然在催動反對東大嶼計劃的民意，想藉此去拖住林鄭的步伐。這不但證明了建制陣營不是鐵板一塊，更重要的是，建制派倒戈去逼使政府重新考慮時，用了民意作為抗議手段。可見建制陣營對民意是籌碼這件事還是很了解，至少比香港人自己還要了解。果然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東方、星島在東大嶼計劃上與政府出現意見分歧，背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完全反對東大嶼，而是現計劃中他們被排除。考慮到建制派一向是為利益而結合，筆者大膽推測這次未能在計劃出台前達成共識，是內部利益分配出現了問題。類似的例子以前也有過，就是西九龍藝術文化區的發展計劃。當初政府以「單一招標」模式發展，令個別財團可以獨佔整個數百億元的項目。於是惹來某些地產商批評。最後政府把西九計劃推倒重來，放棄單一招標模式，讓各財團利益均沾，事情才告一段落。由於被排除陣營與政府本有利益輸送關係，只要政府提出令建制媒體都滿意的方案，這些媒體就會改過來。可惜的是暫時沒有足夠的徵兆讓抗爭者完全掌握東大嶼填海計劃的利益矛盾，我們只能推測被排除的派系正在出招，意圖改變局面。參考西九的事例，我們可以演練這樣的劇本：

被排除的派系／利益集團，利用媒體優勢去催動反對填海計劃的民意，令計劃的認受性降低。到某一個地步，絕大部分民意，包括自由化的公民社會及某些建制派所控制的媒體，都認為計劃荒謬絕倫。用後雨傘的陣營去比附，就是黃絲至淺藍絲都不認同計劃。到這個地步，淺藍陣營的政治人物/議員就可以公開發言，為符合民意，理順施政，計劃要擱置或推倒重來。原本被排除的派系／利益集團就乘勢跟其他派系達成共識，實行利益均沾。之後建制媒體轉而大唱和風，主張新方案從善如流，安撫淺藍原有的反對情緒。在這個過程中，任何時候，政府都可以向被排除者申出友誼之手，在整個劇本走完前達至共識。只要小心不要令太多抗爭者發覺建制的矛盾，使大家繼續相信政府是難以撼動的。

面對這個劇本。可以說明幾件事。首先，政府運作還是要有部份民意基礎的，哪怕只是三四成由親建制媒體策動的民意。其二，建制派內部比抗爭者更理解政府對民意的需要，所以更容易借用媒體和民意來與政府討價還價。其三，政府遠遠不是「想點就點」，也不可能事事一意孤行。有了這些認知，我們就可以討論在當下，抗爭者還有什麼可以做。

就著這次東大嶼填海計劃來說，有好些人提出全民不交稅以表不滿，指以往美國獨立革命就是由抗稅開始。如果全部人一起抗稅，的確是可以癱瘓政府。固然癱瘓政府是大眾也受害，但那也是一個威脅政府的方法，要它低頭。然而在香港是較難做到，以往有過全民少交一元稅的建議，是一種象徵式的行動，這還比較可行也有其實際意義，因為如果真的做了，大家就會覺得，果然我少交一元，政府也不能拿我怎麼樣。就是說大家會發現自己與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和地位，可以為以後的抗爭鋪路。不過說到底香港人還是_ _ _ _的，交少一元可能也怕被抓去問話。

筆者認為較可能阻止計劃的方法是利用既得利益階層的內部矛盾。而市民的反抗力量可以成為其中某些派系的鬥爭的助力。我們盡力去集氣讓人了解計劃的荒謬，至於具體行動，就要視乎民意有多強，是否有機會讓政府的內部矛盾表面化。

現在抗爭者因為建制派內部矛盾而有了活動空間，可以在較友善的媒體環境下理性分析填海計劃，將計劃的弊端呈現。趁現在的空隙，全力建立填海就是晒錢、白痴的常識。現在講的真話，會比建制派全面封鎖時傳得更遠更快，跟藍絲討論填海的問題時也較容易得到認同。當然，我們要隨時有心理準備，一旦建制派談好條件，達成共識，那些淺藍媒體就會集體轉軚，一併帶走許多反填海的民意。也會有愛字頭團體出來宣傳愛香港愛填海的謬論。正因為這個空隙隨時消失，我們更加要好好把握，把論述做好，變得更入腦，更常識，令媒體轉軚時還能保住多些反填海民意。

建制派的內部抗爭與民主抗爭有本質上的不同，然而，歷史上也有許多抗爭運動是在建制內鬥中得到力量，故筆者認為抗爭者還是要有意識去好好把握這種建制矛盾。香港政局短期內難以從內部引發劇烈變化，也造成抗爭者處於守勢。目前我們能做的是令香港不要因為大陸壓迫而惡化，或至少減慢這種惡化。在此情況下，建制內部矛盾就是我們最能借助的形勢。我們非常明白這時抗爭者正成為建制內鬥的棋子，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訴求可以隨時被犧牲。而我們也要警惕，不要在與建制共舞的片刻被迷惑，以為自己在抗爭者中與別不同，可以透過犧牲其他抗爭者來謀求更多建制影響力。這就是權力的誘惑。幾多曾經同行的抗爭者，為了一時的成果，卻忘記了整體香港民主自由抗爭的目標，或有意或無意，被建制收編。

要迴避這種結局，除了要保持頭腦清醒，更重要的是對民間、民意有最根本的忠誠和信心，也是對抗爭運動的長遠目光。香港能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道路，靠的還是民意、民心。運動的成功，並不是靠幾個建制派偶然轉軚反中央、幾個民主精英的領導，而是絕大多數人認同、投身抗爭，一起奮鬥。所以進行深耕，改變民風，還是最根本。深耕不單指中小學教育，也是整個公民社會的強化，社區運動的進步，抗爭力量的共融。哪天淺藍媒體能催動的民意都站到了民主、自由的一方，就是香港邁向民主的時機。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上週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稱僅花十多小時便可完成「明日大嶼」填海的前期工程撥款，反對的人將是歷史罪人。日前公民黨郭家麒提出不信任動議，但陳健波稱會另外召開會議討論。公民黨郭家麒要求即時討論，陳健波容許議員各發言一分鐘，再重申會另行安排會議，拒絕今日處理。

今午財委會復會，郭家麒即提出規程問題，斥陳健波不堪、有失擔任財委會主席的信用，已不適合擔任主席，「如果你要做橡皮圖章係你嘅事，但唔好做財委會主席」，批評陳健波連「明日大嶼」的文件亦未收到，便稱要限時通過及對反對的議員作出惡意批評。

立法會議員郭家麒

陳健波容許議員各發言一分鐘討論，毛孟靜指陳健波在電台的言論荒謬，與主席角色衝突，面臨不信任動議的陳竟可以決定何時及如何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公民黨楊岳橋則促陳健波解說如何令大家安心財委會會是公正地運作。

陳健波亦早有準備，預備了其電台節目上言論的逐字紀錄派發，批評郭家麒「好多嘢都錯」，「我講嘅唔係千古罪人，係歷史罪人」。

朱凱廸批評陳健波不是第一次失言，他引述研究指46%市民反對「明日大嶼」，陳健波在無根據下指反對者為歷史罪人，需要收回及道歉。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建制派則發言護航，民建聯周浩鼎指反對派已決定拉布，主席確保會議順暢運作便可。工聯會黃國健不滿陳健波容許民主派議員討論對他的不信任動議，指今日並無相關議程，認為陳健波亦嚴格按照《議事規則》，不應因有人有意見便更改議程。謝偉俊亦指陳健波在電台上稱的十多小時審議時間只是估計，而不是決定，但亦稱「諗清楚先講可能會少啲麻煩。」

民建聯黃定光稱陳只是表示「十多小時會處理到」，無指明是通過或反對。其言論引來人民力量陳志全反駁，「喂呢個會處理到即係通過啦！」批評「唔好捉字蝨。」

立法會議員黃定光

陳健波重申其電台上的言論無問題，指民主派的質疑「將會一定會回應你哋，但唔係今日」，旋即進入原有議程。朱凱廸追問他會否收回「歷史罪人」四隻字，陳健波回應稱如民主派公正處理項目，不會盲目反對，他可以考慮，「你哋應承晒我先啦！」

在古代越南，傳統家庭受儒家文化薰陶，一般女子視束胸為莊重，描述乳房也是禁忌，但十九世紀末儒生潘殿(Phan Điện)為歌頌趙嫗(Lady Triệu)武裝反抗三國時期東吳國侵略而賦詩如下：

貞娘力抗北狄擁，乳動旗飄大象衝」(1)
phải danh vì chúng giặc dền nhà,
Phất cò , vật vú , cuối voi ra.

趙嫗生於越南清化省，是當地首領並發動起義抗東吳，趙嫗大胸，作戰時將大胸綁在背上，騎象衝鋒陷陣，趙行獨身主義，以保家衛國為己任。 其實早在三國時期前，越南已經出現了女中豪傑抵抗中原殖民者入侵，時為一世紀越南北部武裝反抗東漢政權的二徵夫人(The Trưng sisters)：徵側（Trưng Trắc）和徵貳（Trưng Nhị），二徵夫人後來被中原殖民者馬援將軍殺害，越南人民為紀念民族英雌二徵夫人，越南各地有二百多所祠堂、廟宇供奉她們 (2)，綜觀，亞洲女權份子先驅，非越南女子不可。

近代的西方女權運動百多年前由美國開始，女權運動主要爭取政治權利；例如選舉權、被選舉權，在另一邊的歐洲大陸，德國女權份子除爭取政治權利之餘，也爭取女性個人權利，集女性主義、和平主義、激進主義於一身的德國女子海倫(Helene Stöcker)上世紀初更要求女性自主性慾 ----- 包括婚姻以外的，當時她這個訴求並不太受同輩支持，之後百年西方女性平權運動浩浩蕩蕩，影響世界，成為國際潮流。

香港女性好像很西化，但是綜觀香港唯一垃圾電視台的清朝宮廷爭風吃醋劇那麼受歡迎，真有活在帝王時代似的。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在2000年開始指定的中學中國歷史科教材，裡面關於中國女性史年表簡編的內容，可反映官方對中國女性形象的mindset，也許公平地顯示中國女性的特質或地位，女性史年表的開始，連神話的女媧氏也放入，隨後的三千年只介紹皇帝的后、妃與嬪，直到公元一千年才出現一個民間女詩人李清照、紡織技術家黃道婆，之後也無特別，直到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才由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會開辦女子學塾，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往後的發展無甚看頭，跟隨西方女權運動步伐，發展所謂現代中國女性。 香港雖然出了個女特首，不過她只是依附在習大帝身旁的小妃嬪，要與其他中共官員爭寵，怪不得CCTVB垃圾奴才劇咁高收視，因為港共奴才要煲劇得到靈感。

(1) 趙嫗又名趙貞娘
(2) Viet Nam: Tradition and Change 2016, Hữu Ngọc

終審法院當庭釋放新界東北十三子，吳秋北說：「十三違法達罪青年，本應遂其願，讓服法，但他們坐了監，卻不甘，上訴到終院。終院法官竟做老好人，遂其不甘，予釋放，縱其惡」。工聯會有樣的地位：六七年的楊光，指揮暴徒殺人放火，卻由不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頒了大紫荊勳章給他；一八年的吳秋北，公然侮辱法官，踐踏法治說：「法官老爺已成青年殺手，社會罪人！人們應想想法治是怎樣墮落的！」

777說：特區政府因此抓緊機遇，提出「明日大嶼願景」，為香港締造更美好未來。點解會由一個不是我們選出來的人，不用向我們負責的人，帶領我們走向「美好未來」？

陳健波說反對填海者是歷史罪人。他自言未來會做醜人，嚴格執行議事規則，預料財委會可用十多小時通過初期研究撥款。謝偉俊說：「喺世界盃趕出場，起碼要停賽一場……其他國會都一樣，被逐出場後有結果、有後果要負責」。謝偉俊表示，議事規則委員會將研究是否需就有關情況罰款，以及若議員多次被逐離場，是否整個年度都「不准出場」。議事規則可修改也適用於所有議員，但其他國會也充斥著免費午餐的舐痔黨黨員嗎？

雨傘運動後，共產黨完全撕破畫皮，魔爪全面覆蓋香港，舐痔黨當然可以趾高氣揚。雨傘運動好像沒有帶來正面影響，一方面共產黨不再假惺惺，另一方面這運動沉痛地打擊了年青人。去年十二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缺席7.1遊行，今年只有中大學生會出席。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倬僖說：「無論幾多萬人上街，都改變唔到啲乜嘢」。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說不參加7.1，全因民陣主題有「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意思。不是說六四才有這個意思嗎？原來7.1都有。另外我們有什麼跟魔鬼交易呢？你們凌虐中國人，我們不作聲，我們只要民主自由。去年7.1走在隊頭的嶺大學生會旗是大專學界唯一旗幟，但該會上屆會長李翰林今年不參加7.1了。他指大學生的冷漠源自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後的無力感。

從不缺席7.1的社工學聯，成為學界異數。回歸時還未出生的五位大學生，以社工學生聯會身份參加7.1，不怕每年都上街而被同輩譏為「左膠」、「大愛」。想不到自己左膠大愛了這麼多年。

香港融樂會為一個非政府組織，致力爭取少數族裔平等機會及教育。雖然不少少數族裔在港土生土長，已是家中第三、四代的香港居民，但當中仍有大部分因不諳中文，而令他們在升學、就業及獲取社會服務上仍困難重重。叫人摸不著頭腦的是，他們不是在香港出世，從小開始進入主流教育制度，在華人社會中成長的嗎？為什麼還是年復一年地面對著語言障礙？

從我們與少數族裔家長的日常接觸中，發現不少非華語家長對本地教育資訊並不熟悉、或因語言不通難以獲取相關資訊；有些家長即使期望小朋友能在主流學校中與華裔同學一同學習，以儘早融入及沉浸於中文環境，但最後卻因為對主流學校的認識不足，而誤以為只能選擇非華語學生為主的學校，令小朋友因缺乏中文語境及支援而繼續在中文學習中掙扎。

家長在兒童的學習中確實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此香港融樂會一直重視少數族裔家長在子女學習中的參與，包括外展工作、家訪、個案協助、與學校及不同社區中心合作舉辦英文甚至少數族裔語言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亦會邀請有經歷過本地教育制度的少數族裔的大專生向家長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令家長不只能得知相關的教育資訊、甚至就與其子女相關的支援措施的成效回饋意見，更能從少數族裔青年的成功例子中啟發他們對子女學習期望的鼓勵。

為了更有效及廣泛地令更多少數族裔家長能獲取足夠資訊以在子女的教育中作出知情的選擇，香港融樂會首次製作了「融樂會家長教育短片系列」，包括英語、烏爾都語／印地語(Urdu/ Hindi)及尼泊爾語(Nepali)六條短片，向家長簡介本地教育制度、報讀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程序、與少數族裔相關的教育支援及政策等。本會希望影片除了能讓家長對教育資源更了解外，更能為教育工作者及社區中心在少數族裔的家長教育方面提供多一套協助工具。影片已上載到本會網站及本會的YouTube頻道HKUnison。

一個平等的教育機會除了是重要的脫貧途徑，亦是少數族裔長久以來融入社會的關鍵；而少數族裔能真正順利融入主流社群時，所帶來的得益並不只侷限於單一社群，而是為整體香港社會帶來更多的人才及人力資源，畢竟香港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只有華人的社會。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11月的反人大釋法遊行中，社民連吳文遠、周嘉發、陳文威，大專政改關注組葉志衍、盧德昌、香港眾志林朗彥、時任嶺南學生會會長鄭沛倫，周樹榮、林淳軒，共9人分別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非法集結、阻差辦公、襲警等罪名。控辯雙方今日結案陳詞。

辯方指吳文遠非呼籲推鐵馬 控方指「語言偽飾」

代表律政司的一方陳詞時指，警方當晚的佈防是合情、合法、合理。控方的書面陳詞提及，辯方稱吳文遠沒有講過「衝」這個字眼，只是呼籲示威者「爬」出馬路，是「語言偽飾」。其後代表吳文遠的大律師郭憬憲指，吳沒有在庭上作供，因此控方不能以此攻擊吳文遠，反而應該以現有證據提供事實基礎。

郭重申，吳文遠是呼籲示威者有秩序地爬出干諾道西，亦強調示威者不用推或搶鐵馬，如果吳文遠沒有呼籲示威者做非法行為，「煽惑」罪名便不成立。

辯方指示威者合理行使示威權 警應正面配合

當時坐在鐵馬上的吳文遠其後被總督察賈錦林和警長冼大錦拉扯下來並拘捕。郭指賈和冼是共同施行酷刑，即使賈不打算施行酷刑，其行為引起了在場人士誤會，導致反抗及拉扯，影響秩序。

郭又指，遊行隊伍經干諾道西到達中聯辦大閘外是有必要的，當天下午3時起，有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要陸續前往中聯辦開會商討釋法事宜，因此遊行隊伍才會在抵達中環時臨時更改遊行路線，希望能向前往中聯辦的政要表達反對釋法的意見。郭表示，遊行隊伍是用合理的方式行使示威權。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曾指中聯辦「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又有中聯辦官員表示要在香港廣交朋友。郭指，中聯辦性質應是開放的，但警方竟然對此懵然不知。他又指，當晚吳文遠在遊行途中多次告訴示威者要前往中聯辦，警方沒有理由不知道，警方有責任正面協助遊行示威進行，因此警方應該盡量聯絡中聯辦，會見示威者或接信。

郭引用Robert Peels提倡的「社區警政」理念（Principle of Policing），指警方和市民應互相配合，共同維持在場秩序，警方不能用強硬立場壓制示威遊行，否則會帶來激烈的反抗。他又提及，一名的士司機6年前被帶上警車時，頸部遭90度扭動，最近死因法庭裁定該司機不合法被殺。他藉此事例表示，警方以執法名義行使武力時要十分小心，悲劇就在一線之間。郭最後希望裁判官黃雅茵接納辯方核心的主張：「我哋冇做錯到。」

辯方：被告行為輕微 沒有意圖擾亂秩序

第二被告葉志衍被控一項「阻差辦公」和一項「非法集結」罪。控罪指葉在公眾活動區推鐵馬。他的代表大律師石書銘指，影片拍得葉只是踏上鐵馬一級，被警員推一推胸口後，便立即落地，期間鐵馬只是輕微搖晃，葉亦沒有嗌口號等激烈行為。石指，法庭需考慮葉的行為是否構成擾亂秩序；他認為葉的行為性質輕微，亦沒有意圖或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就第三被告陳文威的一項「非法集結」罪，他的代表大律師石書銘指，從影片中可見公眾活動區有約1000人聚集，陳身處在近干諾道西的鐵馬旁。石指，無法肯定陳是被後方人群推向前方，還是陳主動推鐵馬；當時陳被夾在人群及鐵馬中間，無法離開現場，因此控方無法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陳參與非法集結。

第四被告盧德昌及第五被告周樹榮各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他們的代表律師伍展邦指，兩者均沒有激烈搖晃鐵馬，並沒有做出擾亂秩序行為。

辯方：控方無法證明警方正當執行職務

第六被告周嘉發的代表大律師陳偉彥指，總督察賈錦林和警長冼大錦在使用警棍前，示威者沒有使用過任何武力，控方在整個審訊中未能證明兩人在正當執行職務。周在拉扯吳文遠期間多次向警員大叫：「唔好打頭！」可見周的專注力只在警棍上，想保護身邊的人免受襲擊，只是拉扯期間有肢體推撞，但他沒有意圖襲擊任何警員，因此周的「阻差辦公」及「襲警」罪名應不成立。

就第八被告鄭沛倫的「非法集結」罪名，陳偉彥指，控方無法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鄭主動推鐵馬，因此法庭應判他罪名不成立。

案中2名被告林淳軒和香港眾志林朗彥早前分別承認一項「煽惑他人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和一項「非法集結」罪，兩人毋須上庭應訊。其餘7名被告均否認所有控罪。

案件判決押後至2019年3月6日。

開庭前，社民連梁國雄表示，人大釋法是絕對不對，阻止他們透過遊行示威反對釋法也是絕對不對，現時政治壓制和政治檢控是很明顯。一眾被告在法院外大叫「人大釋法可恥，和平示威無罪」、「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我係香港人，我要真普選」。

記者：黎彩燕
攝影：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11月反釋法遊行案，九人被控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非法集結、阻差辦公和襲警。案件沒有獲得媒體太多的關注，但由拘捕、起訴到審訊，拉扯長達兩年。九名被告中，除了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和前常委林淳軒認罪外，其餘均不認罪，七人在這一年來不斷上庭，審訊歷經四季，但他們的信念一致，堅持反對威權管治。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6年11月5日通過，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草案，香港迎來第五次釋法。九名被告在翌日參與民主派遊行，晚上在中聯辦外被捕。社民連是被告的「大戶」，包括主席吳文遠、副秘書長周嘉發和職員陳文威。

在2016年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吳文遠向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擲三文治，後來裁定普通襲擊罪罪成，被判入獄三星期。他日前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押後裁決。吳文遠表示，自己正在忙於「準備坐監」。如果三文治案的上訴不獲批准，吳文遠將會在獄中過冬天及生日。

吳文遠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早唔存在

「原來呢單都搞咗咁耐，點解我哋次次拉橫額張相都一樣嘅。」然而，一樣的不止相片，庭上的庭警保安、法庭秘書和職員亦是同一批人，吳文遠笑言和他們已是半友誼的關係。「唔洗講，釋法一定唔啱，人大不斷干預香港的法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早唔存在。」

家住美孚的吳文遠更關心的是，即將舉行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他指市民對選舉沒有熱烈的氣氛，斥政府冷處理得非常厲害，令人沒有動力及意欲投票。「但都儘量做吧，頂住共產黨，話俾林鄭月娥聽，民意企喺邊度。」

在上庭外，社民連亦一直大力參與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助選，至今舉行了過百次街站。陳文威則負責安排街站位置、時間表、聯絡義工和咪手。面對由早到下午的審訊，被告難免有倦意。陳文威的精神較差，偶然會在庭上合著。但他在一星期前遇到車禍，右腳有點一拐一拐，近日在忙於夾Band 和佈置其Band 房。談到選舉氣氛，陳文威指對比2016年換屆選舉是相對較差，「你要我講，今次是幾乎沒有氣氛的，補選係咁吧，係美孚反應好點囉。」

周嘉發則被控襲警，一旦罪成將會即時入獄。他在今早開庭前，和梁國雄先到石硤尾開街站替民主派助選。周嘉發近來的生活就是助選和托管狗隻的工作，但他自言，上庭初期時會心跳加速，尤其重看遭警察用警棍打中，更是「棍棍到肉」。但在和律師溝通及在不斷翻看影片後，心情已相對平靜，「嗯，現在心理狀況好了很多。」

卸任民陣召集人 葉志衍：民間力量須思考如何發揮最大作用

在兩年間，先有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和羅冠聰遭撤銷立法會議員資格，再有周庭、劉穎匡、陳國強和劉小麗被取消參選資格，香港的政治氣候步入寒冬。在其餘被告中，大專政改關注組的葉志衍剛剛卸任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民陣召集人過往慣例都是兩屆，葉志衍坦言，因為有感未能達到原來的目的，所以沒有連任召集人。他不諱言，對民陣能否發揮過往的動員角色有點懷疑，而且組織已錯過了改革的時間。

「反威權，反極權統治，對我嚟講從來都無變，但民間力量必須思考如何先能夠發揮最大作用。」葉志衍指出，民陣內有不少活躍團體，但列席會議的人卻均不能作決定，「如果想民陣成為有影響力，至少要更重視，同開會的態度上要有作決定的意志。」

左為葉志衍，右為盧德昌

盧德昌同為大專政改關注組成員，更是葉志衍的「親密戰友」。但他則顯得有點意志消沉，他最近做兼職導師，負責教中、小學生興趣班，因為時間較容易安排。他表示，在審訊期間，沒有心機做任何工作，「教班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帶俾佢哋。」葉志衍在旁笑說，「邊係呢，我打他兩拳就無事嫁啦。」

在七名被告中，最年長的周樹榮一直從事速遞工作，但因為案件纏繞長達兩年，已在7月「提早退休」。「始終要係咁上庭，公司都覺得我煩嘅。」但老闆近日喚他，在案件完結後可以再次上班。不過，周樹榮表示即使再上班，都只做會半天的兼職，「返上晝，下晝有街站就做街站，有示威就去示威。」

在案件審訊期間，周樹榮仍一直參與遊行示威，在高鐵開通儀式當日，更和鳩嗚團成員穿上公安的制服到場抗議。他表示，參與社會運動只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條氣唔順」，「大陸講過唔算數囉，又話俾普選？不如直接收返香港啦，唔洗等2047啦。」

鄭沛倫（右）穿上背心，和前來聲援的社民連職員陳皓桓（左）穿上厚褸相映成趣

國歌法立法在即，大專院校亦不甘示弱，欲訂立「辱校罪」。浸大近日便對外放風，擬修訂違紀行為定義， 納入「對大學聲譽造成傷害」，最嚴重者更可以永久開除。前嶺大學生會會長鄭沛倫斥道，這是威權化的管治，重申大學應是崇尚自由的地方。他炮轟大學管理層容不下批評的聲音，顯然是小器的表現，強調學生的訴求總有原因。

「有無聽過學生的想法？有無接納過呢？有無平心靜氣同學生傾呢？無囉。」鄭沛倫又慨嘆，各大學的管理層看到學生組織碎片化，難以構成威脅，呼籲各學生會必須團結。

控辯雙方今日下午作結案陳詞，這宗審足四季的案件亦正式完成審訊；裁判官黃雅茵押後到明年3月6日作裁決，這將會是另一場漫長的等待。

記者：麥馬高

文成一家譽等身，江海湖山任汝行。
俠氣縱橫明道遠，情心流麗證盟深。
人言著述彰德性，共證名揚見胸襟。
成俠成龍成小寶，筆頭風月不成讖。

對於文學批評，我只是個門外漢，所以，當近日很多人，包括一些本地文學家，都說金庸應該可以拿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否公論。不過，我還是會相信，金庸及其作品已經成為了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象徵，他的作品如此受歡迎，也肯定會在一點段很長時間之內流傳下去。查良鏞先生在香港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向都不會在公眾人物或其家人出現不幸事故或身故的時候作出評論，就算我對那個人有幾大的意見，我也不會用這樣的機會去抽水。死者已矣，就當是對逝者的一份尊重，就讓歷史去蓋棺定論吧。

查良鏞先生肯定是香港文學發展上的重要人物，得享高壽，在此傷痛時刻，也應該讓他的家人得到安慰。

但這一次真的有一些感想要抒發一下。

中學的時候便開始閱讀《明報》，讀過了不少查良鏞先生寫的評論。查良鏞先生的文筆流暢簡潔，評論文章很有邏輯性。不能否認，他也可以說是一個在成長階段的啟蒙人物。

但公允一點說，他的成就也不能脫離「香港」這個環境，這一個當時在英國殖民地行政管理下的華人社會，讓他有空間把歷史、文學，與說武俠、論江湖、講故事融合在一起。試思想一下，如果他當時寫的武俠小說不是在香港發表，又會面對什麼可能的下場。不要忘記，文革之外，之後還有什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右傾翻案風運動等等，對文學領域的打壓沖洗一波又一波，基本上多年來架在作家頭上都有一把刀。

查良鏞先生有一位族兄查良錚，筆名叫做穆旦，既是詩人，也是翻譯家，民國時期已經是有名的九葉詩派成員。他的學歷背景也一點都不失禮，早年已經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對俄國文學及英國文學都是專家。

同樣都是從事文學創作，而且沒有作什麼社會及政治評論或參與，但他這位族兄的遭遇便悽慘得多了。文革開始不多久，查良錚全家被批鬥，後來發配往農場接受勞動改造，關進了「牛棚」，成為了「牛鬼蛇神」。其太太也成為「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

查良鏞當然在香港也曾經受過炸彈及暗殺威脅，但不正是香港這個社會把他保護住嗎？還是那個問題，如果他當時寫的武俠小說不是在香港發表，又會面對什麼可能的下場？又或者根本連寫出這些作品的機會都沒有。

查良鏞先生這位族兄在文革後期的1976年時死於心臟病，死時只有59歲。據說他死前在醫院做了一首題為《冥想》的詩：

「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
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四顧，
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

後來有一位歷史學家評論查良錚的人生，他説自從查良錚由美國回到中國之後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嚮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麼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

與查良鏞先生的不平凡與成就相對，這種平凡與不平凡、悲劇與喜劇、成就與頽唐之間的分別，其實有着明顕的政治及社會元素。

有人說，作為香港人，不去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一種損失。我年少的時候，曾經在報章的連載中讀過一些，也曾經在租賃圖書的店舖租看過一些。武俠世界的浪漫，自然有其吸引之處。當年曾經有一個心願，要把金庸的小說從頭到尾細心再閱讀一次。

後來在香港前途的過渡安排中，查良鏞先生成為了主要的統戰對象，成為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的港方召集人。1988年時，他提出了一個當時被批評為十分保守的「雙查方案」。後來他寫了幾篇文章，說「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由直選產生」。

今天，李柱銘先生說，認為查良鏞先生當年有智慧，又說可能當時他看穿了中共的底牌。不過，真的如果當年接受了「雙查方案」，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就會比現在好嗎？這是一個很樂觀的看法，我真的很難有共鳴。

在每一個時刻，我們都是以今天的眼光和判斷看今天的事。「後之視今」或「今之視昔」，往往與當時能夠作出的判斷不一樣。我不知道「雙查方案」有幾大的智慧，但當時確是一個倒退的方案，刻意拖慢民主發展的意圖也十分明顯。查良鏞先生是否看穿了中共的底牌，對那個方案性質的判斷都是一樣。就算沒有「雙查方案」，就依據基本法所定下的程序，今天的民主進程，顯然都不乎合中共當年白紙黑字承諾過的。主要問題，還是在於中共是不是遵守諾言，什麼方案都是一樣。在威權體制之下，任何一個有智慧的方案，都敵不過當權者的背信棄諾。況且任何以看穿威權的底牌來作逢迎的方案，都不能說是有智慧的方案，今天的處境有多困難都不能改變這種事實。

有人說，文人往往以其作品反映他的人生態度，以著作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所以，自從讀完了查良鏞先生後來那一輯為自己的方案作詭辯的「沒有國家的領袖由直選產生」評論文章之後，我便把從頭到尾閱讀金庸所有小說的想法放下，到今天都再沒有這個打算了。作為香港人，這真的是一種損失嗎？

生也有涯，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值得讀，不閱讀確實是損失。但我情願選擇以著作活出了自己人生的那些作家。巴金太粗糙直露，但我就是喜歡他的怒。他承認過在胡風事件、在文革的時候，都說過一些假話，傷害過一些人。但他敢於怒，也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因此我覺得不讀《家．春．秋》、《霧．雨．電》、《寒夜》、《憇園》、《第四病室》、《隨想錄》才是損失。我也喜歡郁達夫的真，也喜歡沈從文的柔，也喜歡魯迅的冷峻。始終要作選擇，也要取捨。

我知道查良鏞先生有很多擁躉，金庸的小說在香港也真的有很多fans，在自己的朋友中也有不少。金庸在香港那一個獨特的時刻所作出的文學努力也值得肯定，成就更是毋庸置疑。他在六四事件以悲劇告終前，便決定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作沉默的抗議，這一點也值得尊重。六七暴動的時候，他敢於與那些搞武鬥放炸彈的左仔筆戰；2003年時，董建華要制定23條，他也曾作出批評。

但他也再沒有高調就香港的回歸安排、基本法的落實、及香港的民主發展作過論說，這一點也可能有點可惜。可能這一條路正是由他加入草委會、成為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提出「雙查方案」、高調為這個方案辯解、到最終選擇退出這一連串決定而鋪出來的路。也可能真的是大俠不再，大俠老矣。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威權的眼皮底下，根本容不下任何俠客。在這一點，查良鏞先生無疑是很有智慧的。

「俠客之行」可以被描繪得很浪漫，但就連武俠小說也不能把這說成是容易之事，更何況是現實人生，更何況是比武俠小說中的江湖凶險何止千百萬倍的現實政治？可能要求作家活出武俠小說人物中的俠氣是個太高的期望，這一點我還是能夠理解的。但我仍然是沒有打算重拾把金庸的小說從頭到尾閱讀一次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