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中大藝術畢業展提出的武林中人之「喴耾耾」，所喚起觀眾對藝術創作的理解產生一頭霧水的虛無漂渺，與佯裝的高深莫測；浸大視藝院的「工具」之說明顯更為落地實際，與平易近人。

若要以畢業展比較它們，本來就不公平。就如近幾年，（我狹窄的耳朵所聽到的是）人們多說「浸大畢業展比中大好睇」。好睇與不好睇，雖不能以評價藝術質素的優劣，但卻也真實的表達了普通觀眾的喜惡與觀展體驗。但在兩家畢業展的策展方面，我們的確也可見到浸大的Presentation比中大的做得好，原因在於浸大藝術生重視與普通觀眾的Communication，而中大藝術生卻拒絕普通觀眾。我們可以從每一件浸大畢業生的作品旁都貼上的「作品簡介」看到。觀眾可以從文字與作品的互涉滲透中，了解作品的角度與觀看的愉悅；而在中大，作品旁卻只留下了最基本的作品標題與媒介（大概是他們假設每個人都俱有高度的審美能力，或他們把自己的目標觀眾定位為教授與藝術星探）。如果我們進一步比較他們的展覽目錄，你會表現更直接的印象：中大展覽目錄的內容是學生的「自我介紹」（面試工作的語調）與其他作品；浸大的是「作品介紹」與該畢業展作品。

這與院校的地域文化息息相關。中大藝術系位於與世隔絕的山頭之上（武林之隱喻）；浸大視藝院處於社區（Community）之中（工具應用之隱喻）。一種令人驚訝的事實是，想不到這種地理位置的差別，對於藝術生在藝術創作的心理影響是如此的巨大。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感受到這些選擇與壓抑。

於是，浸大的「好睇」表現在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它重視與社區的溝通（107件作品就有超過40件跳出個人角度感受的框框，觸及並反省社會問題與關注社群他人之處境，有4件以上直接或間接指向雨傘運動）；二是它的Viewer-Friendly（重視與普通觀眾的溝通）；三是（亦是最重要的）它人夠多。

人多（107名畢業生），就保證了作品的多樣性；作品多（107件作品），就保證了「總有一兩件你喜歡」（而那些差劣的作品，因而不那麼起眼，甚至自然地被人忽略）。因為普通觀眾逛完展覽之後的常見問題是：「你有喜歡的作品嗎？」而不是「你有不喜歡的作品嗎？」

但似乎中大也感受到了浸大「人海戰術」的威脅，近年的收生漸增加。從以前的20名左右增加到今年的29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增長。但問題是，如今藝術學生一年比一年急速增加，大學為了「賺錢」，不斷地開設課程，增加學位。然後一年又一年把一堆堆的藝術畢業生推出現實的社會去。然後，藝術畢業生發現自己的專長找不到工作，畢業即失業。失業即意味著要重新學習一門「技能」去尋找工作。不負責任的校方說「我們辦藝術課程不是為了培養藝術家」。當然也不是為了培養藝術學生有就業的技能；他們也不負責為學生的未來出路鋪路；更不用說會考慮到學位課程能否連接社會上的工作機會。那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我畢業一年以後，收到校方問卷調查的電話，查詢我的就業情況。他們重視的是你有沒有工作，希望你能為校方那條畢業生就業情況的曲線貢獻；而不是詢問學校的專科教育，有否助你找到相對應的工作，發揮所長。或者，當校方嗅到藝術教育不斷增長的「機遇」與需求，或收到上頭或官方不明文的Order，而增設藝術學位時，也應該問一問電話的另一方。社會要如何消化這麼多這麼多歷來的失業的藝術畢業生？

2015年5月18日 范生給全香港巿民的公開信
給全香港巿民的公開信
揭開巿區重建局衙前圍村項目特色商戶復業安排愚弄欺騙小巿民的醜陋面紗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街坊、各位全香港市民：

本人是衙前圍村特色小刀行業的小商戶，就我所經營的刀仔舖，從本人父親五十年代開始到由我傳承共經營了超過了六十年。我們所做的獨有產品瓜刨，是全港蔬菜批發商交薯仔蘿白去酒樓餐廳前專用的削皮工具，棚鈎刀是建築行業拆竹棚工人的專用拆棚工具。這些行業服務惠及全港市民，但小刀行業利潤有限，只因數十年不用交租才得以生存，如果得不到保育就會扼殺了此行業。

2014年5月23日，本人收到巿建局復業安排信(附上副本) ，我是接受以租客身份於保育區繼續經營的。2015年5月5日和5月8日，得到巿建局總經理黃麗娟約見，和我商討本人行業的復業安排細節。其間黃總經理答應安排我在保育區的八間石屋之一復業，並且在衙前圍村項目重建的數年期間讓我租用附近的工廠區工厦單位作臨時工場，由巿建局代交租金，直至搬回保育區為止。2014年4月24日巿建區與村民的會面中，村民提出行業繼承延續安排問題，當時邱總監說租客身份是沒有繼承權的，但獨特行業在不改變行業性質下可考慮其他途徑延續行業。

黃總經理更承諾我到時簽租約叫我和兒子兩人一起簽，以實行邱總監的承諾--得以子繼父業。黃總經理當時還打趣地說你的孫輩要繼承我便幫不上忙，還洋洋得意地問我"伯伯你知不知道我怎樣幫助你呀?"，並吩咐劉先生和我一起去地產公司找合適的工厦。我當時以為可以復業，老有所依了。5月9日、5月11日巿建區的劉先生依黃總經理的吩咐陪我約了地產代理找臨時工場，但未找到合適的地方。豈料，5月12日下午，本人收到執達吏通知，要本人於5月19日要交舖。數天的歡喜霎時變成惡夢!

堂堂一位一有假期便到國內山區顯愛心做義工、滿口仁義道德的巿建局總經理為何一點信用都沒有? 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愚弄欺騙小巿民?讓全香港巿民一起來看清楚巿區重建局如何透過衙前圍村項目以政府公帑做地產商的打手!成為地產商的賺錢機器!15米以上起豪宅要賺錢便天公地道!難道15米以下的保育區、已承諾給小巿民的一點滴生存空間都要趕盡殺絕?

以上說話是我個案的實況，句句擲地有聲! 巿區重建局對衙前圍村村民的欺壓手段慘無人道!希望全香港有良知的巿民一齊來支持衙前圍村村民! 譴責巿建局的卑鄙行為!

衙前圍村重建關注組
成員：范先生
2015年5月18日

口號： 官商勾結！強搶民地！
還我家園！還我生活！
爭取合理權益！抗爭到底！

副本送：
各傳媒朋友、各網民朋友、各街坊市民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黃琛惠小姐
立法會公共申訴辦事處張主任
發展局規劃地政科張鎮基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李德康先生
市區重建局黃偉權總監
市區重建局黃麗娟總經理
市區重建局張愛弟小姐
地政總署(市區重建組)-葉富強先生

（獨媒特約報導）市區最後一條圍村衙前圍村面臨市區重建，製刀師傅范先生本獲市建局承諾安排復業，但商討未完成，市建局卻申請執達令，要范先生於5月19日交舖。范先生向法庭申請暫緩執達令，今天法官裁定把執達令押後3個月，到9月7日執行。范先生對判決感到無奈及徬徨，對前景感悲觀，只希望能「有尊嚴地自食其力」，稱會繼續爭取「先安置才清拆」。

扼殺製刀行業

范先生在作供時提到，他的行業具有歷史價值，應該獲得保育，市建局不應隨意收回，「如市建局不保育，便扼殺了小刀行業」。而且他跟市建局已有口頭承諾，承諾先安置、後收回。

他又批評市建局沒有誠意與他簽租約，市建局總經理黄麗娟曾幫忙尋找合適的工廠，「全部都是不通風的，只可作寫字樓用途」，而且租金更比原先商討的價錢貴，批評市建局「趕盡殺絕小市民、小行業」。他指自己「不為求賠償，只求復業租約，並為市民及社區服務」。

市建局否認復業協議

市建局代表律師回應指，未有確定復業協議，加上執業與否不是法庭考慮酌情權的因素，法庭只會考慮他需要多少時間搬走，而且未有証據顯示范先生轉了地方經營就會結業。市建局代表律師又指此事已拖了18個月，不能再作延後，「如果范先生不願離開，難道就等於可以永遠霸佔地方？」

法官裁定把執達令押後到2015年9月7日執行，期間范先生不能阻止原告人做出收回古屋的行動，並寄語范先生好好利用3個月的時間及市建局的賠償金，找尋合適的地方安置。雙方都不需為對方支付訟費。

記者：黃杏美

《舒舒舒…舒伯特！》是「一個集音樂、舞蹈、視覺藝術和戲劇的燦爛舞台劇」，由註冊慈善藝術機構 Music for Community（MfC）製作。該機構致力以別樹一格的形式，將古典音樂帶入社區，特別是引介給年青的觀眾。

這是免費表演，在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進行，對象主要是中學生，觀眾事前在網上登記，MfC 便會把門票寄到登記地址。表演雖長約一小時左右，但包羅萬有，既有現場演奏，又有戲劇、舞蹈和燈光效果，製作認真。

顧名思義，《舒舒舒…舒伯特！》就是要向觀眾介紹舒伯特及其音樂。創作者從舒伯特的外號「歌曲之王」入手，選擇了其中十首（場刊與實際演出的曲目不盡相同），由音樂總監盧宜均（Anna Lo，不是香港足球先生盧均宜）改編為長笛、大提琴和鋼琴的版本，由 DREI（二階堂泉、葉俊禧和張頌欣組成）負責演奏。她的改編基本還是由鋼琴擔當伴奏的部分，歌唱旋律則由其餘兩部負責。由於多媒體劇院的聲效設計不適合器樂表演，三人都要用上咪高峰來擴音，結果大提琴的聲量較大，有時候鋼琴彈奏的細節部分給蓋過。撇除這個技術問題，DREI 的演奏很有水準，而且默契十足（演奏中有一段小插曲，在彈奏 Gretchen am spinnrade 時，張頌欣的琴譜被風吹倒，他兩次用手把琴譜按下去，但琴譜依然被風吹下，他只好用口把琴譜吹下去）。

戲劇方面，故事講述一現代青年人忽然從現代回到過去，遇見舒伯特的朋友，他們正為剛離世的舒伯特而傷心。此劇由陳哲民身兼導演和演員，聯同唐曉楓一起表演。舒伯特的生平透過二人的交談給交待出來，而且談話緊扣著選曲，例如說舒伯特像星一樣燃燒自己，配合之前彈奏的 Die Sterne（恆星使者）。畢竟這是推廣音樂的節目，所以除了最後演奏 Der Erlkönig（魔王）和 Wiegenlied（搖籃曲）時會有 Voice-over 或對白，其它時候演員都會靜下來，讓觀眾可專注欣賞音樂。而筆者最欣賞的是，編劇 Annie Liang 把故事的後半部從舒伯特說到現代青年，將他遇到的問題對照於舒伯特及其音樂上，如說到愛情問題時便演奏 Liebesbotschaft（情詩），拉近古典音樂與現代之間的距離。不過，劇情最大的敗筆之處，就是為配合舒伯特的外號，強行加一個「合奏之王」的名號給貝多芬，作為一個教育節目，這實為一種誤導。

在數首樂曲演奏時還加入跳舞的部分，令畫面更為豐富，演奏 Der Erlkönig 時三位女舞者明顯在表現當中的故事。可是其它的舞蹈卻好像跟音樂內容和戲劇關係不大，雖然青年表示過已死了的母親是舞蹈員，其中一位舞者身穿白衣，其餘的穿黑衣，彷彿有所暗示，但整體來說舞蹈部分跟表演的關聯還可更緊扣一些。

總的來說，《舒舒舒…舒伯特！》雖為學生導向的音樂會，它富有教育性之餘，又不失藝術上的格調，是不俗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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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資料

場次：2015年5月30日 8 pm

地點：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文：嶸仔＠運動公社

在剛舉行的國際足協大會上，除了選出連任卻又旋即請辭的主席白禮達外，還通過了國際足協的財政報告。報告指出，在2011 至2014 年國際足協4年間收入高達57億美元，當中最大的收入來源是電視轉播權的相關收益，有近25 億美元，第二大「財源」來自市場推廣的相關權益，有約16億美元。

這樣涉及巨款的財政報告，在七十年代以前是沒可能想像得到的。1974年，巴西人夏維蘭治成功爭取亞非拉國家足總支持，在國際足協主席選舉中擊敗競逐連任的英國人羅斯，成為史上首位非歐洲籍的國際足協主席。

前主席夏維蘭治開拓財源

他當選後，為了報答和鞏固第三世界國家對他的支持，就要尋找足夠資金來支持當地足球事業。但當年的國際足協雖是管理世界足球的最高機構，卻其實只得幾名職員。錢從何來？

適逢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經濟邁向全球化和後工業時代。後工業時代不但見證先進資本主義地區製造業式微，也見證了商品化邏輯進一步擴張。競技運動的商業化或者是商品化當然不是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但足球管治者決定擁抱而不再抗拒商品化，則是在七十年代才出現的事。

總部設於美國阿特蘭大市的可口可樂是夏維蘭治上任後國際足協第一個主要贊助商。國際足協將國際大賽（尤其是夏維蘭治在任時創立的世青盃）帶到亞洲、非洲等邊緣地區，加上世界各地轉播世界盃決賽周，可口可樂的品牌就滲入到歐美傳統市場以外的地區。時至今日，可口可樂仍然是國際足協賽事最重要贊助商之一。

而促成夏維蘭治治下的國際足協與可口可樂達成協議的兩個關鍵人物，分別是一個叫PatrickNally 的英國人和其夥伴，以及Adidas 創辦人之子Horst Dassler。他們看準了尚未開發的體育市場推廣業務，除了為自己爭取到更多財富外，也造就了國際足協和國際奧委會等組織變得富可敵國。後來Horst Dassler 成立了ISL 公司專門經營體育市場推廣的相關業務，而為了保障自身業務利益，他在世界體育領袖的網絡苦心經營，白禮達當初加入國際足協就是Horst Dassler引薦的，而當今的國際奧委會會長巴赫則曾在Adidas任職。

除了品牌的贊助收入外，電視轉播性質的改變也讓足球比賽轉播費用大幅上升。隨着新自由主義興起鼓勵政府減少干預市場，加上科技的突破，收費衞星電視開始與免費電視競爭，受歡迎的體育比賽獨家轉播權就成為電視台爭取觀眾的一張王牌。而向國際足協等國際體育管理機構取得電視轉播權轉售圖利，也是ISL的主要業務之一。

名義上非牟利免法例管束

在這個背景下，與國際足協相關的金錢利益愈來愈多，款項也愈堆愈厚。本身名義上並非牟利機構的國際足協，卻能免去針對牟利機構的法例管束，內部的民主和透明度又欠奉，結果造就了不少貪腐機會。ISL破產後，大家都知道它長年是靠提供賄款予國際足協部分決策者以贏得合約的。

今次美國司法部的公訴書中，大部分的控罪都是與ISL 案相似，由此可見，ISL 案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根深柢固的問題是如何改革體制，令決定合約誰屬的國際足協要員能接受充分的民主監督。

白禮達宣告辭職時也提出了要改革國際足協的架構。到底怎樣的體制才能確保國際足協執委會的席位不會成為圖利的私人荷包，是未來重要的討論課題。

原文刊在信報

文：Peter@前線科技人員

早前在旺角街站與一路過市民有段較深入的對話，因事忙，現在才有空行文，長話短說，大致該市民認為，真普選必會選出政策向窮人傾斜的特首，因窮人票多，一定搞橫香港，後果堪虞，我當時的回應：

如果香港真的窮人多，但政策卻不向窮人傾斜，會有什麼後果？該市民似乎未有想過，我亦不賣關子，我說其實香港試過，67暴動是也。

雖然後世往往將67暴動聚焦為文革衍生品，但無可否認，由66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開始，當時的貧窮問題已達爆炸邊緣，雖謂「事件」，但其實有1死26傷兼1465人被捕。貧窮問題其後一直不獲當時港府正視，繼續向商家傾斜，遂至67年，連串勞資紏紛爆發，最後暴動。雖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咁勁嘅67暴動，但如當時無社會矛盾底因，共產黨亦頂多自我陶醉，難令眾多正正由共產黨魔掌逃離一輩附和。

而其後，麥理浩就是實施向窮人傾斜政策，結果為香港繁榮擲下基石，唔通你又認為麥理浩搞橫香港？

【六七暴動的成因與影響】
【天星小輪加價事件】

其實與67年相比，現今絕對不是當年境況，怕窮人票多，言過其實，如是，真普選亦會選出中間路線特首（當然是真中間，而非689般向商界絕對傾斜），何懼之有？

今次街站以與市民對話為目標，非辯論比賽，所以亦不苦苦相纏，對話就此完結。

事後回想，其實「窮人顛覆」恐懼頗有市場，甚至學者如王于漸亦在一 IT 論壇表達，如以現時反對聲音為依歸，東北發展必成貧民窟，猶如天水圍。（當然，王于漸眾多文章亦清楚表達「窮人顛覆」憂慮，非一句半句捉佢字蝨）

對此，除我以上對話回應外，亦想起當年納粹黨正正就是利用這恐懼心理，令國會通 Enabling Act，其後德國萬劫不復！

所謂 Enabling Act，實為 Disabling Act，因此法案正是廢除國會制衡，令德國總理（即希特拉）可以毋須過問國會通過任何立法，得此寶劍，加上之前削弱反對黨的 Reichstag Fire Decree（ 可隨意拘捕及禁制刊物，即 23條 + 國安法），希魔遂逐步集中權力，最後實現獨裁統治。

咁假嘅 「Enabling」Act，點解當時國會會通過呢？希魔就是睇通當時代表中產及商界的議員怕窮人顛覆，怕社會不穩，會投贊成票 （當然，當年代表窮人的德國共產黨亦真夠激，曾火燒國會，遂比位希魔上 Reichstag Fire Decree...），但只此亦未夠 ⅔ 多數票，希魔於是再以保其黨位不滅拉攏天主教中間派（Catholic Centre Party），大功告成，法案通過。其後可笑的是， Centre Party 經此一役，內部嚴重分裂，黨員隨即分崩離析，希魔亦無放鬆對反對黨的清剿（包括 Centre Party），法案通過後不足 4 個月，Centre Party 亦跟隨其他反對黨一般命運，通通解散，自此納粹一黨專政。袋住先，結果連褲都袋甩埋。

中共一向獨裁，只不過今天已經不再代表窮人，也學會利用中產恐懼窮人心理作拉攏手段，今天的天主教亦有從歷史學習，不再盲目，站在高牆角色由聖公會取代，至於議員們，請認清你們投的一票，今天袋住先以為攞到著數，明天可要袋甩褲兼當歷史罪人，萬劫不復！

工作期間，同事分享了一則內地新聞，內容為內地不同地方的高考生於高考前都舉行了撕書大戰，將書本撕得碎碎後一同灑向校園，場面猶如大雪飄落，頗為震撼。看到相片，筆者即時的反應是笑說相片真美，但與同事認真談了談，就感到一陣莫名的傷感，尤其因為我們都是教育界的一員。

有說撕書此舉只是學生們考試前一種抒壓發洩的方法，並無甚麼大不了。但筆者從來都認為態度決定一切，以撕書為發洩的方法，某程度反映出現今學生對讀書的態度，認為讀書是艱苦的、厭惡的，艱苦過後只為換取高薪厚職，帶來更好的生活。撫心自問，大家在求學期間都有過這樣的想法嗎？

其實透過讀書去換取高薪厚職和更好的生活，筆者認為原本是沒甚麼問題，畢竟這是個人選擇，每人追逐的理想都不同。但當一個社會差不多每人都追逐同一個金錢掛帥的理想時，好像有點點病態的感覺吧。筆者臨近於文學院畢業時，時常都被不同人問到將來可做甚麼賺錢的職業，當時其實很想回答他們「沒甚麼特別，只是不只為追求金錢物慾而活的人」，但為免被長輩們訓斥為離地的廢青，還是把話記於心中好了。

但為甚麼賺錢賺錢賺錢才是實際？Charles Dickens 的名作 A Christmas Carol 中，三隻聖誕鬼魂不就告訴了大家一個守財奴因太過重視金錢而錯過了、將會錯過人生中一些美好、快樂的時光嗎？噢，剛忘了認為讀書是苦難的同學們應該不會花時間去讀完這只有大概三萬字的短小說，他們應該都把時間用在讀實用性的書籍，並且盡快讀完便把它們撕掉燒掉解決掉。

其實人生應該是充滿多樣性的，每人應按自己的能力去賦予價值於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像機械般複製同一個金錢理想為自己的生存意義。讀書也是一樣，無論是求學還是閱讀，目的不一定只為了賺錢賺錢賺錢，可以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可以是從書本上、文字上體驗都前人的經驗、教訓，可以是領悟一些道德倫理、普世價值和觀念，亦可從故事和文字中找到一點點慰藉。

活到老學到老，筆者一向都不認為畢業一刻便是讀書的終結，反而比以前更主動把一本又一本經典小說讀完。筆者常覺得腦子不多用點就很快退化，做個富有的呆子不是筆者的理想。再者，閱讀使心靈富足，比金錢上的富足筆者認為來得更實際、更有意義。

攝：Alex Leung

「六四」二十六週年剛過去，主辦單位支聯會公佈有十三萬人出席悼念活動。數字比對上幾年少。當然，集會遊行必講參與人數，可是，既然這統計絕不科學，多人少人出席只是相對的比較，作不得準。說真點，一直以來，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並不是給主辦的支聯會召喚，也不是本於那愛國共同體的認同，更不是為了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虛無夢想，而是一種人道精神，對良知的守護，要求專制政權承認錯誤並道歉的堅持。炎炎晚上，坐在那裏的人，只知道再回憶一次1989年6月，發生在古老國度的血腥鎮壓，重新與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壓迫的死難者和難屬們相認。

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名西班牙記者提問：「中國要求日本正視歷史，以免重蹈覆轍，中國甚麼時候才能正視六四事件的歷史？」華春瑩一時語塞反問：「怎麼會有這樣的邏輯？」她又稱，當年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國際社會早有公論，指兩件事完全不同性質。」《蘋果日報》(2015年6月5日)

中國政府要日本「正視」歷史，無非是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上，要求日本不要忘記70年前，日本皇軍如何侵略中國，屠殺千萬中國軍民，要日本政府無時或忘這段鐵証如山的暴行。可是，記者提到「六四」，中國政府又忽地換過身份，對於「六四」，歷史早有定論，而這「定論」是中共的官方定調，卻又不准民間搜証、追查真相，甚至追究責任。看吧，兩件歷史事件，兩套論述，兩種態度，這正正切合了華春瑩的反問：「怎麼會有這樣(不對)的邏輯？」

這就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不尊重歷史的做法。何謂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就是讓歷史自己說話，由與被壓迫者相認開始，帶出社會上不同的論述。歷史其實不是同質和線性的，更不只是進步的，而是充滿錯縱複雜的隱喻和暗示。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必然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可是，問題是中國政府只懂叫人正視歷史，自己卻不懂面對「六四」的發生。面對四方八面的追問，她只懂得回敬一句：六四事件已有定論，可是究竟甚麼才叫「定論」？是官方的論述還是民間的講法？

班雅明(Benjamin W.)說過：「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Not man or men but the struggling, oppressed class itself is the deposit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後翌日，便充斥着被壓迫者的故事。北京人王維林擋坦克的一幕，歷史彷彿在那一刻凝固了。當時，解放軍的坦克車，從近郊浩浩蕩蕩開入天安門廣場，準備執行職務。街上兩旁的市民乾着急，只得乾巴巴看着那些象徵制度權力的坦克蹂躪這片京城重地。突然，王維林越過圍欄，衝到那一列坦克前，擋住去路。面對殺人武器，王完全不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最後，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攝影的發明就是要讓時間靜止，給人們從照片了解歷史的真相，世界上多少不同國家的人，看了照片，想起人類的苦難，悲天憫人，關心被壓迫者的遭遇。因此，讓時間靜止，與被壓迫者相認，就是為了抗衡勝利者那套對歷史的陳述。

中國政府在「六四」慘劇發生後，打壓異見者，抹去歷史印記，一邊廂發展經濟，另一邊廂，建立了一套歷史只往前看的論述，企圖將過去發生的一切隱藏起來。這套歷史「進步論」（Idea of Progressive History）只建基於一種看法：將人類文明看成「過去、現在、將來」連成一直線的過程，因此，歷史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現在」比「過去」好，「明天」也一定比「現在」更好。然而，班雅明質疑這看法是將歷史置於空洞的時間裏：「人類歷史會不斷進步的概念和人類歷史是在一種劃一的和空洞的時間領域進行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ankind cannot be sundered from the concept of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a 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對時間的簡單看法，忽略了社會出現倒退的可能，「六四」事件發生後，社會正正如此，人心不忿，社會步向衰亡。而中共則在此時叫人向前看，強硬地鎮壓被壓迫者的聲音。結果是經濟成果縱然美滿，政治上卻大倒退，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更是多不勝數，至今仍解決不了。

因此，記念「六四」是為了讓時間靜止。讓時間靜止是為了令歷史停下來，對抗歷史主義那套歷史進步論。中國政府越壓制「六四」，歷史的真相越會按不同的形式滲入人心，並不斷發酵。因為歷史的記意已在一代人的腦海中沉澱。三年前，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湖南民運鬥士李旺陽「被自殺」，令新一代重新認識「六四」，中國政權重新再演譯一次專制暴力如何消滅被壓迫者的聲音。90後的香港青年人從此再一次認識「六四」。歷史的時間也許就停留於此，他們追看報導，知悉李旺陽原來一生為民主抗命不認命，就算「砍頭也不回頭」，定然紛紛翻查他的生平事跡，而傳媒亦會追查報道他的種種經歷，這其實是把「六四」再在當下出現多一次而已。青年人縱然義憤填膺，可是對八九年中國人追求民主定不了解，對支聯會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更是一無所知，可是對李旺陽之死卻悲憤莫名，可以說，他們對於「六四」的歷史記憶，是由此刻開始記存下來的。而這種對公義的追求，是任何愛國主義或是本地意識都不能蓋掩的。

這就正如班雅明所說：「歷史是一結構的主體，這結構不是坐落於同質、空洞的時間中，而是坐落於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中。」(History is the subject of a structure whose site is not homogeneous, empty time, but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now｛Jetztzeit｝.)我們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絕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已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結合當刻眼前所見，把「過去」帶到「現在」，歷史才有意義。而「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甚麼事件，而在於現在這一刻能容納多少過去的映像。」班雅明更指出「所謂『當下』，不是一種過渡，而是時間的停頓和靜止。」(the notion of a present which is not a transition, but in which time stands still and has come to a stop.)

那麼，究竟甚麼才可以讓時間靜止呢？答案是「回憶」。「回憶是人們把過去帶到現在的能力，在回憶的一剎那，時間也靜止了。」只有回憶，我們才能不斷把現在的一刻和過去的事情排列在一起。也只有讓時間靜止，人類才能被救贖，才可以全盤接受過去的一切。這說明了為甚麼「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為甚麼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年年如是；為甚麼今天的中國如日中天，窮得只剩錢；為甚麼本土派嘲弄紀念六四的人是「大中華膠」；可是集會仍然有十幾萬人參加，人們仍然堅持悼念「六四」，就是因為我們定要不停回憶，把過去的事帶到當下，並好像說故事的人一樣，加進自己的感受，編成一個又一個內容獨特而意義深遠的「六四」故事，與這些年以來，被中共強權壓迫的受難者相認，藉以抗衝中國政府那套「勝利者」的歷史論述。

「有則改之」，「改過自新」，因此，所謂「政改」，應有「政事改善改進」之意味。

此時此地之政改，以意見領袖林行止程翔諸位取批判態度，特區官員及黨國啦啦隊一致支持，是非黑白，分明得很。

李超人之類認為「政改不通過，所有人都輸」，言論自由，人人可發表意見，只是某一些似乎特別正確，難以駁倒。

贏與輸，當然要贏不要輸，聰明人發明「雙贏」「三贏」，但談何容易！「政改」之爭，有人強調輸贏，突出反對者「 逼中央讓步」，造成劍拔弩張態勢，對立雙方無從移轉步調。

稍稍有一點歷史常識，應清楚知道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新中國起，從未「做錯任何事」，由「開國」前後的「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到「三反五反」「反右、躍進」，甚至「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包括「六四屠殺」「一胎惡策」，無論大陸官民、海外華僑、臺灣反動勢力、歐美帝國主義，沒有一次，能遏制阻止它們。

因此，以「輸贏」看，「歷史和人民選擇的共產黨」的確「偉大光明正確」，「未輸過」，堪稱長勝勢力，說一不二，理所當然。

為甚麼出現831，這人大常委會的閘門，是告訴大家放棄幻想，接受「中央慷慨給予的一人一票」「五百萬選民的普選」，廣東話「豬欄報數」，動輒十三億「全國人民」，實在吃不消。

篩選與否，看課室班長就明白，小學低年級，老師指定誰當班長，既合理又榮譽；高年級也許有時候還可以委任，至於中學，尤其十四五歲以上，班主任委派班長，恐怕行不通；若是校長主任等等指定一些愛徒幹部為候選人，民國一百歲有餘之年的今天，甚麼學校敢冒青少年的大不韙呢？連中學都不至於做的勾當，國際大城市的香港怎麼做到的呢？那就要問問指鹿為馬的人模人樣的東西了，大概是飯碗吧。

輸嘛，「土改」的千萬人輸了，「思想改造」的二千餘高級知識分子輸了，「三反五反」的百萬壞分子輸了，「五七反右」的五十五萬知識人輸了，「大躍進」餓死的三四千萬人輸了，「一胎化」的億萬死嬰與媽媽輸了，「六四」的逾萬人輸了，「愛滋污染等等」的千萬億人輸了，我們還怕輸甚麼呢，我們還能輸甚麼呢？

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教授果然「士不可以不弘毅，死而後已」，苦心孤詣提出「白票守尾門」，由始至終，「政改」通過不通過，良心良知不昧的人一以貫之，持續奮鬥！通不過，奮鬥！通過了，奮鬥！

當然，要裝備自己，調整策略。畢竟，對手從來沒有嘗過失敗。它唯一的失敗，是「國民教育」四字放不進課程時間表，不過，它仍然沒輸，實際上，所有中共式「國民教育」絲毫無損地滲入我們孩子每天的課本作業試卷之中，唉。

（獨媒特約報導）四年前，任萬全以民主黨社區主任身份參選大埔區議會選舉（富亨選區），得1966票僅以54票之差敗予民建聯王秋北。現時任萬全已離開民主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即將在11月下旬舉行，積極考慮參選的任萬全表示：「現任區議員根本就是假諮詢，做區議員最緊要係諮詢街坊意見」。

上屆區議會落選後，任萬全曾一度放下地區工作，選擇回校進修。但後來政府計劃於富亨第九區興建公屋，任認為此計劃會為富亨帶來人口及交通壓力，但現任區議員王秋北又不盡力向居民宣傳，任認為王秋北是作「假諮詢」，決定再次投入地區工作，為富亨居民發聲。

不滿現任區議員假諮詢

當局一直計劃將富亨旁邊大埔醫院後山的第九區綠化地帶改劃成公共房屋用地，現任第九區發展關注組發言人任萬全表示：「現任區議員王秋北根本無做好宣傳，居民完全唔知情！」任萬全又提到，富亨居民對於地區規劃等事務不太積極關心。直到去年關注組成立，作出各項宣傳，他甚至自費在巴士車身登廣告，才開始有街坊留意。

在4月30日富亨法團發通告，以最低工資等財政負擔為由，增加大廈管理費18%。又同時向業主解釋，任何50%以下的加幅皆不需經由業主大會通過，因此加價於6月1日生效。任萬全指法團此等說法是「不負責任」，「18%唔係小數目，應先諮詢業主」、「富亨業主係講道理，如果開完大會認為有需要加，相信業主們都會理解」。

任萬全又指，法團的財政於往年已出現問題，09年時法團曾公布財政報告，當中的「維份保養基金」預留了600萬作為大堂裝修費用及非經常性開支，但到了2014年，大堂裝修工程完結後，卻欠下工程承辦商過百萬工程費用，逾期達5個月，任質疑09年預留下的600萬為何不見？而根據會議紀錄，管理經理在法團會議中提到，「相關基金未有足夠數額應付上開費用的支出......建議先由「管理費按金」撥款300萬以應付實際需要」任強調，如此事屬實，法團應在借貸前先諮詢業主。另外，關注組已於5月30日召開居民大會，討論有關加管理費事宜，由於對法團於帳務的回應不滿意，現已開始收集5%的居民簽名，要求召開法定業主會員大會。

財政混亂 誰是始作俑者？

富亨業主立案法團以往的財政情況不透明，例如09年時預留的600萬維修金儲備沒有交代用在何處，但卻在14年完成工程時欠債。而根據法團會議紀錄，截至2014年11月25日，維修保養儲備基金只剩32萬。對於此等財政責任誰屬，任認為現任區議員王秋北要負責，任指出，「王秋北由03年開始做法團主席做到13年」，法團財政出現問題，王議員應向居民解釋，並公開資金去向。

法團選舉不公 未反映居民意願

任萬全又多次提到諮詢居民的重要性，指居民意願很重要。現時富亨大約80%的單位是出售單位，業主有權投票選法團主席，但另外20%卻是出租單位，由房屋署以綑綁形式代為投票，任表示曾翻查資料，「果20%全部投比王秋北」，強調「一係當廢票，一係50，50分開投」才是公平的做法，不會過份扭曲居民意願。

由民主黨背景到考慮以獨立身份參選，被問到會否擔心一旦參選的資金問題，任萬全直言：「無辦法，其實都係要自己比，但都想為自己地方做番啲野。」。記者又問到，11月一旦再次落敗會有何打算，任笑言：「輸都無辦法」。但他表示，有大埔居民對王秋北不滿，所以對選舉有一定信心。他又表示，有市民常常對他反映，不時都望見建制派區議員的「認叻」橫額，印上一些如「成功要求漁護署捕捉兩隻流浪狗」等雞毛蒜皮之事。任萬任唯有對他們解釋：「其實都奈佢地唔何，佢地係將啲意見放上去區議會，只要政府做野，又關佢果區事，佢地咪『認下叻』。」

（獨媒特約報導）2018年世界盃亞洲區第二階段外圍賽如箭在弦，香港隊早前被編入C組，同組對手有中國、卡塔爾、馬爾代夫及不丹。中國足球隊於昨天(6月8日)在其官方微博發佈了參加世界盃外圍賽的官方海報，主題為：「不輕視任何對手」。然而，其中在宣傳對香港隊賽事的海報上，寫著「這支球隊的人，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 這麼有層次的球隊，得防着點！」，疑似嘲諷香港隊內有不同膚色的球員。香港足總於今午發佈海報回應，海報上寫著﹕「唔好比人睇死，我哋呢支球隊，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點都要撐！」

現時香港隊的集訓名單中，有十名球員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包括非州裔的法圖斯、高梵、安基斯、基藍馬；國援則有白鶴、黃洋、徐德帥、鞠盈智及自英國出生的麥基及積施利。

香港隊現時的入籍球員，皆要住滿七年或兩年（國援）才可入籍及申請特區護照，正式註冊成為香港球員。即表示外藉球員不單要住滿七年，還要放棄原有國籍，申請香港特區護照，才可為港隊上陣。例如後衛法圖斯於2012年決定放棄原來的加納國籍，並申請領取香港特區護照，於2015年才正式成為「港將」，以港人身份代表香港出賽。

東方足球隊總監梁守志回應獨媒查詢時表示，本地年輕球員未有能力「上位」，選用入籍球員亦無可厚非。他盼望入籍球員能夠引起良性競爭，從而提高本地年輕球員水平。他更直言現時應專注於球賽﹕「唔好有無謂爭拗，各自做番好本份，踢好場波。」

國足海報設計者﹕ 海報彰顯大國風度

中國新浪網訪問了海報的設計者劉先生，他指中國足協的四張海報用意是「捧對手」，淡化比賽氛圍，融入更多球場文化和體現文化精神。他強調，比賽海報不只是一張海報，更是對球隊自身實力和比賽態度的領悟。 國足的海報用排比的形式推出，也更容易讓人記住。 海報在承認對手水平的同時，也彰顯了大國風度，用俏皮的語言進行描述和回擊，既照顧到了立場，同時也讓國足不輸氣場，具備了很高的辨識度。內地網民對此則反應不一，其中有人留言支持中國足球隊，更表示：「不光得防著點，還得攻出去！ 」。但亦有網民留言表示中國隊：「好像沒有資格輕視對手吧？」。

香港隊對中國隊的賽事將於2015年9月3日(中國主場)及11月17日(香港主場)舉行，而香港隊首戰更會於後日(6月11日)展開，在旺角大球場主場迎戰不丹。

「2018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二圈」及「2019亞洲盃外圍賽」的香港足球代表隊23人決選名單：

守門員﹕謝德謙、王振鵬、葉鴻輝
後衛﹕法圖斯、陳偉豪、鄭璟昊、張健峰、基藍馬、郭建邦、李志豪、盧均宜、積施利
中場﹕白鶴、黃洋、鞠盈智、林嘉緯、李嘉耀
前鋒﹕安基斯、陳文輝、高梵、林學曦、麥基、徐德帥

記者：周頌謙
編輯：麥馬高

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二次審議稿）》（以下簡稱《管理法》）在中國人大網公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仔細拜讀之後，我們也打算提出一些意見，不為遊說廟堂，只希望可以與民間社會同仁共同討論。

首先談談通讀條文時發現的一些問題。

第一，該法涵蓋的對象非常之廣。中國大陸之前並沒有針對“非政府組織”的立法，也從未對這一事物進行法律界定，故而《管理法》第二條就首先指出“本法所稱境外非政府組織，是指在境外成立的非營利、非政府的社會組織”。符合這一定義的好若繁星，從各種慈善基金，到醫院學校，甚至是社區業餘少兒足球俱樂部，都可以滿足“非營利”、“非政府”和“社會組織”這三要素。

同樣是第二條，又說道“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適用本法”。一個“開展活動”包括的內容真可謂深不可測：抗震救災開壇講道固然算是“開展活動”，某國某市某社區業餘少兒足球俱樂部來華與某小學足球隊踢場友誼賽是不是也要先去公安部門申請個臨時活動許可呢？當然這是極端例子，畢竟立志來華踢足球的境外非政府組織並不多見，但更普遍的學術交流、招生面試、吃飯開會理論上都有需要事先獲得公安部門和“有關部門”批准了。

把定義搞得這麼大，恐怕不是因為立法者怕公安部門和“有關部門”無事可做——如果真的如上面所描述，境外非政府組織事事都去依法走程式，公安部門哪裡還有時間精力去和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的惡勢力作鬥爭呢？所以我們不禁揣測，公安部門和“有關部門”怕是要選擇性執法的。這樣以後在打擊特定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時候，就不需要費勁網羅“莫須有”的罪名了，反正事無巨細都被《管理法》包括了，隨隨便便就可以找出“犯罪分子”的紕漏，讓他們對“依法治國”心服口服。

第二，該法不乏模棱兩可之處。比如第五條提到“境外非政府組織不得從事或者資助營利性活動、政治活動，不得非法從事宗教活動或者非法資助宗教活動”，單這一個“政治活動”就很讓人難以把握。宣傳議會選舉之類的“顏色革命”之舉毫無疑問是“政治活動”，可是爭取同性戀婚姻、捍衛農民工子弟受教育權或者遊說政府治理污染就不具備“政治性”了麼？這裡的解釋權自然是在公安部門和“有關部門”手裡。

再說《管理法》中俯首皆是的“其他文件”、“其他材料”、“其他情形”、“其他材料”、“其他原因”，無疑都為公安部門和“有關部門”做出“不予許可”或“不予登記”提供了便利。

第二十五條寫道：“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不得對中方合作單位、受益人附加違反中國法律法規和公序良俗的條件。”雖然不清楚都有哪裡“公序良俗”是受到法律保護，但如果立法要求公安部門和“有關部門”也遵守一下“公序良俗”，我們一定舉雙手贊成。

第三，該法還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比如第二十六條先是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資金包括：（一）境外合法來源的資金；（二）中國境內的銀行存款利息；（三）依法取得的其他中國境內資金。”接著補充“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境外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機構不得在中國境內進行募捐或者接受中國境內捐贈”。那麼問題來了，作為非營利性機構，除了募捐和捐贈到底還能如何什麼依法取得其他資金？不過，那些本來捐給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捐款如果能捐給中國境內那些真正做實事的本地非政府組織，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的。

除了以上三點以外，《管理法》還完全剝奪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雇傭工作人員的權利，設定了繁瑣的彙報要求，並且賦予了公安部門對待犯罪嫌疑人般的監控權力，如此種種，真讓人無法信服第一條中所述的為“保障其合法權益，促進交往和合作”而制定此法。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制定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打壓不為當局所容忍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逼迫他們撤出中國。

此番立法，正值當局大力強調“境外敵對勢力”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之時，二者之間關係不言而喻。但是，這種抱著“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態度立法，真的有必要麼？畢竟大部分境外非政府組織進駐中國是為了促進社會進步的，並無什麼狼子野心，逼其退出中國恐怕對誰都是弊大於利。

綜上所述，我們對這部法律的根本態度是反對的。但目前大有木已成舟的態勢，所謂“公開徵求意見”也不過是走走過場，所以當務之急是探討境外非政府組織如何在新形勢下生存下去，並繼續為中國社會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

全球化監察

28-5-2015
原文刊登於仙人掌: http://www.hkcactus.com/archives/6825

私院安老變虐老 政府卸膞無監管
修訂條例不能拖 停止服務私營化

早前明報揭發大埔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再次揭露私營院舍為人詬病的問題，所謂社署的介入，只不過是以政府慣性的思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方式去處理。長者退休後的經濟、住屋及醫療保障以至各種長期照顧服務，政府不但沒有一套完整的長遠規劃，更將安老服務透過不同類型的「服務劵」進一步推向「私營化」、「市場化」；為了將責任外判，不惜搞政治化妝，偽裝「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券」是透過「錢跟人走」的方式讓「長者有得揀」。

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方針，民生政策不斷向地產商、資本家傾斜，他們既奪得公共交通及服務 (如：巴士、隧道、電力等) 的專利權，更獲政府保證最高利潤，在協議下容許這些財閥「賺到盡」；結果電費、巴士年年加費，公共服務卻未有改善；即使發生重大事故，政府猶如「無牙老虎」，未能懲罰之餘更無力作出監管。今天，安老服務雖然透過所謂的《安老院條例》監管，然而條例自1996年生效至今近二十年從沒作出任何檢討及改善，發生今次劍橋護老院事件後，社署未有引用所謂的條例即時作出檢控及停止續牌，相反更遲遲不肯公開相關資料、交代事件及處理程序等，實在令人感到十分憤怒。

1. 反對安老服務私營化

隨著人口老化愈來愈嚴重，輪候資助院舍的長者愈來愈多，根據社署的數據，截至2015年3月底，有超過31,000長者正在輪候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輪候期間死亡人數約6,000人。過去10年，政府累積增加資助宿位不足1%，相反私營院舍不斷增幅至現時七成，導致公私營宿位比例嚴重失行，長者輪候資助院舍平均超過三年才能獲派政府資助宿位。因此，政府過去一直鼓吹安老服務以「錢跟人走」和「能者多付」的模式提供服務，將長者照顧問題推向私人市場解決，藉此將政府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此外，現時私營院舍缺乏監管導致服務質素參差，環境惡劣、人手不足等問題導致長者得不到應有的照顧，甚至出現被虐情況。即使私營院舍問題嚴重，社會普遍惡評如潮，政府只宣布將「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計劃」延期至明年推行，由此可見，政府定必將安老服務推向私營化，對此，我們表示強烈反對。

2. 條例形同虛設 社署縱容卸膊無執法

從社署發出的牌照文件發現，劍橋護老院於上次續牌時已出現違規問題，但社署依然簽發三個月的經營牌照給劍橋護老院，間接容許劍橋護老院繼續違規。據傳媒報道，社署稱過去五年就該院舍突擊巡查96次，共發出15封警告信，但從未作出檢控。在96次的突擊巡查都未能發現是次傳媒報道的情況，證明有關做法已經出現問題，甚至可能涉及執法人員失職。

本會曾於6月3日聯同立法會議員及民間團體與社署會面，李婉華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在會議上多次強調社署正在依法辦事，故未能清楚向公眾交代如何跟進及懲處劍橋護老院虐待事件，包括會否發牌及檢控，如何協助院友及其家屬進行搬遷等事宜。上述種種跡象顯示現有的監管制度對違規院舍未有構成任何阻嚇及懲罰作用，監察制度形同虛設，社署變相縱容虐老事件繼續發生，對此，我們表示極度遺憾。因此，強烈要求社署即時全面檢視及修訂現有條例及實務守則，同時盡快檢討公私營安老院及發牌制度，避免繼續發生同類型事件。

3. 立即為安老服務作出長遠規劃

梁振英於本年施政報告仍然以口號式提出政府會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政策方針，近期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回應劍橋護老院事件時更指事件源於「土地供應不足」，對於特首的謊話我們予以強烈譴責。特首所謂的土地問題，其實正是政府的房屋政策失誤所致，在大力推動房屋商品化的情況下，政府同時將原來的公共資產出售於領匯；在政策局各自為政的情況下何以會有整體及長遠規劃？新建公屋何以會預留地方，為不同的社會及安老服務作長遠規劃？

過去，政府各項社會政策均出現互相矛盾，引致長者變成「人球」，就以房屋政策為例，一方面要求子女照顧年長父母，讓長者居家安老；另一方面卻透過「富戶政策」迫走有能力的子女遷公屋單位，導致長者最終變成獨居或兩老；再者，民間一直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讓所有香港長者退休後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然而政府卻一再拖延，今日的長者既無養老保障，亦不能居家安老，何來安享晚年？

雖然政府已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現時諮詢已進入第二階段，不管形式及參與選準均被質疑，絕大部份的服務使用者、社會服務界同工都不被邀請參與討論，而且每場焦點小組限制25人參與，並由研究/顧問團隊自行篩選決定那些人士有權出席或被邀請出席參與，我們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政府這樣的「假諮詢」！我們認為一個影響全港市民(特別是長者)的安老服務長遠規劃，政府有必然責任就計劃進行廣泛及深入的諮詢，讓更多人士可以表達其意見。

最後，我們有以下的訴求：

1. 反對安老服務私營化，停止進一步導致安老服務市場化的措施和政策，並加強醫療系統與社區照顧系統之間的協調，避免服務出現空隙；
2. 即時全面檢討所有安老政策，包括服務統一評估機制、長者綜援政策、離院照顧服務等；
3. 社署即時全面檢視及修訂現有《安老院條例》及實務守則，公私營安老院及發牌制度，並嚴格執行有關懲罰；
4. 未來新建的公共屋邨必須預留空間給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使用，包括資助安老服務機構，以加強社區照顧功能，讓長者能夠直接得到所需的服務；
5. 就安老服務的長遠規劃進行廣泛諮詢及深入討論，包括服務使用者、家屬、照顧者及社福機構同工等，讓更多人士可以表達其意見；
6. 社署在兩周內全面公開交代如何跟進及懲處劍橋護老院虐待事件，包括會否發牌及檢控；
7. 促請立法會就「安老服務長遠規劃」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跟進及監察相關事項。

2015年6月8日

圖：蘋果日報

我是基督徒。基督徒確實有很多種，視乎你怎樣分，例如可分為1) 基督徒，2)管浩鳴。

實在不敢對後者有所不敬。管先生所擁有的信徒生命特質，恐怕前者望塵莫及，例如管先生單純像個小孩，深信「一人一票就是真普選」，清心的人發達了！我也快將被他這份單純所感染，開始以類近的邏輯，相信「穿得像個牧師的人就是真牧師」、「有個『聖』字的教會出的都是真聖人」等道理。

另外，管先生有關政改的「養貓論」也叫人拍案叫絕，若把管先生洋洋得意的樣子，代入比喻中的貓樣，效果更佳。

管先生稱自己養了一隻貓，朋友擔心貓抓會弄壞傢俬，「我發現同佢相處過程中，佢好乖，咁我就畀佢好大嘅空間佢」，因此小貓就不須困在籠中。

乖貓可以更自由，也不無道理。至於乖的定義是什麼？管先生就未有解釋清楚，但若果貓是比喻香港人，「主人」當然是比喻中共，所指的乖當然是按中共的標準了。究竟，中共眼中的乖是怎樣呢？大概是這樣吧：

- 日曆裡的六月沒有四號；

- 有天災人禍，多嚴重也好，不找尋原因，只歌功頌德；

- 遇上豆腐渣、黑心食物，不要尋釁滋事，不要追究負責，不要怕，只要信中共；

- 內地教會被強拆十字架會好關心，但一定不會出聲；

- 看見升國旗會感動流淚，（若感激流淚就更乖），堅信中共是團結、無私、進步的執政集團；

- 相信一人一票就是真普選。

這麼乖的品性，這麼高的標準，當然不是人人做得到，所以不久將來，管先生所屬的聖公會，應該會出現這個情況：

現時的會友，稍為不夠乖不夠單純，要麼離開聖公會，要麼就如早已發生的情景，就是要劃清界線，高呼「管浩鳴不代表我！」

潛在的會友（即世上大部份人），若對民主公義的堅持有別於管先生一套的，會本能地與聖公會保持距離，即使將來信耶穌加上教會，也偏向選擇其他宗派，也相信（或已經發生）有人會因此不信耶穌。

此消彼長下，認同管先生的會友人數會佔越來越多，無所謂的、是是但但的、討厭政治的也許會繼續增長，但不認同的，應該會佔越來越少。

長此下去，聖公會之內，基督徒越來越少；管浩鳴越來越多。

「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發起人鄭赤琰教授、周融先生鈞鑑：

首先，本人祝賀您們 「保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 簽名行動空前成功，成績斐然！姑勿論名從何來，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先生已經讚賞「一百二十一萬簽名」為「震撼」、「可信」。猶記得2014年8月 「保普選反佔中」的遊行，即使扣除在銅鑼灣離隊的參加者，仍然有數以萬計的人到達中環終點，將膠花投入指定的收集箱內，令人動容！您們說參加「反佔中」遊行的「每個人都是英雄」，那麼您們必定就是英雄之中的英雄！正如周先生所說，這是香港前所未有過的景象！簡直高潮迭起，幕幕扣人心弦！

然而，如今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在即，身為香港市民，本人憂心忡忡。早在十多年前，當香港社會討論普選時間表及路線圖的時候，尊敬的劉兆佳教授曾經說過「社會沒有共識的話，不可以用一個死線迫一個共識出來」。多位中央大員當年亦紛紛表示「欲速則不達」的中華傳統智慧。時至今日，事實反映香港人對於普選的分歧，仍然有增無減。正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也承認，政改在市民心中有根本性的分歧。可見政改方案倘若月內強行通過的話，香港普選只會蒙上以民主為名， 僭奪特首認受性為實的惡名；倘若否決的話，林鄭司長口中「只需要在建制派候選人之中揀一個」的選民，難免感到失望。 社會必將更撕裂，社會大衝突必會降臨，香港危在旦夕！因此，本人建議 貴聯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2017年舉辦建制派民間行政長官普選，方能為香港打破困局，化險為夷。要幫香港，就要幫到底啊！

鄭教授曾經在《信報》撰文說過：美國總統選舉也「不是直選」，而是「間接選舉」。本人素仰鄭教授學識淵博，高見擇地有聲、一錘定音。不過，或由於報紙篇幅所限，教授未有講清楚事實的全部：美國總統選舉的初選階段，選民可自行登記為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或獨立，參與初選投票或黨團會議。在大選階段，各州進行一人一票，票值均等的選舉。每州的選舉人票數目，按全國人口比例分配，最後選舉人票跟從州內簡單多數的投票結果。如果類比香港的情況，大選等於選舉委員會按十八區分配合共1200名選委數目，然後選委根據分區普選的結果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如果香港能實現這樣的「間接選舉」，其實相當民主！和威權政體下一人一票的「伊朗式直選」不能相提並論。無獨有偶，曾居英國的林鄭司長又另外提出國會制的例子，指出「英國都冇選民可以提名首相」。不過，她也講漏了英女皇會按慣例委任在下議院得到大多數議席的政黨的領袖成為首相。放在香港，即是由中央委任一個在全部由分區直選產生的立法會之中得到多數議席的政黨領袖成為特首，這樣也是相當民主！或許林鄭司長多月來為了硬銷不可能通過的政改方案而心力交瘁，掛一漏萬，平白蒙上斷章取義，誤導市民的不白之冤。

雖然英倫之邦，早已是強弩之末。美國稱霸多年，亦應退位讓賢。因此，根本不存在中國和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否需要和別國比較的問題。但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帝美帝多年的民主經驗，總有部分值得借鏡的地方。因此本人建議 貴聯盟於2017年為建制派的選民舉辦民間行政長官普選，然後將結果交予建制派選委代為投票。這樣做完全合法合憲，更無需修改現行選舉辦法，不存在是否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的問題。泛民陣營亦必將東施效顰，自行舉辦只有八九十萬之眾的小普選。香港有良好的公民社會組織基礎，完全可以由民間創新，然後政府從旁觀察，累積經驗再實行。這樣香港政制就不會原地踏步，反而建設好一個穩固的基礎，不致令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虛有其表，變成空中樓閣！民主派的選民，經常羨慕英美的民主制度。如果我們的政治制度，也像中國大陸的經濟一樣，超英趕美，後發先至，比他們更先進的話，民主派定必百辭莫辯，選民也會在未來的選舉中，對他們的民意代表「票債票償」！

貴聯盟在 「保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 簽名行動中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動員能力，和「公信第一」的「良好聲譽」，連政務司司長甚至特首梁振英先生亦不冒主客不分的忌諱，不只一次以「工餘」時間紓尊降貴到 貴聯盟的街站簽名，可見 貴聯盟在建制陣營當中是負責舉行選舉的不二之選，地位無可替代。本人希望 貴聯盟可以將消極不科學的民意簽名運動，升格成為具建設性積極意義的民間行政長官普選，讓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可以在2017年不再只做電視觀眾，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自己心儀的行政長官，本人熱切盼望您們能夠當人不讓！

您我政見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本人多次選舉均從未支持過建制派候選人。但本人拜讀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的網誌「成人之美」後，茅塞頓開，大徹大悟－明白到惟有你有你的咖啡，我有我的奶茶，最後才能沖出美味的香港地道飲品－鴛鴦！本人雖不才，但若閣下舉辦建制派民間行政長官選舉的話，本人可做街站義工，為香港的未來，略盡綿力！

敬頌

鈞安

香港市民歐陽檉謹啟

副本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樹仁自1971年創校以來，一直由創辦人胡鴻烈校監和鍾期榮校長主理學校發展及運作。但自去年鍾期榮校長逝世後，校長之位一直懸空。然而，今天明報卻披露樹仁校方暫不再設置校長一職，並由胡鴻烈校監的兒子胡耀蘇及胡懷中分別擔任「學術總監」及「副校監」。

校方的舉措無疑是十分突然。一來此舉事前並無諮詢同學，有違校園民主精神；二來懸空校長和新設「學術總監」及「副校監」一職，將會令學校原本有欠透明的行政架構更加模糊，令同學及學生組織難以找到對口單位，難以反映意見。因此，本會認為校方應該舉行諮詢、並明晰有關人事安排後的學校行政架構，讓同學能夠真正與校方共同討論校園事務，實踐校園民主。

懸空校長一職，破壞行政架構

首先，校長作為一間院校的最高代表，由校內設施發展、學術及語言政策、到對外溝通、籌措經費無不牽涉其中，她對內施行校董會的決策、最高對外代表；另外，懸空校長一職，意味著學校將沒有人能擔當統合者的角色，統合校園各種重要事務，為最終的行政決定負責。

舉例說本會曾跟進一宗同學對大學學則的投訴，指學則標明缺席考試者「補考」成績最高為C級，而非「該科」成績最高為C級。本會先向註冊處查詢、註冊處職員卻指此乃張國平副校長處理；到了我們找張副校，他又回應要向質素保證委員會（QA）查詢，但QA卻遲遲未有回覆；直到我們向遠在美國的胡耀蘇行政副校長發電郵，他卻回覆我們要找註冊處——我們東奔西跑，最終還是無法找到一個負責人跟我們商討。由此可見，沒有校長意味著沒有最高首長統合校政，導致部門互相卸責，無人為事件負最終責任。這也反映了校方向來官僚主義作祟的弊病，漠視學生聲音。

這種以「人治」和「關係」取代「制度」的流弊，亦反映在新設「學術總監」及「副校監」職位的舉措之上。舉凡行政架構，有其章則制度和職能，如果「學術總監」及「副校監」的職能與現行制度下的「校長」及「校監」無異，即證明校方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現行行政架構上為兩位胡生僭建職位；若然這兩個職位有其必要性，那麼校方就有責任向同學說明，指出其處理之事務及統籌之部門，讓同學可以就有關議題向學校反映意見。

直接委任校方高層，缺乏公開諮詢

校園民主一直是我們所珍重的價值。一所院校若果只按照一小撮人的意願運作，漠視其他參與者的聲音，這勢必令到校園風氣日漸消頹。樹仁在校園民主上一直被其他院校落後是不爭的事實，其他院校在興建設施、委任校長、語言政策等都會諮詢同學，鼓勵同學發聲，但我校卻缺乏這種傳統。

觀乎近期浸會大學的校長委任風波，同學紛紛要求舉行諮詢會，就是大家深明校長一職對學校發展影響深遠，所以極力爭取溝通機會。這次樹仁校方管理層的任命，可謂事茲體大，校方決不可以為所欲為，漠視同學意見。

《專上學院條例》不合時宜，無力監管自資院校

樹仁家族管治之問題不僅僅是官僚風氣作祟的結果，亦是源於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樹仁一直按《專上學院條例》運作，惟此條例極為寬鬆簡陋，其篇幅只有寥寥數頁，根本未能確立政府作為監察角色。缺乏監管下，自資院校弊病叢生，著名例子如嶺南副學士課程濫收學生，以致上課空間不足，嚴重影響教育質素。

樹仁懸空校長一事，亦是政府拒絕為樹仁大學立例行駛監察權的結果。目前除樹仁大學外，所有大學已經有其獨立的法例，確認其管理層之組成。以《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為例，「校董會按照香港中文大學條例（香港法例第1109章）規程6，成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合共七名成員，包括大學校董會主席、大學校董會在其成員當中指定的三名大學校董」。由此可見，政府立例完善大學體制，方能使自資院校行政透明化，改善大專教育質素！

校園民主與教育理想

常說良好的教育是助人培訓思考、發展潛能、造福社會、為人類謀求福祉。我們是相信校園民主是當中重要的一環。當我們對校園行政架構等資訊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如何參與其中？當我們關心一些與自身息息相關的事，諸如校園的未來發展、設施和政策，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卻被看待成小孩撒野扭計、貪得無厭，我們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

面對校方的家長主義，我們必須抱著獨立自主的精神站出來，肯定我們自身的參與——我們不是待人餵哺的小孩，而是校園的一份子。在此，我們希望校方可以就委任校方高層舉辦論壇，向同學說明重組管理層的情況，並舉行公開諮詢，實踐員生共治的精神。

政改方案表決已進入大直路，中央近期不斷差遣建制派的重量級人馬出來撐政改，用盡所有宣傳的機會。但不知是否蜀中無大將，連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都要作先鋒，三番四次親身上陣撐政改，真是看見都讓人心酸。

董建華，我細細個就聽過這個名字。那時年少無知，只知他是香港的話事人，有關他的「政績」，都是長大後翻查資料才了解。對董伯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低著頭，被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當著一班高官及澳門特首何厚鏵面前訓話，以及最終走出來開記招，宣佈腳痛請辭的一幕。

2003年及2004年的七一，均激發了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叫董伯伯下台，他自己亦承認，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令市民痛苦和不安，且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管治能力等，可見當時的香港人對董伯伯有多失望，有多不滿。

董建華可說是香港人的集體痛苦回憶，但畢竟他已下台十年，離任後已甚少公開發表言論，香港人亦慢慢放低董伯伯。但中央竟在十年後重新勾起港人對他的回憶，三番四次差遣他出來支持政改方案，難道真的覺得董伯伯的說話還會有說服力？還是跟新的一輩比較後，驚覺原來董建華都未算最差？

偉大的爺爺，董伯伯快78歲了，請你放過他，讓他舒舒服服安享晚年吧！不然我擔心他腳痛復發呀！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記者會表明：「人大8.31決定的效力，不只限於一次選舉，而是長期有效」，這等同於承認了港府落力宣揚的「袋住先」，只是某部分人單方面的意願，然而真正想香港市民接受的，是要對此限制多多的政改方案「袋足一世」。中央已經將底牌揭開，所謂的「普選」就如大陸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它表面雖盡量包裝粉飾，但原來是「掛羊頭賣狗肉」般名不符實，不僅勞民傷財，更進一步製造了社會的矛盾。

中央同意走出「讓香港政改」的這步棋，應該是經過深謀遠慮，看通了全盤局勢。他們一方面暗中發力，希望政改通過，這樣就能向西方、向後世標榜「政績」，證明中國也能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推行「民主」、實行「政改」；跟著大陸政府或會以香港作為例子，給台灣人展示「成果」，告訴他們「回歸」中國之後，不單能夠享有「一國兩制」的待遇，也能繼續保持由全民「普選」自己的領導人之現狀不變，從而希望他們逐漸消除，對台灣「回歸」到中國大陸的恐懼感。

此外，若然政改真的通過，也有機會增加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之威信力，強化新政府的行政主導權。這樣的後果，有好有不好，好的是可以提高施政的效率；不好的是，當政府的意志和絕大部分民眾的想法相違背時（例如要推行廿三條），因行政的力量被「普選」的推動而提升，也會更容易令到這些不利於普羅大眾的意志得到執行。然而，由此俱篩選性的「普選」所選出的行政長官，難免會向某些集團的利益有所傾斜，一旦這樣偏離「德性管治」之政府的威權確立，將會對「法治體制」模式進行衝擊、破壞，情況或者會比沒有普選的現狀，更加惡劣。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若然政改被否決，必定亦會引起那班不願意「原地踏步」的市民不滿，這時中央或港府，再來個「順水推舟」，將「剝奪香港人普選權利」的最大責任怪罪於泛民頭上；或者做得更絕的是，待泛民真的否決政改之後，說他們阻礙香港民主前進步伐，判定其不「愛國愛港」之罪亦有可能。即使往後香港能通過政改，泛民能派人參選特首，「上面」也可以翻出此舊案，「名正言順」地阻止他們入閘。

中央的精（狡）明（猾）之處，正是利用「普選」為誘餌，在等著很多人準備上鉤。有些搖擺不定、或較溫和的泛民議員，以為可以靠對話等不太激進的方式，就有機會達成較理想的普選方案，然崇尚權力集中/大一統的中共，又怎會如此容易地讓步和給你「真普選」呢？因此，泛民這取不到實質成果的消耗戰，必定激起更多人（特別是「本土派」）的不滿，他們腹背受敵，左右不討好，正處於「捱中箭」的標靶位置；而將表決政改的壓力推到泛民身上的中央或港府，則坐等漁翁之利，他們不管「政改」通不通過，都似乎能在此棋盤上，將你一軍。

在追求自主性，或反抗一切「以父之名」的傳統權威年代，香港人好比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既陷入了秩序的崩壞與錯亂之中，也因爭取「真普選」的暫時性失敗，而更俱有憂鬱之無力狀態。一些很難去適從的民眾，開始提出「做或者不做」（to be or not to be）的疑問，而中央和港府，正好就從這問題的選擇和懸置中，不斷地去製造分化、動搖「軍心」，甚至借此「大亂」，一步步來實行他們的「大治」之計。馬基雅維利於《李維史論》內寫道：「當人民已經腐敗，那麼將無法找到，任何可維持其自由的解藥」，然而再看這「棋局」還未完全輸掉的原因，或我們還未死心的原因，就是處在此「懸置」狀態的大家，仍俱有"to be"的可能，仍俱有修復和改變，這墮落現狀的可能。

（獨媒特約報導）由中大同學自發成立、關心政治的組織「中大諗！」今早（6月10日）到立法會邀請三位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張宇人及葛珮帆出席周一在中大舉辦的政改論壇，然而只有范國威願意與同學見面並接下邀請函。葛珮帆更指，范國威帶6名學生到其辦事處，令其員工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要求立法會行管會嚴正處理。

組織早前聯同中大學生會就中大同學對政改方案的意見進行了調查，近9成同學表示反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同時8成3同學更認為立法會應該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中大校董應該聆聽學生意見

組織於5月下旬至6月初以電子問卷的形式訪問了623位中大同學，發言人計量金融二年級馮世傑表示，結果顯示同學反對「袋住先」的意向明確，亦希望議員可以否決這個將會「袋一世」的政改方案。馮世傑指出，有近2成同學表示支持通過政改，原因是相信政府會提出優化，擔心推倒後政府不會重來，但他指出「近日中央的強硬態度反映的事實是『831』將會千秋萬代，永遠適用於香港。」

3位議員中，只有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出現及接受同學的邀請。自由黨張宇人回覆因事忙未能出席論壇，也拒絕收下邀請信；民建聯葛珮帆至今仍未對同學的邀請有任何回應，亦沒有現身接信。

馮世傑認為，學生作為社會未來的一代，議員們有責任聆聽及正視學生的聲音，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否決這個「假普選」。同時，組織要求3位中大校董出席下周一在民主女神像前舉行的論壇，與中大同學分享對政改的看法、投票意向及理據。被問及有否把民調結果電郵全體立法會議員，馮世傑指組織暫未決定，但已經在facebook專頁公佈相關調查結果。

建制派：做乜亂咁帶人入嚟！

范國威隨後帶同學進入立法會，讓他們親身把邀請信交予另外兩位校董議員。儘管今天是立法會的例會，但兩位均沒有出來與學生會面。根據馮世傑覆述，張宇人的議員助理雖然接受了邀請信，但就以「立法會不能拍照」的理由拒絕與學生合照。

葛珮帆議員辦事處則沒有人出來接信，同學只好把信放下離開。葛珮帆更指，范國威未經預約，帶6名學生到其辦事處，令其員工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要求立法會行管會嚴正處理。

馮世傑向記者表示，范國威帶他們進去時被建制派議員指罵「亂咁帶人入嚟！」，場面一度緊張及不愉快。

中大政改論壇

日期：六月十五日（一）
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點：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前

記者：陳裕煒

對於粉絲（如我）來說，能在香港戲院看到《深夜食堂》實在是「小確幸」。有美食與優雅的背景音樂，還有熟悉的東京川流不息的馬路片頭，有一種莫名的寧神效果。

看了三季的劇集，每集圍繞一個小人物刻骨銘心的經歷，然後從めしや（直譯「吃飯屋」，比一般吃正餐的餐廳輕鬆簡便，但比咖啡室或小吃店吃得飽，又不像薩利亞那種日式西餐家庭餐廳的連鎖店，有種家的感覺的小店）得到解脫，不過人稱Master的店長從不過問常客們的私事，確會在適當時候做適當的事。看劇集的時候，Master只穿這一身深藍色日式料理人服，在餐廳出現，仿佛誰來過Master的餐廳吃上一道菜就能不出戶而解決所有人間煩惱的幻像。加上他的刀疤後所隱藏的往事，在保羅的印象中的Master有一種神仙般出世的氣質。

「仙人」下凡派「樽鹽」

電影版是一集劇的四倍時間，因此多了空間發揮角色和把故事寫得更加完整。作為長期觀眾，保羅樂見穿著居家服、一邊在家聽著綜藝廣播發笑一邊晾衣服的Master，還有他去採購，甚至有傷患的時候，讓人覺得餐廳裡跟客人有說有笑的Master感覺更親近了，而非離開餐廳就見不到的精靈（本來無論從事哪個行業，我們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星斗小民～總有各自淡淡似是流水的生活～）。幾個故事中，〈山芋飯〉最有看頭，因為總算是有「女主角」了！不過，美智留與Master之間的互相尊重，當中那股「人的尊嚴」更值得觀眾回味，無論遇上什麼事情，我們總不能忘記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樽鹽

「小確幸」に帰り下さい！

五年下來，不少日產影劇都有意無意添抹一絲災後倖存者的故事（例如《歌舞伎町24小時時鐘酒店》裡男主角與妹妹在災後分別遇上事業瓶頸及淪落風俗的梗），當中包括電影中〈咖哩飯〉——用意不外乎點出「life goes on」的訊息。電影中更明明白白的點出，人在失意時，有時候寧願用虛假的東西去填滿自己的不幸，以痛苦「證明」、「提醒」自己是存在的，那些不幸經歷是確確實實有發生過的，比空空如也來的強；的而且確，不論角色們多微小，背後總有一段獨特的故事，一個未必能輕易向陌生人道出的歷史，在不言語的平凡小食和master的默默支持下渡過屬於自己的小風浪才是《深夜食堂》一向的套路。不過說到尾，日片的治癒是出於平凡、出於日常的「小確幸」；如果勉強加上「重量」，反而顯得刻意了。畢竟，正如黃子華所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一二」，所謂「生命的重量」，是現代人為自己的脆弱偽裝成堅強﹑忍耐的美德；真正懂得生命的人，對所謂的於「重量」是嗤之以鼻的，因為他們根本不會把東西看得太「重」。寂寞，總是容易取得人心和共鳴，寂寞的人總會抓緊送上門的溫暖，但如何讓不讓寂寞的人更寂寞，是每個正劇編劇和導演必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