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灣榮豐工業大廈遭屋宇署封樓，屋宇署署長許少偉就事件曾在訪問中發表「不清楚現時劏房價格」、「即使劏房價錢很低，都不應該租住」等言論，反映政府官員對社會現況一知半解，漠視基層疾苦。
是故，2015年5月27日，一眾關注房屋相關政策的團體和劏房居民，到始創中心屋宇署總部外的接待處排隊表達意見，並擬向屋宇署署長送上肉糜，諷刺局長及一眾政府官員不識基層疾苦……
請大家睇行動報導之餘，也用心聽聽，荃灣工廈居民，還有其他一同參與行動的基層街坊心聲。
（備中文字幕）
去片：
（照片提供：tommy ho）
英國「工黨主義」的死亡
文／Julie Hyland
在英國大選失敗後，工黨內部産生了一種要求回歸「新工黨」路線並且繼承布萊爾的遺産的要求。
布萊爾和他的首席戰略顧問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在選舉後一直釋放這樣的信號，他們告訴大衆工黨是因爲不能滿足雄心勃勃的中産階級的要求所以失敗了。更糟糕的是，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認爲，工黨給大衆創造了這樣一種印象：「支持窮人，同時厭惡富人。」
在米利班辭職後，大概有七個人想競爭工黨主席的職位。這些人都是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捍衛者。他們認爲工黨失敗的原因是米利班太過於「左翼」了，把主要精力集中於動員「核心」的工人階級投票。相反，他們認爲工黨必須回歸布萊爾路線，努力去贏得更多保守派的選票。
選舉確實證明工黨的核心選民已經流失了，因爲工人已經拋棄了工黨，把它看成是第二個保守黨。幾乎三分之一的選民認識到選舉是毫無意義的，因爲沒有一個政黨是代表他們的。
說米利班的策略比較偏左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他領導的工黨也承諾支持緊縮政策，這讓它不能擺脫布萊爾和他的繼任者布朗給人們留下的工黨是大財團和伊拉克戰爭支持者的印象。而且，工黨選票損失最大的地區來自蘇格蘭，那兒蘇格蘭民族黨激烈反對緊縮政策。這讓我們也可以看出，
工黨不是因爲政策偏「左」才失敗的，原因恰恰相反。
但是蘇格蘭民族黨把工人階級的階級仇恨轉移到民族主義方向。這意味著保守黨挑起英格蘭、甚至整個英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策略是成功的。它也幫助英國獨立黨大舉攻克了原來工黨的地盤。這種所謂的「左派」政黨強化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加強了工人中間的民族主義情緒。
多年來，這些「左派」支持蘇格蘭的民族主義和分離運動，把其作爲一種從倫敦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替代選擇，他們攻擊工黨不是因爲他們背叛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因爲工黨要保衛聯合王國的完整性。
蘇格蘭民族黨勝利後，他們主要是想和蘇格蘭的資産階級政黨保持某種程度的聯盟，如果做不到這一的話，他們將迫使它「兌現承諾」，即爲反對緊縮和爲獨立而鬥爭。
在南部邊境，「左派」對工黨的失敗感到絕望。但是他們也無法給工人階級提供任何出路，除了繼續無力地呼籲工黨和工會重新轉向左翼立場。
工黨的失敗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失敗，而是它所代表的工黨主義和整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在歐洲，前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已經四分五裂。在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危機面前，他們已經連改良主義立場都已經完全放棄了，他們已經變成了殘酷的緊縮政策和戰爭的倡導者。
這讓工人和年輕人的生活越來越艱難。卡梅倫政府已經承諾要削減數十億英鎊的財政預算，並且急於通過一個法案來強化國家和安全機構的權力。而且它將會逐漸強化民族之間的緊張局勢，這種緊張不僅僅反映在英國國內，而且也體現在移民問題和歐洲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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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Ricke@前線科技人員
在今個星期天(31/5)，一眾泛民議員將會到深圳會見李飛等京官商討政改。根據以往經驗，泛民議員離不開三招板斧：一是在關口穿六四 T-Shirt，叫幾句口號，然後給趕走。二是在會上準備幾件滿有深意的道具，叫幾句口號，然後空手而回。三是準備一番演說，重申自己的一貫立場，叫幾句口號，然後指責對方沒有誠意。當然，京官的表演也是盡在意料之中：重申831是「靚女」，指責泛民不肯接受831框架，也許會放兩句狠話，指831框架在未來也不會改，要就要，不要就算。
在過去十幾年，香港人對這種劇本可算是很熟悉了。可是，在雨傘運動之後，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對泛民生厭，正正是感到這種「行禮如儀」而沒有絲毫效用的抗爭已經不合時宜。泛民如要重拾年輕人的信心，星期日的深圳之行需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舉動，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其中一個方法，是突然主動反建議一個名義上符合831框架，但實際上把831框架打個稀巴爛，還港人真正選擇權的方案。這樣子化被動為主動，把不肯讓步的罪名加諸在中共之上，敢說京官的面口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這樣的方案存在嗎？其實是有的。早前信報余綿賢及明報李先知在同一天吹風，指一個由民主促進會提議的「綑綁名單制」方案獲港區人大代表代轉交港澳辦，送達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手上 。這個方案就可以作為一個藍本：基本上是在現有政府方案所提議的第一步，於120名提委提名入閘後，另加設第二個關卡，即凡參選人還須得到20名立法會議員認可支持，才算過關，到最終估計有2至3人能過第二關，便自動組成一張名單；只要名單得到50%提委會成員投票以示支持，名單上的候選人，便能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
這個方案有幾個好處：一是（表面上）完全符合831框架。二是增加立法會議員提名一步，令特首於議會有一定支持，可望使行政立法關係更加順暢，這本身有相當合理性。三，亦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根據現有的立法會議席分佈，這方案實際上是確保泛民可保送一名候選人出閘。
當然，831框架最核心的價值是由中共壟斷整個候選人名單，「綑綁名單制」方案實際上打破中共的壟斷，可以預見京官最終並不會接受這個方案。可是，假若中共不接受這個方案，那之前他們指責泛民的所有理據，例如不接受831，不依循基本法，不提供反建議…等等論述，就全都站不住腳。回應特首星期四於立法會問：「如果政府這個政改方案被否決，被立法會否決，負最大責任的是甚麼人？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很值得問的。」，到時答案就明顯只有一個，而且呼之欲出。
究竟泛民是繼續行禮如儀而最終被市民遺棄，還是作出石破天驚的一擊令港人重拾信心，就要看各議員的智慧及造化了。
家訪完結之時，黃老師從手袋中拿出幾包「爆炸糖」，送給我吃。那時，肥仔強從門邊偷偷聽著我們的對話。黃老師踏出我家門口之際，肥仔強隨即攔截，嚷著要吃「爆炸糖」。黃老師緩緩地蹲下來，溫柔地命令肥仔強在家訪中要乖，才將「爆炸糖」送給他。
那個年代，沒有WhatsApp，沒有facebook，但消息一樣很靈通。嚷著爆炸糖一事，傳到班房的每一個同學的耳中。星期一上學正遇著下雨天，早上的集隊時間取消了，改為班主任課。黃老師打開班房門入來，同學們都起來嚷著「家訪」，因為大家都知道家訪後有「爆炸糖」吃。
黃老師除了送「爆炸糖」，還會送其他零食糖果。旁邊的女同學收到老師送的「眼鏡朱古力」，她常常將那副「眼鏡朱古力」掛在臉上，幻想自己變了《美少女戰士》的月野兔，替天行道，警惡懲奸。還有一位女同學收到「珍寶珠」，她也手握「珍寶珠」，沉醉在《我是小忌廉》的世界裡，華麗轉身成為小天后歌手，唱著「星空裡萬物在轉，歷憶萬年」。另外幾位男同學收到「皮禮士糖」，那些蜘蛛俠、蝙蝠俠的頭像，令他們幻化成為超級英雄，組成「復仇者聯盟」。
至於我，因為蛀牙的緣故，媽媽便將我的「爆炸糖」送給肥仔強。她見我失望的時候，便帶我到士多買了不同顏色的「啜啜冰」。炎熱的夏天，從雪櫃拿出冰凍的「啜啜冰」，一邊啜，一邊收看《閃電傳真機》，那種享受彷彿是人間仙境。可是，那些「啜啜」的聲音，打亂淘醉於音樂世界的老爸。老爸嚷著媽媽不要再買「啜啜冰」。
已經說了，那個年代消息靈通的程度比WhatsApp傳送速度更快。肥仔強從門口的旁邊，輕輕拉開鐵閘上的布簾，跟我「咬耳仔」。他爸爸買了「啜啜冰」和「孖條」，還有「巨星雪條」。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便趁老爸不為意的時候，輕輕把鐵閘推開，以光速跑進肥仔強家裡。說時遲，那時快，肥仔強的爸爸提早收工回家。
結果？因為肥仔強過肥的緣故，他爸爸禁止他吃零食，卻只能眼白白看著我和他爸爸一起吃「孖條」。肥仔強爸爸又請我吃美味的「沙嗲串燒」，還送了幾包紅綠色的「連結糖」給我。得個睇字的肥仔強，在旁邊嚷著要吃「媽咪麵」。他一邊望著那些「媽咪麵」，一邊做手勢，要大大力把「媽咪麵」弄碎，然後再打開口，將碎麵傾倒在他的焚化爐裡。但他爸爸搖頭，堅決禁止他吃零食。
我在肥仔強家吃喝玩樂一事，我媽媽也知道了。媽媽不但沒有因為偷走一事而懲罰我，而且為了答謝肥仔強爸爸的招待，到士多買了價值六元的「雪糕三文治」以作回禮。那個年代，「雪糕三文治」被喻為昂貴零食，一般基層家庭只會買來招呼朋友。回禮的一刻，只有肥仔強在家中。媽媽把「雪糕三文治」交給肥仔強代收。回禮在我眼中，其實不是感謝肥仔強爸爸，而是直接讓肥仔強可以享受高級零食的機會。今次，輪到我在肥仔強家的鐵閘外，眼白白看著他一個人獨食一盒「雪糕三文治」。誰說「獨食難肥」？
不過，我們這對「廿二座肥瘦」仍是有福同享的好兄弟。士多可以買的零食，我們統統都吃過。那個年代沒有Google，但我們以人肉搜尋方式，走訪十幾間東頭邨內外的士多，發掘世界各地的美味零食。自此，我和肥仔強就在士多和辦館打滾。有時候我們帶不夠零用錢，士多的老闆會因為見慣見熟，讓我們「些數」，日後光顧才「填數」。
童年的屋邨，是充滿各式各樣的零食聖地，也是街坊鄉里爭相前來潮拜的年代。從前，屋邨裡沒有集團式經營的士多，每間士多賣的東西也沒有劃一定價。然而，每次踏進屋邨士多，總會有一份莫名其妙的親切感。我一直都相信，屋邨士多是屋邨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也是屬於香港人童年的集體回憶。
待續
今年3月，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填海工程的海床，發現體積約40米長、2至11米闊及2米高的金屬物體。當時專家估計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沉沒的船艦，但未確認身份。到5月22日，土木工程拓展署的新聞公報指金屬物體有可能是駐港英軍的添馬艦的殘骸[註1] 。如果屬實，這將是香港重大的考古發現。
添馬艦(HMS Tamar) 可謂香港史上最重要船艦。其原本是英國皇家海軍的運兵船，1863年下水後曾經參與西非黃金海岸的英國阿散蒂戰爭(Anglo-Ashanti War) 、埃及亞力山大港的防務及駐中國英軍的換防工作。1897年，添馬艦第三次到香港執行任務後除役，改為駐港英國海軍的行政總部，長期停泊在海軍船塢，是英國遠東的軍事指揮中心。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2月8日偷襲珍珠港，同日派兵進攻香港，12月11日英軍退守香港島後，下令炸沉擁有78年歷史的添馬艦，以免落入日軍之手。由於添馬艦船身增加了氣閥，這艘舊船直到12月12日依然浮在水面，最後要由皇家炮兵團用炸藥將其粉碎，僅剩三支桅杆浮於水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添馬艦的部分殘骸被發現和打撈，其中船錨現在安放於香港海事博物館。港英政府為紀念添馬艦的貢獻，遂以「添馬艦」命名駐港英軍總部 [註2]。90年代港英政府將海軍基地遷往昂船洲，原址則進行填海工程，填海後空地保留「添馬艦」一名。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當日英方告別儀式便是在添馬艦空地上舉行。2006年政府公佈在添馬艦興建新的政府總部，便是現時的政府總部大樓和添馬公園。今時今日，香港人知道添馬公園，卻未必認識添馬的故事，亦甚少記得現時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大樓前身稱為英軍駐港部隊添馬艦聯合總部威爾斯親王大廈。添馬艦的故事逐漸被香港人遺忘。
無論作為船名或地方名，「添馬艦」一詞已具有一百五十年歷史，見證著香港英治、日佔和回歸多段時期，可謂重要的歷史標記。作為香港史最重要的船艦，發現疑似殘骸絕對是重大消息。加上今年中國政府高調慶祝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發現抗日戰艦原應大肆宣傳。可是香港官方處理此事相當低調，只有海事博物館推出英文專文 [註3] ，媒體方面只有Max Joseph深入報導 [註4]和Paul Zimmerman (司馬文) 撰文討論 [註5]，主流中文媒體只有小篇幅報導，份量與此重大發現不成正比。
這相信是因為「添馬艦」在政治上相當敏感：第一、香港的抗日主力是英國人，其次是印度人、加拿大人及本地香港人，此外還包括愛爾蘭人、俄羅斯人、波蘭人、丹麥人、澳洲人和南非人等14個國籍人士，中國共產黨的參與相對不多；發現添馬艦事件如被大幅報導，香港人重溫抗戰史時可能會質疑內地過份高調的紀念活動 (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成立) 。第二、從香港在二戰時作為遠東港口的角色和參與戰爭士兵的國籍多元，處處反映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與近年官方不斷強調的「中國香港」和「背靠祖國」論述大相逕庭。第三、近年部分香港人懷念回歸前的港英時代，高調討論添馬艦的歷史有可能加強香港人的英治記憶。在講求「政治正確」的社會，不難理解為何香港政府冷處理發現殘骸一事。
其實，香港不乏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碑，例如港島渣甸山加拿大兵團紀念碑、香港公園約翰‧奧斯本銅像、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赤柱軍人墳場、中環和平紀念碑等。這些紀念碑都是英治時期留下，而且因地理位置偏僻而甚少進入香港人的視覺。加上回歸後特區政府取消重光紀念日，導致香港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可謂相當模糊。
文物是記憶的座標，發現戰時文物添馬艦殘骸的意義在於讓香港人重新認識香港的過去，再次確認香港的獨特之處：除了「一國兩制」原則下的中國城市，更重要就是不論光榮或屈辱，曾經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
誠然，歷史書寫從來都相當政治性。但殘骸只是客觀存在之物，如果確認屬於添馬艦，最理想便是打撈殘骸，重置於添馬公園，任由公眾觀賞，自行詮釋殖民時代對香港的意義。畢竟，香港人應有屬於自己的我城故事。
原文刊登於《香港電台‧集師廣益》網站：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573&mother_id=1701
作者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通識組成員
參考資料：
註1：土木工程拓展署：〈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大型金屬物體勘察進展新聞公報〉
註2：Eric Cavaliero：〈Harbour bed holds memories〉
註3：香港海事博物館：〈HMS Tamar〉
註4：Max Joseph：〈Sunken Shipwreck in Hong Kong harbor likely that of HMS Tamar〉
註5：Paul Zimmerman：〈H.M.S Tamar found in Victoria Harbour. What next?〉
延伸閱講：
黃國鉅：〈歷史記憶與香港意識〉，載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
龍應台：〈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林輝整理。
袋住先──懲教篇
（內含粗口，不喜勿閱；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我叫阿港，行年四十七，中五畢業去工廠捱咗幾年之後就走去考懲教做白板仔。想當年我一條老散已經帶住百尻幾人一個期數，監房三日唔埋兩日就打大板交，真係監獄風雲一樣。以前就無咁多規矩，唔使寫咁多薯仔文，又無咁多鏡頭，管班犯都方便啲。唔似得依家，樣樣都話要程序程序，班犯郁啲又話同太平紳士或者申訴專員投訴。不過，捱咗差唔多三十年總算平平安安，升咗級做沙展，心口個老人牌又差唔多有三粒星，叫做對得住關二哥同老祖宗啦。
份屬左班嘅我今晚返夜頭更，返到環頭就同右班啲師兄弟交更。今晚個兩粒一辦（值夜官）係阿國，我睇佢唔順超好耐，成日篤班細嘅出嚟揹鑊，好多師兄弟背後都叫佢做火箭國。做野又唔跟規矩，想點就點。係呀，以前無咁多規矩，但監房係有套運作嘅法則，呢度講嘅唔係白紙黑字嘅規矩，係約定俗成嘅文化。不過我都係條老油條，咩風浪未見過丫，煮到埋嚟咪食！
到鎖倉時間，岩岩鎖完我個倉，本來都以為馬照跑舞照跳，但隔離倉嘅犯唔知做乜撚同其他犯嘈起上嚟，好在有師兄撳得住，帶咗個犯落三手房搞。心諗，好在唔係我呢期，雖然佢地係黑手，但總有幾個搞屎棍撩事鬥飛，有起事上嚟真係麻撚煩。
都已經畫定個鐘預備夜啲篤鐘做記錄，阿國帶住兩個師兄夾咗個犯嚟我期數，原來係頭先嘈果個犯。
「鍾SIR，有咩關照先？」
「拿，阿港，岩岩佢落到三手房已經係咁沙冧認錯知衰，仲話唔會再嘈，不過廢事出事，所以佢都係唔好返原本個倉，今晚佢就過你期數訓住先，拍硬檔好似政府咁講袋住先。」
「鍾SIR，個風化犯見晒報架喎，擺佢過嚟你想佢畀班犯玩死定我死呀？」
「擺一晚啫邊有咁易死呀？」
「水記呢？有位咪擺住上去先囉！水記守尾門丫嘛！」
「阿港，你唔好推三推四啦，有犯嚟你就接，我係今晚嘅值夜官，我話擺邊就擺邊，你依家係咪disobey order？係咪同泛民班爛癱一樣逆阿爺意呀！」
呢一刻，我竟然有同泛民同一陣線嘅感覺。屌，咪將我同班爛癱比！假假地我都係紀律部隊執行正義！
爆咗骨，個犯就好似隻入咗狼群嘅羊一樣身處險境。雖然如果要同佢撐，我都未必會輸，不過今晚就讓你一步，就硬食呢一更！下次先再同你慢慢玩！
準時十點熄燈，班犯都陸續訓覺，較定鬧鐘，響就篤鐘。但平日嘅習慣始終改唔到，就係會恰住等鬧鐘響先郁。呢一覺，真係恰得太長，鬧鐘無響，直到一點，好日都唔辣更嘅阿國嚟辣更先知出事。
個犯畀其他犯虐待，送咗去瑪麗，最後傷重不治；而我，亦因為疏忽職守被革職。新四座無得再住，長糧又無埋，本來風風光光，一下子就無晒。我同老婆捱都無所謂，但一對仔女無瓦遮頭，我真係好心痛。好後悔點解當初無拒絕阿國或者叫佢帶個犯去水記。明知會出事，點解我仲咁自信覺得唔會有意外？點解畀佢激一激就會袋住先？
俱往矣……
文：庸生
筆者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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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電影《紙月人妻》改篇自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得獎小說《紙之月》，講述擔任銀行行員的梨花，為滿足其縱慾的需求而騙取客户的大量存款。宮澤理惠成功演繹這位受盡各種壓抑、最終爆發並且犯禁的都市人妻，優秀的演出更讓她第二度榮登日本奧斯卡影后寶座。相比起宮澤的演出，更值得留意的是影片如何反映日本都市女性所受的壓抑。
承受着各種壓抑的女人
日本作為儒教文化圈內的國家之一，其人民某程度上受著儒家學說的道德所約束，女性更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性壓抑。電影暗示主角的丈夫在結婚初期有某程度的性冷感，主角身為有夫之婦，與陌生青年只有「兩面之緣」便踏上並發展出長期的性關係。年輕時就讀女校的她，亦曾經執迷予捐助一位男童而犯禁，這經歷為她成長後成了「出軌的女人」埋下伏線。為了「供應」與情夫的生活，梨花借銀行的工作騙取年老客戶的儲蓄，過着奢華生活。以往—直抑制着購物慾的她更為豪花的生活所上癮，令她的詐騙行為持續不斷，最終共騙取了一億日元之多。當壓抑來到盡頭，便爆發出一發不可收恰的犯禁。
以「追逐自由」之名合理化其私慾
梨花踏上情夫、及兩人豪花騙回來的不義之財的不道德情節，導演反以浪漫及動感的配樂作襯托，效果看似突兀，但其實能反映梨花將上述惡行美化的傾向。
早於年輕時梨花已有美化惡行的傾向，梨花從父親的錢包盜取金錢以捐助男童，每況愈高的捐助金額更使校方停止捐助計劃，當校方質疑梨花的錢從何來時，梨花竟對其盜竊行為直認不諱，更大義凜然反問指為了捐獻而犯罪，何罪之有？但當來自女校的梨花情深款款地凝視着她所捐助的男童的照片之時，其捐獻背後的真正動機便值得商榷，正如梨花成年後以「追逐自由」之名為其多次犯禁及犯罪作出辯護一樣，梨花只不過是為其滿足私慾所作的罪行找藉口而已。
擺脫現狀 vs 維持現狀
同為銀行職員的隅賴子聽過梨花「追逐自由」的「理念」，更親眼目擊梨花為追逐自由而不惜跳窗逃脫，同樣活在壓抑、對既有生活感到不滿的隅賴子雖然沒有追隨梨花的腳步去擺脫現狀，但當她面露出猶疑的神色凝望着梨花跳窗的位置之時，仿彿正懷疑當日沒有跟隨梨花逃走的決定是否正確。梨花的精神和這部電影，對某些活在壓抑下的日本人帶來了思想上的改變和衝擊。
擺脫了道德禁忌、逃得了法律制裁、甚至逃離出國家的梨花，希望獲得解脫、獲得自由，但直至最後，即使身處異地卻依然無法擺脫警員的追蹤，畢生要為她犯過的罪行而負上失去自由的代價。
文：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鄧敏琳
香港向來自譽為「自由港」，不過香港海關放任瀕危物種自出自入邊境，這種「自由」卻令眾多香港的不法商人能夠肆無忌憚地炒賣瀕危物種，令香港淪為「走私之都」。
綠色和平於今年2月及4月展開調查，發現香港海味店銷售由極瀕危石首魚製成的「金錢鰵」花膠，由於這隻花膠售價高昂，動輒數萬元至廿多萬元港幣不等，價格浮動，更有老闆指最高峰曾試過售每塊五百萬港幣。然而，極瀕危石首魚早於1976年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嚴禁一切國際貿易。香港法例第586章《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亦指最高罰款可達500萬元及監禁兩年，可是，儘管綠色和平輕易從市面找到走私花膠，翻查過去記錄，卻完全沒有走私花膠的檢控，無怪商人能明目張膽地從墨西哥空運花膠到港，又經陸路把花膠走私北上。
筆者也試過把花膠從空路及陸路入境，海關職員卻告訴筆者，花膠屬於乾瑤柱、冬菇一類的乾貨，因此可以自由出入境。換言之，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其實花膠當中也有犯法的瀕危物種。海關全無意識，變相縱容商人不斷入口極瀕危物種以牟取暴利，背後付上代價的，不是貪婪的人類，而是墨西哥兩隻被漁網捕殺的極瀕危物種，加灣石首魚和加灣鼠海豚，其中鼠海豚更因被漁網誤捕而引致數量大減至不足100條，預計2至3年內便會絕種。
正因為香港政府把關不力，才會令走私花膠進口香港的情況愈趨嚴重，綠色和平成員昨日就到香港機場進行抗議，我們將極瀕危石首魚花膠的仿製品放在地上，背後想帶出的，正是瀕危物種極容易就能走私抵港，香港政府除了要求航班準時降落，也絕對應投放相應資源打擊走私瀕危物種。綠色和平現正發動全球聯署，要求特首梁振英馬上增撥資源打擊走私瀕危物種，香港絕不應成為令物種滅絕的殺手和淪為走私罪惡的溫床。
請即聯署去信香港政府，拯救危在旦夕的加灣鼠海豚。
藝術家Invader 的像素化街頭創作，令人一見難忘。特別有一系列食鬼作品，佔領了街角的空間，恰巧似是城市人的寫照。
可不像嗎？ 大家都知食鬼的玩法，就是控制 Pacman 不斷地走，在迷宮中橫衝直撞，不斷地吃途上的櫻桃，以累積最多分數。遊戲過程彷彿映照着每一個失落的城市人。我們每天營營役役，爭取生活上的櫻桃，或許同樣迷失在人生的迷宮。
記得今年愚人節，Google 把 Google Map 變成可供 Pacman 任意走動的迷宮，更令人聯想到城市人的日常生活。 Pacman 遊走的路線，赫然便是我們熟悉的街道。玩家在鍵盤上控制著Pacman，上、下、左、右，吃到很多櫻桃，不消數秒，螢幕上的 Pacman 便可走遍整個中環。
然後，玩上十多分鐘，或許開始會覺得這樣的遊戲原來可以很無聊。重覆的上、下、左、右，幾秒即達目的地，點對點不覺已來回幾圈。這又折射出一種城市人的無奈。為了以最快速度走到目的地，我們有幾多次無視身邊流逝的風景？
忽發奇想，假如兩隻 Pacman 相遇，他們會停下來寒暄幾句嗎？ 大概不會了，搵食要緊呀。那如果是兩個人相遇又如何呢？撫心自問，我們似乎不慣於停下來，細看街上的種種人物美事。但那又是因為什麼了？ 到底只是因為人的冷漠、奉行效率至上、還是有外在的因素－例如街道「好行」與否？
街頭生命力與步行的關係
早有不少研究指出，一個較好行的社區，較易於累積社會資本，亦即是透過社會關係網絡把握到的資源、財富、資訊、機會等。一個有較多社會資本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更強。
那什麼是較好行的街道呢？現有討論步行的論述，多集中在技術或基建層面。然而，一條街好走與否，除了硬件包括行人空間、暢達度等，較少人注意的，是街道的生命力。
一條擁有旺盛生命力的街道，人與周邊環境，包括店舖、街坊、其他路人，容易互動，產生關係。試想一條街道，店舖種類呆板、環境不利人與人在街閒聊，讓人感覺沒趣、缺乏活力。行人與周邊環境關係薄弱，街道只有運輸功能，我們身處其中，很可能只想快點走完這條街。反之，一條可讓人隨便站坐、與街坊連結的街道，在運輸以外，也有社交功能，有時甚至令行人流連忘返，間接導致步行的意慾大增。
當然，走上街頭，我們都看到現實：香港一個又一個本應熟悉的社區，都經歷相似的重建、加租，很多街道早已變得陌生。城市人每日上班下班、返學放學，或許由於街道不值留戀，於是我們選擇捨棄街道，寧取其他交通工具，在車廂上低着頭趕到終點。這種生活模式，或許產生了不少的城市人心理病，也直接導致很多社會成本的出現，包括塞車、泊車、空氣污染等等，然後大眾要一同埋單。
對應這種城市狀態，很多團體正在努力。健康空氣行動除了推出 「Walksapp－不是一個可供下載的程式，而是一個用雙腳與世界重新連結的行動」 外，亦將於七月初舉辦「索氣大作戰 之 步走孤城」活動，希望提升青少年及大眾對步行的了解，及擴闊看空氣污染議題的視野。
請聯署支持菜園新村村民向中電爭取盡快提供電力：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oiyuenpetitionclp/
（圖為新村，已大致完工的房子，攝於2015年1月4日）
對上一次公開寫關於菜園村的事情，在去年八月，當時港台誤報菜園新村能於去年八月底入伙，我代村民寫文澄清。回望那時，我心底裡其實是很想說：「我地都好想八月入到伙！」。想不到事隔一年，到今年八月，仍然入伙無期。再數上一次，就輪到2013年未解決路權不能開工那時候，讀著以前寫下的東西，我總是憤怒又難過。
等待是一件很磨人的事。雖然村民在過程裡其實超忙的，在日常生活番工番學照料家庭之外，還要每週開會，日間在村的村民要看看工程進度，監工；就新屋的裝修報置等，有些村民假日自己落手做，就算是請承建商做的，也要和家人商量，揀料揀顏色及留意承建商的工程是否符合自己要求。連整個工程龐大複雜的財政管理，也是村內懂會計的村民費盡精力去計算。再加上每兩週總要和不同政府部門或中電開會，像這種生活，村民都是一面期待著入伙那一天，一面暈頭轉向地協商處理。不少村民在迫遷前本計劃退休，卻因為要籌措建新村的資金，而推遲退休計劃，繼續辛勞工作。在照片裡那些看似簡樸的房子，就是他們最珍惜的未來。
沒有希望難以前進。在一一年遷入新村至一三年開工為止那段時間最為磨人，因為村民在臨時屋內看著屋外空地，難免為將來惆悵。本以為開工之後一切便會好起來，但其實也不然。因村民資金有限，只能聘請小型承建商進行工程，人手資源調配不宜，每有停濟不前的時間，大家總是圍坐在一起攪盡腦汁想出更好辦法向前推進。因為拆遷這件事，他們賠上好幾年的幸福與安穩，那其中各家人所承受的壓力，旁人很難想像。
政府當年強推高鐵，使盡一切手段，壞的說成好的，好的說成壞的。至今全香港七百萬人要繼續為超支延誤的高鐵埋單，而承受最切膚之痛的還是村民。當年政府為著迫遷在媒體上抹黑村民貪得無壓，搞分化，到現在村民還承受著「拎左好多賠償」，「政府買埋地俾你搬村」這類超錯的印象。在開記者招待會時，高春香講了這一句：「我們講出來不是想得到額外的資源，我們只想同香港人一齊分享，從一無所有重新開始，我們做到的就是這麼多，剩下的，我們不知怎樣解決，我們希望和全香港人分擔我們完全無力的感覺。」這句話裡潛藏的兩個讓人心痛的地方，是當她講到：「我們講出來不是想得到額外的資源」，是怕巿民覺得村民「貪得無厭」，而當她講到「我們做到的就是這麼多，剩下的，我們不知怎樣解決」，是想去強調村民已經盡一切努力去建村，在她心目中，建村計劃是對公眾的一個承諾，村民是講得出做得到的。但政府呢？但中電呢？卻從來沒有打算負起讓受迫遷的人重過安穩生活的責任，而使那些壓力，很大程度地轉嫁到村民身上。
網上不少人看到這單新聞，會反射性地覺得這就是「袋住先」的後果。但這話去到村民耳邊，卻不可謂不令人難過。對他們來說，從來這不是他們自願去選擇的後果，已化為高鐵車廠與救援站的菜園舊村，是他們花一生去建立，珍惜的家園。選擇重建家園，是破斧沉舟，在選擇有限的情況裡，嘗試去行一條保留他們的生活方式及環境，一條可以看到未來的路。有村民曾和我說，完成了這個計劃，起碼可對世人說，沒有政府我們也做得到。而我最喜歡聽到的，是他們雀躍地談未來家園的模樣，要在園子裡種些什麼，或者要造個鞦韆讓孩子玩耍。
這些期望在現時，似近還遠。像供電這種很多人都覺得基本到不行的事情上，我們還是要花平常三倍力氣去做。在開始搞聯署後，很多人關心村民狀況，但願在這個時刻，村民付出一分努力，我們付出兩分，若政府根本不樂見新村建成，我們更要完成她。世道紛擾，弱勢者的權利飽受剝削，只望在各種事情上能互相守望支持，開創一個尚有希望的未來。
菜園村支援組 陳秉鳳
圖：rthk
今早，看新聞，高永文出來跟傳媒交代：有兩個接觸過新沙士病人的南韓人，拒絕合作，不配合檢查和隔離。高更說，會尋求國際機構如世衛協助。
即係咁，我還記得，眼前這位高官，不久之前，十分傲慢跟一個老伯說：「(一堆廢話)，講完。」然後，拂袖而去。我想，這兩個南韓人接到特區政府的電話，也可能很傲慢地說：「No Way, Kong Yuen！」
我又記得，前警務處長曾偉雄，公開跟市民解釋為何暗角七警可以在認人時不合作，說：「請尊重他們作為一個疑犯的不合作權利。」我想，人家不是香港居民，不是豬，南韓人是出名示威勇武的民族，為什麼要配合你？我們是要尊重這兩個南韓人不合作的權利。
我還記得，去年有九名記者被拒入境菲律賓，特區政府包括狼英說，非常重視並會跟進，但當黃之鋒被馬來西亞拒絕入境，特區政府卻說「尊重別國決定」。如果我是那兩個南韓人，今天叫我留下檢查的是英美等文明政府，我樂意合作，但看特區政府這幾年的德性，我當然鄙視兼發揚「不合作權利，請尊重，講完」的「特區精神」。
最令人發笑時，高官還要尋求國際機構的協助。這個世界不是沒有國際標準嗎？國際組織關你箇屁事！我們有我們的國情，國際的公共衛生標準並不適用嘛！
我不是無良，也不是抽水，我都不想有疫症爆發，我都好痛恨那些播毒的自私人，但當你回心一想，一切不過是因果吧，怪得人嗎？當一個政府接二連三說過以上的話，事事龍門任搬，天天叫你「尊重」，就是你不再尊重這個政權的開始。
政治不關你事？政治會找上你的，更可能向你索取沉重的代價。
圖：最新派台歌《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宣傳照
街頭藝人香蕉奶於MusicBee眾籌計劃還沒有完成三分一，就被質疑靠雨傘運動上位，沒清晰列明籌12萬成本的項目明細。同一平台的林二汶，其實也沒有交代。訪問蒲見面我第一個問題是，為甚麼一峰的計劃賣的，是九首歌的概念大碟，而你只有《中國好歌曲》比賽時的三支單曲（《至死不渝》及《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的錄音室版本？她從容地說：「對，我就是想說，我一開始忽視了這點。」
想清楚 你的表演是甚麼
二汶的眾籌計劃在三月中開始，為期44天，一個月過去，20萬的目標還未到一半。有樂迷閒聊說：「二汶，我整晚loop你的歌！」「當下點醒了我，要聽歌，樂迷上YouTube聽就成，不需要買studio版。我是一個live show artist，眾籌計劃要賣表演才成。」於是臨時加開一共六場小型音樂會，數天內爆滿。「我想在一個好逼的地方，跟樂迷朋友講參加《中國好歌曲》中發生的故事。」表演是無可取代的，眾籌平台上的每一個人都要想清楚表演是甚麼，這是市場學的一課。
睇黃霑論文睇到眼濕濕
2011成立獨立音樂人公司Smallmslam Ltd，二汶早已是自己老闆，但很多東西卻不能自己掌握，例如出唱碟的回報。「製作公司規模很小，出唱碟賺不到錢。我也要生活，寫稿，vo，辦個場，但太多工作卻會妨礙音樂藝術創作，我有十隻Demo又如何呢？我也要找音樂人製作。」解決了周轉的問題，才能聘到優秀班底，保持作品的質素。
中國的市場不是更大嗎？「我當然也想做國語歌市場，因為想家人有好的生活，中國的市場不一樣，你需要很直白的跟樂迷講情感，他們就會細細的咀嚼歌曲的內容，但香港才是我的家。」孤身上路的幾年，二汶常有一個想法縈繞心頭：為何花盡心機做好音樂，卻流行不起來，是自己不夠好，還是別人不懂？直至近來讀到黃霑的博士論文，談到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曲衰落的兩個因素：
//香港人靈活機動，應變奇速。不過，卻往往短視，只重目前，不顧長遠......90年代中，連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開始變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訴說分手和失戀的慘情。
所謂「冧歌」，幾乎絕跡。而且因為卡拉OK的重要，令唱市業極力遷就，歌變成要來自娛和發洩的作品，而不是要來聽和欣賞的優雅美麗創作。很少歌曲，值得回味，唱片公司，變成推廣公司(promotion company)。科技發展，令任何可以按動電腦鍵盤的，都可以成為作曲人。這等於音樂民主化。科技機器令作曲人增多，卻沒有令水平提高，反而，很多時候，令水平下降。// 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 :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 - 1997)，黃湛森。
「我看完濕了眼眶，是我們沒有培育新一代的消費者。一些音樂的基本知識，例如如何製作唱片，班底如何組成，如果可以灌輸到大眾，整個市場會很不一樣。」二汶非唸音樂出身，但身邊從不缺音樂人和監製引領。「我以前想去山區教書，不太想做明星，但明哥（黃耀明）說：『山區你最多敎到十幾個人，唱歌你教十幾萬都得喎。』」年過三十，觀照自己：「原來天賦真在教育，我覺得自己寫稿，VO，主持和音樂上都好快上手，我想行前多一步，將自己所識教給人，可能辦唱歌班，教人做音樂，未知，但這是未來大計。」
沒了盧凱彤 我性格會完全不同
很多樂迷心中，又美麗又可愛的At17是永恆的小清新。「我是一個活潑的人，看得到整件事的呈現方法，如《三分鐘後》的現場版，要簡單而澎湃；盧凱彤是一個極度嚴謹和認真的人，上台從來沒犯過錯，所以才能將想法變成Chords。」拆夥後，二汶試過在表演台上不知所措，「一起掃結他，變成獨自面對MMO（Music Minus One，缺少主音的音樂），那時有想過，大不了做回老本行翻譯囉。幸好最後在《林2汶對媽有話兒》一人棟篤唱突破了自己，原來我可以不停talk，觀眾又會覺得好得意。」
「沒有人可以取代我跟盧凱彤的默契。」一分為二，卻繼承了彼此的性格，一前一後獲得《南方都市報音樂傳媒大獎》《最佳粵語女歌手》獎，這種分離，很浪漫。「我們互相學習，她埋頭苦幹之餘，也學習宣傳自己；我要學習她做音樂的嚴謹，直至現在都未學會。所以說，如果沒了她，我性格會很不一樣。」分開四年，二汶建立了自己的班底，「孔奕佳(鍵琴手)是琴版的盧凱彤，很合得來；H(結他手)好重要，六場小型音樂會跟他拍擋；荒井壯一郎(鼓手/打擊樂手)在，我很有安全感。」
圖：At17 2006年亞洲博覽館，第一個大型個唱《Sing Sing Sing 演唱會》
由黑蜘蛛到黑框眼鏡
2006年亞洲博覽館，第一個大型個唱《Sing Sing Sing 演唱會》，穿一襲蜘蛛造型的晚裝，唱自己作給葉倩文的《最難唱的情歌》，「細路囡要扮下女人嘛，我不抗拒；至於唱成熟的曲風，我只能說，我的天份和能力是我的成長未趕得及，而我的聲音天生會convince你相信這些情感。」慢慢抓緊自己步伐，歌曲也演繹得愈來愈好。十年後的自己，卸了妝，架著黑框眼鏡，穿牛仔褲。「上《好歌曲》前我在想，如果因此多人認識了，我才不要穿高跟鞋，怕以後都要穿（哭笑不得）！At17時代，大人幫我們設計好呈現手法，現在做自己的監製和老闆，我呈現自己的方法是做回自己。音樂或者表演，其實就是看你如何活生生地做好一個人。」
「我絕對不會是Diva。但我相信音樂入面有一股力量，比八呎高台更勁；我相信音樂有些爆炸，比高台爆煙花更靚，我相信有人明白。」她的純綷，她的活潑，不張狂，不驕躁，不慍不火，She is so comfortable at her own pace.
後記：2015年一月，二汶以素人身分站在中國的舞台上唱《至死不渝》，有香港雜誌說她十二年來最紅，我不認同。但不得不承認，我們沒有珍惜本地的音樂人，甚至沒有時間，靜下聽聽他們的概念和演釋。當天膽粗粗以個人身份邀約專訪，她由黃霑論文，公眾教育，Massive Attack，講到自己很喜歡Justin Timberlake，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小時，她不會覺得眼前這人是門外漢，就不願多談；她的答案永遠不會「好爆」，但她會跟你交流最深層想法。教育，自主，是這世代最需要的東西，一個人做，所有人所有界別都受感染跟著做，但願有這樣的一天。
多名國際足協高層人物被捕。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國際足協這個貪腐王國正正體現了這句名言，在缺乏有效監察及權力制衡之下，這個機構已經視腐敗為正常，將貪污斂財變成根深柢固的文化，成為一個既得利益團體，互相包庇，互相縱容，有錢齊齊貪。
日前，美國聯合瑞士，拘捕了9名國際足協現任或前任高層，其中7人在瑞士被捕。包括前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主席華拿、現任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主席、國際足協副主席韋伯、哥斯達黎加足總主席艾度亞度李、前巴西足總主席馬林、前南美足協主席費古列度等人。
美國司法部長林奇在記者會上譴責國際足協，指他們的貪腐「根深柢固、由裡到外、非常猖獗，收受了數以百萬計的賄款及回扣。」林奇還指國際足協令全世界球迷極度失望，「人們期待國際足協會維持足球運動的秩序，保持誠信，確保賽事廉潔公正。不過，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中飽私囊，令全世界的足球腐化。司法部決心要終結這些惡習，去除腐敗，讓違法者伏法。」
美國調查當局指，被捕的國際足協官員不止涉及一兩宗貪污事件，而是過去20年、年復年的貪污，估計金額達1.5億美元。林奇表示：「在決定比賽的轉播權及場地時，他們都有受賄。」她續指，在南非申辦世界盃、美國申辦美洲盃及巴西與一間美國體育用品商的贊助上，都存在貪腐。此外，瑞士當局亦介入了俄羅斯及卡塔爾兩屆世界盃的申辦，調查當中的投票是否存在貪腐。
國際足協的腐敗問題根源在於缺乏監管，例如在各地足總方面，如果政府強行介入足總內部事務，影響足總的獨立性，國際足協有權禁止該國參加國際賽事，所以沒有國家的政府敢公然動足總。至於跨國性的國際足協，更加是「無王管」！國際足協內部的確有個透明度及誠信委員會，但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今次被捕的韋伯都曾經是委員會的委員。
就算有傳媒揭發卡塔爾申辦世界盃涉及賄選，國際足協也是擺個樣子，邀請前美國聯邦檢察官米高加西亞為道德委員會主席，進行獨立調查。當米高加西亞完成了一份400多頁的報告後，國際足協卻隱瞞這份報告，只發表了一份摘要，只稱申辦過程中有不當行為，但並不嚴重，所以不用重選，事情亦不了了之。米高加西亞極之不滿，輿論亦希望國際足協公佈整份報告，但至今大眾仍然未見到一頁的報告內容。
對於國際足高職被捕，白禮達表示他及機構無法監察所有人，而且當少部分不良分子意圖隱瞞事實時，他亦難以發現。
就算國際足協要懲治官員，其實懲罰的阻嚇力亦不足。例如今次被捕的華拿在2011年已經因收買選票的傳聞而下台，辭去國際足協副主席，但當他下台後，國際足協就撒銷了調查。原來貪腐的最壞結果只是撤職，最多是禁止參與足球事務，坐監？罰款？若非今次美國政府出手，華拿仍然逍遙法外。除了這些黑箱作業的操作外，國際足協還有很多擺明車馬的著數，明益各國足總。
每個足總每年都可以收到25萬美元的撥款，今年度還可以分到巴西世界盃的紅利，每個足總會有一次性的50萬美元獎金。此外，各個足總還有申請國際足協的目標計劃，申請資金去興建足球場及辦公室，以及進行各種推廣足球的計劃。據《彭博商業周刊》指，國際足協過去4年用了15.6億美元給予各個成員國，去興建練習場及請教練等。
不過，這些錢是否用得其所？是否用來興建大白象工程？又有沒有人從中虧空公款？國際足協似乎不太理會。由2002年起，國際足協給了開曼群島200多萬美元去興建辦公室大根及世界級的足球場。起完足球場外，發現那裡的泥土無法自然生草，結果要換人工草地。為何這個開曼群島可以得到如此厚待？因為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主席、國際足協副主席韋伯正是來自開曼群島，他更加是白禮達欽點的接班人。
難道國際足協沒有審計部門嗎？官僚機構最大特徵是架構架床疊屋，除了道德委員會、透明度及誠信委員會外，還有個核數委員會，其中的委員包括開曼群島足總財政屈臣。這個屈臣也是個貪官，早兩年被開曼群島政府指控，他在任職國家的衛生部門時洗錢及貪污，屈臣才在國際足協停職。每個部門、委員會都有自己人，互相包庇，互相提拔，經過白禮達近20年的管治後，國際足協上下都成為了一個整體的利益團體。
國際足協腐敗，不是今日的事，也是無人不知，為何白禮達仍一再連任？因為大家都喜歡白禮達的制度，有錢齊齊分，或明正言順地分錢，或暗地裡的油水。就算有較正直之士不參與貪腐，但對於那些合法的著數，他們亦難以抗拒。在2011年，大洋洲足協主席涉賄選下台，要重選新主席，白禮達親信大衛鍾參選，還有兩名來自新西蘭的候選人。白禮達此時公佈獎金，其他大洋洲的足總為了獎金到手，勸退了另外兩名候選人，大衛鍾順利當選。
國際足協在瑞士以非牟利團隊註冊，幾乎不用交稅，銀行存款達15億美元，但這個手握巨款的獨立王國沒有任何有效的監察制度。貪污固然是犯法，但國際足協欠缺公平、公正、獨立的反腐機構監察及執法；至於在明正言順的撥款上，國際足協亦沒有一個有效的審計機關，評核每筆撥款的成效以及有否存在虧空公款。
當白禮達是邪惡，他的競選對手阿里王子及反對者柏天尼彷彿成為了正義的代表。不過，換主席不是國際足協改革或者反腐的終點，而是起點。因為國際足協要變的是制度，而非一兩個人，假如柏天尼、阿里王子等有幸掌權後，仍然維持現時制度，他們就不過是戴了面具的白禮達。
國際足協需要一次徹頭徹尾的改革，將這套「圍喂餵」的風氣改變。有些人的意見就較悲觀，支持推倒重來。柏天尼表示，如果白禮達再當選的話，歐洲足協會考慮脫離國際足協，有人認為這僅是恐嚇，但亦可能是新的出路。靠歐洲足協及美國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足球秩序，從法例上加強對全球足球機關的監察。
美國今次能夠出手檢控，只因犯罪活動在美國組織，黑錢及賄款就透過美國的銀行交易，FBI才能介入，若果下次國際足協的高層學醒了，去一些政治能量較低的國家洗錢，就更難檢控。對於未來的事態發展，先可觀望今日的國際足協會員大會，將會選出新主席。
阿里王子掌握歐洲，白禮達掌握了亞洲及非洲，所以白禮達很大機會可以連任。當白禮達連任後，究竟歐洲足協會否敢於實行一些冒進的計劃，例如脫離國際足協？筆者其實覺得機會不大，反而寄望如美國司法部所言，這次拘捕行動只是開始，美國能夠透過法律去制裁更多大老虎，逼使國際足協改革。
參考資料：
Fifa officials pocketed $150m from 'World Cup of fraud'– US prosecutors
Who are the indicted Fifa officials?
Fifa corruption claims: Key questions answered
A League of His Own
劍橋護老院今天在報章發聲明，就這次暴露老人家身體的個別事件，表示遺憾，繼而刊出集團六大宣言，重點包括：
不斷翻新宿舍、裝設負離子濾水器、斥資百萬安裝鮮風交換器、使用一級香米、鋪設Ianwood，加強空氣中負離子、獨立冷暖氣、洗手盤、開關燈掣、電視天線；如此這般，長者便能夠活出尊榮。
看來他們跟689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689說，造成這個問題是由於土地供應不足，他說得真的很對，香港地有甚麼問題不是跟土地有關？結不到婚跟土地有關、不能退休跟土地有關、家暴問題跟土地有關係，以至抑鬱症、高血壓、便秘統統都與土地有關。有土地有樓起就有空間，有空間就有生活，找地起屋就可以身心康泰，市民要解決種種生活上的問題就不要阻著政府施政，俾晒啲郊野公園我。
劍橋護老院跟689一樣，將問題歸究硬件，避談或根本不知道問題所在。 只要設身處地，幻想一下自己是那些被脫光衣服等沖涼的老人家，便會知道香米、獨立遙控、電視天線，就算有萬呎空間都不是老人需要的。
家人想聽到的不是護老院有花草樹木、園林實境、他們只是想負責護老院會真的護老，而護老不是靠軟件，是靠員工的態度。劍橋護老院負責人得悉事件後的反應是：「都唔係打個老人家。」她的眼中不知道有一種傷害叫心靈創傷，斷手斷腳，眼還盲了才算嚴重；老闆這樣說，可知他們的營運理念，有飯你食、有冷氣
你涼、有電視睇，仲想點？怎樣的老闆有怎樣員工，釘了一間牌，還有18間。
有一級香米就能活出尊榮，又係人唔笑狗都吠。
在三月時聽了長春社主辦有關香港足球的講座，一直都沒有把記下來的整理成文。近來有空一點，而且世界盃外圍賽的亞洲區賽事又即將開打，實在不得不整理，作一個紀錄；看看由研究歷史的學者如何看待香港足球的前世今生及當中的體會。
前歷史博物館館長，中大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表示，香港足球可說是頻臨絕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他不諱言，仍對香港足球不離不棄的人實在難得，因為香港足球已經衰到貼地。
丁新豹：南華的發展和香港足球息息相關
丁新豹指自己是擁南躉，但今天看見「南華」這個標誌已經再沒有感覺。「舊時南華星期六、日有波踢，人生會好充實，甚至要對媽媽講大話，才能入場。」
他又認為南華的發展和香港足球息息相關，足球是在英國管治香港時傳入並大為興盛，如早期的英國軍隊中的不同成員，如水兵等。及後如一眾大班組成了港會，南華早期亦由一班皇仁書院的學生所組成，所以「足球」可說是中國出口再內銷到香港的「產物」。而自南華在八十年走下坡後，他以為可以中立地評論，但發現原來是不可以。因為在失去熱情後，連球場也少去了。
丁新豹又笑言，自己在六十年代才開始睇本地波，早年一直看大公報，及後因為香港時報的足球報導吸引，自己的思想得以平衡，才沒有左傾。
丁提到，戰後的香港足球高峰期是包括姚卓然在內南華5條煙年代，如南巴大戰，即南華對九巴。他又談到「中華民國的香港隊」，在香港出生的球員，代表了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而在內地出生的球員則大多選擇了中華民國，可說是香港足球的黃金時代。
而另一黃金時代則是精工及寶路華在聯賽角逐時，丁新豹指兩隊引入多名來自英國的「好波之人」，配合本地高質華人球員如胡國雄等，成就了另一個本地足球的黃金時代。他透露，自己曾考慮訪問姚卓然，但當有此念頭時，姚已在病床上危在旦夕。丁分析指，這一輩的球員晚年大多潦倒收場，因為教育程度不高，而且要在那年代當教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加上球員生活方式也有問題，晚年甚坎坷：「佢地啲錢亂咁花，倒水咁。」
十年如一日 香港球員唔識入波
丁新豹直言，香港足球十年如一日，到今天的死症還是不會入波，多年來都是「負負碌碌」入波。而球員又不會虛心學習，所香港足球往後退是理所當然的事。聽到丁這番話，很難沒有共鳴。香港代表隊在幾年前爭奪2015年亞洲盃決賽週資格時，便是一例。雖然先後迫和烏兹別克及贏越南，一度燃起出線希望。但六場事卻只入了兩球，這個也是未能晉級的主因。要贏波，便要入球，這是三歲小孩也懂。但香港代表隊的入球能力如何，實在有目共睹。
周家健：球員由從前到今天都只是商品
另一講者是港大哲學系博士周家健，他因為家住花墟附近的唐樓，可以說是「睇免費波大」，和旺角場一起成長。他憶述小時候對香港足球的狂熱，如會把球隊陣容倒背如流。周表示，之所以對50年代足球有興趣，是因為本身認識不多。
周研究海外華人史，搜購了不少50年代的足球雜誌及相關刊物。所以找來一些了戰前早期的「新聞紙」，發現不少「中國」足球隊都曾到澳洲及亞洲等地踢波。而由胡文虎擁有的星島足球隊亦曾在1947年9月便遠赴現時英超車路士主場史丹福橋球場作比賽。但報紙中可見，原來在到英國前更曾到曼谷、馬尼拉、星加坡等地踢波。周解釋，球隊不是作季前訓練，而是「搵真銀」。在到達不同地方後，除了穿州過省，更要和當地的華僑作應酬和接受不同的款待。
周家健又強調，球員由從前到今天都只是商品，賣的是球技和體力；沒買賣的才是運動員。在研究足球中可看到華僑史、生活史和文化史在其中。
筆者對很多本地球迷都表示尊敬，在冰河時期也對本地足球不離不棄，實屬難得。周家健亦指香港足球已由昔日的大眾娛樂成為小眾娛樂。丁新豹亦在講座中表示，自從香港大球場翻新後，四面紅旗不復再，香港足球亦一落千仗。在三十年前曾考慮寫文章分析香港足球為何衰落，但幸好沒寫到，因為香港足球實在「衰處未算衰」。
這一點很有趣，筆者這幾年進出球場，聽得最多的是：「淨係識得鬧，仲嫌香港足球唔夠衰？」一直都強調的是，會入場的會繼續入場，不入場的繼續不入場。球隊及搞波的人需要把已不欲入場的球迷拉回來，批評也只因為愛之深，恨之切而已。若然少少批評也呑不下，那還談甚麼光復香港足球？
經過了2012政改一役，泛民似乎是學懂了一些跟中共談判的do and don't ，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泛民沒有走錯任何一步，包括不主動提出任何所謂的「讓步方案」。
既然本身的底線是「原地踏步」，那麼就應該迫使聲言「2017一定要得」的官方提出「讓步方案」。在這種情況之下，官方有兩個選擇：一、不作任何讓步；二、在最後階段會作出較大幅的讓步，以期達成協議，讓政改方案通過。
在第一種情況之下，沒有超越泛民本身的底線，即原地踏步；在第二種情況，若然「讓步方案」是足以令市民有真正的選擇，那麼就是贏了漂亮的一仗。
若然泛民主動提出「讓步方案」，就有三種狀況；一、提價過高，中共不接受；二、提價剛好是中共能接受的水平，中共按此還價，這又開出兩種情況，1/ 泛民不接受中共的還價，中共最後接受泛民提出的讓步方案，這種情況之下，泛民只能算是正中中共的下懷，中共還是勝了一仗。2/ 泛民接受了中共的還價，那麼泛民取到的是中共本來願意付出的更少，中共勝了一大仗；三、泛民的提價低於中共願意接受的水平，中共當然還是可以還價，但無論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泛民是徹底地輸了，就正如2012年政改的那一役的翻版。
按上述的分析，泛民根本無須主動提出任何讓步方案，這方面到目前為止，泛民仍然是做得正確的！
另外，這次泛民上深圳見京官，說明了不要求單獨會面，這也是十分正確的一著。一旦是單獨會面，拿出來的「讓步方案」極可能是一些所謂的「檯底交易」，通常是一些口頭承諾，讓步幅度可以很大，但不能寫進方案，也不能公開。這種「密室談判」最大的危機是會令泛民內部產生不同的意見，統一戰線就有機會被攻破。
這一次泛民到深圳見京官，有本土派認為他們不應該去，我卻認為只要泛民站穩立場，去還是比不去好。一直以來，中共要營造的公眾觀感是泛民令香港人失去普選特首的機會。若然泛民拒絕跟中共相關官員溝通，只會增加了這種公眾觀感。相反地，泛民盡力抓緊每一次機會向中共的相關官員表達香港人對提名機制的主流看法，只要泛民在投票時沒有「轉軑」，香港大部分反對「袋住先」的市民就會認為泛民盡了本份。
把民間組織遇上「學習男」的經歷寫下來，寫到最後，卻發現「高牆」無疆界......
「我是來學習的！」有位聲稱外地來的大叔一句「來學習」，便老實不客氣的由後排旁聽席，坐到會議桌前。這是筆者最近在內地替民間組織做培訓時的經歷。
這並非公開活動，按道理外人不會摸上門來，更厚臉皮的是，對方乾脆賴着不走。我不客氣地說：「你現在跑去中國銀行的董事會，跟對方說『我是來學習的』，看對方怎對你？」幾經艱苦，才把這位不速之客請走。沒過幾分鐘，「學習男」又來了。這一次，他跟在接待我們的民間團體負責人身後，身份變成機構的志願者，而且又添了一位隨身。
設審批制度 限組織進入中國
5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公布了《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二次審議稿）》（下稱「草案」），為香港等中國境外的非政府組織（NGO）「度身訂做」規管辦法，其中一項要求NGO在內地招募志願者時，要委託內地指定部門代勞。至於會否找到上文提及的「學習男」，天曉得，但你卻懂的。
草案的徵集意見稿雖說「保障（NGO）合法權益，促進交往與合作」，開宗明義面向境外機構，卻連英文版也欠奉，難怪連內地國安也私下說「有欠誠意」。一如內地民間組織普遍的看法，草案動機路人皆見，就是透過建立審批制度，在行政及財政等範疇架設大門，限制境外民間組織進入中國，同時控制有關組織對內地民間團體的資金渠道。
至於主管部門，也由過去的民政部，建議改由公安部門一把抓。兩者最大的差別是，後者住住從「國家安全」出發，腦袋裝載的可能是陰謀論顛覆說，而不是前者般多少願為民間組織給力上起作用。
北京不信任 憂藏反動禍心
據估算，目前在中國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大約有6,000間，工作涵蓋扶貧、公共衞生、助殘、教育、環保、倡議、人權等20多個範疇。就香港而言，不但綠色和平、香港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會、無國界醫生、樂施會、香港復康會和一些家族基金會等受到管制，即使兩地義工交流、社工及助學組織、學術交流，都可以受到影響。簡言之，草案試圖把香港與內地所有民間交流，一網打盡。
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主要是彌補政府和市場失靈這兩個層面；對內地草根組織而言，也提供了觀念上、方法上和財政上的養份。以樂施會為例，從1987年到2014年3月，便在中國投入十億元的扶貧資金，單是汶川地震已超過1.6億港元。
中國政府當然明白民間組織帶來的正面能量，但只要戴上不信任的有色眼鏡，便容易擔心潛藏反動禍心，會帶來另一場顏色革命的風險，於是在助力和阻力之間做了收緊管制的抉擇。
也因此，別刻板印象地以為人權、宗教先算敏感議題，但凡民間活動大底都有問題，所以才會有近期連反性騷擾也被抓的荒誕情況。
俄印同設限 中國「吾道不孤」
中國政府有放大NGO的風險和恐懼嗎？我不知道，但觀乎俄羅斯日前立法宣布限制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還有號稱民主國家的印度暫時吊銷了綠色和平組織執照，又取消近9,000家非政府組織的牌照，加上白俄羅斯也加入限制行列，似證明中國政府「吾道不孤」。
中、印、俄三個國家的人口，已佔去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數，限制手段在國際間猶如築起高高的政治壁壘。這些大國在緊扼非政府組織的咽喉時，會否也在扼殺掉當地的公民社會，和自身與國際社會正常接軌的機遇？
草案公開徵集意見至6月4日，有在內地開展工作的民間組織和學界，務請把握表達意見的機會。
文章來源:2015年5月30日 香港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8acc0152-831c-4e1c-80e9-99aa1a034621-150163
原載於《Jumbo》48.1 P.43 – 46
ISSUU網上版：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_48.1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
霎眼廿六載，光陰匆匆。在時代的巨輪下，多少人事隨之逝去。不過，某些歷史記憶並沒有被淹沒在時間的洪流中。一幕幕震撼的畫面，依然一筆一劃地刻畫在腦海裡。香港人被稱為善忘的一群，對很多事情只有三分鐘關注。唯獨對六四事件，我們剛好相反。多年來，港人從未忘記這段歷史。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人數都是屢創新高，一首首悼念的歌縈繞在腦海。廿六年過去，港人從來都沒有忘記這個夢。
近年起，隨著本土論述的興起，港人重新思考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定位。六四除了單單是一件歷史事件，它還引起了多一重的反思 ── 廿六年過去，我們一直高呼的口號還有意義嗎？香港不同的世代如何解讀這段歷史？我們還需要平反六四嗎？
本專訪訪問了在不同世代經歷過六四的人，一位是沒有親歷八九六四的浸大學生鍾燊豪同學，現就讀於政治及國際關係三年級；另一位則是曾以浸大學聯代表團的身份，在當年八九六四親身上京支援學生的前浸大學生，現職社工的陳清華先生。透過剖析他們對六四的解讀，望能給諸位反思身為香港人的我們應如何處身在這段歷史中。
香港人有一定責任平反六四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一部分是基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身份認同是一個人對民族的歸屬感。專門研究民族主義的美國學者 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 《Imagined Communities》 指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然而，近年本土思潮的興起令港人思考「民族」二字，甚至質疑自己對底是哪一種「政治共同體」。
當被問及香港人是否有責任平反六四的時候，鍾燊豪指出香港人有一定的責任去平反六四。「六四事件令當時將要回歸中國的香港人發現了中共固步自封及抗拒民主的本性，警示了香港人要力爭民主，才會有現在香港人奮力追求民主的心。」他續道。同樣地，陳清華亦認為香港人有一定的責任去平反六四。他指出：「姑勿論在地緣政治上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十分密切，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較易產生同理心。但中共當年利用武力鎮壓學生是一件不公義的事，我們為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發聲，是再正常不過。況且，平反六四是對人權基本的尊重，港人不可能對此事視若無睹。」
六四是共同回憶 港人應汲取教訓
當筆者問及六四事件對兩位受訪者的意義，兩位不約而同覺得六四事件是港人的共同回憶。鍾表示：「當年有香港學生上京支援民運，在港的市民當中也有參與了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百萬人大遊行。記憶的碎片散落在香港，港人確實是參與了六四事件。」陳亦認為六四事件是港人的歷史，不能被遺忘。作為經歷過六四事件的人，他指出自己有需要說出事件的經過，讓更多人了解真相，不能讓中共自圓其說，意圖抹去這段歷史。
除共同回憶外，兩位均認同港人有必要從六四事件中汲取教訓。鍾指出，六四事件提醒了港人中共是一個抗拒民主的政權，港人在經歷六四事件後，對中共產生極大的恐懼，失去信心。港人應該引此為鑑，思考香港在中共管治下的將來。陳更坦言六四事件是一塊「照妖鏡」，反映出中共在極權下的醜陋。「平反六四是揭示北京政權的不合法性，是政權的污點。六四事件讓港人認清這個政權，因為中共將如法炮製香港。」
平反六四並不等於建設民主中國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下稱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中提及「建設民主中國」，希望八九六四得以平反，以建設民主中國。鍾直言對平反六四感到悲觀。他表示，平反六四只是一種象徵意義，將六四事件由「反革命暴亂」定性為一場愛國運動。他續指，即使六四得以平反，亦不代表中共對「民主」二字的態度變得開放。陳亦有相似想法，他認為中國要先民主化，變得開放後才會承認當年的錯失。奈何，在現今中共的極權以及當局打壓民運人士的情況下，他看不到有什麼契機能夠平反六四。
本土論述興起 反思晚會意義
近年來，香港開始興起一種以「香港人優先」作旗號的本土思潮，社會上出現了不少本土組織。當中有聲音批評支聯會在平反六四上一事無成，更質疑支聯會將六四當作「政治光環」，爭取市民支持。由於部份本土組織不認同支聯會其中一條綱領 ──「建設民主中國」，因此，有本土組織在尖沙咀「另起爐灶」，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使市民可以有多一個場合去悼念六四。
鍾表示支聯會固有的思維已經不可行。在現時香港人對於民族和身份的討論下，支聯會仍希望以六四作一個大中華愛國情意的感召，是不合時宜的模式。他補充，支聯會純粹作口頭上的抗爭是無效的，他們必須反思，嘗試改變抗爭模式及作出實際行動去貫徹他們的口號。對於尖沙咀的六四燭光晚會，鍾認為：「多一個集會去悼念六四，讓悼念六四的行動遍地開花，是一件好事。」
陳對支聯會的工作成效則有另一種解讀。他認為支聯會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實大家心中有數，平反六四的機會極為渺茫。支聯會自己亦清楚明白，單單靠高呼幾句口號或以歌曲悼念是不可能平反六四。支聯會之所以堅持舉辦維園的六四晚會，是希望市民毋忘六四，永遠都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從六四事件審視中港區隔論
本土派的其中一種論調，是主張香港與中國的根本切割。六四事件可謂是最佳例子去審視這種論調。本土派提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一切在中國內地境內發生的事都與港人無關，所以港人無須平反和悼念六四。
陳十分質疑這套論述，並直斥此舉是自掘墳墓。「香港現時的確是在中國的管治下。難道香港單方面與中共區隔，中共就會對香港置之不理嗎？相反，中共會更加打壓，一國兩制之精神將蕩然無存。」鍾亦不認同中港區隔，他指出不論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是中國人也好，香港都沒有可能不理會中共。因為香港爭取民主的路無論如何都是要中共「拍板」。中共是當下的政權，絕對不會對香港的情況坐視不理。
共產黨最開心論 ── 港人應否悼念六四
近日社運圈流行著以下這一句：「甚麼甚麼行動會令共產黨最開心。」筆者對此問題研究了一番，得出了一個想法——那麼港人悼念或忘記六四，中共才會「最開心」？在我想像中，中共實在是面對兩難：港人悼念六四，是源於關心國家發生的事，是一種身份認同，可是中共又可能會擔心港人因此而引發「恐共、反共」的情緒；另一方面，港人不悼念六四，中共又可能為港人漠不關心國事的態度而感到擔憂。鍾對此問題感到不以為然。他指出，港人沒有必要跟「土共」一樣去揣摩聖意，事情是對就做，是錯就不應做。「我們的目標不是去討好或激怒中共，關鍵是我們自己如何審視自己的身份和爭取民主自治。」
後記
筆者訪問陳的時候，陳有兩段描述令筆者印象深刻。
（一）
陳在六四當天遇到一對兄弟。哥哥是一名大學生，弟弟是一名年約十四五歲的青年。陳第一次見到那位哥哥是學聯在北京開會的時候，他坐在角落一聲不發。陳第二次見到他的時候，也是最後一次。那位哥哥隨後被抬上裝屍體的麵包車。當時，有一名青年跑向那台麵包車，攔著救護人員不讓他們開車，他大叫：「哥哥還在生！你們不能開車。」隨之，陳依稀記得那位弟弟喊了一句：「我要報仇。」
良久，陳看到一名傷者被抬回來，一看，是那位弟弟。他大腿中了槍。陳幫忙按著他的傷口，可惜傷口血流不止，他眼白白看著那名弟弟斷氣。「由那刻開始，除了震撼，我更多的是害怕。」
（二）
陳向筆者描述六四經歷時，兩次提到了被北京當地人問他是不是香港人，然後兩次被勸回港。
第一次，是在六四翌日，北京當地的居民哭著說：「這裡很危險，趕緊回香港去，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第二次，陳帶著紀錄事件的相片過關，海關人員問：「你們是香港學生？有沒有見到在天安門發生的事？」陳點頭承認，海關人員搖搖頭，向這群香港學生放行：「快！快回去吧，一定要將這件事告訴其他人。」
二十六年即將過去，一眾六四生還者、目擊者仍從不間斷地向香港人講述當晚經過，而維園六四晚會也風雨不改地進行，在廿五週年紀念時更創下十八萬人參與的紀錄。但隨著「切割論」和本土意識的興起，有人覺得六四這段記憶老了，看不懂歷史的意義，甚至提出香港人不用背負平反六四的責任，建設民主中國都只是中國大陸人的事。
這類說法背後帶出的，其實是「身份認同是否關心歷史的唯一條件」的問題——擁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真是譴責一個泯滅人性的政權所需的先決條件？即是說決定是否悼念一段在極權、獨裁國家下發生的屠城歷史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份配不配？
「我是甚麼人？」這個問題除了老一輩，筆者鮮有聽聞本地人會第一時間答自己是「中國人」。大家必然想起自己是「香港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建構在長久以來生活的土地、所感受的文化、所使用的語言上。對於那些操著普通話、四處對香港社區生態造成破壞的「中國人」，筆者確實不能將自己與他們聯繫。但此般厭惡和與六四切割是兩碼子的事，無論筆者多強烈否認中國人的身份，也總不能將自己裹於繭中，甘於做一個眼界只觸及本土事務、視野狹窄得只顧眼前利益的人，連甚麼應該去做、值得去做也分不清。
近年來，中共對香港的威脅愈來愈大，面臨喪失自主的危機。截稿之時，第三條跑道工程計劃已在行會通過，香港人又被迫為多一宗大白象工程埋單。透過基建，親手向中國奉送以千萬億計的公帑，不遺餘力地向大陸輸送利益，壓榨香港人。我們應馬上做的，理當是思索可行的抗爭對策。將仇視中國的情緒轉化成與中國徹底割斷的想法、拒絕悼念六四，是連一些基本的價值觀也混淆了。
法國著名文學家雨果的《悲慘世界》中有這樣的一句：「歷史和哲學負有多種永恆的責任，同時也是簡單的責任。」歷史最簡單的責任，是傳承。八九六四是一段血淋淋的歷史，沒有人可以忘記。二十五年來，有一班人年復年年地向我們、向下一代講述六四的歷史，實現了當年北京人民的願望；而我們雨傘運動後的一代願意聆聽，甚至傳承那份平反的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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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成長路上，總有失落的時候。筆者提及過身為男人總有一種不能輕易掉淚的念頭，這看似代表堅強的表現卻通常是把人迫得崩潰的主因。最近因為不同的壓力積壓在內心太久，我不禁用ＷＨＡＴＳＡＰＰ找上一位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聯絡的好友。所謂好友就是就算已經有一段長時間沒見面但感覺卻從未疏離，當我向他透露感到自己壓力即將「爆煲」，這位好友著我盡管說出來。我把工作、感情和健康等的問題一拼訴諸這位好友，才寫到中途眼淚已經開始在眼眶打轉，幾經辛苦才忍了下來。好友說有時候釋放淚水才是釋放壓力的最好方法，我只能回應工作時要忍、回家後對著母親更不能讓她傷心、最近與女朋友鬧不和連最後可以釋放的對像也失去了。好友由中學便認識，了解我的為人，知道我若非到了極限也不願跟別人訴苦，就是怕自己的負面情緒會影響別人。他著我有問題不能單靠自己強忍，不論釋放壓存或與當時人坐下平心靜氣也是必要的。我因工作時不能帶著電話，所以只能先回答他一句「多謝兄弟」，而午間的對話亦就始打住。
當天晚上下班後約了另一友人於某酒店咖啡廳細談有關投稿的事，亦與這位好友傳了幾個訊息。他提醒我別借酒消愁，我也回應只是朋友間閒談才喝上一杯。也許他知道我壓力未解，因此他說今晚放工後有時間，問我要不要出來訴訴苦，而這兩晚我也實在不想在晚上把自己困在家中，也就約了一個時間吃個晚飯。席上我們互訴苦事，他也再三提醒我對女友不足的地方，亦告訴我某些事的確要說出口對方才能明白。經過這晚這位好友的相伴，心中的壓力也減輕了不少；而好友的提點亦令我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出了自己可以改進的地方。
有不少有追蹤我專頁的人也會問我好些感情問題，但當我自己在感情當中遇到難題，其實也只是能醫不自醫。一直以來都覺得只要滿足對方要求，盡量把自己的負面情緒收起就是成為一個好男友方法，但原來這樣不但對感情不會帶來半點好處，自己長期處於壓力下也會顯得毫無精神。結果兩人相處間反而會出現更多的問題，你以為自己用盡一切方法去呵護另一半，但只是讓對方產生了你不在意她，沒把她放在心上的錯覺。也許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但當我自己身在其中卻沒能醒覺過來。
感謝我還有著真心好友，讓我可以盡情的把心中感覺完全表達出來，也讓我知道自己一直以來是做了這麼多如此不智的舉動。有些事你不希望家人為你擔憂、也不會透露給沒有深交的同事或一些酒肉朋友、更不知該如何向你身邊最親密的另一半開口，唯獨是那一位或幾位了解你的兄弟好友，在你有需要時總是義不容辭去為你解決或分擔煩惱。雪中送炭可不容易，再次在此感謝這一位我生命中的真心好友。
Photography by Pak Chai, 2014
「錯過」﹣﹣是這齣街頭劇的主題，「錯過」什麼呢？八九年六月七日，若這場預計一百五十萬人參與的大遊行如常發生，香港會有什麼轉變？六四有什麼轉變？中國和香港的民主狀況又會有什麼改變？或許這都是一個未知。但我知道，確實有一件事，就是因著這場騷亂，香港人本來預備去為六四而做的一次行動，卻又忽然告終。很多人在當時或都感到很沉痛、失望，但至今二十多年了，這份感覺仍然存在嗎？其實我們錯過的，又是否只是一場大遊行？還是有些事，可以做，卻又廿多年來沒有做？或每年重複在做的，又是否另一種錯過？今天若再有類似事情，我們又是否能把握主動，避免又再一次錯過？「碧街事變」街頭劇藉從身邊的朋友和社區開始建立聯繫，與大家一起討論和行動，嘗試一種由下而上、自主、自發地悼念六四的方法。
八九年六月七日的「碧街事變」洽巧就發生在與「活化廳」相距不遠的地方，因此從街坊記憶片段，我們或可追尋「碧街事變」的來龍去脈，更重要是藉此收集街坊們的六四故事、當年對六四的所見所感。在籌備這次街頭劇期間，我和謙剛好遇上雄仔叔叔在「活化廳」舉辦「四圍講古」，其中一位來聽故事的中年阿哥看到廳裡的一本六四文獻，有感而發，就向大家說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那名在信義中學將橫額從天台掉下來的故事。另一個沒有寫成劇本的故事，同樣是位中學生，當時本來預備參加生平第一次大遊行，但早上卻收到同學來電說遊行取消了，她只好帶著這份失望無奈回到「正常生活」中，直至廿多年後我們再次問起，當年那份耿耿於懷的感覺再被釋放，那刻她哭了起來。同樣的處境，同樣的時空，因緣際遇前者做了一個小行動，後者像是「錯過了」什麼。但有趣的是，在訪談中，中年阿哥雖在當年做了一個小行動，但二十五年來卻沒再主動做過什麼，而另一位當年錯過遊行的朋友卻仍一直參與六四的悼念活動。
在街頭劇的團隊中，大部份成員都是八、九十後，其實大都沒有親身記憶，只能從別人的角度去回訪這事。但每每當我們聽到這些前人的故事，總覺得跟今天的處境是這麼遠、那麼近，錯過某次抗爭又或因緣際遇的突發行動，其實是一線之差，錯過的難道不能再在明天追回？抗爭又怎只是朝夕之間？重訪六四，其實就讓我們重新翻閱這些埋藏在這城市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情感，這些故事提醒我們一直被主流社會壓抑的價值，也是一個立足點，提醒我們吸取經驗，繼續在生活的每一細節抗爭。或這從來是一場持久戰，但今天我們的行動，也讓大家知道，有些人曾為社會的公義寫下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碧街事變」街頭劇發生三個月後，「雨傘革命」就在香港發生，沒想到，25年前香港人錯失了的一場大型運動，今天竟重現在彌敦道的街頭，在928當天，我忍不住落淚。因為這一次，香港人把握了自己的命運，沒有錯過了。在差不多的時空，雄仔叔叔說了這段話：
「有一個晚上，在夏愨道天橋往下望，我跟身邊朋友說：不枉此生。朋友年青，她看著我，不解。我指指眼下那世界，說：無政府真是可能的。互助、無私，並為此而快樂，內心滿足，是最難能可貴的秩序。莫忘初衷，這是我的初衷。把想像變成真實。守住想像，踐行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