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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又再度當選學民思潮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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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天前,記者致電詢問學民思潮換屆的狀況,固然有意收風猜測各人的參選意向,我當時坦然回答,若有學民同學願意競逐召集人一職,我自會放棄參選,並讓該位同學盡一已之力爭取組織內部的選票支持,反正即使只有一人競逐,也要取得過半票方可當選。

結果,在截止前的一天,也沒有人參選召集人,作為第四年擔任學民思潮召集人的黃之鋒,在再三考量和掙扎以後,還是在參選表格上填了自已的名字。

我知道,在選舉結果發佈以後,不同的負面攻擊將會接踵而來,雖則我仍是只有18歲,曾在佔領期間絕食的黃子悅又當上了發言人,但甚不管是借故攻擊,還是不明狀況而好心質疑,甚麼後繼無人、青黃不接、大佬文化的批評還會出現,這也是我寫下這段文字的原因,盼讓公眾了解清楚,到底參選是甚麼一回事,對學生來說又是怎樣的歷程。

打從2011年成立學民思潮,三年前的那場反國教運動,曾觸動為數不少的中學生投身政治,本來學生參與政治只屬「上到莊」的八大學生會幹事,但一場公民廣場的佔領,還是促使不少學生投身運動,或是加入組織。然而,投身學運漸成一股浪潮,但參與的成本還是高了不少,舉例說,2014年之前擔當發言人/召集人,參與公民抗命或承擔法律風險不是理所當然,要求也沒有現在那麼高。

在那個時後的學民思潮,一則尚在起步和學習階段,只是處理國教和普選等基本議題,二則公眾對我們的期望也沒那麼高,三則公民抗命也不算是常態;但在投身政改運動以後,我們這群學生,便從處理國教這些基本簡單的政治議題,變為處理政改、基本法等憲政問題,甚至需要觸及中港權力界線的爭議,如港獨、自決、修憲等爭議,還有更大的問題,就是所有擔當召集人/發言人的學民仔學民女,便要有不能回中國大陸以及必然被捕的心理準備,這種狀況完全是數年前難以預料的事情,也為未確定前途和職志發展的高中生添上不少限制。

不同於上了莊的大學生,學民仔女聚首一堂的時後,常常笑說我們最多的是中學生,第二便是讀asso/自資院校學士的學生,恆管公大明愛港專一應俱全,有幸讀到八大院校的還是少之又少,據組織內的同學分析,大概是從中學階段參與社運的話,本來不少擺在讀書考試的時間,也去了街站遊行示威會議當中,不是要怨誰,也不是要怪責誰,路是自已選擇。

但是,當你讀asso準備chur爆GPA搏上degree、自資院校defer也是重重限制、中學生還要朝八晚六的上學,被捕的話又要擔心去不了海外升學,我們的應屆DSE考生可是在DSE應考前一個月,每週擺上六小時開會處理各項大小事務,甚至在考試前兩天,還在統籌各區街站工作,犧牲抑或收獲還是自行判斷,但在組織規模擴大,以及處理議題越加複雜時,實在是對學生的考驗,更不要說與家人吵架是家常便飯。

不談經濟狀況和家庭壓力,要用上近乎全職/半職的時間當召集人和發言人,還不是如UGC的大學生那麼容易,雖然參與社運的中學生多了,但在媒體曝光的門檻卻因著政治氣氛變化而大大提高,今天的學民思潮已不是2012年無經驗的學民思潮,那種壓力和與學業的漲力,甚至引伸出對前景的焦慮,還是讓不少人吃不消,更何況是站在幕前擔當組織的對外發言代表。

在這個年頭參與政治,面對政府左報與藍絲等國家機器的招呼,對我來說其實還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不管你是屬於那個派別,理論上同一陣營但不同派別的網民和輿論領袖,也會給予你多番批評和質疑,本來不同路線和派系有著良性競爭本屬好事,甚至偶爾犯錯下經網民提點也能自我修正,但當你在這高度政治化和網絡主導輿論走向的環境下走到台前,過往「見一個__一個」的情況還是司空見慣,被批評和質疑甚至公審也是家常便飯,不慎失言誤判,便會毀了你和組織的聲譽,甚至對組織選你出來的戰友帶來麻煩產生不少內疚的感覺,面對著「同陣營不同派別」還是「不同陣營不同派別」的人批評,以致是惡意和無底線的攻擊。

「一沉百踩」這回事不管你同不同意,也是當今網絡先行的公民社會(不知還能夠稱得上為公民社會)所面對的現實,那種24小時強迫自已追著網絡輿論走向,想著如何抵禦人身攻擊,還不是想象中那麼容易的事,真的很累,更是對心理質素的挑戰,也難怪沒甚麼人有興趣做,直接點算就是選得就預了被人__,自已娘親在網絡被問候也是意料之內,所以向來也說,召集人/發言人根本是「三煞位」。

隨著法律風險增加、組織定位的改變,政治風氣和局勢引致拋頭露面的限制重重,說了那麼多分析觀點以後,也是時後說說為何自已還會參選召集人一職,踏入組織的第四個年頭,當選一刻再沒有甚麼興奮和滿足的感覺,反而接著是無盡的壓力。

四年前簡簡單單地上街喊喊口號,根本沒有想過會參與那麼久,甚至付出那麼多走到現在的位置,對於身旁的人一直見證自已從14歲走到18歲,這種看著自已未成年至成年的成長歷程還算誇張,但在得著很多的時後,犧牲還是數之不盡,校園生活和私人生活在反國教後,基本上已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份,即使上了大學以後,我還是認不出我有那些同學,除了上課、家人和拍拖以外,生活裡近乎所有時間也給了學民思潮。

在2012年起站在這個位置投身民主運動,持續了三年的時間,經歷兩場大運動,還是疲累很難以筆默形容,做召集人最要命的是,當組織在推動某個議題時,手頭上有十萬九千項工作,若戰友不願沒擔當相關工作,或是當了free-rider的話,最後承擔風險和做畢那項工作的也是你,如果組織無人想到下一步如何推動某個議題,「交課」和「構思」的人也是你,被公眾問責的也是你,被公審的也當然是你。

在學民只有十多人的時後,對自已的要求沒有那麼高,但在今天的學民思潮,思考、憂慮和盤算的東西多很多,在這種氣氛下每天近乎全職地工作,應該說每天不計開會接訪問的工作,單是行政和文宣工作也可以天天花我五、六小時,犧牲私人時間是理所當然,「學民等同生活」也是我今天面對的狀況,四年以來我真的有懷疑過為何自已能夠撐下去,除了是家人和戀人無條件的支持,我想就是不知從何而來的意志力和承擔感。

看到這裡,可能網民們會覺得:「__,講到咁辛苦咪唔好做,你都被我地罵到過街老鼠咁啦」,其實你們說得對,若黃之鋒在雨傘運動後退居幕後,按道理不會繼續被人罵,而功利點說在累積兩場運動的經驗以後,花更多時間完成學業,甚至拿獎學金到海外升學,至少不用留港繼續讀OU,理應是更「聰明」的做法(在此重申,至今沒有人給獎學金我到海外升學,我也沒有打算離開香港,所以會繼續讀公大),甚至在這個時後繼續參選根本就是自找麻煩,要知道在六月下旬政改表決之時,根本有機會出現這樣的惡劣情況:「數以萬計港人包圍立法會,民主派卻突然有4名議員轉軚,促使政府「數夠票」通過政改,學民思潮那時雖然「呼籲/參與/發動/不反對」示威者透過XXX行動阻止政改方案成功通過,但行動卻是失敗,政改則在一遍爭議聲中通過。」

屆時,固然政改通過的責任是出賣雨傘運動的轉軚議員,但網上必定會出現一種說法,就是『學民「呼籲/參與/發動/不反對」行動失敗,引致政改通過』,在追究組織責任的風氣盛行下,在退聯以後,我想最壞的打算就是行動者嘗試把「行動未能阻止政改通過」責任歸究在學民思潮身上,結果引致各種抹黑甚至肢解學民思潮的情況出現,攻擊的首要對象當然就是時任學民思潮召集人。

在這種分析、壓力和推演下,繼續參選根本是戇居到一個點,但學民思潮四年以來,加入的人不少,離開的人也不少,組織今天不如反國教般單純輕鬆簡單,亦不如去年暑假有著清晰的目標定位,對於政改表決後如何走下去,根本還是未知知數,甚至除了否決政改外,暑假以後學民會怎樣,還是完全的不確定。

三年年加入學民思潮因著反國教聲名大噪可能幾威威,今天時而世易掛著學民成員身份甚至是你們的負資產,反而吃著不少苦頭,但今天還有不少有心有力的戰友願意留下,雖然不如我那樣承受外間的輿論壓力,但還在今天社運圈子撕裂、網絡鬥爭得白熱化和「無組織」風氣盛行下,繼續願意投身組織和相信組織工作,你們不介意拼命與戰友一同付出,若我捨下組織懸空召集人一職,也實在對不起你們,我想我還有責任去與你們走下去。

還記得兩年前學民思潮定下「投身政改運動」的大方向,隨著爭辯「全民提名」以至「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立下根基,待至「學界方案」在「佔中投票」取得三十萬票展示青年學生在政改爭議的影響力,及後籌備罷課繼而促成雨傘運動,政改尚餘30天便會畫上句號,但願我可與你們一起順利促成政改否決,或在代議士轉軚之時盡最後的努力阻止政改通過。

在來屆任期裡,學民思潮需要處理未來的方向問題,過往作為單一議題組織,從反國教轉至投身政改運動,在政改運動以後應如何走下去,我還未有清晰的思緒,touchwood地說也許當時學民已被肢解得所淨無幾,說到今天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不管怎樣也好,在硬著頭皮還是擔任召集人的一天,我便想在走完政改的最後一里路以後,與戰友找尋延續民主運動的答案和出路,在三年政改未能爭取民主以後,往後我們到底爭取民主,是否脫離政改框架?是否觸及修憲問題?還是介入社區組織工作?

回想起來,泛民一直對學民也有諸多不滿,對於我們監察或是在公民提名上「夾實」有著不少怨言,另一邊箱在社運圈子裡,「本土派」曾說學民是「左膠」的一份子,但聽說所謂「左膠」的朋友也覺得學民「越來越熱狗」,或因個別同學曾參與本土派的活動而擔心學民「有本土化的趨勢」,我不知是否應該說學民落入兩面不討好和兩面不是人的局面。

但其實,學民思潮基本上是填表就可加入的組織,不同於其他沒公開招收會員的團體,那在定期每季/半年招募會員的情況下,所謂自稱本土和偏左光譜的學生也會存在於組織裡面,花上大量精力和時間磨合是必然遇上的因難,也令我在過往四年消耗不少精力和時間,但這也是當初決意脫離小圈子「friend底社運」的選擇。

曾有人說學民缺乏清晰定位,我也不能否認,反正學民本身就是單一議題組織,因反國教而立,後來轉投政改運動,政改以後會何去何從也是未知知數,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政黨那些完整的政策立場綱領,但好肯定的的是,不管自稱是左還是右(說實話很多時後根本不是政策立場上「左」與「右」的衝突),今天還願意留在學民的同學,也是相信與自已不同路線的人也有磨合空間,固然加入得學民也不會左或本土得甚麼程度,但至少自稱偏左的學民人相信可與自稱本土的學民人磨合;同樣地,自稱本土的學民人也相信可與自稱偏左的學民人合作,在組織裡不會視與自已路線不同的戰友為敵我矛盾,與其有左膠說我們越來越本土,有本土說我們根本是左膠,不如說學民思潮就是學民思潮。

四年以來,自覺有不少不足之處,犯下錯誤也要勞煩身旁的朋友補鑊,也曾直腸直肚地開罪不少組織內外的戰友,但在這四年在每個階段,但謝謝你們給我成長的機會,但願來屆任期,作學民思潮召集人時,即使不敢說有甚麼新作風和思維,自已也沒有很完整的論述面對未來的政局,但只盼那種堅定的意志,可勉勵自已與身旁的人繼續走未完的路,在順順利利否決政改以後,若然我們曾說雨傘運動帶來範式轉移,淺白點說就是「香港人我們都回不去了」,那在佔領過後,表決過後,除了繼續喊著「重啟政改」和「我要真普選」外,到底怎樣處理民主運動的框架和策略,這是每個香港人都不能迴避的問題,但願學民思潮可在未來來數個月找到答案。


遲來的肖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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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位立場非常熱血的同事看完有關肖友懷的新聞之後憤憤不平,破口大罵「有冇搞錯!」

「咁大牛龜竟然只有十二歲?你信?宜家竟然仲俾埋行街紙佢?」

然後他又找來高登的片段給我看「喂你睇吓,個肥仔真係週街X人老母,週街恰細路,你唔係以為佢好純良吓話?」

「呢啲人,真係要追擊,要起佢底,趕佢返大陸喎!你話係咪先?」

我淡然道:「千祈唔好。」

「大家睇緊工聯會版本既故事,個小朋友既身世係幾咁坎坷,幾咁賺人熱淚,幾咁令人同情。而家香港幾多攞蠔油既阿叔阿嬸,全部都係習慣慷他人之慨嘅大中華膠。何況重有一大班吓吓都要為新移民爭取福利既純正左膠。你地而家對付個肥仔,即係欺負老弱,邊到有勝算?」

我的熱血同事聽罷拍枱而起:「咁唔通由得件事就咁算數?」

我作了一下噴煙後沉思狀說:「由得佢啦。就算俾你搞走一個肥仔,只要一日有民建聯同工聯會,仲會有更多非法入境兒童陸續有來。」

「而且,我等咗肖友懷出嚟好耐。」我咪起眼睛,看著心有不甘的同事再說。

「用不正常手段獲取居港權既情況已經唔係今日先發生。半山幾多由大陸黎既有錢佬,你唔通以為佢地排嗰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來港?不過嗰一班人有錢有面,出入上等人場合,唔會係你地班賤民之前出現,你地呢一啲蟻民先至唔覺。」

「你地住北區公屋無學位就嘈生曬,你知唔知,而家你去報讀弘立,就算買咗五百萬Bond,肯俾每個月十幾萬學費,都唔一定有書讀。有學位,都俾啲大陸佬報曬。不過呢啲事情係有錢佬之間發生,要做大陸生意,焗住就忍氣吞聲。香港慢慢沉緊,住公屋,攞份頭條日報買麥記既盲毛會知道咩?」

「對住一班港豬,你嗌破喉嚨都冇用,最少要佢地自己切身利益受到影響先有少少知覺。等左咁耐,而家先至有一個肖友懷,經由友善既工聯會打進基層,實在係太遲。」

我的熱血同時看著我目瞪口呆:「一個重唔夠?」

我回頭看著電腦重投工作,一邊說:「多多都唔夠。最好每一間小學每一班都有幾個超齡肖友懷,讀曬啲學位,得閑重打埋你個細路仔,每一個香港人,就算住係天水圍公屋都難逃一劫,咁香港人都重有醒覺既一日。」

肖友懷,努力呀,我等緊你打救香港人。

肖友懷悲劇:香港人也有面目可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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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蘋果日報

雨傘掀開香港人最仗義執言的一面,面對黑社會、警棍、強權,大家犧牲又奉獻,飯碗、金錢、時間、誠意、真心,佔領區彷彿甚麼都有,也教懂香港人其實我們可以是怎樣的人,不希罕成為李嘉誠,我要真普選。從金錢掛帥轉變為緊握理想公義,香港人,正在質變。然而,「香港人」似乎尚有兩個死穴:綜援和居港權。兩面照妖鏡照出香港人面目可憎的另一面。

死穴之綜援,「有手有腳唔好攞綜援」、「啲新移民一落嚟就攞綜援」、「一家四口攞綜援仲好過辛苦做嘢」......我們同情老保安做假證自力更生,不少人捱生捱死拒領綜援,難道與綜援標籤無關?一竹竿可以打死幾多人?如果綜援咁好搵,大把人無執輸排隊申請,其實大家都知道,查收入查資產被逼迫就業被歧視是多麼挫傷,偏偏自己有廉恥而某些人必然沒有,香港人,好一個「別人無廉恥」民族,而綜援制度是按照經濟條件做審查,其實與廉恥無關。

死穴之居港權,多麼諷刺,老婆不獲批居港權的喬寶寶這樣說:「我哋用番一個香港人嘅心去睇呢件事,佢送咗返內地,真係冇人照顧。9年係一個唔短嘅時間,佢逗留9年都想得到一個身份,父母遺棄咗佢,但佢阿婆真係香港公民㗎嘛。」喬寶寶口中的「香港人嘅心」顯然與不少香港人的心迴異,因為不少香港人已未審先判和人身攻擊,還有各種陰謀論搶資源論,把這個十二歲小朋友剷到上天花板,「肥蝗」、「肥人蛇」、「技安」做乜咁快有得番學讀書。姑勿論居港權酌情與否,這個學童多年來的成長環境、學習需要、遣返內地的下場等等,不好意思,勿期望香港人有大愛,連小愛也沒有,香港人所展露的,更像恨怨。

傘下香港,愛恨交纏。催淚彈下、帳篷之中、鐵馬陣旁......香港人在守護甚麼?如何守護?呈現怎樣的姿態?流露怎樣的面貌?我們期望國際社會還有許多更多人支持香港有真正民主,一旦回歸日常生活,對於肖友懷這個成長九年來不獲港人福利並且已經自首的十二歲細路......「你死開啦!」

專訪國泰工會主席Dora(上):空中服務員是工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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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29年、現職艙務經理的Dora笑言當初入行時,對空姐生活毫無想像,投身空中服務員行列,只當作是「搵份工」,「我入行的年代覺得空姐賺錢多,算是高尚行業」,卻不是為了周遊列國,環遊世界。想不到自此與工會結下不解之緣,一直為空服員集合力量,謀求福利,當上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FAU)理事長,還被會員尊稱為「首領」。

到底她是怎樣看待空中服務員這份工作?工會一直如何與國泰進行爭取?

空中服務員升職慢「無機會着黑衫退休」

初入行任職艙務員(俗稱BC),即是我們在經濟客艙中最常見的服務員,再升一級為艙務長則負責協調廚房、提供膳食的流程,而高級艙務長負責為頭等、商務乘客提供服務,全機服務的統領則是艙務經理,管理機上一切服務的流程,什麼時候提供什麼服務,都在經理的掌握中。

Dora說自己「算升得快」,用了17年的青春,由艙務員一步一步提拔至艙務經理。一般來說,由BC升到艙務長,大概要7、8年時間,再晉升為高級艙務長,又是另外10年的光景。現在公司內流傳,若按照正途晉升,入職為艙務員的空姐空少,大都「無機會着黑衫(艙務經理的制服顏色)退休」。

對乘客cut服務 對員工Cut津貼 空中服務質素日下

問及Dora的艙務經理工作,她說她不是那些喜歡指揮屬下工作的類型,反而更喜歡落手落腳,在機艙內服務乘客。派餐、送毛氈,並非乘客在前台看到的簡單。當坐飛機還屬於少數人專利的年代,頭等的機艙服務等同於空中高級餐廳,餐車推到乘客面前切肉澆汁,光是想像已經非常高端優雅。Dora說這種服務現在已不再復見,她將國泰與廉價航空比較,公司不斷減省成本,簡化服務程序,向空中服務員強調,給客人最重要的是「人的服務」,苦的,只是這一群前線服務員。

有些短途機只會向客人提供小食餐,餐盤上提供盒裝果汁,餐車上酒水能不放就不放,除非客人要求,否則連「coffee or tea?」都不許說。Dora說:「客人不會問為什麼坐飛機沒有餐酒汽水,但若同時間有其他服務不能達到要求,客人就會罵道,空姐服務差就不說了,怎麼連XX都沒有?」Dora說,空姐現在極其量只是「飛機上的侍應」,對於空中服務因減省成本而質素日下,Dora很是心痛。

改時薪後靠津貼 空姐為慳家困酒店食杯麵 

自96年國泰將空服員的薪酬制度由月薪改為時薪聘用後,空服員的薪金分為幾部份:每月至少70小時最少飛行時數薪金,加上地勤津貼(ground duty allowance,即每次飛行前到總部briefing的一個半小時的津貼)、外站膳食津貼(meal allowance,若在外地過夜才會有的津貼,視乎當地生活水平而訂),加起來,才會有「公司年年在招聘會上聲稱(空服員)入行每月即有的$16,000至$18,000」,當中佔1/3收入來自各項津貼。如果「等錢駛」,就會「跑鐘」,即飛行超過公司包薪的70小時,飛多幾轉,多了津貼,賺頭賺尾,才會有較豐厚收入。

以為空姐可以寓工作於娛樂,到埗後四處遊玩,Dora說這大都是較年輕一輩,家庭負擔比較輕,才會有心情遊玩,若真的要儲錢供樓養家的,拿了公司給的外站津貼,只會留在酒店吃杯麵。看來衝上雲霄中,成群靚仔靚女把臂同遊的畫面,只會出現在公仔箱中。Dora說,若抱着「周遊列國遊山玩水」的心態入行,切記要考慮清楚,因為這種生活實際是「不存在的!最多只會非常熟悉酒店周圍!」

空中服務員需要對航空安全有一定的知識,並要定期通過實務試及筆試,方可續約。尊業知識、服務經驗、當機立斷,缺一不可。但在Dora眼中,本質上與基層打工仔女一樣,都是付出勞力的工作。站出來集合力量,共同抗爭,要爭取自身權益,都是所有打工仔女共同的命途。

重新思考主流合作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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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主流合作社運動
文/Carl Ratner 譯/語嫣@破土工作室

破土編者按:美國正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所有制轉變?這是《紐約時報》2011年一篇報道的觀點。目前約有1.3億美國人分享了合作社企業和信用社的所有權,員工持股公司的勞動者業主,比屬於私營企業的工會成員總和還多600萬。然而本文不那麽樂觀,作者以美國的大型合作社爲考察對象,認爲在合作社中,當前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已經被公司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所滲透了,這根源於主流合作社本身的內在缺陷,作者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但在現實社會中是否行得通?恐怕還需要更多的鬥爭和實踐。本文節選自Carl Ratner《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The Mainstream Co-op Movement》一文(未發表論文)。

合作社運動成爲對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替代。它尋求在經濟所有權和管理、社會責任,以及自然資源的可持續使用方面發展出全新的形式。我想問的是,在當前的方向和組織之下,合作社是否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用福柯的術語來說,我把合作社當作了一種社會組織和治理的形式。我的論證是,在合作社中,當前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以及觀念理想)沒有能力實現合作性、進步性的理想,盡管它們的意圖是好的。原因在於,主要的合作社組織采取了一種保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傾向,這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是一致的。在那些受到大合作社(leaders)影響的更小的、本地的合作社中,這種政治傾向阻礙了合作實踐的發展。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合作社的形式已經被公司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傾向所滲透了。觀察者不應該被籠統的合作社形式所欺騙,從而忽視了具體的新自由主義特征,這些特征破壞了眞正的合作。本文還要提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爲什麽合作社的形式會被新自由主義政治傾向所滲透?我們的結論是,這種無所不在的滲透是由於主流合作社形式本身的內在缺陷。

國際上主流合作社運動的結構
美國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占主導地位,工人合作社的數量很少(只占合作社企業總數的不到1%),員工也很少(平均只有10個員工)。以下是一些主流合作社的介紹:

(一) 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合作社運動的制度結構是由國際合作社聯盟主導的,它是世界上許多合作社和合作社協會的上級組織,有277個會員。全國合作社商業協會(National Cooperative Business Association)是北美大多數合作社的上級組織,它也是國際合作社聯盟的下屬會員。

國際合作社聯盟通過提供資金支持、資源(報告、模板)、政界關系、會議場地和出版物等方式來影響其會員。

除了直接會員之外,國際合作社聯盟對於其他的合作社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爲它定義了合作社的標准(著名的7項原則)。這套標准大致上被所有合作社所采用,因爲這是唯一一個主要的合作社制度框架,目前也還沒有一個在社會政治傾向上有實質性不同的替代性制度框架。

(二)大型的消費合作社和生産商合作社
合作社運動的支柱之一是大型的消費合作社和生産商合作社,它們對於小型的、本地的合作社有巨大的影響力。這就像在任何一個行業裏大公司主導小公司一樣。大型合作社與國際和國家範圍內的合作社協會也有緊密聯系,通過這種聯系可以向小型合作社施加間接的影響。

(三)娛樂設備股份公司(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
娛樂設備股份公司是美國最大的戶外運用設備經銷商,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擁有兩百萬活躍會員。娛樂設備股份公司的首席執行官Sally Jewell在2013年被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命爲美國內政部部長。

但是,娛樂設備股份公司其實是一個腐敗的公司合作社。

該合作社的一個曾經的店主這樣描述它:
「會員實際上沒有任何發言權,而且董事會修改的章程使得只有他們選定的人才能加入董事會,因爲如果不是受到他們的提名,你就必須收集1%的合作社會員簽名,大概21000個簽名吧,但問題在於,他們不給你看會員名單,號稱是出於隱私的原因。所以並不奇怪的是,參與投票的會員比例逐年下降。2000年的時候,公司關掉了西雅圖的服裝生産設備,把工作轉移到了工資更低的墨西哥。」

2004年,娛樂設備股份公司首席執行官Madsen的薪酬是130萬美元,包括515000美元的基本工資,80221美元的利潤分享和養老保險,6480美元的津貼比如車補,397480美元的年度激勵,以及380033美元的長期激勵。

Sally Jewell是他的繼任者。她作爲首席運營官的時候年收入就有100萬美元。而在2010年做首席執行官的時候,薪酬是228萬美元,差不多是一個普通員工的100倍。而在該公司任職之前,Sally Jewell在銀行業工作了將近20年,最後的一份工作是華盛頓共同基金商業銀行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從1997年到2003年,Sally Jewell也是電力運營商Avista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在她任職的最後一年擁有15600份股票,並收獲了50000美元的董事費。很顯然,這些都不是合作社的工作經曆,也不足以讓她有資格成爲一個好的合作社成員。

娛樂設備股份公司的其他高管也有類似的職業背景,而這種背景代表的恰恰是與合作社相反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利益。這些高管對於眞正的合作社既不了解,也沒有興趣,自然會把合作社帶向資本主義的方向。他們高得嚇人的薪酬明顯違背了合作社的平等原則,完全倒向了資本主義公司的標准。

娛樂設備股份公司比一般的資本主義公司要稍微好一點,它是一個綠色的公司,而且花錢維護戶外娛樂設施。但總的來說,它仍然只是一個由那些執行公司化管理和薪酬的公司經理所運營的公司化合作社,一種假冒的合作社。

(四)CHS股份公司(Cenex Harvest States Inc.)
CHS合作社是美國最大的會員所有制的合作社,也是美國最大的生産商合作社,擁有超過1000家農場合作社會員。但CHS遠遠不只是一個農場合作社,它也是一家主要的能源和食品公司。在它的官方網站上,明確表示它的使命是「增加公司利潤率和股東價值」,這顯然不是一個合作社應該有的目標。而且CHS還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每股一票的投票原則顯然違反了合作社的每人一票的原則。但是,CHS卻是全國合作社商業協會的成員。

CHS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是Carl Casale,此人在2009年到2010年期間是孟山都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和首席財務官,在2007年到2009年是孟山都公司主管戰略和運營的執行副總裁,在2003年到2007年是孟山都公司北美和北部拉美地區分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在2000年到2003年是孟山都公司北美分公司的副總裁。在就任首席財務官期間,他批准了1.5億美元的現金和貿易補貼給拉美的農民,以鼓勵他們使用孟山都公司的「農達」牌除草劑(譯注:一種銷量領先但備受爭議的除草劑)。Carl Casale在2011年的薪酬是170萬美元,而2012年則達到了675萬美元。他在2011年1月1日直接從孟山都公司首席財務官的職位轉到了CHS的領導職位,根本沒有時間去了解合作社的社會理念和經濟理念。

CHS爲商業化肥行業代言。它發布的一本手冊,拒絕改變目前這種大量消耗能源的化肥生産方式,拒絕關於氣候變化的立法。

(五)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Farmer Cooperatives)
CHS是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的成員。並不讓人奇怪的是,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有著和CHS一樣的政治傾向,而且發揮著更大規模的影響力,因爲它是許多「合作社」的上級委員會。

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的主席Charles Conner是美國總統老布什的農業部部長,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是共和黨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農業咨詢師。他和小布什的高級幕僚一起制定了國內和國際的食品、貿易、安全和能源政策,這些政策是親資本家、反勞工的和軍國主義的,比如給大公司提供優惠、削減對於美國最底層家庭的食物補助、逼迫墨西哥政府接受美國制糖業的出口傾銷。

在擔任主席期間,Charles Conner支持孟山都公司於2010年向美國農業部申請批准其轉基因苜蓿産品,2011年1月,奧巴馬政府的農業部無條件取消了對於適用「農達」牌除草劑的轉基因苜蓿的監管。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還反對「恢複幹淨水質法案」,因爲這將導致對農業化學品排放的管制。
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這樣的「合作社」被它的同夥們宣傳爲合作社的典範,但實際上不過是公司資本主義的幫凶。

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社運動:洗刷資本主義的罪行
大公司的資本家以及在他們操縱之下的智庫和政府機構,發明了一種能夠服務於他們利益的合作社運動的形式,我把它稱爲「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社運動」,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運作,並且使資本主義的種種惡行得到合法化。

國際合作社聯盟和全國合作社商業協會與新自由主義巨頭進行合作,宣傳這種合作社是眞正的合作社。例如,國際合作社聯盟最近在2012年10月8日到11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辦了一個「國際合作社峰會」,邀請了像谷歌、IBM、微軟、安永這樣的公司來贊助這次峰會。這似乎有點奇怪:合作社與資本主義公司應該是水火不容的,卻走到了一起。

這些贊助商的政治記錄是盡人皆知的。安永這家會計巨頭曾被紐約法院起訴,罪名是在超過七年的時間裏一直幫助萊曼兄弟投資銀行(譯注: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之一,並因此而破産倒閉)掩蓋其財務狀況,並從中收取超過1.5億美元的費用。紐約法院指控安永曾經幫助萊曼兄弟投資銀行「暫時」消除高達500億美元的資産,從而讓它看上去運行良好。安永經常遭到各地法院的欺詐指控,其中一次在加拿大,安永爲了庭外和解而支付了1.18億美元,創下了加拿大的記錄。同時,安永花費巨資進行政治遊說,2011年的此項開支達到218萬美元,而它的21個遊說者中有20個都是卸任的政府官員。

這些贊助商能夠慷慨贊助這個「國際合作社峰會」,卻從來不會支持進步性的活動,比如占領華爾街、維基泄密、工會或者社會主義群體。原因是很簡單的,資本家只會支持對他們有利的東西。

安永積極參與了這次「國際合作社峰會」,甚至還起草了一份小冊子,名爲《開明的合作社治理:在績效和更廣泛的合作社原則之間取得平衡》。而它所謂的「開明的治理」,不過是給資本主義添加一些人道主義的價值觀。資本主義公司參與合作社活動的目的,和它們涉足有機食品的目的一樣,都是爲了利用這些活動來幫助自己實現利潤最大化。

合作社邀請這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公司參加會議,並宣稱它們是可以信賴的夥伴,這可以模糊人們對這些公司的惡行的印象。

合作社幫助資本主義幹它那肮髒的勾當而不受到懲罰、不引起反抗,因爲合作社能夠「零敲碎打」地起到救火隊員的作用,給那些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送去一點治標而不治本的安慰,同時又不用去譴責資本主義或試圖去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助長了那種認爲可以不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起政治挑戰而獲得社會進步的幻想。

合作社經常在第三世界國家做一些無利可圖的準備性工作,從而讓資本主義公司可以進去獲利。美國海外合作社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的一份出版物中這樣解釋:「城市裏的私有企業對於處理農村問題一般沒什麽經驗。所以,這些企業的老板不願因進入農村,因爲覺得風險很大。但是,一旦合作社開了路,私有銀行和其他機構(雖然它們主要服務於那些高收入人士)就會進入農村,這就會增加商業終端和競爭,會讓農村裏的所有人都獲益。」

重新思考合作社的基本原則
(一)合作社不應只是個體的自願聯合
合作社的基本原則錯誤地把合作社當作一種個體的自願聯合,而不是一種具體的合作性集體。這是導致合作社運動被新自由主義大公司滲透的內在原因,因爲資本主義公司也可以「自願」加入,並且它們本身也是「自願加入」的組織。

國際合作社聯盟於1995年制定的《合作社身份聲明》規定了合作社的定義,並列出了合作社的價值觀:自助、自己承擔責任、民主、平等、公平、團結。在這些價值取向中,合作社和公司的唯一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公司允許一個人根據其所持有的股票數量來獲得相應的投票權,而合作社則踐行平等的投票權利:一人一票。但是,實踐證明,這條民主決策的原則也無法保證産生眞正的合作,因爲它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無法決定産生什麽內容。人們可以投票支持任何惡劣的目標,比如人們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選舉中常常投票反對自己的切身利益。

(二)發展眞正的合作社
並不是民主一定帶來合作,恰恰相反,合作才會促進眞正的民主。所以,在合作社運動當中,民主決策機制只能作爲一個有益的補充,而不應該是關注的焦點。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對於當前社會制度的具體分析和批判。合作社是一種基於特定社會理念的有機結合的社會的改變。但是,國際合作社聯盟給出的合作社原則從來沒有包含這方面的內容,所以現有的合作社形式也就必然會有種種缺陷,並且如此受到大公司的歡迎。這種名不副實的原則實際上幹擾和損害了眞正的合作社的發展。

眞正的經濟民主和經濟公正不能只包含商品生産和交換的內容,還必須采納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有機的、集體性的合作實踐,也就是說,要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限定。在這方面,羅伯特·歐文和其他的合作社先驅者的經驗值得借鑒。羅伯特·歐文比當今的合作社領導人要激進得多,他所建立的合作社運動是與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緊密聯系的。除此之外,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社會理念也值得借鑒。

當然,反資本主義的合作社也可以有原則地與當前體制下的各種組織開展合作,目的在於促進一種和現存機構不同的實踐道路,而不是像現在的主流合作社運動那樣遷就資本主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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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愛爾蘭同性婚姻合法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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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5月22日,天主教國家愛爾蘭就同性婚姻合法化舉行公投,最終以超過六成的支持率通過法案,成為全球第19個、歐洲第14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同時亦是全球首個通過全民投票方式認可同性婚姻的國家。

投票活動於當地時間22日上午7時(香港時間下午2時)展開,在晚間10時左右(香港時間23日清晨5時)結束,歷時15小時。據愛爾蘭廣播電視(RTE)報道,都柏林(Dublin)、里麥利克(Limerick)、華特福(Waterford)等城市的投票率高達60%,接近200萬名選民參與,比一般公投的投票率為高。除了全國各地的年輕人都踴躍投票,數以千計僑居外國的愛爾蘭人亦返回愛爾蘭公投,從倫敦等城市飛往愛爾蘭的機票亦罕有地售罄。總統希堅斯(Michael D Higgins)和總理肯尼(Enda Kenny)均有投票,總理肯尼更在投票前夕公開呼籲選民投贊成票。


總理肯尼(Enda Kenny)於卡斯爾巴(Castlebar)投票

這次公投中,選民就憲法中是否該加入「婚姻可以由不分性別的兩人依法締結」這一條款作出選擇。點票開始不久,就已傳出支持率佔大多數的消息,反對同性婚機構The Iona Insitute 亦提前向支持同性婚團體恭賀。發言人柯恩(David Quinn)在接受愛爾蘭廣播電視時表示,公投結果對贊成一方而言明顯是一大勝利,己方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失望,但也坦然接受結果。他續說:「我們也替上萬愛爾蘭人發出不同的聲音,但沒有政黨反對同性婚姻,從民主觀點來或許是種隱憂。」他表示,往後的工作將會繼續強調父母角色的重要性。


62.1%支持,37.9%反對


支持率及反對率最高的5個選區

公投最終於香港時間晚上2時完成所有點票,議題一如所料獲得壓倒性支持。參與投票的選民中,62.1%支持(超過120萬人),37.9%反對(約73萬人),最高支持率的地區為都柏林東南部(Dublin South East),74.9%選民支持議題。愛爾蘭將在憲法中加入保障同性婚姻的條文,令同性婚姻合法。司法和平等部長菲茨傑拉德(Frances Fitzgerald)表示,愛爾蘭將會在今個夏天接受同性伴侶登記結婚。

這次公投結果并不讓人意外,因為在上週愛爾蘭三份全國性報章的民調中,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數目早已大幅領先反對者。

作為傳統天主教國家,同性戀、離婚都曾是禁忌話題 -- 同性戀在1993年才從犯罪名單上除名,1995年離婚才開始合法--都柏林大學學院現代愛爾蘭史講師菲瑞特(Diarmaid Ferriter)談及此事,表示愛爾蘭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已大幅降低,他說:「現在仍有很多人重視宗教,但我認為,對於教會是道德、性和婚姻問題仲裁者的觀念,已經今非昔比。」

都柏林聖三一大學法律專家多伊爾(Doyle)認為,接下來人們會漸漸適應社會的這一變化,就像1995年的離婚合法化公投,雖然選票數量只以不到百分之一的微弱優勢勝出,但5年、10年之後,人們已經接受離婚是正常的了。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大家會漸漸接受同性婚姻的。

最後,讓我們重溫早前由愛爾蘭各推動平等的機構所組成的聯盟發放,鼓勵愛爾蘭國民帶同家人去支持票的《Bring your family with you》吧:

資料來源:
<愛爾蘭為同性婚姻舉行公投>|NOW新聞台
<愛爾蘭就同性婚姻合法化舉行公投 專家:將獲更多認可>|國際在線
<Same-Sex Marriage Referendum>|RTE

延伸閱讀:
<愛爾蘭同性婚姻公投 預料將通過>|G點電視
<這段關於愛爾蘭同性婚姻的精彩影片可能會令你流淚……>|G點電視
<1995年 離婚才開始合法>|星島日報
<創造歷史 締全球先例 民眾回國投票愛爾蘭公投 同性婚姻>|星島日報
<公投前夕 愛爾蘭:同志婚姻吸引外資>|聯合新聞網
<愛爾蘭教會影響力跌 社會風氣轉變>|NOW新聞台

資料整理:Kaya(女同學社 x G點電視實習生)
編輯:Mo(女同學社 x G點電視義工)

真假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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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持「我要真笑話」,鬧出真笑話,被網民圍插,高志森認為這是滅聲;屈穎妍冷血撐警,被網民圍插,更有人用惡毒言語人身攻擊,高志森也認為這是滅聲。但究竟,網民如何滅聲?

滅聲,就是企圖令別人的聲音消失,或造成這種效果。

老實說,李力持被網民評擊,會有這種效果嗎?網民批評同時,有沒有不準李力持反駁?屈穎妍被網民人身攻擊,「屈穎妍一家應當滅門」你們視為恐嚇,但其實這只是一句惡毒的貼文,沒有表示貼文者有恐嚇意圖(批評前請先看看刑事恐嚇的定義)。但批評和人身攻擊,就叫做阻止屈穎妍出聲嗎?網民亦沒有好像當日針對林慧思老師的人一般,要求其僱主將她處分,利用消費者身份要求僱主利用權力由上而下迫她收聲。她不再在明報副刊出沒,是因為她受不了明報在新聞中對她的批評而「走人」,而非因為網民施壓下被炒魷。網民沒有去滅聲。最重要的是,他們根本沒權力去滅聲。

不依仗權力,怎去去禁止人發聲?看看什麼是真正的滅聲。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上年年尾被傳出禁止學生在校內談政治,又不准學生佩戴黃絲帶。如此事屬實,這就是學校利用權力,無理地限制學生言論及行為自由,無理地滅聲。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我們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佩戴黃絲帶和談政治是學生表達自己的主見,又不是所謂「傷風敗俗」的行為,為什麼要禁止?

如果學校早就規定禁止學生配戴飾物,或不準談課堂範圍外的話題,則是另一個問題。現在這措施明顯針對某一種政治立場的學生。你看,學校內的當權者利用相對下擁有極大優勢的權力訂下所謂「規則」,在學校禁止、消滅一種聲音,一種立場,過份地阻礙學生的言論自由(如果違反沒有懲罰,這禁止也可有可無吧)。在校內禁止戴黃絲帶和談政治已經算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打壓,這間學校的學生請假後參與佔領竟然也要受紀律處分。試問這間學校的學生,在校內被滅聲之餘,人身自由也受到剝削。

所以,別再說屈穎妍被滅聲了。

屈穎妍這種親建制寫手,有建制陣營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網民和一般市民有什麼能力和相對優勢的權力,利用言論消滅一個有權貴撐腰的作家的聲音?網民和一般市民做了什麼達致「阻礙屈穎妍發表言論」的效果?紅衛兵由無權者一躍成為「批鬥無罪,迫害有理」的特權階層,也要有老毛撐腰才敢奪權搶軍械,不斷批鬥,迫到反動份子不敢多言吧?爆句粗、咒罵和侮辱你家人就可以阻止你出聲?究竟是他們掌有公權力,或和權貴「同氣連枝」,令到他們的說話影響到整個政府機關和執法系統針對你?還是你的心靈脆弱到一觸即碎?

如果人身攻擊足以滅聲,藍絲類似「黃屍見一個打一個」、「黃屍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佔街黃屍理應全部槍決」的留言句子,也是滅聲,也是網絡欺凌吧?林慧思、錢詩文等人都是我口講我心,結果被藍絲針對、聲討,也是滅聲,也是網絡欺凌吧?那麼是不是要立法「滅」掉所有「對人不對事」的「聲」?

滅聲背後通常是在當時情境下有權力優勢的人,才能玩的把戲。

所以,請別亂用滅聲這個字去扮可憐。不過,建制一方的人一向很喜歡亂用字眼,例如高志森說網民「以言立罪」,「以言立罪」是操控司法權力者才有機會做到的,想煽情也請你煽得靠譜一點好嗎?

對抗以色列壓迫 巴勒斯坦足總要國際足協凍結以色列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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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國際足協大會將會舉行。到時除了國際足協會長選舉這重頭戲外,亦會討論巴勒斯坦足總要求凍結以色列足總在國際足協會籍的提案。

巴勒斯坦提案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巴勒斯坦球員和球隊的行動常受以色列官方無理阻攔。事實上,巴勒斯坦的兩片領地——西岸和加沙——被以色列所分隔。因此,球員如要由西岸到加沙或者由加沙到西岸,以至在西岸地區內移動和出外集訓比賽都不時受到以色列保安部隊阻攔。

過去兩年,國際足協其實已就巴勒斯坦球員的行動自由問題在以巴雙方之間做協調工作。但顯然巴勒斯坦一方不覺得情況有顯著改善,故希望凍結以色列足總會籍的提案能解決問題。對以色列足總來說,有關問題顯然不是它能控制的。因為阻止巴人球員行動自由的是以色列的保安部隊。

巴勒斯坦一方當然不會不清楚以色列足總無權過問以色列保安部隊的處事手法。但提出凍結會籍這一招是針對以色列的BDS運動(BDS Movement)的一部分。所謂BDS運動,即是希望透過抵制(Boycott)、撤資(divestment)和制裁(Sanctions)等手法向以色列施壓,迫使該國放棄持續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而在競技運動上制裁以色列也可算是BDS運動的一部分。早前巴西政府決定不與以色列一間名叫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Systems的保安公司簽訂與主辦奧運相關的一份價值逾二十億美元合約,就是BDS運動的一場小勝利。

昔日南非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時曾一度被國際體壇孤立。但以色列後台比南非要強,再加上不像南非一樣有白紙黑字在運動場上名目張膽歧視巴人的措施(例如有以色列國籍的巴人可以效力以色列國家隊),故純粹因為以色列的官方做法以爭取各國足總支持今次的議案並不容易。

然而,在巴勒斯坦足總提出的不滿當中,有些是跟以色列足總有直接關係的。首先,原來有五支參加以色列聯賽的球隊根本就在以色列在西岸的佔領區內。嚴格來說,以色列足總無權管理西岸地區的足球。容許這幾支球隊參加以色列聯賽其實就是奪走了巴勒斯坦足總理應擁有的權力。此外,巴勒斯坦足總質疑以色列足總沒有強硬處理以色列國內足球的種族歧視問題。雖然以色列足總是中東唯一一個有頒布反種族歧視守則的足總,但它對於惡名昭著的比達耶路撒冷(Beitar Jerusalem)球會卻被質疑未夠強硬。比達耶路撒冷的球迷向來敵視阿拉伯人。因此,該隊從未起用過阿拉伯人球員。甚至連非阿拉伯籍的伊斯蘭教徒投效該隊,也會令該隊的極右球迷嚴重不滿。

很有可能成功連任國際足協會長的白禮達在國際足協大會前十天左右曾到當地調停雙方分歧。表明不希望就議案進行表決的白禮達在見過以色列右翼總理內塔尼亞胡後,即聲言要搞一場由以巴雙方對陣的和平比賽。但白禮達調停後不久,巴勒斯坦足總就指巴勒斯坦國家隊一名球員在五月二十一日隨隊準備由西岸出境到約旦轉飛突尼西亞集訓時,曾被以色列方面短暫扣留。

另一方面,曾任聯合國巴勒斯坦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的Richard A. Falk、著名左翼學者Noam Chomsky和英國導演Ken Loach等十九人在五月中發表了一封聯署公開信,呼籲出席國際足協大會的各國足總代表支持凍結以色列會籍(http://goo.gl/dmcof3)。而以色列足總則希望柏天尼領導的歐洲足協表明立場反對議案,以保住會籍。

如有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代表贊成凍結以色列會籍案,即是該議案獲得通過,到時以色列各代表隊都不能夠參加國際足協旗下的賽事。

延申閱讀:http://goo.gl/cQXBtt


子華真正的滄海遺珠:沙甸魚殺人事件(一九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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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電影當真沒有修復版嗎?畫質太過凶殘,慘不忍睹。但是,子華演活了沙甸魚對變幻莫測的世界所顯現出的焦慮與毫無方寸。

這是一個荒誕劇,現代化的生活,現代城市是一種最大的荒誕,心靈永遠被壓榨,人只能服從社會的指令,定期吸食虛假需要的鴉片,還滿以為苦樂相隨。沙甸魚不希望自己變成如此,一個超級市場售貨員為了不被世界改變,為了保留自己所認知的一切的價值,他把自己的房子堆滿罐頭,壓縮過的食物,可以延伸至時間,關係,感情,記憶,因為外面的世界變得太快,快得也來不及壓縮了,儘管最後沙甸魚發現一個可悲事實:罐頭都會過期,但他還是勉力將房子變成自己心靈的碉堡,或者是地下室。這個連女朋友都未曾踏足過的所在,象徵沙甸魚不容任何人進入自己的內心,同時亦拒絕過份投入外面的世界。

雖然以今日標準而言,沙甸魚是一名毒男,不過沙甸魚的角色塑造上卻不盡然,他更像一個失去安全感的人,被逼棲身於世界的失序亂流裡,不求有功,不求有過,最好不求在他人心裡存活。他覺得與任何人的觸碰都如有刺玫瑰,他尚能夠判定那些關係是好是壞,但大致而言,那些對外的接觸對沙甸魚來說是壓迫一種。上司要他升職,他甘願只當一名普通售貨員,女友要他供樓結婚生兒育女,逼得沙甸魚硬生生壓下情欲,因為他知道自己那廢墟般的生命,拒絕重建。正常人會認為把廢墟清理好便能迎接美好明天,可是沙甸魚認為他的生命本來就是一堆亂石,塵埃,與泥土,有時一絲微風輕輕掠過,已是他最大限度的容讓。

不少人有時會覺得,自己認知的一切,每個人的小世界,竟會變幻至此,某些時刻我們會感到疲累,生存如果是一場遊戲,它便是一場沒有任何規則的遊戲,或者你以為有法則可循,為尋找到法則而竊喜,事實卻都是騙你的。荒誕是每個人窗外狹窄的風景,我們探出頭遠眺繁華的實相,只有一片灰色的雨天。

電影的編導都不算有名,反而負責音樂的劉以達令我眼前一亮。可能為了配合這部揭示人物強烈焦灼感的作品,他編的背景音樂很實驗性,結他的掃chord可以形容為支離破碎,不時混入男女聲的嘶叫,可能很多觀眾未必明白這背後的意義,簡單理解便是呈現角色的混亂情緒吧。當然,這部電影本身的手法都挺實驗風,一看便知不會有好票房,然而這部電影的價值,探討的命題,回到二零一五年,竟然感覺合時,這多麼可怕的社會啊,自以為進步發展,是磚頭多了,鈔票多了,我們的靈魂卻總滯留在,不該滯留的地方。

黃子華從影以來,經常演出爛片,鬼片,對電影的自嘲,是子華棟篤笑一個常見題目。有時也會為他抱不平,他的電影應該有更多的關注,例如這部沙甸魚殺人事件,他演得很用心,當年他留的髮型很薯仔,但有真誠。

電影《念念》的文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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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是講述一個海島的故事,由李心潔飾演愛說美人魚故事的母親,因為丈夫脾氣暴躁,更重要的父親埋沒子女的天份,不讓他們自由發展各自的喜好。於是媽媽便在狂風巨浪中把女兒帶離綠島,卻留下了兒子在綠島生活,血濃於水的兄妹於是分開兩岸居住。

《念念》以親情為主線,愛情為副線,但我認為電影更關懷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文情懷。電影利用源於文學的創作手法─魔幻形式創作,作品藉著魔幻形式,而創作中往往最重視是背後的寫實。文學的創作手法不再限制於小說的專利,尤其現今的文學作品可以借助光影、聲畫配合,表達小說中細膩的情感,以詩意的手法表達人與人、人與周圍環境的神秘關係。

電影取景於台灣的一個小島名為─ 綠島,除了是小島的純樸的氣氛適合兒時兄妹二人成長環境,綠島其諧音「陸」,不禁令觀眾想起大陸與台灣之間神秘而又模糊不清的關係。記得在電影中曾經有一句這樣的話:「我以為我是很想念綠島,誰知去到那裡一切都變了,原來我一直想念的不是那個地方,而是在那裡有過的記憶。」電影在細膩的位置中散發著台灣人獨有的思念,刻上了「台灣製造」的電影,從電影中細微的位置都能感受到詩意的猜測,電影湛透著對兩岸關係─ 人文情懷的關切。

電影中的文學─魔幻現實

魔幻現實主義最早源於西方現代繪畫流派,而在拉丁美洲發展為文學的創作方法,利用文字繪畫描述出色彩繽紛的魔幻世界。在《念念》的鏡頭運用,拍攝著台灣的大自然風景,藍色的天空、藍色的大海、綠色的小島…… 鏡頭拍攝這色彩斑斕景物,於電影院的大銀幕播映,於大城市的觀眾而言,這些亮眼的色彩,繪畫般的影像投射,就是將帶我們進入有別於都市現實生活,一個具有神秘色彩的魔幻世界。

「魔幻」會與神話傳說連繫。《念念》中育男育美的母親經常和他們說著美人魚的故事,那是一個很久很久的故事,美人魚離開了深海,一直向著人類世界游向。美人魚故事在電影中透過母親的獨白重覆多次,令到觀眾漸漸地進入了一個童話的美人魚世界,以一個主觀的童趣眼光代入看待電影的魔幻世界。《念念》以美人魚的故事穿插整套電影的敘述,將育美育男長大後的現實生活與夢幻故意地混淆在一起,是透過魔幻表現電影對人與周圍環境的理解和認識。

除了人與周圍環境之外,電影亦透過潛意識的平衡時空的對話解釋人與人的關係。《念念》藉著主角與已過世卻又最思念的人一場場的對話,解開了他們的心結,阿翔與父親在海邊釣魚、育男避雨走入神秘酒館與母親對話… …他們二人同時內心對小時候父母親拋棄自己內心懷有恨意,儘管時間流逝長大後都不能釋懷,但生活會教人長大,當他們人生遇上重要的交叉點 (阿翔不得不放棄拳擊) ,而要使他們面對自己的一直藏好的傷痕,電影便安排打破時空的對話使他們明白到要放下內心的執著。恨意不是表達愛的方法,能夠寬容、體諒才是對往生想念的人表達愛的最好的方法。在電影的情節上,看起來是奇幻且又荒誕的,可是電影早就故意營造出一個魔幻的世界,所以所有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事,在《念念》都成為了「可能」。

專訪國泰工會主席Dora(下):空中服務員工會抗爭年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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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是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FAU)的理事長,她笑言在飛機上她有兩個身份,一邊工作,一邊接受會員查詢和質問。FAU年年有行動,工會不論在空服員間,還是在社會層面,都具相當的認受性,而且更是少數與公司簽署集體談判權協議的工會,自八十年代,已經與公司簽下多項協議,如保障員工在9小時以上工作後有一天休假(俗稱G day, guaranteed day-off),及每天飛行不多於2站,國泰員工的加薪水平更是香港大企業的指標。

國泰不尊重集體談判 出賣員工奇招百出

雖然工會與公司每年有年終談判,可以與公司商討員工待遇、津貼、飛行時間等,但Dora聲言這不過是假談判。嚴格上以國際水平來說,FAU與公司的協議未完全符合集體談判權的全部,從93年工會組織了一次大罷工後,與公司決裂,不少公司政策實行前均繞過工會,影響深遠的政策,如96、7年期間推行時薪制,於外站聘請海外員工等,都沒有經過與工會的諮詢。「當年適逢移民潮,公司稱不如在溫哥華建立外站啦,同事就覺得,移民了也可以繼續保留工作,挺好的,於是就沒有多加反對。」到公司漸漸在世界不同角落建立外站聘請薪酬較低的員工,香港員工才開始意識到工作機會逐漸被取代,原來又是公司出賣員工、減省成本的招數。

直至09年,公司更加偷偷試行取消每月70小時最低保障時數的規定,影響空中服務員的薪酬,經工會動員會員的一輪抗爭,最終取消措施。很多人對去年年底FAU反對加薪2%的行動記憶猶新,其實FAU的抗爭絕不止於新聞鏡頭前。七、八年前,國泰推行High density program,看準了一群媽媽輩員工希望天天回家看孩子的心態,參與計劃員工可以只飛短途,條件是簽署同意每一日可飛超過三站,明顯有違與工會簽下每日只飛不多於兩站的協議,既削弱工會,也剝削員工,幸得工會周旋,才令這個計劃取消。

工會抗爭 只因工人都是命運共同體

11年年底,國泰單方面公布加薪2%,更改航班組合,逼使員工做「攞命更」,要求員工通宵工作之餘,亦減省了空服員應得的外站津貼,因而引發工會工潮,雙方在勞工處展開歷時20小時的馬拉松談判破裂,幾乎展開工業行動前才達成協議。Dora笑中有淚,捱過眼瞓、見識「戲劇場面」、差點被公司「裝彈弓」後,終成功限制公司在海外設立外站聘請的員工不得超過本港員工的15%,以及改善通宵「攞命更」安排。事件之初,公司態度強硬,工會甚至成立工業行動顧問團,出錢在的士車身賣廣告,以爭取社會大眾的更多支持。

「打工仔好慘!」Dora說,「航班組合影響津貼安排,對我們(空服員)的影響更加重要!而且國泰作為大企業,它的加薪比率有指標作用,影響全港打工仔女!」在Dora眼中,不論學歷,不論工種,工人們都是命運共同體。

文:職工盟幹事黃筱媛

是否「中國人」並非香港人悼念六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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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城事件發生將近二十六年,不知從何時開始,在香港談六四,總是伴隨著各種爭議的聲音。由出自親共人士口裡,已經說了很多年的「六四冇死人」論,已至近年「本土派」的「中港區隔」論,甚麼不要悼念六四、放下大中華六四情意結,更有「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之說,叫人只需關心香港的「本土」民主運動。那種所謂的「大中華」與「本土」二元對立之爭論,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一點,由於人的天性,抑或是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人們對外界事物的關注程度,一般來說,是與那件事物和自己的「距離」成反比例。即是說,人們會比較關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工作場所,然後再到社區、城市、省份、國家、大洲、地球和宇宙。所謂的「距離」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距離,還可以是血統、種族、宗教、文化、歷史、政治或經濟上的距離。

一個人可以擁有多種身份,雖然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由近到遠出發去關心外界事物,但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完全處理好與自己較相關的事務,才去關心其他的事務。就算香港有大量社會問題未解決,也不代表我們要完全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才去關心更遠的事情,因為較遠的事情有時候反而會影響到較近的事情,它們亦會互為影響。例如,香港人除了關心本地的事件之外,還會關心中國大陸的維權事件、美國9.11事件和馬航劫機事件。

言歸正傳,香港人悼念六四可以出於不同的原因,並不單純是從「華人」、「中國人」或「香港人」的角度出發,裡頭其實還包含著從「人類」或「世界公民」的角度。「身份認同」這樣東西是感性主導的,香港人悼念六四的心情,是複雜的,也是簡單的。

悼念六四是從本土出發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某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六四」一事上。1989年,當時距離主權移交還有八年,「六四」令香港人政治覺醒,渴望透過本土民主化來保障香港的利益。當年香港各界大力支援中國大陸的民運,不單是為了中國大陸的民主,更重要的是為了香港本土的民主,希望連結大陸的民間力量,迫使中共放棄獨裁,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的試點。

廿多年來,香港人可以談六四,而生活在大陸的人則不能談,這就是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別,而這種兩地的分別,建構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試想像一下,如果沒有1989年的一百萬人大遊行,沒有過去25年來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香港人在過去廿多年爭取本地民主政制、對抗不義政權的決心,究竟從何而來呢?每年悼念六四,也是香港人反思本土利益的好機會,同時播下民主的種子,是香港人的公民教育,催生了反廿三條、五區公投、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等社會運動。

是否「中國人」並不關鍵

有些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有些不認同。就算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未必認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中國」一詞可以泛指「中華文化的中國」,抑或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等。總之,香港人對「中國」有一份獨特的感情或感覺,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由於中共所犯下的暴行,而令一些人不敢自稱為「中國人」,實在是非常可悲。

撇開香港人是否「中國人」的問題,從客觀上來看,香港和大陸都正被中共管治,過千名解放軍駐守香港,特首和高官都要由中共政府任命。兩地人民在文化和經濟上的交往頻繁,在這個政治和經濟局勢底下,香港和大陸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

不論你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了香港的利益,也需要關心中國大陸的事務。比方說,你家旁邊的單位起火,不論你怎樣「區隔」也好,濃煙和熱力也會影響你自己的單位,更何況是兩個單位本身有一部份原來是打通了。

追求普世價值的六四

民主和自由是普世價值,自稱支持「普世價值」的香港人,也應該支持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爭取民主和自由,而不是說甚麼「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的「本土」論述。

六四屠殺是一場反人類的暴行,任何人類也會覺得痛心和悲憤,應該予以譴責。中共更企圖改寫歷史,向香港的下一代洗腦。維園的燭光就是告訴中共以及全世界,香港人是不會忘記這段血的歷史,不容中共掩飾真相,香港的下一代會繼續抗爭下去,發出良知的呼聲。

香港人每年悼念六四,就是在各種複雜的心情底下進行。六四屠殺是中共其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在政治上,香港正被「大陸化」,若香港在未來也淪陷掉的話,類似的事件也會在香港發生。悼念六四就是一種提醒,讓公眾反思極權有多可怕,民主有多重要。同時,能夠聚合一鼓力量去爭取香港的民主。

悼念六四,叫喊浪漫的口號的同時,我們要將這份對理想社會的堅持,放到香港的民主運動裡,才是承繼六四英烈精神的表現。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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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分別於 2012 年 10 月及 2013 年 12 月推出「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項目(居住環境惡劣津貼項目)和「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生活津貼項目)。居住環境惡劣津貼項目惠及 58 997 人,當中包括 9 605 位 11 歲以下兒童,涉及津貼金額約 1 億 5,000 萬元。

2015年計劃

關愛基金在2014年12月30日宣布,於2015年1月2日再次推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援助項目。

基金預留了約4億6,800萬元以推行項目,估計約有53 000多個住戶(約126 000人)可受惠。相比起基金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期間首次推行項目,再次推出的項目將調升各級津貼金額以及就4人或以上住戶增設一級金額,以照顧較大家庭的需要。經調整的金額為1人住戶4,000元、2人住戶8,000元、3人住戶11,000元及4人或以上住戶13,000元。

申請資格

住戶人數 指定住戶入息限額(元) 過去3個月平均每月租金上限(元)
1 9,670 4,835
2 14,970 7,485
3 19,820 9,910
4 24,750 12,375
5 27,490 13,745
6或以上 30,780 15,390

綜援家庭

現有綜援家庭的「其他健全成人」標準每月金額為$2,155,其他各類補助金(由2014年2月1日起生效)有:

單親補助金 : 每月金額為300港元;
社區生活補助金 : 每月金額為285港元;
交通補助金:每月金額為245港元;
院舍照顧補助金:每月金額為285港元。

估算比較

申請資格的租金上限相當於入息上限的一半,符合傳媒估計,私樓租金佔家庭入息近半。

若將生活費 = 住戶入息限額 - 租金上限 ,則每戶生活費約相當於2013年貧窮線,例如,4人家庭的生活費為 $12,375 ,貧窮線為 $ 15,400 。其每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接近綜援受助者水平。

若以關愛基金每年推出一次紓援措施計,其每人每月受惠約為300元,約相當於綜援的補助金。

後記

若以自由經濟學原理論,香港的失業率低,勞工不足,在職貧窮理應降低,政府應可以更慷慨地作出援手。但問題並非如是。「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援助項目反映低收入人士,除了獲配公屋以外,沒有任何出路。

林一峰:音樂眾籌由市場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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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本月中歌手香蕉奶在眾籌平台「音樂蜂」推出個人專輯計劃,擬籌集12萬港元製作費,於網上引起激烈爭議。有人認為香蕉奶是借雨傘運動「上位」,更有人質疑音樂蜂的本質和運作模式。音樂蜂創辦人林一峰向獨媒表示,眾籌的理念就是將主導權交予消費者,計劃上架後便由市場決定是否值得支持,音樂蜂只會評估計劃的可行性及提供意見,而至今沒有拒絕過任何計劃。

音樂蜂在今年2月底正式成立,音樂人可提出工作計劃,於此平台籌集資金完成,至今已有4個計劃成功集得所需金額,包括林一峰、林二汶、黃靖的專輯計劃,以及獨立音樂節「天台音樂祭」,全部超額完成。林一峰指正在提交中的計劃有大約有20個,大部份是獨立音樂人,而音樂蜂推出至今未曾拒絕一個計劃。

僅評估計劃可行性

對於有人質疑音樂峰於集資過程中有主導角色,林一峰解釋,音樂蜂團隊只會評估該單位是否能履行計劃中的承諾,也會就計劃的可行性、完整性、製作及行銷提出專業意見,盡量確保成品符合音樂工業標準。「譬如說,如果是比較新的單位,沒有製作經驗,我們會提供想做哪類型的音樂大概的經費是多少等資料,再讓他們選擇。」

也有質疑音樂蜂的遴選過程不透明、只接受有名氣的音樂人提案,林一峰說不論是大型音樂廠牌,或是一人單位也歡迎提案,只要與音樂有關便可,之後發展交由市場決定。他續指所謂的「名氣」只是音樂蜂評估該單位能否實踐計劃的其中一項因素,因為這些音樂人已有作品,「可以交到貨的機會也會相應提高」。他舉例指,外國的音樂眾籌網站例如PledgeMusic,入門要求是在Facebook有10,000名fans、須提供demo等,也是作評估的用途,而音樂蜂也鼓勵音樂人製作簡單demo,以顯示誠意和基本製作概念。

被問到音樂蜂會在Facebook專頁、網站推介正在募資的案子,會否影響消費者判斷?林一峰指一如媒體運作,編輯會有自己的選擇,重申最終是否支持計劃是消費者的決定。至於網民對香蕉奶的音樂的批評,他回應指「No one can judge your art」,集資就是希望有更多資源做出更好作品。

香蕉奶昨日回應

香蕉奶昨日撰文回應種種指控,表示「香蕉奶」、專輯計劃與雨傘運動無關,又提及當時音樂蜂公開邀請音樂人,並主動聯絡他,正好配合他製作個人原創專輯的目標。他認為音樂蜂是讓音樂工業更健康運作的模式,亦指出會讓市場決定計劃成敗,他會於6月頭開始錄製歌曲。

珠海新傳系被轟落後 校方定六四下午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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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珠海學院再鬧出新風波,繼早前有學生因不滿校政,在校內多處張貼標語後;近日學院再有同學自發組織「珠海學院新傳政策關注小組」,促請校方關注新傳系系內政策一直積存的問題,包括系方提供與新聞相關的實務科目嚴重不足、教學設施落後、行政透明度不足等問題。而校方一直未有就事件作出任何回應,至昨日(5月23日)下午四時,校方向新傳系同學發送電郵,選擇於六月四日下午2時邀請學生與校方回校對話。

珠海學院在上週任命李焯芬為新任校監,俞肇熊教授為新任副校長,事隔數日,有學生於校內各處張貼多張不滿校政的標語,矛頭直指新聞系的老師。

學生成立「珠海學院新傳政策關注小組」

同學在5月21日自發成立的「珠海學院新傳政策關注小組」張貼的標語出現於校園,批評校方未有就學生提出改善系內政策及檢視課程的兩點訴求作出回應。關注小組召集人梁樂祈於傍晚發出聲明,表示成立關注組為喚醒同學對新聞系一直積存問題的關注,又列舉出五大問題,包拮「課程走向社會政治學」、「缺乏校內實習課程」、「行政透明度不足」、「教學設施落後」及「實習遴選機制不公」,揚言校方若不回應訴求,會考慮發動罷課及罷交學費。

標語中包括:「新聞系走火入魔,淪為社會政治學」,學生不滿新傳系有名無實,選修科中多達六成和新聞科目無關。其中「全球合體社會學」更曾多年未開班,學生表示無法忍受新傳系頓成社科系。此外,有學生又指校方在安排實習上分配不供,甚至有偏私之嫌:「愛將無料扮四條,遴選無標準,實習有篩選。」更有學生對獨媒表示,「實習位」多年來都嚴重不足,有些更被迫派往作區議員助理及其他和新聞無關的工作。

珠海新傳系在三年級時會要求學生選擇平面組或電子組,今次事件中有學生批評分科是「大錯配」。其中平面組更需要必需參與編寫「珠海新聞」,學生不滿負責該刊物,來自內地的副教授柯達群的編採方針。如嚴重干預編採內容及多次使用藝人如王祖藍結婚和方力申作頭版,學生表示這如同「四年課程學做娛記」,但校方已派員即日清理標語。

校內新聞系系會又曾就相關事件與系主任皇甫河旺會面,皇甫河旺質疑學生受老師指使,他又稱「即使幹事會將意見收集好,校方都不會受理,幹事會的工作只是要將活動辦好,而非作為學生及校方之間的橋樑」。

「珠海學院新傳政策關注小組」Facebook 專頁顯示,校方一直未有正式回應訴求,至昨日下午四時,校方才突然向全校新傳系同學發送電郵,表示因應同學近日對系內的關注,定於六月四日下午2時邀請同學與校長、教務長及新傳系相關人員進行對話,但電郵則未列出系方具體出席人員的名單。目前新傳系約500名學生中,已有逾150人參與聯署。

校園白色恐怖 關注組擾校方秋後算帳

召集人梁樂祈質疑校方將會談定於六月四日,「碰巧」與支聯會六四晚會相撞。他質疑為有意淡化媒體關注。他又質疑電郵內容含糊,除了未有具體列明會出席的校方成員外,亦未有列明會否允許媒體到訪等資訊。他又期望校方能夠承諾不會對參與會談的同學秋後算帳及無理革除同學的校籍,以釋除參與者的疑慮。

梁又指過往校方曾無理革除一名學生校籍,令校園從此彌漫著一股白色恐怖,希望籍著是次機會能與校方好好溝通。梁樂祈又認為校方應給予同學對等的條件,共同商議會談的詳情,包括日期、舉辦的形式等,避免最後淪為校方單方面主持的局面。

珠海新傳系一直備受爭議,在2013年時已有四年級學生不滿民意調查一科的負責老師梁德民,指他迫令學生「交數」。而在去年,更爆出身兼幫港出聲召集人及該系教授的鄭赤琰「高薪」招聘學生為該組織工作,鬧出軒然大波。有學生對獨媒表示,學校的拍攝和製作的器材落後,錄影室的面積比小學課室還要細,沒法製作高清製作。

而另一位不具名、就讀新聞系四年級的同學則表示,校方提出的日子未盡完美。她表示體諒校方希望學生能完成期終試後才出席會談,但各同學在放假期間已經安排了不同的活動,擔心出席的人數較低,屆時校方又會以此質疑同學提出不滿,但又不主動作出關心及對事件表達意見。

新校舍多次「遙遙無期」

位於荃灣海濱花園的珠海學院,校方聲稱將於2016年完成興建位於屯門青山灣畔的新校舍,屆時可容納四千名學生。新校舍將備有研究中心、實驗室和體育館等設施。而校方亦將擴大辦學規模,將加開六個新課程,包括廣告及企業傳播、傳播及跨媒體、中文文藝創作、建造工程管理、國學碩士和建築碩士課程。惟新校舍被批評一拖再拖,有舊生指出,在2008年入學時,校方已聲稱有新校舍的計劃作升格大學的準備。


私人飛機霸佔國際機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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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蘋果日報

今日睇到單私人豪華飛機差少少墜機既新聞,我終於明白點解我地既機場會就黎飽和,或者我地點解要每人夾錢起三跑的真相。

睇番早年民航署數字,原來機場內私人飛機升降由11年6,424架,12年到8,138架,今日報導講到上年已經升到9,117架,3年內增幅成42%,已經佔左香港整體航空升降架次2.3%,成為香港最主要增長的航班類型。

一年佔成九千幾架班次呀大哥,原來一年咁多餘每程兩個接到你1.8萬個有錢佬,如果俾番啲地方出黎俾普通國泰300人機用,現有機場一年就已經接多273萬普通客人,重駛鬼起三跑?

私人飛機咁升法,我地機場既載客效能好快會被日漸侵蝕,拎1400億起埋個三跑都冇用。怪唔之得成日話機場就快飽和乜乜乜,不如將成個赤鱲角機場俾哂你地班漢能蒙能阿里巴巴富豪玩奔支機啦。到時機場清一色都係富豪,香港又可以威威咁吹下自己提昇左幾多競爭力,好冇?

私人豪華飛機霸佔飛香港機場資源,重要不停扮有需求要香港人夾錢俾你起第三條跑道,你班中港富豪既豪華飛機同蝗蟲有咩分別?

無樓又無機既我的確好唔明白,點解有人會咁bad taste要0係私人飛機傾生意架,其實有野唔可以去酒店傾? 成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唔係已經話好重要一定要留俾富豪打golf 傾生意?呢啲就係傳說中既暴發戶嗎?定係佢地有好特別既話題,一定要0係離岸萬里高空傾?

先唔講你墜毀機場對香港既聲譽同競爭力有幾大影響,你知唔知你兩條友自己包一程,已經製造左幾多碳排放污染,加劇全球暖化?

就算你係要破壞地球,係要私人飛機上攪離岸生意派對,都可唔可以死遠啲去石崗機場? 唔好攪到個國際機場亂哂?

但最荒謬既係,點解今日我地個城市,要淪落到為左配合班中港暴發戶既特殊癖好而發展三跑?今日迎合你地既一己私利,明日將是我地國際機場既末日!

要對付浪費香港機場客運資源根本好簡單,我建議應立即發起開徵一程20萬的暴發戶環保稅,一年就多番20億收入作補償。長遠而言應該研究騰空番私人飛機既位出黎俾普通客機,提昇機場承載力,我地要既係一個better 唔係bigger airport,私人飛機行開啦!

點解男人咁鍾意玩制服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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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曾經係屋企上過成人用品網站或者直頭行過上有關嘅樓上鋪,你唔難發現除左安全套同電動陽具之外最多既應該就係制服。唔同動漫節果種COSPLAY扮動漫人物,成人用品鋪上既制服好多都係護士、警察、空姐、OL之類。就算男人口裡說不,但如果有一個女朋友願意同佢係夜深時份係床上玩制服誘惑,我相信天下間冇邊幾個男人會拒絕,就算一套明明用料好差但賣成五六百蚊一套都好,只要女朋友肯著的話男人點都會盡快搵一套返黎。到底一套制服點解可以挑起男性咁大既性興奮?

  護士同空姐都係由女性為主既工種,特別係有關既宣傳同廣告仲有電影等等都會搵最靚果班去做返個角色既影響下我地都會將護士空姐依類工種同靚女掛勾,加上平時可以接觸到佢地都只有係醫院同飛機之上,佢地嘅神秘感就只會有增無減。當一位著住相同制服既女性瞓係張床等你去寵幸,男性好自然會當左佢地係真既護士或者空姐,內心果種控制同擁有既慾望自自然然會燃燒起黎。同樣係一位靚女,當佢著住一套護士服同裝修技工制服既時候我相信你會更喜歡佢果身白衣天使既打扮。

  另外幾種好受男性歡迎既打扮就係女學生、女教師、女警察。其實對女學生女教師有情意結係好正常既事,一黎中學時期正正係我地踏入青春期既階段,對異性同性都會產生好奇,而身邊既同學仲有老師就係我地接觸得最多既異性。每個人係求學階段都會有過暗戀,對像通常係同學;而好多人既初戀又係學生果陣發生,咁女朋友自自然然又係個學生妹。正所謂「初戀無限美」,再加上學生妹代表住年輕,我相信除左私煙著校服係會有反效果之外,又有邊個男人會唔鍾意?而女教師同警察多少都同男人鍾意征服有關,教師係學生時期係學生們既「阿頭」,而警察就係代表住執法者。兩者都係一種權力既代表,如果可以將佢地壓倒於床上就會有一種成就感。女性覺得咁好無謂咩?試想下如果吳尊金城武甘願拜倒係你石榴裙下,我諗大約就係同一種心情。

  除此之外,制服誘惑最吸引既就係有一種新鮮感。就算你女朋友身材如何一絕都好,同一副裸體見得多心中既話激情或多或少都會減弱。若果突然見到女朋友著住一套水手服的話,就算係同一個人都好你都會有煥然一新既感覺,依一點同女性想男朋友係一段戀情當中不斷保持有特別驚喜係一樣道理。雖然性一向有住佢嘅吸引力,但如何係性當中再玩下花款去保持當中既新鮮感,亦不失為一對情侶嘅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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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穎妍 vs「屈頴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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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2015年5月24日,建制派組織「幫港出聲」將會舉辦遊行,聲援報稱自己遭到「滅門恐嚇」的專欄作家屈穎妍。有報導指出,「幫港出聲」在facebook刊出遊行號召時,將「屈穎妍」寫成「屈頴妍」。究竟這算否寫錯﹖

從學理角度來說,這不能叫作「錯字」,因為「頴」就是「穎」的「異體字」,即是俗寫。所謂「錯字」,應是指寫了一個字典從沒記載過的寫法,或者寫了一個寫法接近,但發音和意思完全不一樣的字。例如,把「穎」寫成「熲」,就是寫錯字。順帶一提,相信很多人沒見過這個「熲」字,意思和發音同「炯」,【古迥切】,解作光明、火光。

至於「異體字」,就是指寫法跟本字不同,但意思卻是一樣的字﹔如果這個異體筆劃有所減省,它則同時是「簡體字」﹔若這個簡體有被大陸政府頒佈的《簡化字總表》收錄,它則同時是「簡化字」。

當然,這個「頴」字的誕生,也可以算是古人寫「錯字」而來。以這個「頴」字為例,最早收錄在宋代《類篇》中,音【炯】,【舉影切】,解作「警枕」,即是用圓木做枕頭,令人睡著時容易驚醒,故从示从頃,以警示的「示」作形符。成語「圓木警枕」,說的便是這種「頴」。

然而,後世的人或者因為二字寫法太接近而混淆,這個「頴」字便被當成了「穎」的異體,「警枕」的意思也同時被「穎」所吸納。這個情況,始見於明代萬歷年間梅膺祚所撰的《字彙》之中,其後的《正字通》和清代的《康熙字典》相繼沿用。自此,「頴」字便不再被視為獨立的一個字,而被當作「穎」的異體。

另外,除「頴」字外,「穎」字其實還有不少異體寫法,下圖乃清代顧藹吉《隸變》所收錄的「穎」字異體,有从禾改从天,有從匕改从上或改从亡,只是這些寫法沒有廣泛流傳,而被世人遺忘而已。

事實上,漢字在其演變過程中,古人因執筆忘字、裝字或其他原因,寫出了不少跟本字不同的寫法,此現象是為「譌變」。「譌變」的問題,鄙生曾撰文談論過,有興趣者可以一看(連結)。不少寫法經歷「譌變」之後,還被字典收錄「扶正」,「穎」字吃掉「頴」字(注﹕還有「潁」字),便屬一例。

連結

腐敗兄弟情 —— 淺談警隊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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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由佔領至今,香港警察可真令港人「眼前一亮」:胡亂檢控、濫捕、落假口供、涉嫌冤屈弱智男子、「暗角七警」繼續逍遙法外…… 然而警方高層拒絕認錯,繼續縱容下屬,一般警員似乎也深信自己「無做錯到」,並且敵視所有投訴、批評警察者。其實警權無限大,又豈是香港獨有。美國巴爾的摩爆發之警民衝突,甚至造成騷亂。近日又流傳一片段顯示葡萄牙警方在一男童面前毆打其父,群眾震驚。似乎天下「黑警」一樣黑。究竟警隊有何特質,令其往往與民為敵?制度不透明、缺乏監管機制等固然是原因。但不少學者從社會學、心理學甚或犯罪學之角度出發,了解警隊中的所謂次文化(subculture),從而揭露警隊的內心世界。現略述之。

兄弟同心,齊齊緘默

美國警隊腐敗不堪,時爆發暴力醜聞。一九九一年,四名洛杉磯警察局(LAPD)警官毆打黑人的士司機Rodney King,過程被錄影並由傳媒播放,震驚全國。然該四名警官卻獲輕判,觸發暴動。事件令警隊之腐敗不堪暴露於大眾眼前,不少論者指出警隊中的所謂「藍色之沉默守則」(Blue code of silence,或Blue wall of silence;美國警隊之制服大部分為藍色)乃腐敗根源。

學者Jerome Skolnick研究指出,由於警隊之工作往往涉及危險以及無法預測之事,並且擁有使用武力之權威,因而漸漸形成了一套潛規則。而此潛規則之中心,乃兄弟情(brotherhood),或兄弟間之忠誠。何為兄弟情呢?假若看官出身自傳統男校,就不難明白此種次文化。簡單而言,同儕之間互相稱兄道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假若有兄弟犯錯,大家均會同心維護之,或為其掩飾,或為其求情。大家之間的感情往往高於道德判斷及理性分析。凡挺身告發兄弟者(所謂「篤灰」),就是叛徒、是走狗、是二五仔、無義氣。

在學校裡或其他私人生活有此種兄弟情,或許無甚麼壞處,畢竟朋友間相處,很多時不用太計較。但此種兄弟情移至擁有武力之公營部門,便禍患無窮。警員之間為了保護兄弟,以及警隊整體之團結和統一,會拒絕告發犯事同袍、落口供時扮無知,甚至給予假口供。負責調查Rodney King事件之Christopher Commission 便指出警員受到該潛規則影響,會認為批評其他警員乃不能容許之事。另一學者Erwin Chemerinsky更狠批LAPD之內部文化縱容犯罪,邪惡且懷有惡意(a story of evil and malevolence)。

團結一致,與民為敵

除了忠誠外,還要敵我分明。何為敵我分明呢?看官只要看看每年的男子校際水運會或田徑比賽中,男拔與喇沙兩校男生之間如何互相敵視、如何慷慨激昂,就會明白。簡單而言,我屬於這群體,不論有理無理都要全力擁護之。凡挑戰者,均是敵人。一校把另一校視為敵人,或許問題不算大。但警隊會視何者為敵人呢?罪犯?犯案者?對,但只對了一部分。根據某些學者研究,警隊基本上會把警隊以外的大眾全部都視為為敵人,因為所有人都可以是潛在罪犯。Gary Rothwell 和J. Norman Baldwin指出,傳媒揭露醜聞、公眾對警察要求高,往往令警員覺得自己成為了受害者(self-victimization)。William Westley則指出,警隊的次文化令警員把公眾視為懷有敵意及不可信任者。而事實上不少人對於朋友甚或親人的警察身份也有些少避忌,此鞏固了警員的敵我(we-versus-them)世界觀。因此,警隊的心理正是「與民為敵」。

系統封閉,行為隨之

警隊的封閉系統也自然鞏固了此封閉之次文化。警隊基本上是自治部門,一般人事調動如升遷,以及日常做決定,均由警隊內部自己負責。而警隊除了最底層對外開放(即招收學警)外,其餘各階級也不容外人進入。要爬上階梯,就要在系統的底層開始往上爬。因此警隊領袖按此系統攀升而獲任命,也按同樣系統任命下屬。整套封閉系統牢不可破、井然有序,鞏固了內在的兄弟情及家長制主義。

由此,我等可以想像,假若有人大義滅親,會有甚麼後果。當然就是被整個系統敵視,成為內部的敵人。同級同袍之冷眼肯定難免,而上級既然同樣是系統中人,你又破壞系統內的團結,晉升也就自然無望。要在系統內生存,就要看不到、聽不見、不知道、忘記了。紐約警局(NYPD)警員Bernard Cawley接受Mollen Commission調查時坦然道:「如果有警察告發我,那他就會前途盡毀。他會被標籤為告密者(rat)。」除此之外,Skolnick再指出警員之間通常互相知道對方的把柄,因為大家或多或少都犯過事(例如嫖妓)。故此誰告發別人,也會被人告發。無人願意打破禁忌開啟此Pandora’s Box。

在香港,政治令警隊更狂妄

由此可見,世界各地的警隊均有同樣問題,分別只在程度。其實所有紀律部隊都會營造那種兄弟情。例如消防員之間出生入死「拍硬檔」,正常不過。但警隊的問題在於擁有武力,且其敵人基本上包括所有人,因此問題嚴重得多。在香港,政治更加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梁振英政權與民為敵,越趨獨裁。尤其經過佔領一役,港共政府更是鐵了心腸要與人民鬥下去。要與民為敵,就需要武力,需要警隊支持,因此對於警隊內部的種種腐敗,自然得過且過。加上警權氾濫的受害者正正就是一般人民,亦即政權的敵人。政權因而與警隊找到共同敵人,一拍即合。「暗角七警」一案就是好例子。如果七警被起訴,則警隊面目無光,而梁振英也威信受挫。因此不論是梁振英集團抑或警隊本身,都「拖得就拖」,直到永遠。美國警方腐敗,民選的文人政府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甚至推行改革,而政府也不一定與警隊站在同一陣線。例如早前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就因為支持民眾和平抗議警方濫殺無辜而被警員敵視。

香港警察,何曾高尚?

殖民地時代,香港警察貪污腐化,神憎鬼厭。後來港英政府為討好民心,成立廉政公署,整頓警隊,大力營造專業、奉公、保衛正義之形象。但其實警隊的監管制度一直漏洞處處:投訴科乃自己人查自己人,監警會則有名無實。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靠攏北京。到了梁振英一朝,更是全面赤化,警隊因而順理成章變為純國家機器,助政權打壓人民,為虎作倀。其實想深一層,警隊內部強調兄弟情、保密、互相掩飾、不容告發之次文化,與黑社會分別不大。都是所謂的義氣行頭,而道德、理性甚或對公義之追求,統統讓開。你告密,就是二五仔,在黑社會而言,下場是死;在警隊,就是被敵視,或被迫辭職。加入警隊,實踐抱負?一日警隊內部制度不透明、缺乏有效監管機制,加入警隊就是為錢為權,且與民為敵。「好仔唔當差」,就是如此。

轉攻區議會在地方「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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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市民反對「袋住先」,民主派除了要好好解釋,經提委會預先篩選的特首選舉,只會養大一隻破壞自由、人權和法治的「政治怪獸」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向市民指出否決政改後民主運動可以如何進行下去。

我的答案是: 將政治想像力灌注於今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把區議會「當成」有實權的市議會,假戲真做,提出18區「市政藍圖」,並以此動員慣於在立法會選舉才投票的民主運動支持者,爭取過半控制權,在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自接掌主權以來,中共對香港政治架構的基本設定,就是不讓得到過半數市民支持的民主派奪得任何一個重要政治位置:選特首由選委會或提委會決定;立法會有「比例代表制+功能組別」雙保險;對民主化程度相當高兼每年有數以十億元撥款權的市政局,更是殺之而後快;對最底層的18區區議會,則以委任制、當然議席以及其他選舉策略來取得壓倒性的控制權。

當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可以肯定,立法會選舉的「雙保險制」一定不會放鬆。換言之,民主派在立法會這個平台只能維持守勢,以「守住」三分之一議席卡住不利民主的選舉方案,以及在關鍵撥款或立法審議上發動議會抗爭。中共目前如泰山壓頂,維持政治角力形勢已經是相當難得的局面,不過,在金鐘立法會採取守勢不等於全盤棋都不能動。相反,為了避免「原地踏步」,民主運動必須尋找新的發力點,我認為應把重心由立法會轉移至地方政治,拉開戰線,全力爭取各個區議會的控制權,這樣才能重新激發民主運動支持者的參與熱情。

以奪取區議會為民主運動的新目標,因為那是有可能的!一、2010年中共同意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後,今年年底的選舉,458席中只剩下27席不是直選產生,區議會選舉將成為香港最接近全面直選的戰場;二、民主政黨在過去兩次的區議會選舉中,得票率較同期的立法會選舉低很多。務實點看,這反映了兩場選舉在選民心目中的性質不同;樂觀地看,那代表如果民主運動支持者以立法會選舉的心態看待區議會選舉的話,民主派在選票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從小選區格局中解放不過,如果仍然按照過去的玩法,民主派當然會繼續失敗。過去的玩法是怎樣呢?6個字:重協調、輕戰線。對於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的主要部署是協調參選人不要撞區:A選區分了給A黨,A黨就自己找人「落區做工作」,之後就各自修行。

因此大家只會盯着自己分配得來的選區,不理會同區的民主派參選人在幹什麼,甚至互不認識。這種小選區玩法,適合長期以社會工作姿態服務居民的民主派政黨(但因為資源不足,整個民主派面對400多個選區,通常只能派出200多人參選,導致大量選區由建制派自動當選),不過更加適合有錢聘請更多全職地區幹事的建制派政黨。

要令區議會選舉成為民主運動的進攻重心,民主派要重協調,更要建立新戰線。建立戰線需要政治想像力。譬如,試想香港不是由18區,而是由18市組成,有大埔市、荃灣市和觀塘市等,人口由15萬(灣仔市)到65萬(沙田市)不等。18個區議會就是18 個市議會,贏得市議會過半數議席,就能決定該市發展的方向(房屋、醫療、教育、文化、經濟、環境),以及控制一些資源(目前是每年約6 億8000萬﹞。在這種設想下,參選人理所當然要跟政見相近的盟友建立選舉陣線,提出共同的「市政藍圖」,以爭取議會過半數的控制權。

民主派願意將自己的思想從小選區格局中解放,問問自己在「大埔市」執政後會幹什麼,民眾的思想也會隨之被解放。激發起來的就是一連串有關地方治理的籌劃和辯論,也許因此會有更多人覺得「過癮」而參選,讓民主派參選人「湊夠」過半數,也許會有更多民主派支持者有興趣助選和投票。萬一打下一兩個議會,民主運動就有了長期作戰的根據地;就算激戰而敗,也會有更多人願意在社區建立更有行動力的組織,下次捲土重來。

窮則變,變則通。中共在立法會卡住民主派,民主派就應改為主攻區議會,爭取在地方「執政」。區議員不必是民主運動的無名樁腳,他們可以是民主運動的新龍頭。

原刊於5月24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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