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Viewing all 39949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媚共安排

$
0
0

1945年日本因二戰戰敗投降,當時中共存在但尚未建國,其後便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意圖在抗日戰事歷史中爭取功勞,但事實上,中共在抗日歷史中擁有的功勞,受到諸方質疑。

689政權決定將今年9月3日定為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與中共手法一脈相承。二戰發生期間,包括香港抗日和被日軍佔領時期,中共並無參與其中戰事,689政權此項作為擺明純粹是迎合中共要求的媚共安排。

其真正目的,是所謂「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向香港人進行洗腦,將二次大戰勝利歸功中共,甚至是以魚目混珠方式,將香港重光與中國抗戰拉上關係。邏輯是這樣的:

問:小朋友,知唔知點解有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呢?
答:中國打贏日本仔嘛。
問:又知唔知同香港有乜關係?
答:香港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囉!

由於一提起中國,便意想到中共政權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令人在思想上以為抗戰勝利是中共的功勞。而香港和大陸齊齊慶祝抗日勝利,即是説香港與大陸互為一體。

至於香港部分已非主菜,重要是日本仔打輸仗,日軍曾侵略佔領香港,日本是邪惡的,成功替中共製造仇日情緒,將仇恨投在日本是非中共身上,亦間接培養仇美情緒,因為美日在亞太區互為表裏,令中共難以安枕。

要呃的對象,除了細路,當然還有無知的師拉、阿婆和阿伯。

(題為編輯所擬。)


歐洲法院限制同志捐血禁令

$
0
0

【4月29日德國之聲報導】歐洲法院(歐盟的最高法院)裁定,禁止與同性有性關係的男性捐血「可能是合理的」,而這個亦引起歧視問題的討論。

男同志捐血者進行上訴

歐洲法院的裁判源自一宗發生於2009年的案件。一名男子在法國西部小鎮梅斯的捐血站被一名醫生禁止捐血,因為他曾與另一名男性有性關係。醫生指法國的法律永久禁止有過這種性關係的男人進行捐血。

男子質疑有關法律,亦驅使斯特拉斯堡行政法院要求歐洲法院就禁止同性戀者捐血給予法律意見。

歐洲法院在29日的裁決向斯特拉斯堡的行政法院表示,除非一個國家可以証明一名男同志有高風險患上嚴重傳染性疾病,如愛滋病,或者缺乏有效的測試技術或較簡易的方法去保障接收者的健康,否則此國家不能拒絕男同志捐贈血液。

然而,根據歐盟委員會在2004年提出有關血液和血液成分實際要求的準則,如任何人的性行為令自己容易患上透過血液傳播的嚴重傳染性疾病,他們都是永久不能捐血的。

persons whose sexual behavior puts them at a high risk of contracting severe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can be transmitted by blood are subject to a permanent deferral from blood donation.

性傾向的歧視

是次的法律辯論衍生出一個疑問:究竟永久禁止男同志捐血是否符合歐盟的基本人權,特別是反對性傾向歧視的原則呢?

歐洲法院對此有以下回應「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所承認的權利和自由,只會在必要,並符合歐盟認同的利益,或需要保障他人權利與自由的情況下,才會加以限制」。

any limit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recognized by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 may be imposed only if they are necessary and genuinely meet objectives of general interest recognized by the EU or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因此,在永久禁止某人捐血前,必須進行所有檢查捐贈者血液和保障血液接收者健康的測試。

報導來源:
<Top EU court sets hurdles to banning homosexuals’ blood donation>|Deutsche Welle

翻譯: Christy(女同學社/G點電視義工)
校對: Cherry(女同學社/G點電視義工)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
0
0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雨傘運動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制派控制,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制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制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衝出馬路與警察爆發衝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制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制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制、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當他們說正能量:正向思考作為統治術

$
0
0

有一個用到濫的比喻叫「雙刃劍」,也有一個用得更濫的「雙刃劍」詞彙叫「正能量」。

香港流行起「正能量」、(某種特殊語境下的)「正向思考」,記憶所及是在沙士左右,疫症無情人間有情,攜手樂觀對抗苦難,將口罩、1:99(那時有題為1:99的短篇電影集鼓勵人心)化成團結的符號。2002年四月,梁錦松宣讀財政預算案時以《獅子山下》主題曲歌詞作為結語,一時蔚為美談,一時,正是一時。

自那個苦難連連的年頭起香港不斷流行起這些那些的「正能量」符號,起初幾年,香港走向復甦,管治也算穩定,政府泛民默契尚能維持,政治的擺幅相對較小,可算相安無事。若從經濟主軸看,尚時是「百廢待興」狀態,「大家一齊撐起」這一句,也尚有向心力。

但到香港經濟復興完成,老闆賺、租金昇,人工卻比九七還不如,又有地產霸權、商業連鎖寡頭化,猛然發覺形成了一種充滿敵意的「新常態」,發覺昨日一起抗擊金融風暴與沙士,以前尚會一定程度上共榮共富的「同路人」,原來突變了剝削者:這時起,唱起的《獅子山下》,你就聽到背後原來宛如童謠播於恐怖片般,隱藏著的不安、可怕。

香港的「正能量」,大概就是由這急轉直下起開始變質,正向思考(think the bright side)、正能量、《獅子山下》的意涵,詞義裡面的潛台詞逐漸流露:「諗好方面(不要太著意實際上是怎樣)」、「唔好爭拗(不要質疑權貴的意圖)」、「肯努力你會成功(剝削的現狀是正確的)」。

有些人把問題,約化作「青年問題」,用起一套修辭將問題點扭向迴避動搖權貴利益的方向處:例如繼續推銷「肯努力-成功-快樂-圓夢」,這個在經濟起飛期時成立的神話,迴避政經的現狀,是當年全不能比的壟斷、不公、經濟空間狹窄,且政治窒息。

誰、怎樣、為什麼說「正能量」?

當你看到這兩三年來最常口掛「正能量」的是哪些人,整個推銷「正向」的架構就清楚明然:上至北京及特區政府,工商巨頭(香港精神大使就是一例:基本上是由工商富豪第二代主導),及至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皆有,只是用不同的宗教詞彙),下至政黨及附庸的復仇者還是正義什麼聯盟之流。

這些不同層級的人,一起或明或暗共同運作一套論述:「質疑現狀、不滿、抗議是『負』的、『破壞』的」,其實是運用修辭,將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偷樑換柱,約化成「正」與「負」的二元對立,把「質疑、不滿、抗議」,或者「噪音」打為「負能量」,在偷換概念之後問:「咁你想破壞定建設」、「咁你想要正面定反面?」「你想社會多正能量定負能量?」

這種「如此這般=負能量」的論述祭出同時,又會透過這些群體的巨大影響力,在傳媒中製作「正能量」神話:某摘星之子點樣發達、那誰怎樣力爭上流圓夢電影大賣、這運動員怎樣草根出身得奧運什麼牌。「負能量」與「正能量」的論述前後包抄,或許騙不了你,但就引導了不少人信服:包括你總會認識三兩個,覺得「搞咁多不如搵錢」、跑數跑佣「我討厭政治」「我要真享樂」的年青人;以及「廢青」掛口邊,在經濟空間豐裕時確保了目前生活無憂的中年。(有趣的是,後者會用前者來judge黃絲是享樂廢青,他們始終不能相信在食飯以上人有尊嚴。)

No offence,這種「正能量」的傳媒形式無異宗教:一套「以前有人得道」的神話,在後神話時代生活困難的人膜拜,偶爾有人「講見證」,然後極力掩藏推銷者、信眾的權力利益關係。

這正是統治術(Governmentality),其實很福柯的一回事:問題的重點甚至不在「誰管治」「誰得益」或「目的為何」,而是「權力如何運作」──「禁制悲傷」、「排拒質疑」,鼓勵「正能量」的真意,其實是為了不容你有「負能量」。

試想一個不容、且運用規訓懲罰「負面思想」的社會,其實不過是一個迪士尼feat. 1984樂園,「正能量」的外殼裡頭的機械,實質是一組管治的工具,也許連最上層階級的運作人也不自知。

《失控的正向思考》

這一兩年,也總算有一本針對此心理學著作中譯,就是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失控的正向思考》。作者由自己患乳癌時的經歷,發覺互助小組(Self-help group)中,人們靠互相以正向思考催眠自己對抗苦痛,進而追溯、疏理「正向」神話如何建立、影響如何──揭破、重新反思「見負面則避、總之往正向走」、「心態決定一切」的不合理處,乃至行銷者背後利益集團的考量。她質疑美國民間流行的正向思考運動及其亞種──如近年流行,甚至流行於我不少朋友的「吸引力法則」等,索性連科學根據、理性求證也不談,玄學化的泛正向論述,指出:正向思考──「努力/心態可上流」等,其實是上層階級建構(亦可能自己相信)的神話。

她在書中提到這些「正向」精神常被運用於企業管理中,鼓勵青年笑著接受低薪、加班「力爭上游」,並宗教化地崇拜成功者(馬雲震驚十九幾億人的什麼法則、李嘉誠不告訴你的六七條秘訣云云)──所謂成功學本身,其實是反倒令人不能脫離貧乏的真相表面是鼓勵個人成功,但其實在建立偽個人的集體化社會

艾倫瑞克點醒讀者:貧富不均的真相是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有勇氣面對社會真實而積極行動纔有改變的可能。世界不會自動變好,「改變不了事實就改變心態」說穿了其實是斯德哥爾摩候群的自欺欺人。她不反對樂觀,但要基於直面問題的勇氣。

獅子山精神,我也不否認,但誠如近日拍得甚好的一廣告言,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獅子山精神,不是哪個工商巨子的二代賦予的。

相守比相愛更難。

$
0
0

  雖然張學友接下了一套像【赤道】般的爛片,但其演技仍甚得筆者歡心,而歌唱技巧更絕對值得配上其「歌神」的稱號。那首與梅姐所唱的相愛很難當中每句每字都是戀愛中最重要的地方,但就筆者的感覺相愛其實不難,只要兩人一開始對對方有一點點好感,然後在一次約會當中遇到一件足以令雙方「觸電」的事就已經可以產生相愛的感覺。一段感情要開始可以很快,但要保持感情在一段長時間才是真正的考驗。

  為何許多情侶剛開始恩愛非常,但眨眼間卻變成分手收場,不外符是熱戀期過了,對方不再是怎樣看都覺得完美。當一對戀人相處久了之後就會開始把自己的期望放到對方身上,然後每當對方做不到自己的要求就會有失望的感覺,然後漸漸變為憤怒,成了爭吵的源頭。除此之外,拿挰對對方的重視程度也顯得非常重要。當你們關係好的時候,你大可以好好享受著戀愛的歡愉;但在罵翻了或者你做錯什麼之後,你會否過份緊張的想去補救,或者大意得沒察覺要去做點什麼。

  還有一件最容易讓感情生變的就是如相愛很難當中所說的「未快樂先有責任給予對方面露歡顏。」為著另一半的快樂,有時自己即使已經傷痕累累還需要在另一半面前表現出幸福快樂的感覺,在為著對方著想的背後自己的感受卻被忽略,久而久之自己就會在這段感情當中失去了享受。雖然說一段感情不會計較誰付出更多更少,但沒能享受半點愛情所帶來的快樂就絕對說不過去。當雙方缺乏溝通後自然會失去當初親密的感覺,然後關係就開始出現裂縫。

  有人認為成年人的戀愛該是隻眼開隻眼閉,充斥著隱瞞與欺騙,所以歌詞最後說著「無論熱戀中失戀中 都永遠記住第一戒 別要張開雙眼」。但若果想一段戀情更長久的話,開門見山互相交心才會更有利。一段關係要保持著開心的話首先就要沒有疑心,要沒有疑心就理應把心中的問題都說出來。有時候成年人之所以有如此多複雜的問題,只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

一個讚好,是對我的一點支持。
如果想分享給其他朋友的話,請標明出處並附上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MaoYanDe

支持香蕉奶 支持同路人

$
0
0

頭幾次在海富中心聽香蕉奶唱歌,不覺得特別好聽,只是一個以自己方式支持佔領運動的同路人。可是,當他唱「一起舉傘」我總會停下來望望同路人,不自覺地為對方打氣。沒有他,不會聚集到大家;沒有他,緊張的氣氛未必能放鬆;沒有他,我恐怕早就撐不下去。

佔領後社會極度失落的時候,香蕉奶仍然為大家唱歌。整個佔領期,發生了很多事,每件事都衝擊著我,令我情緒不穩經常哭。除夕當晚,他號召網民到添馬公園聽歌倒數,沒有什麼節目下我去了。他唱的歌令人感到很舒服,終於有一刻使我放鬆,可以舒舒服服休息一晚。

年初桂林夜市被打壓,與朋友計劃初二舉辦「我要真小販」活動,冒昧邀請香蕉奶前來演唱,他亦一口答應。他的出現為整個活動生色不少,齊撐真小販,三十多檔地攤連同為女工會籌款的售賣小食檔,支持小販的墟市難得熱鬧呈現深水埗街頭。

起初我得知香蕉奶收錢唱歌,我不相信真的是他,當肯定是他真人後對此我亦不感苟同。後來得知,籌款是為舉辦音樂會,我轉為支持。借用佔領時及佔領後的名氣,他參與了不少義唱,支持了不少活動,現在希望舉辦個人音樂會而籌款,為何不可?香蕉奶的唱歌未必好聽,但他的聲音陪伴著不少人經歷雨傘運動,他的音樂提醒了運動的存在。爭取真普選所要的是一個尊重民主的香港,為何一個希望以音樂感染他人的「香蕉奶」卻被批鬥成左膠?為什麼希望在音樂上發展的人,需要被打壓?為何政改快要表決時,卻攻擊以自己方式支持佔領運動的同路人?真民主,不是要包容少數,爭取公義社會,讓所有人有發展理想的權利嗎?

我支持香蕉奶,支持一個不太靚仔,唱歌不特別好聽的男生,因為我支持一個以自己方式支持佔領運動的同路人。

TVB 霸權覬覦互聯網 要求「分享超鏈結」同屬侵權

$
0
0

今年4月9日,TVB 去信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法案委員會(下稱「網絡廿三條委員會」)指「在社交網站(例如 Facebook, 新浪微博等)也出現大量可觀看侵權影視內容的鏈結(Link)。網上甚至有專門集這些連結的網站出現,讓網民更容易尋找各國侵權的影視內容。」

因此,TVB 建議修訂網絡廿三條修訂條例的 28A 「向公眾傳播方式侵犯版權」中的第 (5) 條為:「如有關傳播的內容並非由某人決定,而某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內容是不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則該人不屬向公眾傳播作品(或該傳播不屬侵犯版權行為)。」(斜體字為 TVB 建議新增的文字)令網民「分享超連結」要負上民事或刑事責任。

何謂「合理理由相信該內容是不受版權保護的作品」?

嚴格來說,所有於網上的圖像、影片或音樂都受到版權保護(除個別創作人放棄部份權利並以「創意共享 (Creative Commons)」形式或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形式標識外,例如 CC0)。然而普通市民的「合理相信」又是什麼的指標?市民是否有足夠的專門知識分辨什麼內容是不受版權保護。簡單如一條新聞帖,也受版權保護,市民又是否清楚知道要得到「評論時事」的版權豁免的所有條件呢?市民要有分享該新聞時首先要有足夠的「確認聲明」、確定自己分享是否為非牟利的、分辨新聞的性質、考慮分享該新聞連結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及分享該新聞連結對其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後,方能獲得豁免。試問,那有一位師奶在 Facebook 按「分享」鍵時會有細心考慮以上 5 個原則?又試問連法庭也沒有定義的「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對一個普通市民又如可判決分享的超連結的內容獲到這些版權豁免呢?因此,TVB 要求市民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內容是不受版權保護的作品」根本是不設實際。

外國案例:分享超連結不構成「發布」

香港本地個案只有 KTCC 3075/2007 涉及分享淫褻照片的超連結被定罪的案件。案中被告人認罪,加上案件是於裁判法院審理,約束力有限,不能成為案例。如參考外國案例案件 Crookes v Newton 2011 SCC 47 [2011] 3 S.C.R. 269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連結本身不應被視為「發布」連結背後網站所載的內容,只有在表露出連結當中所載網站中所包含的內容,才可被視為「發布」有關內容。美國案件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508 F.3d 1146 (9th Cir. 2007) 也裁定 Google 提供的圖像鏈結非侵犯版權行為,原因為超連結本身只是文字並非圖像,它沒直接令圖像出現於用家的電腦上,最多只是給予瀏覽器指示出圖像的所在地,再由瀏覽器直接與儲存該圖像的電腦作聯繫,導致圖像出現在用戶電腦上。因此,美國法庭同樣裁定超連結並沒有侵權。

版權法應科技中立

TVB倡議禁止在互聯網上載可供網絡使用者觀看侵權內容的應用程式和超連結,這是遠遠多於打擊間接侵犯版權所需的範圍。這些程式大多有正當用途,好像 BT 程式也可方便傳播合法軟件。版權人一方面支持網絡廿三條中以「科技中立」為名定出「傳播罪」但又禁止網民分享一個本身科技中立又沒有侵犯版權的「連結」或應用程式,這根本是厚此薄彼。TVB 是要打擊盜版,還是打擊網絡使用者?因此,版權及二次創作聯盟反對 TVB 對「網絡廿三」修訂案條例 28A(5) 提出的修訂,避免市民只因按一個「分享」鍵就要負上民事或刑事責任。

前曼聯棄將迪贊巴:我真的很喜歡印尼肉丸

$
0
0

萬隆隊巳為亞協盃16強賽事作準備(因為唔準備都唔知有乜好做),即將拉隊去旅遊聖地巴厘島集訓,並會與島上職業隊巴厘聯喺5月17日打一場友賽。打完亞協盃16強賽事後,部分萬隆球員要立即向國家隊報到,6月印尼國家隊將會作客台灣迎戰首仗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

萬隆隊算係幸運嘅一隊,因為聯賽被叫停,多支球隊解散班底,唔少外援要另找出路,包括效力泗水隊嘅前喀麥隆國腳兼前曼聯棄將Eric Djemba-Djemba(迪贊巴)。

迪贊巴之過去令佢成為今季印尼超聯最有看點嘅外援球員之一,但因為傷病困擾,再加上印尼聯賽被叫停,令迪贊巴一場未打就要走人,但迪贊巴並不太介意,更稱印尼人對足球之狂熱令佢一世難忘,印尼之旅是人生難遇之經驗,更認識咗唔少於印尼努力之喀麥隆球員,包括前輩Pierre Njanka(尼贊卡)及Mbida Messi(美斯)。

「雖然我效力過曼聯和阿士東維拉,而現在效力於印度尼西亞聯賽,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我在這裡打球,沒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節錄Bola.net專訪)

「印尼聯賽是比印度更好的聯賽。」(節錄Bola.net專訪)

「我非常喜歡吃印尼的炒飯、牛尾湯、烤魚和羽衣甘藍。還有,我真的很喜歡肉丸,這裡的食物是最好的,比起踢印度聯賽時好多了。」(節錄Bola.net專訪)

迪贊巴於英超賽場上,常被球迷批評為垃圾球員,特別係效力曼聯時。最後呢位前曼聯失敗收購來到印尼選擇人生新一頁,但印尼足球碰上政治紛爭,他什麼也沒有做就被迫離開泗水隊並返回法國,所以,去印尼的得著就只有肉丸了。


消費社運?

$
0
0

其實部份社運人士的心態真係好值得研究。點解唔係同你做同一樣野就係膠或鬼?明明大家都支持民主,但都會睇對方唔順眼。我認為自由派本土派都有類似情緒,但香蕉奶單野,我真係覺得好離奇。佢做錯左乜?就係籌款出碟姐?你可以嫌佢唱得唔好,當然可以批評。但最多最強大的指控唔係佢唱得差,而係佢「消費」運動。即係大家最好都係無限付出,無限犧牲證明自己好真誠,好pure好true?退聯的朋友又係好多都係sell除左退聯別無所求。其實講到尾,大家都仲係用「信唔信得過」去想像運動。只要信得過,課金都冇問題。信唔過就屌到你開花。不過信唔信,首先就要證明你夠pure夠true。然後點為之pure同true?就係冇組織,冇累積,單打獨鬥,完全冇著數,咁就信得過。

我唔知點講,但呢種想法其實好封建、好黑社會、好反民主。「公共」、「民主」之所以厲害,就係取消左呢種「信唔信得過你」的考慮。用程序、理性去組織。理性化組織就係公開透明化,你有私心都冇用,大家睇到晒你得到乜,係未合理。即如之前字花比人話以權謀私,其實都係同一件事,就係話某D人唔可信。但字花回得好,一擺盤數出來,原來窮撚來o既,根本冇肉食。咁佢點私心都冇用啦?佢再係鬼都冇著數啦?有人覺得字花比人迫到咁好委屈。我覺得相反,就係用呢種陽光化,解除你班友D「信唔信得過」疑惑。

「民主」、「公共」係一套程序,講道理。我唔知你有幾多私心,你擺條數出來,我就知你拎左幾多著數,大家自有公論。鬼佬一早就知人信唔過,根本唔care你有幾自私,而係用公開方法,比人知你著數左幾多。係封建文化先咁鍾意道德化D野。因為冇程序、唔講道理,就係講個信字。其實咁就最信唔過。

我想講,追求民主、公共,要保證D人信得過,唔係要追求「冇組織,冇累積,單打獨鬥」,因為你咁樣一定輸比有組織有累積的對手。相反,係要追求更理性更公開透明的組織。逼組織者面對質疑,咁先有人「找數」。你折台,係,冇人利用你,但其實即係冇組織,冇人問責,其實就係反政治,反民主。

唔好以為我只係屌緊本土派,我覺得好多傳統社運勢力其實都仲係講「信唔信得過」。好似保聯派成日話「學聯冇功都有勞」,其實都係一種.「你信佢啦」的邏輯。要回應民眾的憤怒,就唔可以再用呢種方式處理,係要徹底的組織改革,令人覺得一擺出來,哦,原來真係冇著數,冇肉食,昆唔到人。出左事,知道邊個人要人頭落地。

日本人有樣野,有好有唔好,就係成日出事就由負責人自殺。係literally自殺!咁其實就係平眾怒,令組織存續,不過組織就繼續黑箱,中飽私囊。表面上係負責,其實係個別特權階級自我犧牲維持階級利益。但鬼佬因為組織透明,大家接受辭職了事。咁先係正途。

點解唔OT就唔係好員工?

$
0
0

  每年到左畢業生準備搵工之際就總會有報導話九十後有幾唔挨得,又要高人工又唔肯OT。對老闆黎講有個人工有咁低得咁低工時有咁長得咁長既員工先係最好,但一個做野做到呆哂既人工作效率又有幾高?員工雖然係收糧幫老闆做野,但員工都係一個人,都有佢自己既生活,員工既一生唔應該只係做野。我唔否認九十後好多人唔識禮貌做野又差,但咁都唔應該將所有九十後定性為任性既一群。唔做奴隸就要比人話,公平咩?

  香港消費高,為左養活自己同屋企人好多人都會好著緊自己份工。就算個老闆成日臨收工先比幾份野你話急用幫佢做埋先、就算返到屋企都仲要KEEP住CHECK E-MAIL、就算有幾多唔合理既要求都好,香港人都可以毫無怨言咁做落去。社會鍾意讚依班人肯挨唔怕蝕底,有獅子山精神,其實只係一班商人暗笑緊有一大班廉價勞工可以用。一班上左年紀既五六七十後不論係打工定係老闆都覺得做到隻狗咁係冇問題,因為佢地以前既社會係多勞多得。就算到左而家個社會已經變哂都好,佢地都拎住舊果套黎辦事同埋作為批評「而家啲後生」既準則。其實而家九十後只係要求WORK LIFE BALANCE,工作同時不忙要有自己個人既生活,依點本應係正常不過,畢竟返工唔係真係賣命,點解打工既要同你將生命都燃燒哂係份工身上?

  返公時間其實訂左係咁多就咁多,真係有急事耐唔耐幫老闆OT一陣其實唔係大問題,但而家班HR同老闆就當左肯OT係基本野。但我相信係老闆唔係比唔成正比既工作量既情況之下,OT只係一件無謂既事。一個正常能力既人理應可以係工仍時間內搞掂哂啲工作,如果佢日日都要OT,我相信佢既工作能力係有問題。如果打工仔要OT係因為工作需要,例如個客係外國人經常係五六點先會覆你趕住要既野,或者日日都要對住大量既文件根本冇可能準時走,咁好明顯就係老闆既問題。一係你就直接係合約寫明工作需要係放六七點,唔好簽完約先話其實OT係一件好正常既事,再唔係你就加高個人工。就算你出去食個公仔麵想要加料都要比錢啦係咪?

  係香港無能既九十後一定有,但我覺得過份既老野更多。你果套而前既年代可以唔代表而家仲得,後生唔跟你果套做法唔一定係反叛,只係唔同年代既人思考上會有分別。係話九十後出黎做野唔識人情世故之前,班老闆又會唔會意識到時代已經唔同左?點解人地GOOGLE個工作環境咁多休閒設施去比員工「偷賴」都好佢地都可以有咁高既工作效率?對於班仲係以為死做爛做就係好既五六七十後黎講,佢地永遠都唔會明白。

一個讚好,是對我的一點支持。
如果想分享給其他朋友的話,請標明出處並附上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MaoYanDe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
0
0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香港工時規管無疾而終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凌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制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制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制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佣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制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制力竟不過是強制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制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也談「復、複、覆」之簡化

$
0
0

「复」是「復」的「初文本字」。學界普遍認同文字學家徐中舒所釋的甲骨文「复」字:象古人居住的

也談「復、複、覆」之簡化

發揮底層的智慧——親訪印度赤腳學院

$
0
0

發揮底層的智慧——親訪印度赤腳學院
文/張翠容 @破土工作室

年前在印度西北部一條叫Tilolia的村落歡度新年。Tilolia成為一條了不起的村落,是因為這裏有一間赤腳學院,它秉承甘地精神,讓窮人能過有尊嚴的生活。

原來這間赤腳學院早在1976年就成立,但我一直沒有聽過。一次我到臺北做講座,與一出版社總編談起委內瑞拉的小區實驗計劃,我表示下一本書想寫其他地方的另類實踐經驗。過去太多苦難書寫,現在要為讀者帶來有關希望的故事和對人類沖出生存困境的想象。總編聽了,立刻給我赤腳學院的網址。我看後,便立刻有去探訪的沖動。

從香港到德里,再從德里到齋普爾,在那裏坐兩小時公交車往一個城鎮,再換乘小車去Tilolia,抵達赤腳學院時已是黃昏時分,寒意襲人。在空曠的村落,天階夜色涼如水,我竟然愛上這種環境。與嘈吵的印度城市比較,這裏給我無限寧靜。

在赤腳學院住了好幾天,直到走之前的晚上,赤腳學院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戶外大派對,過百村民前來參加,小孩子特別高興。

他們分別圍著十多個以木生火的火爐,裊裊輕煙在寒冰的空氣裏不斷上升,但大家的歡笑聲卻釋出獨特的溫暖。在學院受太陽能工程訓練的外國學員,她們全部來自最落後的國家如蘇丹、剛果,薩爾瓦多、阿富汗、所羅門群島等,最離奇的就是她們是目不識丁的祖母,在這個新年前夕夜,她們還會表演節目。

把目不識丁的祖母,訓練成為太陽能工程師,還有成為醫生、牙醫、針灸師,正是赤腳學院創辦人彬格·羅伊 ( Bunker Roy) 的創舉。他還創辦夜間學校,讓那些要在白天幫助家庭工作的小女孩,有機會接受教育,而且在學校裏與男孩平起平坐,並一起經營起農村來。他們創立孩子國會,透過民主選舉選出小議員以及總理,令他們從小明白兩性之間互相尊重,也可互相合作。以這種方式來改變農村的兩性觀念,讓農村女性站起來,彬格的名字漸為印度以至國際社會所熟知。

彬格培養農村專家,並利用大自然資源如太陽、雨水、土地等,令農村做出自我持續的發展,縮窄城鄉差距。當農村都充滿機會了,農民可以發揮所長,便不想往外跑,這是彬格的想法。

最讓我感到別開生面的,就是赤腳學院透過木偶戲來排解村內糾紛,每個木偶都代表村內的個別人物或家庭,好給大家有機會回看自己,然後思考,同時發揮解決問題的無限創意。

我終於與彬格見面,並專訪了他。這個訪問,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具啟發性的。他別具人格魅力,而且充滿智慧,字字珠璣。最重要的是,他有信念與慈悲,這驅使他過去四十年來,持久地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婦女頂上半邊天。

彬格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世界百大最有影響力人物,他坦然表示,這所學院意念來自聖雄甘地的赤腳精神。他說:「這所學院的文化,就是追隨聖雄甘地的生活和工作習慣。吃飯,睡覺和工作,都是在地上。」

而赤腳精神就是腳踏於最草根的土地上,樸實生活。這正是推動赤腳學院往前走的支柱。彬格把他大半生傾註於對黎土黎民的關懷上,在最偏遠的村莊開設赤腳學院,培養的對象大部分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又或是失學、未受正規教育、沒有經濟能力的人,把他們訓練成村裏的太陽能工程師、工匠、牙醫、醫生,其技能為小區所用,那麽,小區便不需外聘昂貴的外來者。

彬格強調,赤腳學院不會向他們所培訓的「專家」頒發證書。他笑說:「在世界各地,你會發現,所有的男性都想要一張證書。為什麽?因為他們想離開村莊,到城市去找工作。」

因此,彬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就是專挑選祖母,把她們變成小區需要的專家。祖母對家鄉最有感情,她們不會因有一技之長而離開,反之,她們會死守家鄉,奉獻自己。只要村莊的需要得到滿足,城鄉差距拉近,人們願意留下來,農村人口外移的問題,便可獲改善。

「你的教育是留給小區來鑒定,你不需要掛張紙在墻上來證明你是名工程師,你在生活中開展出來的技能就是你的證明。」

彬格有一番發人深省的話:「我年少時所受的教育,在印度可算是十分的優異、昂貴,但它也幾乎毀了我的人生」。他的意思是指,當你愈高高在上,便會愈遠離生活。遠離生活意味著甚麽?這表示你不會增長智慧,因為你自以為是。

我問彬格,赤腳學院是一個非政府組織(NGO),還是一個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

他回答說,赤腳學院是NGO,但不是社會企業,有些社會企業是謀利的,他們不謀利,他們只是培訓社會企業家 ( social entrepreneur )。當你不謀利,便不會有損失 ( no profit, no loss ),人的創意和想象力是他們最大的資產,如何建立小區的內在力量是他們最迫切關注的。

我提到委內瑞拉過去十年的革命,就是從小區改革開始,並推出各種鞏固小區內在發展的項目,不知他有否與他們交流?

彬格表示,他對突發性革命沒興趣。他要的是循序漸進 。他認為,任何的轉變取決於人的思維 ( mind-set ) ,人的思維不能一夜間便會有所不同。當制度改變了,可人的思維不變,新的制度又怎可長久?反之這可能引起更多的鬥爭。其實,行動可以是非暴力的,但思維的改變過程可以是很暴力的,因為你要否定你過去的想法,接受新的觀念,其過程尤如天搖地陷。

一次旅行,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命運的例子,都讓我們津津樂道。

佛陀釋家牟尼原本可以安在皇宮,做他的尼泊爾皇子,享盡榮華富貴,怎知一次出宮,目睹眾生苦難,毅然拋棄一切,為眾生尋找彼岸之路。

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差不多過了半個世紀,仍然激蕩人心,並成為後人追求公義社會的引擎。從書到電影,都可以讓我們重溫格瓦拉少年輕狂,與友人騎著破舊的摩托車,環遊南美洲,但在旅途上,南美洲底層社會的不公不義,令他無法視而不見。一次浪漫旅程的計劃,結果成為他的殘酷的成人禮,革命之心由此點燃。

彬格也一樣因一次旅行,令他留在農村四十年,從底層開始,進行他的靜默的革命。事實上,聖雄甘地的赤腳精神,啟發了多少雙赤腳,他們不會因國家的不完美而退縮,而是在黑暗中走出一條道路來。

印度不僅有聖雄甘地,還有不少傑出的思想家,他們的主張與信念,不僅是印度珍貴的遺產,也是世界的思想遺產。

文學泰鬥泰戈爾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他。他是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其作品蘊含濃厚的東方哲學色彩,成為西方了解東方的一扇人文窗口,他被喻為「詩哲」。

某天,一位朋友不知在哪裏弄來一本《奧義書》,告訴我如要了解佛學不能不閱讀這本印度古代哲學書。原來,《奧義書》也深深影響了泰戈爾的思想,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詩哲」的宇宙觀、人生觀、宗教觀,以至世界與社會觀。當中還有吠檀多哲學和印度教改革派思想,這就是在大慈大悲的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即《奧義書》所說的「梵我同一」,這由此令泰戈爾對印度的種姓制度深惡痛絕。
泰戈爾熱愛東方哲學,但也不忘與西方哲學相比較,後者的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引起這位哲人極大的興趣。不過,他對西方文明也不無鞭韃,不同意人和宇宙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這引伸到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因此,他對帝國主義與殖民
主義有嚴厲的批判。

對泰戈爾而言,西方文明就是盡一切努力去培養國民,讓他們的國民發揮一切才幹去占有和利用一切能夠得到的東西,並勇於克服種種障礙,與大自然打仗,也要與其他民族打仗,直到最終達到他們的理想。

印度文明的最高理想則是人與大自然和諧統一,而其努力培養的人不是追求權力和財富,而是追求人的最高精神本質。因此,在印度,自古以來最受人尊重的不是皇帝將相和有權有勢有錢的人,而是那些能拋棄私欲和財產的聖賢。

在印度這個思想脈絡出現甘地和其後來者如彬格等人,想來也如此自然。李連傑的「壹基金」曾邀請彬格到北京演講,我笑問他會否與中國合作?他沈思一會,指中國現今被視為超級大國,他們怎會想到讓國民來印度學習?!

其後我的視線轉到彬格的太太阿烏娜 ( Aruna Roy) 。阿烏娜是女中豪傑,在印度,她比丈夫還要有名,她投身農民婦女運動,成功迫使政府通過信息自由法。
近年大家流行講「充權」(empowerment) ,這意思就是讓弱勢變成強勢,從被動變成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

阿烏娜所推動的信息自由法,也是「充權」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有一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信息自由程度,與貧窮、饑荒有密切關係。信息不自由,貪汙肆虐,分配不公,貧窮、饑荒便更見嚴重,弱勢社群只能弱下去,無法翻身。
印度底層的老百姓,都十分感激阿烏娜為他們爭取了信息自由法的通過。阿烏娜與他丈夫一樣出身貴族,感到國家存在極大的不平等,過去幾十年來留在農村工作,成立一個叫「工人與農民充權組識」( Organisation for the Empowermen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 。

面對這對巨人夫婦,令我的旅程意義倍增。我希望終有一天,中國與印度之間也能彼此學習,發揮最底層的智慧。

(圖1,圖2為赤腳學院的婦女在製作太陽能設備;
圖3為作者與當地的小孩子們一起在地上學習)

也談「復、複、覆」之簡化(一)

$
0
0

香港教育學院的鄭吉雄教授以簡化字「复」合併「復、複、覆」為例,認為所謂「文明進步是人類思維的進化,部分簡體字使用單一文字涵括幾個涵義,人類認識文字更為方便,但無法區別文字的意思。」那麼,簡化字就是「思維的退步」,見蘋果日報:
【繁體之美 】歷史學者:簡體字令人退步
鄭教授所說的「單一文字涵括幾個涵義」是「思維的退步」,也就是常被人詬病的簡化方案「同音合併」是。這其中也包涵了一個隱含結論:
繁字體從來沒有用「單一文字涵括幾個涵義」,繁體字中沒有出現過「同音合併」,繁體字是「一字一義」。

從文字學上來說, 這番言論不知所云,結論也是匪夷所思,很明顯是漢字演變歷史是相違背的。

首先,世界上有哪一种一種文字的演變不是傾向越來越簡單、越易學?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符號,這個特性決定了文字的傾向,以「最少、最簡潔的符號」同時又能「最明確的表達語言」,二者是互相制約的矛盾對立面,盡可能的求取二者的「最大公約數」。

漢字在使用的過程中,通過不斷的「引申、假借」擴大的漢字的表意範圍,通過字形分化來準確的表達語言。同时,漢字的職務也不斷在改變、合併、轉移,在字形上總體趨勢走向簡化,這是一個動態的優化過程。

任意翻開一本辭書字典,哪一個漢字不是最少有三、四個義項?常用義、假借義、引申義、冷僻義、語境義等,十幾個義項的漢字很常見,多的甚至有幾十、上百個義項。比如:台灣出版的《中文大辭典》中的「行」,大概有一百多個多個義項。(見《中文大字典》頁13022)

語言學家约瑟夫•房德里耶斯(Josoph vendryos)說過:「確定字詞的價值的,是上下文。儘管字詞可能在意義上有各種變態,但是上下文給予該詞獨一無二的價值」。字詞的具體意義是在上下文中體現的,孤立的分析字詞的是否會產生歧義是沒有意義的。漢字無論繁體或者簡體,還有很多音多義字,如:「重、彈、省、行、騎」,這難道也是「思維退步」?

鄭吉雄先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有沒有學術能力判斷這個問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很明顯,他沒認真做功課就人云亦云,信口開河,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筆者以事論事,以字論字,談談簡化字「复」的合理性。

首先,鄭先生有一個基本的事實錯誤。簡化字「复」合併了「復、複」,并沒有合併「覆」,只是將「覆」的引申義項「審查、回覆」轉移到「复」字上,也就是「覆核、回覆」可以寫成「复核、回复」,但「覆蓋」不能寫成「复盖」。
文字學稱這種演變叫做「職務轉移」或者叫「明確職務」。這在漢字演變中非常常見,如:
「才」的虛詞義「僅、剛剛、正」,在秦漢曾經用「纔、毚、財」表示,明清以後改用字形簡單的「才」專職,民國時代繼承,簡化方案承之;現在有幾個人以「纔」代「才」?
「了」字有三個讀音,「完結、明晰、完全、語氣助詞」四個常用義項,在演變過程中分別合併了:「瞭、憭」二字。這難道也是「思維退步」?

繁體字中這些字例數不勝數,也有很多「同音合併」,同樣是為了求簡化,只不過很多人不知道而已,以為是簡化字獨有的。

漢字「复」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漢字,始見於甲骨文,以下是「复」的幾種古文字:


農民的自由還是資本的強制?——美國農業發展路程回顧(1)

$
0
0

農民的自由還是資本的強制?——美國農業發展路程回顧(1)
文/呂新雨 @人民食物主權網絡

【編者按】在中國三農研究的視野裡,普遍存在著這樣一個認識誤區——美國的農業資本化靠的是市場的自然運作,中國靠的則是政府的政策推動。而在這種二元對立的認識誤區之上,又衍生出了關於「市場運作」與「政府干預」孰優孰劣的論爭。秦暉先生便是支持「美國模式」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看來,市場內生、不受干預的美國農業資本主義道路是我們學習的典範。但在另一部分學者看來,中國政府對農業現代化的干預才是中國特色。本文節選自呂新雨教授的長文《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這篇文章駁斥了「美國農業資本化乃市場自然運作使然」的觀點,揭示了美國現代的農業模式乃是土地壟斷權同資本的聯合的結果,其農業資本主義道路離不開政府的土地政策、補貼政策。

-----------------------

在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秦暉先生是有影響的人物。他的理論一再以各種方式論述「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二元對立,在他看來,「美國式道路」正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也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治世良方。
他歌頌美國西進農民「那吱吱作響的大車,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國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農民占人口總數80%以上的時代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進程中農民並沒有表現出所謂『小私有性』、『小生產者』或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性或反動性,相反,正因為他們是獨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體成員,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不是依附農民,一句話,是真正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宗法農民,他們才能起上述進步作用。」

但實際上,美國的農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是租佃農場主,雖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贈與的土地,但租佃農民的比例還是很高,他們全部或部分地耕種租來的土地,因為這個法律出現得太晚。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實行的是以聯邦財政收入為目的的土地現金拍賣,它是以整塊地段(Section)以至鎮區(Town-Ship)形式進行的,從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與大地產投機活動結合在一起,東部土地公司憑借其在殖民地後期形成的雄厚資本在土地拍賣市場上肆意購買大片國有土地,然後以高價向移民進行小塊零售,這些壟斷集團作為中介進行了國有土地的二次分配,並從中獲得巨額利潤。

所以「『美國式道路』的起點並不是『無償分配的自由土地』,它同樣表現為土地壟斷權同資本的合二為一。」只是在大塊拍賣方式無法吸引足夠的移民進入東部時,政府才被迫逐步縮小地塊出售的單位面積。但土地投機商已經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買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數是貧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後,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於現在我們稱之為大平原地帶的半乾旱地和貧瘠土地。在這些地區接受了宅地法的數十萬戶家庭,在因旱災而使幾個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敗之後,結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較濕潤的地區去」。這使得許多拓荒者寧願耕種租來的肥沃土地。

1880年租佃農場占全國農場總數的25·6%,以後逐年上升,1900年達到35·5%,1920年達到38·1%,1930年達到42·4%的高峰,其後,完全的租佃農場主逐漸減少,而擁有部分農場但主要租用土地進行經營的農場主卻持續上升,五、六十年代達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過了50%,九十年代以後增加到60%以上,全部擁有的農場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農場主資本短缺導致的對資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權與租佃農場主的經營權相分離的租佃農場現象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這在後面的論述中還會詳細展開。

美國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暉所描述的那樣是西進的農民用吱吱響的大車推出來的「資本主義」,這種敘述掩蓋了真正的歷史事實。首先,獨立戰爭使美國的疆域跨過了阿巴拉契亞山脈,而這個過程伴隨著與印地安人殘酷的流血戰爭,大大小小的戰爭一直延續到1890年,西進運動完全是踩著印地安人的骸骨進行的。

在此基礎上,西部土地還是一個涉及到美國各個州、各個階層和集團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並關係到當時新生的共和國的政治前途。誰應該是新國土分配的主宰?誰應該擁有西部土地權利?各州在土地政策上分歧嚴重,而財政困難的國會則希望把西部土地作為財政收入的來源。為此,國會進行了長達八年之久的辯論,才基本確立了建立國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馬斯·傑斐遜為首的專門委員會負責制定西部土地法。

傑斐遜曾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國的成功必須取決於具有絕對所有權的私有財產,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國家最為寶貴的組成,他希望把美國建成以小農為主體的民主共和國,因此他試圖把土地分成小塊,低價或無償地分配給拓荒者。但是這個主張卻因為遭到了大地產集團的強大壓力和抵制而失敗。當時新政府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代表商業和銀行家的利益,主張高價大片出售公有土地。

1785年「土地勘測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設立土地局經辦土地出售與轉賣事宜,以鎮區制為全國國有土地矩形勘測制的基礎,它以邊長六英里的正方形為基本勘測單位,以一平方英里(640英畝)的方形地塊為基本出售單位,形成鎮區和地段兩級地權界限,並成為西部土地權的法律依據,也就是說,只有經過勘探的鎮區和地段內的土地所有權才是合法的,所以前殖民地時期形形色色的「封建」地權被「清除」,包括拓荒者的土地定居權。法定的土地所有權必須在公開的拍賣市場上用現金購買。勘地制度與現金拍賣制度的結合,使土地所有權從一開始就從屬於資本所有權,而不是認可農場主的開發定居權。

該法案對西部開發和美國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西部土地國有被法律認定,並成為國會控制下進行社會財富分配的來源,而各州喪失占有西部土地的權利,這就為美國由邦聯制轉為聯邦制奠定了基礎。鎮區制度不僅是土地出售和分配的制度,而且成為社區的基層組織形式,在1787年「西北法令」以後與州縣行政區相連接,成為與土地制度互相匹配的政治制度,道路、稅區、選區、學校等都以鎮區為單位進行。

現金拍賣方式為聯邦政府帶來重要的財政收入,並且成為美國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現金拍賣方式為每英畝最低限價1美元,一次性購買不得少於640英畝,支付方式為硬幣、債務證券和國債利息期票,地價必須在一個月內付清,一旦不能付款,則地塊由政府再次出售。這些規定使資本雄厚的大地產集團獲得了西部土地購買的壟斷權,並且使地產集團與金融集團出現共生現象,土地投機與金融投機結合在一起,使得土地資本迅速轉化為金融資本。

西部土地市場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經濟中,起著類似股票市場動員社會資本的作用,是美國工業革命的杠桿。十九世紀三十到五十年代,土地投機資本從西部土地和農場主獲得的利潤達到了五億至六億美金,這些巨額資本轉向了鐵路、林業、礦業、牧業和制造業,帶動了美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經濟的全面高漲,土地資本的跨地區、跨部門流動,必然引起銀行、保險等金融活動的空前活躍,而土地投資的集團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關係更加復雜。

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工業革命獲得成功,美國開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結構性轉變,而這個過程正是與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區的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是同步進行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西部的土地以及建諸其上的農業發展與美國工業革命是互為條件的:

「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鐵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於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農業機械、沒有征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槍,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

到十九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聯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那就是
將國有土地按照資本比重給予了擁有資本最多的集團和階層。1903—1905年第58屆國會的公共土地委員會報告中承認,定居者與大地產商相比處於明顯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國有土地轉入大土地投資公司,數量遠遠超過宅地農場,幾乎每個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壟斷了最好的地塊,這些土地立法的結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農場主。

正是租佃農場主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而宅地農場轉為抵押—租佃農場的速度最快,數量最大。到十九世紀末,全國的租佃農場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幾個新州就達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二十世紀中葉的一個調查表明,當時的農場主中其土地來源是由於「宅地法」而獲得的不到2%。破產的宅地農民成為農業工人的後備軍,1900年全國雇傭的農業工人為二百萬人,1910年已經達到了三百八十萬。

內戰時期由於糧食價格上漲而勞動力短缺,直接引發了大草原地區的農業機械化浪潮,內戰後三十年是美國農業實現機械化的時期,各種主要農具發明都已經完成。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農場主都必須借貸來添置機械以擴大生產和降低成本。農業機械化加深了農場主對貸款的依賴,同時在生產資料上受農業機械公司的價格控制,但這卻促進了農業機械工業的發展,到九十年代,美國農業機械年產值已達一億美元。

西部農業特有的用於土地柵欄的鐵蒺藜也被認為是工業革命對征服大草原的最大貢獻,九十年代末鐵蒺藜產量已經達到1874年的三萬倍,正是大平原農場主的幾十億美元的鐵蒺藜保證了二十世紀初最大壟斷企業「美國鋼鐵公司」的巨額利潤。而內戰後四十年是美國農業空前發展的時候,主要農產品小麥、玉米、棉花分別增長了4倍、3·5倍和5倍,強有力地支撐了美國的工業和真個美國經濟的發展,為二十世紀的現代美國奠定了基礎,被稱為是與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具有相同意義的事件。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蘇聯在工業化時代由於糧食短缺所造成的後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義。這種工業與農業的互換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現代化能夠完成的關鍵。

但是這種農業資本主義化卻不是依靠小農場之間的相互兼並和分化來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資本的控制下,農場主以租佃方式間接地獲得資本來源,並保留家庭農場和季節流動工的生產方式來降低成本,這形成了美國西部租佃農場的主要形式。它說明的是在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利益的參與分配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農場主只是最後的一個環節,他們的勞動投入並沒有從市場中獲得應有的最大利益,因為形形色色的資本正是參與農業利潤分配的主角。比如鐵路是大平原農業與國內市場和歐洲市場聯結的通道,因此鐵路公司成為西部農業的壟斷者,它竭力抬高運費,甚至有些州的玉米售價和鐵路運價幾乎相抵。

西部農產品市場與鐵路的結合產生了系列區域性的市場中心,如各大谷物公司,這些公司制定市場協定,實際壟斷了整個中西部的谷物價格,一旦進入收獲季節,農場主急於現金支付各種債務只能聽命於谷物公司。鐵路公司、谷物公司和加工業托拉斯層層盤剝,使西部農場主喪失了對市場價格的發言權,實際上將農產品價格壓到了最低。

為了孩子,你仲袋唔袋?

$
0
0

圖:政府新聞網

有次跟朋友談論雨傘運動和政改,育有小孩的朋友嘆氣:「唉,我覺得最大問題係,動員成個政府去歪曲是非,將假嘢講到真嘅一樣,叫我以後如何教細路?我仲點可以令佢相信,誠實不說謊係最大美德?明辨是非先係良好公民?」

我無語。

當一個人經常講大話,要承受的最大苦果是什麼?是周遭朋友將不再信任他講的話,如《狼來了》故事裡的牧童。當一個政權經常講大話,要承受的最大苦果又是什麼?

若是獨裁政權,苦果是全民的麻木和失去人格。若是民選政權,苦果是大話政客被選民趕下台。若是如香港般,在「獨裁之上民選之下」的政權,苦果則複雜多了。首先,成年人將長期分裂成兩個陣營,撐謊言者和反謊言者呈撕裂對立之勢;更嚴重的是,成長中的一代,將變得虛無。他們不再相信世上有所謂人性光輝,有所謂真善美,因為孩子每天看到的現實是:說謊的特首高官,趾高氣昂好威風;懂得靠攏的政客商人,升官發財笑騎騎;而抱緊原則真理的人,卻被視為阻住地球轉的壞蛋,被建制派恥笑,被中央喉舌惡罵。

或者,你可列出很多個「袋住先」的理由,尤其行會成員張志剛那句「唔袋就一世都無」,最令效益主義者心寒心亂。然而,仔細想想,「袋住先」真的可以帶來好效益(好後果)?一旦我們支持「袋住先」方案,等於甘願在謊言面前跪低,等於認同政權鋪天蓋地的propaganda所宣示的訊息,等於認同「千二人先篩選、五百萬人後加剔」就是「真普選」。這樣,就等於告訴你的孩子:知道嘛,大話只要講得夠狼死夠全面,就可以贏。關鍵是唔怕醜!(像高永文醫生那像薄皮,自知理虧於是大叫「講完」走人,是不能贏的......)

「袋住先」好像比「唔袋」著數,但它會將整整一代孩子陷於萬劫不復之中,條數點計?你願意你的下一代被社會環境染污成投機取巧、看風轉舵、價值虛無的人嗎?

孩子價值觀下陷,近來廣西社團事件已是個警號。這個惡名昭彰的社團沒經面試學生同意,將他們撐政改的片段放上網,絕對是侵犯私隱和利用學生作政治宣傳工具的惡行。然而學生的態度也有商榷處。若然是為了得到免費遊學機會而在鏡頭前說出違心或奉承話,他們其實已走向價值虛無的方向:不在乎自己有無誠實人格,甘於為眼前效益(遊學)放棄說真話。我無意指摘學生,因為他們年紀尚輕,我只想說明,政權、當權派政客、建制派議員、親政府媒體等共同建構的「大話唔怕講,利益袋住先」氛圍,已開始產生壞的作用。

無論枱面上「袋住先」看來有多吸引,請不要忘記枱下面的湧動:唔袋,我們仍可挺起腰板,教育孩子;袋咗,在孩子面前,我們再沒有道德說服力。為了孩子,你仲袋唔袋呀?

9月3日放假是「跟足大陸」?

$
0
0

圖﹕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大陸政府因此而宣佈今年9月3日的「抗戰勝利紀念日」放假一天,特區政府也在同日建議該日列作特別假期,並向立法會提交《特別假期(2015年9月3日)條例草案》。此舉一出,網絡上便出現非議,亦有言論聲稱9月3日放假是「跟足大陸」,說得好像9月3日放假有問題一樣。有鑒於此,鄙生特撰此文,解釋為何要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

事實上而言,最初將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的,其實是當時還未遷臺的民國政府。此外,中共奪得政權後,最初並不是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而是在1951年才把日期改回去的。換言之,香港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不能說是跟隨大陸,而是跟隨民國政府在1945年時定下的規矩。

大家或者會問﹕為何要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呢﹖因為日本政府是在1945年9月2日正式向盟軍簽訂降伏文書的,當時接受日本正式投降的中國代表,乃是中華民國將領徐永昌。(見圖)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翌日,即9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隨即宣佈放假三天,並規定每年的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國民政府遷臺後,仍繼續保留此傳統,直到1955年才將此日定為「軍人節」。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奪得政權初期,並不是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的。1949年12月23日,大陸剛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制定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8月15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直到1951年8月13日,政務院才將「抗戰勝利紀念日」改為9月3日﹕「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后。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9月3日。」(參考連結)

在特區政府取消「香港重光日」多年,現屆政府又時常向大陸獻媚的情況下,忽然建議「抗戰勝利紀念日」放假一天,引來非議和揣測,絕對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有些歷史事實我們不應該搞混,將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查實是1945年時民國政府定下來的規矩,倒是大陸政府成立初期「擺了烏龍」,發現有錯後才把「抗戰勝利紀念日」改回9月3日。

是故,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定作9月3日,有其歷史意義,這不但標誌著中國的抗戰勝利,也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盟軍勝利結束。愚見認為,即便中國將來中共倒台也好、變成民主政府也好,9月3日作為紀念先烈的日子,也應該維持下去。

另一個令人費解的地方,是852郵報的劉細良先生近日撰文,拿何應欽的話質疑「抗戰勝利紀念日」為何不是九月九日,還聲稱當時南京政府接受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投降,才是「日本向中國投降,不是向盟軍投降」。大家需要知道,9月2日所簽的是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當時日本帝國大本營的降伏文書,而當時的徐永昌將軍,乃是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岡村寧次只是當時日本陸軍的其中一隊總軍(army group)的司令,他的投降是因為天皇已經正式投降,然後服從帝國政府命令。

一個投降是代表國家元首,一個是連代表海陸空三軍都不夠格的陸軍總軍司令,兩者級別差天共地,劉細良先生還好意思拿來比較﹖何應欽這種蠢蛋不懂分,但劉細良先生好歹乃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畢業生,又有可能不懂分﹖還好當時蔣中正沒那麼笨,否則鬧出國際笑話就不太好了。

time's up——守門員的故事

$
0
0

侯活36;
蘇連遜38歲;
基雲39歲;
積斯基拿倫40歲;
舒華沙42歲;
費度43歲;

年長的一眾英超球迷,一定會認識這幾個人,總有幾個精彩撲救畫面突然在海裡中浮現。他們已在英超征戰十多個年頭,由年輕力壯走到今天垂垂老矣,除了侯活仍是擔任正選,其他都已經成為球會中的二、三號後備門將,上陣機會已是寥寥無幾,甚至已到達退位讓賢,提拔後輩的時候,但回想年輕時候的他們,是英超的中流砥柱,即使並非效力所謂的頂級球會,但球迷卻從每一次精彩撲救中認出這張臉孔。

雖說門將是陣容中最長壽的位置,踢到40也能不言休,但位置只得一個,一旦成為後備便難以翻身,更何況是一位年時已高的老老將?即使長壽,但終有一天還是要退下來。今天,「長青六壯士」的老大哥費度叔叔終於要說再見了,光陰23載,留下的精彩又何止只是一幕又一幕的化險為夷?連續310場英超聯賽上陣紀錄;在3間球會連續8個球季打滿英超38場比賽;以39歲零257日成為阿士東維拉歷年最年長的上陣球員,一位門將擁有此等個人榮譽,並非容易,也難以打破,但這些傳奇亦隨著費度宣佈退休而快將要成為歷史。

「我對球員生涯所獲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一開始時我沒想過職業生涯會那麼長,總共踢了23季而且效力好些難以置信的球隊。有一件事情我會懷念的,便是每天跟球會職員和球員的互動。這真的不像要發生,但我的44歲生日快到了,我認為應該到此為止了。」

有些球員,可能不是你全場的聚焦重點,但有些時候,你會因他小小的動作而令你突然眼前一亮,就是那一個撲救,從此你記住了他。

(題為編輯所擬。)

足球說故事 Facebook Page

【抽水樂園】遇怪魔我不想變大個

$
0
0

動畫及遊戲作品《數碼暴龍》踏入15周年,為紀念這部經典作品,今年即將會推出新作──《數碼暴龍大冒險Tri.》,講述8位「被選中嘅細路」少年時代的故事(15年前,他們還只是小學雞…更正,小學生)。對於一眾90後而言,這部動畫可說是充滿著童年回憶。其主題曲──和田光司的《Butter-fly》、或是中文版主題曲,鄭伊健的《自動勝利Let's fight》、甚至是當中的經典插曲──宮崎步的《Brave Heart》依然弦猶在耳。

然而這部作品由公佈人物設定開始,就一直飽受抨擊。8位「被選中嘅細路」樣貌大不同、製作計劃一推再推、一年期電視動畫變成劇場版(即動畫電影版)。15年之約,支持者彷彿一次又一次被欺騙,自然感到不是味兒。即便動畫要到2015年11月才開始分成6章上映,但抨擊的聲音老早已經響徹雲霄。

1111

01(媽,為何結果不是我想的那樣?)

雖然製作單位開宗名義已經說,這作品將會是8位小孩成長之後的故事。少年期嘛,樣貌、聲音改變,實在是無可厚非。畢竟他們既不是柯南、又不是小新,保鮮十多年根本是不可能任務。不過其人設變動之大,誇張得有如整容般的改變,卻令一眾15年來的支持者嘩然。誠然,我情願當作自己沒看過、情願東映仿傚《龍珠》、《Gundam Seed》重製版的製作單位一樣,舊酒新瓶的將原版動畫提高畫質後重新出台,好過這樣提醒我「歲月不饒人」這道理。

我知道,我也明白。
15年了,我們變了、世界變了、《數碼暴龍》也變了。
《數碼暴龍大冒險Tri.》狠狠地提醒了我們。

2222

02(左邊為原版,右邊為網民同人作品)

最初的聲優變了,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對以聲線糊口的聲優來說,15年時間要聲音完全沒有改變,實在是強人所難。加上當年所聲演的是小學生,與現時需要聲演少年,所採用的技巧、方式、表情也完全不同,即使是聲優班子大換血,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作品確實出台的日期卻是一推再推,4月變7月、7月變11月、年番動畫(一年制電視動畫)變劇場版……龍門一搬再搬,彷彿在諷刺著現今的世代。不過總有人會說,等了15年,終於都重新出台了,有好總好比完全沒有吧?還沒看過又怎麼知名好壞呢?機不長失,循序漸進啦!或許出完6份劇場版就會有電視動畫呢?

有得睇,真係唔睇?睇住先啦。

(《數碼暴龍大冒險Tri.》Promotion Video)

Viewing all 39949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script src="https://jsc.adskeeper.com/r/s/rssing.com.1596347.js" async>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