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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惡爆 續牌後促放寬廣告限制 打擊網絡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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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今日批准無綫電視提出的免費電視牌照續期申請,為期12年,由2015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結束,沿用現有頻譜。無綫電視發聲明表示歡迎行會決定,稱亞洲電視的經營情況反映了市場困難,隨著新免費電視經營者和「不受規管的網絡電視」加入競爭,希望政府放寬廣告限制,打擊網上侵權,使行業能健康發展。

續牌增條件「回應公眾要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通訊事務管理局全面評核了無綫的表現,並於去年進行公眾諮詢,決定接納無綫的申請,續期牌照條件以現有牌照為基礎,亦增加額外條件,以回應公眾要求,包括規定每星期提供合共4小時指定播放節目包括時事節目、紀錄片、文化藝術節目和青年人節,每類節目每星期各60分鐘,必須為首播節目。無綫電視亦須提供至少12,000小時本地製作。

無綫促放寬廣告限制 打擊侵權

無綫電視發聲明歡迎行會決定,特別提到香港電視市場相對細小、規管嚴,電視台的廣告收益及經營成本容易受經濟及市場因素影響,「亞洲電視的經營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和經營環境的困難」。

無綫的聲明又關注「現時不合時宜的電視廣告限制」及「日益猖獗的網上侵權行為」,指應廢除或放寬「間接廣告」的規例,並促請政府盡快採取行動打擊網上侵權行為,包括提供侵權內容的網絡視頻網站、電視機頂盒,完善審議中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否則「不單嚴重損害電視界的經濟利益」,更會「摧毀整個創意工業」。

民主黨:應盡快發牌予香港電視

無綫電視近年被批評節目質素低下,亦曾被通訊局罰款,蘇錦樑指通訊局已作充份考慮,仍然建議續牌,並獲得行會同意。香港電視就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提出司法覆核獲判勝訴,蘇錦樑指政府會在適當時公佈處理方法。奇妙電視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則仍在審視中。

民主黨資訊科技及廣播政策發言人單仲偕認為當局應維持「發牌無上限」及「自由市場」的原則,盡快批准奇妙電視的申請,並尊重法庭判決,盡快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

單仲偕又指無綫電視經常被批評「是是但但」,節目製作馬虎,早前更有「紅色資本」入股,令外界擔心無綫的新聞自由將受打擊,民主黨要求無綫電視「以港人為本」,製作更多具質素的電視節目,同時捍衛新聞自由,保障編輯自主,避免自我審查。


劇場專訪:改變的勇氣,留守的意志——從《樓城》到陳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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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Sam Lee)

(獨媒特約報導)燈亮,女演員站在舞台中央,專注地說故事。她把散落一地的摺櫈,一張張打開,在舞台鋪出一條摺櫈橋。音樂漸大,男演員在台邊拿起一張摺櫈,用力扔向女演員的摺櫈堆;保齡球一般,摺櫈倒下。女演員稍停,隨即把摺櫈拾起,打開,繼續鋪。漸漸有演員在摺櫈上行;男的繼續拆毀,女的繼續建立。最後男演員拿著摺櫈,橫掃下整排摺櫈,所有演員倒地。女演員看著手中摺櫈,一臉迷茫。

這是《樓城2015》其中一個片段,是香港,也是陳麗珠(Bonni,《樓城》編、導、演)的生命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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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進劇場提供)

由《樓城》開始:三度重排 以引錄劇場反思城市去路

2008年是《樓城》誕生的一年,也是天星、皇后碼頭已被拆毀的一年。Bonni憶述,那年香港已是高樓林立,街道狹窄,家中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空間。因為狹窄,我們訓練出強韌的適應性,並須逼出最大的潛能,才得以繼續生活。

要生活就要忘記自己?

「擁有這些potential,我們要sacrifice甚麼?那就是sensitivity。這個城市,人同人中間的距離太近,近到一個位,你覺得唔comfortable,就好像搭地鐵。要survive,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忘記佢。當它不存在,當你對面的手不是手,對面的身體不是身體⋯⋯但慢慢你就會當很多東西都不存在。」Bonni稍頓,續說:「連自己也不太存在。」

因此Bonni想起「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以真人真事作為創作基礎,但通常是由一件特定的社會事件出發,訪問和事件有關的人,受訪者的對話會原原本本地成為演出的文本。2008年首演時,他們訪問的對象,主要與建築有關;如建築師、扎鐵工人、風水師。2015這個版本,Bonni則集中訪問生活於不同環境的香港市民,從政府官員、保育人士、學者、農夫以至劏房戶。

甚麼空間才是最理想?人是否可改變?

「訪問時會遇上居住在不同環境的人,住在窄或很闊的地方也有,但他們有甚麼problem呢?住到像水手(劇中人物)那樣,infinity(水手住在無邊大海),佢地又有甚麼problem呢?佢地有時候都會覺得自己像坐牢啊。到底甚麼空間才是最理想的呢?這是一個切入的地方。最有興趣的是,每個人的生活狀態是甚麼?更耐人尋味的是,人是否可改變?」

Bonni眉頭一皺,續說起訪問時一位學生說的話。

「那位學生說得很好,為甚麼這麼多年也教育不到,讓先人出地鐵?人推,自然你的身體也會推,你就想推。其實只要多一秒鐘,你就會想到,你推進去,別人下不了車,你花的時間不是更長嗎?又會更生氣,更暴力,但奇怪的是你的身體仍想去。mind與body協調不了,在這個city內,是一個worry。」

Build咩嘢?

最初,《樓城》的英文名字是The Wall of the City。Bonni笑說,Wall當然就是有關建築,但她更想探討的其實是人與人間的那種wall,是感情與心理上的。

「但就是那時,就是新天星剛起、皇后碼頭被拆時,exactly這個view。」

訪問的地點在藝術中心的四樓餐廳,一幅落地大玻璃,能清楚看到皇后碼頭遺址,一個荒廢的地盤及無數靜止的吊臂。

Bonni看著窗外,續說:「我在長洲住的,某天出來時,突然一早見到這個場景。有一排呀叔站在天橋上看地盤,他們看得很有興趣,因為真的很interesting,建築的人好像model。一班工人,每天下午都成了景點。他們24小時地起,起甚麼呢?The will to build,build咩嘢?特別到了今次的version⋯⋯當以為2008年已很極端的時候,原來不是,是繼續極端下去⋯⋯樓價、生活空間、貧富懸殊,我們真的要再問,build咩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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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進劇場提供)

人是甚麼?

「我在長洲出生,長洲居住。土地二字,好像很浪漫化,但其實不是的。在城市你只有雲石地,雲石地使你覺得你stick to nothing。這個城市就是這樣,沒有trace,沒有connection,沒有腳印⋯⋯香港就是這樣,nothing to do with anyone,anything。如真的接觸土地,你會發現東西不是四方的,是irregular的,天氣是irregular的,viewpoint會差很遠。自然很多事你可以更relax,accept別人更多,大自然在subconsciously教育我們。如果你去種下嘢,你真的會be very humble。growth有一個很美好的principle在內。natually understand something。你會開始明白,人是甚麼。」

劇場是 starting point of reflection?

三度重排,因為《樓城》就如Bonni反思的隧道,隨著社會及人事不斷改變,《樓城》也一起演進。

Bonni呷一口熱茶,說:「隨著香港不斷改變,作品內容固然有推進。形式上⋯⋯如何講呢?想探討的議題太闊,聽到太多viewpoint,放在一起又會互相cancel⋯⋯如何在劇場,令觀眾不會太exhausted,不會食滯,放多少才是starting point of reflection⋯⋯是很challenge的地方。讓觀眾再感受一次,就是劇場的功用。做得好的話,就是magic。」

「做引錄劇場很微妙,訪問時會有時間真的細心去聽。你在桌上回看每個字,看到被訪者在迴避甚麼,例如只想講建築但不想講personal的事情,但迴避幾頁又忍不住講。到底他們迴避甚麼呢?他們的生活經驗讓你推敲出很多。被訪者大部份人都是香港人,有趣的是,他們大部份人都在懷念一些東西,一些正在改變、消失的東西。由釘板工人至educated的人,都會對甚麼是生活更sensitive。我沒有故意問,但他們都會講⋯⋯在2008年時較少。」

Bonni半帶自豪地說,但她不對此感到驚訝。雨傘運動裡我們都看到,真的有一群人覺得自己在這裡出生,這裡是他的家。Bonni微笑說,從前的表達沒那麼直接。

從《樓城》到陳麗珠:繼續的意欲,留守的意志

《樓城2015》裡有一句:「The will to stay」;繼續的意欲,留守的意志。Bonni 於1992年與紀文舜成立進劇場(Theatre du Pif),她現為進劇場聯合藝術總監。她分別於香港芭蕾舞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連續三年獲校內最傑出女演員獎。畢業後,隨即加入香港話劇團,其後亦曾在英國及歐洲等地深造、進行創作及教學。1995年回港,繼續創作及導演所有進劇場的原創劇目,並分別憑《魚戰役溫柔》及《闖進一棵橡樹的年輪》獲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多年來在本地劇場持續創作,至今已接近二十年。Bonni,也許亦是劇場的留守者。

Keep what you believe, take the risk to be converted

Bonni也是社會上的一個個體,她選擇用《樓城》這個作品,透過劇場反思、表達,那其實已成她生命中的一種必然。她還有很想去做的事嗎?

「很多,但要叫住。run 一個company同埋做一個新創作,已沒任何時間做別的事情。香港做藝術,要投入就要這麼多時間。我總會在想,我做別的行業會否contribution更大?或者自己在生活上的長進會否更大?在劇場,整天都接觸設計師、演員、導演,很狹窄的啊!所以經常借機做社區劇場,就是讓自己受教育。」Bonni微笑。


(攝:Sam Lee)

「劇場是一個major,做就一定做的。不是為了生活⋯⋯生活,反而不做劇場會更容易。事實上只做劇場、創作、如何說一個故事、如何說得好⋯⋯不是說藝術成就,我只是單純地說人與人間的溝通。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喜歡的,是一直以來我覺得最想做的一樣⋯⋯也不知為何。我不懂打麻雀,但我很明白,我排戲時的狀態,就像打麻雀一樣,不想被人走。排到某個位,我還是未明白,總想排多些排多些,甚至經常忘記放飯break⋯⋯現在較少了,哈哈。」

Bonni笑說,她也會經常懷疑自己,覺得自己不濟。然而劇場對她而言,是特別的。白先勇有一句說話,讓她很深刻。他說:「小說是甚麼?小說是情感的教育。」

「最初我也不明白為何自己喜歡看小說,但後來我明白。現實生活不會如此refine,在小說,你有機會聽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劇場也是如此,令大家有更多awareness與sharing。是走在鋼線上的,至於到不到位,還是繼續嘗試中。keep what you believe,但真的keep open。就算別人鬧你,也聽聽他們鬧你甚麼。take the risk to be converted。我排《樓城2015》時,跟演員說,儘量進入一個狀態,一樣嘢相信了三十年,但你要prepare是錯的。你要accept有一個空間,所有的passion擺曬落去,其實是錯的。那你就在那個位了。如果是這樣,我想世界會美好更多。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空間。這樣的勇氣?」

「樓城是特別的,是一個香港的故事,是香港人的說話,無論是引錄劇場,還是其他的形式,都一樣。劇場現在仍不是主流,推極不動,我也推了二十年,哈哈,已用盡方法去宣傳,還是不太多人進場。但這可能就是要繼續做的原因。繼續的意欲,the will to stay。」

Bonni微笑,垂首再呻一口微涼的茶。

張超雄:警方要檢討錄取口供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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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代 2015年5月11日電話訪問
受訪者:張超雄、張達明

(記者會)
事主哥哥:在警署我們已第一時間通知警察,他的情況是智障、自閉。我們已表明弟弟是沒可能對警察的提問對答如流,亦因如此,警察在街上拘捕我弟弟時,一切對答都不能作實。警察在拘捕後,在紙筆的簿錄口供裡說,我弟弟的證供承認控罪。

弟弟被捕時,只有警察在場,但很奇怪,弟弟答的東西全部是完整的句子,很清晰,很清楚地說出時間、地點、人物,甚至他的犯案動機。(認識)智障人士的家長或社工都質疑為何寫到這些證供,還是警員用了疑犯的零碎、無意識的答案,再加上自己認為合理的推測,去重組、作出這些記錄。

問:現在智障人士被捕的程序如何,以確保他們的證供是可信的?

雄:現在的指引是要有第三者在場,如果懷疑或已知他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就要有一個家屬、社工或第三者、警方認為適合的人在場。當然這第三者不能是警方人員。但這做法其實亦未必足夠,第一點,他們在錄第一次口供,即逮捕了這位智障人士,當場和他錄了口供,說他已認哂的部份,沒家人在場,這很清楚。

第二,就算之後有錄影口供,錄影口供的情況,雖然他哥哥在現場,基本上很難做到甚麼。有親人在場,我們見到很荒謬的情況是當事人根本沒能力作供,但警方不斷催促他及引導性地盤問他時,家人其實沒甚麼事可以做到。所以我們覺得,對於智障或自閉症人士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警方整個錄取口供的程序要檢討。

問:之前落的口供有沒有可信性?

雄:有關警方及法律程序,我不敢扮專家,我不知道他最初的錄的口供會否作廢。但老實講,從一般常識來說,這個人根本完全不能夠去答問題時,你錄了口供,我相信拿到上庭時都會作廢。就算現在的指引是,若懷疑一個人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就要跟剛才的步驟,要有第三者在場才行。但我剛才的意思是,就算有家人在場,都未必足夠;需要有經驗、有專業知識的人在場才較合適。

問:除了只供,還有不在場證據。

(記者會)
事主阿嫂:調查過程我們有和警察溝通,我們多次強調,弟弟當時好肯定是在他的院舍生活,我們也拿了很多資料及證據。但(警方)還未可以釋放他,繼續拘留他五十多個小時。他們的回應很令我失望,令我們家人很受傷害,他們說我們之所以查這麼久,是「因為你弟弟當時在街頭被捕時認了罪,就因為他認了罪所以他們要做這麼多事。」

問:警方是否在週末時去院舍查問?

雄:是,在星期六傍晚拘捕當事人時,警方錄口供,星期天早上去了院舍看證據,包括錄影帶、和同事落口供,給他們看文件記錄,在案發時間,當事人在院舍內。命案是晚上七時發生,當事人在六時至八時期間,全部有文字記錄,證明同事為他提供服務,包括洗澡、派藥、吃飯等等。

問:按道理警方應立即知道當事人不在案發現場?

雄:是,很清楚的,那個不是一般院舍,它是相當有規模,保安系統相對嚴密,一般人很難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進出院舍。

問:為何警方還會這樣?

雄:我想他們對於智障及自閉症人士不認識。在最初拘捕這位人士時已問他是否和案件有關,他們已經認為那個口供是事主自己招認了。然後就算有明顯的不在場證據,都要懷疑是否他偷走。雖然兩個地方相隔很遠,一個在屯門,一個在大圍,一小時內根本沒可能在那兒出現。

他為何要這樣做,我無法代替警方講說話,我覺得他們在整個過程不單魯莽,在只供部份,因為有錄影口供,我們看回錄影口供的片段,你會火都嚟,因為好明顯事主是完全無能力去作供。但警員是根本沒有理會,繼續問,而事主有習慣,自閉人士往往都會重覆。你問他「你是否踢阿伯?」,他就會重覆「踢阿伯」。那你就說他踢阿伯,這些情況都做得出,我覺得是相當嚴重的行為。

問:你有沒有看錄影口供?

雄:有。

問:有沒有說過牽涉其中?

雄:有,當然有。他其實是重覆你剛才的說話。例如「你如何推阿伯?」,他一開始就問「你如何推阿伯?用一隻手定兩隻手?是不是用兩隻手推?」,事主就說「兩隻手」。其實那說話是沒意義的。到釋放他時,警員把八達通給回他,和他說「現在比返張八達通你」,事主就說「比返張八達通你」。你明白嗎?他重覆你剛剛說的話,你就說他認罪,這樣的盤問或錄取口供的方法簡直匪夷所思。

(記者會)
事主哥哥:五月二日拘捕了我弟弟後,警方在我弟弟的隨身物品中搜到醫生的處方藥物。當時我亦已告訴警方,我弟弟患有智障及自閉人士,需要依照醫生指示服藥,而藥物包裝亦已清楚標示服用方法及時間,但警方沒有根據警察通例第四十九章,他們沒有為我弟弟安排任何醫護人員,令我弟弟在五月二日至五月四日期間這五十多小時的拘留期間都沒機會服藥。

問:現時程序如何?

雄:警方未必會立即安排服藥,但他們指引有說,如果在當事人身上找到處方藥物,他們會帶這個人去看醫生,去醫院或診所。這是清楚寫明。當然,警方並沒有這樣做。

問:事主身上有沒有藥物?

雄:有。很清楚搜到醫管局醫生處方的藥物,也有服藥方法。

問:不服藥會否影響落口供的表現?

雄:絕對有機會。我不想扮醫生,但一個人有醫生處方、經常要服用的藥物,他如果不服藥,當然會對他身體、對他整體表現有影響。

問:警方回應,若被捕人士感到不適或需要服藥,可以向值日官要求送往政府診所或醫院。被捕人士在拘留期間並沒有作出有關要求,因此警方沒有作出相關安排。責任落在事主身上。

雄:這是荒天下之大謬。(警方)很清楚當事人沒能力作出相關要求,而家人三番四次要求提供藥物給事主,但警方置若罔聞,這完全違反人權,他要服用平時用開的藥物去照顧他身體、情緒、精神上的需要,警方可以完全不理,將責任推在完全沒能力作出相關要求的人,就算是小學生也知道這絕對不能接受。

問:家人明確多番要求?

雄:是。

(錄音)
黎楝國:我相信所有案件,警方都會本著專業精神去處理。警方一向都抱著尋找真相的精神去調查所有案件,所以案件調查過程中,無論在任何一個階段,當發現新的資料、新的證據時,亦都會因應這些新的證據、資料,就案件作出適當的處理。

問:你的回應?

雄:一點也不適當。在過程中延誤、死不認錯、違反自己的守則,是不人道,完全不懂得處理智障及自閉症人士。明知一早已有很強的當事人不在場證據在手上,卻遲遲不肯放人。若不是我們介入,他們不會在星期一晚放人,因為他們準備星期二提堂,要還押兩個星期繼續監禁,他們向家屬講到明是至少要監禁當事人兩星期。

整個操作是,一般知識也知道不可以這樣處理這個人,如果局長還要死撐,說這些是專業的話,其實對很多自閉症、智障、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不懂得保護自己的人,是個很危險的情況。當看回錄影口供時,有些社工在我們身旁,我們開記者會時,有(智障)組織、學前兒童(組織)、兒童家長會在,他們都叫了出來。他們說如果這樣,你隨便捉一個智障仔,他都會認,那你很易破案。若警方這樣做,我們這些孩子會危險。

問:家屬要求警方道歉?

雄:是,家屬希望警方道歉,及找出整件事為何錯到咁。我們當然要求警方檢視指引,追究責任,及避免將來再出現這些事件。

問:現在拘捕智障人士程序?

明:一般指引是,無論你是未成年的人或智障人士,當警方要進一步落口供、調查時,其實是需要一個成年監護人在場保障他的利益。這是一般的指引。當然指引還指引,有時會容許很例外的情況,例如當你拘捕他時,在實際可行情況下,根本沒可能即時找到監護人的,而那個疑犯又好主動向你講資料,有時候都要去聽。背後的精神是,他們未成年或行為能力未去到一個可以保護自己、明白自己的保持緘默權、明白自己其他的權利,所以需要一個成年人去保障他們的利益。

問:之後有找家屬,是否已符合守則?

明:若事實如此,似乎警方有跟指引做。因為拘捕那刻,是不可能在拘捕前搵定個親屬在身邊。

問:警方說剛被捕時認了罪。拿上庭時會否因技術問題被質疑?

明:有可能,但要看具體情況。法庭處理接納疑犯的口供與否,要在無合理疑點下,信任疑犯出於自願,不是受到威迫利誘,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作出的。所以針對智障人士來說,法庭要看當時的處境是否真無合理懷疑而自願作出呢?特別是他說的話是否代表他真的招認?這些都是法庭需要看的。

問:盤問期間,家屬在場,但很多引導性提問。

明:這個真的要看情況。一般詢問疑犯的指引,要求警員不可作出引導性問題,亦不可用盤問形式迫人說話,這適用其他成年疑犯。但所謂引導性問題,要具體知道他的問法,問甚麼問題,有時候那條線未必這麼清楚去劃分。及始終我們要分開指引及到時上庭是否接納口供的法律,其實並非對等。法庭可以考慮警方有沒有跟足指引去決定是否接納口供呈堂,但不表示你一違反指引他就拒絕接納這份口供。

問:口供好像很具體。家屬能否再跟進?

明:我們作為外間,不知道整體資料,很難評論對與錯。我過往做監警委員,間中處理一些投訴,都是投訴當時警方錄口供的程序不對或這方面(的問題)。若果真有當事人作出投訴,監警會可以扮演監察的角色,監警會有權看回所有警方有關的file裡面的記錄,當時的情況,裡面有一個獨立的第三者去看裡面整個程序有沒有出錯。

問:事主需要服藥。家屬要求警方,警方說事主沒要求所以沒做。

明:我未掌握所有實情,(不能)輕易作出判斷。但我相信整個原則不是這麼官僚化,特別對於智障人士,若當時在合理情況,你信任到他的親人好清楚知道事主的健康情況,事主本身有智障,未必可以表達到自己,警方不應用處理一般疑犯的程序。一般疑犯程序是(就算)第三者提出,警方(都)要當事人提出才可以處理,因為他自己可分辨到自己需不需要服藥、有沒有病甚麼的。

但對於未成年或智障人士,正如剛才所說,整個精神是需要他有親屬監護人去保障他的利益,(家屬)有此身份,若(家屬)可以提供確實的原因,為何他需要服藥或看醫生,我相信警方應該要去考慮(家屬)的提出,而不是當他是一般疑犯,他自己不提出,第三者提出我不理會,這是不對的。但實際是否這樣發生我不知道。

另見 now新聞(2015年5月12日):新界南總區指揮官呂漢國表示,警員事前已知悉被捕人士案發時留在院舍,但需要時間核實,因此仍然控告他誤殺。【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35710】

抱擁自由的制度——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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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擁自由的制度——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Ayn Rand
November 1967 version, Signet

資本主義近年飽受批評,這種由市場主導因而對於資本的流動最為敏感的制度,被認為是各種現代社會問題的根源。在人力資源充足而資金相對缺乏的年代,投資機會充足且資金回報十分吸引,起始的資本數目就自然變成了影響日後所得回報的最大因素,亦因此造成極度的貧富懸殊。而資本回報的來源在於產品或服務的提供,無論中間經過了多少重加工加值的程序,最後的服務對象始終會是一般的消費者,故此在追逐回報的過程中,促進消費自然是最佳的商業策略,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下,過度消費變成了必然。

既然資本主義帶來了這麼多的社會問題,為什麼我們還要選擇這種不完美的制度?換一個方式問,假如我們拋棄了資本主義,又可以有什麼替代的方案?

把時間回溯到八十年前,相信很多社會運動領袖會堅定不移的告訴你,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然是共產主義。我們今天或者會驚訝於這種論調,因為共產政權在蘇聯和東歐崩潰的情況到今天還歷歷在目,中國的共產黨號稱世界最大黨因為他們早就擁抱了資本,而北韓到今天除了被我們用作所謂一人一票的例子外更是全世界最少光污染的國家1。只是,沒有這些例子之前,要預見共產主義的失敗是困難的。

讓我們回想一下共產主義的理念,那是一個眾人平等的世界,依照每人的長處分配工作,而工作所得不再是個人所獨享,所有財產均是共有,並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食物以及所有日常需要的物品。這,豈不正正是我們今天所希望建立的社會嗎?那樣的世界不再會有貧富懸殊的問題,發展不再是硬道理,社區之間充滿溫情和關懷,每一樣都是我們今天所熱切盼求的。當然,我們今天知道了人性中惡的一面,與及絕對的權力會讓人絕對的腐化的道理。可是,在數十年甚至是數百年後,我們會否相信人類已經進步了,在對人性的美好面充滿希冀的同時再度擁抱共產主義,然後又再一次的重複歷史?就像每次金融泡沫爆破前都會有經濟學家振振有詞地說:This Time is Different !

要避免這種事情發生,也為了更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得與失,就需要探究在背後支撐這個制度的理念與精神,以及它的核心價值(可惜這個詞彙近年被政府濫用了…)。Ayn Rand 就在這本文集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核心並非對資本的追逐,而是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及其以此而選擇的自由。如果我們相信人類每個個體都是其自我存在的目的,而並非替他人而活,就應該讓每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作出決定。資本主義的實踐在於對個人財產權的尊重,因為除了個人的生命及身體以外,財產的支配權是確保人們擁有自由的基礎。試想像一下缺乏財產權的世界,你並沒有擁有自己的財產,你所居住的房屋,享用的食物,穿著的衣服也是屬於他人的,那可以是政府,可以是共有,也可以是獨裁者的。因此,你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個動作所帶來的事物都並不必然屬於你自己,亦等同於你失去了支配自己時間的自由,行動的自由,與及運用自己的理性去作出選擇的自由。因為剝奪了你的行動所帶來的財產,就等於剝奪了你所投放於此的時間,亦等於你所作出的理性選擇變得毫無價值。如Ayn Rand 所言——財產擁有權是自由行動的權利:這並不是單單對某件物件的使用權,而是一種自由行動,並享有該行動所產出的物件的權利。這並沒有保證一個人必定會擁有財產,而是如果該財產是因其行動而獲得的話,他則可以保證對其之擁有權。而正正是可以自由賺取,持有,使用,以及處理財產的權利才是最重要的。2對財產權的尊重是自由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因此資本主義是惟一與自由相容的社會制度,而共產主義則必然會帶來對自由的侵犯。

當然,資本主義也有程度之分,特別是對財產權的尊重以及社會平等之間的平衡。Ayn Rand 是放任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認為政府的干預應該減至最低的程度,對於兵役,稅收,甚至乎是強制教育她都持反對的態度。今日看來,我們會傾向相信除了自由及權利以外我們亦應該有相對應的義務,而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可能會帶來更和諧公平的社會。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知道每一個政策及制度背後的理念,才能依據個人的價值觀作出最清晰的決定。

P.S. 此書也收錄了其他持有相近理念的作者所著的文章,當中也包括曾任聯儲局主席近二十年之久的格林斯潘,看看他們近半個世紀前的想法也是一有趣的事情。

Note:
1. Chapter 1, Nothing to Envy –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 Barbara Demick
2. “Bear in mind that the right to property is a right to action, like all the others: it is not the right to an object, but to the ac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roducing or earning that object. I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a man will earn any property, but only a guarantee that he will own it if he earns it. It is the right to gain, to keep, to use, and to dispose of material values.”, p.370,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Ayn Rand

延伸閱讀:
見證格林斯潘思想上的轉變——
The Age of Turbulence, Alan Green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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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雲端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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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下四度的世界屋脊,點做回收分類?

內地環保組織「綠色江河」的熊楊說,「有回收設施的城鎮,距離450公里之外,靠志願者當然不成。」我們會動員路經的自駕遊車主,幫忙帶走;能回報的,只能在微博上貼出車牌,以示嘉許。

至於收集回收物一環,便要依仗當地牧民。

青藏高原有四個半大霧山高,天氣極端,生活克難,「綠色江河」鼓勵牧民帶來回收物,只要集齊一定數量,便可兌換日常食品,幫補生計。

「綠色江河」在當地設有「生態環境保護站」,每年徵集志願者駐站。除了清理垃圾、推動回收分類,還要收集水文、氣溫、冰川變化等數據。青藏高原位處極地,往往是觀測氣候變化的重要據點。

熊楊是保護站的工程師。1985年大雪災後,他留意到唐古拉山的羊群體重開始下降,由過去重70公斤,掉落到現在只長40公斤肉。放眼都是大草原,他納悶羊兒怎會集體瘦身。

化驗了河水,得出重金屬超標。

人喝了有問題的水,肚子疼還會說,羊可不會說話,不舒服便影響吸收,肉就長不出來。但重金屬何來?他研究後推斷,是全球氣候變化下,影響了降雨,沖刷掉淺層的特有礦層,把重金屬沖到河裡。熊楊把這段經歷帶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並以「長江源,不會說話的羊」為題,講述當地冰川消融、牧民受害的故事。

除了來自深圳的熊楊,不少牧民都見過國際大場面。

藏族老太太寒梅 (漢語名字) ,是青海省格爾木市人民醫院醫生,高山病專家,2010年應繳出席墨西哥坎昆的氣候變化大會。此處不是要說她有幾巴閉,而是想寫她從紐約轉機墨西哥的小故事。「夜裡我起來上廁所,發現寒大夫座位空著,就去找她,結果她在廁所門邊角落的地毯上睡著了。」熊楊說,老太太不習慣「上座」,反而覺得地毯像草原。

「真可愛,但其他乘客有異樣和不悅嗎?」我提問時,想像若果事件發生在香港,大家會有怎樣的反應。「夜裡,機上很安靜,寒大夫身材瘦小,沒人注意到她,她就好似一隻小羊捲縮在草原上。」熊楊答。

今年的暑期駐站志願者,正在招募。駐站有什麼收穫?招募書上的答案包括:「高原的夏季美景,鮮花盛開的草原;PM2.5幾乎為零的新鮮空氣,藍天白雲、滿天繁星...... 」請別太快跌進浪漫的搖籃。先旨聲明,這可不是優差,十多年前,就有兩名志願者離世,被發現時屍首僵直。不過,這肯定是個教人畢生難忘的體驗。

招募結連: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MwNjIwMw%3D%3D&mid=207161956&idx=1&sn=84ab3ff61facd70f625ecd20e3e50e9b&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再見垃圾桶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6%8D%E8%A6%8B%E5%9E%83%E5%9C%BE%E6%A1%B6/320907324773839

咁就代表無「國際標準」?咪傻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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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連任,立即有數百市民因不滿保守黨近五年的緊縮政策,以示威發洩對執政黨不滿。親共維穩page港人港地不放過此機會大造文章,指有市民不滿選舉結果,想推翻於選舉勝出的執政黨,等於根本沒有國際標準。我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

有市民不滿選舉結果,示威發洩對執政黨不滿,就等於沒有國際標準?神邏輯!

有數百人示威,可能只代表他們是工黨的死忠,可能只代表工黨和執政黨勢均力敵,可能只代表緊縮政策使一班人極之反感。而示威者的示威,其實是針對經濟政策問題,又非政制本身,試問這場示威,如何可以和「選舉沒有國際標準」扣上關係?港人港地這段沒邏輯的廢話,只能騙到不用邏輯思考的愚民,例如藍絲。

選舉沒有國際標準?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當中寫明:凡屬公民,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根據基本法第3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是繼續有效,中國政府更有簽署此公約!又試問,普選如何沒有國際標準?小心拍中共馬屁拍著馬春袋!

英國的選舉方式,合乎國際標準。

英國套玩法,叫議會君主立憲制。就人民選650個下議院議員,下議院多數黨領袖/聯合政府領袖(如沒有單一政黨取得過半數議席)做首相。國會650個議席,代表650個選區,每個選民都可投票,直接選出議員,「普及而平等」。選民投票是給候選人,選票同時標明候選人所屬政黨。所以,當選民投票時,根本就知道他們在投哪一位仁兄做首相。

多數黨領袖做首相,首相雖不是直接由選民提名,但政黨政治下,多數黨領袖/聯合政府領袖的政綱被其黨派理念捆綁,英國又有眾多黨派,加上人人皆有權組黨,選民還是有很多選擇的,不是欽點三揀一。而且,議院參選門檻極低,只有未成年人士、上議院議員、囚犯和精神失常者不可參選,沒有「無理限制」。市長選舉亦然,倫敦市長有公民提名,只需在倫敦33個分區得到件每區10選民支持,就可參選。英國那套如何不乎合國際標準?

再看香港, 689說香港選特首似英國那套,根本就是大話。

香港不是行議會民主制,不是由多數黨領袖做特首,特首不能具有政黨背景,此限制極不合理。在香港選特首也遠不及選倫敦市長,沒有倫敦那種低門檻的公民提名。既然不是行議會民主制,最沒有「無理限制」的特首產生方式就是經過公民提名,直接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這是常識。但香港有的只是千二人提委會及篩選過後的2至3個候選人。

香港提委會的千二人當中,大部分不是由選民直接選出,而是分四大界別。商界、權貴及專業人士坐擁三界別,加上各界別選民不平均,那些「功能界別人士」,比例上「人數少,議席多」, 根本就是不「平等」,對很多選民的選舉權已是「無理限制」。加上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市民沒有足夠「自由選擇」的空間,當然又是「無理限制」。在一個不平等的提委會下,不能保證「凡屬公民,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又如何合乎國際標準?

所以,說這次示威就代表選舉根本沒國際標準的那班嘍囉,騙人也不要像李力持般賣弄幼稚,好嗎?不是選舉沒國際標準,而是香港那套不乎合國際標準。不過最可悲的不是有騙子出沒,而是有人放棄思考,相信騙子。你看,總有一班對政制一竅不通的愚民,和他們在港人講地中你唱我和,哼出井底之歌。香港有這班愚民,嗚呼哀哉!

法律界政改研討會力夾湯家驊轉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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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亞太法律協會會長、申請旺角佔領區禁制令的律師鄺家賢,今日主持由其機構舉辦的「法律界香港政改方案研討會」,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大律師馬恩國及謝偉俊等人參與,力斥泛民「口號錯」,重申831人大決定「跟終審法院決定一樣」,不可推翻,又指會說服6人投贊成票,並嘗試說服及挑戰嘉賓之一公民黨湯家驊。

馬恩國:提委會篩選防民粹

大律師馬恩國指對泛民口號錯誤,又指先進民主國家認可的選舉方法都會先有篩選,再加一人一票普選。他指澳洲總理由政黨先輪選,又指英國保守黨David Davies都先由政黨內篩選。他指中國是有黨先有國家,外國則是有國家才有黨。相比起西方國家,他指中國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各省,是由它去管治,否則「否認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即係搞政變」。

馬恩國又指,按中央理解湯家驊可以出閘,又因此湯「最近sensible咗」。馬又指如果無提委會的普選一定會「民粹」,「李嘉誠一票、街邊的人又一票」,政府一定幫街邊的人,因此政府才要以提名委員會篩選,「全面考慮工商界、唔同界別的利益」。

何君堯續指,美國頭100年亦沒有民主選舉,之後亦以工商界主導、政黨亦主導了97%人的提名權,不要讓「阿茂阿壽」都被選到。何君堯又指政改現時不能原地踏步,最多「忍辱負重」、「輸一個round」,等待2020機會再改。他又指香港人聰明,又經歷過咁多風風雨雨「又八號風球、又經歷過黑色星期一」,一定懂得選擇。

謝偉俊:香港得咗,新疆點算?

謝偉俊指短期內不會有二次佔領,零散的示威會有,但泛民主派未會有力量去做,市民亦不會接受。他亦指其他政治人物都「不識國情」,指中國三四個地方「睇香港」,「香港得咗,新疆點算?」他又稱要向「中國式擁抱式政治」。

謝偉俊呼籲香港政府只講法,不講理和情,建議「香港三人組romantic一點」。鄺家賢回應指,其實法律都有情。她指「個個王... (旁問:黃毓民?)唔係...王振民都講過基本法『裡裡外外前前後後都是中央濃濃的愛』」,又指「中央romantic」。

謝偉俊問在場有否「蘋果記者」在場,見到之後指「哦自己友嚟」,接著他指「蘋果是代表著英美的取態。唯一的奇蹟,就是英美傾唔掂,突然轉軚。」

謝偉俊:出於愛心要求湯家驊退黨

何君堯指「對Ronny(湯家驊)好有期望,帶領我哋」,又指「馮儉基好sensible」,更點名提到莫乃光、梁家鎦、李國麟,或可成為泛民轉軚的關鍵6票。

湯家驊指現時無可能轉軚,中央沒有與泛民溝通,又指政改通過與否會拖跨政治,「稍一不小心,警員大力左,就會發生流血事件。到時政府又出催淚彈、解放軍」,到時國際社會就會稱「一國兩制已經消失」。他警告,只有百份之二十的人反對政改,憤怒地反對已經可以釀成「暴動」。湯反指泛民與中央應建立溝通平台,應與中央政府「先溝通,後通過」。湯家驊解釋泛民沒向中央提出條件,主要原因是「激烈和批判文化」,令溫和派裹足不前。他個人猜測民主黨不會與中央談條件。湯亦指希望建立智庫平台,為政治帶來機會。

謝偉俊卻反駁指政治是不講道理,是講手段,他認為中國領導人與梁振英是不會使軟手腕,而且泛民議員性格不是會轉軚,湯家驊是有思維,卻無膽量無領導能力。謝偉俊又直斥湯家驊無黨格,因此「出於愛心」要求湯家驊離開公民黨,「揭竿起義」表明立場,「有好多人幫你」。台下觀眾拍手呼應,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亦隨即和應,請湯家驊「西瓜靠大邊」通過政改。

謝偉俊又指可以舉辦非正式公投,以解決重大分歧。何君堯希望泛民主派提出條件,可要求「公民黨是愛國愛黨黨」,降低投票門檻讓6名泛民議員「入閘」。湯家驊回應指,泛民態度強硬不談條件,即使「取消功能組別、優化提名委員會」,亦無法談下去。

台下發言:9成人支持政改

台下發言環節期間,發言者一面倒指「民主派是民主霸權」、「泛民派為何綑綁」等。有人問為何831決定不合法,建議向法庭申請誹謗,停止泛民指831違反《基本法》。湯家驊指他不相信民調結果,又表示認為831人大決定是符合中國憲法,重申只是前學聯常委梁麗幗就此申請司法覆核。

台下眾人包括香江匯賢代表、中港澳青年企業家總會、的士工會秘書長等不同團體代表,當有人提出在場有90%人都會贊成政改,眾人拍手。

警察還能如何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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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蘋果日報)

有的人膜拜制服隊伍,有一種打從心底而來的敬畏。於是,每隔一段時間,警隊被人批評時,總有人辯解這是反政府人士的針對,絕非議事論事。

當警察亂用警棍、催淚彈,以至暗角打獲,他們解釋這是政治問題。在那種情況之下,一切只是人之常情,如屈穎妍所說:「長期的情緒壓抑,已夠有違常理,爆發,是遲早的事了。」所以,錯的是示威者,警察沒有錯。

當警察捉拿疑犯,法官屢次因證據不足,宣判被告無罪。沒有人批評警察胡亂執法,反而選擇質疑法官的判決,如葛珮帆質疑「警察拉人,法官放人」,是縱容激進的行為;「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更直言,「警察咁辛苦拉到人,上到法庭畀你嗰班狗官咁判,真係激死。」所以,錯的是法官,警察沒有錯。

如果以上所提的例子還能稱為政治問題,這次警察錯捉智障男子一事正是呈現警隊問題的最佳例證。警察錯捉智障男子,本來糾結的只是警方道歉不道歉的問題。拉扯了幾日,警方深夜聲明的一句「抱歉」,雖不算是正式的道歉,還算是為事情劃上了一個很勉強的句號。

然而,今日看過家屬提供的警察筆錄口供,以及詳細錄影口供文字紀錄後,發現事情不如想像般簡單──不能簡化為道歉與不道歉,拉錯或不拉錯,而是更加肆無忌悼的「砌生豬肉」。從資料可見,事主的回答含混,而且話不對題,只是重複警察的提問,一個智力稍為正常而不是別有用心的人都理解事主無法為事件提供準確的證供。面對這種情況,警察不但沒有停止盤問,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追問(單是「使唔使搵律師?」問了三次),甚至誘導對方回答(「你話個伯伯放狗,你唔鐘意佢,係咪?」),後來更不理院方提供事主的不在場證據,務求盡快破案。準備地說,這不是警察錯捉智障男子,而是警察明屈智障男子。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警察這樣的辦事手法理應不是第一次,相對幸運的是這次事主有明顯不在場的證據,足以證明事主與案件毫無聯連,以致警察無法有進一步的行動。話雖如此,警方還是左閃右避了好幾日,義正詞嚴地解釋自己只想破案。記得屈穎妍曾說,「我相信做得警察,總有儆惡懲奸之心,沒有人的當差志願會是對付老百姓。」但是,這個被捕的人士,與政治無關,甚至只是住在院舍的智障人士,依然被警方「砌生豬肉」,一度成為警方破案迅速的犧牲品,這又代表什麼?

維權人士胡佳曾說:「如果你被綁架了、被黑社會綁架了,你最想要的事情就是你能碰到警察;但是如果你要是被警察綁架了,誰能救你?沒有人能救你。」恐怕這一句在香港也快要適用。

載於《偽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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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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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上樓@精算思政 】

醫學會又再做民調,唔知係咪要做到啱政府心水為止。呢個係好例子,好多時民調要做數都出呢啲手段,列出來等大家小心:

1. 引導問題

之前醫學會民調都只係問支持定反對,簡簡單單冇得出蠱惑。但據聞醫學會就今次民調有人提議加多幾條問題,結果有人力爭之下變番只問一條。

加多啲問題,可以輸咗都拿番咋沙,而且可以加引導性問題,例如某啲團體會問「你同唔同意支持政改讓民主行前一步五百萬人投票選特首」。咁樣好多人會覺得好正面而同意,忘記咗負面嘢。

2. 排除異己

呢招仲毒,唔係唔俾你表態,但係唔包反對我嘅人。即係以前美帝有啲州有普選但黑人就唔可以投票。而家醫學會民調同上兩次唔同,唔受醫學生玩,咁咪即係當呢班傾向公平選舉嘅未來醫生係黑奴?

如果今次再做多次都係輸,阿太早醫生好可能會要求執業廿年以上嘅資深醫生先有份做民調。總之就一定有方法做到阿爺想要嘅結果。

3. 行政阻撓

呢個係第二點嘅變奏,但睇起來文明啲,冇咁粗暴,但一樣有效,其賤無比。

以前美帝某啲州為咗留難黑人,會要求選民出示有相證件、交稅證明甚至要考試,冇講明唔受黑人玩但用行政手段令佢哋投票非常困難。

而家醫學會話會跟憲報上嘅地址去寄民調表。而家咩年代呀?仲郵寄?其實較年輕嘅醫生會多啲轉地址,資深嘅就穩定啲,咁結果就可能會向一邊傾斜。

跟住收唔到張表又話唔俾人再攞,多多限制。明明有權回覆,但係就因為收唔到張表而未能表態。而家科技咁發達,要mark低邊個有表邊個冇、有冇重複話咁易。加下呢個限制擺明想降低回應人數,因為回應多通常不利建制。咁鬼麻煩,學我個醫生朋友話,「睇多兩個症仲實際」。

4. 秋後算賬

主要係記名民調,邊個支持邊個反對一眼睇哂,又方便醫生老闆向下屬代收民調表,你夠唔夠膽唔交俾老闆先?交又夠唔夠膽寫反對假普選?又係嗰句,而家科學昌明,揾調查公司出電子民調又可以不記名又可防止重複交表,又快又正又唔使人手數點解唔用?除咗因為老海鮮唔多回電郵外,仲有呢個代你交表嘅谷票方法。呢啲手法據聞某啲可以用授權書投票嘅公會都幾常見。阿張融喺中資公司攞簽名都係用類似嘅手法。

用咁多小手段,不外乎要做到阿爺想要嘅結果。真正民意如何,阿太早醫生又點會理?嚟緊建制一定不停出假民調,以上四賤招會以不同變種出現,大家要小心提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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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立場新聞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B0%91%E8%AA%BF%E8%B3%A4%E6%8B%9B/

政改ABC…D, 讀陳弘毅教授的「政改ABC 」 (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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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陳弘毅教授在明報的政改ABC, 當中教授以一問一答的形式羅列出一大堆支持政改的意見與問題, 有些意見看起來都很有商榷的空間, 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看下去 (反正很多觀點大家早就知道), 我建議大家先閱讀陳教授原文前後七個的問與答,再看以下相對應的七點反省(分兩篇記載),以免單受我主觀的意見影響。其實這些粗淺的回應不過是用於梳理一下自己對這次政改的觀點, 難成什麼有系統的評論, 更談不上要挑起任何的辯論。

陳教授首先簡介是次政改的內容, 認為選舉權下放至全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可以某程度達到「還政於民」, 只是這種「提名委員會,保留其提名權,選舉權則下放至全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的描述其實存在一定程度的誤導, 讓人覺得原本我們什麼權也沒有 (因為特首提名及選舉權都被之前的選委會「包辦」了), 在當前政改方案中至少可以收回一個特首的選舉權, 這種誤導在於將選舉及提名權分開看成了兩種彷彿不相關的”著數”, 比較之前兩個都沒有, 現在至少攞番一個不就是”著數”了嗎 ? 但留意番, 選民能夠選什麼, 完全是取決於提名的拿什麼出來選, 如果提名權的開放程度與選舉權是不對應的話, 選舉權在「民意得以表達和受到尊重」的原則下就沒有了實質的意義。當然, 陳教授在這裡主要是在介紹政改的內容, 但這種切割式的觀點似乎也是政府宣傳政改中主力強調的, 其不合理性就好比廚師拿一隻生雞出來對食客說, 我已經將吃的權利下放給你, 隨便吃吧, 當食客問可否自行將其煮熟再吃, 廚師卻說不行, 因為煮熟的權不在食客的手而是在廚師的手, 那食客吃的權利又有什麼意義 ? 當然, 生雞還是可以茹毛飲血地吃的, 而現在政府要我們吃的, 正正是這隻生雞, 借此我想強調的是”提名權”與”選舉權”是不應該分開來看, 正如雞是必須”煮熟”才能”吃”, 兩者是分不開的。

陳教授再解釋選票是讓民主向前進步一個重要的部分, 其所謂「選票是民意表達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是文明、理性與和平的表達;人民憑選票,寄心聲;沒有選票便難有民主。」我同意選票是民意表達的最有效的工具, 但如果可供選擇的內容被限制於某種缺乏真正民眾認受的範圍之內, 或者其代表性得不到儘量大多數的民意認同, 那選票還能不能有效地表達民意呢 ? 就算”儘量大多數的民意認同”難有公認的標準, 但以選民人口中大概0.02%, 而且並非隨機選出的一小組人去決定有什麼可以選擇, 無論如何都稱不上有廣泛代表性吧 ! 真正尊重民意的, 就應該儘量放大民眾的參與及將儘量多的民意納入考慮 (至少可以考慮擴大提委的人數及揀選提委時的隨機性), 那可供選擇的內容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 選票在這個情況下才有實際的意義。誠然,在我看來,沒有了公平而一致的提名權與選票才難有民主。

陳教授然後提到市民有權選特首, 在「”有票便是老闆”,有權選舉者(市民)與被選舉者(特首)之間有主僕關係」情況下市民的利益就會得到充分的考慮, 這成為了市民有權選特首下的”好處”。其論點還是分裂地將選舉權分開來看而有意無意地將提委會的影響放輕, 我們必須要想清楚, 當能否出閘成為特首候選人是直接由提委會決定, 那被選舉者理所當然地會先照顧1200人提委所關注的, 也即是說, 在被選舉者的考慮之中, 所謂草根階層和中產利益這些難以平衡與討好的因素不見得會優先於如何討好提委。當然, 我不否定考慮民生可以是”討好”提委一個重要的衡量, 但更直接能夠得到提委”歡心”的, 似乎是建制派一直掛在口邊的愛國愛港, 不能反共之類的條件, 而判斷的標準也只有在這1200人的手中, 那最終的主僕關係又是建立在什麼地方 ? 我同意在一人一票之下 , 經過普選「洗禮」的特首會比1200人選出的特首較能體察民情, 但問題同樣也是, 特首經過所謂普選「洗禮」的先決條件是提委的祝福, 那特首候選人首先在意的, 將會是提委, 對大眾民情的考慮相對地變得次要, 因此, 就算有票的會有一定程度的話事權, 也改變不了大老闆最終還是有權提名的那1200人的事實。(待續)

我所知道的音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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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諱言,我認識音樂蜂是因為林一峰。他是這個音樂眾籌平台的其中一位策劃人,亦是當中第一個集資的音樂計劃。之後,陸續有林二汶、黃靖、VS MEDIA + Made in Hong Kong Music、黎曉陽、李拾壹、香蕉奶、JL Music的音樂計劃。大部份是為了製作專輯募集資金的計劃,但也有為了舉辦獨立音樂節的。

昨晚看見一篇名為《從香蕉奶看crowdfunding:對比外國與香港的眾籌體驗》,卻發現文中提出kickstarter和音樂蜂的兩點不同,跟事實有點不符。

「不同一: 選擇眾籌就是不想有老闆以資金主導創作方向, 令創作可更自主大膽; 但音樂蜂上籌款的藝人, 大部份都有老闆?」

事實上,眾所周知,林一峰出道至今都是一直自己開一人公司,自己做老闆,而在媒體訪問中,林二汶和黃靖都提過他們現在是獨立音樂人。另外,從音樂計劃的計劃負責人一欄也可以得知這計劃究竟是以誰的名義在募集,而綜觀至今的8個計劃,只有黎曉陽是以Frenzi Music,一家獨立音樂廠牌的名義來募集,其他都是以個人名義募集,所以這「不同一」根本就不成立,更不存在文中所指「藝人上網籌錢後,創作團隊不需向贊助人交代,只需向唱片公司交待」的質疑。

「不同二: 眾籌計劃原意是贊助人為老闆, 創作者需向他的老闆=一眾贊助人交代; 音樂蜂上的贊助人, 又是否同樣性質?」

「不同二」似乎是因為「不同一」的前設而來,可是,仔細看看音樂蜂的計劃概覽,每一個計劃都有列明歌手背景、專輯的理念和song list、所需資金、歌曲試聽、每項回禮的內容和預計送貨日期,不論是已完成募集的計劃(如林一峰),或是未到限期的計劃(如黎曉陽),都一直有公開更新自己的製作進度。這些資料不就跟文中所指kickstarter計劃必須的計劃內容一樣嗎?

而文中質疑歌手得到整筆資金會如何分配在不同範疇上,我想反問,是重點嗎?作為贊助者或消費者,我覺得最重要該是你付出的金錢是否得回你想要的東西,你贊助這個計劃得來的回禮(如專輯CD、音樂會門票、紀念品,甚至工作坊、私人演唱等)是否值得。當然,我也見過一個「不求回報,純粹支持」的選項的。(笑)

眾籌平台講的其實始終是歌手和贊助人之間的信任和溝通。把自己的音樂計劃放在公開網上平台集資,其實是一件很赤裸的事,不單讓歌手直接測試自己的市場反應,也讓公眾檢視計劃的進度和成果。既是市場支持度,也是歌手本人的信用和名聲。因此,在計劃中如何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或製作進度,或提出什麼贊助的回禮,都應該由歌手自己決定,始終這都是他/她和他/她的贊助人之間的關係。

對我來說,作為一個眾籌平台,該是一個橋樑和促進者,可以從旁協助,但主導權必須在歌手和贊助者的手。因此,其獨立開放比一切都來得重要,如果有太多前設的審查和限制,跟一般唱片公司又有什麼分別?不如就讓市場決定一個project 值得與否,由每位樂迷用自己的真金白銀說話吧。

套用Kickstarter FAQ的一句:“On Kickstarter, backers (you!) ultimately decide the validity and worthiness of a project by whether they decide to fund it. ”

相關連結:
從香蕉奶看crowdfunding:對比外國與香港的眾籌體驗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5/05/12/106579

音樂蜂 Musicbee 官方網站
https://musicbee.cc/

Photo credit: 音樂蜂 Musicbee facebook

這是追夢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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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時勢造英雄,我們的上一輩憑「獅子山精神」,即是所謂只要拼搏就總有出頭天的信念,人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李嘉誠,天天魚翅撈飯不是夢想,有車有樓有番狗是每個人的理想。

不過衣食足則知榮辱,生於如此餓不死人環境下的八、九十後,並不單純希望「安安樂樂」的過一生。在充裕的教育和安逸下,我們自省和成長過程發展出一套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我們覺得李嘉誠的地產和商業每每賺到盡,壟斷趕絕小商戶,不是好的營商手段;魚翅不環保而且手法殘忍,食得起也不想食,連婚宴也不認為食翅有頭有面。

至於有樓,年輕人一來看著升得快過火箭的樓價望塵莫及,二來引發一種不屑做樓奴的心態:「供一層樓要我三十年折衣縮食,我咁辛苦日日做點解要益你班地產佬?」當然對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狀態,有人不滿但有人默然接受,但心底褢也不會覺得是一件歡樂的事,而是一件既沉重又現實的生活壓力。

五、六十(歲)後或者會覺得年輕人唔捱得,比著以前乜乜乜,或許會覺得自己也是如此走過自己的人生,後生仔傷春悲秋年輕不識愁慈味,這些都不及自己的風浪。

我不討論誰比較慘情,不想墜入香港人最中意的鬥慘論述。不過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五、六十(歲)後為何一點也沒有因當今追求理想的年輕人而自豪。

明明我們小時候就被教導做人要有理想要有夢想,為何一長大就要接受現實拋棄一切呢?如果我的子女生於富足的環境,但他們沒有變成富二代天天生事,財粗氣大土豪式的價值觀,還跟我談理想、普世價值、勇於反抗社會的不公,為社會基層和弱勢人仕著心,我想會感動流涕老懷安慰,而不是處處家長式為他們判斷什麼才是最好,這種是得來不易的關己及人價值觀,想買也買不到的思想。

真普選就是以上所說的夢想,因為夢想不可以吃不可以住,所以不設實際。曾經聽過「什麼不可以吃,所以沒用」是豬的邏輯,因此也要接受豬一樣被吃掉的命運。你知道嗎,香港快要被政權和地產商吃掉,你一直所居住的香港,和以前還一樣嗎?

或者有人覺得與共產黨無得鬥,但反正已走到這個時刻,我們就拼命的爭扎求存到最後吧,我也沒想過「佔中」可以佔足三個月而且餘波未了。還有一個月就要表決政改,我們就盡最大努力,讓泛民知道真正追求夢想的香港人,不會放棄自己所相信的價值,獨裁與篩選的政改不會因為被說一百萬次「是民主方案」就會真的變成民主政改。

一班佔領時結識的朋友現正發起「face of dissent」活動,請與你的朋友一起參與,在社交網站貼上舉著「否決定改」紙牌的個人照,上載時記僅寫上,「#faceofdissent」,他們便會收集你的相片,製作成一份有臉孔的聯署交予泛民,希望泛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請履行承諾否決政改。詳情請到面書搜尋「八十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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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寫給願意接受新思維的成年人看的,周融那種連與年輕人對話也是自覺紆尊降貴要人「比啲掌聲」的老人家,我不曾打算浪費時間。

「這是最好的年代,這也是最壊的年代」,這是追夢的年代。

洪思行評《聲音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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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Art Plus五月號)

每年香港藝術節有數十個節目,質量固然很高,但水準難免有所高低,一些名氣大、票房賣得滿堂紅的節目,不一定代表品質超好;一些名氣嫌遜,票房一般的節目,亦不見得是一般貨色,而《聲音劇場》絕對是今屆藝術節的一顆hidden gem。

對於不認識聲音劇場(Theatre of Voices)的人,可能會誤以為這是一個戲劇節目,其實它是一個來自丹麥的合唱小組,由英國指揮保羅‧希利亞(Paul Hillier)在1990年成立。多年來,聲音劇場在世界各地表演,更先後獲得普立玆獎和格林美獎。組合除了擅唱早期音樂,還以演譯當代作曲家如貝里爾(Berio)、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帕特(Arvo Pärt)的聲樂作品而聞名。

這次是聲音劇場首次來港演出,兩晚的表演所演出曲目完全不同,筆者聽了第二晚的音樂會,該晚是帕特專場《帕特80 x 8》,以慶祝他的八十大壽。帕特是愛沙尼亞最具影響力的作曲家,他自創的鐘鳴作曲法(tintinnabuli)別樹一格,將音樂還原至基本狀態:簡單的和聲和節拍,聽起來有如鐘聲一樣。

希利亞是帕特的傳記作者,對作曲家本人與其作品有深入的瞭解,由他指揮聲音劇場演唱帕特的作曲甚具權威性。該晚所有樂曲都是無伴奏音樂,由八位樂手演唱。他們的聲部分佈是女中音與假聲男高音各一,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低音各二。他們以半橢圓形排列,由希利亞指揮。音樂會以一曲《Morning Star》開始,聲音劇場有著一切優秀合唱組合應有的基本質素:完美的聲音平衡,聲部融和度(voice blending)高,要做到這水平,除了指揮的調教,還需要團員自身的ensembleship,特別是規模細小如聲音劇場的組合,團員要高度集中,不但要唱歌,還要聆聽四週的歌聲,不斷作出調整。他們唱出來的和弦動聽非常,即使是不協和弦,甚至是《Solfeggio》中的音群(tone cluster),透過聲部間精緻的聲量控制,令這些和弦既不協和,同時又很悅耳。

唱下一首歌《Most Holy Mother of God》前,希利亞會利用pitch pipe給歌手「找調」。這首歌只由四名男聲演唱,曲風恬靜,他們翻譜時都要小心翼翼,避免做成過大的噪音。他們的演唱都用上straight tone,只有在獨唱的句尾才加少許震音,這樣的處理除了配合宗教音樂的風格,也有助統一唱法,維持聲音的整體性。

咬字是歌唱的重要一環,明顯聲音劇場在這環節上下過苦功,務求所有人的咬字一致。當他們用德文演唱《Seven Magnificat Antiphons》,會避重就輕地將子音輕輕地唱出。演唱《The Deer’s Cry》,每句開首的Christ不但齊整,而且還有層次之分,時而強調「ch」,時而輕唱。

除了《Seven Magnificat Antiphons》,聲音劇場還唱了兩套大型作品《Missa Syllabica》及《Kanon Pokajanen》(選段)。最令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們的持續音(pedal point),幾個聲部都曾有持續音,一唱便是數分鐘之久,期間歌聲的音質、聲量真的是持續不變,而且沒有換氣(可能是筆者未察覺),只有最後一曲的持續音,演唱的女聲會在換氣前作漸柔處理,然後再唱,而不是普通的偷氣(stagger breath)。另外他們唱的半度撞音很準確,大聲唱時更可聽到拍音(beat,一種物理現象)。不過到大型作品的較後部分,可能因為疲倦,集中力下降,聲音的整體性有所下降。

聲音劇場的每位團員都是聲樂好手,表現最突出的是男低音,他們的聲音溫暖、有質感、鬆弛,聲音控制技巧高超。相反女高音的表現被比下去,有時出現輕微走音的情況。而當唱高音時,會有點漂離整體的感覺。

聲音劇場絕對有一流合唱組合的水準,甚至吸引到黃耀明和于逸堯來欣賞,可惜整體捧場客(對藝術節來說)不算多,大概只有七八成的入座率。畢竟這類音樂在香港仍不盛行,一來香港沒有如歐美國家深厚的宗教背景,二來觀眾聽這類音樂時,需要高度集中和寧靜,著實是一個挑戰,否則像筆者前面的觀眾在上半場已經呼呼入睡,並發出陣陣鼻鼾,確實尷尬。話雖如此,這種高質素的表演,還是很應該帶給香港觀眾欣賞的。

節目:《聲音劇場》
場次:2015年3月26日 下午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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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瘋狂股市及水份GDP數字都不能掩蓋經濟困境的現實

抵抗 中國勞工論壇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台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杆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注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制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制內的放緩」和「再平衝」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制),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衝房地產泡沫爆包的衝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麼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桿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制。當然,這個控制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衝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志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麼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污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誇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桿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志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制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杆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制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制。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僵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抬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抬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制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制,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制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干預、貸款和合約去控制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制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里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制,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黨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覆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麼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衝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當警察越來越放肆,限制警權就成為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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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雨傘革命暴露出警察濫權醜惡的一面,市民因此越來越關注警權問題,結果越來越看清警察的黑暗和欠缺紀律的一面。

警察為破案,不惜屈智障人士誤殺,其家人提出不在場證據後仍拘留他之餘,更幫「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編寫口供(見圖)。警察違規疏忽之餘,更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提出虛假指控或證據!但警方面對道歉要求,卻不斷「扭扭擰擰」,說句「事件未必做得完美」、送上祝福、「請你好好放低」和對事件表示「抱歉」就想了事。警察涉嫌違規違氾法做錯事,錯就要認,打就企定,認錯及道歉是基本要求吧?這是掌有公權力的執法者對公眾的交待!難道還要維護所謂警隊尊嚴吧?尊嚴比紀律部隊的紀律重要?會不會有點本未倒置?更何況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理應要展開法律調查。事主家人已計劃向投訴警察課投訴,但向投訴警察課投訴又如何?警察自己查自己人,難保事件又不了了之,石沉大海。

執法者有公權力在手,理應受到比常人更大的監察,以確保市民的人權不受傷害,但現實呢?你看香港警察,這麼多個月來,為所欲為,濫用暴力,7警暗角打獲、朱經緯棍打途人,還有警察無數次對沒還手的示威者採用過高武力,但他們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有後果嗎?當中不少都有影片為證,但監警會竟表示30748封投訴信件全部都不成立。當理解什麼叫「自己人監自己人」,什麼叫「政治任務高於法律」,你就明白為何警察可以這麼肆無忌憚了。

還有,警察濫捕成風,在雨傘革命被捕者當中,罪名不成立、撤銷控罪的約佔一半,認罪和罪名成立的,只有三成左右。濫捕還不夠,還要提供不實證供指證疑犯,前言不對後語。但法庭也只可建議警察投訴科跟進,又如給予他們自己查自己人。提供不實證供,在警察心目中,又有什麼好怕?當日在庭上給予假證供,今日直情「老作」證供,你吹得佢地脹咩?沒有一個有效的系統去監察及制裁警察,就自然會出現公權力踐踏人權的事件了。

在警權限制每況愈下,警察紀律日益腐敗,我們需要的,是加強對警權限制。或許,一個獨立、嚴格而有效的調查警察系統,是必需的。可是,偏偏有一班人,仍抱著「警察即正義」的迷信思想,對警察濫權視若無睹之餘,更提倡設立辱警罪。當限制警權成為實際需要時,他們卻試圖加強警權,實在反智。可是,政權會理會「限制警權」的訴求嗎?警察是國家機器,是統治階層養來打壓民間異見的鷹犬呢!要我廢它們武功?傻的嗎?

(圖片來源:Andrew Wong,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3301810489452&set=a.169960034451.117462.716189451&type=1&theater)


論身份的霸權之一:身份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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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細讀梁文道論中港矛盾之文,精彩過後,輾轉反側,逼我想了很多關乎身份的疑難。欲藉此行文,稍作清理。

論及香港近年的本土派之前,梁文道寫過一系列題為〈身份的霸權〉的時評。依我讀來,〈身份的霸權〉點出他賴以反思身份問題的核心觀念,是他分析個別案例的理論背景。簡言之,就是我們都錯將某些身份看得太重要了,就如孔乙己堅持穿長衫一樣可笑。他所謂「身份的霸權」,即指太過在乎某項身份,以致「不把某個身份看成是偶然的東西,也不把它當作是在某種社會環境下才有作用的角色,反而視之為人生在世的根本條件」。不管這是否常態,於梁文道而言,身份的霸權都是種有待克服的病態。若有國要其民念茲在茲,時時刻刻心繫自己的國民身份,那這國多半不太正常,甚至有病,使其民平白陷入種種無端的煩惱。

那到底過份重視自己的某項身份,會釀成何等不雅的局面呢?這種心態會具體顯現成甚麼論述、甚麼體制呢?梁文道舉了一例,以茲說明:

假設我在外國某地的商場要去洗手間,隨隨便便就衝進了女廁,然後嚇了裏面的女士一跳,被他們齊聲大罵。這時候我會不會說:「怎麼啦?我為什麼就不能進女廁?你們是不是瞧不起中國人?你們以為今天還是華人與狗不可以走進公園的年代嗎?」當然不可能,因為這樣的回應實在太過荒謬,人家在意的是我搞錯了廁所這種場合的性別區分,而非我的國籍與族裔身份。

釋例如下:

這就是身份的秘密!它乃一連串的角色與外衣,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一長串不同的身份。譬如我是一個男人、一個異性戀者、一個佛教徒、一個中國人、一個香港人、一個在媒體工作的人、一個兒子、一個兄弟、幾間學校的校友……。這一連串身份全都各自對應着不同的社會場景與需要,我們則以不同的身份來回應那些不同的需要,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同時分佈在社會上不同的位置。在拿護照過海關的時候,我的身份是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在回到家裏吃飯的時候,我是家人的親戚。雖然有時候我們會以多重角色進入一個環境,但對好些環境的區分還是得弄清楚的。若是想進洗手間,一般而言,性別的身份才是關鍵。我要是以為國籍是能否進入一個洗手間的重點,那就一定會變成鬧劇了。雖然我可能很看重自己擁有某個角色,例如佛教徒這個身份,但我們也很難以為它會在這個世上無往而不利,在進入某一個國家的時候不只不呈示護照,還要告訴海關「這一切都是空的」。

身份好比外衣,人人都有一櫃的外衣,但大概都不會全披上身,而會因應場合來配搭。同樣,人人都牽扯住一連串身份,不同身份分別在不同的處境下擔當主角。在朝則為人臣,在家則為人子。而梁文道認為時下中國人之所以動輒懷疑人家歧視中國人,正正在於他們太在乎中國人這件外衣,以致時時穿,處處穿,任何場合都要披著同一套身份來想問題,孔乙己飲酒老是要裝讀書人一樣。梁文釋曰:

麻煩的是,人類有時會喜歡為這些身份排序,為它們整理出一個優次排行,然後把其中一個環節的身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相信它是王牌,認為它在任何牌局下都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毫不理會身份角色以及社會處境的複雜關係。

懷疑人家歧視中國人,畢竟只屬懷疑而已,尚算小事。身份霸權為禍至烈處,卻會使某項身份真正成了王牌,任何場合下都凌駕其他考量,無往而不利,更厲變成習俗,成規則,成律法。譬如公司招聘,不論學歷、經驗與技能,單憑殘疾一項便預先篩走一批應徵者。譬如註冊結婚,不問兩人是否相愛,是否願意許諾終生,反正同性戀一律禁止。當一地不再需要看場合,單憑某項身份,便可奪人性命,抹殺其於任何處境下現身之權利,那便是身份與場合徹底脫勾之時。如中世紀的女巫,如納粹治下的猶太人,如文化大革命時的右派,好比一件受人唾棄的外衣,不問場合,反正永遠不容披身,不如直接扔掉。

好了,既然有身份的霸權,我們又該怎樣做呢?我認為「身份的霸權」是個很巧妙的名相,梁文道藉此點出了一條迴異傳統的思路。梁文道向以佛教徒自居,屢番強調他在學習如何不把自我看很太重要。這種放棄我執的修行,延展到他對身份的反思上。他質疑我們應否將任一身份看得太重要,那怕是他佛教徒的身份,重要到為之排次論第,堅持某一身份總要比另一身份優先。且回顧歷史,很多倫理學家其實都不太介意為身份排次論第,甚至可以說,倫理學家就是喜歡板起嘴臉,教訓世人甚麼身份才最重要。如康德在〈答「何謂啟蒙?」之問題〉一文中寫道:「一位教士有責任依照他所服務的教會底教義對其教義問答課程底學生及其教區底教徒演講;因為他是依照這個條件而被聘用。但是他以學者底身分,擁有完全的自由、甚至天職,將他對那種教義底錯誤成分的想法(它們經過仔細推敲,且是善意的)以及對宗教與教會底事宜之更佳的安排的建議告訴公眾。」康德指出一名教士至少有兩個身份,即教士的身份與學者的身份。授課時,教士身份擔當主角,義該宣講其所屬教會之主張,其餘身份須暫且懸擱。一旦下課,教士身份便可退隱幕後,任康德提倡的學者身份登場,公開議論其所授教義之紕漏。在康德看來,這種日頭係人夜晚係鬼的做法一點也不矛盾。不同場合,就該奉不同身份為先。

然而,命運未曾讓我輩舒舒服服做人。若有教士真如康德指點般行事,那教會多半會勒令他噤聲,否則辭退之,使教士學者兩身份無法並存於世。這個世界就是有形形色色的奇怪處境,教不同身份衝突,逼人權衡取捨,此即所謂「兩難」。而最喜歡思考兩難者,莫過於倫理學家了。譬如父攘羊,其子該如何自處呢?孔子答:「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身為村民,理當指正竊賊,維護公義。但不幸竊賊正是生父,身為人子只好先替父親隱瞞了。此情此景下,人子之義與村民之義相左,逼人二擇其一,那我唯有以人子為優先了。但我大可不必放棄村民身份,只是暫且委之屈之,等風聲一過,再無人追究失羊,我又做回一名直躬的村民。偏偏有些情景欺人太甚,逼你無論如何都得放棄一項身份。瞽叟殺人,舉國皆知,實在隱瞞不下,舜該如何自處呢?舜身為一國之君,理當緝拿犯人,繩之於法。但身為人子,又義該包庇父親。他總不能上朝就囚押瞽叟,下朝就劫獄,隔日上朝又再囚押瞽叟那般變態吧?孟子答:「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沒錯,也許倫理學家才是天下間最熱衷搬弄身份的人。在他們眼中,沒有倫理秩序的世界實在太混亂了,太多衝突了。為排解身份的衝突,倫理學家不但「喜歡為這些身份排序,為它們整理出一個優次排行」,也喜歡「然後把其中一個環節的身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相信它是王牌,認為它在任何牌局下都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毫不理會身份角色以及社會處境的複雜關係。」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就是要人念茲在茲,時時刻刻想到自己該做一位君子,別因外界風波而變節,此誠道德修養也。

由於結構相似,有時當政者籲人愛國,聽起來就跟道德教育差不多。二零一二年香港那場反國教運動,其所反的洗腦課程,全名就叫「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梁文道憶述了他在台灣受愛國教育的經驗:

我還記得,在台灣上小學的時候,偶爾我們會在課堂上談到一些「忠孝兩難全」的故事。然後我們會被鼓勵思考,究竟忠和孝誰比較大。面對關鍵時刻,例如鄭成功收到了滿清恐嚇,是要投降歸順,還是看着他爹鄭芝龍受死;換了是我,我該怎樣抉擇?通常老師不一定會逼着我們選忠,但我們都感受到了大環境大氛圍的作用,知道鄭成功之所以是英烈之所以是古今之完人,恰恰是因為他最後走上了較為正確的那條道路。國家喜歡這類故事,因為它們能迫使我們漸漸接受一套價值的序列,一套愛的序列。在一切價值當中,唯忠至上;在一切的愛裏頭,愛國是最大的大愛。

原來為身份排序,向來都是道德教育與愛國教育的共法。倫理學家並不抗拒排序,關鍵是怎樣排,當視哪項身份為優先,修天爵還是修人爵。所謂禮崩樂壞,就指世人的價值觀出錯了,顛倒了,有識之士唯有現身說法,糾正世風,重整倫理,為身份排序正是治病之方。梁文道卻告訴你,這一切煞有介事的排序本身就屬病態,但凡將某項身份看得太過重要,已成身份的霸權。我之會覺得「身份的霸權」這名相有趣,在於其質疑一切標舉身份的論述,包括自命高尚的倫理觀。原來問題不在穿錯了衣,以致出醜,而在大家都太過在乎穿著了。

為身份排序到底病在何處呢?梁文道如此解釋:

忠孝之辯,就是國民身份和子女身份那一個排得更高的問題。這類故事本身無害,甚至還很有哲學意義,頗能促進我人思考的能力。可是它們太過「離地」,沒有多少常識上的意義,因為我們大部份正常人都不會碰上鄭成功的處境,所以這類故事過去往往只為士子所備,不及於百姓。

在日常生活裏頭,要是這些關係和身份的要求與責任發生衝突,我們往往得靠着實踐智慧在其中巧妙調協,挪移衡沖。沒有多少人會先抽象地想像所有可能,再硬生生地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身份與角色之間分個高下,然後將思考結果付諸應用。

一來,兩難處境並不常見,犯不著杞人憂天;二來,萬一遇上兩難,那就用實踐智慧擺平好啦,何必硬套理論呢?

第一點並不足取,簡直冒犯了整行保險業。若有客戶說:承保範圍太「離地」了,不如作罷,不知其經紀該作何想?兩傘革命前夕,也甚少港人想到即將面臨盡孝還是盡義的抉擇。況且,身份兩難其實不如梁文道所講般罕見,甚至可說無處不在。即使未必危急如母親女友同時墮海,單是時間如何安排、心思如何投放,已涉及微妙的身份角力。年少時,母親總叫你專心讀書,學業為重,不要分神踢波拍拖,便是要求你以學生身份為尊,凌駕波友、男友等正業以外的身份。及年長,又要面對事業家庭熟輕熟重的掙扎。難得長假,是陪家人出阜散散心好呢,還是跟老闆出差博上位好呢?

至於第二點,「實踐智慧」聽似親切,實則頗費人索解。譬如有人事業為重,放假決定跟老闆出差,犧牲親子樂,他就經已選了職場身份為優先。所謂實踐,不就正是為不同身份與角色分個高下麼?也許他說「沒有多少人會先抽象地想像所有可能」,是指計劃趕不上變化。我總不能預先設想好所有可能遇上的兩難個案,逐一解謎,等殺到埋身即付諸應用吧?可是,這般指責又未免「離地」了一點。 我想世上未曾出現過如此精巧的愛國教育,企圖想遍所有可能發生的兩難,要求你逐一演習,並提交應變方案。與其當成計劃,不如當他在誘你表態,教眾人涵泳在忠君至上的大環境大氛圍之中,耳濡目染間,愛國情操就注射進各人的血脈裏,成為你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好比家母不嫌囉嗦,三番四次提你得閒就返屋企飲湯一樣,你卻上繳一份飲湯時間表,計劃好來年返屋企飲湯的時間,肯定會錯意了。家母要你上心,定時定候就識返屋企一趟。

也許引文的形容稍嫌誇張。所謂實踐智慧,並不阻人權衡身份之輕重。而所謂身份的霸權,亦未曾教人事先謀定一切兩難的對策。兩者的真正交鋒,在於身份的霸權欲培養人「觀念先於實踐」的習慣。實踐乃處境中事,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就像《無間道》裏的劉建明,今日,我幫呀公做嘢,聽日,我想做個好人,誰能保證自己永遠效忠同一個角色?有鑒於人性善變,堂堂大國亦會像小孩扭計一樣,盼你時時刻刻掛念他,生老病死,都任他佔據你的心頭。按梁文道講法,他願你永遠排他在身份序列的前端,縱使平生罕遇忠孝兩難:

假如一個國家總是讓國民陷進要不是出賣朋友、出賣家人、出賣伴侶,否則就是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困境的話,那麼這個局面也一定不是個正常的政治局面。僅管如此,國家卻還是願意我們在正常狀態下慢慢接受一套不正常的價值與身份的序列;而在這套序列當中它總是排在最前面。

愛國不是做習題,他未必要求你預演定批鬥父親、揭發配偶的場景。如今又不是文化大革命,誰會有事沒事跟親朋戚友「劃清界線」呢?正如你愛家母,就會時時關心、勤勤探望一樣。所謂愛國,就是要你熏染上一股無私的情操,不必多所細慮,自自然然就會奉國為先,未及實踐,心中就先有一套牢固的身份階梯,以為觀念,省卻你挪移左右、衡沖其間的麻煩。

至於實踐智慧,並不單只善變就足以概括。善變可以毫無章法,不成智慧。實踐智慧乃一門協調兩害的藝術,一套消弭身份等差的太極拳。且舉鄭莊公隧道會母故事,以資說明實踐智慧之妙運。

話說春秋時,鄭武公娶妻,曰武姜,姜氏生二子,長子名寤生,次子名段。 寤生逆產,驚痛姜氏,故姜氏一直厭棄長子,偏寵次子。姜氏多番慫恿武公立次子為繼,公弗許。後來寤生繼位,即鄭莊公。姜氏向莊公索大片國土,封與段。莊公孝順其母,許之。後來段起兵做反,姜氏欲裏應外合,私開城門放入叛軍。奈莊公城府淵深,早察其謀。段不敵,敗走。莊公怒,放逐姜氏至邊城穎,並誓言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然沒多久,莊公後悔了。穎考叔知情,假托進寶,乘機獻計。莊公宴請考叔,考叔舍肉不食,公問其故。考叔說他家有老母,未曾嚐莊公所賜之食,遂願打包回家孝敬老母。莊公黯然,嘆考叔尚有老母可伺,他卻沒有。考叔追問,莊公坦誠相告,考叔順勢獻計,道只需深掘黃土,掘至泉水湧處,母子隧道相見,便不算違誓了。公從之,自此樂也融融,母子親愛勝初。

這故事有兩大要素。一來,人性善變。莊公由孝順姜氏,改為憎恨姜氏,最終又為之懊悔,一切何嘗盡如人料?二來,身份衝突。莊公身為國君,不願違誓,損害權威。身為人子,亦盼破鏡重圓,天倫再敍。 其所掙扎者,在於他兩邊都不想放棄,不願為了其中一項身份,犧牲另外一項。最後策士巧勁略施,煩惱就消弭於無形了。如此智慧,確實取巧,硬要挑剔的話,考叔不過偷換了「黄泉」的意思,以陽間水代陰間水,莊公終究沒有信守誓諾。但臣下都想必體諒,兩難終究是漂漂亮亮解決了。

提起愛國教育,通常港人就直喻為「洗腦」,鄙之唾之。愛國之為霸權,正正在於「觀念先於實踐」,他亦要人動腦思考,唯腦筋必須洗乾洗淨,以確保想出來的答案永遠標準。反觀實踐智慧,強調隨機應變、因時制宜,無疑是任何身份霸權的剋星。港人向來都較冷智。冷,在於不輕言愛,不易受煽情論述所感召,傾向凡事都與之拉開一段距離。愛國?唔好再肉麻啲。智,在於擅長「走精面」、「撈世界」,周旋制限之間,不齒於任何僵化的行事教條。如此既冷且智,本應最夾實踐智慧的嘴形。然而,伴隨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香港已慢慢選了一條情緒高漲的戰線。所以每當梁文道提起他所偏愛的香港時,他總是在懷緬。

「這就是我所經歷過的香港,一個國家不現身,身份不排隊的香港。」

我們就是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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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相信是近年浸大校園內面對校方最激烈的抗爭行動,經過整個下午,總算能迫使校方不能繼續其即日諮詢即日委任的荒謬做法。整個校長遴選過程的荒謬在於,大學管理層從內而外地反映出只視學生為未成熟的小孩,只需乖乖的安坐在課室中上課,其餘事由大人管理便好,否則便是不聽話,否則便是野蠻。不論從制度上學生校董被排拒出校長遴選的決策之外,而普通學生要到委任當日才知道新校長姓甚名誰,何方神聖,只設兩小時同學諮詢環節,而當中過半時間都是由新校長自說自話。到學生不滿,衝入會議室中要求對話,位高權重的高層仍不肯直接對話,只是要求學生守秩序,「等我地傾完就同你講」。一眾高層皺起眉頭,語氣仿似在責備不聽話的孩子。但他們不明白,問題本就在於為甚麼校長遴選,一件關乎全校師生員工的大事,其過程程序就只能由坐在會議室中的幾個管理層就能決定,而不能與學生共同商討。更不用談上負責委任校長的一眾校董,大部份名字同學讀完三四年大學後恐怕也不認得,如果不是他們今天說了句「不如番去讀書好過」或者「講極都唔明」這樣的話。但就是這群人決定了甚麼是「浸會大學」。

老實說,即使新校長今晚回家查好行程,決定延長三日諮詢的話,仍不過是階段性勝利。校長最終仍很大機會被委任,浸大同學可能仍要袋住先,大學條例依然修訂無期。但行動至少反映出,大學校方面對這一代大學生,已不可能再使用過往的方式、心態看待我們,不要以為只要繼續哄哄騙騙,在考試期間蒙混過關便無人理會馬到功成,我們就是不服從,就是要搞串這個party,就是要走進校董會中當面向校董們說,不要以為你們這班人就能決定了一切。連學生會選舉諮詢都最少四日,向校長諮詢就反而要同學不去考試抽空來出席?同學只能透過寫紙仔向校長詢問意見?一校之長連走進學生之中,面對學生的勇氣都沒有的話,即使被委任為校長也是當之有愧。校董會連同學如此卑微的訴求也無法承諾,也不要幻想校長委任程序如他們的劇本般順利進行。

另外,今日參與這個行動,有學生會的幹事,有編委會的同學,有評議會的同學,有退聯組的同學,也有在學聯平台上得知今日行動而趕來浸大的不同學生會同學,更多的是沒有身份的浸大同學。不論甚麼身份,今天大家眾志城城槍口一致令到校董會讓步,不能完成委任程序。不希望完事後網上討論立即又導向誰人出力最多、沒有了誰一樣能做事的話題上。其實只要目標一致路線相同,何需計較甚麼組織甚麼身份呢。

至於現時雖然錢大康表示個人意願上,只要行程許可,「加開幾多日諮詢都無所謂」,但又不斷強調自己是很有責任感的人,不能拋低港大的事務不理,所以未必能抽空面對學生。但如果錢教授不是視大學校長只是負責向商人獻媚籌錢,或者負責追逐大學排名的職位,而是有責任與同學溝通,親身與同學討論的話,相信也會承認延長數日諮詢,令更多學生參與其中不是一個過份的訴求,而是讓他表現其責任感的行為。現時離校長需要正式上任尚有個多月時間,相信在委任前撥出數日時間與同學及工會、教職員會面,不算是勉為其難吧。

民意戰失利 高官改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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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主導的政改民意戰節節敗退,三間大學聯合進行的政改民意滾動調查顯示,最新支持「袋住先」的百分比已經跌至調查展開以來的新低,只有42.3%,而反對政改方案的百分比則上升至40.3%,按照統計學上的標準誤差約3%,兩者已難分高下。何況我過去說過,只能以固網電話抽樣的民意調查結構上已有所偏差,受訪者大多是五十歲以上的長者、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政治上反對雨傘運動,偏向支持政府,但正反比數仍然不相上下,意味着實際上反對政改的民意已經超前。

眼見形勢不妙,難怪幾間主流電視台都不再贊助滾動民意調查了。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滾動民調的最終調查結果,反對率大有機會後來居上,超逾半數,甚至出現更高的比率。香港廣大市民的政治取向如何,也就一清二楚,不容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說三道四,再彈甚麼反對派橫逆民意,剝奪五百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的民主權利了。

事實上,據報中央政策組內部進行的民調結果與滾動民調相若,所以周二行政會議前,梁振英已經改變口徑,只說不同民調有不同結果,都可以參考,再不敢胡謅聲言否決政改的泛民違反民意了。兩大左報的言論亦改變了調子,強調否決政改必須考慮後果,泛民要承擔政治責任,甚至聲言「民意也者,不能是非不分、立場不問」,「民意重要,但有效的、有價值的、值得參考的民意必須,也只能建基於合憲合法和合情合理之上,否則也就只能是『一堆數字』而已」。土共的輿論這種輸打贏要的態度,我們不會感到奇怪,但說明了他們已有接受政改不被通過的心理準備,因此譚志源亦改口說對通過政改不表樂觀了。

中聯辦或需負責

其實,政改通不通過,都無改689政權管治失效的事實,香港陷入無法管治的地步,勢所必然。這點經已全權掌控香港事務的習近平,相信不會不清楚知道,但他把通過政改列為土共和特區政府必須完成的「硬任務」,最近還要槓上開花,要求支持「袋住先」的民意須七成才收貨,目的明顯不是針對反對派,而是刁難一直大言炎炎勝券在握、虛報軍情欺騙中央的中聯辦和689政權。政改即使獲得通過而支持民意不達七成,又或更糟的情況出現,反對通過政改的民意逾半以至更高而方案被泛民否決,誰來承擔政治後果,必須政治問責,不是清楚明白得很嗎?

因是之故,當前民主運動鬥爭的策略和目標已經清楚得很,就是必須傾盡全力,將反對「袋住先」的民意推上高峯,不單要超過半數,還要大大壓倒支持「袋住先」的民意。不管中央和特區政府怎樣看待最終民調結果,客觀上,這次民意戰的意義就等於一場變相的公投。其實,經過雨傘運動洗禮後的民眾人人清楚知道遊戲是怎樣玩的,所以即使政府建制和泛民的輿論宣傳強弱懸殊,民心所向還是堅定不移。落後於形勢和脫離民情的反而是葉公好龍的主流民主派,至今還未能也不敢定出統一策略,向政府和建制派全面宣戰;至於還在過時無效的所謂辭職變相公投問題上扭扭擰擰和糾纏不清的民主黨,就更令人哭笑不得,連罵它也屬多餘。

只要民意壓倒性反對「袋住先」而政改方案又不獲通過,後果不出二途:其一是中央作出實質讓步;其二是中聯辦和689政權承擔政治責任,被中央撤換。雖然前者出現的機會不大,但以習近平施政的作風,後者絕對是有可能出現的事。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感謝澳門親中報章「新華澳報」對我文章的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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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中文報章大多數立場都是親中,而「新華澳報」亦不例外,其社長兼總編輯林昶更是典型的「愛國愛澳」人士,每日風雨不改在其報章專欄「華澳人語」內以筆名「永逸」撰文歌頌中央及澳門特區政府。縱使政治立場與林昶先生不同,其文章內的錯處亦頗多,我閒時亦會打開「新華澳報」網站,閱讀一下林昶先生的大作,笑一笑放鬆心情亦不錯。

今日百無聊賴下又一次打開「新華澳報」網站的「華澳人語」專欄,見到林昶在五月五日寫了一篇標題名為「以蓮峰置換工人球場解決關閘改造問題」的文章,由於我之前亦曾在港澳的網上平台發表了一篇關於重新規劃蓮峰球場的文章,我便點擊標題看看林昶在此方面有何高見。

誰不知,當閱讀到文章的第五段落時,我竟然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來,林昶先生把我的觀點,一模一樣的照搬到他的文章內,只是把句子的次序輕輕調轉,便偷龍轉鳳地變成了他的觀點。原來落少少功夫,便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抄襲,今日真是大開眼界,在林昶這位資深傳媒工作者身上學到了很多。

對於文章被「轉載」到資深的「愛國愛澳」人士文章內,我這個無名小卒非常「受寵」若驚,但希望貴為特首選委的林昶先生下次再「轉載」小弟文章時,記得先知會本人一聲,或者在文章內加上原文出處,不然牽起了抄襲風波,真是丟盡了「愛國愛澳」人士、特首選委及傳媒工作者的臉哦!

林昶刊登於五月五日「華澳人語」內「以蓮峰置換工人球場解決關閘改造問題」第五段原文:

「在具體構思方面,可以參考氹仔中央公園的模式,進行綜合規劃。蓮峰球場比氹仔中央公園的面積更大,相信將能做得更好。倘能完成該規劃,就將能大為改善該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填補該區休憩綠化設施貧乏,只有三角公園一個名義上的「公園」,且面積小得可憐,但該區的高齡居民又比較多,缺乏休憩地方的不足。倘能再配以兒童遊樂設施,及配置圖書館等設施,就勢將成為西北區市民,特別是長者及小朋友的好去處。」

(全文:http://www.waou.com.mo/detail.asp?id=87664)

本人於四月十四日發表於「主場博客」、「香港獨立媒體」、「立場新聞」、「愛瞞日報」及本人facebook專頁等港澳網上平台,題為「逸園賽狗場應改建成北區的中央公園」的原文,當中第四段有較多內容被林昶抄襲:

「初建於1931年的逸園賽狗場,其賽狗活動是澳門的一大特色,但隨著時代變遷,賽狗已由曾經的主流博彩活動變成現時的邊緣博彩活動,加上逸園的賽狗專營合約將於今年年底屆滿,以及大部分意見均主張把博彩場所搬離社區,社會上有聲音認為是時候搬遷狗場,以騰出該地段興建社區民生設施。而行政長官崔世安早前亦曾表示,政府會就狗、馬場合併作出研究,意味逸園賽狗場真的可能步入倒數階段。

如逸園賽狗場真的落實搬遷,騰空後的舊址,該用作甚麼用途?筆者認為,狗場位處人口密集的西北區,面積大且地點優越,加上該區的社區設施相對缺乏,故興建集康體、綠化、休憩、文娛及地下停車場設施,定位類似氹仔中央公園的大型公園,會是最好的選擇。

現時逸園賽狗場與蓮峰球場相連,除賽狗功能外,尚有一個標準足球場、一條全天候跑道及健身室等,是澳門學界及丙組足球聯賽、學校舉行校運會及運動員訓練的重要場地,使用者眾。大型公園內應保留球場及跑道等功能,並加入其他健身器材,配合鄰近的蓮峰泳池,使該處成為西北區居民進行體育活動的好去處。

除康體設施外,綠化、休憩及文娛設施亦是新公園的重要元素。雖然該區有大量年長的居民,但休憩綠化設施貧乏,只有三角公園一個名義上的「公園」,且面積小得可憐,新公園內應種植大量樹木,配以兒童遊樂設施,並以空中綠廊方式連接麗都行人天橋方便紅街市一帶居民進出,勢將成為西北區市民,特別是長者及小朋友的好去處。除此之外,人口眾多的北區只有青洲圖書館及邊緣的紅街市圖書館兩座面積細小的公共圖書館,明顯未能滿足居民需求,故新公園必須配備圖書館功能。

該區除公園及文娛設施缺乏外,停車位不足亦是一大問題,加上要顧及體育及文娛使用者的需求,地下停車場亦是必須的配套。如地下停車場能覆蓋現時整個的逸園賽狗場及蓮峰球場,將大大舒緩該區的泊車壓力,以及減少附近的違泊車輛,起到疏導交通的作用。

以上構思基本上全部來自現時的氹仔中央公園,而逸園賽狗場與蓮峰球場比氹仔中央公園面積更大,相信有條件做得更好。如要實現以上的建議,相信要重新規劃球場及跑道等設施的位置,以更好分配土地資源;加上要建造地下停車場,故必須把現時整個逸園賽狗場及蓮峰球場移平重新規劃。雖然工程規模非常龐大,但新公園構思如能一一實現,勢將成為西北區的新地標,並大大改善該區居民的生活質素。」

大學應有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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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所教授的不只是知識,還有的是批判思考,每個人都應該有獨立思考,不應該被代表。院校自主亦應該是每一間大學的應有精神,而且院校自主亦不只是學生捍衛院校被干預,更加是要捍衛自己院校的管理層是自已學生選擇,至少經過充分的諮詢,而不是由一個缺乏學生的委員會所委任,再禮貌上知會學生而已,這絕稱不上院校自主,因為學生才是大學內的最大持分者,而不是什麼人事顧問,或由現有管理層所組成的聘任委員會。

大學校長固然要有學術地位,及要有管理大學的行政經驗,但最重要的是得到學生的支持。一間大學儘管有如何的學術地位,有如何一流的教授團隊,都要有學生,才可成為一間學校。試問沒有學生的大學,又是什麼大學?由此可見,學生才是一間大學的重要資產,筆者相信大學內的教授團隊及校長都承認一點,他們都只是教育工作者,不是機構管理者。那為何要忽略學生的意見,由上而下的任命對學生公平?這又有尊重學生的意見?抑或是當你們談論到大學實際操作,什麼院校自主都只是淪為空話,院校的利益就淩駕一切?包括學生的意見都只值得用數小時「會面」,然後就直接委任,這就是尊重學生的舉動嗎?其實學生的要求都十分簡單,他們不是要「會面」,而是諮詢,這又是很過分的要求嗎?

學生的意見自然不及什麼世界級人事顧問公司的意見,但這些顧問公開又真的清楚學校需要什麼,學生又需要什麼嗎?如果單憑校長是一個高學歷,又有管理經驗,就可以一錘定音地覺得是適當人選,那未免過於武斷,而學生才是最清楚自己學校需要的是一個什麼校長,校長不只是管理學校,而且是學校的代表,佢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學生,那學生又是否值得知道校長是何方神聖?那為何只是「會面」學生,而不是諮詢學生?由上而下的委任都已經缺乏學生的意見,為何連委任前的諮詢都降格為「會面」,這真是尊重院校自主的表現?學生要的不只是一個管理學校的行政總裁,而是令他們值得尊重及信賴的大學校長。北大前校長蔡元培曾經說過:「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學生就是將來的主人翁,教育者不但要教育,而且要互相尊重,才是教育者的真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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