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亮星在昨天的截取通訊條例公聽會上表示市民其實毋須過於擔心條例的立法，畢竟「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的確，理論上如果沒作任何犯罪行為，該條例只是提供多一個搜證的渠道，並不應影響疑犯的罪名是否成立。可是，這樣的結論有一個極大的前提，就是執法及審訊的機關都是中立及值得信賴的。

在現行的法例下，經由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都不能成為影響判決的證據，如果真的如吳亮星所言，清者自清的話，現代社會根本不需要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可以讓執法機構自由用其方法搜證，而毋須過問其來源或是取得的手段。但只要仔細想想便會明白這樣的執法制度有其問題存在。首先當然是私隱問題，這是一個不尊重個人權利的制度，因為每個人的活動都有可能被窺視被竊聽被記錄，只要以防止或打擊罪案作為藉口，公民活動的被侵入是被容許，甚至乎，是被鼓勵的。既然獲得證據是惟一的目標，中間的過程和手段就變得不再重要，結果則必然是執法者頻繁地闖入每一個公民的私人生活當中以求搜集證據。這不一定和法治有關，卻是市民能否在此擁有美好生活的基礎，因為我們相信，人類固然是群體動物，卻不能缺乏適當的個人空間及私隱，否則便等於是赤祼裸地曝露在他人，尤其是陌生人面前，更失去了應有的安全感，甚至乎是尊嚴。

而當警力不足夠監察每一個人的時候，亦自然會逐漸滲入較為主觀的準則去決定誰應該被嚴密追緃以求得到犯罪的證據，這代表警隊的中立性更容易受到動搖。除非警方能完全透明地披露所有調查資料，並擁有一個客觀的統計模式去決定監察對象，否則要制止偏頗的監察以及執法手段便變得不可能。所有人都可以預見警方可以有一萬個理由阻止以上資料的披露，而實際上，這些資料的確有其敏感性而難以公佈予市民知道，既然如此，公眾就失去了對這個權力監察以及制衡的手段，逐漸形成的當然是警權過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擁抱中國傳統儒家的信念，應該相信權力集中並無不妥。只要當權者能成為一個君子，國家只會大盛而人民富足，柏拉圖的哲人王也是同樣的邏輯。在這種信念下，每一個規則或是限制都只是阻延了國家的發展，因為這些制度只是妨礙賢明的君主行使其權力，而其每一個決定都應該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可惜的是。經過數千年的人類歷史，我們可以明白絕大部分人都難以成為無私的君子或哲人，人性可能本善，卻無法擺脫權力使人腐化的魔咒，此之所致我們需要棄人治而重法治。西方現代的民主法治制度並不把希望寄予選拔一個能幹而又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君主，而是分散權力並製造一個互相制衡的局面以避免一方獨大。故此，民主制度是一個效率低下的制度，卻足夠達成其惟一目的——避免最壞的局面，例如一個獨裁者的產生，這亦是我們需要限制權力的最重要理由。

吳亮星的說話，顯示了其對民主政制的背後理念缺乏適當的認識。對權力持有者的不斷懷疑是保障社會少數的最有效方法，而警察作為社會上惟一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團體，自然不能給予任何的例外。我們永遠不能排除警權被濫用的可能性，而亦因此其權力應該能被有效監察與限制。可以想像，一個政府的眼中釘即使沒有做出任何違法的行為，警方的合法截聽行為亦大有可能收集到足夠的材料，以編織一個能對其予以抹黑並造成傷害的故事。為防範於未然，這種條例實不適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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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因財困被扣17分而幾乎跌出英格蘭職業足球聯賽，六年後卻成功從英冠升班，般尼茅夫來季將歷史性首次在英格蘭頂級聯賽亮相。成績極速冒升背後功臣是誰？繼屈福特後，本頁深入淺出為大家介紹一下另一支下屆篤定升上英超的球隊。

般尼茅夫於最後一週聯賽獲勝後，壓過早一週已確定升班的屈福特，成為今季英冠的皇者，確定下季直升英超的資格。球隊在這六季以來的進步速度之快，着實驚人。回想六季前…. 其實在英超以下的球隊受財困不是甚麼新聞，07-08球季般尼茅夫便因財困而被罰扣10分，幾乎降班。到了08-09球季，球隊財政狀況更差，幾次陷入破產危機，令球隊差點不能註冊參與聯賽，結果開季便先被扣17分，全靠最後兩場勝仗才令球隊成功護級。

般尼茅夫領隊哈維 (Eddie Howe) 肯定是球隊冒起的功臣之一。哈維在08年以31歲之齡出任般尼茅夫看守領隊，是英格蘭職業足球聯賽中最年輕的領隊。在擔正的首個球季，他帶領般尼茅夫排英乙第二，提早兩輪確定升班資格。升班後被般尼挖角，兩季多後回歸球隊，將般尼茅夫從季初英甲的降班區帶到季尾的升班區，令球隊自1990年後首次躋身英格蘭次級聯賽。在英冠的第一季，球隊排第10，是球會歷來最佳成績﹔今季是第二季，哈維繼續帶領球隊不斷破紀錄：季初作客8-0狂數伯明翰是球隊首次於一 場聯賽比賽中射入8球，晉身聯賽杯8強亦屬球隊首次，至於確定升上英超，更是球會首次現身英格蘭頂級聯賽。

哈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般尼茅夫人。他10歲便效力般尼茅夫青年軍，然後一直升至一隊。當中曾有兩年效力樸茨茅夫，但因傷患而沒有太多上陣機會，最後還是選擇回巢。因傷患被迫掛靴後，立刻轉任教練，繼續為般尼茅夫效力。從教練到看守領隊到正式領隊，哈維充份展現了他的執教能力，更令他獲數家球會垂青，而他亦執教了般尼年半，但最後選擇了回歸般尼茅夫。哈維絕對屬於新一代的領隊，重視科學化訓練和相信統計數據，他的教練團隊會每天錄下操練情況，配合數據分析，以了解球員狀態和實力升跌。在操練中，哈維會不斷模擬對手的比賽風格，製造各種將會發生的比賽情況，令麾下球員熟習對方踢法，對球員表現和球隊成績的提升幫助很大。

除了賽前準備，哈維也在隊中建立了不少高效率的拍檔。右路的Simon Francis和Matt Richie的配合可謂天衣無縫，而Richie今季也交出冠絕英冠的16次助攻。左路Charlie Daniels和Marc Pugh這個組合也多次摧毀對方右閘。一對中堅表現得很有默契之餘，攻擊組合則由創造力高的Yann Kermorgant配以速度奇高的CalLum Wilson，兩人今季合共攻入了35球之多。

般尼茅夫隊中良好的作戰心態也是成功的一大因素。永不言敗的精神，毫無顧忌地進攻，是今季般尼茅夫的標誌。除8-0大炒伯明翰外，般尼茅夫今季亦曾以6-1、5-1、5-3、4-2、4-0等大比數勝出比賽，總之被對方攻入也不怕，因為般尼茅夫的入球能力往往為他們帶來勝利。只能容納10,500球迷的主場，令不少對手把他們當小球會看待，怎料這些所謂大球會一不留神便被般尼茅夫殺個措手不及。事實上，般尼茅夫今季聯賽場均入球超過2球，近6成的控球比率及250多次射門中目標也冠絕英冠。

除了領隊和球員外，班主Maxim Demin也功不可抹。傳聞Maxim Demin為前任班主Eddie Mitchell建造安樂窩後，Eddie邀請Maxim觀看般尼茅夫的比賽以答謝他。但Maxim一看入迷，愛上了這支球隊，所以在2011年入主，和Eddie共同擁有球隊，到了2013年更收購整個擁有權。這位現定居於瑞士的俄羅斯班主，是現今球壇少數安於當一位隱形班主的富翁，他不會以任何行為去爭奪鎂光燈，又願意適量地投資於球會，如花費巨額興建新的訓練場地，及引入具實力的球員等，從各方面提升球隊競爭力和前途。幾季以來投資了幾百萬鎊，將球隊從英甲帶上英超，當中只包括兩位過百萬鎊身價的球員，這種適量的投資和極佳的眼光，成功壯大了球隊，為球隊寫下了新一頁。

超越了宿敵白禮頓，般尼茅夫下一個目標就是同屬南部球隊的修咸頓。修咸頓多年來都只視樸茨茅夫為宿敵，不把般尼茅夫放在眼內，但隨着樸茨茅夫繼續沉淪和般尼茅夫的冒起，不知道會否催化這種關係的演變呢？到底微型班的般尼茅夫下季在英超表現如何，就請大家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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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崎井

穿過昏黃的街燈，大片的水泥牆班駁，露出皮膚底下那歷史感濃厚的青磚頭，門簷觸手可及，街影被拖長成一條畢直的直線，更顯老居民的動作緩慢，在美麗但脆弱的海岸線被瓜分前，海風夾雜着海水的味道吹過每個人的臉上，提醒這海島城市的人們新的一天悄悄又到來，幫助了自覺生活處境。曾經，看出去是海，人少一點，生活被拉長了一點，那時我們不需要別人用電影膠卷來提醒，也不需要詩人的美學想象，就能見山有山，自己用生活去體會這城市的小、這城市的文化價值。

但我看到現在的城市規劃，部門間顯出的違和感，蓋九十米還是六十米的拉鋸，要拆，要留，要保育，要更新；我發現，舊日的時光早已像舊照片，一去不返。

我不太理解為什麼生活總是被設計出來。那些幫人在畫藍圖的建築師們，我很想問問你怎麼能夠在這純淨的白紙上塗鴉？目前發展所「創造的歷史」，讓我想起小時候讀中國歷史，每個朝代的君王都覺得自己活在黃金時代，所有歷史上的人都自命為現代人，現代賦予人一種神聖感，在時代裏的他們就是被上天選中的一群，多少人需要注視着你，大興土本，最後就是埋在黃土中被下一輪現代人所發現。

頃刻，街道、樹木、公園、房子、路燈、商店，完整被打造出來，到底是空間決定生活，還是生活去決定空間？我們要讓路給酒店、百貨公司、商店街，還是由生活作主導的城市發展？問題又回到了「這是誰的城市」上，是大塊鋼根水泥打造的觀光客樂園，還是不卑不亢，活了大半輩子的原居民？傳說發展是一隻會吞噬一切的獸，帶來新的希望，同時會掠奪你目前所擁有的。

舊日風景真是一種奢侈。

城市會發展。是要一語不發，看着大堆麈土往臉上撲，還是讓城市永遠保留最初面貌？海岸線是為誰而留，燈塔的光是否能從門縫中再次被看見？人活在城市，是為了生活一代一代的變得更美好，所以才極需要保護目前的生活價值，熟知的生活場景。當一個地方正經歷巨大的經濟或價值變化時，文化就是最好的穩定劑。新發展太快，大家都變得無所適從，人們對前景充滿懷疑，卻竟然連昔日的回憶都看不清，讓人把回憶硬生生的切割。新的文化又沒準備好，人心就活得浮動，社會被撕裂，自然會放大政治議題，衝擊社會，做成長久的惡性循環。

不是說發展就可以凌駕一切，也不是隨便挾持文化的傲慢，但構成一代人的人生就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連結，一個城市必需小心去界定自己要代表的文化附體，這已經不是遮擋一兩條海岸線所能判斷，而是他所代表的精神，是人的一種身份認同。以前，每一代人雖任由時代變遷，一點一滴，生活仍然能比過去進步；以前，除了賺取金錢，養活家中老少之外，生活總有些不變的信念，培育簡單價值觀的場所就在這裏，而這裏要消失，要被遮擋，要改變，對於能否指向未來，市民的價值中心動搖了。生活需要沉澱，所以才需要被保護，保護她發酵過程不被打擾。文化就是生活，生活就能構成城市，美國城市專家珍雅各就曾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反對為了興建，將社區弄得開腸破肚，並推崇都市鄰里的多樣性。這些都是為了讓城市跑得更快，但急忙硬發展，則反而拖慢了節奏。

令人失望的不單是城市規劃、法律的不足，還有市民的無言，這整個社會的自願追隨。政權當然可惡，但也需要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在撐腰，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都在場啊，更是沒有人缺席地看着每一項政策通過，看着我們人人作壁上觀。

古老的東西不一定是好的，如同陳舊的世俗習慣圈養我們大部份的人，在一個很小的城市裡由鄉村格局約定俗成。我們由小漁村所發展形成，自小長居於此，自給自足，分享同一種生老病死價值，生活在你我默許的社會規則之下。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整個城市對於現代化的水土不服，由當初的省城變成了「國際城市」，可惜口號並不能改變什麼，我妄想以為已經不再是那個誰做錯了事，村民圍觀後道歉賠錢村長打圓場的禮俗社會。現在我們已經洗去了人情味卻以人情味作包裝，我們從來沒有擺脫那個舊社會，那個迂腐造作的自己，那個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

(圖：最新的港大民研數據，內容不用多解釋。)

因為工作關係，我從來不會強求別人悼念六四。

對於大學生和中學生來說，六四其實跟日本侵華一樣遙遠。89年出生的人，現在都25歲了。Live看到過當年六四畫面而有記憶的人，至少也年過三十。

從人數說起

對於我現在的一些初中學生來說，六四幾乎等於水肥車*。他們知道這是一宗屠殺、是一宗反人類罪行、知道不能用來說笑已經很好。

大約在六四二十周年開始，人們看到多了年輕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下表)，籌躇滿志，覺得薪火相傳了。實情是很多年輕人參與六四獨光晚會，是對中共殘暴行徑表達不滿的方式。

支聯會公佈人數 警察公佈人數
19周年 2008年 48,000 18,000
20周年 2009年 150,000 62,800
21周年 2010年 150,000 113,000
22周年 2011年 150,000 77,000
23周年 2012年 180,000 85,000
24周年 2013年 150,000 54,000
25周年 2014年 180,000 99,500

年輕人為什麼對中共愈來愈不滿？六四20周年，是2009年，晚會的出席人數差不多是2008年的三倍（不論是大會還是警察數字）。年輕人出席，不是因為泛民領袖有三倍魅力，也不是支聯會有三倍的號召力，而是中共有三倍無恥。2008年開始，中共過了奧運大關，開始撕破面具，奧運之後，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陳光誠和無數的異見者被莫須有罪名拘捕，審訊過程粗暴得法西斯也不如，天安門死者遺屬被不斷打壓，這個暴政連失去孩子的年老母親們也不放過。這些東西看在年輕人眼裡，稍為有正義感的也會感到忿怒。對於他們很多人來說，參與六四獨光晚會，是對暴政不滿的表態。

年輕人跑到維園，有幾多是因為六四死難者？也許有的，不過那年代太久遠了。那就好像紀念南京大屠殺或者猶太人屠殺一樣，他們知道那是一件嚴肅的事。六四太遠，社交網絡上打壓異見者的畫面切身得多。

六四太遠，不公義太近

2012年6月6日，發生了李旺陽慘案。這場慘案簡直是不折不扣的謀殺，兇手就是中共。對於年輕人來說，李旺陽慘案才是六四，他們現在親眼看到什麼是殺人政權了。自此之後，年輕人明白了什麼是六四──原來六四那殺人政權還在殺人，六四原來尚未結束。

這一代年輕人自小在網絡世界馳騁，他們關心的已不只是報紙那幾頁紙或者晚間新聞呈現的世界，他們也會關心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不公義，那包括鄰近的一個華人國家的不公義。參與六四晚會，其實是以人數向世界表達他們對不公義的抗議──現在外媒還是會報導香港的六四晚會。

2011年的六四晚會，反對國民教育科的聲音開始成形(我很記得，因為當時曾為獨媒在晚會派發的反國教特刊寫稿)。為什麼人們既反國教，又參與六四晚會？那是因為人們不認同那一套「愛國」論述，這一套愛國論述，官方的版本是愛國愛黨，老一輩的人的版本是愛國不愛黨。可是年輕一輩，其實連「愛國」兩個字也不想提，他們要求的是公義，不是被稱讚愛國。這種對於「愛國」的厭惡，經歷過反國教運動之後，已成主流。可惜支聯會看不到這個改變──2013年，他們竟然提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口號，結果反對聲音遠超他們想像（或許他們最想像不到的是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的反應）。

「愛國」不是公因數

我聽知情的朋友說，支聯會本來是想與建制派爭奪「愛國」二字的話語權，但他們想不到這口號竟引起那麼大的爭議，這或多或少反映了主事的人如何與年輕一代脫節。

雨傘革命失敗，本土意識興起。這不單是指主張激烈抗爭的一些本土派，而是指整代人的本土意識興起，那是精神上與「中國」切割的本土意識。上一輩跟年輕人辯論這個話題的時候，如果還是以一副大義凜然的態度去教訓他們的話，其實只是把大家的距離愈拉愈遠。上一輩有上一輩的民族身份認同，年輕人雖然也會書寫中文、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看中國名著，可是他們不一定要自稱中國人，更沒有義務自稱愛國。他們使用中文，接受中華文化，但他們的身份認同可以是香港人，就好像新加坡華人和台灣人一樣。

今年破天方有兩間大學的學生會宣佈不會參與六四晚會。有些人會因此感到痛心疾首，也許因為痛心疾首，所以數他們的不是。其實，大學學生會是民選的，他們也要向選民負責。大學學生會不參與六四晚會，只是反映了年輕一代心態的變化。人數多少、有多少年輕人參與，真的需要平常心面對。

參與六四與否，可以是個人選擇。我敢斷言，過往數年參與的年輕人，他們大都不是因為「愛國」而去，而是為了表達對不公義的不滿而去。

去與不去，天不會塌下來，中共也不會突然倒台，更不會因此改變對香港的打壓。

去與不去，各有原因，去的人攻擊不去的人，只會令更多人不去。

相反，我也希望不去的人，不要攻擊去的人。去的人有自己的原因，不一定是什麼膠、支教民fans，或者是什麼人的鐵票。請尊重參與悼念死者的人。

我是一個教書人，如果我的學生能夠從人道和公義立場看六四屠殺，我已經很安慰。

至於支聯會，我衷心希望他們認真思考一下定位和悼念的方式，製造最大公因數讓有心尋求公義的人們走在一起。我明白他們的名稱本身有「愛國」二字，但看看下圖，如果要尋求最大公因數的話，「愛國」肯定不是合適的定位。不是說應該為了什麼人數而改變定位，而是任何運動也必須回應時代的變化，才能持續下去。否則，當有一日，人們去過悼念也不敢告訴別人的話，那就真的有問題了。

至於我自己，我還是會去。我很多年前已經不會自稱「中國人」了，但我還很清楚記得王維林擋坦克那畫面，我還很記得天安門母親們這二十五年的遭遇，我還很清楚記得李旺陽說「砍頭也不回頭」的表情。我會去點起燭光，去記念他們，讓維園在這一晚多一點獨光，告訴世人我們還未忘記公義。

* 「水肥車」是台灣一個歷史補習名師關於六四鎮壓的出位言論短片，曾經在網上瘋傳。

看了很多關於各大院校退出學聯的意見。大致分為正反兩個看法：支持的人認為退聯是好事，因為學聯帶領不到我們為政改抗爭，最好各有各做。反對的人則認為退聯令我們的力量分散，將來需要凝聚力量更加困難，反過來幫了高牆。

其實，我們是否都被「學聯」這一個組織或概念，困住了我們對凝聚力量抗爭的想像？

反對退聯的人說得對：學聯在雨傘運動或再之前的社會運動裏，擔當了前鋒及凝聚社會力量的重要角色。可是，公民運動發展瞬息萬變，我們已到了後雨傘及後學聯的時期，我們的思維及行動亦應該相應作出改變。Bruce Lee said: “You must be shapeless, formless, like water... Become like water my friend.” 在這前提下，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再拘泥於有沒有「學聯」這一個組織去統領前線的公民活動？反過來說，沒有了學聯作前鋒及統領，我們是不是反而有了新的空間及動力發掘其他方法，去凝聚共識、發揮公民運動的力量？

其實在整個公民運動裏面，學聯只是其中一個團結力量的組織。當年學民思潮搞反國教的時候，學聯亦不過是背後支援組織之一。只是因為過去許多公民運動的成功發起及發展，都是由學生帶頭及凝聚力量的，久而久之我們好像對學生們產生了一種依賴，預期他們每次帶頭的同時，亦期望他們每次都會成功把公民運動推到一個新的局面。

換句話說，學聯過去的成功變成後來的負累。計劃稍有差池或不成功，如龍和道一役，學聯便會成為眾矢之的，而運動本身的策略和進退，反而少人討論。

現在好了，學聯的代表性大大減少。我們再不能把功過或統籌的責任，統通推給學聯。我們反而有機會和空間，發展植根深種的公民運動。而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以民主磋商的方式，去討論策略、歸立立場、凝聚共識、發揮力量。

一直覺得，雨傘革命最可惜的地方，並不是走出來的人回家了。因為人始終都要回家的；而抗爭的路漫長而且兇險，絶不可能一擊即中。因此以成功或失敗來總結，都是言之過早。雨傘最可惜之處，在於運動之後我們一直未有總結到經驗教訓，像方展博或獨孤求敗一樣，不斷從失敗中悟出致勝的道理。

反對學聯嘅人 （唔計無間道） 其中一個反對的原因，就是學聯之前帶領運動有不完善的地方。對正下藥，我們當務之急要研究的，是怎樣收集意見、凝聚共識、把運動的力量發揮出來。

講真，我們窮得乜都冇，只剩：反應快、有創意、通科技，能夠攻其不備，絕地求生。當中怎樣將戰略玩到出神入化，正是我們要集中十萬火力研究的課題。以下建議四個重點研究的步驟，跪求各路英雄智者提出做到以下建議四點的各種好辦法：

1. 提出問題——例如，萬一政改在立法會通過了，公民運動應如何應對？
2. 集思廣益——收集各種不同的意見及創新的「橋」。集思廣益分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觀點立場，即是“WHAT”/應該做什麼不應做什麼。第二個部份是策略方法，即是“HOW”/怎樣去做。
3. 歸立立場——從各種意見及創意裡整理歸納公民運動的立場。有時各人的觀點可能很分裂，如應否退聯，應和理非非或武力抗爭等。意見分岐是無可避免的事，只有極權國家裡的意見才永遠一致。這個步驟的重點，是讓命題有足夠的討論和建立共識的基礎 （而不只是單靠某大會組織的核心成員推論出來）。以至下一步行動提議出來後，參與的人，無論在組織裡外，都對命題有充分思考和認識。而對大台不信任的人也不能只做反對派，說「大台不代表我亅，因為他們也有參與的機會及責任。
4. 提議下一步行動——根據前一步驟歸立的立場，及之前收集到的創意，以嚴謹的邏輯推理及戰略考慮，分析出幾個可行的下一步方案。方案可供大家公開投票。但各個團體應根據自身的資源及能力，研製出適合自己團體的相應策略。各團體的策略也可互相配合，發揮最大效果。如個別團體策略和民意共識相反，則要向民意交代。這樣出來的策略不單建於共識、也可靈活運用，不會被對手估到你出邊隻牌。這個步驟的重點是：快狠準。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實在不需要太在意各大學退不退聯 —— no point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抗爭到了一個階段，漸漸成熟，當然會有不見意見; 就算無奸細攪屎棍，也必然會有人想退有人不想退，這也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進程。

反而靈活運用策略，開發創新的方法去商討立場、凝聚共識、發揮力量。有道理跟，無道理不跟；有着數跟，無着數不跟；有成功機會跟，冇成功機會不跟。無論那個組織，那個崗位，只要本着「我要真普選亅的終極目標，就都能發揮力量，做到「手中無劍心中有劍亅，「大學冇學聯心中有學聯」。咁先係至高境界！

講完！請討論做到以上四點的各種好辦法。謝！

P.S.: 希望反對嘅人，無論反對什麼，係反對之前，都先想出一些解決方案去提議。以免變咗有破壞無建設。萬謝！

圖：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獨媒特約報導）繼港大、理大及浸大後，城大在2469票贊成，527票反對下通過成為第四間退出學聯的院校。城大退聯公投於星期三晚上八時正結束，選委隨即開始點票，支持退聯數字一直遙遙領先。整個公投共有六個票箱，在第二個票箱開箱時，選委發現有墨汁沾污選票。現場人士一度起哄，批評學聯故意弄髒選票；而受墨汁影響的選票僅為七張。

現場曾有消息指，第二箱內有一張對摺的選票藏有墨水包，為選票沾墨的原因。由於墨水仍未乾涸，不排除事件是在星期三發生。委員會主席陳俊熙公布，選委會三人將會反覆核實，只有無法查看投票意向的選票才會宣告無效。

另外，因為幹事會與系會受學校資助到日本交流一事，退聯組現已收到過千聯署，要求罷免學生會幹事會。他們多次要求學生會會長朱國智交代事件，惟獨會長因受情緒困擾久未露面。幹事會幹事又指，外遊是由學校公開邀請屬會及學生會參與，強調無與校方勾結。

城大退聯公投一直有許多「風風雨雨」。由三月初聯署人數足夠開始，評議會因沒有全民投票經驗而參考全民大選的方式，把公投日數定為兩天，票站設定於多用途室，並印製誤用黑底黑字的海報，而遭受非議。城大畢業生及前校董仇思達曾指城大學生會欺壓，要求延長日期、於教學大樓（一）設站。其後，退聯支持者與反對者互相辯駁，退聯組多次因支持學聯、為學聯拉票等而辱罵學聯義工袁嘉蔚，對方又曾回應呼籲停止網絡欺凌。而在4月28日公投首天，退聯組又指學生會「派」保安打壓，學生會則發文要求保安不要驅趕任何學生，呼籲同學了解事件及就退聯表態。

退聯完結，這結果是證明新一代青年對整個保守泛民政治是不認同的。

我早在佔領金鐘清場的第二日，公開在 facebook 指出新一代的社運形態早已與上一代以保守泛民體系極為不同，整個範式早已完全不同。直接地講，保守泛民體系已成沉船之勢，包括保守泛民—民陣／NGO-學聯系統，其所定義的舊規則已被時代慢慢重置（我不是說他們人品問題）。這點我亦已在HKUSU退聯後指出來，亦指出如果學聯（或其他力量）要駕馭新形勢，必須同樣有相適應（compatible）的思維及做法。

學聯上一屆其實已力圖創造新形勢，已在71留守及926衝公民廣場之中顯示了其進步性。但亦由於運動規模史無新例之大，令其必須與各社會力量合作（包括革命的及守舊的力量），在這過程中摸索政治規則，有時兩邊不討好。這個時期亦是政治大碌卡的時期。保守泛民、激進本土、以至學界自己整體上都過度碌卡，政治大泡沫早已形成。政府當然亦在雨傘運動中極力弧立學聯、分化反對派，令學聯負起整場運動的責任。

新一屆學聯（或學生會啦），可以說是因雨傘運動而出來的新人，他們當時應該未參與學聯決策。但可惜，這個因各方碌卡吹起的政治大泡沫，就由他們來埋單。尤其激進本土要將學聯說成是保守泛民的一員，實在容易，新一屆學聯只能無奈地為此埋單，真係「前人碌卡、後人埋單」。

但，正如法國大革命之中，革命力量大爆發，當中各派此消彼長，規則多變，有議會的、君主立憲的、恐怖的、暴動路線的。形勢多變，力量的此消彼長亦可以是短暫的，只要重新定位，爭取同學大眾支持，稍休一下再上陣亦可。

人生就係咁。

何君堯先生於五月五日在其面書回應本會的公開信，社工總工會對此有以下回應：

「是其是 非其非 有錯就認 不容狡辯」

1. 對何先生質疑社總為何發公開信而不作私了，本會雖然不太理解何先生是否慣常以私了方法處理問題，但本會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私了並不合乎法治社會之道。本會相信何先生作為律師理應明白何謂「法治社會之道」，此點不贅。何況何先生是一位公眾人物、律師，而其在公眾場合作公開發言，本會要求其作公開交待、公開道歉，為其言論承擔責任，是一個合乎常理的做法；

2. 何先生在其面書提出「絕無冒犯社會工作者之心，亦沒有冒認為註冊社工之意」，「並沒有蓄意犯法」，但實情是何先生於城市論壇中，確實說了「我亦都係一個社會工作者」的句子，在何先生並非一位註冊社工的「事實」下，這確實是違反了香港法例第505章《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VI部，豈容狡辯。當然，何先生表示自己是無心之失，作為社工實應表示同情，但何先生事件涉及法律責任，本會實不便胡亂揣摩他的言論是否真心或無意，否則便會容易招人口實。重申，社工總工會事後向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作出舉報，這是市民舉報違法事情的一般做法；再者，何先生作為一名「資深」的律師，理應明白為其言論負責的重要性。

3. 社工總工會對嶺南大學音樂會是否有看法實與何律師完全無關，而且本會的看法實在不需他指手劃腳，給予意見。本會重申，我們對嶺南大學音樂會的看法與何先生違法冒認社會工作者名銜一事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請何律師不要混為一談。

4. 為正視聽，社總再次重申社會工作者不等同社會上的工作者，希望大家清楚之間的分別。此外，社工酷愛和平，並不熱衷戰爭，但當我們恪守的社會公義被破壞，我們定必迎難而上，團結一致。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2015年5月7日

題為編輯所擬。

我有幾位朋友，每天都在通訊的小組內嘗試推動反退聯的論述。但退聯的問題，其實從來不是退聯的問題——而是院校學生會與同學關係的問題，院校學生會有多重視校園內部組織的問題。

任誰也知道，中間偏左（即部分院校學生會的傳統立場）的政治經濟階級分析立場，哪怕再溫和，也是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相左，在香港，是沒有辦法得到大眾媒體的青睞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院校學生會，以資源分配正義為理念藍本，就必須創造自己的論述，發明自己的活動，印刷自己的刊物，打造自己的 facebook channel network，維繫自己的內在傳承與不斷檢討，付出真正的不可能的決心，才能縮短與同學距離。

這種艱巨至極之工作，就算是根基相對深厚的中大學生會，也完全做不到。不客氣點說，是 not even close。人與人的實際認識、接壤、討論、交流、合作、衝突……這就是抵抗社會流通的形勢的唯一方法。因此，沒有了這一塊，當社會流通的右傾本土民粹意識——不論是相對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論述——洶湧襲來校園之際，院校學生會根本沒有還撃之力。

我太記得，去年的罷課決定，一直是利用媒體來操作，其實沒有「到底」，沒有成為「普通」同學 engage 去辯論的決定。為甚麼罷課？普選是甚麼？沒有普選，高等教育會有甚麼問題？罷課到哪個階段會完結？統統付之闕如。於是也沒有成就真正的網絡︰學聯在金鐘最後清場被捕的一天，又有幾個同學關心？曾經豪情的無限期罷課是甚麼時候結束的呢？坦白說，我在很久以後讀報才發現張秀賢（中大學生會會長）在928兩星期後開始復課。張同學做任何個人決定都絕對 legitimate 而且恰當，但這其實同時是必須透過全民大會討論的重要議題。這就是學生運動了︰人手缺乏，一個杯蓋冚十隻杯，只有力氣貫注在「代表年青人參與社會運動」，完全無力把議題帶回校園，遑論組織同學。

十多年前我經驗過的學生組織，早就軟弱，只能求取本身的 survival，由始至終，它最大的角色，就是讓參與的十人八人有一個嚴格的 self-education 的機會，為他日成為 ngo worker 、議會政治工作者、進步的學術界，或進步的媒體工作者，做一點界外的準備。我最深刻的是︰翻看中大校史時，知道多年前的陸運會水運會，是學生會舉辦的，後來不知為何，就變成了由學生事務處接手。這就是不夠魄力的表現︰把文康體福讓出去，而不是 radicalize 文康體福，於是學生會變了「時事」的「專業」小組，也錯過了與同學相處的大好機會。

這段字，我當然不是批判學聯，更不是怪誰，我也曾是問題的一部分。我只是想說︰第一，左膠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固然要不斷應變大環境，但沒有捷徑。退聯公投才來裝模作樣遊說或組織同學，是急功近利。第二，學聯瓦解，當然沒有人樂見，但未來在學聯的框架以外的八大合作，仍舊大有可能，最重要是本身想面向自己、介入社會、改變世界的年青朋友，不會因此放棄。

香港電力市場一直以穩定、安全、電費低廉自居，卻犧牲了環保表現，過高電力需求及使用高碳排放的燃料，令發電成為本港碳排放最大來源，完全未能符合今時今日講求低碳的社會需要。

政府正就2018年後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展開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對於環團最關心的兩個問題：推動兩電節能及促成可再生能源加入電網，諮詢文件都欠缺清晰的解決方向。我們相信這兩個問題將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敗，因此政府與兩電必須在2018年後推動社會節能及充份採用再生能源，讓未來的電力市場更加可持續發展。

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以獎賞鼓勵兩電節能，成效卻是微不足道。現時中電及港燈節省用電量目標分別為1,200萬度電及300萬度電，不及全港全年千分之一的用電量，兩電達標便可獲得額外回報率，不達標卻沒有罰則，無法鞭策兩電承擔環保責任。

《管制計劃協議》保障兩電在投資電力市場的利潤，但私人投資可再生能源卻缺乏保障。一般投資者不單無法享受如兩電擁有的保證准許回報率，令投資可再生能源的回本期延長；他們並需自行與兩電商議使用電網的細則，過程困難重重，令有意參與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市民卻步。

我們希望當局在未來兩年檢討《管制計劃協議》時，於2018年加入兩項新措施，以解決上述問題，包括：

一. 修訂節能獎罰機制

我們建議在《管制計劃協議》節能獎罰機制中，將每年節省用電量目標提升至1%，同時加入電力最高需求的節能目標：五年內將最高電力需求減少4%，以避免兩電過度投資而增加發電成本。此外，節能獎罰機制應要擺脫過往有獎無罰的做法：如果兩電達到有關節能目標，便能在2018年後的新建機組享有額外回報率，相反如果節能表現未如理想，新建機組的准許回報率則會被扣減，令未來的電費升幅得到更多的控制。

二. 對分佈式電力開放電網

參考國外例子，可再生能源發電多以分佈式發展，香港目前大大小小由私人及政府發展的太陽能發電裝置，總規模超過1,500千瓦。政府及兩電應與這些第三方供電者訂立公平的買賣條款，令可再生能源電力以公平價格連接電網，此舉亦鼓勵投資者興建小規模分佈式發電設備。我們建議政府及兩電首先應為發電量達50千瓦以下的太陽能發電裝置，訂立連接電網的全面安排，包括技術、財務、法律責任、安全等；同時逐步將兩電電網資產及發電資產分拆，方便日後實行廠網分家，容許更多分佈式電力加入電力市場，促進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發展。

我們希望未來電力市場更Fit社會的需求，電力公司承擔更多節能責任，各界能公平參與再生能源的發展。若社會未能推動電力市場減碳，就只能啞忍發電成本、用電量和碳排放持續上升，承受氣候變化日益加劇所帶來的影響。

聯署團體：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健康空氣行動、氣候組織、環保觸覺、綠田園基金會、綠色力量、綠色和平、綠領行動、香港地球之友　

還記得雨傘運動期間高官與學聯的對話嗎? 我印象較深的是譚局長曾經表示過，有意參加特首選舉的人能否得到提委會的提名, 純粹是視乎他個人的拉票及動員的能力, 而不存在所謂提委會落閘或篩選的問題，但只要稍為了解我們前兩界的特首是如何"民主"地產生, 再感受一下當前「一國兩制」的光境, 無論你是否贊成政改, 甚至覺得篩選沒有問題, 都應該很明白譚局長所說的只是官方門面的論述，實際上只要任何有心參選的人在嚴重傾斜的提委會中被TAG為不愛港或不愛國, 就算他有動員一百萬人支持他的能力, 他大概都不太可能成為候選人, 這大概就是高官們常常掛在口邊的政治現實嗎? 老實說, 當真有人可以拿下一百萬實票, 這個人在中央眼中恐怕都不太可能是愛港愛國人士, 原因吧, 你懂的 …

我之所之對此有印象, 不是因為譚局長的話特別有道理, 而是他在表達過程中那份誠懇與認真, 簡直是在訴說一個絕對真理。其實譚局長作為一個政府的代表去表達官方的立場也無可厚非，我只是有點好奇，除了涉及巨大私利益外, 究竟一個人要在什麼的狀態下才可以將他所認識的事實(大家都知這是篩選吧!), 自然又誠懇地用另一個與事實幾近完全相反的論述(不存在篩選的問題)表達出來 ? 要做到局長這種公關上的境界, 不外乎兩個可能, 要不他是真心相信當前人大一錘定音的方案是個百分百民主, 不存在篩選的真普選, 要不他就是運用自己在政府修煉多年的官腔大法, 可以不帶半點猶疑又誠懇十足地將知道的一套表達成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另一套。

當然, 這種官腔大法耍起來還是有高低之分, 很明顯高局長在這方面的功力還是低了點, 雖然有護航的認為這只是一般普通人的情緒反應, 我也很明白, 高局長作為一個普通人總有發脾四的時候, 但當他同時以月入二, 三十萬人工的高官身份代表政府落區聽取民意, 有商有量時, 這樣子對待一個不同民意的挑戰, 還要"忍吾住"地拂袖而去, 作為一個市民又應該如何解讀這個所謂「普通人」的反應呢 ? 若說這只是高局長個人的反應, 那他曾經對一些小朋友說過支持政改的話是否也是他自己的個人意見 ? 如果他是代表了政府, 那政府所謂聽取民意, 有商有量又算是什麼的一回事 ? 抑或, 高局長這個反應才是真正代表政府的立場 : 對千二人提委會代表性的質疑, 在人大框架下就是無商無量, 講完。

能夠以官腔大法將這個無商無量的立場表達得淋漓盡致的, 相信再沒有比林鄭更神的了, 好像早前她在立法會普選方案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中(信報報導), 重覆又重覆的以官腔大法苦勸泛民轉汰, 說這是議員們的什麼憲制責任, 真攪不清”憲制責任”什麼時候等同於政府要你袋什麼就袋什麼 ? 林鄭又在會中承認市民對政改的意見好分歧, 口口聲聲說要尊重民意的她也承認民意有分歧的時候, 她又以什麼民意基礎繼續神出鬼沒地走訪各區硬推方案呢 ? 在如此分化的民意下, 就算831的框架動不了, 將政改的時間表重新調整似乎才是尊重當前民意的做法吧, 如此硬推硬銷, 高舉出來的民意, 都只是一個打壓不同意見的籍口。好了, 當官腔耍完, 民意牌打完, 林鄭索性叫泛民放下民主訴求的理想, 在她以為的”憲制責任”及無商無量的政治現實之下, 這算不算是跟大家說: 「追求真普選 ? 收皮啦!」(司長關懷基層, 大概不介意這些基層俚語吧!)

至於劉江華 ………….…………………...講完。

回到譚局長表示提委會不存在篩選的問題, 張志剛先生似乎有個很清楚的回應, 他認為在政改方案下，泛民有一定機會「出閘」，但前提是不能反共, 即是說, 候選人能否出閘, 就不再是局長所說純粹是視乎他個人的拉票能力, 而至少有一個只能夠由提委會定斷是否反共的篩選條件了。

其實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 也不應在於泛民出閘的機會有多大, 而是整個制度的廣泛代表性與公開的參與性, 在「不能反共」與中央不信任港人, 甚至是要進一步矮化兩制的緊箍咒下被完全架空, 而高官們就是要將這種人所共知的情況不當一回事地說成是香港民主進步的一個里程, 他們落區又不預早通知傳媒, 錯失了引來”勇武”阻路的籍口, 迫不得已要直接面對群眾時就更顯得倒瀉籮蟹, 畢竟, 你拿著的只是一個可憐的雞殼, 是很難說服別人這隻雞是如何肉厚多汁的。

因為美國巴爾的摩市警察涉嫌在拘留黑人男子青年Freddie Gray期間將他打至重傷致死，巴爾的摩民眾連日上街抗爭。隨著上街的人數愈來愈多，該市職業棒球球隊巴爾的摩金鶯（Baltimore Orioles）的主場比賽先要延期，之後就是閉門作賽，接著則索性將主場賽事搬到客場舉行。

尤記得去年年底，當費格遜市和紐約市的警員殺死黑人疑案導致全美爆發抗爭怒潮時，NFL的美式足球員和NBA的籃球員都曾在出場或者熱身時高調聲援示威者。當時，棒球球季已告結束。但現在MLB的棒球球季已經開始，而且示威者一度迫近巴爾的摩金鶯隊主場，但MLB棒球員對此事的關注卻遠不如NFL和NBA球員。雖然有部分球員低調發聲支持（例如金鶯隊的外野手Adam Jones指示威者再為合理訴求鬥爭，隊友Chris Davis亦指示威者的不滿合理），卻未見有能爭得鎂光燈的高調行動。或許這跟棒球員本身的種族結構跟NFL和NBA大為不同有關。

近年，NFL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球員是黑人球員；NBA的黑人球員比例更是接近四分之三。但在美國三大職業運動中，MLB的黑人球員比例卻是一成都沒有。今年球季開始時，各隊的黑人球員只佔球員總數的7.8%（http://goo.gl/AHGdV5）。更令人吃驚的是，原來在七、八十年代，MLB曾經有約18至19%的球員為黑人球員。為何當黑人佔美國人口比例愈來愈高時，這個族群在MLB球員的比例卻反而下跌？

棒球沒有NBA米高．佐敦那樣的黑人殿堂級球星或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黑人家庭因為大多都是低下層家庭，要家長負擔兒童的棒球訓練費其實相當困難。打籃球，只需一個籃球架和籃球，美式足球的基本功，在沒有正式裝備的配置下也可鍛鍊。但玩棒球，手套和球棒卻是必需品。而且，在青年棒球體系中，精英分子更傾向參加一年比賽可多達百多場賽事的Travel Baseball。要參加這些賽事，除了球員要有水平外，也要付錢，代價可以高達數千美元。

這些比賽叫Travel Baseball，即是比賽地點時常會與居住地位有一定距離。因此，就算解決金錢問題，要有家長接送參賽又是另一難題。效力匹茲堡海盜隊（Pittsburg Pirates）的黑人球員Andrew McCutchen就曾指出，黑人社群內有十分多單親家庭。在匹茲堡海盜隊旗下小聯盟球隊打球的黑人球員Josh Bell直言：全美五分一的黑人男子曾入獄或正在入獄（這可能也反映著整個警察系統和司法體系的種族主義性質），五分之三的黑人母親是單親母親，都是令青年黑人難以參加精英棒球比賽的因素（http://goo.gl/FI18h9）。因為而如果不是有其中一位家長可以不出外打工，根本就難以接載子女參與Travel Baseball的比賽。所以，由青少年棒球開始，黑人球員大概都已是少數。最後這也會在MLB這個職業棒球殿堂反映出來。

由此可見，MLB缺乏黑人球員，也反映著黑人在美國普遍是低下階層的的處境。事實上，巴爾的摩抗爭發生後，也有不少論者提醒大眾，不能純粹以警權問題來理解事件。因為在Freddie Gray生前生活的黑人社區，失業率高達五成，住戶入息中位數（24,000美元）連聯邦政府訂下的四人住戶貧窮線（24,250美元）都不到（http://goo.gl/PDKVGM）。而美國全國的入息中位數則是51,939美元。所以，巴爾的摩市民的抗爭，警權問題當然是觸發點，但經濟壓迫也顯然是深層次遠因。而黑人的生活困境，也在MLB陣容上反映出來。

運動公社面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portscommune

【4月18日Pink News報導】愛爾蘭共和國將會在五月二十二日就引入同性民事婚姻法案進行投票。這段名為"bring your family with you"的新影片鼓勵愛爾蘭國民下月帶同家人去投票支持引入方案，頗為感人的。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AkwYEhjjZhs

影片的故事是一名父親跟他的女兒說：「為了世界，我不會錯失（投票的）機會。」（I wouldn’t miss it for the world）。另一方面，影片中的長輩敦促其他成員一起前往投票。LGBT的親朋戚友在同性民事婚姻法案的公民表決上投下贊成票，以及親近者給予同性戀者支持的重要性，都是影片的重點。

這段影片是由愛爾蘭各推動平等的機構所組成的聯盟發放，並由眾多著名演員主演。這些演員有亞倫．赫弗南（Aaron Heffernan）、露絲．麥凱布（Ruth McCabe）、史蒂夫．沃爾（Steve Wall）、艾利娃．切爾（Elva Trill）、凱利．坎貝爾（Kelly Campbell）、丹妮絲．麥科馬克（Denise McCormack）、艾力．萊勒（Eric Lalor）、艾倫．阿奇博（Alan Archbold）、克里斯．紐曼（Chris Newman）、史葛特．格雷厄姆（Scott Graham）和艾米莉．奧卡拉漢（Emily O’Callaghan）。

報導來源：
＜This amazing video for equal marriage in Ireland might bring a tear to your eye…＞｜Pinknews

翻譯: Christy（女同學社／Ｇ點電視義工）
校對: Cherry（女同學社／Ｇ點電視義工）

自知經濟學的訓練不比雷教授，畢竟只是中學課程而且不打算學院中深詣經濟學，但可是大家只要對經濟學有相當基本的了解，自不然不禁對雷教授的言論有所保留。

教授說經濟學有所謂「正義」，第一，正義與否是判定褒貶，有價值判斷；經濟學研究的是實證性的，故此經濟學不談正義，只求解釋世事。正義是人人不同，有效率不一定正義，有「死三角」也可以被視為正義。當然教授專業在經濟學，而非中文，可能不知正義其實脫離經濟學的研究，也不為過。

經濟學的確不言正義的，但有謂如何令社會得益最大。教授說得好，當社會總得益達到最大時，整個社會達致效率，因為沒有資源耗費及得益不足的問題。於是，我們可以問，如何令社會達致效率？市場是一個好方法，市場價格下的競爭能夠使一件資源能夠有最大得益。比方說，一個舖位，有甲乙二人希望承租，甲承租後可因此有二萬元收入，乙承租後只有九千。於是，甲出價一萬乙出價六千，甲有市價競爭中獲勝，而最後舖位所帶來的社會產出也是最大。所以，只有市價方可以令社會產出最大，其他競爭方法都會可能使乙某入主該舖。

於是，要使特首產生方法在可量度的社會得益中達致最大，其實特首應該要以拍賣。李嘉誠有錢，若李嘉誠用天價買了特首之位，其一定會使盡方法令香港市民（他也是）的得益多於該價，否則他們虧本了，這樣一定能夠使社會總得益最大。反正他資本增加會使香港投資增加，一來GDP會上升，二來滴涓原理下，早晚我們會多了錢的。然而，民主選舉又投票又無效率，投票又費時，五區公投又用了一億五千萬，社會總得益一定未達最大，既然如此，教授何妨主張拍賣特首之位？

正如剛剛所言，正義有很多種，你可以相信經濟學的效率是絕對正義，我們也可以相信民主方是正義。但討論正義的課題時，請不要躲在經濟學的模型上，論證效率就一定是正義，因為這只是套套邏輯。另外，不論教授是否相信市場，教授也一定可以反對八三一的，因為無論拍賣特首到公民提名都完全違反八三一決定。

另外，未知何時能拜讀教授學術論文，是關於「資本增值應計算在本地生產總值」，公式是「（資本增值）/2 = 本地生產總值增加」，晚輩希望能夠拜讀拜讀，有點急不及待的呢。

仲記得幾年前初入大學，曾經在面書跟人打筆戰，孜孜不倦至深夜未眠。雙方就自己的主旨論點進行辯論，即使到最後誰也沒說服誰，甚至對方明顯在找碴，也算是互相了解彼此的立場。

到今天，類似的討論成為稀有動物，跟人打筆戰的機會也少了。這一來是日常工作困身，精神體力大不如前，二來就是資訊傳播、討論的生態已經改變了，覺得認真討論下去也沒有意思。

過往有動力去辯論，是因為覺得有說服對方的空間和可能性；今天在面書留一兩句言，大多卻只為三種東西：宣洩自己立場、增強己陣營的聲勢、及打擊貶低敵對陣營的形象，而尤後者為最常見。

為了打擊對方，說話也只剩下情緒宣泄的謾罵、挖苦與咀咒。我明白，今日局面非一日之寒，有人開始當小人謾罵，就漸有人覺得君子當不下去，轉為一同泥漿摔角。你一句屌你老母，我聽落覺得受屈，便一句屌你十八代回敬。可是，這實在無助於我們回歸辯論的主旨，一碰見對方便動干戈，那麼我們還有共同相處的可能性嗎？

在日常的社交場合，我們與人溝通有一定的規範，包括以事論事、不故意抹黑挖苦、不作人身攻擊、不以別人的身體特徵作嘲諷、給予對方忍容等。然而返到螢幕面前，這全都失效，這不是因為大家不懂，而是大家覺得不需要給予對方尊重。
什麼臭西、什麼俾我都唔屌，拜託，如果那人在你面前，你會這樣說話嗎？什麼相對主義、兩邊都有人唔岩所以唔判斷事情的對與錯，在日常生活時會這樣「包拗頸」嗎？網絡將人虛擬化，並不代表那人不是一個真人，如果我們還當對方是人，那我們在對話時就應該有基本的尊重。

另一個問題，就是資訊爆炸的情況之下，我們迫著把想說的東西都簡化二元對立起來。數年前，網媒大概就只有兩三個，製圖的出產量不多，令寫長文章的人依然找到一片喘息之地，有利不同觀點的人闡述己見，互相切磋。相比今天龐大的資訊量，要自己的觀點突圍而出，學皇阿媽話齋：「要夠juicy！」所以製圖標題要夠爆炸性、言論要夠偏鋒、嘲諷要夠賤格抵死，這樣的風格，只會令彼此的仇恨火上加油。

社會運動其實有一個前設，就是覺得人有改變、被說服的空間。否則，如果一開始單單認定某人是某個陣營，就需要群起攻之非置之死地不何，那請不要說自己在做社會運動，這只是欺凌。這數年燥動得來使人情緒起來，可以理解的，因為上述的事情，我自己也經歷過，但長久下去，我們的社會就只有更撕裂的餘地。

早前看過一條關於網上種族歧視的片段，社交網絡上的溝通倫理是什麼，其實很簡單：你面對一個真實的人時應有的禮儀和尊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X1256eVw8

吳亮星將中共與香港人的關係類比成「母子關係」，真是荒謬至極。

人民由政權生出來的嗎？不！反而一個政權理應是為人民而生。因此政權和人民的關係和母子關係有著根本性的分別。不是人民凡事順從政權就是孝順，這不是人民應有的態度。由於政權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人民服務及制定政策，而又擁有行政權力及公權力，所以人民理應對政權有約束力，以保障人民的人權。因此，人民理應對政權抱有監視及提防心態，而非一味服從。如果一味服從政權，政權失去人民約束，就很容易施行暴政。

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亦沒有「母子關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一個作國家政策，一個作針對個別地區的政策，兩者都應該受人民監督下運作。沒有地方政府，哪會有中央政權這概念？更何況，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一般的地方政府？

所以，那些將中共為港人選擇特首當成「媽媽為你揀個老婆」，就是大錯特錯，就是以「孝道」這個「神聖旗號」來侵奪人民的選擇權和監察政權的權力。

然而，不少人會認為「母子關係」很合理。為什麼？可以說是因為中國人一直相信三綱五常觀念，人民理應忠君，就像孝順父母一樣。統治階層將「人民必須服從政權」這套思想硬套在親情倫常之內，來合理化統治者為政權建構的無上地位。而這套觀念，在這數千年來「超穩定」地流傳下來，沒有太大的思想變動。因此，很多中國人雖然活在「新中國」，很多香港人雖然活在現代社會，思想還有停留在君主制年代的跡象。或許因為如此，思想懶惰的人，很容易認為這套錯誤的類比是理所當然的合理。幾千年也是如此嘛！

對呀，幾千年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的另一半是不是你父母為你選擇嗎？休了她吧！反正父母為你挑選妻子後，你還可以納妾呢！什麼？法例不容許？幾千年也是如此嘛。幾千年也是如此就等於合理嘛！反正就算基本法容許特首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議員也可以用「中央挑選地方官員，幾千年來也是如此」來無視之，還用錯誤類比來混淆視聽！

順帶一提，幾千年來也沒有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太監倒有很多，吳亮星這種人才，或者還是適合回到中國做「公公」。幾千年也是如此嘛！

中國勞工NGO：困境與堅持
文／微光@破土工作室

2014年5月出版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刊發了Ivan Franceschini的論文——《中國勞工NGO：能否真正成為推動政治變革的力量？》，這篇文章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論文作者以國際基金會的外派項目官員和項目官員的兼職助理的身份對四個中國勞工NGO進行參與式觀察。（作者界定的勞工NGO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首先，組織的使命和保護農民工的權益相關；第二，該組織需要有辦公室或者其它實體；最後，他們需要獲得以非盈利組織或者公司名義的註冊。）通過這項研究，作者認為勞工NGO無法使農民工的維權活動轉化成為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勞工NGO本身也無法成為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的萌芽。究其原因，在於中國的勞工NGO在與政府、工人、國際資助者以及同行的互動關係中缺乏「社會資本」。作者提到了科爾曼、布迪厄和普特南對於社會資本的不同概念，在三者的概念中，社會資本都和資源、信任、合作網絡等相關。科爾曼的概念傾向於描述個人如何通過家庭或者其它微觀社會環境獲得更多資源；布迪厄的社會資本概念和他提出的文化資本、象征資本和經濟資本一樣都被放置於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並且涉及階級、權力和沖突等問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和公民社會緊密聯繫，認為社會資本是在公民參與中產生的，是像網絡、規範和社會信任這些促進社會成員的利益互相協作的因素。

勞工NGO和政府之間缺乏社會資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勞工NGO很難找到政府部門來掛靠進行註冊；國家安全部門時常通過監聽、問話的方式監控勞工NGO的活動，甚至用威脅工作人員家人的方式來迫使NGO工作人員辭職。作者由此斷定勞工NGO缺乏連接性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例如和政治菁英以及社會大眾的信任和合作。

勞工NGO和工人之間缺乏社會資本的原因一是在於農民工的流動性過高，使得勞工NGO很難建立義工隊伍和培養工人骨幹；二是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多是大學畢業生，缺乏和工人相似的工作經驗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勞工NGO和對象群體的疏離。在提供法律方面的維權建議時，工人對於勞工NGO的信任感要低於專業律師和公民代理，因為農民工不相信有免費的服務，擔心落入傳銷等陷阱。

由於缺乏來自政府和工人群體的資金支持，勞工NGO的活動資金依賴國際資助者，但是勞工NGO和國際資助者之間同樣缺乏社會資本。國際基金會希望設立項目長遠目標與勞工NGO無力形成長遠計劃之間存在矛盾。而且，為了爭取到國際資助，中國的勞工NGO常常不得不接受資助者提出的規範和義務條款，盡管有些很難在中國實行（比如嚴苛的報銷制度和量化的考核體系）。在審核財務和進行項目評估的時候，國際資助者常常會詬病勞工NGO財務和考核指標作假的問題。勞工NGO對於稀缺的國際資金的競爭造成了機構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勞工NGO之間很難合作。

鑒於勞工NGO和政府、工人、國際資助者以及同行之間缺乏信任和合作，作者認為其在改善工人權益方面的作用不及工人自發的罷工和集體行動，勞工NGO的作用不應被賦予很高的期待。還有一些研究也揭示了勞工NGO的困境和作用的局限，比如李靜君和沈原（2011）的研究指出，由於政府的壓制和活動資金來源的困境，勞工NGO的活動僅限於提供法律方面的維權建議，但無法改變剝削關係，而且甚至有可能瓦解工人團結的基礎。許怡（2013）的論文涉及了勞工NGO項目的多樣性，勞工NGO的活動主要被歸為三大類：法律動員、文化動員以及倡導運動和工人教育。李春雲和段毅的《在工人與國家之間：中國勞工NGO的生成、類型及轉型》一文提到，除了法律維權和生活服務類的NGO，還有一類新的工運型勞工NGO值得關注。勞動力短缺、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導致勞工的訴求從法律底線型變為利益增長型，工運型的勞工NGO應運而生。「工運型勞工NGO是以為工人爭取更多權益以期改善勞工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為目的的組織。這類組織的特點是在法律邊界維護職工權益，甚至采取法律框架之外的行動。通常的活動包括集體談判培訓、協助工人進行集體談判或者建立改選工會、指導工人集體行動、救濟工人領袖……在目前不允許體制外正式工人組織的情況下，工運型勞工NGO通過兩種方式實現跨企業工人的溝通與聯合：一方面，NGO組織不同企業集體行動的工人直接分享行動經驗。另外一方面，NGO成為不同企業工人團結和行動經驗的總結者，並用這些案例和經驗鼓勵和指導其他企業工人行動，即跨廠區的企業工人通過NGO間接溝通。」（李春雲，段毅， 2014）李春雲和段毅認為這是當代工人運動的初始階段。文中提到，截止2013年年底，已經有4個機構（番禺打工族、紅花草工人幫扶機構、澳利威工援中心和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以工人運動作為主要工作內容，它們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因此在看到勞工NGO的困境和局限的同時，我們還應關注一些機構努力掙扎、不斷探索工人抗爭空間的狀況。比如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自2010年開始轉型以來，已經介入了十多起工人集體行動案例，並組織多次多家企業工人及代表參與的維權策略討論會議。比如2010年恒寶廠追繳12年社保案、2012年高雅首飾廠追繳社保和抗議管理粗暴案、2013年廣州中醫藥大學醫院的護工集體行動等都是番禺打工族直接介入協助的工人集體行動案例。他們還聯合勞工律師、學者和記者等參與對工人維權的關注。但是這種和工人骨幹、工人集體行動緊密聯繫、充滿信任和協作關係的社會資本並不能帶來同各級政府的信任和合作關系，他們反而遭受著不同尋常的打壓和報復。除了上面提到的監控和問訊，打工族的工作人員也受到抓捕和毆打。2014年12月26日中午，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遭到四名不明身份男子闖入辦公室的毆打。2015年4月2日，打工族服務部的工作人員彭家勇等人在南朗人民醫院看望被警察打傷的中山翠亨制包廠維權女工後被警察伏擊，後又被審訊至淩晨兩點多，然後彭家勇被強行推出派出所，在派出所門口遭遇蒙面分子的劫持、毆打和強灌不明液體，並被拋在荒野。第二天，陪同彭家勇報案的陳輝海等人被襲擊，有人被磚頭砸傷。4月20日，在廣州利得鞋廠100多位工人在商討維權問題的會上被警察抓捕、毆打，打工族的孟晗也被警察抓走。

Franceschini一文忽視了中國勞工NGO的多樣性，並將缺乏社會資本的現狀歸因於勞工NGO的種種不當，但是在一個階級矛盾突出、鬥爭現實嚴峻的社會裡，我們不應持這樣一個假設：一定存在政府和勞工NGO之間相互信任、協調合作的理想狀態，尤其對於積極探索工人抗爭空間的勞工NGO。這時我們應回到布迪厄的涉及階級分析、權力和沖突的視野中去看待勞工NGO和政府之間缺乏社會資本的問題。Jude Howell在201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2012年政府對勞工NGO 「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對沒有接受境外項目資金、不涉及工人維權活動的NGO予以民非註冊，甚至將政府所承擔的一些服務職能外包給他們。一部分勞工NGO放棄維權的活動面向，從而獲得了「合法性」和資源，但卻失掉了和工人權益問題的真正聯繫。
Franceschini一文的開始提到的一些研究對中國勞工NGO作用的樂觀估計如「將農民工的維權活動轉化成為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和他本人對於勞工NGO獲得政治菁英和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的期待都是缺乏對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造成的，這種先將中國勞工NGO的抬上高處、再重重摔下的做法並不足取。哪怕作者以普特南的國家—社會二分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勞工NGO和政府缺乏社會資本的問題，我們也應看到增加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弱的公民社會會損害政府的績效，作者也應期待政府釋放更多善意與空間。但是在惡劣生存環境中依然想辦法增強工人階級力量的NGO工作人員並不存在這樣的幻想，他們在用不懈的堅持和工人一起去爭取真正改變的可能性。

利申﹕本文跟最近的「廢偽小學雞」無關，絕無年齡、學歷、物種歧視成份，如要對號入座，關我「蛋治」﹗

作者﹕「自由寫作人 胡世君」 https://www.facebook.com/WriterKenneth

(寫於我在澳洲工作假期之時)

我在澳洲所說的髒話可能比以往10年的總和還要多。英文、國語、韓文、廣東話、台語……人在異鄉，大家喜以髒話會友，「學外語先學髒話」早是金科玉律。面對不穩定的工作、煩人的喃喃、無聊的生活、不定的未來，髒話，實在有其存在必要性。如果農夫是一項基層職業，而髒話又是草根階層生活必須品，那麼「說髒話」的舉動自然符合我們現存的社會階級地位。

大部份髒話都跟「性」有關，而「性」則是社會禁忌，我們不習慣/不容許隨便宣之於口。大部份關於性的話語都被限制在特定場景中，經過修飾才可以比較詳所欲言，如性教育課堂、醫療目的、學術討論、藝術、愛侶之間、親密朋友互吐心事……別的往往被禁止(如﹕學校裏的性笑話)、被特殊限制(如﹕三級電影)、被視為不禮貌(如﹕公眾場所高聲談性)，甚至違法(如﹕辦公室性騷擾)。「性」雖是與生俱來，但在白人/中產/男性/知識份子/宗教人士(既得利益者)所主導的社會裏，大眾難免跟從其價值觀把性貼上「不可亂碰」警告字句，他們的價值觀建構和詮釋著整個社會的主流論述。

由此觀之，髒話的「髒」並不在於實質內容，卻因為它突破主流價值觀的禁忌，把「性」赤裸裸層現人前。另一邊廂，「草根階層」常被述說為較「中產」低級，他們說髒話的阻力因而較少，這亦反過來成為他/她們價值觀的一環﹕就如說髒話是展現男子氣的舉動，否則便是不夠豪邁、娘娘腔。換言之若我們堅信「說髒話」是壞事，某程度上可理解為一種階級偏見，亦即把草根階級價值觀打為「次等」的偏見。

我們一群人住在一起，做著相同工作，有時候總會同仇敵愾。當大家都為著同一件事/一個人大聲“XYZ”時，各位可否少一點批判，多一些同理心呢？人總需要發洩一下。

中大學生會聯同學生及校友抗議解放軍「到訪」校園，令校方「延遲」活動。以為事件暫告一段落，誰不知竟然引出中共極端民族主義口舌《環球時報》高調狠批中大學生會，真的令人意想不到。中共慌了，因為香港年輕人不卑不亢。

《環時》不敢提及「六四」或「八九民運」，只敢說「八九風波」，實在可笑。但這是當然的，因為在中共的詞彙中，所有「民運」、「抗爭」，都只可以是「外國勢力介入」而起的「風波」，訴求永遠是不合理的、不用重視的。小小「風波」，平定鎮壓就可以了。

《環時》評論：「他們對那個事件（六四慘案）的了解完全是通過西方和極端者的描述得來的。他們根本不知道，當年參加廣場活動的內地青年學生早已成長起來，匯入到後來中國高速發展的滾滾洪流中。後者絕大多數都是今天的堅定愛國者，閱歷豐富，思想健全，他們已對當年的事情形成了集體性反思」。香港有人說中共已經逐漸開放，因此不要心急。待經濟改革成功過後，政治改革自然會來。但原來所謂的政治「改革」，是令曾經追求民主的學生「改掉」理想、「革掉」尊嚴，然後「匯入」中共帶來的金山銀海中。你要是「思想健全」，就一定要「堅定愛國」。你不「愛國」嗎？那你必定是思想殘缺，待黨為你進行「思想教育」吧，幫你來一個「集體性反思」。這叫「國民教育」。

《環時》又謂：「解放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也是人民子弟兵，它在中國境內的地位既是憲法賦予的，也是解放軍自身歷史塑造的。」不小心露餡了。所有現代文明國家的軍隊，其合法地位之來源只可以是憲法，這叫民主憲政。但在中國，憲法只是其一來源，更重要是「解放軍自身歷史塑造」。解放軍有甚麼歷史？就是由黨建立、由黨控制、為黨服務。當然，也包括為黨鎮壓人民。

《環時》批評學生會反對解放軍入校，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中大學生會在這支軍隊面前首先還是要謙遜些，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需要他們虛心學習的東西，他們不應將自己視為可以挑戰這個13億人口大國任何價值、原則和道德的力量。」《環時》以為解放軍以致中共可以代表十三億人口的價值、原則和道德力量，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今天中共，只代表權力和金錢。整個政權猶如一具表皮保存完好的屍體，內裡已經腐爛了。《環時》只是由裡面生出的蛆蟲，發出腐臭；眼矇耳聾，卻唧唧作響。中共如蛆附骨，對人民上下其手，搜括民脂民膏。道德力量？只有道德淪喪而已。《環時》可能不知道，當年拒絕在軍閥面前謙遜，誓要「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者，也包括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學者陳獨秀和李大釗。毛澤東亦因五四而變得更激進。

人要謙遜要虛心，因為己力實在有限。假若以為自己是超人，以為自己是神，必定無好結果。但謙遜不代表妄自菲薄，更不代表屈服於強權不公之下、低首下心。孟子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即是說經過反省及謹慎判斷後，仍認為自己正確，即使人人反對，也要去做，並做到底。其間當然也要不斷審視情況、不斷反省，以求有所改進。

假若當權者以為自己是神，必會造成大災難。毛澤東當權後，自以為是神是真理，要把反對者都鬥下來，結果「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相食』、『父子相鬥』、『夫婦告密』的絕境，冤死者數千萬人，受害者逾億，那就是其心可誅的無賴和獨夫了。」（唐德剛語）因此在政治上，最需要謙遜的，是當權者以及領袖，而不是人民。傳媒應該做的，乃警惕當權者要謙遜，要聆聽人民聲音，否則將被歷史埋葬。然今喉舌《環時》竟代表強權指令反抗者在國家機器面前謙遜虛心，簡直驕矜狂妄。由此可見，中共從無絲毫羞愧悔過之心。信中共，你就會輸成世。

中大學生事務處延遲活動，說是學生和校友「誤會」了，令活動無法達致「原意」。後來沈校長也出來辯護了，說活動只是為聯誼，「沒有政治含意」。中共的《環時》向學生會開火，而民建聯政客蔣麗芸也出來說三道四，謂對校方的決定感到「很痛心，好失望」。可見校長及事務處不是厚顏隱瞞事實，就是思想太幼稚。大學校長理應以學生福祉為優先，並保衛學術自主。今天有政權喉舌大肆抨擊學生會，相信沈校長不會袖手旁觀吧？沈校長，本人等待你們為學生會說幾句話。

強權面前，毋庸謙遜。謙遜是對自己的。慮壅蔽，則思虛心，好能從過往失敗經驗中學習，思考新的抗爭模式，抗擊中共。

中國在非洲，兼批哈維的西方中心主義
文／嚴海蓉

【摘要】萬隆時代在我看來有兩個遺產。遺產之一是今天的金磚國家的興起。反殖民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萬隆時代的亞非拉團結，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壟斷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積累和對邊緣地區剩餘價值的吸取，使得新獨立國家爭取到了發展的空間。這是當年「國家要獨立」的鬥爭所帶來的遺產。遺產之二是今天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比如「農民之路」是發源於第三世界的、跨國的、反華盛頓共識集團的農民團體聯盟。正如當年的亞非拉人民的團結一樣，這樣的聯盟今天也是跨國的、反帝運動，也具有相當反資的性質。這是當年「人民要革命」的遺產和延生。

2015年4月18日我在杭州參加了萬隆會議60周年的紀念研討會。會議組織者安排我點評津巴布韋的學者薩姆•莫約（Sam Moyo）的發言。薩姆•莫約是非洲農業研究院（AIAS）創始人，也是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理事會（CODESRIA）前主席。他的發言題目為「Thoughts on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today」(關於當下中國在非洲的一些思考)。

我和莫約的討論後來澎湃有報道，網上也有一些轉載。因為澎湃報道是基於會上的同聲傳譯整理的，傳譯過程中不免有簡約和疏漏，加上點評時間有限，盡管主持人白永瑞教授已經很照顧，我也沒能完全把話說完整。因此，最近把我討論的內容整理出來。莫約的發言內容見澎湃的報道：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3594，我非常推薦他2012年的文章：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81-203 （帝國主義和原始積累：關於對非洲新掠奪的筆記）。

【邊緣地區、半無產化、原始積累】

薩姆·莫約博士在他2012年的文章「帝國主義和原始積累」中提問：什麽叫資本的原始積累？原始積累與全球體系是什麽關係？文章回顧了列寧和羅莎·盧森堡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列寧和盧森堡分析論述的背景是20世紀初歐洲大型壟斷企業和國家力量領導的新一輪的殖民擴張和軍事化。他們都看到了這一過程中的暴力和超經濟手段。不同的是，列寧把對非洲的掠奪看做是壟斷資本的結果，認為這將產生最終的不平等發展、戰爭和革命，但是他也認為這一輪掠奪將同時給邊緣地區建立擴大再生產的條件。盧森堡則認為對非洲的掠奪是資本主義內在的需求，資本主義需要通過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占有來解決其自身的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問題，對非洲的掠奪重演原始積累與擴大再生產的關係，導致戰爭升級，直到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解，而這就帶來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可持續和終結。

莫約認為歷史沒有證明他們兩位全對，但是他們有三點的確是正確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確成為「最終」的形勢；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維度；壟斷和原始積累帶來無休止的軍事化。繼列寧和盧森堡之後，世界體系理論家如薩米爾·阿明等，還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中心和邊緣有非常不同的剝削方式：邊緣地區是原始積累的重災區；半邊緣地區經歷了「依附性的工業化」，而資本積累在邊緣地區，包括半邊緣地區，都有「外向性」，而這種外向性則造成了「半無產化」這一常態特征(「a permanent process of semi-proletarianization」),就是說小生產者被排擠出農村，然而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完全吸收他們。對半無產者的超級剝削—包括沒有納入市場部分的剝削—是對資本的超經濟的「貢獻」。 莫約認為在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總是創造條件維持市場外、沒有報酬的勞動，總是尋求把社會再生產的成本轉嫁給勞動者本身。也正是這些半無產者在邊緣地區成為抵抗原始積累的力量。真實存在的（非教科書裏面的）資本主義總是與原始積累相關聯，總是與中心-邊緣的關係相關聯。利潤，包括「壟斷租」或稱為「帝國主義租」，從邊緣地區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中心地區，使得中心能夠有資源延緩其內部的階級矛盾。然而，現在矛盾和沖突也在中心積累。

【《新帝國主義》：大衛·哈維的西方中心主義】

說起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積累的問題，這裏我想響應莫約對大衛·哈維的批評。大衛·哈維的貢獻在於，他把時空關係帶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中，他認為在全球化新自由條件下，資本積累依靠了一種「時空壓縮」或「時空修復」(spatial-temporal fix)。在莫約看來，問題在於，在哈維的「時空修復」概念裏面，沒有中心和邊緣的關係，仿佛一切都是流動的，仿佛中心-邊緣的關係對於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是偶然的，而不是持久的維度。大衛·哈維關於帝國主義論述因此缺少了對中心-邊緣關係這一結構性關係和結構性不平等的承認。他在《新帝國主義》這本書裏面，倡議現階段反新自由主義鬥爭的目標是重建歐美主導的、行善的「帝國主義新政」 (a more benevolent ‘New deal’ imperialism)，而且認為這場鬥爭的主戰場在美國內部 (參見《New Imperialism》，第209-211頁)。莫約從中心-邊緣的關係指出哈維的盲點。在我看來，哈維的盲點還包括了無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解體對世界資本主義結構和演變的巨大影響。哈維的歐洲中心主義在他《後現代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這本書裏已經很明顯了。在相對早期的這本書裏，他把後現代的條件完全置於西方的內部，幾乎完全無視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對於美國二戰後三十年 （1945-1975）資本主義結構調整的作用，也無視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中國與世界體系的接軌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西方資本主義結構再調整、為所謂的後現代性所創造的條件。最終哈維還是在西方內部尋求答案。

【如何評估中國在非洲？：
中國資本是「華盛頓共識」的受益者】

莫約的尋求不在西方內部，而是在邊緣和半邊緣地區對世界體系的挑戰。他今天有一個尖銳的發問：今天半邊緣國家，所謂的新興市場，本質上是順從帝國主義的區域穩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

我的回應分兩個部分。我先談中國在非洲。然後我再談萬隆精神對今天的意義。在我看來，中國在非洲既是順從的區域穩定力量，也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了一定的挑戰。中國的工業化既包括了毛時代的自主工業化（今天這部分主要體現為國有資本），也包括了改革開放時代的依附性工業化，即通過引進外資形成的融入全球壟斷資本產業鏈的加工工業。今天被西方看成威脅的是前者。中國資本「走出去」是八十年代 「請進來」在邏輯上的衍生。「請進來」引進大量外資，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使經濟外向化。在改革開放20年之際，中國已經資本過剩、產能過剩，資本積累遭遇瓶頸，中國資本便開始「走出去」 尋求海外原料和市場。而中國資本走出去，也恰恰是在「華盛頓共識」集團利用非洲國家的債務，脅迫非洲國家進行結構調整，開放投資和貿易、變賣國有資產的時候。所以，西方沒有料到的是，「華盛頓共識」也為中國資本進入非洲開了大門，中國資本也成為「華盛頓共識」，成為新自由主義的獲益者。比如，贊比亞在1964年獨立後，於1969年把殖民者控制的銅礦國有化，然而90年代開始贊比亞政府便遭遇「華盛頓共識」集團脅迫，逐漸把國有銅礦私有化。中國國企成為收購贊比亞銅礦的外資企業之一。因此，中國資本參與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是既得利益者。

中國資本同時在某些局部也挑戰了西方壟斷資本，按阿明的說法，是給非洲國家提供了一些回旋的空間。比如，當2008年經濟危機席卷全球的時候，贊比亞的一些西方銅業公司開始減產、裁員、撤資、甚至關門，大量工人失業。 中國國企承諾「三不」，不裁員、不減產、不減投資。中國公司的行為對業界起到了一些壓力作用，使得贊比亞政府獲得了一點跟其它公司談判的籌碼。津巴布韋土改引發了西方對津實行制裁，津巴布韋的煙草生產從最好時期的240,000噸跌落到40,000噸。2005年在津巴布韋農業生產跌倒低谷的時候，中國國有煙草公司進入津巴布韋，做了兩件事情：一是打破了幾個煙草巨頭對津巴布韋煙草拍賣的壟斷，提高了煙草收購價格，有益於振興津巴布韋的農業；二是加入訂單農業的行列，其它公司提供煙草種植農戶的貸款收取8-12%的利息，而中國煙草公司提供無息貸款。

總體而言，如果分主次來看的話，主要方面是中國資本在非洲，迎合了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也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之一，理應承擔這一秩序的罪與罰。從次要方面來看，在局部地區、在某些行業，中國資本對西方壟斷資本形成了挑戰，而這些挑戰往往是因為中國資本沒有遵從新自由主義的常規，是因為中國資本還需要在某些時候服從政治，這個政治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需要非洲的政治支持（相比較而言，歐美不那麽需要、也不那麽在乎非洲的政治支持）。

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對中國在非洲有不少並非無辜的誤解。西方關於中國在非洲的話語興起於2004年左右，最集中的是美、英、法國，從這些國家流向世界。西方的誤解可以分為量和質兩個方面。在量方面，誇大中非貿易和投資，中非貿易的確增長迅猛，然而，即便在2011年中非貿易量只占中國和世界貿易量的4%，只占非洲和世界貿易量的13%。在投資方面，中國2003-2011的對外投資占中國GDP的6%；同期，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通常占GDP的12%，世界平均水準為25%；英國和法國的對外投資分別超過其GDP的50%和 40%。2012年中國是非洲第13大投資方。這一誤解可能部分地來源於中國人在非洲的數量，人們往往容易看到中國的商販，然而不容易看到中國商販對當地貿易的影響遠遠不及南非在南部非洲國家的連鎖超市。在質方面，西方主流常常把中國在非洲的貿易投資定性為「新殖民主義」，這一說法莫約已經進行了駁斥。在我看來，這樣的定性是一個話語手段，把中國在非洲的問題特別推出，而且種族化為中國問題或中國人的問題，從而遮蔽和保護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體系。

【萬隆精神在今天】

如果我們可以不僅僅提萬隆會議，而且可以提萬隆時代的話，那麽中國在那個時代有一句口號：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在殖民地時期，國家、民族、人民這三個主體的訴求在統一戰線裏相互共鳴、共振，然而隨著萬隆時代的到來，隨著本土領導者上臺，新興的國家對外面臨著如何在帝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尋求立足空間的問題（是否反帝，如何反帝），對內面臨著如何處理民族資本與勞工關係、人民與國家官僚的關係問題，這時三個主體的訴求便產生了矛盾，也即在萬隆時期的「國家主導的發展」裏面，國家、資本、勞工有相互的矛盾。在萬隆時代，中國的道路雖然也有「國家主導發展」的一些特征，但是因為消滅了私人資本，她內部的動力關係與其它新獨立的國家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阿明曾經非常犀利地從「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口號的內在矛盾來看中國的文革。我們今天對萬隆時代的紀念，也應該包括對萬隆時代發展模式(national development)的反思、對萬隆時代新獨立國家處理內外矛盾的反思。

萬隆時代在我看來有兩個遺產。遺產之一是今天的金磚國家的興起。反殖民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萬隆時代的亞非拉團結，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壟斷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積累和對邊緣地區剩餘價值的吸取，使得新獨立國家爭取到了發展的空間。這是當年「國家要獨立」的鬥爭所帶來的遺產。遺產之二是今天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比如「農民之路」是發源於第三世界的、跨國的、反華盛頓共識集團的農民團體聯盟。正如當年的亞非拉人民的團結一樣，這樣的聯盟今天也是跨國的、反帝運動，也具有相當反資的性質。這是當年「人民要革命」的遺產和延生。

今天對批判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需要發揚哪一個遺產？在我看來，應該是後一種。

本文由人民食物主權網絡推薦。 人民食物主權網絡形成於2013年8月，由來自「兩岸三地」等多所大學的師生共同發起。人民食物主權網絡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農業政策，反對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關注食物生產者的自主性、生態多樣性、和消費者食品安全、糧食安全。倡導良性、平等的城鄉關係。在國際體系中，堅持人民和國家的生產主權。人民食物主權網絡將通過每年一度的主題調研、「食物主權」系列講座等鼓勵社會公眾對食物主權的關注，並以網站（http://www.shiwuzq.com ）、微信（shiwuzhuquan2013）、微博（新浪：人民食物主權）等平臺傳播食物主權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