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灣榮豐工業大廈劏房事件，居民於4月29日被屋宇署聯同警方封場迫遷，政府在欠缺妥善安置的情況下，出動防暴隊清場，在場有長者，有婦女，有小孩，但住戶連即時回家拿取藥物、衣物、私人物品也不容許（起初說要等數天），引起公眾嘩然震怒。居民及後與一眾團體及市民到太子始創大廈屋宇署總部抗議，要求「先安置、後清拆」。

協助居民取回物品、妥善處理搬遷安置，乃當務之急，而另一方面，由於政府亦將大規模取締工廈劏房，將影響逾百單位、過千居民，加上其他劏房、天台屋等取締行動，亦將涉及大量居民被迫遷離原居，社會實在有必要務實討論安置政策。

等待下次迫遷的「安置政策」

現時，政府所謂的安置，一般就是安排住戶到屯門寶田的臨時收容中心（個別會到石籬），而需要入住一段時間（一般為三個月），證明無家可歸，才能入住房委會的中轉屋，而臨時收容中心地點偏遠、環境惡劣、無私穩可言，筆者亦曾到訪，情況如深水埗的露宿者之家，因此大部份居民不會選擇入住，直接入住中轉屋的居民少之又少。結果，居民被迫租住另一劏房，甚至也是工廈劏房，政府所協助的，一般只是提供關愛基金搬遷津貼，不過，也要合乎入息限額，而所獲津貼大多也不及支付新居的上期、佣金、租金等費用。居民或是借錢、或動用僅餘積蓄，再次等待下一次迫遷。

而梁振英今年於施政報告問答大會亦提及安置︰「這方面還有一個公平的問題......安置單位給這些家庭，我們就會變相鼓勵更多人搬入這些工廠大廈的劏房」，有關說法似是而非，恍惚安置政策剩下的只有臨時收容中心，改善安置只會惡化問題。不過，若我們回顧過往大規模取締住屋單位的安置政策，以歷為鑑，則會了解特區政府改善安置政策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以歷為鑑︰90年代的安置及中轉方案

回顧90年代的兩個大型取締行動，一個是取締臨時房屋區、一個是取締籠屋︰為了在2000年清拆所有臨屋區，政府把即將拆卸重建的石籬及葵盛東的公屋改為中轉房屋，又在西貢及元朗朗邊興建組件中轉房屋，及後又於屯門寶田興建多層中轉屋，安置受影響居民，2001年高峰時期，有超過20000人居於中轉屋。

而政府就取締違規籠屋，則於1994年制定《床位寓所條例》，當時3年內有近40間籠屋單位因此結業，居民被迫遷出，估計當年受影響的有超過100間「註冊」籠屋，居民接近3000人，政府則興建30多間單身人士宿舍（近500個宿位）及委託社福機構管理兩座單身人士宿舍（近600個宿位）協助受影響居民。

設置中轉屋及過渡宿舍，安置大批受影響市民，雖未必完備，但總算比現時有效的安置政策。可惜，多年來，政府一直在減少市民的安置選擇。

例如，不少房署中轉屋單位已經改建，時至今天只剩四千多個，政府的說法是空置率高，不過，事實上是政策問題所致，其原因有三︰一、居民要入住中轉屋，一般要被視為「無家可歸」人士，先入住臨時收容中心才可遷往中轉屋；二、中轉屋地點遠離市區，居民因遠離就業及社交網絡而拒絶；三、部份中轉屋（組件房屋）環境惡劣，如朗邊中轉屋（已計劃清拆），蟲鼠為患、滲漏積水、保安欠佳等問題嚴重；其中第一點最為關鍵，上文已略述問題，如2014年4月審計署報告指出，石籬中轉屋空置率高達60%，有居民雖然希望入住，但卻因不願到臨時收容中心「過冷河」，因此造成所謂的中轉屋「空置率」。

至於單身人士宿舍，民政署於2005年已分期停辦，現在只剩餘由救世軍管理的長沙灣曦華樓及鄰舍輔導會位於西環的高華閣兩間單宿，不過，由於已改變入住要求，只要符合入息及以往居於不適切居所，或社工轉介則可入住，現在入住率仍然甚高，要輪候數個月才有宿位。

中轉方案的選擇

中轉或安置方案其實有甚多可能性，過往亦曾於香港實施，以免篇幅過長，在此以表列作簡單分析︰

若然政府重新推出全面安置政策，提供中轉房屋或宿舍，亦要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是否位於市區、環境是否適切、租金是否便宜、興建或改建時間長短、不影響公屋興建、規模方便管理等等。

事實上，近年政府亦因應民間熱切關注青年住屋問題，而計劃推出青年宿舍，涉及近1,000單位，位於旺角、佐敦、上環、大埔等地區，雖然有關租金收費、入息資產審查、規則管理配套仍有待商討改善，但最少說明政府並非不能設置市區中轉或過渡宿舍，再次說明改善安置，「不為也，非不能也」。

至於能否直接體恤安置公屋單位，其實每年房署早已預留二千個單位給予有特別需要人士，政策實行多年，一般會考慮醫療及社會因素，如殘疾、長期病患、家庭暴力等，經社工評估及福利專員審批，再向房署推薦個案，每年實際經體恤置上樓的更平均近二千五百，至於迫遷是否主要考量因素或成為政策，則值得商討。

而今次事件，政府應為有特別需要居民安排體恤安置上樓，並要先用現時空置率甚高的房委會中轉屋(如石籬中轉屋)及市建局單位(如豉油街12號)安置居民。當然，最基本是必須讓居民盡快取回個人物品，回家待妥善安置吧。

大幅增建公屋才是出路

必須強調，中轉方案只是在公屋短缺情況下提出的短期措施，讓居住在環境惡劣、租金昂貴的居民喘息，但中轉屋可提供的支援有限，政府若有決心解決基層住屋問題，大幅增建公屋才出路，筆者已多次指，現時《長遠房屋策略》建議的公屋興建量嚴重不足，只會令公屋輪候冊人數繼續上升，劏房問題無日無終。

（其他房策建議，如房產稅、租務管制、土地分配……篇幅有限，有興趣請參閱「影子長策會」其他文章）

（註︰部份內容曾刊登於《信報》2013年8月16日《規管劏房 居民何去何從》，以此回應近期工廈劏房迫遷及安置問題。）

文：陳紹銘（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政策透視執委、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果然一百歲唔死有新聞，綁架案女事主在六名疑匪仍然在逃時出鏡，由原本無人識變無人不識。

超人兒子、郭家大少，被賊王張子強綁架，都只能暗中向中央低調求助。

不過李懂媽今日只想講故事，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全港、最後拍成電影的綁架撕票案：　【三狼奇案】

「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　—　桂神黃桂興名句。

黃桂興父親，就是被三狼撕票的富商黃應求。

李懂媽小時候，聽過鄰居罵仔　：「你個衰仔，仲衰過黐鬚燦。」
黐鬚燦，即是三狼之首　—馬廣燦。

老一輩香港人可能記得，九龍城寨脫衣舞孃表演到高潮時，向台下觀眾吹毛，馬廣燦就是負責事先的黏貼工作，所以外號「黐鬚燦」，最後被判環首死刑。

李懂媽忽發奇想，如果政改是全香港７００萬人被　ｋｉｄｎａｐ，那麼，誰在黐鬚　？

李懂媽

荃灣劏房戶被屋宇署迫遷事件，令到十五戶人家無家可歸，當中有長者、有殘障人士、亦有小孩子。屋宇署沒有為居民提供有效的安置，社署、屋宇署和房署所提供的所謂協助，也不過是打發性質，過左海便神仙。發展局與一眾主流媒體，亦未有就屋宇署違反三月份在立法會申訴部許下的「先有安置，後才執法」承諾向公眾說清楚，一味只以安全考慮合理自己的行動。

印度學者Arjun Appadurai 曾分析居所與城市貧窮人關係時，提出了三個很有意思的公民界分，它們分別是政治公民（poltical citizenship）、社會公民（social citizenship）和裸命公民（bare citizenship）。而居所就是搭建政治公民和社會公民之間的橋樑。

所謂政治公民就是容許其參與政黨、城市組織、享用銀行、差館等權利者；而社會公民則能以方便一個人找工作、消費、借貸、結婚與建立友鄰關係。沒有一個有效和被認可的居所，一個人根本就是從人權中的政治和社會參與中被排除開來。這種沒有被認可的公民身份，叫裸命公民（既是裸命，又是被攞命！）；它是源於戰爭、逃難、社會災難和拆遷等原因。

裸命公民放在荃灣以致香港近年拆遷事件中，有相當的解釋功能。香港地方很少，我們不會出現大片面積的貧民窟，但居於劏房者——即那些政府也開口說有它的存在價值的劏房——卻高達二十萬之多，在天橋底露宿的、以致屈身於迷你倉的也在這堪稱富庶的城市中可見。這些人口在正常戶口登記上都是隱性的，往往要靠地方社工組織才接觸到。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公民權利嚴重被剝削，享用福利也被說成白養懶人而失卻尊嚴。

裸命公民的形成，在現代社會對貧窮的理解中，往往被化約成為一個人口、技術和公共政策問題，取代了原來以倫理為尺的判斷。這種價值判斷大轉移，將人置於法律、政體與友際公民之中，再沒有了視貧窮為一種宗教性的禁慾和聖潔德性等，作為社會制衡和界定人（humanity）價值的力量。簡言之，社會上沒有了別的價值來平行金錢和發展，目下對貧窮人的肆意否定、剝削與侮辱，便變得理所當然；至少我們不會覺得現在我們眼前的涼薄與迫遷暴力，是一樁證明社會已嚴重缺乏文化價值資源去回應發展不全的事件。

這兩天有關迫遷的事件，不止有荃灣劏房，還有剛在黑箱城規會通過了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在製造更多的裸命公民。在他們當中，不多不少地銘刻著現代社會價值轉移要清剿對人的豐富多元價值。在他們當中，有著人在生存時要建立於社群中的掙扎與能力，也有著貧窮與人性結合而非分離視之的道德。

圖：4月30日晚上8時，留守屋宇署18樓的居民拍下這黑漆照片。當時電梯大堂電燈全關掉的一刻。

【巴爾的摩騷亂：種族歧視背後的階級背景】
文／Jasz

不能被披著種族衝突外衣的階級矛盾混淆視聽，只有推翻壓迫性的社會結構才是治本之策——看看弗格森事件就知道了。
如果說員警的行為是烈火，那貧困和無望就是乾柴。
——David Nicklaus, 《聖路易士郵報-電訊》

弗格森騷亂才過去幾個月，另一場類似的事件再次爆發，只不過上次的弗格森只是一個小鎮，這次換成了主要城市。當地時間4月19日，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在被員警逮捕一周後死亡。此後不久，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北巴爾的摩地區舉行示威活動，活動逐漸演變成暴力事件。

為什麼這樣的騷亂一再發生?槍殺只是導火索。美國黑人被員警槍殺並不罕見。從六十年代的瓦茨到92年洛杉磯再到13年的法拉特，此類事件也引起了多次抗議。有研究發現，在美國，平均每28個小時就有一個黑人男性被員警、保安、或者義務警員殺害。黑人被員警槍殺的概率比白人高21倍，每一百萬個黑人中就有31個死在員警手裡。「歧視」一詞無法解釋這麼高的謀殺率。雖然大量心理學研究已經表明，在美國人的潛意識中，黑人跟槍聯繫在一起，這種把黑人和「威脅」、「槍支」聯繫在一起的主流文化是有結構性背景的。

黑人從17世紀以奴隸的身份來到美國開始，就一直處於社會底層。雖然我們現在能看到總統奧巴馬、國務卿鮑威爾，但黑人群體的整體狀況其實沒多大改變。一個黑人能成為精英，說明社會沒有對黑人的絕對歧視，但不代表黑人群體沒有遭受深層的結構性壓迫。某些黑人可以「鹹魚翻身」，但黑人群體依然普遍地遭遇就業歧視、生活在教育品質差的社區並且在代代貧窮中不斷迴圈。幾百年的公開歧視，從奴隸制度到種族隔離法，早已形成文化和社會結構根深蒂固的壓迫。這種壓迫的兩個面相分別是就業歧視和罪行化。

人們形容黑人常常是「最後雇傭，最先辭退」。有研究發現「最先辭退」確實言之有據——到了經濟蕭條的時候，黑人總是最先被辭退的[4]。因為資本在美國(由於技術進步人力需求減少以及工業搬遷到第三世界)已經用不著這麼多人來生產剩餘價值，所以它們對待基層勞動者可謂呼之即來、揮之即去。2012年，黑人的年平均失業率是11.6%，而白人的平均失業率僅為5.1%。即使經濟蕭條中的全國年平均失業率也只有6.7%，[5]美國所有有色人種都面臨就業歧視問題，但黑人尤甚。
黑人的失業還反映在家庭年平均收入和貧困率上，特別是在經濟海嘯時期。2013年，全國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8000美元，自2009年降了3.6%，黑人家庭只有33519美元，降了10.9%。白人家庭的平均總財富本來已經是黑人家庭的六倍[1] ，經濟海嘯更拉大了這個差距。2011年，27.6%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一數位三倍于白人家庭。以發生騷亂的巴爾的摩市為例，該市62萬2千人口當中，14萬8千人生活在官方劃定的貧困線下，亦即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活在赤貧當中；巴城富人區和貧民區之間只有六英里的距離，但是兩個區域居民的平均壽命差卻有20年之多。就業歧視直接導致上述問題，但貧民窟出身，缺乏良好的教育和資源帶來的壓迫機制才是根源。這種壓迫長期邊緣化黑人，他們也因此淪為找不到工作、賺不了錢、資本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勞動力。資本想縮減雇傭規模時，順應一下主流的偏見，隨便安個歧視黑人的理由，就可以把他們扔到一邊。黑人不僅要付出更大代價去當資本的小步兵，同時也是資本隨時可以拋棄的後備軍。

這種後備軍和工人還不一樣，他們會面臨一種特殊的壓迫，像美國黑人就長期遭受暴力控制。被拋離勞動隊伍的黑人，因為找不到任何工作糊口，就會逐漸累積憤怒和不滿，因此美國需要通過武力來維穩。美國有過各種各樣針對黑人的刑法。奴隸制廢除後，美國南部的州政府馬上就通過了一系列的「黑人法典」，嚴格管控黑人的行為，比如把無業定為形式化犯罪並予以重罰。70年代末開始的「反毒戰爭」更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全國性的「反毒戰爭」雖然名義上不針對黑人，但黑人社區事實上是嚴管地帶。「反毒戰爭」的警力經常會闖入黑人社區掃樓，搜捕販毒者。雖然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其實差不多，但黑人遭逮捕和坐牢的比例遠遠高於白人。員警的嚴管地帶不可能是一些富有的社區或者體面的白人家庭，打得最嚴重的肯定是毫無保護且常被員警盯梢的貧困黑人社區。這說明管理毒品反成次要，維穩才是重中之重。種族歧視根深蒂固使反毒戰爭變成針對黑人的維穩內戰，國家機器通過刑罰直接對黑人進行管控。現有的統計數字顯示，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有生之年會遭到刑罰，而目前已經有超過4%的黑人男性生活在監獄中[8]。一個人被判刑事罪後，以後找工作，或者向國家申請任何福利都會更加困難，而他/她的貧困與困境永遠都可以「罪人」之名來解釋。國家的暴力機制既是一個控制剩餘人口的必要工具，也是長期維持特定群體經濟邊緣化和受壓迫狀態的機制。

上述事實充分證明，美國黑人被員警多次槍殺，以及後續的一系列激烈行動絕非偶然，而是階級問題引發的必然。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大多數黑人，經濟地位最為邊緣，並且長期遭受國家暴力機器打壓。階級問題就這樣交織在種族問題之中，經濟矛盾也因此日益表現為種族矛盾。被壓迫的廣大黑人群眾，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槍殺，爆發出來的就不只是一分鐘的怒，而是一生的怨氣。因此，這種階級同情就能不斷擴散，即使在幅員遼闊的美國也不例外。弗格森運動的口號「黑人生命有價值」(「black lives matter」)，不只是針對黑人被殺，而是針對社會結構潛在的壓迫機制，針對個體被剝奪的尊嚴！

注釋：
[1] http://mxgm.org/…/uploads/2013/04/Operation-Ghetto-Storm.pdf
[2] http://www.propublica.org/a…/deadly-force-in-black-and-white
[3] http://www.unc.edu/~bkpayne/publications/Payne%2006.pdf
[4] http://people.ucsc.edu/…/demography%202010%20-%20last%20hir…
[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these-seven-charts-show-th…/
[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these-seven-charts-show-th…/
[7]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8] http://www.naacp.org/pages/criminal-justice-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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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互聯網

強國強拆事件，時有所聞。對待釘子戶的卑鄙手法，更是令人心寒。

想不到，強遷這種事，在香港也會同樣出現。是我的文明退步跟不上香港的步伐？

菜園村事件的時候，正值和進修搏鬥，自顧不暇的情況之下，即使外面世界核爆，我大概也只能無力的抱著我的參考書及資料同歸於盡罷了。直到金鐘清場，才切切感受到那種家園被毁的切膚之痛！

幾個月前，在地鐵看到一個燈箱廣告：「居劏思危，切勿租住工廈劏房」。看到的時候，有一剎那想打爆個燈箱！那是一個勸喻？還是一個諷刺？

曾經有朋友租住劏房，到她的住處參觀過。在唐樓裡一個單位的鐵閘打開以後，還有幾個房門，每個房門又各自有鐵閘！進去以後，房間左邊是小小的洗手間，然後長方型的一間房，就是整個「單位」的空間了！採光很差，一定要開燈，窗戶打開樓下就是酒樓的廚房位置，窗戶形同虛設。當時，房租好像是三千左右，而當時剛畢業的朋友，月薪大概八九千。

記得很小的時候，有親戚住在樂富及黃大仙的公共房屋。

樂富的親戚家沒有電梯，單位很小，廚房在屋外的走道，不是「騎樓」，而是爐頭在單位門外，我想應該也有洗手盤吧！這個真的不記得。洗手間每戶一個，但並不在單位之內，需要走到洗手間區，由於每戶可以上鎖自己的洗手間，也就可以整理乾淨，浴沐用品、廁紙也可以放在洗手間中，但因為洗手間和單位有點距離，他們家裡晚上要使用「痰罐」。而每一樓層有一兩個洗滌房，當時只是跟親戚的小孩去玩過，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給大家手洗衣服用的。當時並不流行洗衣機，而且也沒地方能放洗衣機吧！

黃大仙的親戚家也類似，但不同的是，他們的洗手間好像是公用的。對這個地方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

讀書的時候，有同學住在「臨時房屋區」，年輕一輩大概沒有聽聞過。臨時房屋是木製的平房，一個單位有兩層的，但單位很小。樓下是客廳，而樓上是睡房。至於洗手間和廚房，應該是在單位裡。只是到過同學家一兩次，不好意思四處參觀，但我記得，同學的家裡會突然有老鼠走過，而同學已不以為然。

雖然這三個公營房屋單位條件都沒有很好，每個小小單位裡居住的人數也不少，但是，總還是有安身之所吧！

別怪我們這些港英餘孽總是懷念殖民地時代，作為一個小市民，能夠安居樂業當然好，但至少也要生活過得去吧！在殖民地的時候，房屋、教育政策至少真正能受惠小市民！

停建公營房屋，取消租金管制，應該還有許多無知的我無法說出的原因，造成今天香港樓價高企，香港人買不起，租不起，於是只好屈就租住劏房。

結果政府不是去解決公營房屋供求問題，不是研究樓市、租金管制問題，不是處理持有劏房、出租劏房的人，而是選擇最底層的小租客開刀！這是欺善怕惡？

我們都不想貧窮，我們努力讀書去爭入大學，我們即使要借貸也要完成大學，畢業後我們滿腔熱誠努力工作，我們即使無限OT，無薪OT也要持續進修，我們以為，只要我們努力裝備自己，我們總有一天可以遇上機會，然後衍生「希望」⋯⋯

可惜，我們發現「希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因為一切都操縱在小數人手裡⋯⋯

讓我先打開話匣子，問親愛的您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問題— 你最喜歡那一組詞語？ 假若您的腦袋瞬間閃過了「美麗」、「動人」、「順利」等詞組，又假如您的大腦正處於未甦醒的狀態，別擔心，就讓我倆馬上走一趟心靈旅程，找一個真正美麗的詞語，好嗎？

可是，我亦深明這世界總有如您一樣聰明的人，早已想到了一個絕妙的答案，且正按捺不住要拍案告訴我這個完美的答案—「完美」！ 盡善盡美也許動人，皆因的確，若世間沒了缺陷，聽上去是如斯的「烏托邦」，如何的順心美好。試想像，假如今天的地球再也不存在任何缺陷了，自然甚麼不如意和種種憂愁煩惱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二十四小時又會是怎麼的誘人？ 可是，又有人想過，正正是因為形形式式的瑕疵和缺陷，我們才是我們？ 正因人類的不完美，人才算上是人？

我們都追求完美：一個寧靜的香港、一個公平公開的政權、一個以民為本的小政府誅如此類的。可是，這種種「完美」卻總在得到以後，再次變得不完美！ 舉個例說，假若我們的九二八革命終於開花結果，我和您現在都能「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了；你心目中的「完美 」達到了嗎？ 不，千萬別把事情輕看了。事實上，我和您只會輕輕的把目光一轉，放到政府將要施行的各式樣的措施政策上，再次把「完美」的標準提高。可是，您必會說，「完美」或許不可行，但我們不能就這樣說「完美 」不完美。但「完美 」卻其實不盡其所說的如斯美好，因為假若這世間上再沒有甚麼要解決的問題，我和您又幹嘛要存在？ 我們的存在不就是為了探索世界各項的未知和模糊嗎？ 那既然没任何東西值得去改變、甚至發問的時候，那您活在麈世的每分每秒也必渡日如年，且意義盡失。

所以，我想「改變 」才是那個您和我都該重視的詞語。我們上街抗爭、發信請願，甚至公民抗命，所追求的，都是一個改變。我們並不是要求一套完美的管治方式，而是一個願把「改變」時刻放在首位的政府！ 愛「改變 」大於「完美」的唯一，卻也是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不選擇以過分美好來逃避問題和現實的殘酷，我們決心以不斷的革新和變化來找尋我們各自的價值和意義。在政府不願意正視民意的這段黑暗日子裏，我和您曾因同一信念而共同踏上無懼強權的征途，以堅持來找尋您與我心中一直毋忘的初衷和期盼！ 這是純粹，我們接受了這世間的不完美，並成功發掘出「改變」 的「完美」之處。

您或許會說，一直以來，抗爭所帶給我們的，都少於我和您一起的付出和心血。但我親愛的朋友啊，您卻忘記了每次抗爭的同時也帶來了希望，是香港人對「改變」的希望和堅持啊。

所以，我說，我們都應視「改變」為語言中最美最美的一組詞，因為它包含了我和您在世的意義和堅持。人類真正的美麗獨特之處，難道不是在一眾缺陷瑕疵中求進步嗎？ 也就因為這樣，我才堅持以文字告訴您，請別害怕，我們甘願改變全因心繫香港。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4月2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國貨產品摻假摻雜問題及中國消費者於海外搶購各種日用品，造成「奶粉荒」、「搶馬桶熱」等，因此提出五項措施，包括：調整消費稅政策，降低進口關稅，增設和恢復口岸進境免稅店，擴大進口產品範圍及免稅購物額。其中較重要一項是「提升國產品質，嚴打假冒偽劣，促進優勝劣汰。讓消費者能就近舒心、便捷購物。」副總理汪洋曾笑説：「國人把全世界都買成了『奶粉荒』。」隨即有專研國際商貿的國內學者樂觀而大膽地預測，當中國貫徹實踐以上的措施後，公民赴海外搶購奶粉、馬桶蓋的現象將成為歷史。

假冒偽劣、摻雜摻假的問題不是當今中國獨有，譬如宋朝深究茶道的黃儒，就寫下《古茶要錄》列舉自古以來茶葉摻雜摻假的事例，教人鑑別真偽。畢竟，天下烏鴉一樣黑，欺騙、貪婪和自私是全人類與生俱來的罪性。以色列當然也不例外，某次到特拉維夫的菜市場買了一包紅豆，清洗時發現大量褐紅色的沙石摻雜其中，根本難以憑肉眼察覺，挑出沙石，最終只好把整袋紅豆棄之。同樣，猶太經典《希伯來聖經》內累積古老生活智慧之書《箴言》早有記載：「兩樣的法碼為耶和華所憎惡；詭詐的天平也為不善。」（箴言二十章23節；另參箴言二十章10節）以猶太教為民族根基的以色列，縱使人性的奸險，但仍有一點良知，作惡造假仍有一絲道德底線，因為他們深明上帝的原則：「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屬耶和華；囊中一切法碼都為他所定。」（箴言十六章11節）。

古今中外，人心詭詐，摻雜摻假的惡行屢見不鮮。雖則江人易改，人性難移，唯加強監管以遏止劣貨充斥市場。剛於2015年4月28至30日以色列舉行三年一度的農業科技博覽會（AgricTech）吸引了世界各地發展農業技術的人士，當然少不了中國負責農業的幹部、企業、專家等蜂擁而至。其中一家專門研究檢驗品質科技（主要是食物原材料）的VIBE Technologies，成立於2011年的初創公司（Startup），其研發的Qualmaster樣本分析機，主要將過往實驗室中大型的試驗儀器改良為適合一般用家使用，如同舊款18吋電視機大小（40cm*40cm*50cm），透過電腦系統的圖像處理技術，仔細分析穀物的品質，孰優孰劣，一目了然，藉此讓採購者掌握充足的資料，評估食物的格價，與供應商討價還價，並加強品質保證。VIBE更於2014年以色列視覺機器大賽中（IMVC）中榮獲第一名，成為最有前途的初創企業。現時，VIBE正進行第一輪融資，該產品不單獲得四項專利，其樣本分析機更為雀巢、以色列最大的製藥廠TEVA、以色列最大食品製造公司OSEM等進行品質測試。展望未來，VIBE計劃將電腦視覺技術拓展至工業，農業等，準確評估食品、塑料、醫藥等質量，協助各製造商及生產商提高品質，節省資源。

當在農業科技博覽會走了一圈，未發現有奶粉樣本分析機。這豈不是香港政府扶助港人發展創新科技的契機？

近月政府竭盡全力急於成立創新科技局，設立一局之先，何不讓港人見識一下特府的創新思維，將其「一定要得」的決心用於發展創新科技上。若有特府的推波助瀾，資助港青研製奶粉樣本分析機，甚至能用於測試各種食物，設法改善中國食物摻雜摻假的問題。猶如智能手機之出現令不少電子產品於短短幾年內消失了，以針孔相機的原理將相機和攝錄機集手機一身，兼具備家用電腦、收音機、電視機、遊戲機、錄音機、衛星導航等多種功能，可謂「一機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怕」。若能研發如手機般的大小，或奶粉樣本分析功能可下載於智能手機內，消費者可隨時隨地驗出假貨，令毒米、毒奶粉的黑心商人無所遁形，在法治精神和自由市場的定律下，劣貨終被淘汰。特府除了造福億億萬萬炎黃子孫外，更能助益港商手執牛耳地開拓十四億龐大市場，賺一大筆，貫徹始終地背靠祖國。

這項創新科技不單促進中港融合，亦能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第一，特府配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張「提升國產品質，嚴打假冒偽劣」的政策，有效建設祖國，發乎對千千萬萬的中國寶寶之疼愛，從此不再有結石寶寶，梁特一定比結石寶寶之父更深得十四億同胞尊重和愛戴，藉此表現出一貫愛國之丹心，必立下大功，連任有望；第二，不廢吹灰之力解決了中港矛盾，不必設限奶令，已達到以港人首先，維護港人利益，簡直大快人心；第三，無需再派遣大量警員與反水貨人士對峙導致警民關係惡化，梁特即樹立了「光復香港，捍衛本土」的英雄形象，大得民心，民望必急升至歷史新高；第四，國產品質提高了，假貨不再輕易流入市場，港人自然對中國食物充滿信心，不必再啟蒙，特府已完成增強港人愛國意識之偉大任務；第五，當人人敢於吃國產奶粉，省了喧嘩的口號便能一雪國恥，甚或吸引外國人士慕名而來搶高品質的國產奶粉，促進出口貿易及旅遊業，GDP終可補八，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國」！

有時，何須硬銷國民教育以強化愛國意識？何必虛耗警力，動手動武？只要深明人性，加點靈活的頭腦，和日本《多啦A夢》的創意與科學精神，天下何處無商機／契機？

文：陳清泉@精算思政

龍應台多年前有篇文章，題為「中國人，你為甚麼不生氣？」，文章批評中國人（她說的當然只能是台灣的現象）種種埋沒良心、啞忍嚴重污染和惡劣衛生的情況。這篇文章今天讀來，恐怕大家只會在「中國人」三個字上做文章。今日在台灣，叫台灣人做中國人是政治不正確；在大陸，台灣人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才是天誅地滅的罪行。

人在香港，不想參與爭論，倒想借龍應台文章的題目發揮一下。香港近年的情況（用中性的「情況」，因為有中產人仕說沒有壞到像伊拉克般打仗死人飢荒，不能叫「亂世」），為甚麼我們沒有聽見專業人仕團體更多的反對聲音？「俾人踩到上心口」，尊貴的專業人仕，你們為甚麼不生氣？

就先從自己的專業說起。精算師大都效力保險公司。不管大學精算系的市場推廣把精算師說得如何重要，在立法會保險界功能組別，精算師和所有其他人一樣是沒有票的屁民。說政改，政府不會理你，因為你在立法會在選委會四大界別都沒有影響力。甚麼「保險公司的大腦」、「保險工程師」只是說得好聽，關於真正重要的話題你們是沒有資格插咀的。我們對自己的專業能力和操守引以為榮，去到真正重要的事上全都是狗屎不如。精算師們，你能真心說以自己的專業為榮的同時，接受這樣小看你的體制嗎？你們還有自尊嗎？

陳佐洱大言不慚地公然違反基本法要中央政府插手香港教育。除了在教師專業中被視為代表較少數的「進師盟」即日出文章反駁外，教協和教育局都只作和稀泥的回應。難道大部份教師都覺得沒問題嗎？陳佐洱有何教育專業資格或知識，可以對香港教育指指點點？那群在陳佐洱發言時一面點頭一面抄筆記的所謂業界代表，為何不用向全港教師解釋負責？

醫學會民調，政府說要聽專業人仕民意；到專業民調結果不合心意，又說專業團體要聽所有市民意見。好了攪公投聽取所有選民意見又不行，議員辭職變相公投政府又不滿。不停搬龍門，分明是侮辱醫學界，要你把意見調查到政府滿意為止。如斯侮辱，卻只有「杏林覺醒」在發聲。業界幾萬人，都那裡去了？

大學升一個副校長，給個榮譽學位，政府千方百計攪小動作去影響。香港最高學府，偏偏要委任野雞大學博士做校董，是很有幽默感的做法吧？不學無術不要緊，夠紅的便可加入教資會決定大學撥款，攪不好還可以當上主席。大學教授讓這樣質素的人騎在頭上管理，真的不會有一點不忿嗎？

我又何必再引律師、會計師等其他專業的例子？專業人仕受社會專重，香港社會給我們機會賺取優厚回報，大家就如此輕易地接受一個侮辱專業的體制、一點都不憤怒嗎？

最後以改寫龍應台文中一段作結：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醫生主業是救治病人，所以多接兩個病症更實際；也不要以為你是個精算師只懂數字，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的話，明天－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立法會議員、告訴公會、告訴政府：你受夠了，你很生氣！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五一專題：階級主體的重生
文／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前言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創富中心。中國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佈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了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於光鮮的城市面貌，嘆服於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廠中重複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迴圈，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在以自殺式地反抗之余，富士康蘋果生產線的工人寫過一首名為《在這裡》詩，他們用呐喊的方式表達了工人的迷茫與不滿。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器喊出了每一聲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FAIL/24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複動作打造了完美機台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的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在這裡》富士康工人仁興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電子生產組裝企業，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家代工廠，擁有中國工人一百四十萬人。富士康的總收入占全球電子製造產業總收入的50%以上，2013年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500強第30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了中國在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了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製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進行密集型加工製造，賺取巨額利潤，並成為全球加工製造業主導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產方式以及勞動關係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出路和未來。

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吊詭：在一個告別了貧窮，走向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柴契爾、雷根上臺為標誌，西方國家告別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

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表像，以及東亞國家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精英對發展表現出急切的心情，對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產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了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精英集團對中國球籍問題的熱烈討論。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社會精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很快耗盡，包產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產力水準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制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餘勞動力」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了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才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面對市場化的生產與再生產。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產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為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1980年代之後，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支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90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家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破鐵飯碗，告別終身制，實行勞動合同制，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向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導致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面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累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農村與城市的改革，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分割更為嚴重。一方面大量農村勞動力不得不進城打工，成為新興工人階級主體，另一方面國家依然維持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行政壁壘，製造出「農民工」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農民工」是改革的產物，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自身身份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了社會基礎。
伴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遷，城市的勞動關係也急劇發生改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了產權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表現為兩個階段：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的轉變，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為了與外資和私營資本競爭，「甩包袱」成為國企的一種策略。工人大規模下崗，一些國企的生產資料也被私有化，而繼續運營的國有企業則以更廉價的勞動力即農民工替代了舊有的國企工人，造成了國有企業的派遣工問題。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家的關係，國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復存在。

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今天中國所出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並非史無前例。18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出現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勞動力的過程。無產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份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紮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於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產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面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另一方面使勞動者以雇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基礎。 農民工問題的出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產物。直面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厘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願為其提供再生產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表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儘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徵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了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產業工人。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後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國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國家保留了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兒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國家卻不給他們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也只占他們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份，依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份，依然沒有辦法在城市裡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間。他們的勞動力再生產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狀態。

工人力量與階級形成
眾所周知，階級分析的中心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然而，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質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過程。西方左翼知識份子深深地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現象而困惑：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階級，為什麼遲遲不起來擔負起它「本應承擔」的使命？換言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麼遲遲沒有顯現出來？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解釋這一「為什麼不」的問題，卻共同建構出了一個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可能存在背離的巨大空間。

「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發展出一系列豐富的解釋，其中有三個方向特別具有影響力：其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說，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製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識形態，連同消費主義文化，成功地阻礙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發育。其二是「多元認同」說，它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論」，認為經濟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認同的一個維度，性別、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參與到工人認同的構建中，換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更談不上行動了。其三是「中產階級」說，它注意到西方社會工人「中產化」的趨勢，就經濟上的剝削角度而言，中產階級與普通工人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具有工人階級屬性，但是就勞動生活經驗中的異化角度而言，中產階級又因其對知識、技術和組織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較少具有工人階級的異化感。因而，中產階級具有比較矛盾和模糊的階級位置。

將工人革命性的喪失歸咎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支配性地位。也正因為此，這些學者會熱切地將文化革命時的「毛主義」視作法寶，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作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正在疏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質，將生產關係、剝削從社會結構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產階級」說看到了西方社會結構自身發生的變化，但是由於缺乏第三世界視角，不可能從全球經濟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歷史階段性，反而容易將其視作當然。如此看來，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另外一方面過分誇大了意識形態的效用。分析起來，「告別工人階級」在西方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後果，而且有著客觀的社會基礎，簡單說，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過剝奪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將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國家的矛盾，得以在國內維持一支龐大的中產化的工人隊伍，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與次同時，這種轉移也在第三世界國家裡製造了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

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一個逐漸捲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逐漸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農民工的社會地位，造成農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問題上，卻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應該以階級的視角來看待農民工問題。目前佔據主流地位的階層視角與新興的階級視角之間的分野，不單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否存在於中國的認識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的判斷，以及對當下的社會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對立，是否可以調和與避免的認識上。階層視野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階層視野期待通過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農民工教育水準的提高等途徑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調和社會矛盾。更甚者，一些學者甚至將農民工的出現本身就視作農民向上社會流動的一種體現，而根本不顧及造成這種流動的背後的剝削關係。

而階級視野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主張只有將處於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製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在階級視野中，農民工問題主要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方與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對等關係的體現，農民工問題的提出，不單是要處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階級衝突的普遍議題，而且是要特別地關注一個處於後社會主義轉型歷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特殊主題。階級視野認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民工這一階級主體的誕生與抗爭，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改變與再造，也就是離不開對於結構性格局中的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的實質性變革。

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總是過於強大，工人相對來說處於弱勢地位。那麼工人的集體抗爭力量究竟在哪裡？

在當今的中國，新工人的階級形成與階級行動面臨一系列不利的條件。就「結社力量」而言，他們缺乏罷工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爭管道，也沒有工會等現代社會的組織支援，甚至連行會、幫會等傳統的組織都缺失；就「結構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其一，新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態使得他們無法獲得一個完整的工人身份，他們的身份認同徘徊于農民和工人之間，影響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與行動能力；其二，在許多行業中，分包勞動體制將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規模的包工隊中，難以通過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影響生產過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經常成功地將工人的抗爭拖延到生產任務完成之後，使得工人工作現場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這些不利條件都不能杜絕工人的抗爭行動，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總是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勞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並經常突破工人的底線，將他們推入到忍無可忍的處境中。不斷積累的鬥爭經驗也逐漸改變著工人自身，他們在學習和成長，學會如何去在夾縫中生存，如何去和資本與權力周旋、對抗。工人們最基本的經驗是，「只要是人多，什麼事情都好辦，人多你一鬧，老闆就把錢給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時候老闆就不拿你當回事，隨便找個理由就拖著你，有錢也不給你。」

在生產線、工地上、在宿舍裡，在具體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實踐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深切體會到剝削、壓抑、無奈、苦悶和憤恨。事實上，新工人的這種體驗和情感正是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是他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正如這首「討薪之歌」所揭示的，當工人辛辛苦苦勞作卻拿不到工資的時候，資本毫無止境的壓迫已經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線。資本對勞動價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復一日地在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中煎熬，不斷破壞著工人心中的公平與道義觀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滿和怨恨。在平時，這種不滿和怨恨被壓抑下去，但並沒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裡日積月累。最終，在追討工資的關鍵時刻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這樣的抗爭行動中，尤其是在集體抗爭行動中，處於模糊的、零碎化狀態的不滿和怨恨逐漸明確方向，聚焦為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對立意識，並擺脫與鄉緣意識的糾結，成長為比較明晰的階級意識。

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生產關係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和主角，它又如一個縮影一樣，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衝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廠和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工業資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他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係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新工人在艱難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階級對立和衝突，即使我們今天這個階級話語消逝的年代也無法完全掩蓋。就這樣，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制和遺棄的命運，呼喚著階級主體一次重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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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喺2005年4月29日，曼聯喺官方網站宣稱，已經成功收購來自挪威球會利恩既米基爾，轉會費冇講到，只話簽約四年；當時米基爾仲未透過任何大賽而成名，本身呢單野唔多人關注，點知與此同時車路士都宣佈同米基爾經理人達成協議，利恩隨即否認。

當事人米基爾急急腳開記者會澄清，聲稱自己好開心可以加盟曼聯，仲拎住件印住21號既曼聯波衫喺度證明自己已經係曼聯球員。

好喇，如果話車仔擺錯烏龍亂up24，咁呢單野自然不了了之，最多咪俾人笑啫，而喺205月11日挪威杯一場比賽進行時，米基爾突然「潛水」，引起挪威傳媒大肆報道，利恩主席聲稱米基爾俾車路士「標参」，曼聯亦隨即發明相同聲明，指控車仔有份「夾走」米基爾。

好地地一次轉會，講到「標参」咁誇張，外國傳媒最叻無風不起浪，開始寫故事喇，吹得就吹，吹到樹葉砸死人，成個池塘既水都俾佢抽曬。

後黎米基爾同佢經理人被發現喺倫敦出現，米基爾喺酒店接受傳媒訪問，稱曼聯喺威逼佢簽約，當時佢經理人都唔喺度，疑似有人大石砸死蟹，個事實係佢只想加盟車路士。

咁曼聯一聽到，即去國際足協投訴車路士同米基爾兩位經理人夾埋唱雙簧喇，而且指出其中一位經理人有違規前科，呢單指控要到8月先得出回應，國籍足協表示冇證據可以起訴車仔。

呢度有一個幾令我疑惑既地方，點解曼聯同車仔會搶米基爾呢個未有名氣既球員？

提起米基爾，好多人知道佢係05年世青杯銀球獎得主，美斯就係該屆金球獎得主，但2005年U20世界盃足球賽喺荷蘭舉行，時間係於2005年6月10日至7月2日，即曼聯同車仔異口同聲話簽佐米基爾個一日，喺世青杯賽事之前，我當兩間球會既球探都獨具慧眼，相中米基爾，但有冇必要為左一個球員搞到要互相反面，仲要互相指責對方，陰謀論四起？

當然，唔排除係米基爾經理人從中搞事，米基爾有兩個經理人，兩個經理人都分途出擊搵老細，結果「撞車」搞出呢單大頭佛都唔出奇，但車路士同曼聯兩個球會都表露出寸土不讓既態度，令成件事複雜太多。

最奇情係，車仔同曼聯既關係本來好似「狗咬狗骨」，自米基爾喺06年如願加盟車仔後，車仔唔單只支付400萬英鎊俾利恩，仲順手俾1200萬英鎊益曼聯，嚴格黎講，米基爾使佐車仔1600萬英鎊，但其中1200萬英鎊去佐曼聯度……係車仔有錢得濟定有內幕，至今冇人知道發生乜事，個1200萬英鎊唔知點解就咁俾佐曼聯，成件事上曼聯係無本生利，利恩係幫曼聯賺佐1200萬英鎊，車仔「成舊水魚咁俾人劏開幾舊」。

而精明費sir，就用車仔「送既」呢筆錢再補多少少，買佐防中卡域克返黎，而卡域克從此平步青雲，晉升世界一流防中行列。

如果你問我，米基爾值唔值得，我會覺得係值得既，但呢個價錢係當時黎講係唔多合理，有關米基爾，我之後會專門寫篇文章將佢。

PS：原本係攻擊中場既米基爾，俾摩連奴改造成防守中場，類似費sir將阿倫史密夫同安達臣改成防中咁，但米基爾既改造成功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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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編輯所擬。

今天是勞動節，記得很久之前看到工作（travailler）這個詞的詞源轉變。

工作（travailler）一詞源自流行的拉丁語tripaliare，字面意思是受酷刑。在平民階層使用的拉丁文中，trepalium是一種酷刑工具。在古法語和經典文獻中，工作意味著受苦，無論肉體上或精神上的受苦。它會特別指向那些受著酷刑的人，受著生產之苦的婦女或臨終者。

此外，工作這個動詞在古代有折磨（某人）的意思，或使某些東西損壞，甚至有擊打（某人）的含意。原本travailler有擔憂、憂慮這層含意，而因為這重含意的比重越來越大，所以受苦這個詞源的含意就逐漸減弱。17世紀，出現了磨練一個人的意志（travailler l’esprit de quelqu’un），磨練某人（travailler quelqu’un）和通俗用法「it's on his mind」（ça le travaille）的用例。

然而，自古法語後，travailler這個詞的幾個用例都顯示出它的含意有所轉變，如se travailler是指花費很大力氣，當中有一種抽象的含意，這種用法一直維持到19世紀。那個時候，travailler à就變成了花費很大力氣去達到某效果，而travailler un cheval就是訓練一隻馬做運動。

簡單來說，自16世紀開始，工作這個詞就沒有了疲倦、痛苦的含意，十七世紀時，travailler à quelque chose就完全是指參與某些活動。

（上文是參考了le Robert字典，以下是我自己的言論：二十一世紀，工作這個詞好像又回到了十六世紀以前的含意，即疲倦、痛苦、受苦的含意，當然，或者勞動節要慶賀的是，我們終於擺脫了最早期那種指向酷刑的含意了！）

2012年11月8日，江蘇省崑劇院新編崑劇《3.19》，在香港城市大學首演。看慣了《牡丹亭》、《玉簪记》等傳統崑劇的香港觀眾，非常擔心新編劇會破壞崑劇傳承，於是，膽兒小的索性放棄觀看，入場的大都是勇者，這些勇者們排著隊，懷著忐忑的心情入場就座，只見猩紅色的舞台上，安放著五把椅子，在強弱有序的燈圈照射下，哀怨抒情的伴奏樂為《3.19》拉開了帷幕，一個半小時的演出結束後，全場掌聲雷動，觀眾們淌著熱淚留在座位上久久不願離去。

朝代興亡的悲劇
《3.19》由楊陽、孫晶、趙于濤、徐思佳、羅晨雪及錢偉等省崑第四代青年演員扮演。故事说的是1644年3月19日，李自城兵臨城池，明朝大臣官兵潰散四逃，亡國皇帝朱由檢在皇宮哭別妻子，狠心親弒子女，後在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園）枯樹上自縊。朱由检引領觀眾，審視了自已17年的政治生涯，籍著幾件事的回憶和思索，引發了困惑和追問。演出催人淚下，震耳發聩。是大臣官員們錯了嗎？是草民們錯了嗎？是皇帝錯了嗎？三千年的朝代興亡輪替，生靈塗炭，骨肉相殘，親父弒女，誅殺無辜，是誰錯了？

藝術改革與崑劇傳承
《3.19》放棄了華麗的絲綢刺鏽戲服，演員們一襲純黑短袖上衣，寬襠綢褲，腳穿崑劇行當的鞋襪，素面朝天。崑劇的念白特點是吳儂軟語，由於此劇講述的是京城人事，於是整齣劇的念白京味兒十足，可見這些生長在南方的演員確實下了功夫。歌與舞身段與服裝搭配和諧巧妙，行腔纏綿婉轉，基本唱念做都傳承了崑劇的柔漫悠遠；傳統樂器笛、笙、簫、嗩呐、三弦、琵琶等的合奏，如怨如訴，結合人物性格心靈和曲辭意義，扣人心弦。

五把椅子下求生存
眾所周知，傳統崑劇舞台是一桌兩椅，但《3.19》舞台上沒有桌子，只用五把椅子以東、西、南、北、中的位置擺放，其間隨著帝王權力的變化，五把椅子亦前後交替改變位置，但無論怎樣變，換湯不換藥，象征九五之尊的五把椅子始終沒有遭遇摒棄。崑曲敬畏傳統，但並非一成不變，時代在前進，普世價值觀被越來越多人認知，優雅唯美的崑劇舞台，如果不求革新，只是演繹才子佳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則只能繼續與時代脫節高懸神台。事實上，600多年來，崑曲從未停止過革新。藝術需要在與時代的互動中吸取營養，借古喻今鞭撻時弊，引起反思，與現代人溝通共鳴，促進社會發展，藝術生命才能夠鮮活亮麗。因而，《3.19》所作出的嘗試，是振奮人心的，我們相信，改變中的崑曲將更吸引世界的眼球！

圖：學聯在今日五一勞動節遊行中舉起的橫額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推倒階級」一詞有少少不妥，作為關心工人、支持平等，針對資本的一群，當然不忘階級鬥爭。但稍有不慎，使用這些詞語只會令其他人誤解。不明白的朋友讀到此詞又會更迷茫（更或者索性唔理），又或者被惡意的人標籤這為「膠化」。更何況「推倒階級」一詞好似跳左step，比起爭取勞工權益又遠左一步。

不過，說到底，我更不同意有些人的說法，指五一遊行無用唱K，或指有人用iPhone就不應說自己是左翼。一來，勞動節本是慶祝工人勞動、紀念爭取8小時工時運動，是工會顯示力量的時候，也是工人上街的時候。所以你會見到有些人選擇上街表達訴求（溫和式），有些如外傭選擇從被忽略的暗處走出來載歌載舞，有些不是工人的團體，選擇出來聲援工人，與工人連結起來，例如學生、性別團體、社運團體、政黨、內地超齡子女的家長。如果只看那一刻有否暴力或直接爭取權益，來判斷這些工人團體有否做野，恐怕未為公道。

今日與一位維他奶工會的工人哥哥聊天，他說到2008年他們罷工——對呀，他們憤然拿自己的飯碗作賭注。言論間知道他背後花了多少時間跟基層工友混熟、充權、再討論如何作抗爭。今天再跟他談，他說去遊行是工會的責任，要跟工人一同表達要17日勞工假的訴求，跟工友一邊行一邊聊著，天氣熱，就拿著啤酒。同時，他們看到獨立工會的強大；We are not alone。這些工作也許很溫和、很不著邊際、甚至很徙勞無功，卻悄悄建立了其他事的基礎。

說拿iPhone、著GAP的人不可支持平等，也太搞笑了吧。那支持右翼、自由市場的人是不是不可拿綜援、不要參選立法會、不可使用紅綠燈？即使是平等，也會有自由讓人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更可能是因為我們用iPhone、著GAP，要更努力監察這些企業，發揮消費者的角色，甚至邀請其他消費者也參與監察企業、它的供應商呢。（這方面我好欣賞SACOM的工作呢。）

當然我明白你們所說的指要言行合一，不得「虛偽」云云，但也有程度之分吧。例如，左翼不會支持剝削，但不會只做不剝削的工啊。支持土地正義的人，會罵政府強搶基層民產，但也未必住在最差的劏房。動物主義者不應宰殺動物，但未必會茹素。性別主義者不應指責同性戀，但自己未必要是同性戀。而無政府主義者，你當然不會參與政府，但不會要求自己活在真正沒有政府的地方。

原因是，缺乏實踐理想的條件，要求達致完全活在理想、脫離現實，是強人所難。所以問題是，究竟我們其他的要求是否令人覺得強人所難，所以他們對我們有這樣的指控呢？這才是討論焦點。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589章）（下稱《條例》）於 2006 年實行，旨在規管執法機關於調查及蒐證時截取通訊及監察調查目標人物的權力及程序。然而近月討論的《條例》修訂仍不足以堵塞4大漏洞，使截取通訊的機制欠缺制衡，更大有可能淪為政治監控的工具。

首先，訂定《條例》目的旨在規管執法機關，但同時又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隨意修訂《條例》規例的無限權力。在《條例》第 2(6) 條所述的「聯同該通訊一併產生的任何數據」，即現時政府已具備足夠法律依據截取網路通訊，在無須修訂其定義的情況下已可截取 Whatsapp, Telegram 等通訊軟件的內容。再者，《條例》中的「監察器材」，除了列出的四類監察器材外，《條例》規定執法人員可根據第 66 條訂立的規例訂明其他類別的監察器材達至監控目的：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立法會批准下，為以下目的訂立規例 —
(a) 更佳地貫徹本條例的宗旨；及
(b) 在不局限(a)段的一般性的原則下，訂明本條例規定須由或可由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訂明的任何事宜。」

在此條文下，政府無須向公眾公開其監控方式和資源投放，欠缺透明度。究竟政府用什麼手法進行電子監控，如、電話監聽、監視閉路電視、社交網路分析、生物特徵監視、資料探勘（data mining），公眾根本都無從得知，亦使公民社會無從監察《條例》的執行及監察事務專員。因此，《條例》必須限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權力及增加訂立新規例時的透明度。

第二，《條例》中的「嚴重罪行」及「公共安全」的定義過份含糊，執法機關可藉詞進行政治打壓。
執法機關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決定甚麼情況對香港的公共安全構成威脅，都必須要以事實為依據，才可以以「公共安全」為由進行截取通訊，包括與非法販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有關連的活動、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活動及販賣人口等。《條例》附表3規定，如以公共安全為理由提出申請，必須評估有關特定威脅對香港、香港居民或在香港的其他人的安全方面的直接及間接的影響。除非抗議或表達異見（不論是為達到某政治或社會目的或並非為該等目的）相當可能是藉相當的暴力(暴力並不包括輕微推撞或輕微毀壞公物等輕微情況)手段進行的， 否則不得視為對公共安全的威脅。
此外， 任何授權申請均須符合保安局局長在 2006 年 8 月 2 日《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時作出的以下陳述：「執法機關絕對不會以公共安全這理由進行條例草案下的監察行動以達致政治目的。條例草案通過後的權力也不會用以調查《基本法》第 23 條下還沒有訂立的刑事罪行。」
因此，《條例》須清楚寫明豁免「集會、遊行」等活動或重申《條例》只適用於「嚴重罪行」，以防止當局濫用《條例》截取佔領者通訊，製造白色恐怖進行政治打壓。

第三，對違反《條例》的執法人員欠缺刑事制裁。據當局表示，如任何公職人員作出違反《條例》或實務守則規定的行為，均須按照有關部門的紀律處分機制接受懲處。鑑於未有合法授權的情況下蓄意進行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活動是侵犯公眾私隱之行為，當局不應只依賴「侵犯公眾私隱」或以普通法之下「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的刑事罪行處理相關違法行為，更必須於《條例》清楚列明此等行為屬於非法的刑事罪行，而非只以內部紀律處分機制懲處。

第四，《條例》相關修訂未有考慮新聞材料專業保密權。為防止新聞來源外洩，政府應修改《條例》，增設新聞材料保密權，一如法律專業保密權，規定執法機構申請授權時，述明取得可能享有新聞材料保密權的可能性，保護資料來源。

鍵盤戰線認為是次《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只是小修小補，當局以為賦予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更大的權力便可以解決問題，無視根本性的法律漏洞。因此，我們強烈要求當局：

1. 限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權力及增加訂立新規例時的透明度；
2. 列明豁免「集會、遊行」等活動或重申《條例》只適用於「嚴重罪行」；
3. 列明非法截取通訊及監察為非法的刑事罪行；
4. 確立新聞材料專業保密權；
5. 設立時限，若小組法官下令終止截取，執法機關須於時限內停止；
6. 執法機關終止某部份截取行動，必須向專員及小組法官報告；
7. 規定在截取資料期間出現關鍵性變化時，須儘快向專員及小組法官報告；及
8. 完成有關截取通訊及監察行動，必須通知有關當事人。

鍵盤戰線謹啟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

（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及多個團體今午發起五一勞動節遊行。他們高叫口號反對輸入外勞，又呼籲立即訂立標準工時還工人健康快樂的生活。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以特別裝扮到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右邊刻有8小時的臉代表8小時工作健康快樂的樣子；左邊的黑白臉則代表沒有8小時工作的殘樣，表達爭取每日8小時最高工時，「2017，標準工時，一定要得」的訴求。李卓人表明，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是刻不容緩，又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立即兑現承諾。

圖：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花了一個「黑白面」妝，右邊白面寫上「8HR」，左邊黑面則是「熊貓眼」，寓意工人每日工作8小時就精神奕奕，如果日做12小時就「冇生活、冇休息、有時間進修」

李卓人：真普選才能保障工人權益

今早工聯會遊行後林鄭月娥突然現身宣傳政改，李卓人直斥離譜，「對這樣的宣傳招數感到非常失望」。他指五一大遊行屬於工人，林鄭月娥今早沒有半句提及對工人有益的政策，例如取消強積金對沖、設立17日勞工假等，宣傳政改招數等同「騎劫」。他諷刺即使林鄭月娥要騎劫遊行，也要工聯會給予機會，吳秋北今日的行為很明顯等同「搭臺」。他認為必須讓市民有真普選，才能打破政府偏幫商人的情況。現在的提名委員會由商界把持，政壇被大老闆控制，令爭取工人權益十分艱辛。故此，李卓人表示他們堅決反對831決定。

新巴員工憂退休後「食榖種」

是次遊行有不同屆別的勞工團體參與。新巴職工會副組織馮志強表示，取消強積金對沖對他們十分重要。他指出本來退休後能獲得60萬，但對沖後只剩下40萬，20萬的差額對他們來說相差甚遠。「死做爛做幾十年你扣我20萬，感覺好差」他表示在工作崗位上服務數十年突然被扣應得的錢，對他們打擊很大。有新巴職員亦表示強積金對沖下，退休後很可能要「食榖種」。

對於標準工時，馮志強表示希望儘快訂立標準工時。他指出在合約工時下工時由老闆決定，對健康、家庭關係都有影響。例如長期缺乏運動，回到家之後子女亦已入睡等。但他坦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明白多勞多得的道理。如果他們想追上通脹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多工作以賺錢養家。如果想置業、改善生活，便更加無可避免地會帶來上述問題。

飲食業工人促標準工時早日立法

從事飲食業的羅小姐指長時間工作令她受健康問題困擾，故希望盡快訂立標準工時。她表示飲食業十分忙碌，特別是做樓面、點心等每天可能要工作十一、二小時，常常工作至凌晨才能回家。長時間工作令她的肩膀勞損，「如果是受傷我去睇跌打仲可以好返，但勞損的話除咗唔做嘢完全無辦法。」她表示她尚且年輕能工作，不可能因為勞損而放下飯碗，故即使勞損還是要繼續工作。為人父母，羅小姐表示回到家後子女已經休息，特別是兒女年幼時親情難免受影響。雖然子女現已逐漸長大體諒她的辛勞，但因羅小姐沒有時間，若子女有功課或其他事情亦不會主動問她。羅小姐希望政府訂立標準工時後，能令更多工友共享天倫。

政改方面，羅小姐表示政府應讓市民自行選擇而不是按中央意願。「市民可以自己按政績之類嘅準則去揀候選人，但如果候選人全部按中央心意，咁我地又點知中央準則係咩呢？」。對於今早林鄭月娥在工聯會遊行後宣傳2017一定要得，她表示十分無奈。「如果一定要得嘅話，咁宣傳來又有咩意思？」職工盟遊行隊伍下午三時從維園出發，最後五點到達政府總部。大會表示共約有3400人參與遊行。

記者：鄭樂煒

我們有福同享，我們有難同當。

荃灣榮豐工業大廈劏房戶被迫遷的同一天，城規會經兩日閉門審議下，不作修訂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兩份分區大綱圖；同一時間，建制也開動了宣傳機器，批評「盲反」東北發展的市民欠香港人六萬單位。然而，此舉未能分化東北村民與劏房戶分化，今天東北村民朋友就來到太子屋宇署，聲援榮豐街坊。

街坊、村民、社工、市民互相交流，互相了解

建制製造假對立

面對壓迫和抹黑，榮豐街坊周生周太感謝村民聲援，他們認為建制舉動圖令市民內鬥：「其實錯的不是我們而是政府，所以希望政府不要再做那些雞仔媒人的事情。」周太強調，就算新界東北馬上落實興建，都不能解決今天市區劏房戶的困境，批評建制機器論述荒謬。

粉嶺北村民Becky批評，政府將弱勢階層放在對立面上。香港房屋問題從來不是供應不足，而是當局不是真心想解決問題。

「但很多正在發展的地方，譬如啟德發展用地三百多公頃，只得3%做公營房屋；又例如市區重建的地方，最後都變回貴樓、商場、酒店；然後北角邨也是，本身是公共屋村，最後又變成私人住宅。政府根本無心解決房屋問題，接著便賴給我們，說因為我們不肯走，令許多人無屋住。」

建制媒體「港人港地」日前批評東北村民欠港人六萬單位

權責推諉基層

古洞村民華哥亦說，當屋宇署只趕租客不趕業主同時，當局在新界亦不敢去接觸原居民、發展商，並問題強加弱勢村民身上。

「為何要去懲戒一些要交租的住客呢？這都反映了他們對一些有權力或者能力的人，是沒有辦法的；只將權責推諉給香港最低層、或是比較低層的人身上，這真是無恥。」

要解決房屋問題，街坊和村民都認為，政府應先好好利用現有閒置土地或工廈，為基層市民生活提供保障。周生說：「就像打模擬城市般，當居民的需要很大、工業需求少，政府應自行調節。」

華哥亦同意，當局可考慮工業大廈改建住宅，「裡面當中可能要解決一些問題，但香港那麼多人才，無理由解決不了，總好過將工廠丟空。」

去年四月，警察強行帶走馬屎埔農戶黎生及支援者

命運共同體

去年四月，馬屎埔農戶黎永權一家，在自己的農地被警察抬出來；一年後的今天，榮豐街坊亦同被警察逐出家園；東北規劃圖，也在警方行動的一刻被城規會通過。榮豐街坊與東北村民的命運，也在這時連起來。

「假設兩年後防暴警察又來了，將村民強行驅逐，那你們又有甚麼打算呢？」周生問。

「我們唯有奮起對抗，捍衛自己家園。就算真的被抬出來，都要向外界展示：我們的家園是如何被毀的。」

周生又期望，被制度壓迫的市民能團結一致，維護自身基層住屋權益：「其他工廠大廈的劏房戶、東北等發展的村民，都應該站出來支持我們、聲援我們。今天可能未燒到你們嗰疊，但很快都會殺到埋身。」

華哥強調：「不應該分我們是誰，在同一個地方居住應該是環環緊扣的，希望大家各展所長，合力做好香港。」

（同一屋簷下 二之一）

作者為古洞北支援組成員
東北告急，無你點得

ｖｉｄｅｏ　ｌｉｎｋ

《我要呃細路》

官仔骨骨、文質彬彬嘅高永文局長，今日終於都係熱廚房裏面谷爆咗！

香港開埠以嚟，最出名嘅呃細路風化案，就係「叔叔帶你上天台睇金魚吖．．．」嘅金魚佬。
家陣高局長畀個阿伯鬧呃細路，即係升咗呢，變成金魚佬局長。

其實高局長好鬼冤枉，依家香港5歲嘅細路哥，已經識問ＣＹ長遠房屋政策，你估咁容易呃咩！

計我話，畀人呃去睇金魚果個，係高永文小朋友。

李懂媽

近日工廈劏房迫遷引起安置問題爭議，一方面居民及聲援市民要求妥善安置，另一方面，屋宇卻公開回應指，妥善的安置會「鼓勵」更多人入住，有關說法似是而非，不只簡單將安置視作打尖，拒絕改善安置政策（回應見絀文《工廈劏房迫遷 居民何去何從？——談安置政策》），更是將住屋問題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忘記政府才是「劏房」問題的始作俑者，真正「鼓勵」人入住（工廈）劏房的正是政府自己。

政策失誤 「製造」劏房

工廈劏房近年不斷湧現有不同原因，但簡言之，就是政府近年的房策嚴重失誤，筆者過往一直撰文批評，簡單複述幾點︰

• 興建公屋嚴重不足；輪候個案創歷史新高，令輪候時間不斷上升，基層別無他選，買不起樓、租不起整個單位，便唯有租住劏房；
• 拒設租金管制；近年租金繼續狂升，5年內升六至七成，令一些住戶租金佔入息比例高於五成，不能捱貴租，便租住租金較便宜的工廈劏房；
• 拒設租住權保障；自2004年取消租住權，業主可輕易拒絕續租，或收回整個單位作劏房，迫走租客，租客要重新尋找住所，收入低微，也唯有住劏房；
• 市建局收樓起豪宅；市建局近年不斷在市區收樓，不公義的程序固然引起爭議，而結果是市建局收購後的地皮卻用作興建豪宅之用，從不建公屋，而原來的基層租盤不斷減少；

還有更多的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經濟政策、租務政策等等，劏房的出現，或工廈劏房問題，歸根究底，是政府施政失誤所造成的。

放生業主 房繼續劏

榮豐工廈個案，屋宇署回應已經對業主作檢控，然而，是否有足夠阻嚇性？是否能阻止業主繼續劏房？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屋宇署三年前開始全港大規模巡查及取締工廈劏房，至今就有關違例工程發出72張清拆及中止更改用途命令，對未有遵從命令的提出刑事檢控，不過，每項控罪罰款最高不足數萬，大多為幾千元，比業主一個月收取的租金更低，毫無阻嚇作用；榮豐個案可說是其中判罰最重的，仍只是被罰款二萬餘元，繼續不進行工程才被第二輪檢控，現待裁決。

傳媒不時報導以營運劏房致富的業主，至今租金收入仍然繼續豐厚，政府卻不作打擊，最經典的是「劏房大王」簡贊培，涉及在大角咀工廈將三個單位分間為六十多個劏房出租，被林鄭月娥公開指責，但簡贊培的回應是︰「林鄭廢嘅！」這邊封場，另一邊繼續劏。政府一邊迫遷、一邊放生業主，實在是「律租客以嚴，待業主以寬」。

防止違規劏房，實應嚴懲業主，極端點舉例，若然業主於工廈劏房要被判罰1,000萬或入獄30年，還有多少人會敢繼續劏？可惜，現時租客要付出的搬遷及租住新居費用，隨時比業主的罰款更高。縱容業主劏房，才是「鼓勵」人入住劏房的背後原因。

順帶一提，諷刺的是，工廈住宅違法，政府大規模行動卻是針對「工廈劏房」，而不是「工廈豪宅」（曾被廣泛報導＿，為何針對基層，而放生有錢人？這邊大舉動員近百人員清場，那邊處理新界村屋僭建卻說人手不足，不是欺善怕惡，是甚麼？

入住劏房 不是「選擇」

有說，劏房居民是自已選擇入住（違法）劏房，被迫遷時應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政府無必要介入。而屋宇署署長許少偉更回應傳媒指︰「我就唔係好清楚而家係市面上劏房的租金，……就算劏房價錢很低，都唔應該租入去住。」這種說法，完全是「堅離地城」，嚴重忽略了基層收入低微欠缺真正選擇的現實，基層入住劏房，大多是「被迫」，而不是真正「選擇」，當居民因分居、結婚、家庭關係轉變、原居被迫遷等不同原因而要另覓新居，現時租金之高，根本難以真正「選擇」一個合適居所。基層可以「選擇」住豪宅？住居屋？整個單位也租不起！還是「選擇」露宿？何來「選擇」呢？

其實，這也是政府的一貫思維，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於2009年報導香港籠屋情況，政府回應，居民是因為市區方便及低租金而「需要」和「選擇」入住籠屋板房的，是將「被迫」視為「選擇」，將「無選擇」視為「需求」。至於改善市民的居住情況，保障市民的住屋權利，都是政府的本份，政府自己「製造」劏房、「鼓勵」居民入住，亦應有責任解決問題。

迫遷以外 多管齊下

面對（工廈）劏房問題，長遠而言，政府應盡快修訂未來十年建屋目標，減少賣地興建豪宅以增建公屋；而中短期，政府亦應加強對劏房業主的懲罰、加強刑事檢控，以減少業主以劏房獲利的誘因。

另一方面，應盡快檢討安置政策，善用現時的空置單位（如空置率60%的石籬中轉屋、市建局豉油街12號等空置物業）、研究運用面積較少（較大的用作建公屋居屋）的用地建過渡性房屋，由志願團體營運的，提供短期安置（如現時長沙灣的曦華樓、西環高華閣、未來幾問青年宿舍等），也不必與公屋輪候做成衝突。

至於其他房屋政策，如重訂租金管制、恢復租住權保障、設立空置稅、房產稅等，都不用等待覓地起屋亦能紓緩房屋問題，也是當務之急，政府應盡快實施。

陳紹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政策透視執委、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希臘：反緊縮是懶漢耍無賴嗎？
文／判炎

近幾年，希臘債務危機一直是讓全歐洲頭疼不已的難題。由於過度借債發放福利，又遭受了金融危機的波及，希臘政府難以及時向歐洲其他國家償還債務。而一旦希臘債務違約，其他歐洲國家也將面臨巨大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德國等國的主導下，歐盟向希臘推出了一系列援助方案，即以希臘實行財政緊縮為條件，給予希臘一定的金融援助，以防止其債務違約。

然而，要緊的問題在於，許多希臘人民並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方案。因為實行財政緊縮無疑會在一定時期內使得他們的日子更加艱難。因而，在今年一月的大選中，實行財政緊縮的執政聯盟被民眾選下了台，當選的是抵制財政緊縮的「激進左翼聯盟」。儘管該黨仍然許諾償還債務，但是輿論普遍懷疑希臘在不實行緊縮政策的同時及時償還債務的可能性。於是，一些輿論也就開始批判希臘是「懶漢耍無賴」，在「坐吃山空」導致債務危機之後，又不顧全歐洲安危拒絕財政緊縮。
那麼，希臘真的是在「懶漢耍無賴」嗎？首先，我們來看看希臘人是不是「懶漢」吧。
「格羅寧根增長與發展中心」2008年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995年和2005年之間，希臘人每年工作時間長達1900小時，位列歐洲之首，其次是西班牙人（平均1800小時/年）。也就是說，在所謂希臘人「坐吃山空」的日子裡，希臘人恰恰比大多數歐洲人都要勤勞。即使到了2011年，它也仍然是經合組織的歐洲國家裡平均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達到了2033小時。

可惜的是，儘管付出的勞動最多，希臘人也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民眾向政府爭取福利的提高，同時，經濟的增長也需要希臘內需的增加，可是政府卻也不願向每年獲取豐厚利潤的資本徵收更多的稅，擔心因此挫傷投資的積極性。於是，政府就開始借債發放福利，直至自己維持不下去的那一天。這一點，難道是希臘人民的錯麼？

在政府提供的高福利下，希臘人民的生活品質得以逐步的提高——儘管這樣的提高建立在泡沫之上。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料，在2009年，希臘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計算）相當於法國的97.9％，並且大於像韓國、義大利、以色列等國家的人均收入。

可惜，經濟危機毀了這一切。今年1月，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稱，目前希臘民眾的月平均工資約為600歐元，約合港幣5000元。希臘當前的失業率約為25%，其中一半的年輕人失業。據希臘統計部門的調查，2013年5月，希臘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了驚人的64.9%。根據希臘最大的工會GSEE統計，2013年希臘人的購買力下降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水準。

月平均工資約600歐元是什麼概念呢？折算成港幣為5000元（新台幣為20600元）。要知道，中國2013年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港幣64100元，月均5340港元（21100新台幣），竟然已比希臘高了！

可能有人會說，中國2013年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才40755港元，月均3400港元，還是沒有希臘民眾高嘛。其實，我們還應當考慮到歐元在當地的購買力。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PPP conversion factor [GDP] to market exchange rate ratio）：中國的平均物價水準低於希臘。在美國1美元可以買到的東西，在希臘0.9美元就可以買到；同時，在中國0.6美元就可以買到。換句話說，在希臘7港元可以買到的東西，在中國4.6港元就可以買到。（當然，這一資料無法反映出中國城鄉物價的差別，因而推出的結論僅供大家參考。）

假設一包薯片在希臘賣5.6元，在中國賣3.7元，那麼希臘人平均每月可以買747.5包薯片。按每包3.7元計算，希臘人的收入在中國也就相當於每個月3450港元，只比2013年的中國私營企業職工月工資高出幾十塊錢而已。到了2014年，中國人的月工資肯定也不止這個數了。

我們之前說，2009年時希臘人均收入按購買力計算接近於法國，當時法國人中等收入為每月1590歐元（約合港幣17298元／新台幣67484元），按購買力計算（法國2009年PPP轉換因數與市場匯率的比率為1.2；中國為0.5），相當於7208港元、28120新台幣。

因而，大家也就可以想像一下，假如我們的收入在短短5年內縮水超過一半，原有的福利被接連取消，生活水準從近乎於法國跌落至近乎於中國，我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準雖然不高，但至少在絕對意義上持續增長，因而也就並沒有大多的怨恨。但是對於希臘人民而言，極其快速的倒退、觸目驚心的失業、希望渺茫的未來，無疑會使其產生極大的不滿。

況且，自2010年起，希臘已經實行了近5年的緊縮政策。2011年希臘的人均月收入為1200歐元，現在收入已經縮水了一半。一輪接一輪的緊縮過去了，一個接一個的福利被取消了，經濟依然沒有向好的跡象，這讓希臘人如何相信緊縮政策能帶來更好的未來？如果繼續實行，收入還要再縮水，什麼時候是個盡頭？到那個時候，就不是「從法國跌落到中國」了，而是「跌落到東南亞」了。

而且，當年那些推行緊縮政策的政客們是怎麼說的呢？「經濟下行很快就會結束，在2011年只會發生有限的經濟收縮，到2012年希臘經濟就會復蘇。」結果又如何呢？2014年，失業率已近三成，有90萬人失業超過兩年，自殺率直線上升。誰知道他們到底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是為了盡其所能的壓榨希臘人以確保其資本收益？

在這種情況下，不情願實行緊縮政策使自己生活進一步變糟，無疑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想法。與其說希臘人民反對財政緊縮是「無賴」，不如說是徹徹底底的「無奈」。

「債主」之一的斯洛伐克總理說：不可能一方面接受希臘的要求，削減債務或者延長貸款，一方面讓希臘國民免費享受住房和能源，用「貧窮」的斯洛伐克民眾的薪金和養老金去補償希臘。這種說法，似乎使他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把矛盾轉換到了兩國民眾之間。然而，這本不是兩國民眾之間的矛盾！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楊白勞若是拒絕還債，使得黃世仁為了節省開支辭掉了幾個長工，那麼這幾個長工被辭的厄運就要由楊白勞來承擔責任麼？楊白勞、長工，都是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受害者。同樣的，希臘民眾、斯洛伐克民眾，不也都是受害者嗎？

一方面，資本為了增殖，需要刺激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營造安定的社會氛圍，但是資產者又沒有足夠的意願去實行轉移支付，因而維護資本利益的政府只想通過借貸的方式發放福利（而且實際上，也有許多債務被直接用來幫助大資本投資，如投資奧運會、金融投機等）；而另一方面，各國政府為了提高自身的財政收入，也在不斷地把民眾的賦稅轉換為逐利的資本，投入回報豐厚的地區。或許他們明知這會存在風險，但他們並不擔憂——如果還不上錢，那就實行緊縮政策把錢榨出來好了——政府之間為了資本逐利所做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卻是由雙方的普通民眾買單！
這樣一來，責任應由誰承擔還不清楚嗎？政府通過借債發福利並且隱瞞風險，騙取了民眾的支持——在被政府欺騙這一點上，其他國家的國民並不比希臘人高明多少。而那些所謂的債主都無視風險，還有什麼資格指責希臘民眾「過度借債」呢？

總之，受害者必然是希臘人民或是其他歐洲人民，而真正應當負責任的政客和其背後的大資本卻幾無損傷，甚至有所獲益。

實行緊縮政策以來，希臘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向零售商品加稅，抬高了物價，降低了多數人的生活水準，也讓小商人吃了大虧。而同時，政府為了保護大資本不受蕭條的衝擊，給海運巨頭和銀行家減稅，向他們追加產業扶持貸款。很多年來，希臘老闆普遍少繳或不繳社保，欠帳很多；2008年後，為了幫助企業「走出低谷」，政府乾脆縮小了社保基金的覆蓋面，減少社保的退休金支出。這無疑都是在劫貧濟富。

那麼，問題究竟如何解決呢？首先應當指出的是，當前希臘執政黨既不想實行緊縮，又不想債務違約的願望是很難實現的。希臘現任財政部長瓦魯法克斯說，政府將努力做到以下三點：一、在保證基本財政盈餘的同時，避免私營部門破產；二、保持債務結構（承諾在一定時間內償還）；三、確保投資高於儲蓄。也就是說，現政府還是要刺激資本投資來還錢。可是，不實行財政緊縮，資本真的能受到足夠的刺激嗎？不削減財政開支，同時還要保證財政盈餘，那就只能向資本所有者征更高的稅，這不是與「刺激投資」、「避免破產」相矛盾嗎？左右為難、進退維谷，這就是資本邏輯所固有的矛盾。在這一邏輯下，希臘的矛盾很難解決。若想徹底消除矛盾，則只有否定這一邏輯本身，探索出一種經濟運行模式的新邏輯。

希臘對資本邏輯的否定，也必將帶來受金融危機波及的其他歐洲人民對資本邏輯的否定。在跨越國界的人民團結的基礎上，新的邏輯必然與資本的邏輯不同，它不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它追求人全面而可持續的發展，追求發展機會的平等，追求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民主。

或許，對於問題的解決這篇文章並不能很好的闡釋，但我希望，這篇文章至少能給大家帶來這樣一點啟示：當我們憑著自己片面、主觀的耳聞和感受，嘲諷諸如東南亞、非洲、南歐的民眾「好吃懶做」、「自作自受」時，是不是也應當想一下：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如果我們遇到同樣的情境，我們又會怎樣？究竟是人家「好吃懶做」，還是我們的勞動太過廉價，「拉低了整條街的」生活標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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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些左膠向來鍾愛文化包容論，籲香港人包容中國人的各種非常文化行為。適逢六月四號將至，香港人又開始討論六四。其實專制、獨裁和封建何嘗不是中國的文化？為何要把民主價值觀強加於中國人身上呢？他們世代享受專制、獨裁和封建，又樂於參與群帶關係的經濟捷徑，懷抱這個中國夢。為何香港人要用西方價值觀來定義中國人需要民主呢？

左膠樂於批評美帝的文化侵略云云，如中東各地世代奉行部落政治，自得其樂，不需要美國強行介入，扶植民主政府。認為當地人自有一套生活文化，沒有民主政制，沒有麥當勞，沒有蘋果公司，沒有互聯網也活得逍遙。

如果偷呃拐騙是文化，隨地便溺也是文化，就要包容。其實專制、封建、貪污、腐敗又何嘗不是中國文化？香港人憑什麼論斷中國文化的什麼要包容，什麼不能包容，還是無所不包？

如果美國夢是相信在美國靠努力拼搏可以得到美好生活，那中國夢是相信在中國靠群帶關係，錢財疏通可以得到美好生活，又有何不可呢？香港人憑什麼把美國夢、西方夢套用到中國身上？

再舉一例，新畿內亞一帶還保留一些原始部族，過著茹毛飲血，甚至食人的生活文化。根據左膠的文化包容論，我們不應該去改變他們的生活，也不應該拿著聖經跑到當地強逼當地人改信天主教，又或者拿槍砲擊殺部族領袖，然後扶殖一個民主政權，建設民主新幾內亞。我們不應該把自已的文化價值觀強加於當地人身上。那為何香港的左膠一方面高舉文化包容論，另一方面卻又要設建民主中國，破壞中國文化呢？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正如殖民者是否有大義斷定殖民地的異教徒沒有得到上帝的福音是活於水深火熱中，他們需要信仰基督才能得救贖一樣。香港人有什麼大義斷定中國人需要民主？尤其大多數中國人，樂於享受共產黨專政下帶來的經濟成果。當你批評中國的民主現況，往往會被中國人教訓你們這幫受殖民統治的走狗沒資格對他們說三道四，狗血淋頭。當他們自已都不認為需要，那香港人有何大義去為他們建設民主中國？

或許你會說有部份中國人正為民主奮鬥。無錯，這些人值得尊敬，但除了尊敬或必要時捐錢外，我不認為自已有義務或立場建設民主中國。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是中國人，中國人有中國民主夢很正常，我支持他建設民主中國。但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不是，也不認為自已是中國人，沒有這個中國民主夢，只有香港民主夢。

根據香港的左膠的文化包容論，其實我們香港人沒立場，也沒義務，更沒有大義去改變中國的生活文化傳統。相反我們應保育中國的專制，獨裁，封建文化，就像那些高級知識份子慨嘆西藏、新疆的文化慢慢流失，要求保育一樣。請香港人尊重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信仰。正如黃子華說愛護動物的非洲紀實的攝影師，是不會介入打亂大自然的規律。

題外話，對於追求民主的香港人來說，我認為除了六四，還有五二三這一個日子值得紀念。一九八九年的那天有三位青年向天安門的毛澤東像投擲雞蛋，結果被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糾察隊綁起，交給公安審判。而這歷史在雨傘革命中重演，香港的學聯的糾察何嘗不是出賣行動者？我這個看過學聯糾察隊手段，以及其後「篤灰」事件的人來說，這三位青年被出賣的遭受，令我比較感慨，你們呢？

天安門毛澤東像污損案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