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次碼頭罷工運動的現況下，明顯地，要提出的問題不再是「工人要增加甚麼的福利？」或是「工人應被甚麼團體領導？」；這些問題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為甚麼工人長久以來被壓迫但依然沒有組織出一種對抗手段？」、「如何才能使工人成為獨立自主的力量去爭取公正的待遇？」
工人運動的第一個危機，工運被外判——沒錯，工人們正在對抗的敵人就是工運的外判
當一個工人阿偉和我說「我們自己的成敗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次的行動使其他工種的工人們知道自己可以站出來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我驚訝地發現工人們的決心和考慮是比我想像中的堅定和遠大：工人有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工人根本擁有可以自己提出思想、並將之成為實際行動的能力。也就是說，他們需要的並不是另一班小圈子領導人的指示他們如何再一次地如機器般被操作，而是要引導他們自發地組織，使得每一個工人都參與在自己的工作地點之中，並實踐改變自己工作地點的實際力量。把話說明白：他們需要一個工人大會，一個引導工人發出自己思想、參與這個思想，並促使他們可以破除對日常工作地點的恐懼的工人大會（是的，現在不是所有參加工運的工人都無所恐懼，他們害怕公司的秋後算帳)。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只是以一時激情或以打氣集會支持的精神力量，而是一個足以在資本家秋後算帳時有獨立能力和勇氣與之對抗的工人大會。工人運動不是一個給社運人仕，引用黃杰的說法，「在支援這場運動以後我們魚貫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或是不管在哪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的嘉年華會，而是要孕育一股具自決能力的工人力量。
在我和多位工人的對談中，我驚訝的發現，當然一是他們的遠見和勇氣，但另一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們對整個工運的進行和計劃是一無所知：「聽工會的…」、「他們會想的…」等等的說話，是我和工人們談到工運的進展時聽到最多的說話。我對這個運動現時的狀態——在工人間中通行的一無所知，或不想去知——感到震驚。現在運動的管理者在做的不是在引導工人，他們正在用另一種方法管理工人!
工人們需要的不是打氣唱K大會去堅持士氣：「工人自己的經濟苦況他們一早有了心理準備——他們不是天天坐在辦公室高談闊論的人，也不是以口號、歌聲取代實質行動的人，他們就是養妻養兒的勞動者，而他們很清楚這些代價——事實上，正正是因為他們清楚這些代價，而他們依然願意走出來抗爭，這更進一步證明了他們的決心」。士氣固然重要，但保持士氣的重點不是小資精英學生們的陸運會歌舞式打氣，而是令工人更清楚自己的在工運中的領導地位，醒覺去主動地參與思考和對抗，而不是外判之給精英學生和沒有工人基礎的工人組織。
工人不是需要打氣，工人需要武裝和組織。當然，這不是給他們一支槍，而是給他們和資方對抗的思考資源——這不是指教他們馬克思理論，是指要令工人實驗自己的組織力，切實地參與思考、切實地在一個工人團體大會中提出具體的計劃——在這兒建一個洗手間、開放那個休息室，然後工資和醫療或工傷保障要如何改進、如何廢除外判…重要的並不單是這些具體內容的細節，而是工人在參與中知道自己真正地可以改變自己的工作地點，而且他是在一個自己的團體中，她有自己的力量。這種解除對工作地點的恐懼並掌握組織權才是工人切身關注和急需的，不只是在罷工中的工人，這同時為在碼頭內加班的工友設下一個良好的形象，證明工運是有意思並具體的。一場工運沒有孕育出這種力量，他們的抗爭的只會是停留在短視的福利主義之上，然後回到工作後又延續住自己對自己工作地點的失控感，然而活在被資方抽後算帳的恐懼下工作…天真地等待下一次反抗時再去找尋精英的「反抗管理」——簡單來說，他們從沒有對脫離被物化管理的命運作出任何嘗試。
工人運動的第二個危機，是小資的失敗意識
「現在，很多人都開始擔心碼頭上的工人會不會成為這次運動情緒的犧牲品。這種論述是根本性地質疑工人自發性的反抗意識，並暗中肯定剝削者的主導地位、並暗示工人必然失敗，因此完全不應被重視。何況，工人自己的經濟苦況他們一早有了心理準備——他們不是天天坐在辦公室高談闊論的人，也不是以口號、歌聲取代實質行動的人，他們就是養妻養兒的勞動者，而他們很清楚這些代價——事實上，正正是因為他們清楚這些代價，而他們依然願意走出來抗爭，這更進一步證明了他們的決心。因此，現在不是談及『這場運動如何地失敗才是最好？』，而是『這次運動如何才能徹底的成功？』。」
黃杰在此已清楚地指出此種危機：我們應小心自己會不會假設了剝削者的主導地位，以及工運的必然失敗，而接受了資方就是遊戲的莊家。這種思考忽視了一個明顯得令人驚訝的事實：罷工這個行動本身就是在說出「我不玩你這個遊戲了！我們要根本地改變這些遊戲規則本身！」
為什麼說那種（假）人道主義式的思考是一種小資意識，例如「罷工使資方憤怒而永不錄用，工人會很慘...工人復工吧，生活要緊」之類呢？這是因為，第一，正如黃杰言是「暗中肯定剝削者的主導地位、並暗示工人必然失敗」；第二，是因為他們的言說位置根本就是外在於工人階級外的一個自大的上帝觀點，就好像自己在場外食住零食在看比賽叫道「呀呀他們會輸了，快點放棄吧，輸少一點！」為什麼他們是在想「這場運動如何地失敗才是最好？」而不是在場中思考「這次運動如何才能徹底的成功？」？事實上，工人在不同的地方也在說他們早就準備要和資方“決一死戰”，為的（甚至如一些工人親自說）不是他們自己的成敗，而是要令不只是碼頭的工人，更是所有被壓迫的工人知道自己可以站出來，而正正此時，這些小資和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在勸阻工人也要想住自己，希望別真的要把事情鬧大。用齊澤克的說法，這些人只是想讓事情改變一些，好讓事情不得以真的改變。工人不需要這些小資和所謂「馬克思主義者」的提醒：「他們不是天天坐在辦公室高談闊論的人，也不是以口號、歌聲取代實質行動的人，他們就是養妻養兒的勞動者，而他們很清楚這些代價。」他們就是受這些代價的人。
另一個應提的重要的事實：工人在如何喚醒我們的社會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任何人提到甚麼資本家，甚麼剝削等等的語詞，別人投之怪異的眼光。現在這時刻，大家卻難以迴避——因在這個爆發的事件是真實存在的，而我們不能再假裝沒看見那些圖像，階級剝削和鬥爭在這個時刻就赤裸裸的擺放在眼前！——在這個社會醒悟的時刻，香港的左派在做什麼？嘉年華會。在這個工人自我醒悟的時刻，工人得到的幫助不是被引導去孕育自我意識和獨立的力量——再一次，這力量是指在事件過去之後，工人獨立自主的團體力量——而是精英的管理和對恐懼的沉默。
真正的壓迫和邪惡，不是壓迫和邪惡本身，而是使得這些壓迫和邪惡得以可能的條件！真正的改變，不是只破除眼前所見的壓迫和邪惡，而是減除那些容許壓迫和邪惡得以發生的結構！（有關巴迪歐的破除法和減除法在否定性當中的理論背景發實踐，見筆者以及黃杰《政治行動必要堅持否定性》和《以魁北克學生運動解釋「政治的文化化」下篇》）
當工人自己說出「我們自己的成敗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次的行動使其他工種的工人們知道自己可以站出來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們的眼光比香港的左派（的單純福利主義）是遠了高了多少？我們難道不是應該去幫助工人去發展這種自我意識，階級意識，而是要去把這種崇高的精神還原為「福利分配」的問題（即資本家應如何施捨的技術問題）嗎？不要這樣！不要成為（容許）邪惡的一份子！
筆者再引一段黃杰的文字作結：
「我們現在唯一應該害怕的就是我們沒有認真對待工人在絕望中發出的訴求，並沒有在一切策略上配合他們：也就是，在支援這場運動以後我們魚貫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或是不管在哪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這場運動不要變成這樣：工人冒著犧牲的危險站出來就是因為「我不能再忍受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們真正該質問自己的是，對比起這些工人，我們作為經濟上較不處於劣勢的一員，我們可以如何正面地回應他們這次行動的爆發、並給予他們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作者：曾浩年＠齊澤克學會（黃杰校對，並與作者一起擁護以上一切言論立場）
圖片，馬克斯、恩格斯《工團主義》，masp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