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甚麼是否定性？還有，為甚麼巴迪歐說我們有一個否定性的危機？我以兩篇文章的節譯解釋。但是，容我先說幾句，否定文化的差異性不等於對所有文化無聊的包容，如果把這跟「多元主義」混淆了就是巴迪歐所說的「壓抑否定性」，而這也不是我或齊澤克會提出等答案。正確的觀念的思考方向是：在「減除」（下文會有清晰定義）文化一概念後，我們的行動會以甚麼形式來進行？答案是明顯的：堅持我們對製造這些問題的制度自身作出否定（如魁北克的學生那樣），不讓當權者分化所有有可能行動的人。魁北克獨立黨過往不斷的失敗就正好證明了我這一點。在這程度上，魁北克的學生運動正是「減除法的政治」、堅持建構有效運作公共社會機制。
第一篇是巴迪歐二零零七年在加州的援課。
〈破除法、否定性、減除法〉
以下演講中理論上的內容是非常簡單的。我以五點作總結：
一、所有的創造、所有的創新，都是在一個意義上一個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這個「否定性」是由於，如果一些東西是發生為新的，那麼它就不可以被換算為它所發生的狀態當中那裡的客觀性。因此，對於該狀態的法則律令的那種客觀性而言，創新確實是像一個否定的例外。但是創新同時是一個「肯定性」，它是一個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這是因為如果一個創造可被換算為一個對普通律令的客觀性而言的否定性，它的邏輯同一性就是完全地依賴於這個客觀性。因此，一個創新的特有本質既包含了否定性，但同時必要在這個否定性當中否定的部分以外來肯定自身的邏輯同一性。這就是為何我會說創造或創新必要被矛盾地定義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
二、我稱否定性當中否定的部分為「破除法」。例如，如果的們考慮到勛伯格在上世紀的開端的創造——他的十二音列理論——我們可以說這個創造實現了一個破除法：它實現了瓦解那主導了西方傳統近三個世紀的十六音列系統的這一過程。在同一個方向上，馬克思的革命這個概念就是要，透過完全地破除資產階級國家的機關，實現一個資本主義的內在否定性的過程。在兩個案例中，否定性都是在一過程中「事件」的集中關注，而否定性就透過這個「事件」來達致那舊的世界的瓦解。正正是有了這個「事件」的集中性，我們才得以實現否定性當中否定的力量，而那就是否定性當中的否定的部分。我把此稱為「破除法」。
三、我稱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為「減除法」。例如，那些結構了勛伯格系統中音樂作品可采納的單音序列（旋律）的音樂公理，這些在十六音列系統以外的公理是沒有辦法被該系統的破除所推論的。它們是音樂活動的一個新的框架中的肯定性律令。它們展示了音樂話語之中新的一致性的可能性。我們要理解的重點是，這個新的一致性是新的並不因為它實現了瓦解既有系統的這一過程。這新的一致性是新的是在以下程度而致：在那些勛伯格的公理所實行的新框架以下，音樂話語避開了十六音列系統律令，或更準備地說，它們變得對舊有律令中立、或不聞不問。這就是為何我們可以說這個音樂話語是減除了它舊有的律令。清晰地，這個減除法是在否定性眼界之內；但是它存在於那些否定性當中純粹否定的部分之外。它們存在於「破除法」之外。
而在馬克思的政治場境之中，這事情也是一樣。馬克思堅決宣稱資本階級的國家機制的破除自身並不是一種實踐。而共產主義才是其目標，也就是國家本身的終結、社會階級的終結，以支持一個主張平等的文明社會的組織方法。但是要達致這一點，我們必要首先以一個新的國家機制來取代資本階級的國家，而這並不是破除了資本階級國家以後的即時結果。實際上，這是一個有別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國家，就如今天的實驗性音樂可以是十九世紀的學術界的調性樂曲，或一個當代表演可以是學術界的對奧林思匹十二主神的陳述。而一個新的國家——馬克思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個組織自身的消沒的國家，一個其特有的本質就是「去國家化」的過程的國家。或許，如對阿多諾多說，在音樂作品中「非形式音樂」正正就是那個瓦解所有形式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馬克思原來的想法中，「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減除了「正常的」國家中所有的古典律令的一個國家的名字。由於，一個古典國家它的形式就是權力；但是，一個以「無產階級專政」而名的國家就是「非權力」的權力，那種「權力的問題」自身正在消逝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否定性當中的一部分——那定向於那絕對地存在於否定性所否定的律令之下的東西以外的東西的可能性——我們稱之為「減除法」。
四、因此，否定性經常是，在其實質的行動中——不管是政治性或是藝術性的——懸浮於破除法和減除法之間。而上世紀的基本思想正正是：否定性的特有本質是破除法。而在這個世紀的開端，我們的基礎思想必然是：否定性的特有本質為減除法。
五、但是減除法並不是對破除法的否定性，同樣地破除法不是對減除法的否定性，正如我們從馬克思和勛伯格那裡看到。
而這項任務最困難的問題正正是在減除法的觀點下保持否定性這完整的概念：如列寧、勛伯格、杜象、凱吉、毛澤東或波洛克在破除法的觀點下保持了否定性這完整的概念。
第二篇是上面提及的《否定性的危機》訪談中的開首：
約翰‧範‧保持訪問阿蘭‧巴迪歐；論《諸世界的諸邏輯》的理論構架（2009）
保：從康德到胡塞爾，直到現在到你的作品，這個回歸到先驗哲學的舉動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危機」的時候。對康德來說，這個危機就是古典描述中的理性——面對休謨的懷疑論——面臨失敗的可能；對胡塞爾來說，這個危機是哲學的精神——在現代科學和法西斯主義的發作的雙重壓力底下——的崩潰；而對你來說，你稱我們現在的問題為「否定性的危機」。你是怎樣定義「否定性」，以及為何它今天陷入了危機？
巴：我的答案事實上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在我看來，我們今天的這個危機，它特有的性質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危機，而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或許，我這個哲學家所屬的時代，是那從十九世紀而來的稱之為「偉大的假設」的東西——更或是，法國大革命——陷入了危機的時代。因此，這是革命這個概念的危機。但是在這個革命的概念的背後，那就是「另一個世界」這個概念的危機、另一種組織社會的方法的可能性的危機…等等。這些不只是關乎到純粹可能性的危機，而是，這些革命的可能性的歷史可能性這個危機陷入了事實的本身。而這是一個否定性的危機，因為它是關乎到我們能否構想到一種是創造性的否定性。否定性這個概念它自身是一個對「新的事物」的否定，而若果我們有一個手段真的能夠否定那已建立的秩序——在這一種否定性的時刻——那麼我們就有一個新的秩序誕生。而因此，這種否定性的過程當中已經包含了其肯定性或建構性的部分。
最後，我們亦能談及一個「（黑格爾主義下）辯證法的危機」。在黑格爾裡，我們知道在否定性當中那創造性的部分就是否定的否定，因此，這個否定的否定並不是回歸到從前，相反地，它是內容的瓦解、否定性當中確實的內容。而否定性這概念的失敗當中有很多東西都證明了，否定性這個概念現在正經常被否定。而這就是否定性的危機。而今天的各方面中，我們知道對於否定性的一些純粹觀念，實際上，經常是在侵蝕否定性的基礎，而因此推翻了（黑格爾概念中）「否定的否定」的未來 。那就是了，革命的未來、成功的革命，最終就成了恐怖份子國家。這一切東西的完整討論是自然地複雜很多，如我們需要準確地指明事情發生的時間等，但哲學上來說我們正有這樣的東西。
因此，我們必要宣稱我們正面臨一個否定性的危機，而這危機有兩個可能的後果：
一、我們要純粹地、簡單地放棄革命這個概念、世界的改變…等等，並且承認資本主義世界，伴隨著溫和的民主…等等，已畢竟是最好的世界——不太好亦不太差。而最終我們只能接受這一個觀點。
二、而在這一個觀點中，某個意義上，哲學與歷史之間就是一個分離的關係。而因為我的信念是——如果人類的歷史現在就已經是其最後的階段——這就證明了歷史不再與哲學有關，就如只剩下一個實用主義的立場，因此，最佳的立場就是只是作為一種如商業般的生意。在這個案例中，最佳的不是哲學而是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