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邀稿，希望我以一個在港生活的大陸人的視角談談「本土」。雖應承了下來，卻有些忐忑，這是我在這座城市生活的第七個年頭，但我卻越來越無法理解究竟什麼才是「本土」。
不太確切地記得第一次聽到「本土」是什麼時候，大概是06年的冬天吧。彼時剛來香港數月，對這裡的一切都新鮮、好奇。在電視、報章上看到保衛天星碼頭的報導，便搭了噹噹車去現場。依稀記得「捍衛本土文化」、「保衛本土價值」的表述和一個叫做「本土行動」的民間團體。在那時的我看來，「本土」大抵就是一個地域概念。
再次聽到「本土」是在不久之後的皇后碼頭。昔日英殖民者由此上岸，宣佈將腳下的土地據為己有的碼頭，在那些日子成為人民的廣場。「不拆不遷不告別」的條幅，每日更新的露宿者人數（那應該是比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中Occupy Together的「佔領中環」更早的中環佔領），音樂會、文學沙龍、影片放映、火鍋聚餐，這一切都在重新詮釋那個過往的殖民符號。印象最深的是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着皇后碼頭的保衛者、重建區街坊、文化保育團體成員、新來港人士、外傭團體、非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等由尖沙咀開往皇后碼頭。外來者和生活在這個城市底層的人被包括在「本土」之內， 這艘船令我對「本土」好感倍增。
之後的幾年，「本土」就是經常出現在視野中的詞彙了。陳冠中、羅永生、葉蔭聰、馬國明、朱凱迪、陳景輝、周思中、鄧小樺，從他們的文字，我一點點瞭解「本土」的歷史與現實，也漸漸明白它具有比地域限定豐富得多的意涵。
2009年「反高鐵」使「本土」一詞再次成為媒體和公眾的焦點。「本土」的建構有賴於「他者」，皇后碼頭時對殖民符號的重新詮釋到了菜園村就更加清晰地化為反抗發展主義至上的城市價值和消弭邊界的「中港融合」。有不少內地友人不解：一條便利兩地的城際鐵路為什麼會招至那麼多人反對。我嘗試去解釋政府宣稱的融合只會得益地產商和那些花得起數百元高鐵票價的人，兩座城市的大部分人都和這種融合無關，更重要的是：因為這融合，一些人會失去他們的土地、他們的家園。而每一次，我都一定會同大陸朋友講：雖然香港有大陸化的隱憂，但反對融合並不意味著排斥，在瞭解彼此的基礎上保留各自的特色和差異才會令彼此都更有活力。而香港的本土派恰恰也是一羣關心中國大陸，願意為大陸發生的不公義發聲的人。
香港之於我，是一座來了之後就喜歡上的城市。它不熱情，但也不抗拒，總是不冷不熱、不遠不近的姿態，這恰恰是我喜歡的距離。它從不會擺出一幅「香港歡迎你」的樣子迎接外來者（購物商場除外），但這座七百萬人口的城市卻能每年接納三、四千萬遊客，平均每天有十數萬人來到這裡，雖偶有摩擦，但城中住客和過客之間大體倒也相安無事。
然而2012年初，一張蝗蟲海報打破了這種微妙的平衡。因政府政策失誤導致的居民生活困境被轉嫁到大陸人和來港新移民身上，弱者向更弱者抽刃，怨恨伴隨歧視，由網絡走向街頭。必須坦言，我自己是沒受到什麼歧視的，但整座城市卻滋生著傲慢與偏狹。前所未有，這座城市的氣氛令我感到不安。 曾參加一個電台節目，節目連線香港自治運動的發起人陳雲先生，陳先生言之鑿鑿，「大陸人來香港不守規矩，闖急診室、打罵醫生、隨街屙屎屙尿都是故意挑逗香港人，他們在北京、上海不會這樣，那我們當然不能忍下去。我們稱大陸人蝗蟲不是稱所有大陸人是蝗蟲，而是這批人，如果誰認為不該罵他們是蝗蟲那麼誰的道德就有問題」。罔顧事實和邏輯的言辭失去了溝通的可能，或許，他從來就沒想溝通。
接下來的時間，「城邦論」甚囂塵上，他們口中的「本土」赤裸排斥外來者，不用講大陸人，就算是香港人自己，一旦關注大陸就會被扣上「左膠」、「大中華膠」、「港奸」的帽子。我從來看重「本土」的價值，卻無從理解這種閉起眼睛、關上耳朵的「本土」。「本土」若如此，其根基、其營養又何來何去？
走筆至此，想起一個故事。前陣子搭的士，司機聽到我說要去重慶大廈，「那裡很亂的，香港人都不會去，都是些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那裡，他們很壞，你一個人去不安全」，我好奇地問他是否有進去過，他答沒有，「香港人不會去那裡的，那裡不像香港的其他地方」。司機的說法令我覺得有趣，數年前，當我第一次走進重慶大廈，給我的感受恰恰是大抵只有香港才會孕育一個如此奇特的空間。在外表光鮮的購物商場、星級酒店林立的尖沙咀彌敦道卻有一間如此殘舊的大廈，大廈的入口永遠有外籍人士在推銷各種東西：餐廳、旅館、手機、衣物，或者大麻。無意停留的過路者往往加快步伐，而推銷者也總能找到自己的顧客。在我的理解中，這種「各有各活」的包容正正是香港的特質， 正如今年書展年度作家陳冠中先生在演講中所談及的， 包容差異、尊重多元是「本土最珍貴的傳統」。然而今天，香港人卻正在扔掉它。
作者是Co-China論壇總監
文章刪減版〈「本土」詮釋帶來的困惑〉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7月29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