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本土政治抬頭，風風火火，左右着本地民主運動的走向。
當然，「本土」並不是什麼新事兒。事實上，六七暴動以後，當年的港英殖民政府，為了預防紅色勢力捲土重來，不無吊詭地通過一系列的本土化政策，加強當時市民對本土的關懷與認同，淡化其中國情懷。之後，隨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加速起飛，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以香港為家，扎根本土。與此同時，隨着本地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等工業的興起，香港流行文化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並為一種往後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港式文化與港式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象徵資源。不過，所謂本土認同，當時大抵仍處於一種矇矓的狀態，而香港人身份的問題，大概要待至八十年代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前後，才正式進入當時的公共領域。有趣的是，隨着這一場政治角力，「中國」再次登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才以危機的方式，開始真正成形。
零三七一是本土政治的開端
然而，八十年代，隨着中產階級(以戰後嬰兒潮一代為主體)興起，發展主義當道，六、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反殖與反資本主義的性格，卻不無吊詭地在剛剛萌芽的本土論述中逐漸淡出，為「香港vs. 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取代。所謂「一國兩制」，說穿了，不過是將九七回歸以前的政治經濟結構，以憲制的方式「冷藏」起來，馬照跑，舞照跳。可惜好景不常，香港回歸後不久即碰上亞洲金融風暴，加上二零零三年爆發的沙士，香港經濟可謂跌至谷底，除了基層市民的生活每下愈況，曾經趾高氣揚的中產階級也開始步向「下流化」，英資撤出，中資進場，社會利益分佈結構加速重組，本地的階級結構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社會矛盾正式浮上水面。
就此而論，十年前的「七一大遊行」可謂回歸以來種種社會矛盾的集體大爆發。雖然有關「七一」的爭論，一直都環繞著「七一」在本地公民社會近二、三十年來的發展中所擔當的位置，但換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零三七一終於將一個充滿社會矛盾與衝突的「本土」，提上本地公民社會的議事日程。事實上，人們所欣賞的歷年七一遊行的多元性，正正反映了香港社會矛盾的複雜性。至於零六、零七的天星皇后運動，更開啟了一個批判的「本土」，「強調對抗資本邏輯與政府權力，民間的草根參與。」(張鐵志﹕〈本土化與民主化—從台灣看香港〉，見本版，2013年7月8日)
羅永生在〈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一文中指出，七一十年來的最大失敗，是在七一遊行活動的「例行公事化和事務化」，「七一活動並沒有孕育足夠力量，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共同反思公民運動，開展有效政治爭辯的平台。」(見本版，2013年6月29日) 然而，跟羅永生的判斷有點不同，十年下來，本地公民社會並非從來沒有嘗試搭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爭辯的政治平台。事實上，受二零零五年反世貿會議以及世界社會論壇啟發，本地民間團體便分別在2006年與2007年舉辦了兩屆香港社會論壇。只可惜，香港社會論壇辦了兩屆後便無以為繼，多元而矛盾的本土關懷也就無法整合，持續壯大本地的公民社會。
當「本土」變成了排外的意識形態
然而，零三七一同時也標誌着北京中央政府大手干預香港政治之開端。事實上，跟澳門的情況相似(李展鵬﹕〈看得見的澳門 看不見的文化困局〉，見本版，2013年7月22日)，隨着人大釋法、CEPA、自由行、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計劃、深廣高鐵計劃等等，中港矛盾開始日趨白熱化。加上《基本法》所列明的民主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落實遙遙無期，社會矛盾無法疏導，本地泛民主派又因政改一役而加速分裂，本地民主運動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局，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文化精英與政客，開始轉向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族群政治，把日常生活中日漸明顯的中港矛盾，上昇至政治鬥爭的層次。
或許，新一輪的族群本土主義的出現，正正是回歸後始終無法疏解的重重社會矛盾現實的反映。打着族群本土主義旗號的文化精英與政客，相信「中港區隔」才是香港政治的出路。此外，正如杜婷的觀察，「他們口中的「本土」赤裸排斥外來者，不用講大陸人，就算是香港人自己，一旦關注大陸就會被扣上「左膠」、「大中華膠」、「港奸」的帽子」(杜婷﹕〈「本土」詮釋帶來的困惑〉，見本版，2013年7月29日)。可見，或許黨同伐異只是面臨公民社會十年下來的土崩瓦解的垂死爭扎，各懷鬼胎的政客之間的政治鬥爭工具，代價卻是本土吞噬民主，以空洞的民粹主義「侵蝕公民社會所應有的公共理性與反思性」(見張鐵志﹕〈本土化與民主化—從台灣看香港〉)，而忘掉了日常生活中充滿複雜的矛盾與衝突的「本土」。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8月5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