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前，香港的中英文電視在午夜播映完畢時，會出現事頭婆玉照並放天佑女王歌，這是一日之中唯一的一次，然後就早抖晚安，明天再見。

九七後，大概有人指示，無綫同亞視都在新聞之前播「義勇軍進行曲」，因為它是「新中國」的國歌；不過，難以明白的是英文台從來不播，好像英語人不必起來；更難明的是兩台不但播「起來歌」，而且要播很多次，辰時卯時，酉時戌時，早晚不停，心水清的人可能仍舊記得當年每日播「起來歌」的次數。

眾所週知，國旗國歌代表國家，理應十分莊嚴，不得隨便升降、奏唱，當然更不應隨時播放。

全球國旗#1的設計，越南旗紅底大星，赤裸裸黨至高無上，黨做莊；中共旗一大四小，五顆星代表甚麽，一般人固然不清不楚，就算現在的黨員也大部份不肯定──原來指的是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城市小資產階級，其實後二者就是大商家和小商人，他們在新政權成立幾年後以至文革期間完全消失，五星實際只剩下三星#2。正規五星紅旗，四小星尖端必須指向代表黨的大星，以示擁護，和越共旗的唯我獨尊意識一樣。這種國旗，莊嚴何有？誰願認同？

#1前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廢除鐮刀斧頭，改為白藍紅，此三色可謂國旗主流
#2所謂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屬於工人，但鳴放時打成臭老九，只值斗零，
所謂平反留下五個不平反，以示反右本身正確無誤

「義勇軍進行曲」的背景是日本侵華，一開始就號召「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呼聲符合時代需要。由於有人感覺歌詞悲憤與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喜慶性質不相配，只通過暫列為「代國歌」，文革時甚至被廢掉，其後雖然恢復，但到本世紀初才取消了「代」字，半個多世紀之中作廢足足十年。請問：這種國歌，莊嚴何有？特區時期，日日擾人清夢，時刻亂人心神，難怪情緒奔放的球迷報以噓聲！

多年來，北大人頻頻泰山壓頂，語出驚人，甚麼「車毀人亡」、「地動山搖」，如今又爆發新核彈：「一言九鼎」！

鼎，乃古代天子之重器。「一言九鼎」，等同「勒令收聲」！請問，全部乖乖收聲，還起甚麼來呢？不把你抓到牢獄就算了，還敢前進！

文︰工黨常委何偉航

啟智兄（梁啟智）的著作《獨立路上—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從俄羅斯聖彼得堡出發，穿過東北歐各國，回到莫斯科結束，在地圖上畫出一個大C字。而我則是從立陶宛出發，中間遊走東西的邊境城鎮，最後在芬蘭結束，可說是一個小階f字。旅程中段，我由拉脫維亞里加乘搭舒適的巴士，到達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會合同樣遊歷波羅的海地區的友人們。

塔林古城可說是一個商業味濃厚、人山人海的旅遊區。古城中心食肆商舖林立，隔鄰隨手也可參觀落成超過五百年的中世紀建築物（當然大多已重新上油或修葺 ）。那天萬里無雲，我與友人隨手也可輕易拍攝到具名信片質素的作品。不過翌日卻風雲密佈，我們決定乘搭巴士，約三小時車程，探訪東面邊境，愛沙尼亞第三大城市納爾瓦（Narva），這裡有超過八成人口說俄語，一河之隔就是俄羅斯城鎮伊萬哥羅德（Jaanilinn）。啟智兄形容兩國之間的橋樑為深圳河上的羅湖橋，但明顯地這裡沒有人來人往的大型商業城。

歷史上納爾瓦是個兵家必爭之地，丹麥、瑞典、俄國（及後來的蘇聯）、納粹德國都曾統治或佔領這個地方。1944年，蘇聯與德國曾在此展開激戰，最後蘇軍獲勝，並由此大舉攻入愛沙尼亞。二戰結束後，蘇聯政府將伊萬哥羅德及納爾瓦東部的一部分愛沙尼亞領土，劃入俄羅斯版圖內，作為對愛沙尼亞人當時聯同德國對抗蘇聯的懲罰。

1991年蘇聯解體，愛國重回真正獨立的國家，但兩年後的夏天，愛沙尼亞議會通過「外籍法」（Aliens Act），新法令宣布所有非公民為外籍人士，並由政府重新管理他們的生活。當地的俄羅斯無國籍人士，或俄羅斯聯邦公民認為此舉侵犯他們的公民權利，並強烈感受到他們在納爾瓦的地位受到威脅。

許多俄羅斯人出生在愛沙尼亞，從未離開過它的領土，他們與當年史大林政權犯下的罪行無關。而事實上，當愛沙尼亞出現一個旨在建立民主及重新獨立的運動時，大多數俄羅斯人也站在公義民主的一邊。所以這次立法觸發納爾瓦及鄰近地區舉行全民公投，而問題只有一個：「納爾瓦是否應該獨立？」

公投在1993 年7月中旬展開，當年市議會聲稱有超過50%居民參加公民投票，而當中有97.2%投下支持票。儘管如此，國際觀察員指出，只有不到50%的納爾瓦居民投票，而且有愛沙尼亞媒體報導有人重覆投票，愛沙尼亞總理亦宣稱全民公投違憲。後來政府代表更與當地資本家勾結，並宣稱公投無效，這場「自決運動」最後失敗告終。

今日納爾瓦成為一個旅遊城市，瑞典統治時期修建的納爾瓦堡壘及博物館，及後來贈送當地的瑞典獅子紀念碑（Swedish lion monument）成為地標，是遊人必到的景點。這座城市仍然留有大量俄式建築物，一看便知賣點是實用，美學彷彿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中。由於二戰的嚴重破壞，納爾瓦幾乎完全重建。這就是為何今天這座城市仍被蘇聯建築所主導。

與友人回程時，我在思考過往香港討論「民主自決」、甚至香港獨立的問題上，當權者或很多知名人士只會說是「偽命題」，不應該亦不需要討論。恰似當年愛沙尼亞政府代表曾在大氣電波，向納爾瓦人民解釋，其實問題非常簡單：「要麼從愛沙尼亞分離出來，轉回到俄羅斯盧布；要麼在愛沙尼亞境內繼續使用愛沙尼亞克朗（愛沙尼亞當時的穩定貨幣）的生活。」於是我又會問，如果今日來一個「香港集體談判權立法」的公投運動，以改善香港人的工作生活，投票結果又會如何？政府代表又會怎樣回應呢？

（波羅的海系列3/4）

下集預告：在千湖之國尋找傳說中的姆明谷

近年荷李活興起一股「救援電影」風潮，通常都是講述主角的親人因不同理由被綁架，主角傾盡全力於短時間內私下採取救援行動。而《綁架》描述的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不幸遇到綁匪，心愛的兒子在眼前被強行帶走。她可以做的，只有等待警察的幫助，或是親自上場，救回兒子。

很多救援電影都著重一個核心問題，一個遼闊的國土，失蹤人口如果在短時間內未能尋回，即是代表能夠重聚的機會微乎其微。但過往的電影都是由男性主演，有些為了救回家人不惜使用過度的暴力；有些則有特別的技巧，可以在細碎的線索中找到綁匪。而這套電影，只是一個平凡如你我的母親，沒有特別技巧，沒有過人的體力及經驗，也因為目睹綁架事件而手忙腳亂，遺失電話，令她錯過第一時間報警的機會。她只好開車急起直追，與綁匪展開冗長的追逐戰。

而這電影反常態的地方，著重點並非主角如何發揮潛在的能力或如何使用暴力，而是一直在指出社會的冷漠及警方的無能。在漫長的追逐戰中，她並沒有不尋求協助，而是不斷希望有人，或警方可以留意到在追逐戰中所引起的車禍。但事與願違，她與綁匪所引用的車禍怪異地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同時，在她終於看到警察的時候，警察不是被綁匪解決，就是將綁架視為平常事，只叫她坐在警察局中等待，又同時只在公路上的告示牌中顯示又有一宗兒童綁架案。這是否展示出電影對社會的質問？美國這個社會是否真的如他們所想，是強大而團結的？

巴士車頭玻璃起霧導致無法正常行車

（獨媒特約報導）日前獨媒報道九巴新款巴士車頭玻璃「起霧」問題，九巴在報導刊出當日回覆指，巴士均設有「除霧器」及會為車頭玻璃塗上「防霧劑」，但沒有回覆九巴車隊「除霧器」吹熱風或冷風的比例。九巴僱員工會主席郭志誠誌為，事件巴士公司為節省成本忽略安全。

九巴以電郵回覆獨媒查詢冒指，巴士設有「除霧器」，由車長獨立控制。九巴指天氣寒冷加上天雨為起霞的原因，近日已於車頭玻璃塗上「防霧劑」防止霧氣出現。九巴並承諾會加強檢查巴士玻璃均塗上「防霧劑」。

有駕駛新款「紅巴」的車長指在駕駛室控制台無法找到「除霧器」按鈕

不過有車展指，九巴最新款的「紅巴」（富豪B9TL）並無「除霧器」按鈕。九巴僱員工會主席郭志誠質疑，新款巴士新增不少供乘客使用的功能，包括手機USB充電等，反令最基本確保行車安全的功能被削弱。郭志誠質疑九巴為延續專營權，增加車廂功能以換取公關效果，「『除霞器』（除霧器）出熱風係基本、最安全，反而要刪除（功能）」。

工會主席：「防霧劑」作用不持久

郭志誠又指在車窗玻璃塗上「防霧劑」有少許作用，但作用並不持久。他又憂巴士在平日洗車、行車風吹雨打後會影響「防霧劑」作用。郭志誠又質疑並非所有巴士均塗上「防霧劑」，他指並非所有巴士每日都會回到巴士廠停泊及檢查，部份巴士會停泊在巴士總站「過夜」。

郭志誠提到，車長平日若發覺特定車輛「起霞」問題特別嚴重，會「入紙」要求工程部跟進，此類車輛就必獲維修。不過若無人入紙跟進的車輛，便有機會被忽略，他又形容工程部缺人的情況嚴峻，質疑會影響巴士維修及保養。

工會早在月前已曾聯絡公司，要求商討車輛安全設備問題，郭志誠指曾以工會主席及前線車長的身分，透過九巴人力資源部負責工會事務的同事約見九巴工程師，當時人力資源部曾經向他承諾會有工程師聯絡他商談，但過了兩、三個月後依然沒有回音，對此他表示失望。

2007-2008年出廠，配「Enviro 500」車身的富豪巴士（上）為最後一批在本港裝配的巴士。2009後巴士改在中國珠海或馬來西亞裝嵌（下）。

2009年或以前，九巴自設屯門裝嵌廠，部份巴士在本地裝嵌。2009年後，後九巴與城巴、新巴等巴士公司將巴士裝嵌工作外判予珠海廣通客車及本港上市公司的馬來西亞彭順公司，少部分樣板車等則繼續在英國、蘇格蘭等地裝配完成直接運到本港。

有前線車長形容，舊款巴士裝工較佳，新車「一撞就散」。郭志誠質疑巴士公司為一個「慳」字影響安全設備，令車長駕駛時信心下降。他指現時巴士維修「求其」，車身即使撞花或有零件鬆脫，均曾以「癡膠紙」方式解決，「但街外人撞花九巴就要照賠足錢」。

郭志誠指，本週的「濕凍」天氣下引起的行車安全只是預警，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前後的回南潮濕天氣對「除霧器」的考驗將會更大。郭認為最佳的解決辦法為把「除霧器」由出冷風改回熱風。他又認為運輸署在事件上亦有責任，在驗車時沒有做好把關工作。

社區記者：曾健鋒

文：法律界基層工人 - Charles
圖：香港獨立媒體網 （資料圖片，與虐兒案件無關）

屯門發生駭人聽聞的虐兒致死慘劇，生父及繼母被控謀殺罪，案件已經提堂，亦預期將會交付高院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訊。不少坊間評論除了譴責肇事者兇殘的行徑外，亦對不同機構未能及早介入阻止事端惡化而提出批評，當中包括死者臨臨與兄長就讀的學校、獲告知事件的社署社工，以至當日處理臨臨生父與生母離婚事宜的家事法庭。本文將淺略介紹現時家事法庭離婚案件中處理子女管養的程序，從而幫助關注事件的讀者們增加了解。

一般而言，家事法庭需要遵照《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3 條的規定，即必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換言之，法庭不可以簡單地以一條「老豆好啲定老母好啲」的命題就決定子女的管養權歸哪一方，而是必須兼顧一切相關的因素，從子女的年齡、成長背景、生活現況，以至父母本身的品格和照顧安排等事宜，去決定離婚後的子女安排。此外，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 18(1) 條，除非家事法庭信納已經就家庭內子女的管養及福利作出完善的安排，否則不得發出絕對離婚令 (Decree Absolute) 正式終止父母的婚姻。

我們一般認為，如果子女「跟」其中一方同住，那就是那一方「贏得了」管養權。事實上，「管養權」(custody) 除了包括對子女日常的「照顧與管束」(care and control) 權利外，亦包括參與對有關子女的重大事宜（例如教育、宗教、醫療以至居所）作出決定的權利。目前除非父母已經嚴重失和，或者在照顧子女的問題上分歧太大，否則家事庭會傾向以共同管養權(joint custody) 作為考慮方向的起點，並同時訂定某一方可以獲得照顧與管束權，而另一方則有探視權(access)。在這情況下，照顧方與非照顧方在決定子女重大事宜的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照顧方有責任與另一方父母溝通，一起作出這些重大決定。當然，若雙方難以合作，甚至其中一方根本無意理性參與決定子女事宜，法庭仍有權同時將照顧管束權及獨有管養權 (sole custody) 判予另一方。

獲得照顧與管束權的一方，基本上可以在日常起居事宜上，較完整地履行親職；而另一方獲得的探視權，則由法庭視乎具體案情酌情判定，當中彈性頗大。有些離異但仍保持友好的父母會獲判以「合理探視權」(reasonable access) 而不作具體規定，有些探視方可以一星期到對方家中三、四次見子女吃飯，而雙方毫無爭議。另一極端情況下，其中一方曾有滋擾以至暴力前科，法庭可以將其探視權縮窄至規定時間、指定地點，而且必須有社工在場，甚或只容許每周一次以電話方式進行的「探視」。較常見的一般是逢周末或者每月一次，由探視方登門拜訪或者帶走子女，並在有需要時明令規定接送的時間與方式；此外，每年的長假期，法庭亦可能會判令將假期分成兩半，由雙方各自陪伴子女。

照顧方當然有責任確保小孩穿夠吃飽看醫生，所以法庭亦要考慮小孩歸某一方照顧，在經濟上是否可行，但這並不代表較富有或收入較多的一方就必然有優勢，否則所有沒有工作、在家照顧子女的就必會輸掉管養權了。正如前述，法庭有責任完整審視子女的管養安排是否符合小孩的「最佳利益」，這必然會牽涉到親子彼此的信靠連繫、雙方是否理解子女的脾性及身體發展需要、各自的生活環境習慣能否配合子女成長等因素，而如果綜合考慮後，法庭決定子女適宜由經濟狀況較差、甚至「零收入」的一方照顧，那麼另一方就有責任支付子女的「贍養費」(maintenance)，以填補前配偶照顧子女的經濟需要。

另有一種情況，就是申請照顧權的一方可能仍需要外出工作維持收入，甚至根本就不想再為了「家用」而苦纏前配偶，寧可分毫不收贍養費；但法庭亦需要考慮，如果擬照顧者「自力更生」，那年幼的子女由誰照顧？法庭可以接受一些替代的方案（例如由（外）祖父母、親戚或家傭照顧），但前提是照顧方必須使法庭信納，方案可行，而且不損及父母本身履行的照料責任。

除了以上提及的情況以外，家事訴訟也有一些談不上是具約束力、但亦較常見的「傾向」，例如當子女越年幼，照顧權判予母親的機會一般較大；另外，如果是多名子女的情況，除非情況特殊，否則就算父母有此意願，法庭亦甚少頒令父母「一人帶一個」，而是會將兄弟姊妹的照顧及管束權統一於一方。

假如離婚雙方除了同意離婚外，亦已經就子女的照顧以至經濟安排達成協議，他們可以在呈請離婚的同時，向法庭提交他們同意的照顧子女方案條款，向法庭申請毋須聆訊而頒令接納雙方同意的方案 (order in consent)。但如果雙方不能達成管養協議，或者法庭對雙方協議的可行性有所質疑，離婚案件就要進入「排解子女糾紛」（Children’s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 CDR）的階段︰法庭會指示雙方提交誓章證據，並且填寫一份「表格 J」(1)，詳細描述雙方及子女的背景、家庭現況，以及擬議的照顧子女安排細節等；法庭亦會索取社署的報告，提出管養的建議，社工在報告過程中將會對雙方家訪，亦會邀請雙方及子女面談。

在雙方的表格 J 與社署報告齊備後，法庭可以召開「排解子女糾紛聆訊」(CDR Hearing)，家事庭法官基本上會扮演「調解者」的角色，嘗試縮窄雙方在管養、照顧、探視或經濟事宜上的分歧，而雙方亦有權在聆訊中不經宣誓陳詞，暢所欲言；但如果 CDR Hearing 階段仍不能解決關於子女的糾紛，法庭就要指示就爭議排期審訊（以及視乎需要進行審前覆核），雙方要在審訊中宣誓作供，並由法官聆訊雙方的供詞後，作出管養判決。

無可推翻的事實是，在這宗轟動全城的慘案中，獲家事法庭判予管養權的生父，很可能要為女兒的死負責，但若由此而回溯質疑家事法庭判決欠妥，卻不一定合理。首先，綜合媒體的報道，臨臨的父母是在她出生前離異，因此即使算及離婚案件耗時的因素，離婚案距離事發已有三數年甚至更長時間，恐怕天下間沒有一種家事訴訟制度，可以未卜先知地遇見數年後發生的事情；亦不能排除一個可能，就是以離婚案當下的資訊而言，將照顧權判予生父的確是更合適的選擇。第二，就基層工人所見，目前媒體的報道並沒有披露（事實上亦難以披露）當日離婚案的細節，例如管養安排是雙方同意抑或經審訊作出，反之據媒體所述，臨臨與兄長起初是由祖母照顧，後來由生父接走改與他的第二任妻子（亦即另一被告）一家同住，正如上文所述，照顧方安排由祖輩照顧子女，很可能亦是構成當日法庭考慮照顧判令的一個因素。

當然，正是由於不能假設家事庭可以預知未來，法律上理應容許離婚父母在日後情況生變時，要求法庭更改 (vary) 離婚時的判令，或者遇有其中一方罔顧法庭命令時，讓另一方申請執行 (enforce) 原有的命令。事實上，離婚判令（包括贍養費令與管養令）難以執行，或者探視方往往欠缺支援，難以重啟訴訟修訂管養安排，多年來已經備受批評；臨臨的慘劇無疑就是一記當頭棒喝，警告司法、法律、行政當局以至社福各界，不能再拖延家事法律以及訴訟程序的改革。

勞福局較早前就子女管養法律完成檢討諮詢，主要是觀念上將管養事宜由父母導向改為著重兒童導向，包括加強子女在管養爭議中的表述立場權利等，但諮詢結果顯示社會未有充分共識，特別是有意見認為，衡量目前的現實環境，由「管養權利」改為「父母責任」的政策方向，比較理想化甚至「離地」，亦無法適用在態度敵對甚至不負責任的父母身上。今天各界理應警醒，制度修正實在刻不容緩，其中一個探討方向，可能是先行修訂家事法庭的規則，特別是整合子女糾紛及保護兒童的程序，授權社署、警方或教育專業更主動介入，使法庭有權以更便利離婚父母、更不拘訴訟規則的方式，處理有危機的子女管養案件。

(1) 讀者們可參閱此連結，了解表格 J 的內容。

獨立媒體（香港）眾籌，希望循序漸進做大社區新聞，他們要求不多，目標只是三十萬，用以訓練記者，印刷社區報，紥根社區，想起剛到德國參觀過的左翼報章 Die Tageszeitung。

報章名字，直譯就是簡簡單單的《日報》，一九七九年於西柏林創辦，開宗明義，就是不滿西德主流的右翼親商親政府、市場導向的媒體。他們早於九十年代初，因財政問題，開始用「眾籌」集資，現時只要捐出五百歐羅，你就成為「股東」。股東定期開會，有權投票決定報章內容方針，但沒有人事任免權，無論捐多少錢，擁有票數都一樣。董事會則由兩位創辦人加員工選舉的幾位代表參與。報章頭版每天都會大大隻字報告股東最新數目，去年底，是17383人。

《日報》立足柏林，記者二百人，強調沒有金主，不受財團利益影響，獨立編採，五臟俱全，甚至有長駐北京記者。《日報》以記者工資低而聞名，但財政穩健，在柏林市中心有自己的物業作總部。Die Tageszeitung 什麼立場？他們一半讀者是綠黨支持者，態度？看看他們總部外牆的巨型壁畫就知道。

參觀當天已入夜，拍不到，此圖來自Wikipedia

那一碌橫跨四五層樓的陽具與那位赤裸男士，是全德國最大報業集團一份報章的總編輯。每個地方，總有一份報章享有最高銷量，迎合讀者口味又立場偏向靠壟權貴的，這碌陽具，就對準數個街口之外的敵對報業集團總部。

Die Tageszeitung 現時在德國發行近六萬份，在五份德國全國報章中敬排末席，但以小眾聲音來說，算是有一定影響力。Die Tageszeitung 日報當然有它的問題，例如讀者老化，其經營環境與模式，當然與香港有重大差別。在香港，眾籌搞社區報，有前景嗎？

美國龍頭報章《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近年盈利有起色，打破近年來 ‘journalism is dead’ 的講法，除了因為特朗普上場掀動知識分子的危機感，重新深切認識新聞自由與高質報道的可貴之外，也因為尋覓多年，終於找到叫網民訂閱報章的方法，就是用 metered paywall，即是網上讀者可以每個月瀏覽若干篇文章，之後要付費訂閱。兩份大報訂閱與盈利的「中興」，也同其獨特地位有關，它們是英語媒體，讀者基數大、遍及全球，少數網上讀者肯付費（見 Economist: Funnel Vision），已有可觀回報，不代表其他的地區報章有力效法。

美國的地區報章在重重圍困中要尋找出路，其一正是增加社區新聞，把報章變成所謂 community hub，成為社區溝通、交流、組織行動的中樞。社區新聞須勞力密集，讀者群又分散割裂，難以圖利，一直以來為主流傳媒忽略；但社區事貼身，也可以從小見大，絕非雞毛蒜皮，只在乎你如何說故事而已。社交媒體往往被全國性大新聞佔據眼球，印刷媒體轉移深挖社區，填補空白，正是其時。

在香港，眾籌三十萬作為一個開始、一個試驗，值得支持。

*** *** ***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參考資料：
獨立媒體（香港）眾籌網站
部分內容參考自 Economist: Funnel Vision: How leading American newspapers got readers to pay for news
Guardian: The German newspaper saved by its readers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韓國電影《與神同行》刷新了韓國電影製作費的紀錄，斥資400億韓圜（約3億港幣），超越了《屍殺列車》和《軍艦島》。《與神同行》早前在韓國和台灣上映時被譽為「神作」，我認為毫不誇張，因為它令我感到十分驚訝，感嘆韓國電影進步如此神速，成功打造韓國電影新高度，直迫荷里活級數。

改編自網絡漫畫作品，故事講述男主角金自鴻（車太鉉 飾）是一個正直盡責的消防員，不幸在一次拯救任務中殉職。地獄使者「隊長」江林（河正宇 飾）、「護衛」解怨脈（朱智勛 飾）、「助手」李德春（金香起 飾）奉命引領金自鴻到地府，接受七大地獄，七七四十九天的審判。唯有成功渡過七關的亡魂，才能夠在轉世前託夢給在世的人。為了見年老患病的母親最後一面，金自鴻決心勇闖「背叛、暴力、不孝、殺戮、怠惰、欺騙、不義」七大地獄……

片長2小時19分，拍得緊張刺激，文戲和動作冒險情節輪流交替，毫無悶場。起初，你會以為主角金自鴻是一個完全善良正直的人，但原來他的成長經歷特殊，真相會慢慢被揭開，耐人尋味。電影的前半部份，只有一條劇情線，講述地獄世界的大冒險，但在中段開始加入地獄使者「隊長」江林回到人間界「調查案件」的劇情線，雙劇情線發展，張力十足。江林的戲份甚至比男主角金自鴻更重要，推進整齣電影的劇情發展，河正宇的演出亦充滿魅力，令人難忘。

原著漫畫的畫功非常一般，亦甚有喜感，與型格的電影版截然不同，看得出電影製作團隊在服裝、美術設計和場景方面加入了大量原創元素。荷里活級數的CG動畫更建構出一個獨特的地獄世界，七個地獄都擁有自己的風格，由不同特色的人物擔任判官。

《與神同行》最厲害的地方是好像一煲材料豐富的雜錦火窩，除了愛情之外，基本上接近所有的故事元素都可以在戲中找尋到，包括奇幻、鬼怪、冒險、動作、懸疑、親情、喜劇、黑色幽默、推理、驚嚇等等，商業計算非常準確，精彩得接近滿分。

另外，電影還有種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感覺，甚為有趣。戲中的神幻國度與東方神話中經常提到的十八層地獄不同，「背叛、暴力、不孝、殺戮、怠惰、欺騙、不義」七大地獄反而令人聯想到西方的七宗罪。再者，故事傳達出贖罪和寬恕的訊息，更有基督宗教的意味，與東方世界的神話中所強調的「因果報應論」不同。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為加泰共和國而奮鬥的運動再度高漲

革命左翼（CWI加泰隆尼亞）

在12月21日的加泰隆尼亞議會選舉中，支持使用憲法155條的西班牙民族主義者，特別是其中堅力量人民黨，遭受了沉重打擊。資產階級媒體大肆宣傳公民黨（西班牙右翼民族主義政黨）的「勝利」，以圖淡化這場挫敗的嚴重性，但實際情況並非媒體呈現的那樣。僅「一起為加泰」（Junts per Catalunya ，加泰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所領導的選舉聯盟）和加泰共和左翼黨的票數加起來，就比公民黨多80多萬票。

如果考慮到西班牙和加泰統治階級為了阻止群眾投票給獨派政黨，拼命地恐嚇選民、破壞選舉規則，那麼就可以明白，群眾追求獨立的意願甚至比這一結果所體現出來的還要強烈。

自召集大選之後，人民黨政府宣稱，即便獨派政黨獲勝並宣布加泰獨立，西班牙政府也不可能承認加泰獨立，而是會繼續實行155條並採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人民黨試圖以此嚇阻選民把票投給獨派政黨。現在有更多的曾參與10月1日公投的獨派領導人受到檢控，例如瑪塔•侯維拉（加泰共和左翼黨秘書長）、阿圖爾•馬斯（加泰自治政府前主席）和安娜•加夫列爾（人民團結候選人黨議員）。西班牙和加泰資產階級從10月初開始的恐嚇運動（許多企業撤出加泰、政府和媒體威脅說獨立會導致經濟崩潰、甚至預言會有人殞命乃至爆發內戰），一直持續到投票日當天而且變本加厲。在如此嚴酷的打壓之下，「一起為加泰」和共和左翼黨的主要候選人甚至無法參與競選運動，因為他們要麼在監獄裡，要麼在國外流亡。

但是這些鎮壓與威脅沒能阻止數百萬加泰人民為了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而鬥爭。他們已經在10月1日迎著政府的猛烈鎮壓表達了自己的意志。這次的選舉結果並不是像伊格萊西亞斯等「我們可以聯盟」的領導人所說，表示加泰群眾轉向右翼，而是表明曾在10月1日對抗警棍和橡膠子彈的群眾再度大規模地動員起來。200多萬支持獨立的加泰群眾曾因為恐懼或者對議會抱有幻想而噤聲，但現在他們再次大聲、清晰地告訴所有願意傾聽的人，他們拒絕接受這個1978年成立的反動政權，他們不容許這個政權阻撓他們爭取能夠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與進步的加泰共和國。

人民黨是最大的輸家

在人民黨政府啟動155條之後，西班牙副總理薩恩斯受命接管加泰政府。她曾在公投前幾天誇口說，獨立運動已經潰敗了。然而在這次選舉中潰敗的卻正是人民黨這個歐洲最腐敗的政黨，這個弗朗哥政權的繼承者，這個進行鎮壓和輿論審查的翹楚。2015年至今，人民黨的得票數減少了一半，國會席次從11席落到3席，少到甚至都無法組織議會黨團。

西班牙和加泰資產階級意識到人民黨受到大批加泰群眾的排斥，所以他們動用了人們記憶中最大規模的資金和宣傳，竭力想將意識較為混亂、較為落後，也就是受恐嚇運動影響最嚴重的加泰選民拉攏到阿瑞馬達斯領導的公民黨那邊。然而，他們終究沒能阻止大多數人投票給獨派，沒能組建一個由保皇黨反動派操縱的政府。雖然公民黨的得票增加了30萬，但這主要是來自與它同陣營的競爭對手，例如加泰社會黨（工人社會黨在加泰的分支）。社會黨聲名愈發狼藉，它的一部分支持者轉而把票投給從未執政過的公民黨。另外有16.5萬曾支持人民黨的選民轉投公民黨。

公民黨的競選運動沒有任何具體綱領。它的綱領同人民黨一樣，都是親大企業的。阿瑞馬達斯不斷用一些華麗的言論呼籲人們把注意力投向社會問題而不是獨立運動，並試圖用企業和資本的外逃來證明獨立會讓加泰陷入災難，同時她還用種種謊言來煽動從西班牙其他地區遷到加泰的大批移民反對獨立。公民黨的煽動幫助他們得到了一部分右翼和極右翼以及一部分居住在巴塞隆納和塔拉戈納周圍的「紅帶區」的工人的選票。這些居住在「紅帶區」的工人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工會聯盟（CCOO和UGT）領導人的軟弱政策令他們缺乏鬥志，而且缺少一個強大的左翼替代也令他們感到失望。

兩大左翼政黨犯下嚴重錯誤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共同的加泰隆尼亞」黨和「我們可以聯盟」的領導人拒絕將反對保皇黨反動派和155條作為他們競選的核心訴求、從而將捍衛10月1日公投結果和爭取加泰共和國與動員群眾爭取社會變革聯繫起來。與此相反，他們反而把監禁政治犯的反動分子，吹捧到和群眾運動領袖一樣的地位。但正是群眾運動在過去40年裡對君主制和1978年政權構成最直接的威脅。他們甚至拒絕明確譴責政府關押政治犯，也不去要求政府釋放政治犯。「我們可以」聯盟與「我們共同的加泰隆尼亞」領袖，說公投是不合法的，或者說獨立運動帶來了法西斯主義，這些說法和公民黨等右翼政黨的論調如出一輒。有一些領導人，例如莫奈德羅，甚至為155條辯護。這些言行只能是強化反動的勢力，幫助公民黨去收割那些失去鬥志而且被恐嚇手段影響的基層工人的選票。

如果他們競選運動已經宣告了他們自己的政治破產，那麼最應該被譴責的則是阿爾貝托·加爾松和伊格萊西亞斯對於選舉結果的評價。為了要隱藏他們在政治上的失敗，隱藏他們無法介入加泰民族解放運動並在當中提出一個階級綱領，這幫人竟厚顏無恥地說，「兩個右翼政黨贏了」，以圖將他們自己的失敗怪罪給加泰人民。

其實實際情況和阿爾貝托·加爾松與伊格萊西亞斯的說法恰恰相反。為獨立運動注入動力的正是壓迫人民的1978年佛朗哥主義政權。數百萬加泰人民將獨立建國作為解決種種問題的第一步。如果「我們可以」聯盟和「我們共同的加泰隆尼亞」明確支持加泰獨立運動，並把它連結到反抗貪腐的人民黨政府和捍衛社會主義綱領，那有可能現在已經推翻了拉霍伊政府，給這個失去民心的制度一個重擊，並為西班牙其他地區爭取共和制的鬥爭開闢了道路。

建立戰鬥性左翼的統一戰線，爭取工人階級的共和國

「一起為加泰」黨比同屬獨派陣營的加泰共和左翼黨贏得更多的選票，而且人民團結候選人黨（CUP)失去了部分選票和席位，這個結果使許多左翼活躍份子感到震驚。但是我們不應該把投給「一起為加泰」的選票當作是對右翼加泰歐洲民主黨（PdeCat）的支持。數十萬名反對加泰歐洲民主黨及其前身加泰民主聯合黨的青年、中產階級和工人之所以把票投給「一起為加泰」，是因為他們認為普伊格蒙特反對西班牙政府和鎮壓而且在流亡期間組織了鬥爭。「一起為加泰」黨的候選人名單，在許多人看來，是與「加泰隆尼亞國民會議」（ANC，一個支持獨立的重要社運團體）正式提出的聯合名單。歐洲民主黨的競選運動也比左翼共和黨更明確地反對鎮壓。佛卡德爾、侯維拉和容克拉斯等左翼黨領袖曾經說，他們會接受憲法和155條。為了不讓支持憲法155條的政黨勝選，大批選民決定把他們的選票集中投給「一起為加泰」黨，以確保支持獨立的政黨可以取得多數。

人民團結候選人黨的選舉結果也顯示了，僅僅在選戰中提出在建立共和國的同時還必須進行社會改革是不夠的。就像我們在其它地方曾經解釋過的，人民團結候選人黨的同志，為保衛10月1日公投、透過「保衛共和國委員會」 (Committees in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捍衛公投結果、以及在街頭對抗人民黨、公民黨與工人社會黨（PSOE）的鎮壓，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然而人民團結候選人黨領袖決定參加歐洲民主黨政府，並在議會中投票支持它的緊縮政策，而且一直自甘於充當其它獨派政黨的尾巴，令該黨付出了代價。他們在街頭上也堅持這樣的錯誤政策，拒絕提出獨立的鬥爭戰略，否則他們本可以用左翼綱領將群眾吸引到自己這邊，並推進爭取加泰工人共和國的鬥爭。最終他們在基層成員的壓力下向左轉，拒絕與歐洲民主黨聯合參選，但為時已晚。

選舉結果對於西班牙和加泰資產階級來說是一場惡夢。他們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並威脅要採取更加嚴厲的鎮壓。而且普伊格蒙特等流亡者仍然受到緝捕，政治犯仍未獲釋，155條也仍在執行。我們必須回到街頭，動員抗爭。11月11日的示威已經證明了我們在街上的力量有多麼強大。街頭抗爭從來不應該停止。我們必須要動員大批群眾起身對抗人民黨政府，同時也要要求共和左翼與「一起為加泰」黨，繼續為建立加泰隆尼亞共和國而奮鬥，並以一個真正的社會改革方案來贏得全體加泰工人階級的支持，阻止統治階級用公民黨那樣的煽惑言論來分化工人階級。

我們從這場選舉中得出的首要結論，就是統治階級無法終結這場自10月1日和3日群眾成功挫敗鎮壓之後開啟的革命危機。這解釋了為什麼，在選舉結果公布的那晚，儘管媒體儘管資產階級媒體大肆宣揚公民黨的「勝利」，他們的表情卻像是在參加喪禮。

就連加泰人民黨的領導人阿比奧爾也不得不承認失敗。他說：「就讓他們[公民黨]慶祝吧，反正他們的勝利只會持續5分鐘。」反動集團已經遭遇失敗，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左翼現在應該如何組織鬥爭，如何利用這場勝利推進街頭鬥爭，以建立一個能夠滿足人民需要的加泰隆尼亞共和國。

「我們可以」黨加泰地區前主席阿爾巴諾·丹提·法金（因支持獨立運動而被迫辭職）領導的「我們是替代」（Som Alternativa）與人民團結候選人黨可以在這個任務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左翼統一戰線，號召「我們共同的加泰隆尼亞」基層黨員與他們領袖在運動中的錯誤政策決裂，並捍衛一個可以把民族解放鬥爭與社會主義變革連結起來的綱領。

建立工人階級的加泰隆尼亞共和國！

（獨媒特約報導）38歲的烏拉圭球員科蘭加盟港超聯球隊傑志，傑志下午開記者會簡介亞冠計劃和介紹球員。科蘭表示由朋友口中認識香港，指香港和日本有點相似，而自己和太太都喜愛日本：「好多人都話香港好靚，great city。」科蘭在場時用廣東話說：「我會加油。」他表明會盡力替傑志爭取好成績：「一直有做體能訓練，所以體能沒有問題，技術無太多倒退。」

科蘭在烏拉圭獨立隊出道，曾效力英超曼聯、西甲維拉利爾、馬德里體育會，在2014年轉投日職大阪櫻花，前年加盟印度孟買城。科蘭表示家人支持他來港效力，因為在日本生活的日子感覺良好，對於今次來港是「沒有想太多，來體驗」。他又指今年是出道第二十年，希望能在場上以態度感染年輕球員。

科蘭在2010年世界盃中奪得金球獎，並曾替烏拉圭上陣超過一百場。科蘭將穿上18號球衣，18號是他在獨立隊出道時的號碼，由理文外借回歸的佐迪將改穿14號。傑志總教練朱志光表示，科蘭的加盟增加了球隊動力，今次亞冠的目標只抱住做到最好及不斷進步，「為香港球隊攞到啲嘢，俾人睇到香港球隊係有實力」。

傑志公布亞冠的外援名單，包括科蘭、華杜斯及費蘭度，亞援則要稍後公布；並將回收外借的鄭展龍、李毅凱和佐迪。此外，亞冠盃的成人票價分為$300和$250，特惠門票則是$150，首場賽事的門票將會在1月22日開售。而今周開始，傑志在港超聯的成人及特惠門票將分別加價至$150和$50。

在亞冠盃中，傑志的同組對手有全北現代汽車，其他對手包括柏雷素爾和蒙通聯對決柔佛DT的勝方、天津權健與外圍賽第二輪的勝方。外圍賽第二輪的對賽隊伍為布里斯本獅吼及撣聯對決塞列斯尼格羅斯的勝方。如果天津權健順利晉級，傑志將會在2月13日先作客天津，並在2月20日主場迎戰全北現代汽車，預計主場會在香港大球場。但由於4月14日的賽事和國際七人欖球賽撞期，該場賽事有可能轉到旺角大球場。

在記者會後，朱志光透露，科蘭已在威爾斯親王醫院作身體檢查，目前精神面貌不俗，強調他「唔係嚟打一場波」，所以逢星期日都至少會將他放在後備席。他表示，科蘭已問過傑志另一外援、曾為孟買城隊友的華杜斯不少意見，所以不擔心適應的問題。

記者：麥馬高

保安局在2018年1月9日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滙報“2017年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該“應變計劃”命名為“棋盤二”。是次演習在2017年12月20至21日舉行。

保安局為此在於2017年5月成立一個演習管理組，委聘了法國專家作顧問。是次演習為期兩天，參加者包括來自35個決策局、部門和其他機構的逾1400名人員，以及約200名志願者。

其目標為：

(a)測試政府應對嚴重核事故的能力；
(b)測試大亞灣應變計劃的效能；
(c)參考最新國際標準和做法；
(d)以增強公眾對政府應對核事故的信心；以及，
(e)加深市民對核應的認識。

其衍生模擬事件包括：

(a)事故通報機制；
(b)政府應變架構的啓動；
(c)疏散東坪洲居民；
(d)監測和評估；
(e)有關輻射熱點的謠言；
(f)為入境旅客監測；
(g)治療受污染人士；
(h監察進口食物；
(i)公共衞生的公眾關注；及
(j)對人身污染的公眾關注等。

其主要活動為：

(a)出動水警輪運送東平洲撤離人士，以及在馬料水公眾碼頭流動監測中心為撤離人士進行輻射檢測；
(b)派出直升機和流動巡測隊追蹤空中輻射煙羽及監測地面輻射水平；
(c)調派香港天文台的輻射巡測車以及派出消防處的危害物質專隊搜尋放射源頭；
(d)在邊境管制站及指定的公眾泳池設立監察中心；
(e)監察進口食物及活生食用動物，入境旅客、貨物及車輛；以及
(f)啓動醫院的緊急事故輻射監察中心。

它的公眾教育主要是：

從9月至今在城大擺攤，約1100名學生到訪。

後語

是次活動是政府的例行活動，似乎是其各部門的一次預演，公眾並無興趣。這是因為公眾早已對大亞灣核電失去信心，而且，在這段期間，有媒體關注到台山核電出了問題，但政府或該小組全無回應。

是次活動花了多少錢，政府並無交代。事實上，保安局也不重視是次演習，因為，它在2017至18的財政預算案中沒有提及。所謂加強大陸進口食品也屬離地，屆時港人一定不肯食大陸進口肉食等。

法國專家意見為，“改善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輻射測試室可能出現交叉污染的風險。”這即是無意見。政府一向喜歡找些外國專家，假裝自己為國際城市。雖然香港市民一般不信大陸佬，筆者認為，與其給錢外國人不如畀大陸佬更實際，因為，這些核電廠是他們的，他們最知問題所在。

是次運人點在東平洲完全荒謬，一則東平洲只有數十戶人家，二則假若真的發生事故，從大亞灣的風未吹到香港，那裡的遊客早已走人。

香港的事無奇不有。特首說新任律政司政治警覺性不足，又說她是最佳人選。那麼香港要對大陸的可能核事故抱有警覺性幹嗎？

總之一句話，應做的已做，出了事靠祖國！

（獨媒特約報導）近日海麗清潔工罷工後籌款餘款爭議，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獨媒訪問回應質疑。他指「職工盟勞工權益基金」雖無獨立註冊，但在帳目和銀行戶口上獨立分列，絕不會用作職工盟日常經費。蒙兆達指作為一個公開籌款的基金，認同需有透明度及向公眾問責，基金會採納建議，亦非常樂意回應公眾的意見。

蒙兆達向記者展示基金由成立至今四年的銀行紀錄。他指基金緣起於2013年碼頭罷工，工潮結束時罷工基金尚餘約9萬。蒙兆達指當時認為歷經紮鐵和碼頭罷工後，未來工潮或會再臨，需備有充足彈藥和大財團大商家抗爭，故提岀成立勞工權益基金，支援日後罷工工人。提議獲碼頭工人支持，職工盟清空一個銀行戶口作基金專用，而罷工工人更各自從獲得的罷工津貼中籌集逾32萬注入基金。

銀行資料顯示，在碼頭工潮結束後的2013年6月，尚有款項存入戶口。蒙兆達指部分為工潮發生期間支持者已承諾捐岀的款項，部分為海外工會支援，當月結餘為42.7萬。

成立基金時的碼頭工會通訊

2014年職工盟換屆後，成立第一屆基金管委會，並訂下章程，規定款項只能用作支援工潮。五人管委會由三名職工盟執委，以及一名碼頭工會理事及一名社會人士組成。第一屆五名成員包括職工盟執委鄭清發、潘天賜及吳曉真，社會人士則為莊耀洸，香港碼頭業職工會代表為黎馬建，至2016年換屆，五名管委中鄭清發及吳曉真改由吳敏兒及翁愛明取代。

「職工盟勞工權益基金」章則

蒙兆達指基金運作較低調，成立後並無公開籌款，至海麗工潮前僅曾在2016年動用1.2萬支援救生員罷工。他指基金向所有工人開放，由管委會審批。他指海麗清潔工工潮是由清潔工工會提岀使用基金，工會亦須向基金提交工會財政證明等資料予管委會審批。

銀行資料顯示，基金在2016年1月有支出

對於為何未有獨立成立法人團體，蒙兆達指基金源起碼頭工潮，基金（「職工盟勞工權益基金」）亦是打正職工盟名義，由職工盟管理合理。他指職工盟帳目每年均會核數，而基金款項列為應付帳目，預備隨時支出支持罷工工人。

蒙兆達指，過往數年職工盟收支相若，無須繳税。他指即便因此產生税款亦會由職工盟全數承擔。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

他重申有固定基金組織及戶口，能在工潮發生時即時應對。蒙兆達又指支援「13+3」的基金，亦是使用職工盟戶口。他認為只要清楚向公眾説明及交代便可。他稱職工盟在管理上十分小心，不會令基金戶口混入其他帳目。

對於今次引起的爭議，他稱海麗清潔工籌款時，已清楚說明使用勞工權益基金。他認同對餘款的處理在宣傳上可以更清晰，明確指岀餘款用作支援日後其他抗爭更理想。

他指基金會作檢討，加強透明度並考慮增加宣傳。蒙兆達指作為公開籌款的團體，具透明度及問責是必須，他非常樂意解釋，以釋除公眾疑慮。不過他指部分意見武斷和情緒化，包括指職工盟「落格」等，他認為這些言論無助增加彼此了解，只會引起不必要反彈。

銀行戶口資料顯示2016年1月基金支援救生員後，結餘未有大變動，維持在約42萬，多份月結單每月只錄得零或數項收支。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指出：「正常工作日的確立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長期的多少隱蔽的內戰的產物。」

《資本論》是從事工人運動必看的書，但已是百年前的著作，隨着歷史的前進，部份內容已不切合現今社會，但其論部份仍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現將書內有關爭取八小時鬥爭的內容擴充整理，以供工運工作者進一步討論，探索工時鬥爭的前路。

工時制度的戰鬥

工時制度是工業革命的衍生品，工業革命前，没有工時制度。進入第二代工廠工人時，工人為爭取10小時工作展開了鬥爭，繼而進行集體談判鬥爭，就時間和時間的含義進行談判，提出八小時工作制，進而是減少加班時間和保證加班工資。(1)

1833年英國《工廠法》規定，每天工時為15小時。(2)當時《工廠法》又規定：「一般工廠勞動日應該從早6時到晚9時。」(3)1834年3月英國棉紡工人罷工，號召每天工作八小時。(4)促使政府於1847年通過《10小時工作日法》，立法縮減工時至每日11小時，1848年再縮減至10小時，可惜例於1850年被廢除。(5)1850年的《工廠法》規定每工作日為十小時，內有半小時早飯時間，和一小時午飯時間。1853年，倫敦建築業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進行了罷工，以失敗告終。1864年英國規定10小時工作制，1894年進一步規定8小時工作制。(6)

早在十七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德尼‧維拉斯（Denis Vairasse，1630-1700），在他的《塞瓦蘭人的歷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一書中，率先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想法，將一天的24小時分為3等分，分別用於勞動、娛樂和休息等。接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於1817年8月更具體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學習」。他認為無論工作15小時還是12小時，都影響工人身體健康，(7)因此發動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結果以失敗告終。

繼美國加州發現金礦後，1851年在澳洲也發現了金礦，淘金熱造成勞動力短缺，工作強度增加。縮減工時成為澳洲工人關心的問題。1855年9月22日，澳洲悉尼石匠工會決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會後部分石匠與僱主溝通後，達到了目的。次年1月，悉尼石匠工會再通過罷工，迫使僱主將所有工時縮短為8小時。於是年11月，悉尼石匠工會、木工工會和泥水匠工會等，跨界別聯合成立悉尼勞工同盟，團結一致爭取八小時工作制。

到1862年整個悉尼建築行業工人，已經全部獲得八小時工作制的權利。同年4月21日，墨爾本大學的一群石匠罷工，並召集其他石匠加入，且遊行走向國會大廈。數週後，同業公會率先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澳洲基本上實現了八小時工作制。墨爾本維多利亞街與羅素街交匯處有一座8小時工作制紀念碑，碑頂端有縷空的「888」三個數字。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工人是每天12小時，甚至更長，工人開始進行縮減工時的鬥爭。(8)1835年，費城工人團結起來要求每天10小時工作，但是中間只工作8小時，另外的2個小時是食飯時間。鬥爭中費城木工宣佈，所有人都有從上帝那裏得到正當的權利，每天要有充足的時間用於學習和自身的進步。因此，一天勤奮工作10小時足夠了。

僱主拒絶了工會的要求，工人通過以罷工來與資本家作堅決鬥爭，進行了北美首次總罷工，罷工口號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迫使美國總統於1840年頒令實行10小時工作制。(9)

美國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由斯圖爾德（？）和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發起，斯圖爾德認為，一個以技術和生產率發展為特徵的經濟體可以把增長的部份利潤，用於減少工時。他更指出，如果工人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那麼他們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就會擴大，從而會要求提工資，而工資的提高又會令資本家使用更多的機器提高生產率，為進一步減少工時打下基礎。(10)

《資本論》第四章〈貨幣轉化為資本〉，已指出工人消費是令資本家得益的。因為「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1)而工人因有餘閑而增加消費，會加速商品流通。現在資本家已在這情況下利潤大增，可是高消費卻爆發嚴重浪費的問題，引致環題，工會工作者應把環保問題納入工運議題內一起處理。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工人每天工作14至16小時，甚至長達18小時，但工資卻很低。

在工人運動的強大壓力下，美國國會被迫制定了八小時工作制的法例。但是資本家根本不予理睬，這項法例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工人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決定將這場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準備舉行更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到了1865年，美國已經出現數百個八小時工作制同盟會。在1866年初，一份長達22英尺的請願書被送到了加州議會，上面有十一萬一千人的簽名，強烈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1866年9月，第一國際在瑞士日內瓦代表舉行大會，承接美國工人的八小時工作制鬥爭，提出了第十二號文件《限制工作時間》，作為全世界工人階級鬥爭的共同綱領。文件指工時鬥爭是一切鬥爭的先決條件，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己支配，八小時休息」的口號，要求世界各國制定法律予以確認。(12)

八小時工作制立法

1962年美國立法規定國家企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13)

1877年美國鐵路工人廣泛罷工，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罷工。工人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勞動與生活條件，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立法。當局以武力對付罷工。罷工隊伍卻日漸擴大，工會會員人數激增，各地工人也紛紛參加罷工運動。(14)在工人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國會被迫制定了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但是資本家根本不予理睬，這項法律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工人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如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1758-1831）於1882 年傲慢地說：「我並不認為制定八小時工作制的法規是符合憲法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讓我實施一項不符合憲法的法律。」這一番話最能代表資本家對八小時工作制的態度。工人決定將鬥爭繼續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準備舉行更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1884年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號召工人於1886年5月1日起，開始實行全國總罷工，要求實施八小時工作制。得到二萬多間個企業的卅五萬工人響應，上街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全國各種不同膚色、不同工種的工人，一齊進行總罷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罷工中心在芝加哥，美國的主要工業部門處於癱瘓狀態，火車變成了死蛇躺在地上，商店更是鴉雀無聲，所有的倉庫也都關門並貼上封條。

當時在罷工工人中流行著一首《八小時之歌》，唱出的歌詞：

我們要把世界變個樣，
我們厭倦了白白的辛勞，
光得到僅能糊口的工餉，
從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思考。
我們要聞聞花香，
我們要曬曬太陽，
我們相信：
上帝只允許八小時工作日。
我們從船塢、車間和工廠，
召集了我們的隊伍，
爭取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休息，
八小時歸自己！

罷工發生流血事件，政府把8名工人領袖判刑，7人被絞刑，一人判被判15年徒刑。此舉激起美國各地工人群眾的強烈抗議，進一步掀起了全國乃至歐洲的工人的罷工運動。在世界輿論的支持下，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援下，美國終於在一個月後宣佈實施八小時工作制。美國工人雖取得了勝利，但全世界都把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只有美國例外。

美國雖有了八小時工作制法例，但並沒有普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多數工業部門中的工人仍然未能享受到八小時工作制。即使在已經實現八小時工作制的澳洲，沒有加入工會的非熟練工人也很難以得到八小時工作制的待遇。工人能夠加入工會的地方，如果地點不是在悉尼、墨爾本等，基本上還是每天工作10小時或以上的。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美國家逐步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為了刺激經濟的高速發展，獲得更多利潤，以維護這個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家不斷採取增加工時和勞動強度來剝削更多的工人的剩餘價值。

十九世紀中期，世界各工業或國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4至16小時，工人開展了縮減工時的鬥爭。歐美國家工人差不多用上了一百年的時間，把工時每週六十小時以上，縮減為每週卅五至四十小時，並引入有薪假期制度。(15)

191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阿當遜法案》Adamson Act，規定在跨州經營的鐵路公司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法案遭到了資本家的抵制，並聯合起訴該法案違憲，1917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則該法案合憲，美國工人再次鬥爭勝利。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4天後正式宣布，實施八小時工作制法令。

1919年剛成立的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第一號公約《一九一九年工業工時公約》，開宗明義指「本公約旨在限制工業事業單位每日工時八小時；每周工時四十八小時。」公約只適用於工業，不適用於商業。到了1980年制定第三十號公約《商業及辦事處所工作時間公約》，將八小時工作制推至商業和辦公場所。

進入八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行8至10小時工作制，每週休息一天。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則每天工時7小時。

當時中國的工時約為10至12時，(16)中國工會於1922年5月1日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上，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案》，開展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鬥爭。1926年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張八小時工作制，禁止10小時以上的工作。1929年中國頒發《工廠法》第八條，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17)中共建政後，於1949年9月通過的具有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三十二條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改革放後外資湧入，工時大幅增長。1994年7月5日，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將八小時工作制定為法律。1984年台灣的《勞動基準法》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48小時。(18)

日本於1947年通過的《勞働基準法》，規定全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現在全球化下，發達國家將大量加工和傳統工業，轉移到勞工廉宜的發展中國家，令該等國家普遍出現工時延長的情況，這是歐美國家工業化初期工時延長的歷史重現，約有六億勞動者工時超過48小時。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巴西立例規定每週工時48至60小時，工人雖進行抗爭，但在政府強力干預下解決，至八十年代始被全球化所打破，實現每週44小時工作制，工會的抗爭力量亦起了一定的作用。(19)

香港工時鬥爭

早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香港工人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立法。

1946年，香港船塢工人罷工，爭取每天工作8小時，最後在政府斡旋下，資方接受八小時工作制而不削減工資，船塢工人和資方的只是君子協定，沒有法律效力，結果部份船塢拒絕履行協定。

1964年，港英向商界提出全港女工八小時工作制的立法建議，卻又批准商界享有工時豁免權，默許女工繼續超時工作。

1967年5月，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同意讓香港工時狀況與國際標準接軌，卻沒承諾任何具體立法內容和時間表，而且當時亦確有很多工人要求加班以增加收入。1967年夏，僱主要求每個工人每年可加班100至150小時，甚至要求在特別情況下可達300小時；而對48小時工作周的建議，僱主則要求六年時間作寬限期。

眼見立法停滯不前，英國派勞工顧問G. Foggon（？）來港，增加港督戴麟趾（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1915-1988）與商界周旋的實力。Foggon抵港後即提出較具體的逐年遞減方案：以五年時間，把每天工時逐年減少30分鐘，但在這五年，僱主可享有讓每位工人每年加班最多300小時的豁免權。12月，立法局總算通過了全港女工8小時工作日的草案，但可惜香港是西方國家主要成衣、玩具及電子產品主要來源地，以致香港女工在之後兩年加班工時不跌反升。

戴麟趾眼見八小時工制時間表形同虛設，便於1970年2月以公眾利益為由，取消女工晚上工作的規定，更從此拒絕殖民地部再派來勞工顧問來港調查。此時， 8小時工作日法例徹底變成紙老虎。(20)

1988年，港英才對受僱於工業界的15至17歲未成年工進行工時立法，規定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但過了30年，有關保障仍未擴至17歲以上的工人。

1990年代，香港主導產業已是服務業；工作零散化、勞動巿場割裂，只有少數工人依然維持「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大部分工人不是輪班制，便是無意識地接受加班，導致正規工時概念逐漸在香港工人的腦海中消失。(21)

結論

今天香港工運，爭取工時立法是重要的鬥爭，但三八制並不完全切合今天的需要，因為綜合各國法律的工時內容，工時的廣義是包括有限定的工作時數、工人可以自主支配的有薪假期、加班工作的計算方法、限定的加班時數、待命、連續工作期間的小休和吃飯時間等。(22)加上藍領和白領面對的工時條不同，彈生工時和在家中上班等出現，有待工運工作者重新制定一套新的全面工時鬥爭綱領，由工人階級領導中產階級開展新的工時鬥爭。有關工時的議題，筆者尚在網上發表了〈工時是甚麼〉和〈工時的歷史〉等文。

8.01.2018

參考：

(1)參閱筆者的〈工時的歷史〉一文。
(2)福斯特著：《世界工會運動史綱》（北京：三聯，1961），第34頁。
(3)杜君立著：《現代的歷史》（上海：上海三聯，2016），第58-59頁。
(4)馬克思著：《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1975），第34頁。
(5)恩格斯著：〈英國的10小時工作制法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載《馬克思中文文庫》
(6)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第146頁。
(7)杜君立著：《現代的歷史》，第58-59頁。
(8)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第146頁。
(9)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第145頁。
(10)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第146頁。
(11)馬克思著：《資本論》，第1卷，第167頁。
(12)布拉斯拉夫斯基編：《第一國際》（北京：三聯，1964），第43-52頁。
(13)耶克著：《第一國際史》（北京：三聯，1964），第49頁。
(14)福斯特著：《世界工會運動史綱》（北京：三聯，1961），第173頁。
(15)趙煒著：〈製造業工時制度變化研究〉，第72頁。
(16)高愛娣編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08），第36-37頁。駱傳華著：《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3），第192-頁。
(17)駱傳華著：《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3），第345頁。
(18)趙煒著：〈製造業工時制度變化研究〉，第72頁。
(19)趙煒著：〈製造業工時制度變化研究〉，第72頁。
(20)蕭裕均著: 〈香港標準工時發展史：曾錯失黃金機會，比發展中國家更落後〉，載《香港01周報》 2016年5月6日，網址
(21)蕭裕均著: 〈香港標準工時發展史：曾錯失黃金機會，比發展中國家更落後〉，載《香港01周報》 2016年5月6日，網址
(22)請參閱筆者的〈工時是甚麼〉，載《獨立媒體》，網址

右為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主席何應

（獨媒特約報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日前公布，在深水埗通州街270號至286號及桂林街1至5號市建局的重建項目設立一座五層高的「設計及時裝基地」，但一街之隔的欽州街小販市場仍然前途未卜，布販認為政府今次的方案過橋抽板，不但無視布市場，更斥方案是抄襲民間方案。

俗稱棚仔的布市場位於欽州街，布販在2015年8月接到政府搬遷清拆通知，騰出位置興建200個居屋單位。食環署在2016年9月提出搬遷到通州街臨時市場，但布販拒絕。布販指通州街市場租金過高難以經營，最貴的攤檔比起棚仔租金高近10倍；不滿政府未有承認全部50名布販，要求全體一同搬遷到通州街市場。

市建局重建項目現址

政府今次提出的「設計及時裝基地」，稱以培育香港新晉設計師和發展深水埗旅遊業為主，基地的樓面實用面積共約 3,600 平方米，並建議交由「香港設計中心」負責營運。基地包括時裝服飾展示區、時裝製作工場、創意及協作空間、設計圖書館及物料資料庫等。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主席何應認為「基本上係一字不漏照抄，但發展就無我哋份」，不明白何以政府投放十億資助上流時裝設計師發展，但就苛刻要布販「捱貴租」。

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曾在2016年6月向政府提交一個名為「棚仔社區布藝時裝中心」的民間方案，計劃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物料採購、製作者空間、教學、銷售、展覽和表演，並設立布業歷史資料館等，政府當時並無接納此方案。

民間方案後來更奪得香港規劃師學會2017年年獎銀獎和澳洲「勇氣及社區參與獎項」（Wendy Sarkissian Award）。何應指，布販曾將「民間方案」遞交予區議員和政府部門，又與他們開會洽商，「俾曬料佢哋」，沒想到現在政府「過橋抽板」。

民間方案除了倡議第一至三座劃為賣布攤檔外，在第四座和第五座會設立一個時裝布藝資源中心和社區文化中心，裏面包括小型工場、共用設施（如教學用衣車)、布料資料庫、布業歷史展覽館和多用途室以供團體進駐租用作寄賣店或會議室等；「有趣」的是，政府「時裝基地」方案內容有部分與民間方案相似，包括同樣設有時裝製作工場、資源及實踐中心用作舉行工作坊、座談會及會議，以及設計圖書館及物料資料庫等，兩者不同的是，政府方案並無預留地方安置布販。

據商經局的說法，「設計及時裝基地」主要的目標對象為設計學校學生、新晉設計師、時裝買手、採購公司和旅客，項目預計2023至2024年落成。「有趣」的是，政府「時裝基地」方案內容有部分與民間方案相似，但並無預留地方安置布販。商經局局長邱騰華以「基地目標、對象同『棚仔』唔一樣」為由解釋，並指棚仔搬遷計劃是由食環署負責，非商經局工作範圍。

布販東叔

另一布販東叔認為布販與時裝設計是「同埋一氣」，但政府只「幫有錢有勢既人」，希望政府能讓步容許布販以相宜租金繼續營運。棚仔關注組的曾昭文則對獨媒表示，不接受邱騰華的說法，強調「計劃目標點可能同棚仔無關，明明布販就係時裝行業一部分」不明白局方竟把計劃和棚仔布販「斬纜」，認為政府此舉是「各自為政」。

曾昭文指不明白何以政府由始至今只私自與香港設計中心洽商，從沒聯繫棚仔布販，認為政府「黑箱作業」。他認為政府的方案「貴族化」，因為民間方案原意為連結時裝行業和社區，讓不同社區人士都能參與時裝行業，包括基層或南亞裔婦女。

曾昭文表示，政府的方案傾向預留資源予設計師等專業人士，而民間方案側重於傳統手藝的傳承。他認為這才是整個深水埗時裝行業的魅力所在，望政府不要割裂傳統和布販元素。

深水埗區議會星期二將會討論「設計及時裝基地」方案，民協當區區議員衛煥南指方案是「得個講字」，斥政府將基地描述得美侖美奐，但隻字不提棚仔布販。衛煥南認為，政府在2015年急於收回棚仔是因為當時房屋政策「急住起居屋」，但現在政府換屆，相信現時有時間和空間和現屆政府討論棚仔布販的去向。

在「設計及時裝基地」計劃公布三日後，何應接到食環署電話，這亦是自2016年9月後雙方第一次交涉。食環署代表在電話中提到，通州街臨時市場已完成裝修工程。何應對獨媒指，布販一年來都不敢大量入貨，最多只購入一至兩個月的存貨。他強調布販仍希望食環署能接納他們的訴求，否則會堅持不遷不拆，「你安排妥當我哋就唔阻你發達」，但目前仍未安排會面。

記者：李嘉雯

又到年尾全年結賬，看員工有無花紅分的時候了，而深水埗區議會撥款在過去一年那一家機構那一個團體奪得最多撥款呢？

答案就係勞聯智康協會了，實在飲得杯落，所以該會以副主席李詠民區議員的名義，最近私人宴請一眾深水埗區議員，在其會址之內享用免費蛇宴，答謝大家在過去一整年在區議會都支持該會所遞交的撥款申請全部都獲得通過。以單一團體來計算，勞聯智康協會簡直獲得全年大獎，不單只獲通過的撥款申請項目數量冠絕全深水埗區，各份申請加起來的金額就更加近百萬元之多。

無巧不成話，負責審批各項社區活動撥款申請，乃深水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及其轄下撥款審核工作小組，負責的主席也正是李詠民區議員。所以勞聯智康協會更加值得大事慶祝，因為負責撥款審批的是李，奪取最多撥款的機構又是李，發信邀請一眾區議員享用免費蛇宴的當然也是李，一人可以分演多重角色，實在可喜可賀。

不過，同樣係申請撥款，某些地區民間團體的遭遇卻截然不同，不單只要過五關斬六將，更加一次又一次地給拒絕或者被扣減經費才能勉強過關批出撥款。可謂同人唔同命，或者我們深水埗區的團體都要學習一下勞聯智康協會，多些請客吧!

明天是新界東補選的初選。如果你的見解一向與我接近，我呼籲你不要投郭永健。反之，你則應該考慮投他信任一票。

眾所周知我經常發表見解，郭永健曾於新移民綜援及全民退保兩個議題高調反擊，並稱要「給謝冠東掃盲」。從他的長文裡，我深切了解他的取向。

* * *

新移民綜援的爭論發生在2013年12月。我指出新移民的就業率只有44.9%。假如他們沒有就業卻領取綜援，那就是「盡責的香港年青人早出晚歸努力賺錢兼未有兒女，與此同時卻還要資助只重權利的那一類新移民，留在家裡時刻與子女共敘天倫。」我指出此事的不公。

更荒謬的是，現在更有新移民打算追討之前的綜援。若他一次過追討六年的綜援，一下子有15萬元資產，倒還比不少港人富有。

郭永健回應，這些未有就業的新移民，應是在家裡擔當了家庭主婦。而根據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所做的研究，家庭主婦平均每周在家裡勞動46.8小時，與港人每周平均工時47小時相若，言下之意新移民其實同樣勤奮，社會貢獻同樣地高。

至於追討六年綜援，他說他們有申請的權利，但能否成功追討還要視乎審批政策。最後他促請大家討論新移民時「不要被偏見蒙蔽了眼睛」。

可是他忽略了，那些工時47小時的香港人，其實回到家裡一樣要做家務，而且還要是以有限時間趕急地做。我指「如果我們不能同意那實情是較辛苦的人（香港人），去讓另一班人較舒服（新移民），我覺得是離地的。」他看不到這個事實，可能是因為如他所言，被偏見蒙蔽眼睛了。

至於追討六年綜援有待審批，我的結語是「不論能否勝訴，我只是想問你們會否嘗試勸阻新移民向港人聲討15萬元，以免引起港人對新移民的反感？又還是你們覺得這種申索合情合理？」對於我的各種回應，郭永健再無回答。

* * *

全民退保的爭論發生在2016年12月。當時我指出坊間提出的一眾全民退保方案，均會在不久的將來宣告破產，例如以周永新團隊的研究去推算，全民退保聯席的方案仍是會在2050年破產。至於66學者方案，則會在2069年破產。

我這樣進一步說明：「有學者說2069年很遙遠，到時人類已移民火星之類（語出梁啟智〈全民退保掃盲貼〉）。可是那其實一點都不遙遠。如20歲的年青人今天支持這份保障，投入供款，到45年後他退休，已是2060年，他隨後只能得到8年的分發。而十多二十年過後的新一輩年青人，在明知最後不剩一文，沒有分毫保障下，定會追問為何要供死會，我們只是去創造一場十年後的革命。」

郭永健則寫了〈給反對全民退保的謝冠東掃盲〉 一文回應。他附上刊於《明報》的拙作〈郭永健：全民退保 真係計唔掂數？〉，指出他已找到不會破產的方案。

有趣的是我看過之後，發現雖然他在文中說他的方案在2064年仍有正結餘，可見能持續。然而我指出「但郭永健方案到2065年即告破產，因為2064年的結餘是0，而當時的入不敷支數目是每年143億元。」我亦說「這個問題我早幾天已問過你吧，但你不願回應。」其後他亦沒有回應。

* * *

郭永健是左翼人士，觀點以左翼為先。但我則沒有明顯的左右傾向，我著重的是那件事是否公平合理，切實可行。我認為新移民綜援對本地上班族不公；另一方面全民退保破產後，新一代則會面臨只有供款而無法領款的不公。我認為政策不能昧於事實，只以立場行先，並相信只有建基於事實的見解才能贏得民心和對巿民負責。我每一次都會全面回應郭永健的論點，唯他通常對我的有力反饋置之不理。

儘管我們的立場有如天壤之別，但我一向敬重郭永健，這個年代仍能投身社會運動是非常難得。然而在星期天的初選，我們應該要選出最有實力，又或最貼近自己立場、最能代表自己的候選人。希望各選民能從上述討論中，找出真正值得自己支持的賢能。

人類絕大部分的遊戲／制度都有成功者和失敗者，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凡有競爭規則便有歧視，汰弱留強在長遠上可達致均衡狀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則認為，成功與失敗的分野涉及殘酷的道德運氣。但無可否認，在某些遊戲／制度中，成功者往往只佔少數，他們甚至可以勝者全取，但中間落墨的空間異常狹窄，甚至並不存在。換言之，其餘的均會成為失敗者。

金錢賭博或許是其中一個顯例。不少反對金錢賭博的人，均會以「十賭九輸」的結果論（註）作為主要的反對理據。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從或然率來看，金錢賭博並非唯一一項成功機會渺茫的人類活動。比方說，當今世上希望成為頂級運動員的人為數不少，但能夠夢想成真的只是鳳毛麟角；歷來有不少投入大量精力參與培訓，但又未能成為頂級運動員的人的生活十分堪坷。故此，有不少人以參與高風險賭博來形容實踐做運動員的夢想。又例如，香港每年有逾六萬日校學生報考公開試爭取大學入場券，但考入大學的百分比並不比「十賭九輸」好多少。

部分日校老師會告訴學生，若然日後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人（何謂成功？），那便要努力溫習應考公開試，不要歪想靠賭博等旁門左道便有出頭天。但大學之道，在於明白權威所說的不一定是對的，更何況老師十居其九在賽馬和賭博上也遠遠稱不上是甚麼權威。撇除一些無聊至極，且匪夷所思的道德優越感後，那理應不難發現，賭馬和應考公開試有着相當的共通之處。

首先，向來有不少人批評賭馬和公開試制度存有問題。

第二，賭馬和公開試制度同樣存有莊家，前者的莊家為馬會，後者的為考評局。

第三，賭馬和應考公開試也沒有絕對的公平這回事，當出現有問題的賽果和試題時，莊家也保留最終的決定權。

第四，如考生要獲取佳績，學習相關的學科知識是重要但不充分的條件。同樣地，如賭徒希望賭馬贏錢，學習賽馬的知識是重要但不充分的條件。

第五，且最重要的是，謹記在賭馬和公開試制度的成敗不是人生成敗的重要一環。若然你應考公開試和賭馬同樣失敗，那也不一定是致命性的（無論如何，若有人曉以大義告訴你那是唯一的出路，那他便是以傳說中的「精英」心態去度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判斷自己是否仍適合玩這兩個遊戲。遊戲縱然不盡是公平，但在制度內獲取理想成績仍是有要訣的。你最終掌握不到要訣的實際操作並不要緊，但最好也對要訣的原理略知一二。

保守估計，香港有九成的人口對賽馬的認識是貧乏的。驟眼看來，這已符合「十賭九輸」的結論。誠然，有些人會指，有些根本完全不懂賽馬的人也可憑運氣贏大錢，故此學習賽馬知識不是必須的。沒錯！而且有些懂得賽馬的人也會輸錢，拉上補下仍可能與「十賭九輸」的結論脗合，但這並不足以否定無知是賭馬輸錢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道理上，具備知識和理性，是人類作決策的重要條件。然而，不少人的問題，在於無知之餘並不知道自己的無知，而且感情用事，這些人既不適合作決策者，亦不適合參與賭博。若然一個賭徒在下注時，突然想起唐代詩人李白的《將進酒》的名句「千金散盡還復來」，加上當天心血來潮對「五號冧把」有莫名奇妙的好感而押下重注，那基本上是毫無理性可言，只能聽天由命。這樣的描述或許有點誇張，況且人類社會的資訊並不充分，所以並無任何人由始至終也能作出理性無誤的事前預判。近年聲名大噪的行為經濟學派便指出，人類必然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做出不理性的行為。

不過，我們可以從處於賭徒對立面的馬會的操作，側面窺探出大部分賭徒輸錢的緣由。馬會的宣傳是感性大於理性的，目的在於吸引更多人參與賭博；馬會的賽日頭條新聞是半情半理的（純在統計上，馬會的賽日頭條重點報道賽駒大多表現未符報道如期，原因仍有待考究），但負責把關操盤的，是頭腦相對理性的精算師和電腦。當群眾受到感性的牽引選擇投注，主要對手卻是處於相對理性的位置時，那麼整體來說誰勝誰負便呼之欲出。現時馬會採用匯合彩池，即是最終各賽駒的賠率亦會受到其他國家投注者的決定所影響，但總的來說，馬會定下的賭博規則是經過精確的計算，除非沒有人參與賭博，否則馬會因營運賭博活動而破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投注者要從馬會身上贏錢，那除了寄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外，便需要有不遜於馬會精算師和電腦的理性頭腦和運算能力，甚或要掌握更多的內幕資訊。一般人無法做到這點，那自然被牽着鼻子走。但絕大部分能夠賭馬贏錢的人本身已是高度理性且極有紀律，那麼大數據或／和內幕資訊的輔助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威力。大數據和內幕資訊，其實分別就是學術界所指的量化分析和質性研究，但它們就好像倚天劍和屠龍刀一樣只是工具，關鍵仍在於使用工具的到底是個怎樣的人。若然你是個極感性的人，那麼即使把最好的分析放在你面前，那你仍很可能會依照自己的感受或主觀願望去行事。所以，筆者一直認為感性的人並不適合參與賭馬遊戲，只是倘若他們當中有人對賭博着了迷，那麼理性的勸勉在短期內傾向無效居多。

有些人可能會反問，若然賭馬需要如此高的要求，那人生還有何樂趣可言？這樣想的人便是感性為主，他們絕大部分也不適合參與賭博。具備賭馬賺錢的先決條件，與賺錢後擁有人生樂趣並無必然的關係，況且以上一直討論的均只圍繞着甚麼是賭馬賺錢的先決條件，但他們竟走向提出不相干的批評，那還怎能寄望他們有足夠的理性呢？

又有些人表示，自己在沒有涉及金錢投注的情況下頭腦特別清醒，無論猜多少場賽果也能輕鬆猜中，但一旦涉及金錢投注，便不時出現失利的情況。其實，那些人是賭博界的韋達，在日常無壓力的情況下才能交出表現，在關鍵時刻卻經常出現岔錯，他們同樣是不適合賭馬的。賭馬是講求天賦的行業，缺乏天賦者在初期或許能靠少許運氣贏頭彩，但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地累積失敗的經驗。不幸者甚至受到「失敗乃成功之母」的迷思影響而不斷陷入深淵當中，不能自拔，甚有孔乙己偏執地繼續報考科舉的影子。

與賭馬一樣首重天賦的職業是騎師。騎師是運動員，而眾所周知，運動員首先需要具備天賦，然後才是努力不懈的練習。騎師在陣上的觸覺和發揮，固然可以透過經驗累積而作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實情是，比你更具備天賦的騎師大不乏人，他們的努力程度亦不在你之下。眾多鼎鼎大名的騎師，例如戴圖理、柏兆雷、莫雅、蘇鉻倫、潘頓等均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之輩，甚至連親愛的韋達哥哥在南非出道初期也享有「德班魔鬼」的美譽（其實連賽駒也首重先天能力）。迄今唯一透過刻苦訓練克服先天天賦不足的大騎師只有莫雷拉一人，但別忘記，莫雷拉天生的身型奇特，他能夠不用刻意節食而輕易造出輕磅，這使他在讓磅賽為主的當代賽馬世界享有不少先天優勢。如完全不理會自身的品賦局限、冥頑不靈地嘗試投身騎師行業，那便是不理性的高風險賭博。由此可見，賭博並非局限於以金錢作為下注的媒介。

無論如何，據了解，上帝會因人類自大和企圖以理性計算去取代祂的地位而懲罰人類。此外，耶穌命令人類不能事奉瑪門，又事奉上主。人若迷戀世間的財寶，便不能累積天上的財寶。不少基督徒便是類似的託辭去反對賭馬。筆者不敢妄自僭越上帝的權威，只好溫馨提示各位信徒，試問從事哪一行業或遠離哪一行業便可一勞永逸，或至少較易免受試探誘惑呢？筆者只知道，自己在理論上仍有權去選擇是否賭馬，但在政治博弈上，即使自己不願意，也有可能被迫參與在賭局其中，甚至淪為別人的籌碼和囊中物。人生無奈，莫過於此。

註：結果論的特點，就是以結果而非人權自由作為最優先考慮。哲學家Ronald Dworkin在探討人類是否有權利違法時，曾以賭博為喻去解釋何謂權利：縱然賭博會帶來負面的後果，甚至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若然這種行為是人權自由，那麼政府便不應該介入干預，否則那種人權自由是虛假的。當然，甚少人如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般認為人權自由大於一切，反之他們認為，若然自由放任會為社會帶來負面後果，那麼政府便有權或義務去干涉。

過去幾個月，幾家英超球會前後腳換領隊，成功程度各有不同，但至少都得到一段反彈，唯獨西布朗依然故我。 如果未來幾輪比賽仍沒有起色，也許要出動另一個錦囊……

2017-18球季上半季，由一眾英籍領隊組成的復仇者聯盟，來了一個英超反擊戰，最終搶下數支中下游球隊作據點，成功全面進場。執掌帥印後，他們各自施展渾身解數，最後無論是因為新領隊效應 (new manager bounce) 也好，還是專業救火員發揮功效也好，他們都為所屬球隊帶來了一點新氣象，也帶來不同程度的戰績上的提升。不過，聯盟中卻有一人斯人獨憔悴，那就是西布朗和他們的新領隊柏祖。

西布朗在十一月尾找上柏祖，雖然當時排第十七位是近年球隊在英超的最差成績，但球季還有超過一半，未算到了救火大於一切的地步。話雖如此，但扭轉球隊的差劣走勢，還是有其必要，否則待至泥足深陷之時已經太遲。柏祖素來不是以護級專家或救火專員自居，意味這位新上任的領隊，如果想在戰術理念成功灌輸給球員之前要帶來新氣象，便至少要帶來一段新領隊效應，希望就算未能回升也至少可以止跌。

可惜的是，新領隊效應彷彿從沒有出現過。柏祖上任後，領軍出戰了八場英超賽事卻未嘗一勝。八場比賽中，對手包括曼聯、利物浦及阿仙奴，這三場比賽取得兩分，其實並不失禮。問題出在其餘對同級對手的比賽之上：五場比賽的對手分別排聯賽第九、十四、十五、十八及二十，西布朗卻是五戰僅得兩分。即使遇上已提早為英冠作準備的史雲斯，或是潰不成軍的史篤城，西布朗都戰敗而回，在這些護級大戰的「六分波」也全告失利，情況堪憂。

雖然現在的西布朗，至少能給球迷一種取得入球的盼望：他們本季曾五次在一場比賽中製造十次或以上的埋門機會，其中四次發生於柏祖上任後。遺憾的是，實際成績暫時未能反映這個改善，看來柏祖是直接跳過了新領隊的那段蜜月期，這樣的話，西布朗的如意算盤，第一步便已經敲不響了。

眾所同知，柏祖的執教成績一直以來都是大上大落，優異的時候可以很優異，差劣的時候也可以很差劣，而通常都是先來一段好成績，然後到了某個時候就開始急轉直下：

2011-12球季，曾帶領紐卡素獲得第五名，到了2013-14球季尾段卻一度讓球隊在近19場比賽中輸掉14場，兼近18場有13場無法取得入球﹔

2015年初接掌水晶宮，同年帶領水晶宮取得第三多的英超勝仗，僅排在曼城和阿仙奴之後﹔但在2016年末被辭退時，水晶宮全年只贏了六場英超比賽，最後十場比賽當中輸了八場。

這一點就更令西布朗球迷們擔心了。因為如果真的跌過了幸福快樂的一段，直接進入成績差劣那一段，恐怕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扭轉劣勢，但如果再多看幾項數據，只怕球迷們會更擔心。事實上 柏祖近19次在英超領軍出戰，僅勝一場﹔而西布朗自己也是近33場英超只勝出三場，同時正處於連續20場不勝的走勢當中。這20場不勝的走勢，更是自2007-08球季，打比郡以史上最差成績降班以來，最長的不勝走勢。前任領隊佩利斯固然責任非輕，但找柏祖來接任，似乎亦找錯了人……

本季的幾支升班馬，尤其是赫德士菲和白禮頓，表現都不俗，意味季末很可能會有一支，甚至兩支在英超打滾數年的球隊將面臨重大降班危機。看看西布朗未來五場英超比賽，當中包括作客愛華頓、曼城及車路士，要搶分並不容易。因此如果這輪比賽主場未能擊敗白禮頓，現已距離安全地帶四分的西布朗，恐怕短期內會有再被拋開的危險。再看看季尾那五場，當中對手又包括熱刺，利物浦並要作客曼聯，意味著如果到了球季最後階段，形勢仍得不到改善，那麼最後幾場要搶分護級也殊不容易。在這樣的情況下，西布朗就應該計劃在二、三月盡量搶分，那時候要救火的話，柏祖又是否合適人選？而現在已是一月中，西布朗還有多少條件給予柏祖更多時間去嘗試扭轉形勢？十一月尾已用了一個錦囊救亡的西布朗，如果在未來幾輪比賽仍沒有起色，或者應考慮再用上另一個錦囊了。

Box to Box Facebook Page

攝：Alex Leung

在中學裡面，全校學生被平均分配到不同的社，例如會用顏色來做區分，紅藍黃綠咁至算。所有學生以四個社的成員身分參加校內的水運會和陸運會。比賽完畢，除了個人榮譽，便是四個社之間的優勝劣敗。

譬如妳／你係藍社的，藍社在運動會的總成績將其他社比下去，作為社員，即使無落場，也感到高興，覺得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榮幸。相反，藍社輸了，甚至被其他社的人踩低或嘲笑，社員感到無面，設法反擊，呢種情況亦見慣見熟。

或者咁講，當妳／你為自己的社向其他社競爭甚或對抗時，妳／你最能感受到自己是該社一分子(同仇敵愾似乎是一種幾普遍的心理)。呢種以樹敵來界定自己身分的方法，似乎在人生不同階段和地方都用得上，不一定是壞事，就算是壞事，亦不一定避免得到。因為妳/你不用這種思考方式去面對別人，別人也用這種方式去計算和對待妳／你。要和這個世界互動得比較好，就焗住用呢種思路去做分析和畀反應，是幾囚徒困境的，很難完全超然於這種身分政治的矛盾和張力。

比較好而又有實踐可能的紓困方法，是搞清楚屬性問題。作為藍社的人，咁究竟有無一些信念、目標、作風、氣質、代表人物等是其他社所無的呢？這些東西在很多人眼中很虛，為了這麼虛的野而委身似乎不夠踏實安穩，但諗深一層，人除了基本物質需要外，追求名、利(最多的錢)、權力，希望換取到番來的野，其實一樣好虛(當然，在香港要滿足一些基本需求已非常難，但亦因為太難，使人改為追求次難的虛的東西，例如在電子遊戲世界中獲取成就感，在網絡世界呃like賺取認同感等等)。

搞清自己的社的精神或／和屬性，為實踐／凸顯這些東西而設定道德要求、標準和底線，和其他社的人周旋時，便有了不為鬥爭而鬥爭的可能。就算要鬥，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至少是朝著某一種想像和路線圖而投入戰鬥，這樣至少會有戰略價值一點，雖然世事總是出人意表居多。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初選今日舉行，出戰九龍西的馮檢基在元州邨商場正門及保安道街市外安排巴士接送，全日多達四十班次。馮檢基表示今次的安排不是為了自己，強調旅遊巴的安排是跟足民主動力的安排及選舉條例：「一上咗車就無宣傳，唔會叫人支持同不支持，口講都唔得。」

在早上十時四十五分，有多名記者在保安道街市外守候。被指在下屆接棒區議員梁有方參選寶麗、民協成員麥偉明在街市外「睇檔」。馮檢基指出，安排旅遊巴是因為民主動力安排得太少票站，希望能方便居民和增加投票意欲：「支持邊個都可以坐，這些工作應是籌組的組織做，令初選更有意思。」他表示，沒有計算今次的勝算，「能夠做的都去做」。

記者跟車到石硤尾投票站外，投票的人大排長龍，發現不但有元州邨和保安道兩條專車路線外，更有「隱藏班次」，即民協曾服務的選區專車。曾參選2015年區議會選舉深水埗富昌選區的民協社區主任李烱便在場處理附有「泛民初選富昌」的專車。

獨媒記者曾向馮檢基查詢巴士班次問題，他表示「唔知，要問返傳媒聯絡」，記者遂向民協的傳媒聯絡李庭豐查詢，他表示每條專車路線是半小時一班：「我哋無隱藏班次。」記者問及富昌專車一事，他表示「咁就唔知了」。

民協亦總動員空群而出，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譚國僑和曾參選石硤尾的前秘書長秦寶山都在場外和長者寒暄，至少有近40名長者等候上車。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初選今日舉行，九龍西成為焦點，姚松炎和民協馮檢基中午都來到石硤尾票站外拉票。石硤尾票站自今早起一直大排長龍，姚松炎對有這麼多人投票表示感動，認為港人對香港仍然感到有希望，投票正是身體力行對抗威權。他承認有候選人出動旅遊巴接送，是對自己選情不利，目前不會揣測選情。

多名民主派前來替姚松炎拉票，包括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楊岳橋、前學聯正副秘書長周永康、岑敖暉、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和黃之鋒等。朱凱廸表示，民主派今日的陣容已告訴了九西選民，今次補選是自主權移交20年來，港人和北京最重要的對決，所以必須由最多民主派一致支持的人選：「姚松炎就係呢個人。佢嘅公信力同專業學識都係謊言時代最需要。」

岑敖暉則提到，今次是自DQ議員後的第一場立法會補選，港人正好藉此機會告訴北京，港人「反DQ、反人大釋法和反威權管治」，並堂堂正正送姚松炎進入議會。「我哋呢度可能好多人都即將入監獄，姚松炎贏就係最好的禮物。」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稱，姚松炎不但是可信任的民主派代表，更是最願意和抗爭者同行的代表，呼籲九西選民投票將支持青年和專業力量送入議會。楊岳橋表示公民黨是毫無保留支持姚松炎，相信他最能夠在補選打敗建制派的候選人：「相信香港人心係不死同有團火，大家叫多啲人投票。」

已宣布參選港島補選，香港眾志的周庭則強調，今次補選需要最強和有火的人進入議會，顯示港人反對政治打壓的決心。她提到，姚松炎過去任立法會議員時不是只服務業界，而是服務全港市民；重申議會絕對需要姚松炎。周永康指，相信今日是民主運動重新開啟的重要一日，初選正正反映了民主派的團結，「姚松炎是九龍西選民的不二之選」。

記者：麥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