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權管治一個地方，都有一些堂皇的理由，正如一國兩制是為香港好，河水(大陸)不會犯井水(香港)，同時可能有Hidden Agenda.

政權為了有效管治，所有行政指令都會簡單直接，所以想知到那個Hidden Agenda, 只要把所有行政指令加在一起便知到一清二楚。

而中共在香港實施一個兩制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中國改革開放，目的就係令國家經濟起飛，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但如何令各省市的地方經濟改善而不會動搖中共的一黨專政地位，這正是中共要解決的問題。

自七十年代起到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期間，宗主國英國的不停利用香港的財富補貼其走下坡經濟，但香港郤無力影響英國本土以及對港的政策。這正給中共示範出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中共的一國兩制正是學習當時的港英關係，只不過中共變了宗主國。而且一國兩制不單限於香港，中共以一國兩制的方向與各省市及地方運作正是Hidden Agenda.

學習香港 - "香港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

自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中共不停引入香港的人材，工業模式，甚至法律及金融制度，目的是在中國各地複制香港，當時幹部收到的指令是："香港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可是這舉動令香港企業可延續七，八十年代的工業模式，錯過了工業改革的機會，這是另一個故事。

中共就利用英國在香港的一套以合約、顧問、加上要求一定與宗主國的企業(黨企)合營，去控制地方政府，但以法治運作，令外地資金可以放心流入。

八九.九一 的愛國心成了香港人的原罪

可是這種學習香港的風潮出了大問題，八九民運及華東水災令中共明白原本一國兩制(宗主國和殖民地關係)不能成為有效防火牆。

八九民運發生的其中一原因，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學生及民眾較易接觸外地(香港)思潮。 這運動能發展到動搖中共的一黨專政地位，居然不是一向擔心的地方經濟起飛，而是中共萬萬想不到的愛國心。

民運的初期，香港的支援行動在大陸普遍定性為愛國，加上之前不停叫大陸人學習香港，所以說八九民運的熾烈，香港支持絕對是重要的一環。回歸後中港交流只會有增無減，為防這種事再發生，中共只好在六四後

1. 把基本法民主自由收窄，減少香港成為反動基地的機會。
2. 把八九民運時的中港反應說成外國勢力，減低大陸人信香港人。

可是九一年的華東水災發生，香港人的大量捐款再一次證年香港人的愛國心，中共一邊叫大陸人感謝香港人，學習他們的愛國心，一邊怕大陸人學了香港的終極愛國心 - 愛國就把共黨踢走。

為免一國兩制失效 - 中共要取回愛國的話語權

為了解除港產愛國心對中共威脅，自九十年代初，中共開始推動學習文革時反對的傳統中國文化，以填補不再學提出學習香港的方向。

為了令人民自豪於"中國文化"，更改變政策，投入與中國當年經濟不合比例的資源去流行娛樂產業(五個一工程，九五年在香港播的三國演義電視係這計劃的產物)，推廣中國傳統價值(所以九十年代開始有大量高成本電視，電影)到海外。試圖把當年全球華人馬首是瞻的香港文化拉下來。

這政策目的是利用A貨的新儒學(提倡忠君(忠幹部)，愛國(實是怕黨) ，和諧，悶聲發大財，犧生小我，完成大我)，取代香港的愛國精神。

取回愛國的話語權，令一國兩制重回正途

為免香港的那種愛國心流入大陸，就是中共利用大陸的人口作為市場，利誘港台創作合乎中宣部的作品，這樣真正香港的文化的作品減少，就減低把共黨踢走的愛國主義流入大陸的機會了，同時，令流行文化要靠大陸才發達。

九七後，中共發現不能像英國人一樣利用法治去統治香港，零三年沙士後，中共明白英國人在香港有效統治的原因不在於法治，而是香港人永遠在學習玩英國人的遊戲，所以香港人永遠玩輸。

因此中共除了在文化要主導香港外，還要香港的一制(法治)學習中共的一制(黨治)，令身處法制和大陸不同的港人習慣在大大小小的事上學習請示中共，以及經濟上要靠中共，這樣的示範令大陸的各地方省市明白經濟強如香港也要靠中共，不要想任何分離主義了。

這樣一國兩制又回到原本的目的 - 香港作為中共在中國的殖民主義示範地區！

中共為何要標籤香港成不愛國的特區，放棄利用香港的一國兩制作為各省市示範作用

二零零八的金融海嘯後又變了，因一國兩制又發揮了想不到的作用，兩制令到香港成為了中共金融的防火牆，令中共不會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

而金融是超限戰的重要力量，要展示國家實力，除了軍隊同外交，就是金融，可以說金融是現代的鎗杆子。不要忘記中共的治國宗旨是黨指揮軍！所以中共一定要接管香港的金融，強化香港，去進行內(黨內派系鬥爭)，外攻擊。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是毛澤東的明言，中共當然心明這道理，那前大陸幹部說："中共時常把政改問題拉上國家安全，目的係想香港人認為，相對香港/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共對自己專政的看得更重！即是要香港人死心，中共不怕香港人用經濟迫中央就範。而把香港標籤成不愛國，係想香港人認為自己不夠愛國而向中共自動獻媚。"

“以上係中共想香港人認為，但中共想大陸人點想係完全兩回事！"

"對城市地區的大陸人而言，中共標籤香港是反中基地，是製做一個假想敵，來加強各地的控制及令中港資金流向表面化。"

"大陸人在過去十年過得太舒服，中共要一個敵人去製做危機感，去給中共有理由去對各地加強控制(911後的美國如是)，找其他國家會有外交問題，就冇問題！同時，如果有資金避開中共流到香港，就可以用通敵層面去處理。"

香港有冇出路？

我問那朋友香港有冇出路？他回答："鎗杆子裡面出政權，我信的，你們有鎗杆子的！而且大陸冇了香港的鎗杆子，究竟可不可以平衡到黨內的利益分配，去維持一黨專政，可能要想一想！"

從大陸人的觀點看香港，把香港標籤成不愛國的特區

1. 中共實施一國兩制的目的 - 從學習殖民主義到愛國論(怕黨論) 以解除香港對中共威脅。
2. 政改不通過，689必連任！ - 因為中共絕不能錯！
3. 中共根本不用投共鳥 - 投資各門各派剛剛好。
4. 中共俾香港人更了解民主 - 中共如何在香港利用民主的好處及弱點。
5. 中共不單是洗人，更要洗文化 - 越保護，越消失的香港本土文化。
6. 當香港成為不愛國的地方，我們順水推舟，為香港找出新的方向。

原載於《Jumbo》48.1 P.70 – 71
ISSUU網上版：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_48.1

作為港視開台劇的《選戰》在二月落幕，然而大結局並沒有在城內帶來很大的迴響，而且收視率局限於收看方法相對不便，可謂從呼聲頗高的第一集起便一直滑落。誠言我對此頗為失望，以此劇水準雖未能稱上經典，但以其題材的新穎、運鏡的心思絕對應該值得更高的迴響。《選戰》一劇在網上口碑不俗，卻在一般層面上較少被提及，使我想起了有類似情況 —— 2011年播出的無線劇集《天與地》。

提起《天與地》，很多人都會想起「家明」，想起當中吃人的情節。在今時今日TVB幾乎被年輕一代一味批評、唾棄的時候，《天與地》是我認為可謂最後一部TVB出產的精品，亦是我鮮有看了不止一次的電視劇。

比較《天與地》和《選戰》，兩部劇集雖題材不同，但同樣兩部劇集都將其中一個重點放於刻劃人性。在此範疇上我甚至認為四年前的天與地要更勝一籌。撇除其對政治的暗喻，《天與地》將每個獨立角色都「有血有肉」地在三十集中呈現出來，而不只是集中刻劃數個主角。我完整地看了兩次《天與地》，而每次我都總會發掘到我錯過的一些小角色，又能帶給我驚喜。

張國強以及金燕玲是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兩位配角。兩者均用利益以換取其所愛，前者以對方真正愛郎的把柄換取與飾演Jessica的朱慧敏一夜纏綿，後者則以金錢換取林保怡飾演的劉俊雄於生命中最後一段抗癌路為其帶來溫暖。後來再看的時候，總發現他們都帶著一絲空虛 ── 無法以心換來真愛。張國強於結局中在牢房以一曲口琴令朱慧敏落淚，所吐出的一句「能夠令你一生中為我哭一次已足夠」，所為觀看者帶來的揪心教我記憶至今。而其他配角，包括劉丹飾演的工會領袖，所展現的滄桑亦令人動容。特別記得劉丹於劇中為妻子進行火化儀式後，於寶福山外抽起一根已經戒掉多年的香菸，所呈現的慨嘆、落寞，在沒有一句對白的情況下教人落淚，對我而言是一種唯獨男人才明白的落寞。

相對而言，《選戰》對角色的刻劃較為集中於數個主角，及有關選舉的部分。飾演葉晴的李心潔和飾演張癸龍的王宗堯演技不俗，當中不能忽略的是廖啟智飾演的宋漫山，雖有人認為他因首次飾演政治角色而顯得有點吃力，但作為觀眾的我卻認為他勝任角色有餘，智叔於結局中一把捉住由甘草演員楊英偉飾演的江日東的陰囊，其兇狠中帶奸詐的神情教人不敢直視。但選戰對角色真正的心路歷程分析則略嫌不足。《選戰》的優勝之處在於其選材獨特，政治範疇是港劇多年來都不敢涉足的領域。選戰將政治人物的黑暗、利益輸送、貪污等現實都呈現出來，而且每集主線清晰，劇情緊湊，使人追看意欲較高。但個人認為選戰出現的弊病是其渴望涉足的範疇太多，雖然劇情緊湊，但描繪得不夠細膩及深入。

而《天與地》的劇本我認為是電視劇中少見的高質素，整部劇集的處理手法與電影類似，所採用的過場，情節轉換，特別是以平行時空的方式處理劇情於播出時令人感覺非常新鮮。即使是年輕人，當時也要花一定的心思才能理解劇情與情節，但對此卻是回味非常。《天與地》對我影響頗深，特別是令我當時愛上與友儕拍攝劇情片，當中有很多初次嘗試的手法也是向《天與地》借鏡。而當中刻劃的情感：帶著矛盾的兄弟情，帶著歉疚的單戀之情，還有難以啟齒的師徒之情也是細膩而深刻的，在這方面我認為其比港視的《選戰》更佳。

當然，兩部劇集的出色之處都包括鏡頭上的運用。當日《天與地》令我驚喜而追看的其中一個主因正正是其鏡頭的運用，充滿了電影感的鏡頭為出色的劇本錦上添花，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三位男主角在酒店宴會廳中像小孩般向佘詩曼投擲紙飛機，在文字上難以用筆墨形容，但卻是第一次在電視螢光幕讓我感覺到「以鏡頭說故事」的功力。選戰運用鏡頭同樣出色，其採用的電影級器材首先亦有先天優勢，其次亦感受到其運鏡的心思，例如是劇集中段其中一集李心潔與王宗堯一個長達數分鐘的雨中漫步鏡頭，沒有對白只有配樂，電影感十足之餘亦帶給觀眾思考空間。而更甚是全劇大膽地採用了更多的自然光及以陰暗的光線配合全劇主旨，雖未為所有觀眾受落，但大膽的嘗試確實是值得認同的，相信觀眾有待適應。同樣地，兩劇所用的原創歌曲亦是相當高水準，以《天與地》一劇街知巷聞的同名主題曲及片尾曲《年少無知》為甚。

兩劇同樣地有不少被喻為精警的對白，如《選戰》中的「香港人，是值得一人一票的真普選」，以及《天與地》的“This city is dying”（這城市正步向滅亡），都引起不少輿論。精警的對白不免都與社會現況拉上關係，我認為這亦是劇集或電影應該要有的重要元素 —— 劇集除了有娛樂的功能，其實也應讓觀眾能從而窺探社會現況，能帶給人反思的空間，但近年的劇集卻缺少了這項元素。當劇集只有公式化的娛樂，變得低俗化及低增值，其所帶來的教育效果也會因而減弱。綜觀兩劇比港劇的平均質素高上不少，被喻為是香港劇集中的「神劇」亦不無原因。可是看這兩劇也是同一下場 —— 高呼聲、高口碑、低收視。當此類高質素的製作得不到應值得有的迴響和收益，電視台如TVB之流難怪只停留於《愛・回家》一類的質素。在今時今日我只寄望有競爭者有如港視之類能有高質素製作繼續為香港劇集作貢獻，但現實中港視劇集質素高卻是收視低，而電視城的製作則恃著日益下降的慣性收視而繼續流水式的製作，空乏心思。即將倒閉的亞洲電視則更不值一提。

如此一來，夜半空餘時也只能翻出電腦硬碟中的《天與地》存貨送杯麵了，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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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發生的排外騷亂至今發生了約一個月，昨日宣告已基本平息，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過百人受傷，近一萬名外國移民流離失所；另外有數百間由外國人經營的店舖被搶掠及破壞，造成的財產損失嚴重。

這是自2008年以來，南非國內發生的最大規模排外騷亂！此次排外騷亂先在南非東部海濱城市德班爆發，及後蔓延至約翰內斯堡。來自鄰近的幾個非洲國家如津巴布韋、莫桑比克和馬拉維等地的移民首當其衝，成為襲擊目標；數千人紛紛乘車返國躲避，一些則到難民營尋求援助。在今次排外騷亂中，華僑亦同時遭受波及，可幸受影響的程度不大。

在騷亂後期因場面開始失控後，總統祖馬才宣言鎮壓動盪，並派出軍隊協助警方搜捕暴民，繼而在約翰內斯堡一間酒店檢獲利器並且拘捕十多人。騷亂期間，民眾要自發組成志願軍，配備棍和鞭等裝備走到街頭巡邏，防範有人威脅外國人安全。

上星期，有數千名學生於約翰內斯堡一間大學集會，反對排外暴力。而為補救騷亂對南非所造成的影響，總統祖馬日前承諾，南非政府將向生活在南非的外國人提供「最強有力的保護」，並盡全力確保排外暴力事件不再發生。南非政府亦已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負責與外國人進行接觸和溝通。

貧富懸殊加高失業率

南非的移民人口多達五百萬人，佔國家人口十份之一，當地目前失業率高達25% (偏遠地區失業率更嚴峻)，加上青年人失業率逾五成，當地人歸咎移民搶奪他們飯碗和令罪案率上升。儘管種族隔離結束20多年，南非仍是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國家之一，以白人為主的10%人口佔有80%以上的財富，相反有過半數的黑人卻仍活在貧困線以下。

當地輿論指出，此次排外騷亂是社會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的一次總體爆發，部分南非人借襲擊外國人來表達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是對社會不公的一種抗議，外國人因而成了發洩目標。

亦有當地學者分析指，排外騷亂表明，南非並沒有真正完成從種族隔離向民主體制的過渡，用暴力表達情緒的思想在南非仍根深蒂固。

得罪多個鄰國

是次衝突使南非與鄰國關係變得緊張，尼日利亞政府早前向南非大使館遞交備忘錄，要求南非政府盡快平息衝突，否則會關閉境內所有南非公司。另外，津巴布韋撤走約1千名津巴布韋僑民；而馬拉維政府亦已陸續撤走該國公民。莫桑比克、索馬里、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等國政府也表示會啟動撤僑程序。

南非方面，當地傳媒報導，當地一家石油公司已暫停在鄰國莫桑比克的工程，並安排數百名南非員工回國，以免當地民眾向他們報復。

作為非洲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南非是許多外國創業者的「夢想地」，但持續發生的排外事件不僅一再打擊南非經濟，也在反復重創國家形象。有受驚移民表示，即使南非工資在自己國家遙不可及，都不會再回到這個曾帶給他們希望的地方。

一些非洲國家開始出現「抵制南非」的現象，部分非洲民眾近日舉行抗議示威，要求抵制南非商品，少數人甚至要求將南非公司「滾回自己國家」。

重挫南非經濟

經濟方面，南非貨幣近日持續貶值；據南非貿易和工業部提供的數據，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騷亂令南非的出口損失達數億美元。事實上，南非每年向非洲其他國家出口價值約二百億美元的商品，與此相關而創造的就業機會達16萬個。南非經濟發展部長帕特爾早前表示，如果排外騷亂使南非與其他非洲國家產生經濟上出現磨擦，更多的南非人將會失去工作。

旅遊業也成了排外騷亂的犧牲品。許多外國遊客，特別是南非周邊國家的遊客放棄了前往南非的行程，旅行相關訂單紛紛被取消。南非國家公園管理局首席執行官恩克特尼指出，排外騷亂帶來的更嚴重影響還有待顯現，南非需要很長時間來消化這些後果。

終止「身為黑人就是負擔」的漫長而痛苦歷史

南非哲學家、公共知識份子Achille Mbembe 表示，沙文主義幾乎已經滲透到南非社會各個層面之中。沙文主義的核心就是找代罪羔羊，而最簡單直接的就是將矛頭指向「非我族裔者」，但不消多久，勢必漫延至「自身族群」。

Mbembe 曾經歷過國內前一次的排外騷亂事件，對比兩次騷亂，他認為最大的分別在於意識形態的萌芽。他表示國內開始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試圖去證明暴行的合理性，開始之時往往是十分典型的論點，如他們比我們黑、他們奪去我們的工作、他們不尊重我們等等；及後這些論點逐漸變得邪惡，南非沒有對非洲欠下任何道德義務，為了30萬被流放的南非人？但他們大多是去了俄羅斯及東歐！所以我們不會接受外國人道德上的敲詐勒索。

他批評南非政府在今次事件上責無旁貸，南非政府曾簽署大部份國際公約，但諷刺的是政府在事件發生近3周仍無意保護外國人，亦對已清楚身份的煽動仇恨者異常容忍，沒有採取任何拘捕的行動。

Mbembe 認為沒有任何非洲人在非洲是「外國人」，沒有任何非洲人在非洲屬於「移民」身份。緃使有愚蠢的所謂國界概念，但非洲本來就是我們共同身處、共同屬於的地方。他認為沙文主義與及相關的一切暴行對此都不能抹去。他認為要解決問題，與其在街上殺戮，南非人更應該確保重建非洲大陸，終止一切漫長而痛苦的黑暗歷史 ─ 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身為黑人本身就是一個負擔！

宣讀政改之後，林鄭話點選特首係人大決定，咁即係默認香港政府跟本無權話事喇，不如妳認自己係一部播音機就算，上次搵部播音機出嚟談判跟本就搵你笨，同部大陸播音機談判把鬼咩。

政府係咁叫人袋住先又唔承諾選舉機制可以修訂，人地昆O靚妹都會話我會同老婆離婚喇，依家連大話都費事講，又或者佢連講下都唔敢，O靚妹你都昆唔到喇，仲信政府講嘅特首選舉可以改進嘅人真係太天真。

依家曾鈺成先投後辭，湯家驊擺明轉晒軚，689、林鄭擺出一副食硬你嘅樣，真係分分鐘仲有人投共轉軚令政改通過，如果通過咗，然後呢？然後咪袋一世囉，唔係天真到信「佢會改」呀，到時香港一直爭取嘅民主進程就玩完。

嗰晚睇大時代聽到一段對白真係差啲喊咗出嚟：

方進新話：「如果你好鐘意依個地方，你唔想走呢？」
阿玲話：「咁就要掃走班污糟邋遢嘅人」

如果香港人你仲係好鐘意依個地方，你唔想走嘅，今次一定要自救，唔好再信政府啲咩談判係讓步，政府根本就無權話事讓步或者修訂點選特首，作為香港人想救返香港就做自己可以承擔嘅事喇，無論再佔領又好，學羅定人又好、強制罷工罷課罷市都好，總之唔好束手待斃。

不過希望抗爭者可以好好聽下陳巧文一段語重深長說話：
「下年7.1又係留守，到警察清場抬人，咁咪交咗功課，好似仲激咗，其實係乜都無，做返同上年一樣嘅嘢有乜用呀？」

唔好再對抗爭形式墨守成規，就算自己唔讚成人地嘅方式都唔好阻止人

仲有係今次唔好張焦點放係爭取民意度，唔好再理啲咩民意調查，因為大陸已經放水落嚟攪到全民皆股，有咩事個市跌，班股民就一定會反對抗爭者，今次俾人鬧少句唔好阻住發達已經係 Bonus。

當今香港社會運動越趨熱烈，一般人對政治行動之關注亦日益提升。因此客觀了解社會運動，相信是當務之急。多年以來，研究社會運動之學者都嘗試解答「社會運動如何可能？」之問題。經濟學家Mancur Olson指出，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最難解決之問題，就是free-rider。（只要你在大學做過group project，必定對此毫不陌生。）群眾運動要爭取的目標，通常有利整體。只要人家「成功爭取」，我即使無參與其中，也能獲益。民主就是最好的例子。假設香港爭取到民主，所謂的沉默大多數，甚至「藍絲」等，也能享用民主。對此議題，有學者以委屈、冤屈（grievance）作解釋，相信人受到某程度的冤屈，就會團結，起而反抗。然現實很殘酷。歷史告訴我們，很多人寧願默默承受屈辱，也拒絕抗爭。另外有學者以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理論為解釋，即運動領袖或組織以誘因（incentives，如金錢、會員特權）團結群眾，獲取支持。但此論述無法解釋為何某些人真的願意無私獻身。宏觀一點看，有學者提出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ies）理論，例如獨裁政府內部出現矛盾，令人民有機可乘。此結構（structural）解釋確實有貢獻，但忽視了人（agencies）的自身能力。為解決疑難，有學者於是提出「框架」（framing，中大政政系李連江教授曾建議翻譯為「框飾」，亦有學者譯為「框構」）理論，聯繫structure與agency，並補足資源動員理論。

建立框架，定義世界

所謂frame，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由於無統一翻譯，本文姑且以「框架」為名詞，「框飾」為動詞，以資識別。最早提出框架論者，應該是社會心理學家Erving Goffman。Goffman所謂的框架，乃「詮釋之圖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人透過框架去定位、理解、認識以及標籤所見所聞。人以框架去定義「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框架指導人如何行事。

以上解釋明顯太艱澀，所以本人決定嘗試用「人話」解釋一下。同一件事，人人都有自己的演繹。例如獨裁者殺害異見人士、壓迫人民。在當代政治哲學學者眼中，獨裁者不獲人民授權，本身就缺乏管治之合法性；殘害人民，更是離譜，人民絕對有權將其推翻，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某些天主教徒眼中，天主創世，人人平等，獨裁者也不應享有任何特權，殺害人民也違反天主的誡律。至於在古代中國人眼中，統治者就是統治者，其即使殺害人民，無甚麼可做的，只能期待明君出現。同一事情，可以用「權利」、「天主命令」及「忠君」等框架去理解，而得出不同結論，繼而有不同之應對行動。可以預見，政治哲學學者會提倡民主運動甚至革命，而古代中國人民就會選擇逆來順受。

社會運動或群眾運動，就是靠框飾去動員群眾。例如在某獨裁國家裡，經濟狀況非常惡劣，人民不斷受苦。但人民可能相信這是「命運」、是「合理」的，因此受苦也無辦法，反正世界就是如此運作。但革命領袖卻可以把「經濟惡劣、人民受苦」此實況框飾為「經濟結構不公不義」、「現狀可以而且應該改變」。這就是所謂的「不公框架」（injustice frame）。繼而把問題聯繫到政治結構本身不公，造就執政者可以無視人民所需。最後指出當今執政者陸白溝乃罪魁禍首，因此要起義推翻陸氏政權。由此，「經濟差乃常態」就會變成「陸白溝政權令我們受苦」，人民因而得到起義的理由和動力。要把冤屈化為動力，需要框飾，建立框架。

洗腦與贏心

即使某些領袖建立了自己的框架，但假若不獲群眾同意，得不到共鳴，也無補於事。因此，領袖就需要進行一些列「框架串連」（frame alignment，又譯「框架隊列」、「框架結盟」）之工作。社運學學者David Snow和Robert Benford等提出了四項「框架串連」之工序，包括「框架橋接」（frame bridging）、「加強框架」（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拓展」（frame extension），及「框架變換」（frame transformation）。是宣傳，也是「贏心」工程。

框架橋接：所謂框架橋接，就是運動領袖及組織要把自己設定的框架與人民及群眾的情緒聯繫起來。群眾可能早已充滿怨氣，非常不滿現狀，但卻無方法或不懂有組織地去渲洩或爭取目標。領袖及社運組織需要各種聯繫方式，例如facebook、電郵、派傳單、私人網絡等，宣傳理念、建立動員網絡，令群眾知道可以參與運動去爭取目標。

加強框架：所謂加強框架，就是重複又重複澄清框架內容，以及賦予框架精神與活力。運動的最大敵人是冷漠（indifference）及不確定（uncertainty）之感覺，加強框架就是用以對付此兩敵人。加強框架再細分兩種：加強價值（value）及加強信仰（belief）。加強價值，就是把一些與運動有關而被壓抑之價值重新提到檯面，並大肆宣揚之。例如Snow及Benford等作者指出，在八十年代的美國和平反核運動中，社運組織一再強調「民主原則」，強調《美國憲法》中確立人民的言論、結社自由，因此自己有權利大聲疾呼反對核武競賽。加強信仰中的所謂信仰（belief），不（單）是宗教信仰，而是對事物關係之假設（presumption）。例如「民主是好的」、「資本主義是壞的」。加強信仰，就是揀選某些對運動有利的信念，再鞏固之、加強之。例如在民主運動中，會不斷強調「民主是好的」此信仰。另外一些經常需要加強的信仰，包括「這運動（佔領）是有用的」、「你的參與是有用的」、「捨你其誰」。

框架拓展：為了獲得更多支持，社運領袖或組織會把原先的框架拓展，以容納更多持相異目標或利益之群眾。宗教團體或許是最出色的例子。例如某小型基督教會可能本來較專注吸納中產及專業人士，因此強調《聖經》中個人靈修、勤奮向上的教導。但後來為了擴展規模，要開始吸納基層教友，該教會便可能把《聖經》教導加以詮釋為需要扶貧、推動福利工作等。大型教會甚至可以吸納任何人士。

框架變換：有時社運組織提供的框架，可能與一般大眾所持的框架完全相反，甚至敵對。要爭取支持，就要嘗試完全轉換對方的框架。正如上述，把一般被視為命定的常態，轉變成不公的問題，就是框架轉換。學者舉出反對醉酒駕駛運動為例：把「醉駕乃不幸意外」框架轉換為「醉駕司機責無旁貸」框架，從而爭取提高醉駕司機罰則。

行動者會框飾，政權或反運動者當然也會「反框飾」（counterframing），而行動者也會因著形勢而「再框飾」（reframing）。因此社運與政權之爭，很多時候也是「贏心」與「洗腦」之爭，是框架與框架之爭。（相關詳細例子，可以看文末附錄有關八九民運的框飾之爭。）

框架之爭，豈只對外

以上框架分析，其實是屬於偏向精英（elitist）政治的分析，關注政治精英如政權以及運動組織及領袖之所作所為。然而在某組織中，某些成員也會質疑組織的框架。而在某運動中，各聯盟組織雖然會稍作妥協，一同鞏固某一主框架（master frame）。但他等各自會爭逐資源、爭取群眾支持、名聲，甚或理念伸張，因而提出質疑，嘗試把主框架更靠近自己的框架，或嘗試以自己的框架變為主框架。此外，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參與者也會對主框架及其他副框架有所質疑，甚至挑戰之。

Robert Benford研究八十年代在美國德州奧斯汀（Austin）的解除核武運動，發現當中出現不少框架之爭，分為三大類：

診斷之爭（Diagnostic Frame Disputes）：所謂診斷，就是找出及解釋問題之來源。較為激進的組織如University Mobe認為，運動不應只關注核武，而是把框架拓展到關注帶來戰爭的根源，例如強權政治、不公義、飢餓、軍事介入等。但溫和派Freeze Campaign則認為，過分激進只會失去中產階級支持，因而堅持把焦點放在解除核武。

藥方之爭（Prognostic Frame Disputes）：診斷過後，要開藥方，但用藥之緩急輕重，則眾說紛紜。激進派認為應該採取公民抗命之方式，在合法渠道外去爭取，免被統戰。溫和派則反對採取非法行動，認為這只會令主流民意反對運動，而令運動失敗。但激進派認為根本無需浪費時間去遊說所謂中間派，反而應該專注動員本身就贊同運動理念者。溫和派反駁，認為此做法是「向已信者傳道」（“preaching to the already converted”），反而更浪費時間。

共鳴之爭（Frame Resonance Disputes）：社運組織及領袖均會嘗試把動員力擴展至最大（maximize mobilization），因此會嘗試取得群眾共鳴。他們都明白，框架言論前後不一（inconsistent），會減弱自己的公信。然而怎樣方構成「前後不一」，卻又是各有各說。例如其中一溫和派反核組織，多年來都在某核武製造廠外舉行晚會。為了營造「理性」的形象，他們都避免使用對抗式口號及橫額。但當組織者聽聞有共產黨員混入晚會中，並準備焚燒國旗，其中一名發言人便提議向傳媒預早劃界（disclaimer）。建議結果惹起群眾不滿。有人批評此做法是自我審查，違反運動「包容」、「民主」的框架。

以上框架之爭，不單只會出現在組織之內，或組織與組織之間，同時也會出現在組織與群眾之間，甚或群眾與群眾之間。正如上年爆發的佔領行動，就是非常好的例子。究竟佔領是「雨傘革命」還是「雨傘運動」，已經是明顯的框架之爭。「沒有領導，只有群眾」以及「大台」之爭，以致「和平佔領」還是「衝擊立法會」，都是框架之爭。其實戴耀廷把「佔領中環」改成「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本身就是框飾行為，但不獲持有「本土派框架」之行動者接納。有關當日之種種框架之爭，有機會再詳談。

「袋你就袋一世」+「我要真普選」vs 「袋住先」+「一定要得」

用框架理論去分析當今香港政改亂局，就不難理解政府與民間的所謂民意戰、輿論戰。

一路以來，「爭取民主普選」是反對派陣營以致其他民間組織最常用的主框架，指出當今香港不少問題都是源於制度缺憾，政府缺乏認受性。而政府往往反框飾，打出「民生牌」此框架，指出政制只是政府要處理的其中一個議題，還要關顧民生，因此反對派或民主派不應該因政制問題而與政府在民生議題上對著幹。政府的「民生牌」其實頗能取得中產甚或香港主流之共鳴：只要經濟好，就萬事皆好。要應對，反對派唯有再框飾，提出民生問題源自政制，有民主方能有好民生，從而爭奪群眾支持。

到了現階段，政府打出新框架，就是「政改方案一人一票是普選，機不可失，一定要得」。既然方案可以帶來「普選」（一人一票），而民主派又是要爭取普選，則民主派無否決方案之理據。民主派因此就要打出「真普選」的框架，強調政府的方案是「假普選」，而且接納了此方案，就不會再有改善的可能，直到永遠。

政府提出的框架，一直頗能打動所謂中間派以及沉默大多數的心。尤其「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此框架，確實很振奮人心。因此這場民意戰，民主派陣營明顯處於劣勢，否決方案會被框飾為「剝奪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民主派可以如何再框飾或反框飾呢？暫時而言似乎要不斷鞏固、加強所謂「真假之別」，以及「袋的後果比不袋更嚴重」。此外，政府基本上靠所謂「落區」及動員建制派以進行其框架串連之「洗腦」工作，形式較為死板、守舊，而且設計往往惡俗。在此方面，民主派以及爭取「真普選」者，由於相對有較多年輕人，思想及行動方式都較為靈活創新，因此可以在串連工作中開出新路。例如利用網絡及大量visual aid等去「贏心」，或能抗衡政府之「洗腦」

小結：框飾定成敗（？）

稱框飾定成敗，當然有點誇張，但確實，框飾界定了各方如何定義當前的問題，直接影響人對世界之理解。民主運動，或任何社會運動，都是框飾之爭。制度改變，也是始於人對現況理解之轉變、對權力關係理解之轉變。政權靠「做騷」取得輿論及灌輸思想，反抗者同樣也要靠「做好戲」去抗衡。社會運動，在動員、策略、震撼大眾、贏取人心等多方面而言，其實都是「戲一場」。（這無貶義，Goffman及Benford也以戲劇法（dramaturgy）去分析社運。）哪台戲能得到共鳴，連觀眾也變成演員，就有機會繼續演下去。

附錄：學生框飾得宜，造就八九民運 （此段純粹是詳細例子，可讀可不讀。）

Robert Benford和左際平兩位學者就曾以八九民運為例展示框飾之功能。兩位學者提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加劇了經濟不公，而政治改革無法追上經濟改革，中央政府內部也出現了溫和派及強硬派之分野，這都為群眾動員提供了政治機會。但這都不能夠解釋為何本來是學生主導的反官倒、爭民主運動，竟然獲得北京甚至全國人民支持，由學運變成民運。雖則運動最終失敗告終，但一場波瀾壯闊之民運得以在北京強權高壓統治下出現且維持多日，本身已令人難以置信。學生的框飾策略，乃是主因。

首先，學生提出「打到官倒」、「清除腐敗」，把矛頭指向經濟改革失敗、貪污等令民生凋敝，因此需要「真正」改革。此框架直接指向農民及工人的實際經驗：自己三餐不繼，高官卻肚滿腸肥。老師以致小商人等也能切身感受官僚貪污對自己之禍害，因而產生共鳴。此外，學生並無提出「推翻共產黨」之訴求，只是要求「真正」改革。在今天港人看來，此乃消極之奴化思維。但我等必須考慮當時情況，再給予公允評價。共產黨高壓統治中國數十年，禁絕一切民間運動。凡公然挑戰共產黨者，代價不是失去工作而已，而是死，甚至是全家一齊死。因此，學生要挑戰政權，本身乃極其危險之走鋼線行為。學生選擇要求內部改革，一方面是為防止運動被撲滅於萌芽階段，另一方面也較能爭取民眾支持。

學生也運用了「傳統儒家思想」、「愛國」、「和平」三大框架。傳統儒家思想中，士人（知識分子）乃國之先驅，當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志，甚至「殺身成仁」之勇，而古代士人亦有「諫正」之責任。而一九八九年剛好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生承此「知識分子救國」之儒家傳統，為自己定位，賦予行動合法性。另外，學生為求保住「愛國」形象，盡量避免提出「推翻共產黨」或「推行多黨政治」等訴求，而是強調共產黨承諾了經濟及政治改革，因此黨本身應該推行政改。其中「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此口號，就是愛國框架最明顯之展示：不是挑戰黨的領導，而是要求黨正確領導。學生也強調和平，表明「和平請願不是動亂」。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一幕，乃集學生各框架是大成。此幕對當今天不少港人而言，是「在政權面前跪低」、是「無法脫離子民思想」。此等評論有其道理，但我等應該留意當時情況。下跪一幕，是要製造「古代士大夫向君主諫正」的戲劇效果，製造悲情。這違反當代的民主思想，但在當時確實因而獲得很多民眾支持。

共產黨為了應對突發的群眾運動，也開展反框飾工程。其中《四二六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框飾為「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學生於是進行再框飾，開展絕食，把「諫正」上升為「死諫」，加強「儒家」、「愛國」、「和平」三大框架。

此三大框架，是否令往後的民主運動和群眾思想均無法跳出「諫正」、「拒絕否定政權」等思路，而令民運不振，值得研究和討論。但公允評價，此三大框架對於再當時獲取民眾支持而言，確實是成功的，擊敗了共產黨的框架，也令學運變成全民運動。

【泛民會議新聞稿 】

政府按照「8．31框架」制定的政改方案，容許小圈子操控提名程序，藉此操控選舉結果，使香港人淪為「投票工具」。市民既無真正選擇，手上的選票亦會鞏固小圈子的特權，泛民主派拒絕吃下這塊毒麵包，必定否決政改方案。

政府官員周六乘坐開蓬巴士落車宣傳，同市民「有距離，零接觸」；今日泛民的「向假普選說不！」運動，以至未來每個星期，都會落區同市民「無距離，多接觸」。我們不怕有人踩場，希望以理服人。未來數周，泛民會在社區深耕細作，面對面向市民解釋我們否決政改方案的理由。我們亦呼籲市民向身邊的人解釋方案的弊病，向政府詭辯反擊。

運動目的，要令更多市民明白，政改方案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正如泛民議員在今日啟動禮中，一同撕破政府政改傳單的詭辯面具，向香港人展示隱藏在政府傳單中的「密碼」：「冇理由會通過」假普選，與及我們要「拎走假普選方案」；總之「假普選，一定唔要得！」

泛民今日印製第一款傳單，未來泛民主派會印製更多單張，泛民的區議員和地區人士會接力落區開站，派發這些單張。

下周日，泛民主派更會走到九龍，進行車隊巡遊，由荃灣到旺角，途經葵芳和深水埗，為泛民主派的街站打氣。

各黨各派已籌備往後的活動，包括研討會、單車巡遊等，泛民主派會陸續公布詳情。

至於市民可以幫手將訊息傳開。泛民主派會設計一些明信片，包括印刷版本和網上版本， 一面是反對假普選方案的理由，泛民主派希望市民向身邊仍支持「袋住先」的好友親戚送上這些明信片，讓他們細閱否決政改的理由。

民間有很多團體花盡氣力「夾實」泛民投反對票，泛民主派廿三票很早已承諾否決政改，大家是時候將氣力反擊建制派的議員。立法會內有很多零票功能組別議員，沒有任何代表性，但竟代表市民投下支持票。泛民主派希望市民向這些議員施壓。區議會方面，政府正動員十八區區議會，利用他們現時的大多數，營造全港區議會支持政改方案的假像。市民亦應向這些不代表自己的區議員施壓，包括「一人一信」叫區議員停止挾持民意「袋住先」。

久未認真評論退聯風潮，皆因扣帽子分敵我、上綱上線實在太容易。容我盡量客觀分析退聯潮對政局的影響。

粗略地歸納，退聯風潮既是要懲罰導致雨傘革命失敗的學聯領導層，也是本土派的實力展示，透過瓦解份屬左膠泛民青訓基地、讓左膠獨攬學生光環的學聯，推動本土價值和議程。

退聯派主張拆散學聯，才能有效鼓動本土、以至港獨思潮。顯然，把大中華左膠組織鬥跨鬥臭，絕對有助本土派聲勢上蓋過大中華左膠。因此，面對保聯派的「搞散學聯，共產黨最開心」指控，退聯派往往一笑置之，認為中共將會比前更害怕不再劃地為牢、自我設限，也不再有固定對口單位的反對力量。

不過，學聯作為一個組織的重要性，要由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的角度去理解。一個恆常學生組織所能動員的資源，絕對比臨時聚合為佳，包括會費、文化資本、同校方對口的正當性、人脈等等。這些推動運動所必須的元素，不是單憑立場一致、有事時「一齊聯署」可比。軍隊打仗，並非只靠士兵各自都有效忠國家的信念，而是倚靠有效的國家行政架構、專業的軍隊招募及供給、嚴格的紀律要求，環環相扣才能成事。沒有組織，一支現代軍隊根本無法想像。

舉一近期事例，學聯能在七二留守遮打道，除了有賴511名勇士在當時輿論一致看淡的情況下預演公民抗命佔馬路，更不可或缺的是學聯、各學生會、友好團體憑恆常合作所建立的信任及協調系統，預定抗命者及支援者的基本盤，行動才能成事。
因此，由鼓動本土、港獨思潮角度看，拆散學聯後，中共可能會更怕無法控制局面；但如果為此而輕言拆散舊有學生組織，放棄有數得計的穩定資源來源（大專學界的代表性及其他實質資源），似乎會得不償失。在組織、動員、行動以至傳承上，臨時聚合的長遠發展潛力，實成疑問。

今天練乙錚撰文預測學生組織分裂，將催生本土派跨院校組織，擴大民主派的支持，「不會是純粹的民主陣營裏的零和遊戲」。從資源動員的角度，當然不是說民主黨公民黨合併就會更勁、更有效動用資源、所有獨立反對派組織都應該合併。只是，退聯派卻認為，退出學聯後，學生不再被代表下，將有自發參與運動的空間，不再需要被任何人領導。若然這確是退聯派對後退聯時代學生運動的想像，恐怕練老只會重蹈五年前「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做燈神的覆轍。

總的來說，退聯潮在組織上未立先破，對於學生運動或民主運動是好是壞？這個問題，相信大家心中會有個答案了。至於有論者認為本土派也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系統，已能有效率地推動本土價值和議程，這問題有機會再談。

四月二十五日，尼泊爾發生黎克特制七點九級地震，震央鄰近首都加德滿都，為該國八十年來最強地震，地震並引發珠穆朗瑪峰雪崩，一名隨中國登山隊登峰的港人女教師受輕傷。根據官方最新發佈消息，地震死亡人數已增至三千七百二十六人，逾六千人受傷，官員估計最終死亡數字超過一萬。另外，多名旅客滯留當地，香港入境處暫時接獲二十四宗求助過案，有十九宗已確認安全，惟有五人仍失去聯絡，入境處於較早前派出三人小組前往尼泊爾跟進情況。

百年古蹟毀於一旦

地震發生時，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一帶建築物劇烈搖晃，多棟房屋倒塌，民眾慌忙跑到街上走避。救授人員徒手於瓦礫中挖掘生還者，不少當地人與遊客亦出力協助，許多遺體只能置於街上，以白床單簡單覆蓋。據當時身處現場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CNN）什雷斯坦（Manesh Shrestha）報導，他在院外至少目睹五具屍體，傷者躺滿四周，多為骨折或頭部受創。而醫院擠滿等待救治的傷者，醫生冒餘震風險醫治的同時，亦被逼於停車場搭建臨時手術室。

加德滿都多達十二處世界文化遺產損毀，當中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歷史地標、逾百年歷史的地標比姆森塔（Bhimsen Tower）夷為平地，當局在瓦礫下發現至少一百八十具屍體；同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舊皇宮廣場（Durbar Square）也被摧毀，估計重建時間須五至十年。

珠峰雪崩有如末日

地震引發珠穆朗瑪峰雪崩，十八名登山客遇難，包括三名美國人。有登山客拍得雪崩一刻，片段顯示一大幅雪牆和瓦礫突然湧向營地，該名德國登山客科布殊(Jost Kobusch)表示，當時地面劇烈震動，其他登山客慌忙逃命。而另一名逃過大難，首批獲救的登山客之一齊立（Khile Sherpa）向路透社記者形容雪崩「就像怪獸在叫的聲音，或是惡魔降臨了山頭。」

而一支中國登山隊亦於珠峰遇險，當中一位香港女教師燕紅據悉頭部受輕傷，兩名隊員骨折，惟一名男隊員及兩名夏爾巴人遇難。

社交網絡成搜救工具

尼泊爾災後訊息極為混亂，不少家屬心急如焚，欲聯絡上當地親人，Google與Facebook分別協助收集災區訊息，提供援手。Google的Google Finder是一個網上資料庫，匯集救援組織的資訊。家屬可以上載失蹤者的詳細資料，或輸入姓名搜尋，如果有組織找到人，會在資料庫上通報，讓搜救人員比對資料。尼泊爾地震後數小時內，Google Finder已經登記了200個人名。

另外亦有人設立 Facebook專頁，集中整合及發佈災區消息，讓當地人或有親人正身處該地的外國人求助，提供近照和詳細資料，盼能聯絡上親人。

時間過得久、資訊傳得多、遺忘記憶的速度更快。

抗拒支聯會六四晚會的理據，主要是抗拒箇中的國族色彩及不滿集會悲劇化。後者的批評一直以來都有，因此才會發展出「前悼念，後遊行至中聯辦／衝擊新華社」的模式。然而，六四最後的結果本身就是一種悲劇，跟72年北愛的Bloody Sunday後的紀念活動一樣，悼念儀式有其重要性。

而且，儀式在文化、歷史、甚至抗爭精神的承傳，本身就有其積極的面向。對於我這些生於89後一代的人，這一儀式啟蒙了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從而介入政治參與的領域。當然，若依然不屑參與晚會，我倒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具積極面向、更具抗爭精神、更能免疫於時間洗禮而不變儀式的行動。反正，遍地開花從來都是一件好事。

至於國族的一點，八九民運使香港人意識到自己跟內地人一樣被同置於共產黨的暴政下，以及泛起的支援內地民運情懷，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歷史並非時間軸上的其中一點，它可以是屬於「過去」，卻又不完全是。昨天的我，成就了今天的我。我們又何必害怕香港的過去，急著將其全數抹清。更何況，八九在香港根本不止國族的面向，它引來在香港、廣東的大型示威，以及啟發往後的民主運動，那段時期本身就是香港的歷史分水嶺。

學生組織自廿六年首次缺席六四晚會，隱隱約約覺得這標誌著兩代人的分裂。後一代一聽「建設民主中國」，便覺得要承擔「他國」的社會運動、承擔援助「他國」的責任。但回想一下，過去廿多年發生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有哪一次的結果不是強化、捍衛香港本身的價值？有多少次街頭運動是不從恐懼中共插手香港出發，然後以支援內地的方式來對抗中共？

「建設民主中國」在新世代的意義，其實可以這樣看：你固然可以覺得內地是「他國」，但中共沒有當你是外人，他就是要用其強大的力量來控制你。一地的力量不夠，就要去找盟友。美國要提供資源武器支援納粹治下的法國反抗軍；第三國際供錢供子彈給毛澤東打敗國民黨。中共不會因你精神上否定他就停止打壓你，那麼扶植內地的公民社會及潛在的反抗力量，在策略上有錯嗎？反正，除了地下的支援運動，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都是這種進路。

＊圖為家族保留廿多年的八九民運雜誌書刊，當年的我就是靠它們及外婆的口述歷史來認識中共。

韓國人無酒不歡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也不代表嗜酒如命的韓國人不需要任何關於酒精類飲料的廣告。根據早年前韓國政府的統計，於韓國的印刷媒體、電台與電視中，平均每一天便有 574 個關於酒精類飲料的廣告，而當中的 22 個的採用模特兒作產品代言人的酒類飲品，17 個都是以韓流明星為廣告賣點，可見在酒精飲料的廣告中，明星是最主要的營銷因素。

在眾多酒精類飲品選擇中，韓國燒酒位居於最受韓國人喜歡的首位，而且它更是全球銷量最高的烈酒類飲料，比俄羅斯的伏特加、白蘭地與威士忌更要多受人愛戴。而每一次想到韓國燒酒時，我們都不其然地聯想一位又一位打扮性感並吸引眼球的韓國女明星，皆因近年各家出產韓國燒酒的公司品牌，都是劃一地選用了以賣弄性感為主調的韓流女星為廣告代言人，來吸引銷路。例如早年前韓國第二大燒酒品牌 Cheoeum Cheoreom，便聘請三大韓國性感女歌手金泫雅、具荷拉與金孝靜為代言人，廣告中她們三人跳著挑逗性的舞蹈，最終收到韓國政府的勸諭，被要求把該廣告於電視平台中除下，只能於網上發放並標明 19 歲以上才能收看。

近年圍繞著韓國燒酒廣告的爭議不斷，繼早前有 30 多位酗酒人士向首爾地方法院入稟申訴兩間韓國燒酒品牌生產商，包括是 Hite-Jinro 與舞鶴，因為它們未有把飲酒的危險性貼在燒酒玻璃瓶的當眼位置，導致他們出現酗酒的問題。近日，於韓國國會保健福利委員會有一條由執政新世界黨議員 Ailesa Lee (前韓國國家乒乓球代表) 提出的議案，因為她眼見當下藝人與運動選手代言酒類飲品對青年人酗酒的問題有助長作用，因而她提出修改了早前的國民健康促進法。新修定的「國民健康促進法」內容是所有人，包括藝人與運動選手，24 歲 (實歲，非韓國年齡) 或以下的青少年不能參與電視、平面、網路、海報等宣傳酒類的廣告活動。若有違規者，最高刑罰是監禁一年，並罰款 1000 萬韓圜。

修正案將會在國會會議上討論，若獲得推過，早前剛為 Hite-Jinro 旗下的燒酒品牌 Chamisul 當代言人拍廣告的歌手 IU，因為她現在只有 22 歲 (國際計算方法)，很有可能她的廣告將會被政府除下。

剛看到該法案於韓國媒體上廣泛報導之時，不少媒體都集中討論一個問題：「為何是 24 歲？」。因為韓國法律一直都只是規定禁止 19 歲以下人士飲酒，以阻止青少年接觸酒精的可能性。但根據一般對青少年的定義，大體多是指 9 歲以上，19 歲以下都是所謂的青少年年齡層，所以，若按照該議案所指，24 歲於韓國社會已被認定為成年人，那又為何要阻止 19 歲至 24 歲，已被視為成年人的歲數，不准於這個年紀的藝人與運動員擔當燒酒廣告的代言人呢？

根據提出該修正案的議員 Ailesa Lee 解釋，因為她留意到近年不少燒酒公司都喜歡選用一些未滿 20 歲的韓流女星為廣告模特兒，所以希望透過修改法律禁止這一類行為。另外，她表示都是參照韓國政府針對一些對青少人有害物品的監控原則，例如藥品，因而認識青少年較容易受大眾媒體的廣告影響，所以希望以修改法律禁止一些對他們有影響性的燒酒廣告於媒體上播放，從而解決青年人酗酒的社會問題。

除此之外，她又引用韓國青少年基本法第 3 條第 1 項說到，韓國的青年人是指 9 歲以上 24 歲以下的韓國人，因此他斷定 19 歲至 24 歲之間的，還是青少年。所以，據她說解釋的，今年 22 歲的 IU 也是青少年，因而不准擔當任何酒精類飲料的廣告代言人。還有，她還指出英國、美國等其他西方先進國家都有類似法案，禁止 25 歲以下人士為酒類飲品的模特兒，指出韓國的政策也應走向類似方向，以保護青少年。

對上一次韓國曾經進行過一次廣泛研究青少年飲酒與廣告問題的調查，已經是 4 年多前的 2010 年了。當時韓國國民健康促進法向首爾地區的 2000 名高中生進行了收看有關酒精類飲品廣告的調查，發現 56% 的高中生都有接觸過此類廣告，因而於 2011 年進行了對上一次的韓國國民健康促進法的修正，容讓某些低酒精類的飲品只可以於晚上 10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於電視台賣廣告，減少對青年人的影響。因而，有言應該先再進行另一次關於青少年飲酒問題與廣告影響的調查，才決定是否把禁止廣告代言人，從 19 歲延伸至 24 歲。

況且，根據大韓保健協會於 2014 年的調查發現，它們曾經針對 3 個免費電視台中的 72 套韓國電視劇進行了關於飲酒場面的研究。當中的 2431 劇集中，它們發現一共擁有 2564 個飲酒的場面出現。情景卻沒有分是喜劇、悲劇，抑或是愛情劇，總之開心時飲、不開心時飲、家族紛爭時飲、爸爸飲、媽媽飲、我飲你飲，總之每一集兩集中總會有一至兩個飲酒場面。

所以，實際上是現在任何情況下也可以看到不同環境的飲酒情景，單單只是針對 24 歲以下的藝人或是運動員當酒精飲品代言人只是捉錯用神。24 歲的「青年人」，相信社會也要有信心，他們擁有足夠的能力判斷自己的思考。而且，我們若只是阻止一位 23 歲的青年藝人當酒類廣告模特兒，不代表他不可以在劇集場景中大喝燒酒，所以這個「禁酒令」只是有限度，結果 IU 雖然不能於廣告中飲燒酒，但或許她在即將播出的劇集《製作人》中有飲酒場面的話，只會惹來啼笑皆非的效果。

實不相瞞，此為舊文一則，本以為已經貼於獨媒，但翻查下卻原來忙得忘記貼文，只好舊文當新帖。筆者的第二輪政改的諮詢意見，可在第二輪政改諮詢報告書第C1526號中找到。不過諮詢一向的作用都是純粹乎合程序，而非真正的諮詢。如其埋沒在云云意見書中，不如在網絡中流轉，也許白宮發言人能夠在上班使用面書時能夠瀏覽到，傳閱給同事看看，盡一盡職責，而非在面書上到處點起火頭，以為說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就等同真的做了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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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關於2017普選特首辦法意見書

首先，本人深信貴局的一眾政務官，已經準備了一個普選特首方案，不論第一、第二，甚至以後有第三第四次諮詢都其實只是為合乎程序，通知市民一下，讓市民感覺有得參與，消弭一下市民的反感。當然，前提是市民都是愚昧無知的，只懂迎合政府的操作，坐以待斃；更甚者，甘心做個以為甚麼也是天賜的奴，為政府開路，忘記甚麼也該自己爭取的。而這份意見書，希望能夠不被篩選地立此存照，日後刊登在諮詢意見報告書中。

2017普選特首辦法沙盤推演

在表達關於2017普選特首辦法的意見前，本人嘗試推演一下在831框架下已計劃／將會推行的特首普選辦法：

1. 提委完全跟現時選委組成一樣；

2. 「入閘」成為「參選人」門檻為120張記名提委票；

3. 設「民意調查機制」，調查市民對「參選人」的支持度，調查結果對提名出閘並無任何約束力；此調查機制只適用在入閘成為「參選人」後，至提名出「候選人」前適用；

4. 「出閘」時為全票制，提委須為「參選人」排序，頭三名「參選人」成為「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取得過半提名；或提名「出閘」時，每名提委手執兩票，必須提名兩位「參選人」，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但投票可重複投同一位候選人；兩票的原則是按831框架下實施；

5. 若有多於一位「參選人」取得過半提名，即表示市民有機會一人一票投選「候選人」成為特首；若只有一位「參選人」取得過半提名，該名「參選人」自動當選，無須經市民投票，直接由中央任命；若沒有「參選人」取得過半提名，取得最高票數的兩位「參選人」將進入第二輪投票，不論全票制或多票制，均能有效確保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提名；

6. 白票當廢票，沒有任何「守尾門」的性質。

其後的一人一票，中央任命均是意料之內，無推演空間。

特首選舉辦法的意見

眾所周知，一個合理開放，公平的選舉制度是每位選民均有同等權利，包括同等的提名權及投票權，這才稱得上民主。不論現行的特首選舉制度，或是將會推行的提委制度，其實都是封閉的制度。其一，不是每位市民都能參與提委的組成；其二，沒有同等的提名權，例如需要較多的教師投票選出教育界的一位提委，才等於一位由較少人數選出來的漁農界提委，變相教育界的選民間接擁有的提名權比漁農界少。

一個如此不開放，不公平的提委制度，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的舊酒新瓶，對普選特首沒有任何意思。其意義只在於在中央操控底下，能確保中央祝福的候選人能夠一如以往出閘，降低風險。而候選人只須繼續向中央負責，忽視港人聲音，好讓內地黑錢能繼續流入本港漂白，為內地減壓，亦為將來提出廿三條，甚至引入國安法，加強監控將香港成為警察社會鋪路。

本人反對831框架，更反對任何按831框架進行的特首選舉辦法。當然，立法會誰人會看風駛舵，改變投票意向支持政改，亦是意料中事。本人支持公民提名，然後一人一票選特首的真普選，否則，2017的特首選舉辦法應按現時選舉辦法不作任何修改，因為，原地踏步，市民根本沒有太多損失。而原地踏步，最頭痛的，一定是中央如何處理不民主制度下的港人積壓的情緒。市民無需要為經所謂「一人一票」現實卻不民主的制度選出的特首作嫁衣裳，給機會這位特首藉包裝過的極權，實施任何損害港人權利、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高壓政策。

給那些年的政務官

繼續立此存照系列，此段仍有關2017特首選舉的安排。

記得一位前政務官分享過面試時的經歷。被問到如果政務官的上司，在酒店開房搞婚外情，而記者卻從某些渠道得知此事，並致電給你詢問，而上司卻叫你為他說謊以掩蓋事實，你會如何處理。該位前政務官回答，會向上司請求辭職，因為作為一位正直誠實的政務官，不應該向傳媒說謊，同時作為一位政務官，未能完成上司要求，因此不符合工作要求，唯有請辭。當年提問的，正是現任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先生。

本人不知道《公務員守則》是否有效實施，但觀乎現在的情況，現在的公務員的道德操守看來不像符合《公務員守則》的要求，特別是第3節「操守準則」的第3.3段及3.5段──

• 3 . 3 誠 實 可 信： 公 務 員 必 須 據 實 闡 述 事 情 和 相 關 事 宜 ， 如 有 錯 誤 ， 須 盡 快 更 正 。 公 務 員 只 可 把 公 共 資 源 用 於 有 關 資 源 所 核 准 的 用 途 。
• 3 . 5 行 事 客 觀： 公 務 員 必 須 依 憑 實 據 提 供 資 料 和 意 見 ， 並 須 準 確 表 述 方 案 及 事 實 。 他 們 須 根 據 事 實 和 個 案 實 際 情 況 的 嚴 謹 分 析 作 出 決 定 。 公 務 員 必 須 妥 為 考 慮 專 家 和 專 業 意 見 。 他 們 在 提 出 意 見 或 作 出 決 定 時 ， 不 得 忽 略 難 於 處 理 的 事 實 或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

將不民主的制度，包裝成民主要求市民「袋住先」，是為不誠實不可信。政治困難為藉口不為香港市民爭取更大程度的民主，只執行中央831框架的政策，忽略港人利益和聲音，是為不客觀。

猶記得當年曾蔭權時代的特首辦主任譚志源，仍然有心為特首安排與青少年對話。現在的譚志源，不僅肚滿腸肥，還將假的說成真的一樣，斷章取義，以為拿著放大鏡要市民著眼看「一人一票」投票就當是民主選舉的全部，瞎子摸象呃神騙鬼。本人不知道為何譚志源是個基督徒，還不懂得何謂行公義，好憐憫，本人唯有寄望上帝能多指引譚局長重回正軌。

網上引述譚局長的訪問，引用如下，請譚局長緊記以身作則：

「我只要求子女長大後要關心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不一定要做叻人，但一定不能做壞事，挑戰社會和父母的底綫。」Raymond坦言，在子女十歲前，會不時要他們端正坐好，嚴肅地跟他們說明不可做偷、呃、拐、騙的事，否則一定重罰。」「Justin小時候曾有一次欠交功課，想用謊話掩飾，我即時一反過往跟他們嘻哈玩樂的作風，板起臉要他罰站二十分鐘，還用上很重的語氣要他反省和解釋。最後跟他分析，做人必須有一些底綫要守，欠交功課可以是一時疏忽，蓄意說謊卻萬萬不能。家長責備子女的神態跟平時反差愈大，孩子愈能記住教誨。」 （外遊．親子一條龍：特首辦主任譚志源）

給那些自動擁護政權的人

別以為自動擁抱政權，政權就會給你想要的東西，或者只要自我感覺良好就足夠。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此是千古不變的道理，政權就是懂得玩弄華夏民族的奴性。就算政治制度如何小修小補，只要是不民主的831框架下的2017特首選舉，百姓仍活像個奴隸，當然，仍會有不少人甘心做奴隸。如果這份意見書能夠收編在報告書內，看看前前後後的意見書，是否有不少自動支持831框架的奴隸吧。

結語

本人希望有機會參與其中的一眾政務官，想想你們是為了打份工，人工高福利好，又能手握大權，自我感覺良好，還是真真正正希望為市民，為香港，為公義，爭取民主。在831框架下的特首選舉，是否毒藥，你們心中有數。別犬儒地認為你不做自有其他人代勞，以你們的水平，不會想不到如何抗衡不民主的強權的方法。工有好多份，家只有一個，香港的將來你們亦有份。最後，送上一幅圖，給那些屢次說謊的人。

一位不甘為奴的市民

4/3/2015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新自由主義和專制的辯護者

Ravichandren, 工國委馬來西亞，附加社會主義行動（香港）評論

新加坡前元老李光耀在三月二十三日逝世，終年九十一歲。世界各國的領袖及大部份親市場經濟的媒體贊許他為「偉大領袖」，將新加玻升級為現代國家，令其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平列。他們之所以佩服李光耀，基本上是因為他掌握絕對權力三十年（1959–1990）期間，協助當地和國際資本家收割經濟利益。但這是由廣泛的壓迫、反工人階級和反社會主義的政策來達成的。

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被香港右翼本土派組織所青睞，而中共領導也奉之為現代專制中國的榜樣。兩個明明宣稱對方是仇敵的集團，到底是怎樣同時讚佩同一個專權呢？

雖然新加坡被認為是現代的和已發展的，但她的人權紀錄是最差的。李光耀總是被認為是專制統治，並與同區領袖如印尼的蘇哈托、馬來西亞的馬哈迪有同樣特質。他打擊批評政府的評論家和異見人士，未經審訊就監禁很多人。李光耀從未准許獨立的媒體，並打壓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根據無國界記者的報告顯示，新加坡的新聞自由排名在全世界180個國家中排行153，剛在普京統治的俄羅斯之下。法院被政府操控，敢於批評政府的反對派領袖因為在法院抗辯而破產。新加坡政權有著很明顯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擔任新加坡的現任總理，他另外的子女和直系親屬也佔國內的政府或商場的重要職位。李光耀的兒媳何晶也是淡馬錫控股執行長。淡馬錫控股是新加坡的大型投資公司，讓執政黨控制大部份的經濟。

工會和左翼被摧毁

李光耀在政治生涯之初利用左翼和工會作為一個平台來提升自己的聲望。馬來西亞共產黨（CPM）領袖陳平在他的自傳《我方的歷史》中，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五月令人震驚的選舉勝利，他說：「我敢斷言大部份島上的工人也同情左翼工會，而這些工會成員讚許工會受馬共領導。我們的支持者、同情者和同行者為李光耀提供了基層選票的支持。沒有他們的話，在五月三十日的民調中，李光耀不可能得到在51個選區得到43席這一令人驚嘆的勝利。」

馬來西亞共產黨陷於毛澤東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的機會主義想法中，執迷於「人民陣線」（政治上尾隨一個自由派或民族資本主義領袖）和「兩個階段理論」（第一，必須要先為民主權利抗爭，達成後才可能為社會主義抗爭）。李光耀在1960年代利用他們錯誤的路線奪權，在新加坡推行親資政策。和1920年代的蔣介石一樣，李光耀鎮壓他以前的左翼支持者，禁制工會和共產黨。

在此之後，新加坡的工人運動就在國家的控制下被合併。國家工會代表大會（NTUC）於1961年成立，以對抗左翼的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SATU）。從1980年起，主要的NTUC領袖往往也是政府官員。現在NTUC就只不過是一個國家的扯線公仔，而從1970年代起工會成員數目就逐漸下降，可見它的無所作用、偏離工人。還有，從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家來的廉價外勞佔大約總勞動力的30%，他們面對各種歧視。

國家資本主義

李光耀在1950年代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並宣佈中國的革命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成就。他在當時說：「我一直認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是相信國家計劃和控制會為整體社群帶來最大的好處。」但他領導新加坡數十年，卻在利用國家控制和計劃達到相反目的：壓抑工人權利來提高資本家的利益。他設立了一個極家長式的國家，用以積累資本，並不正常地快速發展經濟。

在1960年代，財政部在一系列的當地公司（製造業和造船業上）持股。然後，在1974年國家設立了淡馬錫控股來合併和管理這些公司。淡馬錫控股又在超過60間公司持有股份，包括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和新加坡能源公司。

新加坡的戰略位置像香港一樣，被較強大的和較窮困的鄰國包圍，給了這個國家在東南亞經濟上的重要性。它缺乏物質資源，國內市場細小，因為被政府以此來實行依賴外資、出口主導的經濟政策，並加上國家指導的投資。這些皆令新加坡經濟與香港一樣，面對區內和環球金融動蕩時極為脆弱。正如《南華早報》專欄寫手Jake van der Kamp所指：「新加坡如香港般，依靠一個寄生經濟體富起來」，依靠資金通過其銀行體系流向其他地區。這意昧著新加坡不能獨自存活，而當遇到區域或全球危機時，李光耀在國內開拓的親資政策也會出現危機和衝突，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例如特別是年輕一代極難買樓，以及貧富懸殊惡化的。

在上次選舉（2011）反對黨的議席增加，可見公眾對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PAP）以及對這國家的信任萎縮。現在，很多人看到這個制度對可利於百萬富翁和資本家。人民行動黨（PAP）的反民主路線以及壓迫群眾的社會條件，被反對黨用來增加選票支持。

但是，如果沒有建立一個擁護新加坡普遍人民的需要和福祉的政府的話，他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還是不會解決。必須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綱領為基礎的群眾政黨，以滿足新加坡普遍人民的需要和權利，作為一個李光耀及人民行動黨以外的真正替代方案。

（獨媒特約報導）區議會選舉將在11月舉行，新民主同盟星期二（27日）召開記者會譴責民主黨破壞泛民協調機制。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更直指，協調機制用於避免在區議會選舉中有多於一個泛民代表參選，由此可以集中泛民的票源，抗衡建制派。他指民主黨不尊重協調機制得出的結果，「鵲巢鳩佔」，於本應屬新民主同盟的軍寶區展開地區工作。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回應指，無意爭取軍寶區議席，所做的地區工作是為了軍寶區毗鄰的富君區；尹更呼籲新民主同盟：「放鬆啲啦！」

范國威指，由於是次區議會選舉新界東選區劃界跟往年不同，新民主同盟及民主黨均有意於軍寶區展開地區工作。不過兩黨未能達成共識，兩黨最後以抽籤決定，新民主同盟遂於軍寶區展開地區工作。但民主黨成員陳展浚在經過協調機制後依然無間斷地在軍寶區進行地區工作，顯然是不尊重機制的行為。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回應獨媒查詢時指，陳展浚競選的區域是富君區，不是新民主同盟所指的軍寶區。尹又強調，因為軍寶區與富君區的邊界模糊，而且又適逢新劃界，才令新民主同盟有此錯覺。

另外，范國威又指陳展浚的街站跟新民主同盟成員黎銘澤相近，陳展浚不應該於軍寶區擺街站。尹兆堅則指民主黨沒有限制成員在不同地區做地區工作，而做地區工作也不代表要在該地區與新民主同盟爭同一個區議會席位。

范國威向記者表示，新民主同盟已多次向尹兆堅投訴，但民主黨只回應會跟進，根本沒有實際行動。范國威續指，陳展浚更指出，會派出另外一人到有現任新民主同盟區議員的選區競選，范認為此舉絕對不是尊重協調機制的表現。尹兆堅回應，自己從來未聽過，也從來沒說過民主黨會狙擊新民主同盟。尹兆堅又強調，民主黨絕對不會與新民主同盟撞區。民主黨新界東支部推薦陳展浚競選的區域是富君區，不是新民主同盟所指的軍寶區。

記者：黃凱瑩

文：何松江（荃灣民生動力義務總幹事）

今日TVB竟然邀請了黃毓民議員做「講清講楚」的嘉賓，一向很少看TVB時事節目的我，姑且看一看如何「無線新聞，事事偏頗」。

主持何文雯，第一個問題便拾人牙慧，引用黃毓民剛提出的例子反問返：「如果老師要選班長，揀3個出嚟比同學揀好啲，定係老師自己揀好啲？」

政府策略一 之 「抹黑泛民為反而反」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問題，並非要為難黃議員，實為要令觀眾覺得所謂反對派 / 泛民係「為反而反」，有好啲的選擇唔揀，為咗反對而原地踏步。呢啲題目真係好啱啲傳統上一輩的口味，長輩普遍都是「活在當下」，而「將來」永遠都是年青人的事。當然，呢個論調，唔單止係TVB的專利，政府、建制、及大部份媒體都係用呢個「好啲好過無」的方法向普羅大眾，尤其係沉默的大多數以及政治冷感的巿民，進行在大量洗腦。

當中黃議員更舉例：「先進國家，討論的是食麵包好，還是食飯好；我地仲係討論緊食飯好，定係食糞便好。」可能因為直播節目，黃議員很克制，實際上並非是「飯與屎」的決擇，而是「屎與爛屎」的選擇，並且要懷住感恩的心去食。

政府策略二 之 「混淆視聽」

緊接著，就係討論「提委會出閘及入閘」。其實開始討論「入閘」，就知道政改3人組不是泛泛之輩。因為這招混淆視聽，令「沉默的大多數以及政治冷感的巿民」覺得10分之1呢個門檻好低，「泛民仲嘈啲乜鬼，政府都讓步，你仲咁多要求」。當我地去解釋「入閘」同「出閘」的分別，你發現已墮入了圈卷，對方根本唔會聽得入耳，「政治冷感」就根本無興趣詳細了解。

及後，就何文雯稱，有人認為「若通過政改，大家有一人一票表達意見，例如用白票或低投票率，以輿論壓力去表達對制度 (如民望高的未能出閘、有篩選) 的不滿。」事實上，80萬人電子公投，數以10萬計的巿民經歷79日佔領行動，這等輿論壓力政府及中央也嗤之以鼻，依家故我。請問用白票及低投票率，大家期望會得到咩效果？呢種「有好過無」的盛女心態，實在荼毒蒼生，唔知何小姐有無聽過「寧缺勿濫」、「男人最怕入錯行，女人最怕嫁錯嫁」。

轉眼間引導返大家去「政府策略一」繼續洗腦。

「如果你對政改投反對票，即係你向1200人選委會(舊制)投贊成票？無100%民生就寧願原地踏步？」第一個問題簡直荒謬加Naive﹗假設單身的妳，有個男仔向妳開追求，但妳拒絕咗佢，佢話「咁即係你寧願單身，都唔想拍拖啦？不如我地拍住先啦。唔通你無高富帥就唔拍拖？」各位女士一定會明白，無高富帥唔等於要同你拍拖囉。第二個問題「原地踏步」轉眼又引導返大家去「政府策略一」繼續洗腦。

黃議員及後講關於否決政改以作為抗爭，爭取更多民主。何小姐說：「如果你否決咗袋住先方案，你覺得可以迫使到中央政府比香港真普選嗎？」最後笑住加多句：「你真心咁相信？既然你唔信，咁你爭取啲咩？點解你會覺得用「否決」呢個手段，可以迫使中央比真普選香港？」

天呀，記者讀咁多書為乜？呢種係認命同屈服，甚至係奴性，點解可以講到咁擲地有聲？可能無線習慣了一台獨大，連啲員工都很自大，忘記咗「大衛與哥利亞」、「溫泉關戰役 (戰狼300)」、「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等典故了。直到最後，講嚟講去都係講政改的所謂好處，點解要原地踏步，唔袋住先。繼續抹黑，繼續扣帽子。

誰害怕真普選？誰硬推假普選？就是一班「無能的既得利益者及當權者」。只要涉及自由、民主、獨立，就嚇得屁滾尿流。有能之士永遠不怕公平競爭，無能者為了保衛自身的利益，機關算盡，無所不用其極用主流媒體、假民意、假權威、假道學，窮人含忍的法律，有恃無恐的警力，什麼合憲合法，什麼程序公義去干擾，恐嚇，打壓，讓大家活著煩擾及恐懼當中。政府越著力宣傳及推銷，我認為我們更值得去了拒絕，我相信「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颺」。

一直有人說：「民主可以做什麼？當飯食嗎？」這論調啱晒「努力地生存」的大眾，以及從前由基層捱過，現在已經上岸的長輩們，一再強調生活比民主重要，不斷將我們推回「需求金字塔的底層」–生理需要層，當然有政府強勁的房屋政策配合。有啲咁既廢柴論調，要有啲咁既廢柴政策，大家配合埋一齊，先可以搞到我地咋嘛。

事實上，比起有人荒謬到「唔出糧都要有水砲車」，我地爭取的係更實務，「食少啖飯都要有真普選」，其實我地唔單止係爭取係民主制度，而係香港人一直都擁有，亦賴以自豪的「社會文明」。拒絕洗腦，拒絕謊言、拒絕老人政治、拒絕蛇齋餅糭的民意授權、拒絕維穩換來的假民意﹗2015年區議會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靠大家了。認住佢地﹗

電影【麥兜故事】的主題曲，早於2001年已告訴大家：「但現實就似一隻鴨，吓吓一定要Duck。唔得！唔得！點算呀？點樣令隻雞變做鴨？」

2017一定要得？點解一定要得？「鴨的雞不了，假的真不了」。

文：一名註冊護士

李國麟議員：

現任的政府令人失望，從其民望可反映出香港人的不滿，但司長級的官員卻如視若無睹，繼續堅持己見，自說自話。就連爭議性的議題，政府也只是假諮詢，並不接受市民的意見及聲音，硬要通過及執行。這令我懷疑現任政府是否真的以香港的長遠發展為決策依歸。

香港一貫的核心價值受衝擊，我們所重視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等，現在已受某程度的限制。

現任的行政長官由小圈子選舉出來，眼看著現在的政府漠視民意，就更加顯得真普選的重要。在831框架下，1200選委所提舉的特首候選人，經已被篩選，試問如果所篩選出來的候選人都是程度不同的爛橙，那500萬人點投都只會得到爛橙做特首。這影響到香港的長遠發展，所以我們懇請李國麟議員能代表業界堅拒將政改爛方案「袋住先」。

麥護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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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李國麟的情書】活動

一日一封 剖白民情 鎖實軚盤

護士政改關注組發起【給李國麟的情書】活動，透過facebook向衛生服務界選民徵集公開信，向李國麟議員剖白民「情」，並以一日一封的形式把部分情書在網上刊登。所有信件會在活動完結後轉交李國麟議員，好讓他能夠更加理解選民們的意見及期望。

歡迎各位衛生服務界的選民朋友投稿至 nursepeti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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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書另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831人大框架
共產黨透過所謂人大常委會「議決」，為香港普選首先落下小圈子千二人提名，其次要過半數票方可成候選人，以及五百萬選民投票後，也要共產黨任命的三重大閘。公民提名、白票守尾門等建議無影無蹤，如斯選舉必然是假普選，沒討論的餘地。

坊間討論最熱烈的，反而是泛民主派中，誰會在政改提案中轉軚投贊成票。以致泛民不斷的聯署，企圖絪綁全體泛員議員投反對票。事出必有因，為何以前沒有聯署，如今卻要頻頻高調聯署，聲嘶力竭地高喊否決假普選？不就因為有了當年民主黨率眾與中聯辦密室談判，轉軚支持政改的先例。

香港代議政制崎嶇的前路
代議士的政治道德，理應如實執行當初競選時的政綱以及承諾，以及在議會裡反映選民訴求，而非根據其個人喜惡、立場轉變而有所改變。例如，選民有最低工資的訴求，代議士為了勝出選舉，把最低工資寫進政綱，也就代理了這一訴求，縱使他本人其實是反對最低工資，但基於競選承諾，他亦理應貫徹到底。西方文明社會的代理制度，就是建築在代議士的政治道德，以及選民對其的信任之上。一但代議士違背這一契約，成熟的公民社會也不會輕易饒恕此等選票騙子，選民除了下屆用選票來懲罰對方，輿論也是一大利器，畢竟成熟的社會有優良的記憶力和邏輯力，一個有常識知廉恥的人怎會拿一生的信譽作賭注，滿口歪理然後輕率轉軚？

不幸的是，在香港口裡說追求民主的泛民主派，尤其是民主黨，卻在2010年做了一個最壞的決定。與中聯辦密室談判，轉軚支持政改。政治道德敗壞，違背競選政綱，失信於選民，破壞代議士與選民間重要的互信。試問後來者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挽回選民對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信心？

代議士失效，另思本土、勇武、公投
而庸碌腐敗的港共政權，結合政綱離地又無能的泛民主派，令選民對兩者絕望的同時，也發展出兩套思潮。

其一是催生出泛民主派或左膠口中法西斯的勇武派、本土派。沒有港共政權和泛民主派的精彩演出，是不會孕育出本土派。而當勇武或本土派的行動，有具體而實際的效果，例如光復行動後，中共改發一週一行，將會為他們帶來更多的支持者。正如，當初黃毓民擲蕉的行動，多次成功令曾蔭權政府修改政策，如生果金由約六百加到一千，取消資產審查。為當時的社民連三子，吸收不少支持者，在立法會中連任可見其確有民意支持。

其二是令一部份極度不信任代議政制的人，轉而投奔直接民主的公投制。而公投的具體概念，似乎也是出自當年泛民主派極力反對，激進民主派動員的五區辭職補選變相公投。而其後就有佔領區公投，乃至由雨傘革命開始提出但到目前還未執行的何俊仁辭職補選公投。

悲劇的預測，政改將通過
恕我悲觀的預測，泛民應該有人會轉軚，而且票數足以通過831框架下的政改。而通過政改或許不是港共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但肯定是部份香港人對泛民主派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倘若泛民漠視2017真普選的訴求，代香港人票投政改的話，可以肯定勇武、本土派的立場以及其支持者會更加強硬以及激憤，展開更激進的抗爭。在這裡先不討論獨立行動或革命是否痴心妄想，但香港的政治光譜必定會走向更兩極化以及撕裂。把香港人推向另一極，因為餘下不滿的人，除了痛恨中國、港共，必定更痛恨這個出賣自已的泛民主派。

而後續的立法會選舉是否能繼續保持泛民主派在立法會的關鍵否決權，其實也不重要，因為建基於互信的聯盟早已三番四次出現叛徒。各人心裡自有盤算，既然有一個劉江華，一個張炳良，一個馮偉光，現在也不差我一個了，手中一票有價有市，就等港共來招手。再多的聯署絪綁也是徒勞無功，唯有投票的時候才見真章。

接下來且看看我們尊貴的泛民主派議員，如何表演華麗轉身，投個贊成票吧。

有些人很隨便會罵人「偽君子」，也許是沒想過做偽君子並不是容易的事，也沒留意世上的偽君子其實不多。請勿誤會，我的意思不是世上虛偽的人不多 --- 虛偽的人很多，但虛偽的人不一定是偽君子。

表裏不一、口不對心，就是虛偽。心裏憎恨某人，卻裝作當他是朋友，是虛偽；明明認為某人樣子普通，卻當面讚她貌美，是虛偽；根本不想付錢，但又搶著要請客，是虛偽；爭名逐利之心很強，卻擺出一副淡泊名利的模樣，是虛偽；實際上望子成龍、死命催谷孩子要贏在起跑線，在人前則強調自己讓孩子自由發展、入不入名校也沒所謂云云，也是虛偽。然而，這些例子裏的虛偽，都不足以令其中虛偽的人成為偽君子。

偽君子，就是偽冒君子，其實不是真君子；如果偽冒的不是君子，那麼，即使是非常虛偽，也不是偽君子（而是偽朋友、偽豪客、偽淡泊之人、偽開明家長等等）。要當偽君子，不能只是間中作狀做些君子行徑，而是要長期扮演君子，還要入戲，至少要能令某些人相信你是真君子。說偽君子不易當，理由正在於此 --- 長期扮演已不易，還要入戲，騙到一些人，那就更難了。

華人世界裏最有名的偽君子，大概不是個真人，而是金庸小說《笑傲江湖》裏的人物岳不群。岳不群不但騙到不少武林同道，他偽冒君子的成功之處，是連朝夕與共、正氣凜然的妻子寧中則也以為他是真君子；入戲到連最愛自己、最關心自己的人也信以為真，這種成功，自然得來不易；可是，做人做到要時時刻刻掩藏真我，不露任何蛛絲馬跡，不是太辛苦了嗎？與其這樣，不如索性明做壞人，很可能會暢快得多。

當然，岳不群是偽君子中的極品，大多數現實裏的偽君子都沒有他那麼成功。也許有人會問：「為甚麼至少要騙到某些人，才算是偽君子？不可以有完全失敗的偽君子嗎？」如果你認為偽冒君子而一個人也騙不到的，仍然算是偽君子，我不會堅持你對「偽君子」的理解有錯；不過，以下這個比較，說不定會改變你的看法：假如有人造了一張完全不像真鈔票的「偽鈔」，例如隨便剪一張紙然後畫上鈔票的圖案，我們應該不會認真地指責那是偽鈔吧？如果他蠢到拿這張「偽鈔」當真鈔票去買東西，相信不會有人報警拘捕他，只會當他是個傻瓜。

岳不群最終也被迫摘下面具，之前相信他的人，才知道他原來是個偽君子。一個成功的偽君子，在露出真面目之前，表面上是和真君子沒有分別的；這引發一個問題：如果你認為某人是偽君子，是否應該指出他和真君子的分別，否則你的判斷便是不合理的？看來，不但偽君子不易當，辨認偽君子也不是易事；有些人罵人是偽君子，恐怕不過是偏見或情緒發洩而已。

當代藝術有沒有所謂的標準？「藝術是什麼」的問題可不可能有答案？──本人才疏學淺，不打算回答這個問題。但我知道有誰可以為這些困惑提出權威與合理的見解──她叫西九M+博物館。

首先我解釋一下點解M+小姐可以（也必須）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呢。因為她正拿著數以十億元的公帑──相信我交的稅佔了其中一小小小小小部分──為我們香港人的視覺文化博物館購藏當代藝術品。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M+小姐一定握住評審當代藝術價值與質素的標準，以確保遴選與購買的過程嚴格認真公正，而非任意兒戲或貪腐。你能想像西九授權牛頭角順嫂揸住我們納稅人的錢去街市購買藝術品的荒謬情境嗎？

作為香港公民，我們有知情權去了解公共機構把納稅人的錢花在什麼地方；也有文化權了解本地的公共博物館到底買了什麼藝術藏品來建構與敘述我城的藝術文化、歷史、身份與形象。

空有「收藏策略」無「審美標準」

所以我就上了西九文化區的網站，看看M+小姐怎麼說。在「關於M+藏品」一欄，我找不到收藏藝術品的「標準」，但看見所謂的「根據三大範疇作優先考慮因素」的「收藏策略」：

1）反映香港的混雜性、共存性和迫切性（時間性）；
2） 由20至21世紀香港視覺文化的重要作品組成，當中包涵前輩及新晉藝術家，反映藝術創造的歷史及當代的發展，並以此中心出發⋯⋯外延至世界各地（地域性）；
3）以較廣義的『藝術』觀念，結合較靈活的『跨媒介』概念（反映視覺文化複雜性的重點領域）。

我想，這些含糊不清模棱兩可的「收藏策略」概念或空話，就是M+博物館有意無意想傳達給公眾的購藏藝術品的「審美標準」──而我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標準」講了也等於無講。因為呀M+小姐，我實在不明白什麼是「香港的混雜性、共存性和迫切性」？你是根據怎樣的原則去評選出「香港視覺文化的重要作品」？而「較廣義的『藝術』觀念」有多廣？「較靈活的『跨媒介』概念」又有多靈活？

如果西九官網沒有清晰地為我們提供M+博物館購藏藝術品的「標準」，或者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臨時購藏委員會的成員們──包括羅仲榮、鄭志剛、靳埭強、馮美瑩、徐文玠、羅榮生、鮑藹倫、龐俊怡、施南生和烏利・希克──應該為我們說說他們小圈子的購藏委員會又是根據怎樣的「審美」標準遴選與購買作品。但我也實在找不到他們發表過什麼可供參考的言論；除了烏利・希克。

「每一個藏品都是一個具體化的過程；藏品包含了收藏家的遠見、想像力、直覺和熱情，也折射出他在研究上付出多大努力，能捕捉到多少機遇，運用多少資源，甚至勤勞和惰性。」在官方網站一篇〈烏利‧希克博士前言〉中他提到，「無論自覺或不自覺，搜羅藏品的篩選過程難免有主觀標準存在。」

烏利・希克提到兩點很有意思：一是收藏家的藝術研究；二是收藏家必然存在主觀標準。但購藏委員會的成員們（除了的烏利・希克）都不是收藏家──或者成立K11 Art Foundation的鄭志剛也算是資淺的藝術品收藏家吧──更不用說他們有發表過什麼「藝術研究」。而他們（購藏委員會們）存在的「主觀標準」，給我們的感覺除了是橡皮印章之外，更難以脫離利益衝突或利益輸送的嫌疑。

暫且不說M+小姐如何慷慨豪灑1.77億元購買──捐出1463件藝術品的──烏利・希克的其他47件作品是否有經過嚴格的評選。但我發現更為爭議性的是在M+公開的藏品當中，就有購藏委員會成員的作品──鮑藹倫（2件）與靳埭強（11件）。另外，鄭志剛會不會主觀地透過M+博物館購藏一些自己有所收藏的藝術家的作品，以令其私人的收藏品在市場上升值，這也是難以避嫌的。

惡魔總會露老尾

或者讓我們看看M+小姐揸住「三大範疇」購藏了些什麼東西。

「截至2015年1月31日，M+ 已收藏2,432件藏品（包括購置及捐贈但不包括M+ 希克藏品），當中超過50%是本地藝術家及設計師的作品。⋯⋯目前的藏品涵蓋多個創作媒介，包括素描、電子媒介、裝置、物件、繪畫、攝影、建築模型、 印刷品、雕塑及時間媒介等。M+合計收藏3,942件藏品（包括M+ 希克藏品），當中約32%是本地藝術家及設計師的作品。」（西九M+網站）

簡單計計數：在2,432件藏品當有50%是本地藝術家及設計師的作品，2432x0.5=1216件。而在1216件中，估計本地藝術品與設計品各佔一半，1216x0.5=608件。而我在該網站下載了一份「完整的M+藏品名單」，裡面包括了609件藝術作品。所以我的估計應該十分接近。但是，你不要被M+小姐的粉飾了「數面」欺騙。惡魔總會露老尾（Devil in the details）──讓我們看看厚顏的M+小姐買了些什麼東西。

在公開的609件藝術作品，我們又簡單計計數。以下是購藏得獎數目排行榜：

劉香成（攝影96件），黃炳培（又一山人，攝影45件），何倩彤（38件），吳爾夫（德藉攝影師，攝影30件），何藩（攝影20件），呂振光（14件），石家豪（14件），曾灶財（14件），靳埭強（11件），王無邪（10件），謝德慶（7件），郭孟浩（2件），關尚智+黃慧妍（2件），林東鵬（1件）⋯⋯

只是以上15位藝術家就合計購藏了304件作品，已佔609件藝術品中的50%。而在這304件作品中，攝影作品佔了191件（約63％）──多樣性？──也就是說其他的媒介如素描、電子媒介、裝置、物件、繪畫、建築模型、印刷品、雕塑及時間媒介等加起來也不超過37%。（另外重點要提一提，而這其中並沒有購藏任何李傑與白雙全的作品。大概是因為希克捐贈的藏品中包括了1件李傑和7件白雙全的作品。所以就不用再花錢購藏他倆的作品了？）

這些數據的細節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呢？大家對比一下M+所謂的收藏策略「三大範疇」與購藏的作品就知道了。

那些缺席的香港藝術家在哪裡？

而我要針對收藏策略「三大範疇」的第二條，關於「地域性」的問題提出點想法。

2) 「由20至21世紀香港視覺文化的重要作品組成，當中包涵前輩及新晉藝術家，反映藝術創造的歷史及當代的發展，並以此中心出發⋯⋯外延至世界各地」。

請留意這裡提出的兩點購藏作品的重要因素：

一是「包涵前輩及新晉藝術家，反映藝術創造的歷史及當代的發展的20至21世紀香港視覺文化的重要作品組成」。

M+小姐，你不會說以上佔了50%藏品的本地15位藝術家（再加上其餘那些名不經傳的藝術家）就可達到了這個「範疇」了吧？為什麼連像陳育強教授如此重要的藝術家的作品也不包涵在內呢？他可是深深地影響了後來傑出的藝術家如李傑、白雙全、林東鵬等人的創作呀──還有楊秀卓、黃國才、梁美萍、何兆基、程展緯、楊陽、梁寶山、林嵐、文晶瑩⋯⋯我可以一直列出過百位於香港20至21世紀俱重要性的缺席的本地藝術家。

二是「以此中心出發⋯⋯外延至世界各地」；也就是說以香港本地的藝術為中心出發。

但比較一下，在那合計共3,942件的藏品之中──（我相信其中希克的1510件藝術品之中，的確可反映中國（特別是北京）在70至90年代的藝術生態，可是這325名藝術家之中只有李傑和白雙全兩人是香港人）──佔有的609件藝術品（不包括設計作品；事實上其中還包括了亞洲其他的藝術作品）算什麼以香港為中心出發呀？分明就是以「北京」為中心出發。

我們需要知道什麼？

要知道作為公共機構的M+博物館首先是香港人的博物館，其次才是中國、亞洲以至世界的博物館。因此M+的藏品必然影響著香港當代藝術文化的身份定位與未來發展。M+博物館的藏品的價值觀念與質量，也會直接影響著香港社會的道德規範、價值取向、歷史敘述與審美觀念。所以M+必須要向港人交代她購藏藝術品的審美標準、價值標準、質量標準。以確保遴選與購買的過程嚴格，而非小圈子的任意兒戲或貪腐。

更重要的是M＋拿著香港人的錢去購藏當代藝術品，我認為M+有責任亦必須公開全部她購藏的作品，包括購入作品的價錢。可讓大眾檢驗價錢在市場上的合理性。特別是讓我們知道，「以香港藝術為中心出發」的M+博物館到底投資了多少資金在購藏香港藝術家作品上，又投資了多少金錢購藏內地、以至其他地方的藝術家作品上。公開以上資料是為了防止出現浪費公帑或利益輸送的貪腐嫌疑。

如是，以公民的知情權與文化權，我們有權利要求西九M＋博物館公開以下資料：

一） 購藏當代藝術品的審美標準；
二） 公開每件藝術作品購買的價錢。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網上論壇）

原載於《Jumbo》48.1 P.51 – 52
ISSUU網上版：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_48.1

《穹頂之下》是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各大視頻網站發布的霧霾深度調查紀錄片，全片從採訪、調查到製作、演講都是由柴靜領導的。全片長一百零三分鐘，柴靜綜合運用當眾演講、現場演示、視頻展示和網絡傳播四大手段，將「霧霾是甚麼？它從哪裡來？我們怎麼辦？」這些極具科學性的問題娓娓道來。

柴靜的《穹頂之下》一出，來自各方的聲音肆意湧來，筆者不是「挺柴派」，也不是「砍柴派」，只是想通過匯集這些聲音來令大家思考在霧霾背後我們應看到的一些問題。

誤導？

網絡上流傳的一篇文章《穹頂之下有什麼科學上的錯誤》，其中獲讚最多的回答指出了片中十條錯誤：有意混淆概念、偽造採樣結果和數據、加工圖片、編造因果關係、竄改資料背景和時間等等。每一條都配有專業的解釋說明讓讀者心服口服。可緊隨其後，又有人發帖《穹頂之下有什麼科學上的錯誤的錯誤》，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對上一篇逐條進行反駁，又讓讀者恍然徹悟。可到底孰是孰非讀者也無從而知。

一些人認為，柴靜在視頻裡故意捏造一些因果關係，以及含糊其詞地引用所謂的專業數據，甚至造假，是在誤導公眾。但網絡上另一篇文章《如何寫一篇誤導公眾的文章？》指出，誤導並不一定是貶義詞，有時誤導是為了達到一個公眾能接受的目的。而柴靜本人亦曾說過：「媒體的職責不是提供熱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動社會的熱情，媒體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之處。」所以到底這部作品是否帶有誤導性，與她之前所定義的媒體職責是否有衝突，我們還需要專家給進一步的答案。

公共決策？

老瀋在《為什麼穹頂之下沒有說服我？》一文中指出，柴靜這部作品從更為理性的角度出發，引起了公共決策的探討。霧霾的危害具體有多大？這在科學界其實並沒有確切的定論。而許多人以為只要知道霧霾有害就已經足夠了，接下來就應該不遺餘力地去治理它，至於它每年到底是導致十萬人死亡還是五十萬人死亡沒有多大意義。這恰恰是在公共決策層面上至關重要的一點，我們需要知道沒有霧霾情況會不會更壞。

事實上，霧霾帶來的一切後果是我們不敢想像的。霧霾是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副產物之一，近期精神病學期刊《柳葉刀》上的文章指出失業率是影響自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六十三個國家的調查中，每年大約有四萬五千人因為失業而自殺。此外，在漫天霧霾的同時，北京也是全國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與之相比，全國環境第二好的雲南省的平均壽命卻是倒數第二。所以霧霾治理問題應當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收益－損失分析問題，而不是工業黨和環保小清新黨的整天對罵。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在環保和經濟之間尋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前提是能高開討論，柴靜在這方面起了一個很好的作用。

社會共識？

柴靜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說：「在拜訪石化行業的有關專家時，我的問題如果您覺得尖銳，請不要介意。他說沒關係，你問的都是媒體和大眾關心的，應該向大家公開。」當柴靜把採訪的資料和稿件發給全國人大法工委，以及正在制定國家油氣體制改革方案的小組成員時，她得到了很中肯的反饋和真誠的感謝。中國有很多人希望把這件事改善，在為此作出努力。簡單的說，每個人都希望空氣清新，在柴靜看來，這就是社會共識，也沒有甚麼比這個更加強烈的社會共識了，需要讓大眾更多地知情參與、討論，以形成共識。

隨著紀錄片的播出，憑藉立場正確與否來無條件擁護或否定的站隊越來越多。根據何清漣的說法，對這個紀錄片的相關討論以及引發的爭議，表明了中國社會已無法完全取得社會共識。從社會學角度解讀，中國社會利益分化十分嚴重，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已經不可能再形成任何社會共識。有些甚至已經形成極端對立的局面，以致很難在不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社會共識。

輿論？

輿論學之父李普曼評價媒體的作用：「它就像探照燈的光束一樣，不停地照來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從黑暗處帶到人們的視域內。」這個世界往往有太多東西被屏蔽、被忽略，因此我們需要能夠引起公眾注意力的領袖來把那些黑暗的領域照亮，特別是事關每一個人利益的公共領域。鳳凰網的評論文章裡就提到柴靜在這方面其實起了很大的作用，雖然在大氣污染方面她不具備專業素養，在這個領域裡號召力、影響力、洞察力比她厲害的也大有人在，但她以個人責任感和號召力讓更多人看到他們應該關注的地方，將一個事關很多人的公共領域從黑暗裡照亮。她的意見也許不夠專業、客觀，但正是因為把這件事情公開地暴露在大眾面前，引發各個陣營的爭相討論，從而形成公共輿論事件，使得更多具備專業質素的人介入其中，關注、反思、討論、糾正、補漏，並繼續傳播。這便是輿論所帶來的正面效應。

但凡一個新事件誕生，肯定無法避免各種質疑與批評。有人將她的私生活傳得沸沸揚揚，描述得繪聲繪色；有人不屑她以女兒病情開場來煽動公眾情緒；有人說她趕在兩會開始之前將紀錄片發布別有用心；有人說她陰謀論，站在發達國家的立場上設置陷阱以使中國經濟停滯⋯⋯所有的這些輿論都在懷疑她的動機是否站在了道德的至高點。這些可以說是輿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很多評論只是集中在對柴靜私生活和片子的瑕疵咬著不放，由此我們也可以見到輿論的指向性有多重要。

儘管如此，人民網和環球時報的力挺，剛剛上任的環保部長連夜點讚，都說明了柴靜對社會熱點的洞察力和把控度巧妙有力地起到了輿論導向作用。雖然它不見得十分具備專業質素，也不見得對未來的發展有建設性的意見，但它以直觀的表現形式、簡明的表達手法以及巨大的傳播效應讓霧霾這個話題在公眾生活中變得更加清晰。與柴靜的人生軌跡極其相似的前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崔永元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穹頂之下》這部深入淺出的紀錄片起到了一個對公眾的啟蒙作用。正如《南方週末》環保記者汪韜所言，《穹頂之下》的影響力可能超過這幾年他採寫關於霧霾報道的總和。

後記

在《穹頂之下》播出後所引起的這一系列評論與爭議，有讓人看到光明積極的一面，也有讓人感到力不從心的一面；有站在民眾的角度給出意見的人，也有混淆是非隨意站隊的人。柴靜曾說過：「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是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希望通過本文，同學對於《穹頂之下》能夠有一個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從而形成獨立於旁人的判斷。

主要參考資料：

老瀋，老瀋一說，《為什麼穹頂之下沒有說服我？》，02/03/2015
汪韜，南方週末，《柴靜霧霾調查：只是為了我的女兒》，28/02/2015
人民網，《人民網專訪柴靜：『人去做什麼，是因為心底有愛惜』》，28/02/2015
鳳凰網，《獨家評論：為什麼是柴靜，而不是CCTV？》，01/03/2015
澎湃新聞，《崔永元談柴靜紀錄片──如果霧霾從此治好，還要有關部門幹啥？》，28/02/2015
沙小皮，視覺誌，《讓柴靜消失》，01/03/2015
楊早，《我與柴靜的私人恩怨》，01/03/2015
國情，《柴靜霧霾調查穹頂之下文字版實錄》，03/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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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正處於政改的分岔路，原本理應整合各方的力量，抵抗中共的政改陰謀，但事情卻恰恰相反，尤其去年帶領香港人爭取民主，觸發雨傘運動的學界，其力量面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考驗，接二連三有大專院校退出學聯，甚或連學聯內部是否出席六四晚會都未能達成共識。筆者尊重院校自主，學生的選擇絕對凌駕一切，但筆者對此處境不禁表示憂慮，在這個政改關鍵時刻，將反對力量化整為零，到底是福，抑或是禍？

學聯於雨傘運動中的決策失誤，令運動無疾而終，加上學聯內部的財政混亂，此種種都成為他們被學生歸咎的原因，從而有部份學生倡議各大學生會退出學聯，摒棄聯盟的組織力量，並且相信自身的力量亦可抵抗中共。自港大成功退出學聯，其餘的大專院校亦紛紛響應，至今已有兩間成功退出學聯，使學聯的前路面對嚴峻的考驗。筆者眼見事情發展至今，只能嘆息一句，學生的決定，潮流的興衰。在這個時刻，聯盟式政治可能真的不適合香港，但筆者只想問一句，民眾可以討厭政黨，但如果連學生組織都討厭，試問香港到底還有甚麼有號召力的組織力量，難道靠個人的力量，就可以爭取民主？筆者只知道任何的大型群眾運動都需要組織，絕不能單靠個人力量，而且這不是犬儒鄉願，而是務實。

事到如今，筆者惟有希望學聯可以重整旗鼓，銳意改革，令學生可回心轉意，對學聯重建信心。筆者明白這不是一時半刻能做到，甚至於情況惡劣至只剩下一兩間大學，但這正正是改革的機會，令民眾知道學聯是從善如流，這比流於口號式爭論更加實際。臨近政改關鍵時刻，社會會更加撕裂，所以更加要整合力量，抵抗政府鋪天蓋地的宣傳。學聯亦不應因為力量被削弱，而退居幕後，反而應該走得更前，為香港爭取真正的民主，學生組織最應該沒有包袱，及其作為香港的未來，更加責無旁貸。學聯經歷此一役後，更加應該明白群眾的掌聲只得一時，當有任何缺失的時候，群眾是會群起攻之，只有做好自己，問心無愧就已經足夠。既然社會要淘汰聯盟式政治，倒不如接受現實，重構另一平台，可能會有另一番境況。

政治是要經過多次的試驗及妥協，而且沒有一輩子的朋友，亦沒有一輩子的仇人。學聯面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考驗的同時，不妨休養生息，重整旗鼓，試把組織重新定位，讓學聯可跟貼時代的巨輪，繼續爭取民主。筆者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香港現正處於一個政改的分岔點，故任何的反對力量都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