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為《沒有澳洲這場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國33年前這麼厲害》在微信朋友圈成為熱門的分享文章。作者先是描繪了澳洲大火的種種慘狀和自由黨政府的處理失當，接著話鋒一轉：
遇到問題能解決問題，才算真本事。
澳洲燒了四個多月，而且在目力可見的未來，還會一直燒下去。
但在中國，這麼荒唐的事情絕不會被允許發生。
早在33年前，1987年的中國，同樣面臨過一次巨大災難：
大興安嶺火災。
講述了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的概況後，作者對兩場大火做了這樣的比較：
知乎上有人問：「中國的消防力量能否撲滅澳洲大火？」
我相信，33年前的中國可以。33年後的今天，我們依舊可以。
火情剛開始，基層黨員幹部就會戴上紅袖章，帶頭上山解決。一旦三天沒滅，國務院的文件就會雪花般下來。一星期不滅，省市級領導一批批下馬。
要是燒成澳洲這樣，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們，已經全部身臨最前線督戰。
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當危險來臨時，中國消防員會第一時間擋在人民面前。
這才是大國的責任和擔當。
而從小到大都在享受這些福利的我，又有甚麼資格說中國不好？
我們認同作者對澳大利亞自由黨政府的一些批評。但為了年青一代認識歷史，對大興安嶺大火的真正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特在此重刊《中國青年報》1987年的一篇報導。該系列報導共有三篇，是該記者第一時間奔赴災區採訪寫成，榮獲當年全國好新聞特等獎，並列入大學新聞新聞學教材，所以其真實性是值得信賴的。以下節錄三則經修改的故事，讓讀者更快掌握該次災難的背景。
原作者：雷收麥，李偉中，葉研，賈永
一把火，令五萬同胞流離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燒過100萬公頃土地、焚燬85萬立方米存材、令五萬餘軍民圍剿25個晝夜，究竟是從哪裡、為什麼、而又怎樣燃燒起來的？
“這是天火。”——災區一位老大娘說。
“風再大也刮不出火來。”——大興安嶺林管局長說。
“五個火源都是林業職工違反制度和操作規程造成的。”
——迄今一系列的報導這樣告訴人們。
是的，現實給人類的答覆往往不只一個。今天，大火熄滅了，然而，災難留給人類的教訓卻是永恆的。
從幾個小故事說起吧。
A 關於加格達奇的故事
大興安嶺地區共有人口31萬，是一個以木材和營林生產為主體的森工企業。首府加格達奇——美人松的意思，一個由少數民族語言賦予的美稱。雖說這裡人口不稠，工廠不多，但街道整齊，交通方便，大都市裡有的這裡幾乎一切都有。許多奔撲火而來的記者都想不到有這麼一個風姿綽約的森林城市坐落在深山老林裡。然而，你茫然了。這裡不叫鎮，也不叫市，而被稱作“加區”。“為什麼不能叫市呢？”一位政府官員告訴記者，大興安嶺是林業部的直屬森工企業，地方行政歸屬黑龍江省，而版圖又屬內蒙古自治區。一個媳婦仨婆婆。它不敢稱“市”，一旦稱“市”，行政歸屬問題就會扯皮，內蒙古自治區想收回它，黑龍江省又不肯輕易放掉這“碗邊的肥肉”，更何況把它視為掌上明珠的林業部呢！於是，加格達奇只好委屈了。大興安嶺成了真正的“一僕三主”。每年的企業贏利除上繳黑龍江地方財政幾千萬元外，還要上繳內蒙古自治區幾百萬元“土地使用費”，上繳林業部幾百萬元管理費。
1985年國務院規定，大興安嶺可從企業贏利留成中提留近五千萬元育林基金。田紀雲副總理曾指示，育林基金要“取之於林，用之於林”。就是這筆經費也要七扣八扣，林業部拿去相當大一部分移作它用。餘下的除去上繳能源交通費，扣除維持營林機構經費等，用於森林保護的只剩下9%。而這部分又要分成林政管理、森林防火、病蟲害防治、野生動物和自然保護區建設等若干項目。其中真正用到森林防火中的已經所剩無幾了。道路，是林區的神經和血脈。有了道路，既能作為防火隔離帶，又能為快速撲滅山火提供交通條件。世界上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森林道路的建設，這些國家每公頃林地擁有道路已達5-7.5公里，我國的伊春林區每公頃擁有道路2.2公里，而大興安嶺每公頃僅有道路1.1公里。修建道路的報告連年呈到林業部，林業部推到國家計委，計委又推回林業部；林業部的計劃司推到森保司，森保司又推到計劃司，人人都當“二傳手”，誰也不肯掏腰包。解決柈子城問題，既是節約木材，減少浪費的一個渠道，又是解決防火隱患的重要措施。以煤代木是一個高明的辦法。煤，當地有，位於西林吉的古蓮煤礦可提供大量生活用煤。
但也苦於沒有道路。“要修建道路，連通古蓮。”大興安嶺林業局的領導早就下了這個決心，不可能向黑龍江和內蒙古伸手要錢，還得找林業部。可林業部遲遲不下達計劃指標，你不給錢，我們自己解決，大興安嶺準備從已被撥去的護林防火基金中擠出錢來修路，林業部又以“無此文件”規定為名不許他們動用這筆錢。他們只好邊斬邊奏，修通了古蓮至圖強的一條沙石路。正是這條路竟成了一個屏障，在這次撲火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至今，這筆修路費用還在地方財政的赤字欄上。同樣，森林瞭望塔是林區的眼睛。由於經費不足，大興安嶺的森林望塔僅是伊春的1/3。缺少瞭望，無法判斷火災的方位。“5·7”大火中，由於方位判斷的失誤，一度影響了正確的指揮。400名摩拳擦掌的森警指戰員受命馳援，輾轉奔波了四天，竟然沒有找到可撲的火頭。真是“三個和尚沒水喝”！這種弊端百出的體制結構、管理模式，不改革怎麼得了！
B 兩上“馬大哈”與四個“酒鬼”的故事
請諒解我們使用了“馬大哈”這樣不雅的詞彙。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許多機會恰恰喪失在這批“馬大哈”手中！因使用割灌機在林區造成了多次火災。今春，大興安嶺林管局發出通知，防火戒嚴期禁止使用割灌機作業。部署是部署了，可沒有督促，也沒有檢查，4月28日，通知到了地區防火指揮部指揮科一位副科長手裡，八個林業局他只通知了五個，恰恰是那生靈塗炭、慘遭損失的北三局沒有被通知到。
5月5日，漠河縣防火辦的電話記錄上清楚地記載著地區氣象台的大風預報和高溫警報：5月7日大風可達“火險級”，氣溫將升高到23度。此刻，較漠河境內出現的兩處火情早一天，較大火吞沒漠河縣城早兩天！如此重大的氣象變化，居然沒觸動縣防火辦主任那麻木不仁的神經。他沒有向主管負責同志彙報，而把這預警截留在辦公室中了。玩忽職守，麻木不仁不僅表現在火前，就是撲火救災中也不乏這樣的例證。大興安嶺地區某局參加撲火救災的小車司機向我們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在西線我們的車經常拉指揮部頭頭。一天，一位副總指揮去檢查火場情況。“我們穿過火海，來到一個防區，滿山那大火呀，燒得嗚嗚叫，眼看就要燒過防線了，可防線上一個人沒有。人呢？正坐那兒喝酒呢。別說頭兒了，我都氣得慌。“副總指揮問：‘為什麼不打火？誰是領導？’你猜那哥四個咋說：‘咋的呀，這疙瘩我們管，你是幹啥的？’”“一聽說是副總指揮，還是省政府領導，這哥四個才緊張了，說馬上組織撲打。後來，他們中的一個給我們帶路去另一個火場，還是當地林場的呢，硬是把道兒領錯了，沒法子，調回頭重走，又回到了他們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們支走了，沒挪窩，還坐那兒喝呢！”聽來兩個“馬大哈”和四個“酒鬼”的故事近乎荒誕，又都是個別現象，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我們的代表。但在國家機器的鏈條上，有這麼幾個齒輪有毛病，那機器還怎麼正常運轉！從上述的兩則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出，由於體制的不協調，由於某些幹部的玩忽職守，由於對特大火災放鬆了戒備，在大興安嶺——我們祖國的綠色寶庫中，早已埋下了災變的火種。
C 燒不散的會議
5月6日下午，漠河縣委那棟高高的灰樓裡，縣常委會正開在興頭上。“噢，怎麼遠處騰起團團煙霧？”“是不是山上著火了？”大家一時議論紛紛。縣委一位領導操起電話向縣防火辦詢問，回答是，河灣林場著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繼續開會！”會場恢復了平靜。“山裡著火，就像城裡的交通事故一樣，年年防，年年有。”正如一位領導說的那樣，這把火沒有引起大家的足夠重視。
在大火驟燃的時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險時期，在已有高溫和大風警報的情況下，一個以林為本的縣裡，常委會開得如此安然。
過了一會兒，又有人發現古蓮林場方向也騰起煙霧。“怎麼搞的，又著了一把火？”
終於——會議原議程不變，只是移到防火辦開。邊聽火情邊開會，兩不誤。
會議照樣進行……
8日凌晨二時至四時許，從古蓮火場燒來的火焰仍在民宅中肆虐之時，縣裡又分層次召開縣常委擴大會、副科級以上幹部會，一開就是兩個多小時。此刻，回頭的火焰又從容地吞噬了一批民宅。
類似的會議在另一個火區——塔河縣盤古林業公司以同樣的節奏召開著。這天夜晚，大火從三面包圍了擁有全國最大貯木場的盤古林業公司，形勢異常嚴峻。21點30分，被譽為“紅孩兒敢死隊”的大興安嶺森警空運一大隊及時趕到，鄉親們欣喜：這下，盤古有救了。誰知，一下車，教導員張國華就被叫去參加會議。23點45分，幾位縣裡的領導仍圍繞“從哪裡打、怎麼打、打不滅怎麼辦”在爭論。屋外，狂風大作，火光已經燒紅了夜空，手持風力滅火機的上百名森警隊員望著即將進鎮的大火急得直跺腳。屋內張教導員被這種沒完沒了的會議激怒了：“你們研究，我們打火去了！”他率兵衝向迎面燒來的大火，此刻，大火離彈藥庫只有幾十米遠了……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會而議之”。問題是，在特殊的情況下，要有特殊的動員方式和工作方法，這就是一個機構的辦事效率和應變能力。
大火對官僚主義的辦事效率是不留情面的！
翻開5月7日的歷史記紀錄，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大多數黨員、幹部以其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在為搶救群眾和國家財產而奮戰，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
本篇文章準備結束，但並不希望結束這場災難留給人們的思考。此刻，我們要將如下嚴峻的數字擺在記者面前：
據大興安嶺林業管理局文件記載，1966年一場因吸煙引起的大火，共燃燒了32天，毀林52萬公頃。從1964年大興安嶺林區開發，到今年五月這場特大火災之前，森林可採資源減少了一半。其中森林火災燒燬4,865萬立方米，占可採資源的30%。按開發20年的消耗比，大興安嶺林區只能維持生產26年了。大興安嶺開發到1985年，22年間，共發生大小森林火災881起。燒燬森林面積等於這些年來營林更新地面積總和的164倍！
1987年6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常委們代表十億公民審議了國務院《關於處理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事故和處理情況的彙報》。
他們說：“現在官僚主義相當嚴重，相當普遍。反對官僚主義的根本辦法，是加強民主與法制的建設，在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大火向我們發出了紅色的警告，也給我們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