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陽光時務週刊，圖為編輯所加
編按：作者趙善軒為中國文學博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士。
陳雲博士所著的《香港城邦論》，可說是香港民主支持者對本地民主發展問題的一嶄新的論述（此義下我們可說陳博士的觀點屬民主派或泛民主派，雖然他一再批評泛民的觀點）。據說本書與台灣作家、導演九把刀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是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香港書籍銷售排行榜上一直高據榜首的兩本書。 九把刀的小說因其同名改編電影在本港破賣座紀錄而成為榜首暢銷書，令人不感意外；但陳博士的有關政治論述的書如此流行，卻極為罕見，表示出此書在政治論述方面的震撼性及極端惹人注目。以下，筆者採用夾敍夾議方式，對本書加以討論。
一 指出中港融合使本地民主沒落的危急情況
筆者以為，本書最重要的，也最為本地民主支持者接受的論述，是指出了中港融合導致本地民主沒落的危急情況。他寫一系列有關城邦自治的文章，最後寫成本書，可說是以此為主要緣起。他在《前言》中說：
我本不想做拯救香港之事，以一人敵一國，幾乎令我家破人亡。奈何二Ｏ一Ｏ年底，港共參與宜居灣區規劃，向廣東割讓香港治權，面書的老友勸告再三，我才撰文反對。
在第四章，陳博士說：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佈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佈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仕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族群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以上說宜居灣規劃有陰謀論（「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的色彩，這不必是中國政府的想法，因為隨著九七回歸後（陳博士堅持稱「回歸」為「主權移交」，有他自己的想法，筆者這裏只是順從一般用法，完全沒有他所說的支持共產思想的意思），中港關係日益密切，後者在中央與地區合作政策上反映，一義下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從本地民主發展的角度看，本港民主因此而大倒退，卻是本地民主支持者所擔心的可能結果。中港兩地政治模式不同（國內是社會主義模式，我們是自由主義模式），而九七後中港不斷融合，加上九七回歸後本地一些民主情況的倒退（例如警方加強了打壓遊行示威的力度、傳媒出現了越來越縮減言論自由的情況等等），更令人相信這是很有可能會出現的後果。據此，作者說「一國兩制，城邦自治，是香港生死攸關之事」（本書封面提字），可見中港融合而令本地民主倒退，是陳博士大感憂慮而善意提醒港人的主要觀點，他提出其香港城邦論也可說以此為主要原因。
陳博士上述觀點，可說是近來本地民主發展中的一項重要的新論述。因為，以往泛民爭取本地民主發展，往往側重在爭取雙普選上，以及反對政府的不民主施政上，特別是推出違反人權、自由的惡法的做法（如二ＯＯ三年的廿三條立法及最近的網絡廿三條等）；現在，陳博士的香港城邦論指出中港兩地急促融合是對本地民主的一種嚴重而緊急的危害，一義下可說拉濶了本地泛民的民主抗爭的層面，單單在這方面，陳博士的論述已可說是對本地民主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這裏，筆者補充一點個人看法：一些互惠互利而不影響本地高度自治的中港合作計劃，我們不必反對（例如加強中港的文化學術交流、加強兩地的資訊互通等）；我們反對的，是沒有廣泛徵詢本港民意，過於急劇的而又對本地政治、社會有負面影響的中港融合政策。
二 提出城邦論以恢復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
對於中港急劇融合的危機，陳博士的解決方法，端在其構思的香港城邦自治理論。後者，一般人許多時候都以為是一種香港獨立的理論，但陳博士加以否認。在《香港城邦論》中，他對「城邦」的意義作了很詳細的解釋，較重要的文字為：
城邦是希臘的傳統，也是民主的根源，帕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都以城邦為藍本。
城邦是甚麼？城邦的英文是city-state，德文是Stadtstaat，概念都來自希臘文polis，顧名思義，是城與邦的混合體。是以城市為核心範圍的自治體(autonomous entity)，有時是主權獨立的，但很多時是依附於一個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之下，成為其轄區或軍事保護區，或至少在名義上受到王族或帝國的軍保議及外交領導。
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城邦(polis)是為好生活而存在的。」在其他國家形態中──如帝國甚至現代的大型共和國，人民是為了國家的好處而存在的，人民會受到國家的壓制的，但城邦是為了人民的好而存在的。德國的城邦諺語是「城市的風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入了城邦，享受的自由如風一樣的舒服和充沛。
據上述三段看來，陳博士對「城邦」了解不限於歷史事實，而且賦予他自己引伸的價值含義。就筆者所知，在古希臘時代，由於她由許多島嶼組成，故此，這種地理環境造就了城邦，後者指一些如城市般大小的國家。然而，因為古希臘已開始講民主政治，故此，陳博士同時賦予「城邦」價值意義，以為她可代表講民主的良好的自治體。概括而言，他說香港是一城邦，一方面固然就實然層面說香港「非國亦非市」（第二章名稱），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另一方面，同時就應然層面說香港是一講民主的良好的自治體。
依上述解釋，陳博士以城邦自治來解決中港急劇融合的危機，其實如其所說，並非主張香港獨立，而是主張恢復、落實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一國兩制，香港城邦意識需要公民參與，官命互相提點，互相扶持，才可以同心同德，繼續建設香港。香港城邦自治運動是根據一國兩制觀念和香港《基本法》憲政秩序的本土意促運動，敦促香港政府在制定各公共政策和特別行政措施的時候（例如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必須優先顧及香港人，以本土利益為本，在與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交涉時，維議香港本土利益，並向香港人負責。換而言之，香港自治動肯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既定原則，並監督港府遵行，維護香港人利益的本土公民運動，不是香港獨立運動。
陳博士的說法，可說是泛民主派為港人爭取民主的一非常重要的補充論述。泛民爭取本地民主（要求雙普選、反對惡法等），著重的是民主的理想；然而，依據上述香港是城邦的現實，我們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做如急劇融合中港而損害本地民主的做法，更有歷史和法理上的依據，一義下不是苛求，而是維護我們的本身的權益。
三 掃除城邦論障礙（一）：批判泛民的民主建國論
以上所說的，是筆者認同陳博士城邦論的部分。以下，筆者會討論其可商榷的部分。
陳博士以為，要實現香港城邦自治，必須掃除一些思想的障礙。首先，是要放棄泛民的民主回歸論及民主抗共論，因為兩者的表述雖不同，但其實本質卻相同。為方便起見，筆者稱泛民此二觀點為民主建國論。陳博士對此二說的主要論述如下：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香港社會預備了所謂「民主回歸論」的政治議程，準備以民主建設香港的方法，在主權移交中國之後，用民主制度保存香港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生活，並同時向中國輸出民主，意圖為香港締造一個容許民主建設的安全大環境。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慘案之後，「民主抗共論」成為民主回歸論的副主題，甚至是潛主題，就是用民主的制度建設，抗拒中期直接干香港內部事務。而不論是民主回歸還是民主抗共之論，都是所謂泛民主派的政黨的指導思想和宣傳原則，用在政治意念鬥爭的層面，並不是香港一般人可以參與和感受到的日常運動。
這兩個香港民主派政黨操作的理論，是互相隱含的，也是互為表裡的──表面是民主回歸論，裡其實民主抗共論。
陳博士解釋了泛民最初以民主回歸論應付九七的主權移交局勢，但經六四事件後，便改以民主抗共論應付。他以為兩種觀點互相隱含、互為表裡，揆其意思，兩者都是認同香港要有民主，必須中國先有民主。他猛烈批判這種民主建國論的觀點。主要的文字如下：
香港的民主派（包括若干左翼人士）認為，要香港有憲政民主，必先要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而後者由於是短期內無法達成之事，這便卡住了香港憲政和民生福祉。而中國的政權又在中共手上，中共便可以用民族統一論來反制香港的民主派。這是必勝之戰。
這［筆者案：指以民主回歸論始而以民主抗共論為終的民主建國論］必會招惹中共的顧忌而壓制香港民主進程，因為這種以民主統一中國的運動來保護香港的理論，不操作的時候，只是溫和的愛國情懷，一旦投入操作，就是干預中共內政，甚至有顛覆中共之虞。再者，這是不切實際的，也不一定符合現實政治操作原則的思想，一旦中共轉型為民主政黨或中國因為中共倒台而急速民主化，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國中之國的那種類似政治特權的安排，不一定會獲得民主中國政府接納，或者起起碼會重新用民主中國的格局來考量和安排。以香港有限的地方議席力量，並不一定能遊說議會保議香港的一個兩制，民主中國政府絕對可以通過議會的民主程序，取消香港的一國兩制，要求港開放邊界、向中央繳稅、支付軍費和負擔議會通過的特殊稅捐，並取消香港的國際身份。這影響甚至危害到香港人的生命財產和文化生活。
在首段，陳博士指出，要中國實現民主需要長時間才可能，會因此障礙香港本身的民主發展。在次段，他指出泛民講民主建國，一來會有干預及顛覆中國內政之虞，反而令中國壓制本地的民主進程；二來，即使中國有了民主，對本地民主發展亦非好事，因為中國初期的民主並不成熟，對本地民主反而有害，再加上中國會因有民主而取消本港的一國兩制，更令後者的城邦身份即刻消失。
筆者以為，上面批判泛民的民主建國論的說法，可說是陳博士《香港城邦論》的一大敗筆，觀點於理不通。中國是主權國，而香港即使說是城邦，也是歸屬於中國的城邦，而非古希臘近於獨立國家意義的城邦；因此，兩者是中央與地區的關係，後者一般可以比喻為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根據本地泛民主派及一般市民的共同了解，中國越有民主發展，對香港民主發展應越有利，這道理是非常明顯的。用比喻來說，就是父母越富有，一般來說子女的物質條件會越好，豈有父母越有錢而子女越窮之理？相反，中國沒有民主，我們很難想象我們會有真正的民主，甚至是目前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維持也沒有很大的保障。極權國家的中央政府，怎可能容許地區政府有真正的民主？
因此，上面首段的時間性並非問題，短期內中國沒有民主，只表示香港的真正民主也不能短期獲得；相反，中國越早有民主，香港也越早有真正的民主（目前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嚴格來說還未算真正的民主，只是有相當限度的民主），沒有什麼「卡住」或「反制」的問題。另外，凡民主發展都有階段性的，早期一般都有不成熟的毛病，但只要有了真正民主的開端，則香港的民主隨著中國真正民主化而越來越成熟。另外，中國越有民主，則對香港較中國先進的民主元素應越重視（用陳博士的用語來說，則是越尊重香港的城邦地位），沒有道理說中國反而會取消香港的高度自治。故此，中國民主與香港民主應是相輔相成而非互相衡突；陳博士排斥泛民的觀點，是沒有必要的。
四 掃除城邦論障礙（二）：排斥中國及疏遠中港關係
與上一項主張相關的，是陳博士主張中國（不只是中共，此義詳後）是香港城邦自治的一大障礙。故此，他進而攻擊中國，並主張冷待中港關係。
說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政權（中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一般民主支持者並無異議，而陳博士這方面也有立論。他除了指出中共是不講自由、民主的極權政體外（這是民主支持者的常識，而且陳博士在本書也到處講及，故筆者這裏不擬徵引文獻），更批評中共政體不合乎正朔（中華正統） 。這點對中國文化傳統有認識者也應無異議。就筆者來說，中國主流文化的民本傳統雖於民主一間未達（用常識的說法，是我們只有美國林肯總統講的民主三要素中的民有of the people與民享for the people，卻沒有民治by the people），但我們重視道德（仁愛）以及以此為本的典章制度（禮義之統），與民主政治有相當程度的親和性(affinity)。
陳博士在本書中進而批判中國官民（中共及其統治下的人民）賊性難改，即使不是沒可能實現民主，後者也肯定是非常遙遠的將來才可達致。他說：地獄鬼國，匪黨賊民。中共是蘇聯境外殘餘的法西斯殖民政權，本性有如失去故鄉的盜匪，外太空投擲到地球的病毒。成立革命黨至今，中共做盡了冠絕古今、慘絕人寰的兇殘事，但從未悔改，只會在勢力強大之後變得更兇惡。被中共殘害幾代的大陸人，都因為幾代人啞忍暴虐而扭曲本性，成為中共的合謀人。為甚麼中共可以統治中國，為甚麼中國人可以容忍中共的暴政，甚至那麼多中國人在面對六四屠殺的時候依然甘於忘記血案，繼續默許中共執政，默許中共用思想洗腦來荼毒他們的子弟？這是單方面的政治壓迫嗎？人民是無辜的嗎？沒有人民的共謀，這種殘統治可能持續六十年嗎？
賊頭和賊夥組成的國家，是不會開出民主憲政的。由此可判斷，大陸是一場沒完沒了的瘟疫。大陸創傷不斷而政府從不治理，要將來的民主政府治理大陸人的心靈創傷，要耶穌基督或佛陀菩薩再世也！
筆者以為，上述的觀點，可說是《香港城邦論》一書最令人難以接受之處，有著不少問題。
首先，討論政治的好壞，一般只會說到統治者（政府）方面，若以政治的好壞推廣到被統治者（人民），這是概念的混淆。眾所周知的概念混淆的事例，是本地建制派常說香港人要愛國，但後者，卻指共產政權，而不是與我們有血緣關係的廣大的中國同胞。共產政權違反民主、自由，是統治者的問題，在這義下說其為賊可以理解。但是，被中共統治的人民，單單因為其受共黨的長期統治便是賊，則是概念的滑轉，其毛病與建制派說愛國等於愛黨相若──都是在概念上犯黨、國不分的毛病。試用歸謬法思考，如果可以這樣說，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之下的人民個個都是十惡不赧的大賊。但這樣說得通嗎？對這些被極權統治的受害者公平嗎？
其次，陳博士一義下對其論述中國人民是賊也有論證，他曾列舉不少事例說明中國人民的賊性。例如：Youtube流傳的大陸人虐待動物事件（p.43）、小悅悅遭車碾而許多途人見死不見的事件（p.44）、南京男子彭宇好心扶起跌倒的老婦反被誣告（p.45~46）、歹徒借老人仆倒街頭勒詐好心扶起的路人（p.46）等等。然而，在方法學上來說，他所引用的個例（一些中國壞人）與他要論證的全體（全中國人民）相對來說是嚴重的不足，這明顯是以偏蓋全的歸納論證。這類思考謬誤最近我們經常見到，例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說香港人是狗、一些香港人說大陸人是蝗蟲等等。此等論述只能說是不妥當的情緒宣洩，而不可能是嚴格的科學論證。大家試用歸謬法思考，如果上述的論證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同樣理由，只要我們在大陸找到一些好人好事，就如王學末流那樣說中國滿街皆是聖人。但這種邏輯如何能說服人？
最後，不尊重人的人格尊嚴，是對人的一種歧視。說中國人民是賊，這是欠缺充分理據的負面道德判斷，這已經構成對別人的人格的踐踏，明顯是一種歧視。不要說公開說中國人是賊，即使有些香港人刻意在有關人士面前說印度人是「摩囉差」、說日本人是「蘿蔔頭」，說西方人是「鬼佬」等等，我們已普遍覺得是歧視。在民主社會中，自由、人權、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現在，陳博士的言論無論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若被充分論證涉及歧視，則應收回。
根據上述排斥中國的看法，陳博士繼而論斷香港人必須冷待中港關係，他的常為人引用的一句說話為：「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對冷待中港關係的態度表露無遺。他有時表述為香港本位的立場：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Forget China. Hong Kong comes first. 這是香港生死攸關之事。這就是香港的現實政治。反共是若干程度的反共，有足夠的阻嚇能力，達到拒共的目的即可。維護香港、建設香港的未來，才是香港人的要旨。而只有在香港維護好之後，中國才有長期可靠的參考，建成憲政民主，這一日香港人可以期待，但只能等待而毋須急於爭取，因為優秀的、憲政民主的中國，將無求於香港，香港的優惠地位也就完成了歷史任務了。
香港與中國大陸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一個兩制，香港自治，就是更好地維持這種相依存的關係。
其實，說「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一義下是對的，因為作為香港人、香港的民主支持者，我們以建立本地民主為優先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建設民主中國雖也是我們應做的工作，但始終在優先次序上不比國內的民運人士及維權人士。然而，兩者卻並無排斥關係，並非只能兩者擇其一。陳博士這裏所說的香港本位義，與上述的排斥中國義才是不相容的。因此，他的香港本位說，個人以為是與建制派相若而方向相反的錯誤。建制派過份強調（傾斜）一國，固然不能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與此相反，陳博士是另一極端，過份強調兩制中的香港的自由主義制，而對一國採取排斥的態度，則其香港自治的主張，也難以得到落實。他的說法，與上述第二段說「香港與中國大陸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並不是完全一致的說法；因為如認同中港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則我們不能像他那樣割裂中港關係──香港講自治只講香港自己，完全不理會中國。
他排斥中國，割裂中港關係對香港實現高度自治的主要問題為：
1. 香港在歷史與法理上獲得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然而，如果我們對中國採取漠視、甚至敵視的態度，則中國政府對香港的自治不會放心，只會不斷提防，甚至收緊，這樣，要爭取落實高度自治便是緣木求魚，不切實際。
2. 香港目前的高度自治，正如陳博士所常說，其實是過渡性的，仍然未能達致真正的自由主義的理想。因此，我們絕不應停留於此，而應如泛民及其他支持民主的市民那樣，不斷為爭取真正的民主而努力。然而，香港只是一小城邦，人口、資源等等遠不如中國，如果缺乏與中國的良性的互動關係，則單靠港人之力，爭取真正民主幾乎沒有可能。故此，正好相反，我們應重視中港關係，主動聯繫中國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自由主義學者等等，互相砥礪與支持，合力向中國政府爭取民主。於此可見，陳博士的香港本位說，一義下其實是一種自我封閉的、過於狹隘的本土化論述。
最後，順道回應陳博士書中所表達的六四觀。他說：民主統一派的詮釋，無法觸及香港人的根本要求。參加六四集會乃遣責中共反人類罪行，而爭取普選權利，乃由於憲法早已賦予香港的，故此該項集會與爭取普選並無瓜葛，香港爭取到普選也無助於六四的平反。出現上述病症，乃由於民主黨的政治盤算，將兩個議程捆綁，在為六四流淚之中爭取普選，結果反而令香港人無端遡遭受心靈創傷：以為香港的民主如六四天安門慘劇一般，己經被中共鎮壓了！中共默許香港民主派舉辦六四悼念集會，並在二Ｏ一Ｏ年正式公開招安民主黨，其伏線在此！
這裏，筆者以為有兩點有待商榷：第一，將六四起緣限於民主黨，以及將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的主要團體說成只是民主黨，是不乎事實的。六四起源明顯不限於一黨一派，當年固然民主政黨與團體有份創辦，不少建制派與親中人士亦有份共同策劃；至於每年六四，所有泛民都參與其中，而廣大的市民佔的比例更遠在政治團體之上。故此，不應單單將六四與民主黨連繫在一起。
第二，六四不單是支持國內民主運動的活動，而且也是本地普及與促進民主的活動。許多熱心政治、支持民主的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可以說是六四將他們連繫在一起，成為本地推動民主進程的一大動力。所以，七一遊行（七一普通理解為本地民主抗爭運動，源於Ｏ三年政府硬推廿三條立法等施政失誤）與六四悼念，往往有著極密切的關係。例如同一年六四多人參與，七一通常也多人參與。又例如，六四與七一的主題，不少時候都會出現重疊情況，如今年七一遊行，主題除了叫新任特首梁振下台外，為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申寃也是民眾的主要口號之一，可見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將六四與本地民主發展切割開來，既不乎事實，亦大大減殺本地民主發展的動力。
五 筆者對基於本書而展開的香港自治運動的一些較技術性的意見
以上是一些較原則性的敍述和評論，以下為一些較技術性的意見。
如前所言，筆者同意陳博士的香港城邦論觀點並非港獨主張。然而，有人卻將陳博士的觀點視為港獨主張，並將其主張的香港自治運動看作港獨運動。 這種上綱上線的做法，明顯是不負責任的，我們若能仔細閱讀本書，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話也得說回來，我以為陳博士一些做法與說法較容易令人將城邦論誤會為港獨主張，故此，建議他為此作出一些技術性的調整。
首先，陳博士將其依歷史與法理為港人爭取民主的抗爭運動稱為「香港自治運動」，有人或許會質疑，本港已經有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還要爭取自治，便是一種港獨主張。我建議本運動可改稱或詳稱為「香港維護自治運動」，甚至「香港非獨立自治運動」，以減低人們對運動的誤解，或者避免人們誣告的口實。
其次，陳博士在本書中曾提出中華邦聯論的主張。他說：香港自治之後，加上台灣的目的地位，中共再扶持澳門一下，將來的中華區將有四個政體代表，結成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Chinese Confederation或Chinese Commonwealth)：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一區四票，整合四套海外關係於一身，這大大有利於中華區整合國際政治影響力，情況有如德語區的聯邦德國、澳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Lichtenstein)。中國必須能夠有此想像力，才可以突破美國的政治封鎖，自強自立。
中華是天下，不是國家，是仁義禮法之流布，不是血緣種族之伸延。中華邦聯的構思，其實是海洋中華與大陸中華的結合，是個大中華的理念。海洋中華是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南洋諸國。大陸中華就是中國本土，中國本土可行聯邦制度，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China)，此為穩妥之道，但要視乎情勢。
這裏，陳博士的中華邦聯的構想與其香港城邦論無必然的關係，且與他要維護的依《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建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本港政體有出入。在本書裏出現，容易惹人誤會是其推動的自治運動的內容之一。若如此，則亦容易令人誤會其自治運動有港獨的內容；因為他將香港與歐洲的聯邦德國、澳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南洋諸國及中國相提並論，而後者一般都理解為獨立的國家。故此，我建議他將來在本書的新版中將此部分內容刪除。
最後，陳博士設計了龍獅旗作為推動的香港自治運動旗號，這做法也較易令人誤會。龍獅旗由本港殖民地時代區旗改動而成，與後者非常類似，而一般區旗背後有政權的意味，在爭取本地民主運動中似不宜使用，容易使人誤會有意欲推翻本地政權，甚至有港獨的象徵意義。例如，西藏流亡政府就是使用雪山獅子旗作為西藏獨立運動的主要標誌。香港自治運動既然不是推翻本地政權或港獨運動，則不必使用使人容易聯想起區旗的龍獅旗為標記。
六 結論
本文依原典討論了陳雲博士的《香港城邦論》，對其中的主要論述的得失表達了一些個人看法。筆者以為，香港城邦論是泛民主派一嶄新而有其獨立貢獻的論述，使泛民的政治光譜進一步擴闊。
簡言之，在九七之後，由於本地民主發展寸尺不進，甚至某些方面有倒退現象，令本地的民主支持者感到沮喪與憂慮。此時，有泛民中人以為主要責任，在於以民主黨、民協為首的主流民主派（此派相對來說可稱為泛民中的溫和派，對民主黨、民協較包容、而且立場也較溫和的公民黨、工黨等一義下也可歸屬此派）抗爭不力；於是，以社民連為首的激進派提出用激烈抗爭方式取而代之。然而，激進派徹底打倒主流泛民的立場一方面導致泛民的分裂，另一方面又導致激進派自身的分裂──分裂出人民力量，對本地民主的發展也見不到有所推進，令人質疑其拓展本地民主的能力是否超出溫和派。
就在這時候，以陳雲博士為首，建基於維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反對中港急劇融合的另一泛民支流（筆者姑名之為維治派，即維護高度自治的泛民派系）亦告出現，這是重新出發的另一次泛民內部的激流，目前雖然初露頭角，但勢力日益增長，有機會成為泛民中另一有分量的勢力。然而，個人以為，維治派在民主建國與中港關係問題上與其他泛民對立，這令筆者憂慮日後她若能與溫和派及激進派鼎足而三時，雖擴闊了泛民的政治光譜，但其與其他泛民的對立會使整體泛民進一步分裂，後果會是使整體泛民力量大減，形成爭取民主的自身障礙。
故此，筆者早前曾在網上討論區全力反駁激進派之首的人民力量的不合理的狙擊主流泛民的論述，希望觀點能傳達到其組織中去，緩和其與主流泛民的對立關係。 依筆者之見，溫和民主派在爭取民主時可與地區及中央政府保持較良好的關係，在分歧不大的事情上雙方可以有商有量；而激進民主派則可顯示泛民對本地民主發展步伐不如人願的不滿，而在分歧較大而又不宜妥協的事情上更可以作激烈抗爭。兩派一柔一剛，若配合得宜，對本地爭取高度自治應更有勝算。
至於筆者寫本文，則是希望目前仍在醞釀階段的維治派能以之前的泛民分裂為鑑，對其反對其他泛民的民主建國論，以及排斥中國與割裂中港關係的不足的觀點予以檢視，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另一次泛民分裂。筆者以為維治派的維護真正的高度自治、反對中港急劇融合的立場，完全可以與其反對民主建國和排斥中國、冷待中港關係的觀點分開（後者須大加修訂或揚棄），如此才令能其觀點更完善，亦可避免與其他泛民有根本衡突。
在我來說，我很希望通過對不同泛民的主要論述的討論，能抛磚引玉，令泛民之間對彼此的觀點多作理性的交流與反省，使各種泛民的論述能完善起來。最後，所有泛民團體能團結一致，為本地民主發展而各盡所長，將來為香港爭取到真正的民主政治。
當然，限於知識與能力，個人的觀點也許有不少錯誤；若真如此，則我很希望關心本地民主發展的學人能予以糾正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