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本土派圍繞著支聯會、六四與愛國的爭議，令我想起一位我從未謀面的香港少年。
今年馬來西亞大選之後，獨立媒體辦了一個小型分享會。在座有一位神采斐然的中年母親，她是香港人，也是馬來西亞華人，她告訴我們，剛過去的大選是她平生第一次回國投票。更有趣的是，她帶著在香港長大的十三歲兒子回去，兒子大開眼界，經過不足兩星期的選戰後，他很自信地告訴母親：我要成為馬來西亞人！
我不知這能否叫愛國，但是，這位十三歲的香港少年的心情，大概有點1989年時我的心情。我當年看到的不是大選，而是比選舉更戲劇性更激蕩人心的社會抗爭與政治鬥爭，不只發生在遙遠北京，還在我腳下的地方。同樣期望著改朝換代，同樣感受到民眾的力量創造國家的未來，改變自身。
八九年：政治共同體
感謝八十後的陳景輝的努力，讓我們重溫那個年頭的歷史經驗，例如，當日香港藝人及流行曲也藉著北京學生，自嘲與反思香港人自己的市儈、冷感與「柴娃娃」﹣﹣殖民城市資本掛帥下的人格。就如那位愛大馬的香港少年，我當年對那個稱為「中國」的國家認識有限，但絕非認同執政黨，也不是任何種族或國族，而是一個跨種族、政治平等、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共同體，連帶也把自身的鄙陋習氣革除，成為一位年青的活躍公民。而我當年或現在，認同的也不是炎黃子孫，更不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經營起來的「愛國」。我們有聽過有唱過《龍的傳人》，但追求的不是「古老的東方」，上一代也許給我們留了少許國仇家恨，但追求的絕不是憤青式的排外愛國，而是一個奮發向上人人平等參與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未來國度，體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工人與市民，以及我們街頭起伏不斷的聲援行動，聲討腐敗專制的北京政府。
這位少年比我及我的同輩人幸運，雖然馬來西亞反對派沒有拿下過半數議席，改朝換代，但卻能夠再進一步成為更強大與持久的反對力量，他的自信與希望肯定比挫敗感要高。我同代人的民主啟蒙卻是一次功敗垂成的民眾抗爭，以及血腥鎮壓。往後的二十四年，香港有人移民離去，卻有人選擇留在這裡，我有一位同事就是因為六四而放棄移民。我們困在或守著這個大陸邊陲的殖民／後殖民城市，整理與收拾被坦克車輾過的熱情，埋首處理挫敗，企圖轉化熱情急速冷卻卻倖存下來的政治共同體，卻有點不知所措。我們多少要忘記或假裝忘記，學習如何活在深圳河兩邊愈來愈互補共存的兩制（或曰兩邊的資本主義），間或抗爭反擊。所有八十年代的政治與社會變革激情，在以後的日子裡，要不是壓抑，便是低調地或假或真地化偏安於自由，在專制的政府中寄望與爭取猶如悖論的港式民主。
死唔斷氣，無主孤魂
同代人中，小部份念茲在茲以各種形式改變中國，既源自不服膺於香港主流民主派的偏安策略，更源自八十年代那個「死唔斷氣」無主孤魂的政治共同體想象，但絕非歸屬任何政權，也不為愛國。而我自己從來不覺與本土關懷（卻不是如今的本土主義）有任何矛盾，八九年甚至曾激發我們的本土投入。90年代初，我們大學生有一個「去基層」的小計劃，便是反思北京學運與工人農民不夠連結應運而生。這段日子裡，我這邊去大陸做研究交朋友，這邊在香港遊行示威，成了日常生活。2006/2007年我與朋友意外地參與了一場保育運動，建構我們的非族群性的本土論述，或陳允中所言之開放本土，我發現竟然有大陸媒體感興趣。而我最近發現，不少華南地區的年青人吸納了我們的開放或批判性本土論述，大搞他們比我們更精彩的保育運動，讓我輕微地重溫那個褪色的中港政治共同體。所以，你可以理解我為何要寫＜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昔日的朋友或今日的敵人硬要為我套上「大中華膠」，我不介意，但也請認清筆者的身世。
改變中國？自問效果甚微，關注多於改變，更從不敢高舉甚麼大旗幟。至於大部份人，可能只能靠香港的民主派拒共，以及圍繞著六四的諸般儀式重溫一次1989年的政治共同體，作為小部份的我或我們，也從未完全切割於這大部份，正如我每年也出席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晚會。孔誥烽與我們一起罵過支聯會與司徒華，甚至在支聯會的遊行中搞局，但我從沒有像他現在那樣要切割。原諒我不夠「敵意」或所謂「政治意志」，我從來沒有視司徒華、何俊仁為不共戴天的敵人。
放下與執著
我們愛國嗎？許多人忘記了支聯會支援甚麼，講不出愛哪一國，哪一國好像也不是。我以為，愛國，只是希治閣式的MacGuffin，讓大家的敘事論述推展下去的小小情節，它本身可能是毫不重要的。這也是為甚麼那麼多香港人出席六四燭光晚會，那麼多年來也從不關心支聯會中的「愛國」二字，或作自行表述，或心領神會。「愛國」二字在孔誥烽與陳雲的論述之中卻是斗大的兩個字，因為「去中國化」是他們的議程。我想套用佛家的說法回應，大家早已放下，你幹嗎還在執著？
正如安徒所言，有人要把以上一段香港歷史與意識給標籤，蓋棺定論，以葬體告別式拒絕中國，告別六四，讓本土主義快高長大。但他提出警告，告別了六四便猶如告別了自己。這只是一種族群主義實驗，多於是對歷史的認真分析及思考。本來各有歸宿，無需勉強。但肆意裁剪歷史，為自己的政治議程服務，恐怕就顯得太難看了。孔誥烽撰文把八九年的學運讀成「忠君愛國」，「哭哭啼啼的、等待和哀求天降明君的戲碼」，為的當然是指責支聯會也在延續與散播「懦弱自欺的忠君愛國毒霧」，這說法真叫我大開眼界。
歷史的複雜與淺薄
支聯會與當年的學生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是，既然是談歷史，請講一點歷史的複雜性，不要訴諸這種廉價淺薄的修辭，以偏蓋全；否則，任何人也可以隨意指責法國大革命只是披上華衣的暴徒之舉（例如1789年7月14日前巴黎出現廣泛搶掠破壞）。想深一層，跟犬儒主義者談歷史恐怕是不必的，同道者我則建議讀一下當年學運領袖之一王超華最近的文章，很有歷史的複雜質感，卻不失立場的鮮明。比起近日不少香港高舉「本土」之徒，為當下立場及敵意剪裁歷史，作族群解讀，任意切割，來得認真用心。王超華在過去二十四年從沒停止思考當年春夏之交的每一刻，這實叫我們慚愧。正如王超華所說，中共現政權要對八九六四進行各式各樣的切割，早期把「極少數」切割出來成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