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逃犯
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百老滙看《孤星淚》，那時剛過了六四不久，作為香港學生，感覺就如同逃犯一般。北京學生早已飄泊四散，自己卻在美國紙醉金迷之地，大模斯樣地享受著「自由」行的快感。1992年剛好也是鄧小平南巡，歴史的鮮血竟化作遍地黃金，香港人在移民浪花過後，迅即牽起一陣北上掘金潮。也虧周旭明想得出，《天與地》中的三個人吃了家明，才會孕育出20年後的中年中產。但歴史的包袱並沒有退去，電影《孤星淚》把一切的罪與罰， 如生地再度重現香港人眼前──倒未知會有幾多個鼓佬或黑仔，還會購票進場回首自己的半生？
2. 學運
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實年紀更加接近電影中的冉阿讓。久未經歴學運和社運的我，最近又和年青人走在一起，再次喚起那彷彿早已煙沒塵封的青春和熱情。雖然未至於把他／她們看成子女，但在年齡上作為契仔契女也差不多！就在聖誕日那天，大夥兒營火、音樂、跳舞、大吃、大喝，把八鄉冰冷的田野都舞得火熱；在深夜潻黑一片的荒地上，禾草和火光把百來人的臉龐都照得通紅。和年青人一起彷彿世界總有希望，現實中的一切困厄鬱悶都可暫時拋諸腦後。
除夕臨近，在電視上看見久違了的學民思潮，除了黃之鋒還多了個周庭，仍是那弱不禁風的老樣子，這下子真的可以當子女看待！不過倒是真的後生可畏，竟還出動到吊臂車來拉橫額！即時令我想起那是綠色和平，那是人家專業搞社運的工具呢！如此高高在上的駕臨鬧市，放在中學生身上是否早了一點？還有幾十年的學運社運路要走呢，過於早熟是否有點拔苗助長？難免讓人想起《孤星淚》的街童嘉維殊。
1832年6月5日，反對復辟的巴黎六月起義，最終無法喚起廣大群眾參與而流血收場。假如不是雨果把犧牲的學生領袖，寫成《孤星淚》一眾從容就義的主角，這場早夭的運動也許早就消失在人們的歴史視野。但由於那個特別的日子，作為中國人卻難免會別具共鳴。我倒想起去年的《建黨偉業》──一套名正言順歌頌「愛國無罪，上街有理」的電影，不過末段描寫一大會議，那些窩囊的知識分子代表們（毋庸多言，沒有一個是工人或農民），又想鬧革命又怕人身安全，倒才是真正的神來之筆。我還想起了2006年婁燁的《頤和園》，在香港大概沒幾個人會看過（羅湖影音店有DVD發售）──一套絕無僅有直接觸及六四的內地片，那份沉重鬱壓迷茫的調子，難免要較《建黨偉業》濃烈得多了。
3. 人民
你聽到人民的歌聲嗎？《孤星淚》中提出的關鍵問題──不錯，慷慨激昂的進行曲拖著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當年雨果流放在英國，急欲知道小說推出的反應，於是發了一個著名的電報「？」，而出版商則回了一個「！」。若問你聽到人民的歌聲嗎？答案卻同樣只會是：？
這問題首先得由行騙長官──的支持者來答。不錯，其實就在大半年前，民間選特首選出來的不是別的，正是狼鷹！不少知識分子還帶點天真帶點傻，相信一個強人又或是暴君上場，便能為香港亂局帶來一線光明──彷彿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找到了拿破崙！帝制復辟就可以重振香港的聲威！還幸拿破崙沒有出場，換來的卻是酒舘老闆泰納第家族，原來偷厄拐騙才是施政方針，語言偽術才是管治策略。
這問題也得由議會精英來答。就在不到幾個月前的立法會選舉，選民盡皆用腳來投票，跑到那些沒有政綱（除了反共還是只有反共）、沒有往績（議會投票往績極為可疑）、也沒有多少誠信的政黨去──難道又是輪到泰納第家族出場了？！你能聽到人民的歌聲嗎？對不起其實我也聽不到，我只想到「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令他瘋狂！」
但這問題也得由民間精英來答。既然當權者、反對派都洋相盡出，學運、社運就真能代表人民的聲音嗎？對不起其實我也尚未聽到。我倒想起了陳健民老師，去年提出關於德國威瑪時代的警告，雖然當時受到千夫所指，現時回看真還有幾分道理。不過香港最躁動的肯定不是年青人，倒是那些高唱蝗蟲論的學者，那些為恐天下不亂的傳媒，那些拿了幾百萬官府俸祿，忽爾保皇、忽爾文化的精英，還有那些年屆五十，月入五萬公帑付鈔，卻天天在辦公室上facebook五小時的人！
4. 精英
提起了陳健民，我又想起中大社會學系的其他老師。為什麼那麼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公共社會學家，最終都抵擋不住權力的誘惑，都要走上「帝師」的不歸路？那些早在港英年代，已經「身在曹營心在曹」，回歸後「身在漢營心在漢」的也還算了，起碼也算是貫徹始終嘛！但那些民間智庫的領導人，為什麼卻忽然變成成保皇黨了？為什麼在報章上長篇廢論學運過激也就算了，背後還要砌詞只為引發社會討論？為什麼冠冕堂皇倡議《求變》，卻絕口不提地產霸權的問題？為什麼搞了十幾年的智庫，卻連份像樣一點的政策研究也拿不出來？
於是我想起了阿倫特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甚至都是有點良心的知識分子，似乎還很關心香港的前路和出路，但都像警官賈維爾一樣失去獨立意志，在有意無意之間淪為政權的附庸。就正如阿倫特筆下的納粹戰犯艾希曼，「他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更不是难以理解的。他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残专横，而且工作上尽职尽责。他除了对自己提职晋升非常热心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不良动机，也不可能构成任何犯罪。然而，这也正是他最危险、最可悲之处。」
在阿倫特看来，「平庸之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理論或教條，而是表現着一个不思考的人所作的惡。「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规蹈矩的职员，也是一名和蔼可亲的父亲，但他在面对选择时候的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抑或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却是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显著特征。恶始终只是一种走极端，从来都不是极端的创造，它没有深度，也不是什么着魔。它会把整个世界夷为荒漠，之所以会这样，恰恰在于它的蔓延方式，如同在肤浅的表面疯长的蘑菇一样。」
5. 夢想
我夢了一個夢。《孤星淚》真正令我震憾的，卻竟然是六月起義過後，一切都灰飛煙滅了，卻獨剩下馬瑞斯在傷悼同學之餘，卻找到了珂賽特；革命不成，卻換來了愛情。他和珂賽特的豪門婚禮，依舊是貴族身分的十足排場，是整套電影中最唐皇華麗的一幕。馬瑞斯從來不是悲慘世界的一員，他只是追求浪漫激情的革命想像；他從來沒有脫離階級位置，只享受集體狂歡的剎那快感。
近期香港出現社運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爭論，這太半只是抹黑社運的無聊技倆，本來不值一談；但看罷《孤星淚》之後，作為社運界的每一份子，看來還是應該撫心自問一下，到底自己來自怎樣的一個階級，所代表的又是怎樣的一個階級；想像中自己在指揮／領導的是什麼，而被指揮／領導的到底又是什麼。
魯迅說：「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賣朋友。」又說：「滿口激進之言，此人必須提防。」我從不懷疑、亦不擔心激進，但卻甚為戒懼那些浮誇的激進之言。畢竟受苦的總是貧苦大眾，享受革命快感的卻往往是知識分子。
再問你聽到人民的歌聲嗎？我情願答案仍然是：？
──要比掌握真理、手握人民的精英來得踏實。
鄒崇銘
寫於2012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