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談論香港問題之初，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警告」鄧小平「收回香港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考慮到當時中國還未有「城市改革」的歷史背景，英國人這句說話的理性就是：「搞土改、搞農村你班土共尚可，香港要成為你地海外集資入口，你知唔知我地英國人做過啲咩先？你地點搞啊大佬？」
客觀地談，城市改革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之中不得不完成的任務，不然中共一世當農夫搞大寨，因此他回應鐵娘子一句：「那我們就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理解中國城市改革的背景，是如今理解香港民主問題的歷史前題。
城市改革，不單是把人搬進一幢幢樓住那麼簡單。那只是一個膚淺的層次。深層的，也就是收回香港的「災難性影響」就是：如何把中國之中部分地區塑造成外資有信心投資的地方？那就要講法制，人家才會來合資，那才可以把錢帶進貧窮中國，那才有生意做。簡單說，社會主義國家欠錢，因此要外邊資本家來給錢，因此我們有些地區不談政治只談錢。
因此，中國另外有多個「經濟特區」(SEZ)，其中有些屬中央直接管理，均不受地區政策影響。其原理是跟香港差不多的，如重慶就是吸引工業家建工廠。鄧小平說，香港要有民主，其實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為了吸引外資進中國。香港有民主就是為了當這個中間人。英國政客自小就有做生意思維，明白這個道理，香港在中國眼中是一盤賺錢的生意。
香港的本質就是一個連接中國大市場和資本大世界的中間人。從前，資金從外流進內，香港有生意，國家有救命的錢，因此才有人說「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更好」。可是一個窗口同時也可以有逆流的資本，當大陸充斥著多餘資本，自然也從香港流出去。像低關稅引來大陸水貸客掃貨、樓市政策引來大陸人炒賣，影響香港民生，引來動亂與不滿，雙嬴則變為雙輸。
這時，香港的反抗情緒高漲，要求民主、自治的聲音自然有受眾。戴卓爾夫人說香港的災難就是這個道理，香港這門生意難管得很。日子久了，愈來愈難搞清香港對中國經濟作用的本質。只有在中國窮時，香港才易管。而不同的時侯要用不同的藥，做慣生意的英國人懂，你中國不懂。
那是否只要放手不管，讓香港有西方民主就會好呢？這就是「香港問題」之中最困難的地方。為了經濟成績，今天不論甚麼人當選，眼中都只有一群客戶：大陸有錢人。那香港的民主最多就是建建公屋，但地價還是畸型地高，關稅繼續低水貸客繼續來。也就是說，香港的民主不會為港人帶來實際選擇，民生不會有改善。
香港是該有的是實際民主，也就是讓港人掌管自己生活條件的民主，讓香港大部分人生活改善的民主。而這樣就不免要削減商家的利益，收緊市場政策。但這同時讓內地資本家不會為了借香港遷資而影響港人生活，影響香港當中國的集資中心。但是現存任何民主體制皆不會有這樣的作用，除非有一個決心站在人民而非市場一邊的政府。
文 / 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