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到“五區公投”，香港社會運動的共通訴求皆是民主政制，在香港社會分析的論述之中，“我們沒有民主”就是多重問題的“根”。縱觀十年來對爭取民主的“道德感召”運動皆沒有今天群眾佔領主要街道、堵塞社會經濟的運動來得有威力。
雖說佔領擴散背後有多重原因，如警察不智的暴力、路線無理的封鎖、以及很多其他偶然性的因素，可是“過多的偶然”則反映香港青年普遍抗爭情緒高漲，而“民主”背後有別的深層動因。是甚麼驅使香港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在一貫是追求“民主”的和諧抗爭之中，訴諸與過往“民主運動”價值觀矛盾的行動手段？
以“佔領”取代過往行動模式，有破、立兩部分：它以堵塞社會經濟的方式破除了港人“抗爭表達意見可以，但番工（經濟活動）大曬”的神話；它成立的則是政治運動和經濟活動“不可再分開來談”的新運動思維。也就是說，“講民主都要講物質基礎”。背後的理性則是，“我乜都無，無希望，仲怕咩行動？”。
以往香港人談的民主，僅是“道德”的範疇，動員人數需多，尤其是滿口道德的中產，可是往往表達完政府都當你無到。今天香港青年表現的那一種民主，則不再是道德的感召，而是當生活條件被剝削的社會經濟壓迫之下，訴諸行動以求掌握自己生活條件、不只空談道德的民主。
香港現存的不是道德層面的政治問題，而是經濟層面的政治問題。對，數字上我們的經濟在大陸的發展帶動之下其實尚好，可是，社會現實是分階級的，有錢人有錢不等於青年人有錢。當有錢人壟斷了房、地、交通、產業空間等等多重生活必需品，今天的青年不會再相信“搵食姐、犯法啊？”那一種“我有我抗爭，你有你番工”的道理。相反，正正是因為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本身就是畸形的、剝削普羅市民而受惠於少部分人，佔領就是堵塞制度、“阻人搵食”以謀經濟公義、生活條件的手段。
正所謂人到中年時醫生都會勸你“提防三高”，香港的經濟市場到了今天也有“三高”的毛病 。首先，高樓價。在香港官商共貪的連體畸胎制度裡，房屋市場同時由於過份開放的買賣政策，成為了香港、大陸有錢人炒賣品、轉資品。第二，低關稅造成跟內地高度不協調的奢侈品市場。大陸人來港掃貨，與其訴諸陰謀論，不如一條簡單的經濟定律：我們的入口貨、奢侈品比國內便宜太多，因為我們關稅太低。這造成了大陸水貨客來港大量掃貨、民生受阻的現象。而最終這些熱錢還是經過層壓式壟斷灌進地產商的口袋，港青無望。第三，高度私有化的基本生活資源。由港鐵到領匯、電訊到傳媒，我們迷信的“市場就是最好的”神話讓我們到達了一個“有錢人掌握了所有生活必須品”的地步。在這樣的“有錢才有自由”的市場，港青的政治行動再不是中產道德觀，而是“阻止畸形社會運作”。
社會運動模式的轉變，背後所反映的是社會矛盾的轉變。從前民主的問題是道德的感召，不敢阻攔“正常社會”運作，最終只被權貴漠視。今天，“民主”的口號再不單純是一種道德號召，而是對社會經濟定律的不滿，所謂“針拮到肉就會痛”。如果我們在解決這一次問題上未能突破“爭取民主是一種道德”的想法，不正視經濟問題，甚麼事都怕“亂”，日後即使有民主，青年也是沒有選擇，我們絕望就只能繼續訴諸堵塞社會經濟運作的運動。
文 / 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