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社會民主連線
李家超說，告反新界東北示威者沒政治考慮，我信。我信的是，根本他已無需考慮告示威者是否一個政治決定。皆因整個檢控落案的制度，特別是公安條例本身，就是賦予了執法與司法部門作為去政治化地作政治檢控的工具。簡言之，控告示威者，即使時間上真的如此巧合地發生在佔中和罷課前夕，也不能與政治無關。
但是，李家超作為執法者，他在其位自然就看不到，或假裝看不到本來就已是十分政治化的制度。
同樣道理，罷課在即，有中學校長高調表示不許校內有任何政治的行為發生，著令老師和學生都不得掛上黃絲帶。校長如此宣告，當然是運用權力時出現的state of exception，但正因為這種例外，我們便看到行使權力者本身的權力是沒有明確的合法基礎。我們會打從心底去反抗說：「你話你有權就有權？你話唔得就唔得呀？你估你係皇帝呀！」說罷，其實皇帝也是一樣地站在同樣脆弱的位置。
事情或者可以再推進一步去想，不論李家超又好，講話大晒的校長亦好，他們的權力在我們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但反對他們的權力，即我們以他們權力脆弱以證他們無理取鬧時，我們這邊在行使權力時，究竟又是基於怎樣的基礎呢？
權力若是歸於人民，那我們更根本要追問的是，人民在哪？誰是人民？我暫時簡單的回應是，人民者，站於歷史的大河上，逆流而往，正在尋找和追認那被壓迫者的祖先。
沒有與受壓者的認同，何來認出壓迫？認出壓迫的受壓者，若沒有追認那被壓迫者的祖先，又從何去說起反抗的緣由？受壓者在反抗中及反抗後，若背棄了受壓迫者的祖先，又如何保證他不會淪為壓迫者呢？一切反思的可能，也是源於我們與壓迫者均站在同樣脆弱的薄冰上。
註：「與受壓迫者的祖先相認」是馬國明先生不斷提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