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反核大游行，主婦聯盟的媽媽們帶著小孩走上街頭。這是一股溫柔卻堅定的公民力量，持續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且敢於去想像、去實踐一個更為理想的未來。
文/陳民傑（努力學習當社會學學徒）
圖/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受訪者提供
「合作社」對大部分國人而言是相當陌生的，1980年代「馬華合作社風暴」中數以萬計的社員血本無歸，也讓合作社這個組織模式蒙受污名；這對國際「合作運動」中所提倡的民主、誠信等價值，是極大的諷刺。
提到合作社，我們或許會想到學生時代校園一角那個采購課本或文具的「Koperasi」，卻全然不知國際上的「合作運動」發源自19世紀的英國——當時工業革命顛覆了原有的社會制度，一群深受其苦的經濟弱勢者在國家與市場的壓迫下，以合作社的形式集結力量，改善了生活狀況。可惜的是，在這個自1980年代以來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奉為圭臬的社會，合作運動從來沒有真正進入我們的視野，更不可能認知到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是公民改造社會的利器。
根據國際合作社聯盟的定義，合作社是「基於共同所有並且民主管理的企業體，為滿足共同的經濟、社會、文化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世界首個以完整的組織形式出現的合作社，是1844年在英國成立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當初以工人為主的28名社員，每人出資一鎊創立消費合作社，做商店的主人，自己進貨自己賣，改善了社員的經濟生活；合作社運動也從這裡開始推廣到全世界。
台灣也並非對合作運動太友善的國家，但「主婦聯盟」在夾縫中成長，二十多年來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這一群主婦確實成了一股不可被忽視的力量。主婦們從最切身的議題，即安全的食物、永續的環境為出發，以合作社的模式解決了社員生活需求的同時，更實現了公民培力、社會介入的行動。
馬來西亞長期在黨國體制的箝制下，依然有少數公民組織長年耕耘、埋下改革的種子，以致這幾年公民參與的潮流得以醞釀。在社會步入民主之時，我們除了關注「狹義的政治」，也必須把目光放到社會的其他層面，台灣主婦聯盟的故事，總會讓我們開始想像與意識到生活中各方面的實際需求，比如交通、治安，皆是社會改革的施力點；而非僅僅寄望於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德政」，或許我們的家園會變得更美好。
「我們要安全的食物」
說起「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故事，就必須先提更早成立的「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兩者目前是獨立運作的組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於1987年，那是一個由制造業與重工業領航為台灣譜寫經濟神話的年代，也是一個島民默默承受工業污染的年代。在那個解嚴前後的台灣，民主運動如星火燎原，主婦聯盟基金會聚集了一群婦女的力量，在言論控制的縫隙中，投入反公害與環保運動，以及參與倡議制定環境保護法規。
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缺乏完善的土地政策與國土規劃，以致島國處處可見這種荒謬的場景——農田邊緣林立化工廠房，或是位在上游的工廠把工業廢水排入下游農田的灌溉水道。在重工輕農的發展邏輯之下，農村被看作是低產值的時代殘餘，處境危脆；而快速工業化的經濟環境也意味著食物的生產與加工過程逐漸遠離社會大眾的視界，最終消費者在整個糧食產銷環節中也就成了弱勢，連吃下什麼東西也由不得自己作主。
1980年代開始浮出台面的食品安全問題，包括桃園縣鎘米污染事件，讓台灣社會無法不正視農田污染與食安問題。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現任理事主席許秀嬌，早在合作社成立前即參與了基金會的環保工作；她說：「除了工業污染，我們發現不當或無知的消費往往也會造成環境的負擔，所以才嘗試從消費端開始改變，推動綠色消費，並從食物消費著手。這個理念很好，問題是，要到哪裡去找綠色產品？」
農人來到你面前
餐桌是個人與世界的連結點，其中一端連結的是生活的基本生理需求，另一端則經由食物的生產、運輸與消費，連結到社會、經濟、文化，乃至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待食物，而且也透過社員教育與推廣，實踐社會關懷。
合作社的社員是有意識而非消極的消費者；例如，社員參與產地之旅，進入農村與合作的生產者面對面交流、進行農事體驗，在過程中了解食物的生產過程，更形塑了關懷農村處境、環境議題的意識。
主婦聯盟合作社稱那些與他們合作的農耕者為「農友」——他們尋求的是伙伴關系，而不是單純的買賣關系。台風過境，一般的通路商首先關心的是「還剩多少菜可供應」，主婦聯盟卻總會先給予經濟、人力乃至情感的支持。理事主席許秀嬌還補充說，因為免去了中盤商的層層剝削，農友供應給合作社的產品，可以得到更合理的收購價。農人的勞動不僅換來金錢的回饋，還得到消費者的肯定與信任，讓農人有了本該享有的尊嚴。
在主婦聯盟合作社，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中幾近消失的誠信、互助與團結精神。在古早年代，家裡買來的面條或許是來自於街角某個你信任的制面師傅；可是，到了現今社會，食品生產、加工、運送過程層層疊疊，一切不再透明，而我們早已不自覺地經由包裝說明或商業廣告來選擇食物。
自家人不需要認證
台灣農產品的有機認證機制，是當年在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倡導下建立的，但後來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卻選擇放棄使用這個標簽。就某種程度而言，標准化的認證是市場經濟邏輯下的產物；當物品制程趨向復雜、流通範圍擴大之後，商品交易變成匿名關系，消費者唯有依賴這一紙認證。
陳岫之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前任理事主席陳岫之說：「認證是陌生人才需要的，自家人不需要這套。」比如，把自家種的無毒蔬菜送給鄰居，是不需要認證標簽的。況且，有機認證的檢測費用不是所有小農都負擔得起，這套機制最終所服務的，還是企業與財團。
主婦聯盟合作社有自己的一套產品檢測程序。社員是產品的利用者，而產品的檢測程序與標准則是社員透過社內的民主過程而制定；這充分展現了社員作為食品消費者的自主權。
二十幾年來，從共同購買運動到合作社，主婦聯盟在台灣社會創造了另類的「品牌效應」；農人若是驕傲地說「我種的稻是供應給主婦聯盟的」，這句話即是對自家農產品品質的最好說明。許秀嬌說，台灣社會每次爆發食安事件，如2011年的塑化劑事件，合作社就會有一波「入社潮」。
許秀嬌
主婦聯盟合作社在這個由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實驗了另一個替代的食物生產與消費的模式。簡言之，農人透過勞動，從自然資源中生產食物，再經由加工與運送抵達消費者的餐桌，這所有環節所串連起來的，本該是一種涵蓋面寬廣的社會關系，而絕對不僅止於被標上價碼的買賣關系。
用消費力改造社會
在現今的發展邏輯下，農田單純被視作糧食生產的空間，而且產值、產效極低；因此，糧食以進口取代，土地則變成被炒作的商品，進入官僚與企業的利益輸送帶。各種假公共利益之名，實為房地產抄作的土地徵收與開發計劃，引發爭議，掀起台灣社會的抗爭行動，而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一直走在其中。
土地不是只有產值，還有生態價值，農村文化更是社會的珍貴記憶。「用消費力改造社會」，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核心實踐。這股消費力讓有志於友善農耕的農人得到支持，農耕者也得以發聲對抗財團的土地掠奪，以及透過各種力量的串連，在這個經濟不平等的社會逐漸形成一股改革的正面回圈。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到去年為止共有5萬2千多名社員（女性占九成左右）、全台灣站所42處、合作生產者一百多戶。站所是陳設產品的地方，也是社員的互動空間，而外觀確實像是一般的有機店；偶爾會有人進來選取物品後到櫃台准備結帳，才被告知「不是社員，不能利用」。
站所職員說的是「利用」，而不是「購買」，因為這是消費合作社，而不是透過買賣來賺取盈利的企業。要成為主婦聯盟合作社的社員，除了繳納股金，還要上一堂「入社說明」的課，以確保新加入的成員了解合作社的組織模式，且清楚意識到自己跟合作社之間並非一般企業與顧客間的關系。
主婦聯盟合作社目前的年度營業額近十億新台幣，扣除所有成本後，所剩下的錢稱為「結余」而非「盈余」。部分結余導入合作社的發展基金，剩下的則會以分配金回到社員手中。對一般企業來說，這筆錢即是資本持有者所賺取的利潤，但對消費合作社而言，最終出現結余，即表示產品當初的定價高於實際需要，所以這筆「多收的錢」是要退還給社員的。
2003年灣寶西瓜節。灣寶社區的農戶，是供應西瓜與其他蔬果給主婦聯盟的長期合作者；2008年，這片優質農地被縣政府畫為「後龍科技園區」，村民驚覺世代賴以為生的土地即將被徵收。灣寶村民決心保護家園，展開了反征收行動，歷經了兩年半的12次北上抗爭，終於取回土地自主權。這個艱辛的抗爭過程中，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始終與灣寶農民站在一起。每年的灣寶西瓜節，是村民與社員共樂的「農村嘉年華」。
資本主義的替代可能
合作社的組織模式確實適合用於各種不同的事業體，含蓋生活各個面向的需求，「消費合作社」只是合作社的多元形式之一。陳岫之在2003年加入合作社時開始接觸到合作運動的理念，自此對合作運動抱持著近乎宗教情懷的熱忱。她在2012年移居花蓮後，在因緣際會之下，與一群夥伙創立了「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嘗試提出的，是一種有別於為資本服務的勞動形式；在那個理想的形式中，勞動的價值是為了滿足眾人需求，而且人人都能在工作中享有自我尊嚴。總之，勞動是為了自身的生命價值，而不是出賣給資本家變成對方牟利的工具。
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透過共同集資與勞動，試著經營提供在地食材的餐廳，未來規劃還包括社區的文化旅游、生態教育，以及食農教育講師培訓等等事業體。他們的理想是提供更多自主勞動的機會，讓青年留在社區，為地方經濟與社會做出貢獻。
主婦聯盟合作社近年來也開始思索，如何把合作運動擴展到生活的其他領域；例如，如何以合作社來解決老齡化社員的老人照護需求，或是推動綠色能源的開發。眾人的力量一旦聯合起來，對社會的想像圖像也就開闊許多，且得以在其中做各種嘗試，思考社員各個人生階段的生命自尊與生存課題，也為現今的社會制度提出不同的替代形式。
主婦聯盟合作社在1999年與日本的「生活俱樂部」以及韓國的「女性民友會生協」締結為「亞細亞姐妹會」。日本生活俱樂部已有四、五十年的歷史，社員人數三十幾萬，而韓國的合作運動則在首爾市政府近年來的友善政策下百花齊放；這兩個國家的合作社法規皆比台灣完善，目前合作運動已擴展至教育、醫療、能源、兒童及老人照護、住宅等等領域，為主婦聯盟帶來許多啟發。
做回自己生命的主人
國家政策不一定能及時回應人民的真實需求，合作社這樣的組織，集合群體的力量，在經濟利益掛帥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難得地讓「合作」一詞回歸到它最單純的意義與價值——讓這股集結起來的力量，無論是消費力、勞動力，或是任何形式的力量，導向社群福祉的提升，而非為資本家的利益而服務。
在國家政策還未來得及應變之前，合作社由下而上聚合力量，落實民主精神，實地解決成員的需求，也同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倡議與監督角色；每個國家，確實都需要這樣實實在在的公民力量，從國家機器與企業財團手中取回人民的自主權。
陳岫之說：「我們正在創造另一種可能。我熱愛合作社的理念，因為它教我們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且相信人性是好的，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
主婦聯盟合作社堪稱台灣合作運動的典範，然而，這麼多年來學界與官方每每提到合作社運動，主婦聯盟永遠是那「唯一」的例子；這表明合作運動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政策的重視，而這個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經濟中眾多社會問題、讓弱勢團體翻身的組織模式，也未真正進入大眾的視野。相較於許多國家，台灣的合作社法規也顯得過時且不完善。對於政府的長期忽視，陳岫之深感不平之余，笑說這也無可厚非，「政府當然不支持，因為合作社會讓人民變聰明。」
其他《街報》連結，可瀏覽此
欲知其他出版資訊，歡迎瀏覽眾意媒體面子書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