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雨言曷 （教育心理學家）
由2012年政府計劃推行國民教育科起，至後來就反性傾向歧視立法，至近月排山倒海的新界東北發展、《白皮書》、政改、佔中、以巴衝突的爭議：「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句話，筆者在過去兩年說了兩、三次，總結了兩、三段友誼。想不通，大家也是受過教育的人，她怎麼會關心如何防止菲傭偷用自己的護膚品，多於最低工資立法？ 想不通，大家是教育界的人，他為甚麼會認為立法會議員擲物，比以片面事實導向學生對國家的情感，更「教壞細路」？ 想不通，大家都被教導要愛人如己、追求真理，他為甚麼會為尊重、體恤掌權者，而視在不公制度下受苦的民眾為必要的犧牲？
想起了不久前在網上讀過的一句話：「我有時真的很懷疑，不管你是撐建制還是反建制，我們大家是否其實都中了計？」 （《我的四個撐建制朋友（二）》，CK，2014年7月） 對於這種社會兩極化的現象、對於自己的固執和激動，沒有經歷過甚麼大時代的香港80後，可能也會像筆者一樣驚訝。
幾個月前，美國道德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於2012年的作品之副題刻進筆者心坎，正正道出了筆者苦思良久的問題：「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為甚麼政治和宗教能夠離間善良的人）」。作者在書中引述了大量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的研究，及歐洲、中東、中國哲學的論述，以美國共和、民主兩陣營就公共政策的爭論為例，鋪陳出人類作道德判斷的過程、六個道德基礎及如何進行具建設性的道德爭論。
與生俱來的左派與右派？
Haidt 從成年孿生兒的政治取態研究，及不同政治取態人士的性格測試結果，得出「道不同」的根本原因：各人「對危機的敏感度 （Threat Sensitivity）」和「對經驗的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天生不同，而這些性情特點，決定了人的對其他人和事物的反應和選擇，亦影響父母、師長、同輩對他們的態度，形成截然不同的成長歷程和遭遇，導致最後意識形態的差異。例如：對一個threat sensitivity高，而openness to experience 低的人來說，他們需要可以掌握的規律和結構，「同性婚姻」、「佔中」這等不熟悉的東西，大概會是危險的，甚至災難性的。
照顧「大象」的需要
傳統的道德心理學說，認為人類是理性的動物，一個正常的成年人在作判斷前，會小心衡量行為對自己、其他人、社會及人類整體的福祉之影響 （如Lawrence Kolhberg的理論） ，可是，在研究不同文化的道德傳統後，Haidt 並不認同這先後和主客的關係。他和學生進行的幾個不同實驗的結果，都證明了人類通常先以直覺 （intuition） （由經驗、前置知識、與當事人的關係、環境等而來）作出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事後才以理據 （reasoning）解釋自己的判斷。他用了一個比喻，直覺好比一隻有自己意志的大象，理據就像騎在上面的人，為大象護航，也在危急時給大象進諫。辯論時，若只顧拆毀對方的理據（如：訕笑某人連遊行的原因也說錯），而忘了照顧大象的需要，只會換來更堅固的防禦。要說服一個人，先不要想著要說服他，而是要真誠的聆聽和分享，這樣才能令對方的大象信任你。
正義的你和我，願意從高地下來，好好看一看、聽一聽身邊那些仍然樂於每天看《沒女》、仍然認為粗口比文雅的謊話難聽、仍然認為只要滿足了Hierarchy of Needs 的最底三層便十分幸福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