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月花號越洋而來的清教徒以及其帶來的新教工作倫理，被喻為美國強盛的關鍵因素。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撰文寫地利因素如何令美國強大，惹來陳劍青的批評，指這種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是中了帝國主義的遺毒云云。當然，環境決定論、地理決定論，以及十九世紀的人類學，都是拿來給殖民者合理化對被殖民的統治和征服，人類學並一度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官學，當帝國征服者的馬前卒和隨從。
不過這種以地理環境因素去解釋一個文明興衰的學說，是否必然是歐洲帝國主義充滿種族偏見的產物呢？其實幾年前的歐債危機，便引發了學術界對歐豬國家經濟失敗的多種解釋。地中海的國家氣侯極佳、資源富足，也導致他們對財政與儲蓄觀念，和享受人生的看法，也因為他們的寄望來世的天主教信仰，與氣候寒冷，要為預計冬季而去計算農業生產和儲蓄，比較現世的北歐新教地區不同，也因此解釋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的債務危機。這種看法當然是過於武斷，但也十分流行。
對於地理決定文明命運的看法，也見諸於不少世界史學家的著作。除了有人提出，一度十分流行，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之外，保守主義的代表，英國流行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也《文明》（Civilization）中也解釋過美國和拉美文明的發展為何如此不同？費格遜便提出，由於當年西班牙殖民者登陸的，是物資豐裕，有大量白銀黃金礦產的墨西哥和秘魯，而英國殖民者登陸的是文明發展不及，需要殖民者艱苦屯墾，種植栗米及煙草貿易。費格遜再進一步去解釋，大量白銀資源令西班牙的絕對君主制得以維持，反之英格蘭的查爾斯一世沒有財力的支持，也令之沒法在與國會的鬥爭中勝出。他大膽假設如果當年英格蘭人登陸的是墨西哥，可能英國不會過渡至民主政體。
這種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也不是甚麼新鮮事。這類學說的最重要根源，當然要數社會學之父韋伯（Max Weber）一九〇五年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了。相信有讀過社會學的對這本書都有多少認識，書中指新教徒，尤其是佔當年的英格蘭美洲移民人口很大部份的清教徒，他們視刻苦工作、儲蓄為一種社會責任。韋伯的新教工作倫理論也不是沒有受到批判。經濟學家陶尼（R. H. Tawney）便指出早在宗教改革前，天主教的意大利城邦已經建立起相當具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而且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北部、德國南部這些現代的工業重鎮也是天主教地區。而且韋伯也指儒教要求遵循傳統，不屑商業貿易的傾向也令中國走不了現代化。不過，中國在近代的經濟其實相當繁盛，而且香港、台灣的例子也反證了韋伯的理論。
儘管如此，我們都不能完全反駁氣候、地理、文化、宗教對國家的影響，而當中也不涉及帝國主義的種族偏見。然而究竟這些因素對一個文明的影響是否決定性呢？還是如可能論（Possibilism）所指，自然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不多於引導性質，人類依然可以靠自身的智慧及技能去選擇他們的發展方向。不過這個學界至今未有定案的爭論，則是見仁見智了，還是，如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指出，個人與環境是相互影響的相互決定論（Reciprocal determinism）呢？。
不過這些充滿可能性的有趣學術討論，在深受殖民主義思想殘餘及高度政治化的香港社會脈絡上，只能被用作鼓吹反某類族群的政治工具，淪為毋須思考或討論餘地，簡單將「小農DNA」文化基因一筆帶過的草率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