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只要談到所謂的「客觀中立」，就會被某些香港名筆指摘為「騎牆之草，超然世外、各打五十大板」。「客觀中立」並不是油滑處事，不表明自己的立場，而是一個「慎思明辨」的人必備的態度。但是，很顯然一個人可以做到「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是絕對不能做到百分百的客觀中立。
歷史研究要求「中立客觀」，《全球通史》的作者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說的，他是站在月亮上看地球人的歷史，這種治學心態尤為值得讚賞。《全球通史》是一本「曠絕古今」的好書，研究歷史學的必備讀物，但是Stavrianos在著此書時，也很難擺脫自身文化的影響。
對待這個問題，陳寅恪先生在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時說得好：「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同理，今人研究歷史，肯定會帶著今人的歷史觀，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中立客觀」。就是人類研究「螞蟻的歷史」，也會參雜人的思維、感情和價值取向，更何況人研究人的歷史。
所以，絕對的「客觀中立」只是一種「理想化」狀態。不論是做學問，辦媒體，或是一個人的批判性思考，都會不可避免參雜個人立場和取向。但是，如果不盡力朝「中立客觀」靠近，極容易導致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不保持懷疑精神，儘量「兼聽」，理性實證，一有疏忽，就成為鬧劇，很多有公信力媒體的「烏龍事件」都是這樣導致的，另外，有兩個歷史研究的「公案」很值得玩味。
二戰後在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為了從歷史中尋找「合法性」，就必須追朔到《聖經舊約》上記載的大衛王統一猶太各部落，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以色列王國。但是，當時的考古學者不但有猶太信仰，而且還是政府官員，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鏟子尋找證據，發現幾個古城遺址，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就急不可耐的宣稱大衛王和以色列古國真實不虛，後來，這些「考古成果」被全部推翻。
第二個公案就是中國政府出資搞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可以說在沒有展開研究以前，其目的就非常明顯：為「泱泱五千年文明」找證據，而學術界只承認中國文明從商代開始，商代以前只能算「文化」。「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在是絕對不能混淆的，否則發現一個破陶罐，就能將文明歷史提前數千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成果一公佈，遭到學術界質疑如同雪片紛飛，不斷有騙公帑之嫌，「學術成果」備受詬病，比如：忽視碳十四測年法的誤差，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數據，將中國文明歷史提前一千多年。
這兩個花了大量精力和公帑搞的「考古研究」，到今天沒有獲得學術界承認。這說明治學沒有「中立客觀」嚴謹態度，學術研究就會淪為笑柄。在生活中，也同樣如此，如果帶著先入為主的態度去審視某件事，偏見自然就會產生，而自己根本不知道。
近來「一坨屎」引發的中港坊間輿論大戰，網上瘋傳澳洲前總理的子虛烏有的言論，香港幾個名筆引用，「訴諸名人」以捍衛自己的立場。筆者表示過懷疑，腦子里稍微想了一下：澳洲是民主法治的多元文化國家，政教分離，總理會說這樣公然違憲的話嗎？但有「名人效應」，還是無條件的接受了，最後才知道這是好事者的「杜撰偽作」。
如果一個觀點不是「不證自明」的，就必須發問質疑，而「客觀中立」的態度是懷疑和實證精神的前提。到底是不是「不倒翁」，你必須試著去推倒它才能驗證，如果你事先認定它就是「不倒翁」，「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就會顯示它的「魔力」，自己淪為「無知無畏」的「智障人士」還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