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Ho Leong Kwan @ USP社媒
這次勝利是雙重勝利：一則是公民提名的勝利，也是對中共文攻武嚇的勝利，因為三個方案都贊成公民提名；二則也是青年一代的勝利，因為學界（包括學民和學聯）方案以44.5%大比數勝出。再加上人力方案，就超過七成了；反之，真普聯只有18%。有主流泛民議員拿人力動員，影響投票來大做文章，其實是轉移視線，不想大家注意他們被青年一代打敗的事實而已。
這次勝利的重要象徵意義：它代表長達三十年的青年保守主義確定結束
從196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初，香港年青一代都比其父母輩思想前進，也普遍不滿當時的左中右政治潮流。這一世代青年，後來就成為主流泛民的群眾基礎。可是，從此之後，一直到反高鐵前一兩年，第二三代青年，卻不再比主流泛民進步多少。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基層工資大減三成，同時政府削減大學撥款，也大大影響大學生。然而，2003年本已箭在弦上的八大院校學生罷課，卻臨陣取消。這件事其實反映了當時青年一代的保守性。 (注)
2010年的反高鐵及其後的反國教標誌著年青一代的躁動。但要等到最近一年，才第一次出現年青一代提出較泛民民主的選舉方案，而且又得到較多支持。這表示，同1970年代一樣，新一代已經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並且發揮政治影響。這同一個錢幣的另一面，就是主流泛民在政治上開始喪失思想領導權。
有些泛民大概不甘心，不斷抬出「中間民意」來為自己辯護。問題是，民主醒覺是一條不斷流動的大河，岸邊的測量儀所測出的所謂「中間立場」，因此也必然是流動不止的。今天的中間民意是不問政治，明天可能又不一樣了。大家都記得刻舟求劍的故事。民主醒覺之船已經前進好久了，但湯家驊之流，還在舟邊刻下掉劍記號，大聲叫艄公停船，「冒進了！冒進了！」
是什麼推動民主醒覺之河前進？是後浪推前浪啊。自然，公民提名很早就有人提出，包括筆者，不過那時幾乎在泛民中無人響應。無他，1970和80年代成長那一輩，現在多無鬥志。如非學民和學聯之助，這次公民提名難以脫穎而出。
5月6日筆者參加的那一組討論，一位學民思潮朋友說，他們原本的方案是提委會由全港選民直選組成，但其後因為一些泛民學者指其不合國際標準，只好改成現在的樣子（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
這其實說明某些泛民學者之無能，多於說明學民不懂政治。他們天天講國際標準，但又是否知道，這些國際標準又如何產生的？民主制度的「第一個推動」來自何方神聖？只來自學者專家嗎？不是。西方代議民主，很多方面也靠勞動人民自下而上的創造才出現的，從美國憲法的自由權利修訂運動，到英國普選權運動，莫不如此。被譽為直接民主的典範的1871年巴黎公社，更是勞動人民自己的創建。所以學民朋友們根本不用對於這些學者為恭為謹。今天我們香港普羅人民恰恰需要一種首創精神，而不是一切依樣畫葫蘆！這又特別需要後浪推倒前浪。
它代表了民運中堅，已經在泛民之外開始形成。
民運中堅與主流泛民
五月六日那2565人，當然不代表全港市民，但代表了民運中堅！多得戴耀廷，他製造了一個機會，讓這些原本四散的中堅分子，聚合成力量，明確告訴中共，梁振英以及陳太這類泛民：你們休想把普羅市民排擠在外，我們要人人平等權利，不要權貴統治！
真普聯雖然也贊成公民提名，但由於其民主程度遜於學界方案，及始終不敢明言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所以得不到多數支持。另外一個原因其實出於普羅市民對真普聯裡面若干政客缺乏信任。這首先是這些主流泛民的責任。他們只知投機，而不肯承擔真正的領導責任。
若干主流泛民會辯護說，他們要以大部分市民意願為依歸，而市民都是中間派，不是激進派，所以即使5.6出了公民提名的結果，民主派也要跟從大多數中間派，而非「激進派」。
真正民主派當然尊重民主，卻不等於自己沒有主見。真正民主派提出什麼綱領要求，首先是根據原則，根據什麼政制在客觀上符合絕大部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簡單根據一時三刻的群眾心理。自己的主見當然不能強加於人民。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民主傳統裡，都主張召開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來讓全體公民民主決定憲法（或至少由全民公投定奪）。既有主見和遠見，又願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結果，這才叫民主派。毫無遠見，隨波逐流，永遠向贏面大的下注，這叫什麼？好聽一點，是群眾的尾巴，難聽一點，就是專在選票上漁利的投機政客。但5.6的投票結果，說明多數民運中堅不再信任這些主流泛民。
它為活動分子上了一場政治課
佔中三子和主流泛民大概對5.6的投票結果很意外。主流泛民當初以為可以拿佔中/商討作籌碼，來同中共談判。現在卻反而被動。立法會有票的泛民，當然最後可以不理622投票結果，但如是，則其已經不多的政治資本，只會喪失更多。
這個結果也說明，一個行動的結局，不一定以行動主辦者的意圖為轉移。當初有些朋友站在「左」的立場，認為參與佔中不過為主流泛民的妥協主義站台，所以應該杯葛。事實證明他們全錯。這個故事說明，對於一個表面上溫和的要求，只要是訴諸於群眾行動，那麼群眾在實踐中就有可能賦予行動新的意義，甚至超越行動提倡者的主觀設計。
注：請參考當年一篇報導《李國章暫解罷課危機》；我還記得大概同一時期，已經大去的環保先行者文思慧說過，她在課堂上不時因為批評本地教育制度而被一些學生質疑。自然，青年的保守，不過反映了在1980至2010年左右，長期的世界性右傾形勢而已。
這當然不適用於從頭起就是倒退反動的運動，例如右派本土的所謂驅蝗。但多少是較進步的要求，不論其多麼溫和，只要成為群眾性的行動，就有可能在群眾參與中改變它和提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