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劉邦率兵攻入秦都咸陽，他知道秦法嚴苛，是秦失天下人心的關鍵，於是他入城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頒布聞名後世的《入關告諭》，與百姓「約法三章」：「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候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當劉邦草擬告諭時，他所選出來代表「秦苛法」的，是「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簡單點來說，就是以凌厲手段打壓和翦除議論抨擊朝政者的惡法。
秦一代之嚴刑峻法，史不絕書，但何以「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會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一項？政府是掌握公權力和大量資源的龐大機構，一般的升斗小民，以至文人墨客，決無可與之抗衡的力量。當掌權者的行為引起不滿和議論，而他選擇以法律或權威去打壓有關的言論和思想，將損害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甚至削弱民間對當權者的監察和制衡，長遠來說會對政治生態以至社會民生造成極大的破壞。
二千多年後的今天，在香港這片以自由開放著稱的土地，我們的特首，卻反其道而行，對刊登批評他文章的《信報》發律師信，聲言要控告該報誹謗。姑勿論該篇文章所據是否屬實，單是特首狀告傳媒誹謗這個舉動，已經令人極為憂慮。作為特首，其掌握的資源和權力，斷不是傳媒可比。特首有心要透過行政手段和司法程序「玩殘」傳媒，其實不難。一旦掌權者狀告傳媒成為常態，將使傳媒作報道和評論時投鼠忌器，甚至為免得罪權貴惹來官非而作自我審查。如此，傳媒的獨立性和監察作用將大為降低，使權貴能夠橫行無忌。受苦的，還是市民大眾。
作為特首，應知自己身份並非一般市民，即使感到被冤枉抹黑，亦應小心應對，真誠的拿出理據反駁澄清，而不應胡亂採取法律行動狀告傳媒。梁振英此舉，非但有打壓言論之嫌，更使其於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更為低落，實在是不智之舉。子曰：「吾聞忠言以損怨，未聞立威以防怨。」梁振英口稱要消弭社會上的紛爭，締造他所謂的「香港營」；實際上卻四處樹敵立怨、不惜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建立個人權威，又怎能不處處碰壁、一籌莫展？
鄧力行
中文大學國是學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