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4月11日率領57名立法會議員抵達上海，展開2日訪滬行程。由於其中有一部分是泛民議員，其中有“黑名單”人士，因此被視為中共的“寬洪大量”；加上此行的主題是與北京官員討論香港的政治改革，具體來說就是普選的議題，因此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香港立法會共有70名議員，這次只去了57位，沒有去的，就是泛民的另一部分議員，但是即使去了57位，還因為梁國雄海關被阻，又有幾個聲援梁國雄而沒有參加會議，提前回香港，因此在上海與京官交流的泛民議員更是七零八落了。
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出任特首後，2005年曾經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廣州，包括黑名單中的泛民議員，當時頗獲好評。這次中方重施故技，以為也可以獲得好評，然而現在時空不一樣，這次表面上還是參觀訪問，但是安排與北京官員討論香港敏感的政改議題。因此除非北京做出讓步，否則就只是善意外表下的實質堅持，因此泛民內部回應分歧，有主張參與的，有乾脆拒絕的。
從名單來看，泛民的本土派與激進派，一開始就拒絕參與。這包括毛孟靜、范國威、黃毓民、人民力量等。激進的社民連理應拒絕，但是社民連的梁國雄因為另有所圖而參加，果然因為服裝與攜帶紀念六四物品而被海關阻擋，他也以即晚回香港表達抗議。
相對比較溫和的泛民，參加人員也反映了某些心思，例如民主黨的正副主席劉慧卿、蔡耀昌都沒有參加，連前主席何俊仁也沒有去，卻去了可能成為接班人的黃碧雲，似乎在培養與中共打交道的能力；工黨主席、也是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也沒有去；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去了，但是主席陳家洛沒有去。總之，泛民整個心態都比較保守，即使去了，也留有一手。民主黨更因為曾經與中聯辦接觸，達成妥協，接受北京的政改方案而被嚴厲批評，而北京滿足於分化了泛民而沒有後續動作，讓民主黨感到寒心，對任何與北京再接觸的活動都保持高度警覺。
14名泛民議員到了上海，梁國雄當晚回香港後，同行的工黨議員何秀蘭及張國柱以泛民已有共識，14人一起去，任何人出事，就14人一起走為由，決定回香港，但是因為沒有買到當天的飛機票而延至第二天回香港。公民黨的梁家傑也在第二天回到香港，在上海的湯家驊則隨團全情投入考察行程，而郭榮鏗及郭家麒卻在上海街頭派政改單張，一個黨有三種不同做法。留在上海的泛民議員大部分也沒有參加原定行程而自己活動。何俊仁雖然沒有去，卻不贊同工黨的做法，認為泛民到上海身負任務，不應該會沒有參加就回香港。
泛民的這種做法，有人說是“分裂”，從正面來說，叫做“百花齊放”，體現民主政黨的多元性。
那麼會議情況又如何呢？《明報》社評的標題是“上海行低開平收 為良性互動創造契機”，顯然認為即使收穫不大，還是有收穫。當然，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這完全是北京在作秀，果如是，則這些議員就淪為中共的“人肉佈景板”了。
10名民主派議員與3名中央官員（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討論過程和內容，時間長達兩個小時，完成了形式上的接觸，也就是這次作秀的目的。問題是會談的內容如何？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根據馮檢基（民協立法會議員）形容，末段討論約50分鐘，與官員以一問一答形式互動而“大有自由搏擊的感覺”。什麼叫做“自由搏擊”？是享受到“言論自由”了嗎？如果這個言論自由能夠影響對方，可以算是“成績”，但是如果對方像是一堵牆，任你大喊大叫，“我自巋然不動”，媒體也進行封鎖，那麼這種言論自由還不如“狗吠火車”，因為別人還可以聽到狗吠，但是中國民眾，誰知道泛民講些什麼？
而根據報導，一位泛民議員說：王光亞叫泛民要在“求大同存大異”下通過政改，這意味著特區政府將會提出一個極保守方案。1950年代，中共推出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呼籲彼此“求大同，存小異”，如今要泛民“存大異”，可見泛民比那些非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如，幾近梁振英私底下所說的“敵我矛盾”了。如果要泛民認同“存大異”的政改版本，那不是說泛民與北京非“一拍兩散”不可？那麼泛民這次真的是完全被利用了。
當然，中共官員有唱白臉的，也有唱紅臉的，也有泛民立法會議員透露，張曉明就指泛民並非全部不愛國愛港、日後可以再溝通云云，不過這位議員也表示，這只是公關式說話，無非不想香港人覺得他們橫蠻無理。
其實許多爭議的焦點還是北京要把住“愛國愛港”這個關口，傾全力堵住公民提名，而要其控制的選委會提名，來篩選掉“不愛國、不愛港”的泛民候選人。然而是否愛國愛港有如何用法律條文來界定？就是基本法裡面也界定不出來，只能靠政治力來蠻橫地介入了。
當然，這次接觸也不是一切都是定論，還要等走完諮詢過程的程序，因此香港人如何行動起來，向北京與特區政府施壓，是目前的關鍵所在。原先的“占領中環”時間沒有定下而搖擺不定，因此又冒出“民間占領”的呼聲，顯然受到台灣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的鼓舞，但是能否成功，主要還是看人民能否發動起來。而這，與泛民能否團結而不是各行其是有很大關係。
《看》雜誌 第142期 2014年 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