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Wikimedia Commons
自從1997年離開香港以後，雖然多次回去，都是走馬看花，尤其是住在銅鑼灣、灣仔一代的酒店，對香港的全貌就難以認識清楚，沒有過著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也就難以了解他們的感受，尤其是中港關係為何如此緊張？去年年底回香港，住在家人的馬鞍山家裡，時間長達三個星期，觀察與體會「素人」在九七「回歸」後的生活。
居住環境大不同
馬鞍山在新界，不在廣九鐵路沿線，相比沙田，是比較晚開發的地區。在香港住了21年，馬鞍山只去過兩三次，一次是拜訪住在那裡耀安邨公屋的朋友；一次是九七離開香港前夕，拜訪住在雅典居的中國訪問學者吳國光。
雅典居當時落成不久，是指標性的新屋苑。現在整個馬鞍山，不知道有幾十個或上百個雅典居式的屋苑了。因為市區房價飆漲，中產階級移往郊區才能享受比較好的居住條件。在沙田已經「爆滿」後，就輪到隔鄰的馬鞍山的發展了。因此現在的馬鞍山，已經不是當年窮人居住的地區，而是搬進了大批專業人士、中產階級。屋苑裡頭有比較豪華的服務性公共設施，區內的「新港城中心」、「馬鞍山廣場」等等的商場也應運而設，大概除了黃黑場所，各種商店與服務應有盡有，方便周圍的住戶；從價格來說，主要面向中產。
這些屋苑在吐露港的東岸（中文大學在西岸），海邊建有馬鞍山海濱長廊，供居民健身，可以散步、跑步，還有自行車道。長廊長達3.2公里，沿路除了有提供休憩的座椅，還有廁所，甚至有急救電話。在那裡活動，於青山綠水之外，還有很乾淨的環境，也感受到市政部門的貼心服務。這是沿襲過去英國人留下來的人文傳統。隨著英國「殖民主義」的被洗刷，將來的市政建設會如何，不能不令人憂心。
但是比較差強人意的卻是空氣。照理那裡的空氣非常清新，但是我到香港時，連下好幾天的雨，雨停的第一天出現了藍天白雲，其後兩個多星期再沒有下雨，雖然有太陽，卻是輕重程度的陰霾擋住了青天。因為陰霾來自中國，為免北大人不悅，據說氣象報告的用字遣詞還得非常小心。
陸客對香港交通的衝擊
家人都在上班，因此我首先必須熟悉周圍交通，才能自己進出，因為那些屋苑的外觀沒有自己的特色，千篇一律，進到其中，如墮五里霧中。因此第二天早上，隨家人上班，走到九七前還沒有的馬鞍山鐵路（馬鐵）。雖然上班時間，因為是起點的第二站，所以還有位子坐。家人說，香港的鐵路，只有這個馬鐵還沒有被大陸客「污染」。我後來慢慢體會「污染」的意思，也就是還沒有大陸遊客來搭，所以上班還有位子坐，環境寧靜，也沒有行李箱與你衝撞爭位。
要到港九市區，就要搭馬鐵到沙田的大圍轉廣九鐵路，那天早上就嚐到擠迫的滋味，很難在第一部列車來的時候可以進車廂。所以最近一位官員輕鬆的說，可以多等一班或幾班車的說法引起公憤，因為對香港人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啊。
廣九鐵路就是廣州到九龍（紅磡）的鐵路，以前到深圳、廣州就趁搭這個火車，車子很空，有位子坐。如今雖然還有這個功能，但是主要已經不是發揮對外交通的功能，而是內部運輸的需要，因此在若干年前已改名為「東鐵」，而由紅磡通往天水圍、屯門的鐵路，則是「西鐵」。東鐵應付香港乘客壓力已經很大，再加上從羅湖進關的大陸遊客以及他們的行李，自然引發怨聲載道。
除了上下班時間，我嘗試在中午時分搭車看看又是如何？那天從大圍上車到上水（羅湖邊界海關的前一站），結果發現，現在的東鐵，不但到羅湖，還有分支到另一個中港邊界的落馬洲海關。也怪不得乘客更多了。那天我上車就沒有座位坐，一位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要讓座，我拒絕，還以為是中大（東鐵的大站）的學生，但是他坐到羅湖去了。而車裡的乘客中，果然也有拉行李箱的大陸遊客。
上水因為最靠近邊境，所以許多水客在那裡進出。我一出車廂，闖進來的竟是拖著行李箱的「阿差」（香港人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裔人士的稱呼），原來「老外」也加入到水客的行列了。
由於趕著赴市區另外一位朋友的約會，而且這次來上水事先沒有做功課，在那裡找地方吃午飯都要問警察，才找到車站樓上的快餐店，所以來不及對上水做一番考察。
九七離開香港後，香港地鐵多了幾條線，包括尖東線、將軍澳線等等，這次都一一去搭了。有一次到將軍澳探望朋友先搭馬鐵到大圍，轉東鐵到九龍塘，再轉地鐵觀塘線，又轉將軍澳線，到了寶琳，出站轉專線小巴。後來才知道，如果坐大巴，就不用那樣繞圈子了。總之，這次回香港，發現本人引以為傲的「老香港」功力已經大為遜色，拿了地圖看來看去，猶如遊客，狀若沒有行李的「蝗蟲」。（九七前則稱為「大陸佬」或「表叔」。）
12月26日晚在尖沙咀的1908書屋參與毛澤東是人是魔的討論，結束後與家人到附近的糖朝吃點心，旁邊一桌，赫然又見到手拉行李箱。怪不得後來有年輕人在旺角扮演手拉行李箱的集會，它已經成為自由行的標誌。
年輕人難成家立業
因為常常在外面跑，所以多在快餐店用餐，價格比九七前我離開時大約漲了一倍。我到老朋友開的、在銅鑼灣崇光後面的三樓書店，他抱怨租金一直漲，他那個小小的不到10坪的書店（我進廁所因為體態「豐滿」了點，差一點擠不進去）每月也要2、3萬租金，樓下的舖位據說要70萬（約25萬台幣）。他說，崇光如果不是靠大陸客，怎麼能維持下去？他的書店也靠大陸客捧場，賣的幾乎都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他的收銀機前面擺了一疊李劼新出的《中國文化冷風景》，向大陸顧客大事推薦，最後那位顧客買下來了。老闆說，大陸知識分子現在很注重這方面的書籍。在討論毛澤東的座談會上，一位聽眾對李劼的書比我還熟悉，令我汗顏。
這種閣樓書店，書籍價格打7、8折是通例，利潤已經很少，要付2、3萬的租金，可能每個月要賣出上千本書才能拿回房租與水電費成本，還不算「勞動力」。他與家人辛苦經營，沒有一天休息，早上11點開舖，晚上11點才打烊。不過一談起《百年風雨》那本書，他還是眉飛色舞，不止只是「商人」而已。
香港報攤也是我喜歡瀏覽的景點。這次發現政論雜誌大增，約有二十幾種之多。但是我還是相信傳統的幾家，因為有些新出的雜誌商業導向太明顯了。那個時段政論雜誌的焦點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被拘，這是12月1日的事情，但是諸如「周永康被捕經過」的書籍也已經在報攤出售了。這些出版物的對象都是自由行的大陸遊客。總之，給我的感覺，這類雜誌的出版猶如報紙的出版，書籍的出版就如雜誌。這是面對金錢的香港特有效率。
物價飛漲，尤其推高房價房租。九七離開時，房價已經是天價，後來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與「非典」，房價跌了6成，如今中資炒樓，房價已經遠遠超過九七最高峰時候了。當年我幾乎打兩份工，還要炒股，才在來到香港10年後付了首期，買下20坪的房子。那是香港經濟起飛的日子，如今工作難找，股票更是這個危機那個危機，越來越難炒。真不知道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要如何安家立業？
在這個情況下，大陸客來香港搶購各項物品刺激通脹自然引發民怨，一些大陸新移民一來還要領「綜援」，增加香港納稅人的負擔，怎麼不令那些年輕人反感？而這些年輕人在政壇缺乏他們的代言人。立法院裡面的建制派政客只會拍北京與特區政府的馬屁，哪裡會了解他們的心聲？即使是泛民政治人物，也已經是「老一輩」，與年輕人有代溝。在這個情況下，年輕人只能靠網路發聲，靠街頭展示他們的實力，不激進，行嗎？
經濟收益難評估 精神價值損失大
回到台灣後，中港矛盾繼續升溫，拋開政治議題不說，例如在廣東道有「驅蝗」遊行，在旺角車站有拉行李箱表達對自由行不滿的遊行。這些在香港內部引起很大爭議，北京、特區高官、建制派政治人物齊聲譴責，甚至拉高到「歧視」的層次，泛民內部就這類事件所出現的「左膠」（強調福利與大中華情結）與「右膠」（強調本土與反共）之爭也一直沒有結束。其中就包括如何估計自由行的利弊。如果單從經濟層面來說，無限制的自由行帶來的經濟收益，與自由行炒高房價、物價而帶動成本上升，到底利多還是弊多？似乎難以算出來。這沒有算上香港在精神方面的損失。聖誕節夜晚全家到尖東的星光大道。九七前常去尖東，尤其帶中國朋友到麗晶酒店的咖啡座，隔海欣賞港島「步步高」的燦爛夜景，然後到半島酒店的茶座品味歐陸風情，這是我還負擔得起的最低消費，以「統戰」中國朋友認識香港在英國人統治下的繁榮。但是觀看九七後建造的星光大道，記錄香港演藝界的成就，這是第一次。
在那裡，見到新世界中心已經拆下重建，麗晶已經易手改成洲際酒店，只有半島還是燈光燦爛。但是前幾年有一次去享用半島的下午茶座，要排隊長時間等候不說，茶客也已「舊貌換新顏」，缺乏了當年的情調，尤其嘈雜的人聲，已經使我倒胃口而失去吸引力。希望那次是例外的現象，半島可以恢復當年特色。
這次在香港，觀察了元旦遊行，也與不論左右的一些泛民老朋友接觸，但在遊行隊伍中，許多已經是非常生疏的面孔。這些中年人，在我離開時，還是青少年呢。而一些本土團體，對我來說，更不熟悉，不過我拿了《龍獅報》、《熱血時報》等，試圖熟悉他們。我認同「香港優先」，但是不贊成與中國完全切割，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事。而在宣傳自己的主張是，多多注意策略，例如最近在旺角舉行的「愛祖國，用國貨」的活動，以反諷的形式，很有創意，也封住假愛國的嘴巴。尤其要認識到，所謂的「蝗蟲」，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產物，是中國利己文化的結晶，這些人本身就是可憐的愚民，更重要要抓住後面的元兇。
這次接觸的年輕人（其實已經是中年人了）有好幾個「僑二代」。（我是1950年代從東南亞回到中國的第一代僑生，1970年代後這批人大量回流香港，現在他們的第二代已經成長。）他們因為上輩在中國的遭遇而對共產黨有比較深刻認識，跳脫了民族主義的羅網；他們與我們這一代深受共產黨流毒，以及被共產黨整怕，甚至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為利益而不惜與共產黨勾結或妥協又有不同，有勇氣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捍衛好不容易享受到的香港核心價值。
我認識他們中的其中一位，是在報章上寫的政治評論，我的部落格剛剛做好，就被「五毛」（中共網軍）騷擾，他幫我驅逐那個人。後來我們聯絡上，也見了面。不久前我開了臉書，也認識了香港的幾位「臉友」，有的在香港見了面。這幾個「僑二代」毫不隱諱的站在香港本土派立場。他們甚至比一些幾代的香港本土人士還熱愛香港，這是因為有港中對比的切身感受。這些感受有些只能意會，無法言傳。
他們對共產黨的警覺，還表現在他們的自我保護上。例如銀行戶口開在花旗銀行，因為擔心中共會透過銀行來整蠱他們，花旗銀行是美國銀行，比較有能力抗拒；有的匯豐銀行戶口是開在倫敦總部，避免個人資料落到中共手裡。
回台灣後，與在澳洲的印尼老學長通信，他的子侄輩已經是「僑一代」，，在香港表現親共令他不滿，但是他說，年輕的第二代（比我認識的第二代還年輕）確實常常參加泛民的遊行，為此家裡經常吵架。
可見「僑二代」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並非個別。與他們見面以後，讓我心裡很安慰，這個薪火相傳，是香港未來的希望，但願他們的努力，也能促進中國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