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支援當日，沒有拍下甚麼相片，數十人分作好幾組，守著一些出口。人不多，但連結開始了。
「黎先生你覺得怎樣？」
「太累了。」
這句太累了，是黎先生經過兩年多與地政來來往往的程序後，到了今天被保安抬離耕耘三十年的農地後的感嘆。
太多時候，我們從媒體看到官迫民反的影像都只是瞬間之事。即便來到網絡年代，這瞬間甚至變成與時間無干的虛擬。畫面出現在我們面前，那些照片，那不超過兩三分鐘的錄像，背後的主人公之前所經過的辛酸與掙扎，原來已有好幾載。
也許一件事情的發生，除了畫面上沒能力交代主人公苦幹的那兩三年外，我們也可以將時間線推得更久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代人、好幾代人。沿著這條線，我們或會發現歷史。
一、
歷史不是靜止的東西。它是由現在對過去被遺忘的碎片，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拼湊。
甚麼是被遺忘的碎片？那當然是我們在忙碌生活中所沒有看到、不允許被記著、與及極力地埋葬的事情。那甚麼是沒有看到、不允許被記著、與及極力地埋葬的事情呢？那就是謊言要不斷掩蓋的真相。再問謊言是甚麼？在香港、台灣、茂名及全球許多地方，由當權者所主張的發展主義是也。
發展主義跟發展不同。你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會隨著年日有不同的發展。但發展主義試圖混淆視聽，把美好與發展混為一談，主張的是整個城市及居於城市裏的人以致全世界，都要投入不斷發展、一味發展的神話中，尤其是，它特別著重經濟的發展。一種累進的發展思維進入了城市生活的血脈裏。我們有時不覺希奇，也不明所以，為何一所上市公司今年賺的錢若較去年賺的少，這叫做業績倒退？明明是有錢賺的，只是賺得不夠往年多，這就是倒退？要一年賺的多過往年，這是甚麼樣的發展要求呢？若一間公司營運上十年，就算只有一兩年業績倒退，那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這種畸型的經濟發展，背後每每有畸型的政策配合。我們一般都不想社會變得畸型，因為這樣的社會根本是住不了人的。有數據指，香港有錢人與貧窮人的財富差距愈來愈大。這樣的說法未免太過客氣。因為香港的貧窮人，根本早就與財富二字沾不上邊，何以能比較之？所以有錢的人，在主權移交前由政權說好了要「以資本家為首的執政」方針中，就注定要把貧窮人掃走，掃到不被我們看見的遺忘之域中。
在過去好一段日子裏，我們都有歧視新移民的時候。那是稱呼別人阿燦的年頭。那時有認為，新移民所生的小孩子都是壞孩子、讀書都不好、智商較低；甚至流行一種對新移民的批評，指他們不懂得教育小孩子，但又不停地生育。但罵人不懂教又不停地生，這說法除了涼薄之外，其實也是與發展主義相關的意識形態在作怪所致。彷彿內裏喃喃地說，這些人是社會的負累，他們生下來的也必然是社會的負累。既是負累，就不要來到這世界倒好！在一句又一句，一代又一代的負累指控咒罵裏，我們都在製造大量勞動力同時，又否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要知道，低層勞動者的勞動都是不甚被當作為貢獻的。我有時會想，若真有人要為歧視找理由，那必然是為了保持大量低層工作而做的。試問有甚麼比指罵你下流，然後你又依著這種下流的指控而生活更叫人不安呢？但在這個社會裏，這些不安都變得愈來愈合理似的。
二、
當發展主義走到窮途末路，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全面活於它的價值判斷牢籠中，很有可能的，我們對事物的分析和判斷也會變得愈來愈窄，思維也變得閉塞。我們以為守著法治和程序公義便是社會走向通達繁榮之正途，殊不知，法治與程序對擁有資本的有錢人，及守護有錢人的政府愈來愈傾斜；它們也愈來愈離開低層市民更遠。當法與理都淪為既得利益者進行剝削的工具，因而失去了法與理是需要不斷完善以服務人民，使大眾都活於公平公正的生活時，人民難免會感到疲累，且是十分疲累。
黎先生被抬離農田那一刻，意覺到政府管治系統嚴重失靈。那一刻，我們也應看到自己正被排擠到這城市的歷史書寫之外。我們從小學的教科書中，讀到許多竄改歷史的內容。那些諸如香港地少人多，殖民政府在石硤尾大火後大力改善市民的居住生活，新市鎮發展如何美善。一切的鴻圖大計豐功偉績均淹沒了低下階層被犧牲的歷史。我們的莘莘學子一直在課本上學習到的，都是一部不民主不文明的歷史，一段背負罪孽只說「光明」的發展史。其中，處處也隱藏了行政的暴力。如此的歷史書寫，骨子裏分享著那種不鎮壓八九‧六四便沒有今天的中國的謊言邏輯。
三、
今天的香港噪動不安，其源頭不是我們發現了那些一直處於低層的農民、勞動階級甚至無家者的存在，而是有不少中產階層驚覺在發展主義走到瘋癲時，資本家與政權居然也會找他們來開刀。中產階層也開始從滴漏理論中看到，從資本家漏下來的餅碎一天比一天少。近年所謂的公民意識抬頭，或多或少與這種自救意識的出現有關。我們不時聽到有人說，對今天的香港感到很陌生。其陌生感說白了，只不過是我們已到達某種決斷時刻，要跟某種狼狽為奸的社會潛規則進一步結盟或分手的反應而已。有趣的是，中產階層常言道的覺醒，竟也找上了服務勞動階層與無家者作為他們處於過去秩序將盡時的具體反映。我在等待這許許多多中產階層（及偽中產階層）大聲及實在地宣告，他們也是無家者的一天來臨。因為如此這般，我們才看到人民真箇的醒覺發生。我們都是社會的低層，我們都是人民。這可能是對人作為人的最根本的認知，也是最公平最原始的自覺。抗拒被定義的外框，重拾自我發聲的權利，我們才可以說出香港人是怎樣，農民是怎樣，人民是怎樣。
當中產感到香港不再依然，幸福也漸次離他而去的時候，被隱沒於生活視覺下只求三餐一宿的低層人民，他們面臨的是更大的困難。一方面，他們發覺那虛假的法治原來不甚正義；另方面，他們亦看到操盤者粉墨登場，赤裸裸地連最後一片遮醜布也掀開。黎先生說，經過這一天，他對政府完全死心，對警察保護市民也徹底失望；但他感謝各支援者的關心幫忙。這一刻，我聽到有支援者說，這不只是黎先生一個家庭的事，也是大家的事，是社會的事。亦有人緊接著說，我們反倒要多謝黎先生，藉著此事，他了解更多，感受更深。
四、
早前有大陸高鐵工程地段發現極高價值的歷史遺址，但國內當局沒有因此而改變走線，只督責考古人員在限定時間內儘量挖掘。這樣的情況，在香港高鐵行經的石崗舊菜園村地段也同樣出現。這次據聞是發現了宋代遺址。奈何，考古報告早在兩年前已得悉此事，但卻在兩年後的今天才公諸於世。我們不禁慨嘆，為了一條鐵路，香港政府可以去到這麼盡，背負了違反一般常識程序的處事模式也在所不計。
五年多前的一條高鐵工程強行上馬，埋葬了一段五六十年經營已久的散村生活，埋葬了市民要求監管公共財政開支的權利，埋葬了市民對政制不公的革新要求。當下我們若重新進行歷史挖掘，我們或許從所站的土地上，重新看到本土農業為我們解決食物自給率的契機，發現土地問題解決的出路，與及如何公平地生活在這地上的有機個體與社群。
註：昨天（4月4日）電力公司到場截斷黎先生農地的電力供應，拆走了灌溉的水管。這不單令被收土地範圍沒有供水，就連沒有被收、位於水平較高的土地，也因沒電而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