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歷史科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朱元璋把《水滸傳》作者施耐庵關進牢房，大臣劉伯溫是施的舊友，到獄中探訪施並告訴他：「你怎樣進來，便怎樣出去吧！」。施想了一會，便把《水滸傳》結尾改為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於是，施馬上重獲自由。
這其實只是民間傳說，並無歷史憑據。我這位老師像個說書人，把許多歷史人物與事件，混在民間傳說與武俠小說之中，學生如我聽得如痴如醉。事後想起，他沒有怎麼教歷史，卻在沉悶的教室裡延續了宋代以來的民間說書傳統。
也許因為他，令我把歷史當作故事，小說更只是說書的話本。這有點貶低了現代小說家地位，因為有人認為，他們就是知識份子，跟樹下說書先生不能同日而語。我其實也無異議，但直覺上還是認為他們與古代的說書人近一點，包括剛拿了諾貝爾獎的莫言。
莫言的故事，我讀了超過二十年，帶給我許多對中國大陸社會歷史的想像，享受其中的趣味。可是，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他是否夠資格獲諾貝爾獎？環繞著他該不該獲獎，以至對他領獎所說的話的評價，有各著各種爭辯詰難。我個人認為，這些是非，才是令莫言獲獎一事成為2012年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大事的因素，也令我重新思考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定位。
稱莫言為說書人，其實也不怎麼妥當。說書傳統已失，莫言不是坐在樹下的說書先生，而是一年可以收到超過兩千萬人民幣版稅的作家，是作協的副主席。但是，視他為現代知識份子，爭議恐怕更大。正如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 ）在《立法者與詮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一書中所說，芸芸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裡，只有一個共性，就是自我定義。我們又該不該把自己定義的崇高標準，套在莫言身上，以至對他的言行作出指責？
當然，許多人也認為應該。這方面較完整的批評，可參考林培瑞（Perry Link）在《紐約書評》的＜這個作者有資格拿諾貝爾獎嗎？＞。林培瑞長年關心中國異見份子，早年編過劉賓雁的文集，十多年前譯過《天安門文件》，今年剛出版了劉曉波的英譯文集，他對莫言的不滿完全可以預計。從文學語言及美學角度出發的，有孫笑冬（Anna Sun）的＜莫言的「染病語言」＞，亦寫得相當辛辣。
雖然莫言在獲獎初期表達了少許支持劉曉波的委婉之聲，但觀乎他在瑞典的表現，實在比他小說中任何一位窩囊男人更窩囊。他和應大陸官方說法，對中共的唯一反抗，可能只有「忘記」帶備講稿的小動作。對莫言的憤恨，自然跟劉曉波兩年前獲諾貝爾和平獎有關，林培瑞在這點上很坦白，他與劉霞一樣，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太荒謬了。兩年前，中國政府剛把劉曉波判刑十一年不久，卻收到劉獲和平獎的消息，除了憤而大罵西方「干涉內政」，國內封鎖消息，把劉的妻子劉霞軟禁。民間的支持者除了繼續抗議，便只能「飯醉」慶祝。如今，中國政府卻為莫言大肆慶祝，大力吹捧。
我其實不怎麼關心諾獎本身，諾獎充其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中共愛慕兼嫉妒西方榮譽的醜相，也照出中國知識份子的艱難處境。期望諾獎得主是值得我們崇敬的公共知識份子，是人之常情，事實上，絕大部份得主又的確代表了不服於現世權威的道德及美學信念。劉曉波肯定是，但不為中共所容，用鮑曼的話，劉儼如民間立法者，為眾生指出普世的理想方向。莫言不是，他的故事寫得再精彩，如何對中共嘲諷，也走不出施耐庵的困境。
用公共知識份子來作標準，莫言肯定是不合格的。莫言獲獎前不久，參加了手抄毛澤東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其實已足以證明了。嘗試為莫言辯護的學者羅福林（Charles Laughlin）也承認了以上事實，可是，他還特別寫了＜莫言的批評者們錯在何處＞一文，回應林培瑞與孫笑冬等的批評。他認為，不能只看到體制外的異見者的悲壯，也要肯定或起碼理解體制內知識人的文化創作意義。這我倒是同意的，不過，我想把羅福林的想法再推一步：要理解莫言，便要把他放回到說書人的處境中去看。
讀過莫言小說的人，即使不喜歡，也會注意到他小說的故事，充滿了「我」與家族鄉里在共產中國大歷史中的小故事，是十分典型的「國家寓言」。例如，早期的《紅高粱家族》有我奶奶，最近期《蛙》的我姑姑。故事人物往往包含著國家及黨賦予的歷史任務及角色，卻又有著個人自身的渴望、情慾與個性，溢出前者設下的框框。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可是，她不受禮教束縛的情慾與個性，使故事又不太像官方敘事。而《蛙》裡的我姑姑，保留了幾分我奶奶的狂野之餘，是新中國一位鄉村醫生，這個角色設定也太白了。她愛國愛黨，為大量新中國嬰兒接生，卻又要執行國家在1960年代中之後的計劃生育，迫害不少村民，自己在文革也被迫害，她的人生與信念遭受重重的矛盾與煎熬。這樣的故事，肯定不是黨八股文學，是文化反抗嗎？我也不敢肯定。至於是否如黃秋生所言的「變態、扭曲、極端的性壓抑」？我則覺得太簡化了。
孫笑冬認為，莫言的語言內裡「混雜著農村方言、老一套的社會主義修辭和文學上的矯揉造作」，既平庸又缺乏美學信念（conviction）。孫的批評，同樣是建立在一種立法者式的知識份子的標準上，即要求超脫主導權威的美學政治。的確正如孫所說，莫言是在「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人間中講故事，欠缺偉大的視野。我最近剛好讀他的《蛙》，內裡有一段令人不禁莞爾：1979年農村生活好起來，一位農民覺得，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要感謝華國鋒主席，他接著又說：「我看得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是主動死了，一切還是照舊呢。」
這是犬儒主義？還是綿裡藏針？許子東教授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短評，名為＜莫言獲獎的”幸運號碼”＞，相當能點出了莫言的處境。如今中國創作及思想自由多了（出名如莫言者版稅也多了），但「行為」與「影響」還是被管得很嚴，包括出版或改編電影電視劇。小說家洋洋灑灑十數萬字，在這個講求速度與感官的流行文化年代，影響很有限，很多人還不知莫言是何許人呢！而且，莫言與官大人大概也都懂分寸，只要不改編成電影便比較好辦。莫言其實有點像鮑曼所說的後現代知識份子，是受困或依仗於「地方傳統」的詮釋者，難登普世的大雅之堂。他的地方傳統很有中國特色，有點像《水滸傳》，但可能更受管束，他活在一個由官方限定，破碎又不完全馴服的庶民想像。
所以，諾貝爾獎可能不是評議莫言的最好場合。據說，他的＜透明的紅蘿卜＞將來被編入中學教材，讀過的人應該也會很期待，這個說書話本，老師及學生在教室與教材裡會如何讀它？
羅福林＜莫言的批評者錯在何處？＞《紐約時報》中文網
Perry Link.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na Sun.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文章刊於《明報》論壇版，2012.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