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科學與哲學的分家
現代科學興起至今四百多年，初期曾對西方哲學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並成為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泉源。不幸的是，自十九世紀以降，隨著科學（最初稱為「自然哲學」）與哲學各自不斷專門化，兩者迅速分家，而且越走越遠。
就科學家來說，在進行研究時引入哲學的考慮無疑進行事業上的自殺。一些喜愛哲思的科學家，都只能在成名以後，以一種業餘的姿態來進行這方面的探究。就哲學家來說，對科學有興趣的可選擇研究「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這門專科，否則他們可以完全不理會「形而下」的科學知識，而專心追求哲學世界中的「形而上」的真理。
科學與哲學的割裂與疏離固然有著複雜的成因。但筆者更為關心的，是這一現象導至的後果。直截地說，筆者認為現代文明在精神上的紛亂和失落，很大程度上是這一現象的結果。
要為現代文明尋找出路，我們必須致力建立一套把科學和哲學融通的思想。這種思想我稱之為「科學人文主義」。
從「科、玄論戰」到後現代批判
科學的驕人成就產生了兩股相反的思潮，一方面是科學祟拜和科學萬能論，最後發展成唯科學主義 (scientism) ，認為凡是無法納入科學研究範圍的事物，都是毫無意義和不值一顧的。
另一股思潮則認為，浮士德把靈魂賣給魔鬼以換取知識，正是人類沉迷科學的最佳寫照。這股思潮的矛頭不單針對科學，更直指科學的基礎——理性本身。從尼采、胡塞爾到海德格爾、薩特爾等形形色色的存在主義哲學，都是對科學和理性的一股巨大反動。
在西方，擁護科學的人和質疑甚至反對科學的人，早於十九世紀便已各有各說而互不對話。反倒在中國，因為現代科學相對地說是個遲來者，故此在民國初年，兩股思潮的碰撞併發出了火花。
共和國成立之初，宣揚科學最力的首推任鴻隽。他於1915年1月創辦了《科學》這本雜誌並出任它的編輯，先後發表了《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科學精神論》、《科學與近世文明》等多篇重要的文章（註一）。其後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並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是將任氏宣揚科學的開拓性工作進一步發揚。
然而，即使在新文化，新思維的浪潮下，也並非所有有識之士皆認同任鴻隽等人的觀點。在五四運動之後不久，學術界即爆發了著名的「科、玄論戰」。
這場大論戰的重點，是科學的探究與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取向是否相干。進一步說，是科學能否提供一種人生哲學，從而協助我們建立一個更開明和協調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以丁文江為首的一方，對上述問題皆作出了肯定的答案。相反，以張君勵為首的一方，則認為科學只是人類物質文明的成就，對人類精神文明中以「心性道德」為主的追求亳不相干。
這場論戰為期數載，參與的著名學者逾二十人（包括吳稚暉、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發表的文字達三十萬之多，要詳細介紹自非本文所能勝任。（註二）然而，筆者欲在此提出幾點有關的思考。
首先，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論戰的內容（例如分析「心」與「物」的關係，或是「實然」與「應然」（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係等）誠然深度不足，更談不上有甚麼突破，但從論戰的主題、視野和高度來看，卻是科學與哲學一次意義重大的對話。即使在西方，具有這種高度的對話至今仍未有所見。
此外，幾乎所有研究這場論戰的學者，都會把它當作為一樁歷史事件，或至多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里程來研究。至於論戰的結果，他們都傾向認為是擁護科學的陣營獲勝。
筆者對這兩點都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談第二點。我認為這場論戰沒有勝方，甚至可以說兩者都是負方。這是因為論戰過後，科學與哲學進一步的疏離。如果硬說是科學的勝利，那麼這是一次空洞的勝利。這是因為在文化的層面而言，人們對科學是「敬（尊敬與敬懼兼而有之）而遠之」，最後是把科學與文化對立起來。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科學與文化的割裂和對立，促使英國學者史諾 (C.P. Snow) 發表了著名的「兩個文化 (The Two Cultures) 」的觀點。他沉痛地指出，「科學的文化」與「人文的文化」之間的漠視、輕視、蔑視甚至敵視，已成為現代文明一種不容忽視的病態。（註三）
就筆者看，過去數十年來，雖然有過一些有心人致力將兩個文化彌合（註四），但真正的成效甚微。也就是說，無論是我國於八十年前的「科、玄論戰」，還是環繞著「兩個文化」的激烈爭議，至今未有獲得解決。因此，爭議的內容不單具有歷史意義，而且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事實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反科學的浪潮此起彼落。繼承存在主義哲學的，是聲勢更為浩大的後現代思潮。基於福柯、李歐塔、珈達瑪和德列達等人對理性的批判，拉托爾 (Bruno Latour) 和夏平 (Steven Shapin) 等人對現代科學展開了後現代的批判 (the post-modern critique of science) 。（註五）科學界對此最先是感到難以置信，然後是感到極度憤怒，一部分人更奮起還擊。一場新的論戰又再展開。（註六）
踏進廿一世紀，這場被稱為 Science War 的論戰已接迎尾聲。但問題是，猶如以往的論戰一樣，這次論戰所產生的熱，仍然遠遠超過我們所願見到的光。
令人更為不安的一點是，存在主義雖然對科學理性採取否定的態度，但它亦嘗試（鼓吹虛無主義的流派除外）樹立一套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可說有「破」亦有「立」。反觀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理性的顛覆是不遺餘力，可是在人生觀與世界觀方面卻建樹不多，可說是破多而立少。這無疑為世紀之交的現代文明敲響了警鐘。
（待續）
註釋
註一： 任鴻隽最主要的文章，現已收錄於由樊洪業、張久春選編的文集《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隽文存》之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註二： 詳情可參閱由郭穎頤著，由雷頤翻譯並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1989）。英文原著乃由耶魯大學於1965出版。
註三： C.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註四： 較突出的兩個例子，是布羅諾斯基 (Jacob Bronowski) 主持的電視片集 The Ascent of Man （1973）以及天文學家卡爾．薩根 (Carl Sagan) 所主持的電視片集 Cosmos （1980）。遺憾的是，人文學者只把它們當作「通俗科學」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註五： 前者的經典著作為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法文原版乃於1985年出版)，而後者的經典著作，乃與 Simon Schaffer 合著的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註六： 在科學家的反擊中，兩本較有份量的著作是 Paul R.Gross 與 Norman Levitt 合著的 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由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合著的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 (New York: Picador, 1998; 法文原著於1997年出版 ) 。後者的作者 Alan Sokal 是著名的「 Sokal 惡作劇」的主人翁。他於1996年模仿後現代學者的風格寫了一篇荒旦空洞的批判現代科學的文章，並投稿至一份標榜後現代思潮的 Social Text 期刊，最後竟然被接納為一篇嚴肅的學術論文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