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育學論綱(九)教育體系及規訓權力的技術
這裡會和之前論綱所提的有重複之處，然而規訓權力作為教育制度的表現，是應該加以重視的。
曾榮光再提出社群文化的既念，傳統的社會身份被視為一種賦予(a given)及出生於(born in)的地位，例如出身於貴族的人和同樣是貴族的人取得認同，而中世紀的技藝公會中賦予的身份，以致遵守在發明上的限制，工藝技術的保密的社群認同。(Beck ,1992; Bauman,2000 ; Robert Kurz, 1998)。但是在工業革命，
城市化所帶來的「脫離農村/土地/社群，宗族，家族世襲名位」的狀況下，他們在城市中，居住在一個圍繞陌生人的新環境中，他們就要被迫在放棄他們出身的從屬地位而謀生，並且找尋社會中的位置，他們的身份就成為了依靠個人的「工作表現及倫理」而形成的身份認同，而他們身處的資本制度就是社會位置中的「市場位置」(market positions)，而在工業化社會對於分工的要求下，就產生了一個人的職業層序及地位。
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又必須經歷另一種的「再鑲嵌」的過程，這就是教育或學歷的成就。在脫離承襲地位，又再鑲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個人就通過其「學歷」及「工作」表現，而取得資本主義社會位置及地位。
因為工業化及農村社群的式微，商品市場的規訓及標準成為了人們依賴生存的，不能不去遵循的習成方式。曾榮光提出我們現在只強調商品市場的優質標準（criteria)，全部滿足市場界的要求，於是便墮入商品市場的優質學校教育。 這些教育商品化後的自評計畫、質素保證，以至商界的一種核數文化（auditing culture）在教育制度中氾濫，只會造成教育界互不信任和互相踐踏的惡性競爭。香港教育界現在需要的是發展一種建基於相互信任和協作的專業社群文化，來與以抗衡。
特區政府的教育質素管理表面上是一種權力下放的管理模式(goverence of decentralization)，甚至被宣傳為學校有自主，可以自決，政府分權(delegation of power)以至賦權(empowerment)的教育政策。然而，下放卻使「自主的」學校緊靠工業的規訓，或是立出來的，對於學校，學生/勞動後備軍的應徵標準。
在實際操作上，這種「標準化 / 常模化 / 審查及考核 / 層級化 / 獎勵及懲治」的操作，正是傅柯所分析的規訓權力的運作程序。這種在19世紀開始，隨著工業化及城市增長的各種規訓制度，由醫療制度，精神病院，教育制度，監獄懲教制度，國家制度以致經濟制度的建構及確立，現代社會中就出現一種新的規訓制度 : 可稱之為「規訓權力的技術」(technology of discipline power)(Foucault, 1977)。這是相對於葦伯(weber,1968)所界定的神召權力(charismatic power)，傳統/封建權力(traditional power)，及法規/理性或科層官僚權力(legal-rational or bureaucratic power)，在規訓權力的技術中，受眾不再需要為其服從與權力找尋認受性(民主成份)，或合理的基礎(legitimation bases)，受眾顯得無得無能為力。以至無所遁形地受著規訓權力的操控及監視。19世紀的功利主義者構想過一種「全視景監獄」(panopticon)。傅柯則引用「全視景監獄」的概念作為對規訓社會的隱喻，他提出現代社會建立了一種按照等級劃分的監督體系，在這種體系下，藉由監督人民就可獲得真正的控制權。不論什麼人，「全視景監獄」體系都賦予他們同樣的監視權和控制權。換句話說，任何人都能利用這個體系獲得權力。傅柯則認為監控者與被監控者間的權力關係是非對稱性的，他解釋如下：
「這是一項重要的機制，因為這使得權力自動化、去個性化。權力有其運行
規則，這種規則在個體上運作的功效，比不上在身體、外表、光亮、注視
的共同作用下，也比不上在內部機制使人規訓的佈局中。」
因此，這種機制通過其設計自動運行，發揮監督、規訓手段等實際功能。Lyon 此後擴展了 Foucault 的概念，並起了另一個稱呼為「後全視景監獄」，表示從 Foucault 式的「規訓型」社會轉變為「控制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社會生活的生產被全球的關係控制，因為監督行為浸透在運輸、經濟生產和消費各個環節，而網路空間裡的全景式資料監督所具有的不可見性既被用來監控個人生活，也被用來進行政治監督。
「後全視景監獄」的自評，不單像被獄警監視，而是學校間互相監視著對方。同區學校會否監視著對方的網頁，看對方如何符合那8條，或將來的23條呢？那時沒有學校能不服從，因為不是由大哥（big brother） 監視著你，而是學校互相檢視。比之更進一步的，隨著自評發展到互聯網，互相監控又會進一步會變為網上監控（cybernopticon）。最後，自評就不再是一種外在的規訓權力，而更進一步成為一種自我招認的告解室式的權力（confessional power）。
曾榮光提出我們現在只強調商品市場的優質標準（criteria)，全部滿足市場界的要求，於是便墮入商品市場的優質學校教育。 這些教育商品化後的自評計畫、質素保證，以至商界的一種核數文化（auditing culture）在教育制度中氾濫，只會造成教育界互不信任和互相踐踏的惡性競爭。香港教育界現在需要的是發展一種建基於相互信任和協作的專業社群文化，來與以抗衡。
人類的痛苦幾乎是 :我們就是這樣生活，視不合理性及感覺的不安是理所當然的實然操作。然後在社會規訓再生產的過程中犬儒到底地，不思想及質疑，這些不理性及反人類發展的意義，反而落入合乎邏輯的一個又一個閉封系統及神學信仰系統的神話之中，不能自拔，甚至是愚蠢地覺得引以為豪，粗暴地加諸於別人身上。然後就迫使我們落入勞役終生的無盡痛苦的深淵當中，成為永恆的，被殘暴對待的奴隸。
任何考試之類的篩選制度，無論以什麼形式改變，如何呈現，最終也是為著這個資產階層，勞動異化市場，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及資本主義金權經濟制度服務。教育制度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人們，在分數評量，考核試卷形式，學習既有內容，在設計好的考試方式，競爭有限的學位，然後再分配在高低不同「層次/聲望」的大學，而因為不同大學的「層次/聲望」，決定了在競爭有限的職位時，能否得到職位的處遇，如果不能就業，就沒有「工作倫理」，將無以維生。
學生就是赤裸裸的被剝削階層，學生只是作為勞動市場的產業後備軍，最終，投入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勞動市場的定價，勞動形式的異化，及對人自身價值辨認的徹底喪失之中。當中。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暴力機器，透過控制教育制度，考試範式，學校的管理方法(同時在學術上建立哈貝馬斯式的「知識建構的旨趣」(knowledge constitutive interest) )，學習的階段及級別，控制勞動力的供應，配合市場的需求。這樣，才是最歪曲教育，最不把學生當是人的問題根源。
摘自《香港的量產學習？》，寫到 :
「香港是一個將成功量化的地方，社會會以薪金高低來量度一個人的成就，企業會以營業額增長率來識別公司的業績，坊間的補習社會以學生奪了多少個A來作為宣傳手段。在一個量化計算的社會中，教育也悲哀地被量化了。」最大的問題是，在我們亳不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個別性，以社會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名義，讓他們由入幼稚園開始就已經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異化戰爭。
Alan Eisenstock 就為此寫了一本書 : 《The Kindergarten Wars》。裡面作者分享了讓自己子女入讀名牌幼稚園，而且他親自跟蹤數個家庭，作類似人類誌式的調查，從他們第一次參觀學校直到他們打開錄取通知。他采訪了那些指導過家長和孩子的錄取主管、學校領導、教師、教育顧問以及幼兒園老師。 ，他提出了各種尖銳的問題︰私立學校錄取主管們如何決定錄取對象？在一個正致力于創造的社會里，是否只有富人才能獲得最為優秀的教育？同時埃森斯托克就五十 萬美元問題咨詢了常春藤聯盟的學生、他們的家長以及他們的錄取顧問︰你所上的幼兒園是否最終幫助你進入了一所頂級名牌大學？
極其悲哀的是，這一切人們不惜一切代價為榮譽追求，而戰爭到你死我活的故事，他們的榮譽是在私立學校幼兒園里的一個位置開始，然後就是上名牌中小學，最終是否可以令進入了一所頂級名牌大學，得到類似高盛公司的「好職位」。或是一個出身於黑人工人家庭，進入不了這種「優越程序」，可能連大學都進不了，就像Barbara ehrenreich的自傳《Nickel and Dimed》一樣，在親自經驗了低層民眾的生活後，做過一切低層民眾的「社會地位低」的工作 : 超市員工，餐廳待應，清潔工人，旅館工人等。之後，她了解到「一切樂觀主義，努力向上流動的期盼，都因為工作的強烈的壓迫，高壓管理，一日得到交房租及食物的不到的六美金，而感到迷茫，痛苦，和無以復加的絕望」。
「考試肥佬也是一個選擇」的反命題，事實上是以學生自己的辛苦程度作比較，但正正學生在這種重重異化的制度下，無法讓自己自主。就是說從資本主義結構的教育及規訓之中解放出來。重提小學沒有選擇，要走升上去「制度教育的路」，如此內鬥，最終得益的還是體制，無法消解小學生正在承受的痛苦與壓力，也沒有提供任何其他教育形式的可能性。例如我們有「鄉師自然學校」，為什麼難以成為一個教育的可能性?為何只有中產才可付4000多元的價錢入讀，為什麼建制不給予資助?為什麼教育不是John Tayor Gatto的教育，就是在家教育的方式。(John Tayor Gatto是《Weapons of mass instruction : a schoolteacher's journey through the dark world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