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上層精英正在回應歐元區域的壓力時，齊奧塞斯庫的極權精神正在獲得新的生命
在他倒台以前其中一個最後的訪問中，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被一個西方的記者質問他為何禁止國民出境，尤其是當憲法是承諾這項權利。他的答案是最佳的史太林式的詭辯傳統：「對的，憲法承諾了自由行動的權利，但是它同時承諾了市民一個安全、繁榮的家園。因此我們有了一個不同權利之間潛在的衝突：如果羅馬尼亞的市民可以自由離開國家，他們國家的繁榮就受到威脅。在這個衝突之間，我們總要作出一個決定，而擁有一個繁榮、安全的家園是清晰地更為優先的…」
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亞，似乎這同一種精神是活著且活得很好。上月，憲法法院宣佈在有關成立「壞銀行」和國家儲蓄的法案上，公投是一個違憲的選擇——而這相等於禁止公眾在這事項上的選擇權。這個公投是由貿易工會所提出，因為他們質疑政府新自由主義式的政治，而他們的這公投的動議已經獲得法制上足夠的署名所支持。
「壞銀行」這個概念就是一間收購主要銀行的壞帳的銀行，而這些壞帳就由國家出資收購（即納稅人的金錢），因此禁止了任何有關壞帳的來源或責任的認真質詢。這項法案已經被辯論了多月，但不單是公眾難以接受，而金融界的專家都反對。因此為何要禁止公投？在2011年，當希臘的喬治‧帕潘德里歐的政府提出了在緊縮政策（大幅收窄公共開資）的議案上公投，縱使在布魯塞爾的歐盟政客極力反對，但是當時也沒有人敢直接禁止它。
根據斯洛文尼亞的憲法法院的說法，公投會洐生「不符合憲法的後果」。怎樣說呢？法院承認公投的權利，但是聲稱它的實行會危及其他憲法中的價值，而在經濟危機中它們是應獲得優先考慮：國家機構的有效運作，尤其是創造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這些條件保障了人權的實施，尤其是社會保障的權利和經濟的自由主動權。
簡單來說，在評定公投的後果時，法院是單單地接受了一個前設，就是假若我們不順應國際金融體制的命令（或達到它們的期望），這會引致一場政治和經濟的危機，而因此公投是違憲的。更直率地說：因為服從這些命令是保存憲法秩序的條件，它們是比憲法以及國家自主自身（eo ipso）更為優先。
斯洛文尼亞可能是一個小國家，但是這個決定卻是一個全球趨勢的徵兆，這就向我們呈現了民主的界限。這個概念就是：在今天的複雜經濟局面中，大眾是沒有資格去決定重要的議案——他們不理解他們所要求的會最終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一種邏輯不是新的。在幾年前的一個電視訪問中，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把這種對民主的愈來愈強烈的質疑聯繫到另一個事實：就是每一次革命性改變以後，社會的繁榮總是要走過一條「眼淚的河流」。他舉例指出在東歐社會主義崩潰後，人們無法直接通往市場經濟的成功：一些主要的社會保障政策必要被廢除，而這些「第一步」是必要地痛苦的。而這在西歐也一樣，從戰後的社會福利政府走到新的全球經濟之間的道路也是包括很多痛苦的捨棄：更小的社會保障。對達倫多夫來說，整個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條「眼淚的河流」比選舉之間的年份要長，因此，為了短暫選舉中的收益，經常會有一種巨大的誘惑去拖延眼前艱辛的改變。
對達倫多夫來說，他的這個分析社會的樣式令大部分後共產主義國家失望了：當這些國家服從了民主制度的命令，20年後，他們的經濟成果依然沒有改善。在那輝煌的1989年，這些國家以為民主體制就是等同西方消費主義社會的物質充裕；20年後，他們仍然看不見這些充裕，而他們開始指責民主本身。
不幸地，達倫多夫沒有關注到另一個相反方向的誘惑：如果大眾抗拒經濟體系之中必要的結構性改變，那麼，邏輯的推論會不會是，十年以後，上層精英就有必要奪取政權（縱使透過非民主手段）去推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從而建造一個真正穩定民主社會的基礎呢？
就這一個邏輯，記者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指出只有經濟上已發展的國家才可真正趕上民主體制。如果正在發展的國家是「不成熟地被注入民主體制」，結果只會是一種民粹主義，最終只會帶來經濟危機或政治的專制主義——難怪今天經濟上最成功的國家（台灣，南韓，智利）都只是在一段獨裁管治以後才接受民主體制。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一邏輯會不會為中國的獨裁管治提供了最佳的論證？
今天新的局面是，在2008年的危機以後，同一種對民主的質疑——從前只是在約束在第三世界或後共產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已發展的西方國家中抬頭：十年或二十年前那些傲慢的教誨現在正指向我們自己。
我們至少可以說的是，這場危機證明了除了大眾之外，專家們也不知自己在做甚麼。在西歐，我們事實上正目擊上層管治精英愈來愈無能為力——他們愈來愈不知道如何管治。看看歐盟如何處理希臘的債務危機：一邊施壓要求希臘還款，一邊強加緊縮政策去破壞他的經濟，而最終肯定了希臘永遠不會還款。
在上年的十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版的研究指出了緊縮政策的經濟損害可能是以往估計的三倍，因此推翻了他先前對緊縮政策的說法。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數以十萬計的人被解聘之後，才承認了強迫希臘或其他負債國家去迅速減低赤字是適得其反的做法。
而在這其中包括了那些在歐洲「非理性」的民眾抗議背後的真正訊息：抗議者很清楚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不假裝有任何快速和簡單的答案；但是他們的直覺告訴他們的東西卻仍然是真的——上層精英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一切。在今天的歐洲，盲人帶著盲人走。
英國衛報 2013年1月16日下午6時22分 GMT，作者：齊澤克，譯者：黃杰＠齊澤克學會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3/jan/16/west-crisis-democrac...